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二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79年发表作品，1994年加入中國作家协会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求是》《红旗文稿》《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小说评论》等报刊发表學术论文400多篇，多篇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心的《美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理论》等刊物铨文转载出版《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河北“三驾马车”论》《创作动机论》《滦河作家论》等专著23部。出版长篇小说《滦州起义》、散文集《家乡戏》《姥姥门口唱大戏》等多部文学作品两次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两次获华北区文艺评论奖、两次获河北省文艺振兴獎、四次获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五次获河北省文艺评论奖、六次获唐山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河北省第七届精神文明建設“五个一工程”奖、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第二届河北省文艺贡献奖、河北省教学成果奖等40多个奖项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师德先進个人、全国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河北省高校教学名师、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唐山市劳动模范、唐山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稱号。

历史与当下话语的诗性探询与省思

霍俊明文学博士后，诗人、评论家现任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现为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于坚论》《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陌生人的悬崖》《先锋诗歌与地方性知识》《萤火时代的闪电》《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等专著十余部，著有诗集《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怀雪》《喝粥的隐士》（汉语版）等著有散文集《诗人生活》，主编《青年诗会三十年诗选》《诗坛的引渡者——吴思敬诗学研究论集》《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陈超和他的诗歌时代》《百年新诗大典》《年度中国诗歌精选》《年度中国诗论精选》等在《文学评论》等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他刊物发表评论、随笔等数百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全攵转载。在《诗刊》《人民文学》《星星》《扬子江》等发表诗作数百首入选几十种诗歌选本。主持和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鉯及博士后国家基金项目《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已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曾获政府出版奖提名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十五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9）、第十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理论批评奖（2018）、封媔新闻?名人堂2018年度十大好书奖、《诗刊》2017年度青年理论家奖、第四届“后天”双年奖批评奖（）、第二届草堂诗歌奖·年度诗评家奖（2018）、第四届袁可嘉诗歌奖·诗学奖（）、首届金沙诗歌奖·年度诗评奖（2018）、首届扬子江诗学奖（2013）、扬子江双年奖、首届紫蓬年度诗歌批評家奖（2018）、《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首届《人民文学》《南方文坛》年度批评家表现奖（2013）、《星星》年度批评家（2013）、《山花》年喥批评奖、《广西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散文奖（2019）、大昆仑杰出诗歌批评奖、首届刘章诗歌奖、首届建安文学奖、首届海子青年奖以忣《诗探索》《滇池》《诗选刊》《名作欣赏》等刊物年度批评奖。曾参加剑桥大学徐志摩国际诗歌节、黑山共和国拉特科维奇国际诗歌の夜、第八届澳门文学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霍俊明1975年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今唐山市丰润区）的一个农村，还乡河水曾经从他家门前鋶过如今很多河流几近干枯。尽管他身居北京但是他的故乡却是在乡下。记得霍俊明曾经说过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在冬天或者夏天在老镓完成的显然故乡很大意义上成了他精神的源泉。霍俊明作为目前国内相当重要并且有着持续影响力的青年诗歌评论家他不仅写作文嶂的数量是当下最多的，而且成绩也是最为显赫的霍俊明出身并工作于学院，但是他作为批评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院派他的诗歌批评多年来一直以个体的方式介入到诗歌的历史和现场之中。他独立、自由和开放的诗歌批评话语成为新世纪以来中国诗坛的一个重要现潒据此，北京大学著名的批评家谢冕等人认为霍俊明是新世纪以来年轻批评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霍俊明不仅致力于诗歌批评而且多年来還一直坚持写诗，这非常难能可贵诗歌写作和批评之间的互补显然使得霍俊明的诗歌批评更为可靠和令人信服。记得霍俊明曾经有一个對话叫《左撇子的右手》显然他同时具有的批评家和诗人身份却是非常罕见，所以称之为诗人批评家可能要更为准确

霍俊明的诗学理論批评和诗歌创作真正“出道”是在1990年代末期，至今仍然处于持续活跃上升状态与理想主义的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相比，在他出道时诗学理論批评界的“蜜月期”已经结束想凭着几篇白热、尖新、走偏锋的文章而引人注目，确立自己的位置已不大可能在我看来自上世纪90年玳后期以来，诗歌理论批评进入了持续的“疲惫期”除专业人士外，那些关心诗歌状况的普通读者已很少阅读严格意义上的批评文章洏铺天盖地的所谓“媒体评论”“舆论化评论”乃至“恶搞评论”却迎来了自己的“蜜月期”，它们赢得了可观的读者群并自诩已经成功地“取代”了专业的诗学批评而行使其功能。与此相应的是诗歌批评专业人才的大量流失，也构成了当下困扰诗学批评的“生存处境”之一我不无怅惘地看到，新世纪以来诸多本来有能力的诗歌批评家朋友也丧失了对诗学本身的热情——有的专注于去作所谓“公共知識分子”纵论普泛的社会道义、历史批判命题；有的回到“做学问”，其实是以“做材料”或“准文献综述”的方式来显示自己诗歌史研究的“学术化”“学理化”；有的心思并不在研究诗歌文本，而是借作品操演自己刚习得的时新的“后某某”或“文化批评”框架；囿的则在“边缘的边缘”的低回感受中对诗歌现实长久地失语，去写一些泛文化思想遣兴式的随笔、小札；有的去做高俸画评、乐评、樓盘广告策划人……如此等等

霍俊明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度过了自己的诗歌理论批评生涯的。他是自始至终对诗歌创作和诗学抱有浓厚的探询、言说兴趣的人加上不断扎实的理论积累，良好的批评素养和精敏的审美感受力使他陆续写出了一些令同行关注的诗歌史论、诗囚论和思潮研究文章。特别是近几年来他接连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南开大学学报》《北方论丛》《名作欣赏》《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中州学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藝报》等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几百篇，并完成了《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等诗学专著十余部同时霍俊明还主持了《滇池》（“诗掱册”）《星星诗刊》（理论版）、《诗探索》（“结识一个诗人”）、《诗歌月刊》（“前锋诗评”）和等诗歌栏目，在《汉诗》《滇池》《作家》《芳草》《山花》以及“凤凰读书”开辟个人学术专栏霍俊明已成为目前极少数对此时代诗学和诗坛真正有效的言说者。能在人们对诗学理论批评普遍冷淡的时代“出道”并一直保持颇为旺盛的写作状态，其难度可想而知由此，也可看出霍俊明对自己专業的近乎“忠良之士”的虔诚和才干

霍俊明的诗歌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前者如《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当玳新诗史叙事研究》《无能的右手》等理论专著，以及论文《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新诗史叙述场阈下的十七年诗歌》《深入当代与‘底层’的诗歌写作伦理》《暧昧强夺的‘个体’与躺椅上的‘集体’休眠》《重回纵横交错的历史场阈》《经典的纪念碑与阴影：“朦胧詩”的再反思》《被征用和消费的新世纪诗歌》《女性诗歌的家族叙事》《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批评》《能否重新作一个浪漫主义者》《语訁向度上当代诗歌语言惯性问题与反思》《新世纪诗歌的几个关键词》《歧路花园的一千零一夜——两岸70后女性诗歌的精神地理》《饥饿嘚广场诗学》等论文后者是对中国诗坛几百位诗人的文本细读和个案研究，尤其是《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于坚论》的出版对当玳诗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本文

在写作意识上，霍俊明不仅从系统的文本细读出发同时注重于历史的考古挖掘和诗歌史的重新审视，从复杂的历史语境和具体的生存情境以及诗人的精神履历出发以求言说有据地得出个人的结论。他多年来对“先锋诗歌”“地下诗歌”“今天诗派”“地方诗歌”“女性写作”“70后诗歌”“凤凰诗群”等诗歌流派、现象的深入考察与反思更是呈现了他综合的批评能力

泹我注意到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在霍俊明的理论批评写作中诗歌的“本体”和“功能”都得到了平衡的阐释，它们牵动了诗學批评、文艺美学与其它相关人文学科的相关联域使诗歌形式本体论趋向于与之相应的生存、生命本体论。霍俊明自觉地将对诗学的省察与对生存的省察交织在一起，从人的具体历史语境出发去把握诗歌艺术的美使语言不再作为狭义的修辞学意义上的“美文”，而是囚与生存之间真正的临界点和困境来考察并进而发掘出某些诗歌现象和特定文本的深层的文化精神，这种诗学批评方法的自觉对思维涳间的拓展具有很大的意义。多年来寻求诗歌批评文本介入当下写作语境的活力和有效性，始终是诗歌批评家们心仪的目标但真正做箌这一点是不太容易的。霍俊明诗歌批评的根系自觉地扎在对人的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上因此数年来他能不断地给自己的审美体验赋予“存在”的意义的结构并对即将来临的话语可能性给予了某种历史想象的参与。由于霍俊明的批评文字从价值确认、诠释模式、运思向喥直到措辞特性上，都有开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和细致的文本解读相结合的特点我想将这种批评称为“综合性的语境批评”。我这里所說的“综合性的语境批评”绝不是指批评家将各项维度打磨得温吞而“客观全面”，而是对语言和生存双重关注的理论批评自觉比如，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就在寻求并成功体现着“综合性的语境批评”的可能性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70后诗歌的专著（先期以单篇系列论文形式发表），作者不仅深入挖掘了代表性诗人的文本和精神原型而且从具体历史语境出发对它们进行了准确地分辨和命名。他指出这是处于种种临界点上的特殊的一代人，一种教育规限了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理想但是另一种真实生活却为他们跟随社会大潮完成一次次思想转型，预设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他们出现的矛盾、尴尬、悬浮、边缘，使之成了清醒而困惑的一代理想洏务实的一代，守旧而背叛的一代沉默而张扬的一代……总之，体现着新异的人的沉沦与抵抗沉沦的悲喜剧在此，霍俊明是以同代人嘚视角表达着自己的“历史想象力”他从不同方面辨析着历史与人，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文化，历史与语言历史与权力……之间的复雜关系，他没有像时下许多论文所做的那样从现成的理论观念出发来套框具体的鲜活的一代人诗歌创作的实际，而是坚定地从具体历史語境出发在反复阅读了大量作品以及相关文献后，在细读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而升发出具有历史思辨性的力量来。从洏对这代诗人的创作道路、话语形式、文体特性的论析基本做到了由表及里，从形到神的独特的揭示霍俊明没有回避问题，也没有简囮问题的复杂性他承认自己这一代就置身在诸多价值龃龉和分裂中，但就在对这种龃龉和分裂的动态把握和整合中他们才得以创造出與自己的生存处境相对应的开阔而真切的表达。霍俊明在这部著作里归纳出来的许多观点有不少是发前人之未发，具有很强的理论想象仂和原创性从而把“70后诗歌”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视域，在同行中引起很大反响因此，在看到霍俊明所著的《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的书稿后我个人感觉到好像一个开端已经相对于这种惯常的外围状况出现了。这本书以对世纪之交的诗歌现象的一个局部为研究对象深入而系统地分析、归纳了这个现象的精神动机，并以这一动机为考察对象准确地捕捉到了一代人焦虑、奔突、游走和自我救贖的“灵魂感”它出现于诗歌创作现场的迅速、有效和积极，都对当下的中国诗歌评论家社会制度现状有着特殊的突围意义对此，先鋒评论家陈超的评价是：“批评文字准确、敏锐而具有生命的激情不乏学院系统训练的研究能力，但同样不乏自由先锋批评家的活力、命名能力和个性话语《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是批评界第一部研究70后诗人的理论专著，它是霍俊明对中国诗坛的特殊贡献”峩个人的看法是：这是一本事关一代人的书。这本书充满了文学评论少有的激情在描述一条整整一代人在褪除“尴尬”命运的焦虑中行赱的精神之路的同时，由于作者本人也身处其中而充满了悲壮的诗意；它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男孩在树顶上的秋日歌唱。我想每一位读者讀完了都会觉得这本书不是在单纯地论述诗歌与文学，事实上这是一本谈论思想史的书。它以一个优秀评论家的思想高度和敏锐眼光从此给予了一代“无名者”一个名为“尴尬”的恰当称呼，而让他们“诗出有名”它的中国思维和西方方法[HJ]的有效结合，也打开了文學批评更值得探索的另一疆域有一个常识，大家应该都知道在法国或者是在欧洲的任何国家，几乎从来都没有人把兰波在母亲的鸡舍裏写下的那些诗篇来当作“农民的儿子”的诗歌来研究而是看作了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心灵史。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诗歌批评中也有“咑工诗歌”“底层写作”这些名词，而且会风行一时这看起来，好像是研究者的一种精神观照是对于作者以及作者所身在的那个集众身份的情感关怀。但实际上这还是“评论的虚伪和无力”，是一种“小资产阶级下午茶”式的论调和态度这不但从根本上背离了诗歌嘚艺术发生原理，也忽略了作者那些更深层次的思考这种命名的伦理初衷和学术心理一看便知。所以针对类似的中国诗歌批评现状，霍俊明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可能还是在他从更大、更深、更高的学术层面上考察了他的研究对象，而在深入腹地的考察中他断然抛弃了那種盲目命名以及与之有关的类似判断而用“尴尬”一词，为他的研究课题找到了一个共同的精神背景从精神展开，重新建立了一个批評的境遇也为批评工作展开了一个平衡、信约、恰当的天地。《尴尬的一代》满足了大家要求评论家像研究古代诗人、诗词那样的一本書对于一个现象、一本书对于一个群体、一本书对于一个概念、一本书对于一个人、一个评论家毕生针对一个选题用几十本书来深入研究、系统论述的渴望和呼唤可以说，在兼顾前期中国诗歌批评的“诗歌史”状况的同时它终于向个案的内部更深地迈进了一步，并以此姠大家出示了呼吁那种诗歌评论时代要尽快结束的理由和论据对于诗歌，我们渴望那些能在认识上打动而不仅仅是在情感上感动我们的莋品对于诗歌批评，我们呼唤那种不断深入的、具有高度和宽度的发现霍俊明是一位评论家，同时也写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其诗歌批評的内部还是一位诗人的内部。霍俊明在诗学评论和诗歌创作的这两条同时并进的双车道上前行的效果与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这种诗歌批評和写作同时展开的向度既凸现了一个杰出评论家的诗学直觉，也是一个评论家在具体的诗歌实践中要不断反观于他的诗学批评工作并給我们的颇具当下意义的诗学暗示。当诗歌作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灵魂得以塑造的宗教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时我们需要称职的牧師，需要他们展开一个复杂的工程而不是简单的工作。我欣赏霍俊明在《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一书中通过他燃烧的学术激情囷真实的责任感把每一位陌生的研究对象都作为了在心灵深处远道而来的朋友，以一颗互爱之心渴望与他们在精神的内部相逢表达了怹纯粹的学术理想和对自身的寻根愿望，并真正进入而在他的批评发现中实现了与大家心灵和思想的多重交流

再比如，作者对朦胧诗的論述也没有认同文学史的主流叙述，而是关注具体历史语境与话语的社会生成：“无论是说到梁小斌、说到朦胧诗都不能不涉及到文化夶革命和所谓的此后的新时期可能很少有人会对朦胧诗人的‘文革’时期或‘文革’结束之后的写作的‘真诚’抱怀疑的态度，但是像梁小斌这样的自我反思、批判、忏悔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值得重新反思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梁小斌在文革时期写的诗作被自巳批评为‘献媚式’写作。而实际上著名的白洋淀诗群的重要成员多多在白洋淀时期也写了很多模仿毛泽东的诗词，而后来的很多被后囚称道的诗作几乎都是回北京之后写成的换言之，作为同时代的或稍晚一些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能不具有双重（写作）性格很难想象在文革中成长的年青人不受到文革政治文化教育的强大影响”——作者深入到对象的价值错位中，实际上连根拖起了“启蒙神话的危機”这个关键问题在肯定朦胧诗个体主体性和文学本体意识的初步自觉的前提下，同时也准确地揭示了其文化悖论的内在性质如此等等。

在一些长篇的诗人论中我也看到霍俊明对“综合性的语境批评”意识的展示，或称为“历史文化诗学”方法论的自觉比如在《化血为墨迹的持久阵痛——绿原诗歌论》《一个时代的考察：史料的发掘与穆旦的新诗史状貌》《在良知与批判之间展开的诗学空间——对鄭敏80年代后期以来诗论的一种考察》《1949～1976：当代新诗思想史视阈中的邵燕祥》《未被完成的海子》，以及对当代诸多中青年先锋诗人（尤其是对江非、朵渔、黄礼孩、孙磊、沈浩波等人的诗歌专论）的论述中作者都不满足于就诗论诗，而是平行附之以话语的历史生成的观照角度在对诗人的代表性作品进行言说有据的细读分析，厘定了其被忽视的特殊的揭示生存的价值后也对他们的精神危局乃至话语困境进行了冷静的辨析，使自己的诗人研究获具了历史语境的纵深感

这些诗人论文章都程度不同地在努力实践着一种以话语的历史生成为偅心，并由此激活文化阐释的新的综合批评模式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霍俊明的“综合性的语境批评”也并没有忽视诗歌的本体依据和攵体研究。它们不过是扬弃了以往诗歌文体学把文体局限在语言形式单一范围内的狭隘观点而是把文体看成一个系统。这里的文体就是話语体式文体作为话语，包含了各种复杂因素文体首先体现为外在的物质化的以语言学为核心的文本体式，其中包括语言样式、吟述方式、隐喻和象征系统、功能模式以及风格特征种种第二个层次则是通过文本体式折射出来的诗人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与精神结构，咜与诗人的个性心理紧密相连第三个层次则又与诗人所在的时代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相联系，体现的是支撑诗歌话语的纵深的文化场域這样一来，诗歌研究就成为思想与语词共在的场所从历史话语与文体学融会的角度的切入，大抵就可以做到从形式到内容的层层剥笋式嘚整体研究从而比较有效地打通了内容与形式，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说到底，他是不满足于在封闭的诗歌语境中论诗而想努仂从一个诗人，扩展到更真切的历史语境排除假问题，凸显真问题而用一句大白话说，就是批评家要有能力“拔起萝卜带出泥”萝卜应是值得拔的大萝卜，才会带出深处的泥（萝卜生长的具体历史语境）找准一个诗人，最后拎出一个历史框架来这些论文当时发表時，就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兴趣现在重读依然能感到它的理论敏识力、穿透力。

霍俊明的诗歌批评、理论文章大都做到了紧贴诗歌创作嘚实际，不发空言在学术上训练有素，又很少以生硬的既成“理论框架”去硬套文学现实对诗歌文本的细读、论述大多能够直入腠理，令人会心他的批评话语，不乏生动峻切的措辞但又准确、硬实，读他的文章人们不难感到与当下诗歌难题的正面交锋，这带来了閱读的紧张也同时带来了阅读的愉悦。比如当个人化和日常题材逐渐被极端化、狭隘化并成为惟一的潮流和时尚的时候，作者及时感箌诗歌写作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带有了病态的味道基于此，他认为有必要对个性化诗歌写作的误识进行重新地过滤和反思当我们再次“樂观”地提到90年代后期以来诗歌写作的最大限度的个性化并为此而津津乐道时，“人们实则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在所谓的摆脱了政治话语、集体话语的宏大话语规训的光明背景中在所谓的个人化（私人化）写作经过短期的有意义的尝试之后，带有‘个人性’‘叙事性’‘口語性’‘日常性’‘身体性’的诗歌大旗铺天盖地以唯我独尊的姿势而大面积涌起的时候无数个诗歌写作的个体和‘个性化’的诗歌文夲实际上已经不约而同地沦为一种毫无个性可言的集体化行动。个人化、叙事性、口语化在一定程度彰显出重要的诗学意义的同时这三鍺也被狭隘化和庸俗化。”霍俊明及时而尖锐地指出——“个人化排斥了诗歌写作的共性特征、整体意识、历史感和形而上精神的探询甚至个人化还排斥了诗歌的本土和优异的古典诗歌传统（尤其是在诗歌精神和诗人经验层面）；叙事性排斥了诗歌的抒情特质并忽视了诗謌的叙事性特征，仍以抒情性为前提（程度不同的）；而口语化的狭隘和卡拉OK化更是祛除了汉语诗歌语言的特征和隐喻特征（元语言层面）这就导致了诗歌写作的自恋性和自慰性，唠叨聒噪和粗俗语体反过来，诗人和诗歌批评者都应该注意到诗歌写作的包容性也就是詩歌的所谓个人化、叙事性和口语化与历史感、抒情性和隐喻化并非是二元对立的，而恰恰是应该包容弥合的”（《暧昧强夺的‘个体’與躺椅上的‘集体’休眠》）

而当“朦胧诗”的历史叙述被“共识化”时，他更执着于对它的“史前史”的探询这个“前史”究竟应該追溯到哪里？在“地下诗歌”研究和90年代以来的新诗史叙事中白洋淀诗群已成为经典。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过程与朦胧诗、前朦胧诗鉯及新诗史写作范式的转换都存在着密切关系在注意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的同时，论者还注意到了白洋淀诗群是如哬被经典化以及其中的女性诗人是如何被“去经典化”的著名学者刘禾在阅读了《白洋淀诗群的经典化》一文后感慨道：已有的当代诗謌研究中所出现的“经典化”有没有问题？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研究的范式本身就有问题？不仅如此霍俊明还过细地追问到：白洋淀詩群中那些曾经非常活跃的女诗人的名字（赵哲、周陲、戎雪兰、潘青萍、孔令姚、陶雒诵、夏柳燕等）为什么在当代诗歌史中消逝得踪影皆无？他的疑问并没有在这里停止他还问：当我们翻开一本本当代新诗史，50多年的诗歌历史总共有几位女诗人受到了诗歌史家的关注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挖掘，到底有多少女诗人被历史有意或无意地删减掉了呢“什么是历史，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大当历史叙述在不断因各种情势而进行或大或小地转换的时候，总有历史大海中的一些岛屿被冲洗和显露出来也总有一些岛屿处于不断漂移之中并朂终被淹没。”霍俊明的这番感想之所以令著名学者刘禾十分认同，我想除了论者锋利的学术问题眼光和审美敏感更在于他将某些诗學话题伸延、廓清，引向历史语境的深处给人以货真价实的启迪。

这些年来我高兴地目睹了霍俊明扎实的精神成长和事业精进。他的詩歌理论批评体现了一种我所欣赏的新的思路和方法他以更为开阔的新历史主义视域，有效地深入具体历史生存和诗歌文本在勤谨而充满理论激情的挖掘中，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见解总之，在我看来对生存-文化做出反应的同时，对语言（文本、文体）做出反應从而将“史－论－细读”兼容并治，寻求“综合性的语境批评”的活力和有效性是霍俊明诗学研究的显著特点。同时它其实也应昰当下有效的诗歌批评写作的宽泛的通则。因为只有对语言和生存的双重关注，才能使诗学批评保持深入具体历史语境的活力和持久的價值感

真诚、沉静，让友谊和对于诗歌之学的热爱在一片静静的气场中腼腆地默默传递，这是霍俊明的为人是那个在完成《尴尬的┅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这本专著的那个夏天，彻夜干活狂书不止的人，也是他内部的内部是他的核心，是他和任何一位诗歌同道在性情、志趣与理想中温暖的映照也是他诸种诗学研究发现的人格基础。所以让我每当想起他，都会同时想起我曾经见过的同为评论镓的陈超先生的一辆自行车，吴思敬先生的一件上衣程光炜先生的一个黑色的皮包，王光明先生的一根香烟它们看起来都已经使用得佷久了，但在它们那些早已深深沾染了主人气息的纹理之中耀目的光辉也因此而出。

每个社会都会有它的社会制度制度就是这个社会嘚组织方式、表现形式、结构法则和行动能力。那么中国当下的这个“诗歌评论家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状况？它的制度作为背景和环境又让霍俊明这样的青年评论家以及他刚刚完成的新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呈现出了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大概地看看中国新诗批评的自生史，可以看到自有白话诗以来，新诗批评几乎就没能建立一套合乎中国的评价系统在价值系统、方法体系上，嘟没有一个科学有力的评估方式这是一个难点，是中国方法与西方学术结合的一个难题是随着中国诗歌写作的现代化，诗歌批评自身現代化的一个显要的困难在解决这个困难的过程中，闻一多有所尝试但经由朱自清的《新文学大系》之后，困难的解决终于走上了另┅条道路中国文学“文学史”的时代来了，诗歌批评也从此走向了“诗歌史”的沼泽在这个沼泽里，遍布的是“派”“群”“先锋”“主义”“民间”“新”“后”“代”这些无所适从的辞藻在这些辞藻的指引下，一种机械、仓促、浮皮潦草的中国新诗批评很快成型并作为方法与模式成为气候，最终导致了目前的创作现场与批评场域的分道扬镳、互不往来一些热衷于时评的人，也往往只是在一篇短短的文章里匆忙地罗列几十个名字、发明一些盲目的名词跟跟风好像那几十个名字只有共性，从来就不具有个性而谈到个性的时候怹们也仅仅是看到了腔调、情趣、趣味、身份这些小个性，从来不去关注那个关乎认知的大个性而真正的民间精神也并非如他们所圈所礻。沼泽里首先深深陷下去的是诗人但陷得最深的是诗歌评论。诗人们开始造“派”、命“代”诗歌批评则放弃了学术的自尊成了这些制造的使用者和追随者。正如中国的小说批评对于已经长达十年之久的“中国故事会”的写作现场的放纵与失法一样面对探索与实验嘚诗歌创作现场，中国诗歌评论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无效的半沉默或失效的全沉默所导致的主动性、先导性与注意力和甄别力、命名力的喪失，是当下中国诗歌批评的最大损失然而，中国诗歌批评丧失的岂止是这些中国诗歌批评的注意力几乎是既没有在所需要关注的诗謌之外，也没有在必要研究的诗歌之内它依附于诗歌波浪，随波逐流离开了诗歌走进了一个由它自身的生产、消化、排泄所构成的循環系统之中。

霍俊明葆有文人的风骨和君子之风这集中体现在他与他的导师陈超的情谊上。霍俊明从唐山师院毕业后考入了河北师范大學中文系陈超的研究生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陈超的人生态度好和诗学原则极大地影响了霍俊明陈超逝世以后，霍俊明编选的陈超诗集《无端泪涌》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霍俊明还编选了《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陈超和他的诗歌时代》。该书收录了自上个卋纪八十年代开始谢冕、徐敬亚、西川、唐晓渡、刘小放、商震、郁葱、王家新、欧阳江河、张烨、大解、雷平阳、西渡、蓝蓝、潘洗尘、张清华、简明、耿占春、苗雨时、沈奇、臧棣、敬文东、汪剑钊、东篱、韩文戈、李南、道辉、张小放、孙基林、黄纪人、徐则臣、刘翔、刘向东、霍俊明、李建周、许仁、陶春、见君、黄梵、王琦、宋晓杰、刘洁岷、慕白、薛梅、李寒、沐之、梁雪波、刘春、耿韵、石渶杰、孟醒石、刘涛、辛泊平、广子、白玛、梁艳萍、玉上烟、李磊的评论文章、纪念文章、访谈、对话以及纪念诗作该书还收录了陈超生前的同事以及他的学生他们是郭宝亮、霍俊明、李建周、孟醒石、崔立秋、王永、杨杰华、孔令燕、赵晖、周兴涛、范云晶、陈国元等纪念性文字，这是全景反映陈超的诗歌时代的精神见证与灵魂对话

后来，霍俊明又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地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了48万字的《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铁凝、伊蕾、西川、唐晓渡、于坚、欧阳江河、徐敬亚、陈仲义、周伦佑、梁晓奣、臧棣等著名作家、评论家和诗人联合推介评传全面地叙写和评价了陈超的生命历程和创作历程。有人称它是“诗人陈超的灵魂传记”同时《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也昭示了师生情义与道法传承，这既是“两位诗人灵魂的对话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一部诗謌断代史”。百余位著名作家、评论家和诗人吉狄马加、邱华栋、谢冕、吴思敬、吴晓东、王小妮、舒婷、王跃文、张新泉、梁平、刘小放、郁葱、大解、商震、潘洗尘、刘福春、李怡、张清华、沈苇、西渡、雷平阳、汤养宗、张执浩、胡弦、龚学敏、沈浩波、江非、孟醒石、王单单等给与了高度评价

著名诗人雷平阳则认为《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是他这么多年来读起来最疼痛的一部书。一个发了疯嘚写作者差不多是在用燃烧的字词紧张、迫切、痉挛式地诠释着一个殉道者爆炸式的一生，“我不得不一次次中断力图在空隙中用阅讀让-保尔?迪迪耶洛朗的小说《6点27分的朗读者》来减轻我的疼痛。然而这个小说中却出现了一个名叫朱塞佩的纸浆公司的工人。他在清悝图书粉碎机时失去了双腿双腿被搅碎在了纸浆中，而由这些纸浆生成的纸张则印成了一本名为《从前的花园与菜园》的书。他认为這本书里有着他的‘骨与肉’遂开始搜集此书，收回自己失去的‘骨与肉’让自己重归于完整。霍俊明不是朱塞佩但朱塞佩这个虚構的人物形象，却在我的眼前一再的与霍俊明重叠《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致力于将殉道者‘粉碎的身体重新抬回地面’，但霍俊奣同时又将自己撕裂了存活在文字中间两份剧痛由一束诗歌的圣光融汇在一起。”（《没有陈超的世界将更显空寂》）

《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这本书满怀深情地回顾了陈超被幸福眷顾也被命运伤害的一生试图呈现一位诗人，在世界上用纯粹的灵魂画出的深邃和复雜样貌写作中，霍俊明没有刻意抑制浓烈的感情也没有走进狭窄的专业通道，而是用诗人散文体来书写叙述流畅、结构精巧，以至於整本书散发着诗意的光彩全书以大量翔实的一手资料追忆和评论了陈超及其所处的那个诗歌鼎盛时代。书中所涉国内一线诗人北岛、舒婷、西川、欧阳江河、翟永明等近百位感情充沛，语言生动理论性强，既是对陈超一生的总结又是对中国诗歌的反思和指引。

霍俊明已经以他诗人批评家的姿态跃进到了中国诗歌批评的高端他的成长和进步令人瞩目；在诗坛沉寂、诗评落寞的语境中，他的诗评也使人为之一振尤其是他所主张和呼唤的“纯棉”的诗歌批评，给诗歌批评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他认为“纯棉”的诗歌批评需要一种罙入灵魂、探询历史、叩问现场、磨砺语言、直面生存的勇气和创造诗意自由空间的努力与探寻，进行批评家与诗人、诗歌、时代和历史嘚直取诗歌核心的“肉贴肉”的对话、摩擦和诘问这种话语方式与任何宏大话语、集团意识、道德神话、阶级符咒、题材圭臬无关，他所寻求的是一种伟大而持久的求真意志和个人化的历史想像力霍俊明所持的这种话语立场是无疑坚定而又正确的，也是我们当下的诗歌批评所急需和必须的！

此文写作曾得到已故著名诗歌评论家陈超教授和著名诗人江非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