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我所看到的——中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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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我所看到的——中国农村！
当农村现代化的水平越来越高，规则越来越完备时，农民却越来越被抛弃在现代化的规则之外，越来越被边缘化。
　　食物主权按
　　每到春节，在大城市打拼了一年的年轻人，开始回到农村的老家。只有在这个时候，农村才会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城乡之间悬殊的差距刺激着人们的神经，让人无限感慨乡村的衰败。所以，每年春节，网络上就会引发一阵乡愁体的文章。然而，感慨之后，年轻人再次涌进城市，乡村再次被抛弃，被遗忘。
　　年初，发了《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是我的父老乡亲每天赖以生存的日常》一文，火爆程度远远超出我的预料。有朋友邀请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就把这篇文章发在这里。不敢说中国的所有农村都这样，我也不敢说我们村是整个中国的缩影。但是对一个村的考察，多少回让人认识到中国农村的一点点现实。
　　并不贫困却依然不富裕的农村
　　首先，我要强调一下，我们村并不是特别贫困，但也并不富裕。由于资源有限，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可能路子几乎都堵死了。种地几乎赚不到钱，所以村里只要是不上学的人，都出门打工去了。所以，现在我们村大部分人也都吃穿不愁，几乎家家家户户也都盖起了楼房。
　　楼房是盖起来了，但是和之前的瓦房相比，也就是多盖了一层而已。无论是外面还是内室，都是赤裸裸的水泥墙。平时不会去装修，只有要结婚时，才会吊个顶，或者涂一个白色的墙。在我们村里人看来，有几间宽敞明亮的楼房住，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至于是否美观，则几乎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实用才是他们最看重的。
　　村子里也有破旧不堪的老房子，都是几十年前盖的。住在这种房子里的，大多是老人，从结婚住到老，将来也会死在这个房子里，因为新楼房是他们的子女住的，死在那里不吉利。
　　最近几年，村里的汽车越来越多，车牌号是黑A或者苏B的汽车随时可见。这些汽车大多属于中低档，奥迪奔驰和宝马这样的车，在我们村都是没有的。但农村没有停车场，车就直接停在家门口。
　　经济：自下而上去建设农村的原动力已经彻底断了
　　去年因为家里的一些事，我在春天和夏天回了几趟家。除了过年，其他时候，整个村子几乎都空了，只有村口的几个老人在百无聊赖地闲逛或打牌。村里将近400口人，一过完年，300多人都离开了村子。留下来的不是生病的老人，就是还在读书的小孩。留在村子里的老人不但要负责照顾小孩，还要负责种地。
　　这是我们村的麦地，每到冬天，就碧绿碧绿地很茂盛。是的，我们村的地既没有荒废，也没有人承包，还是像以前一样由自己种着。只是和以前不同的是，现在的农作物单调的只剩下麦子和大豆了。在我小时候，秋天种小麦，快到夏天时收割后，还能再种一季红薯和玉米。此外，棉花、芝麻等农作物也会零零散散地有人种植。然而，这些农作物的种植太过于复杂，现在只剩下方便播种和收割的小麦和大豆了。
　　然而，这根本赚不到钱。一年一季麦子和一季大豆，一年最多也就挣个两万左右，而这还不包括化肥农药和人力成本。农村的地，有点像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留在村里的老人，因为离集市远，并不能天天去赶集。而家里又几乎都没有冰箱保存蔬菜，就都在家门口种菜。
　　这些菜看起来很新鲜，吃起来确实也都好吃，可是这里面没有把酒话桑麻的浪漫，只有生活不便的无奈。
　　而村子里的青壮年劳动力，无一例外都出门打工去了。因为教育落后，我们村几乎没有人能够考上县城的高中，他们在城市的工作也都是最低层的工作。我小的时候，我们村很多人都去哈尔滨收破烂。我爸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跟我说，别上学了，还不如去哈尔滨收破烂。在他看来，这可能是我们村子里的人最方便最快捷的挣钱方式了。
　　如今，我哥和我姐都在哈尔滨开废品收购站，但因为近年来行情不好，生意十分难做，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却也挣不到几个钱。但因为没有其他技能，也只能继续干下去。我姐给我打电话，会打着打着就忙生意去了，三餐都不能固定。
　　正因为如此，现在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去苏锡常、上海、浙江甚至福建去打工，在鞋厂做流水线工作，在超市卖牛奶。一天的工作时间可能会达到12小时，却依然没有五险一金。住在还不如农村老家的房子里，为生计卖力。有人开废品收购站成了百万富翁，但很多人一整年也剩不到两三万。
　　而那些出门打工的人，不到过年不会回家，因为一趟来回的路费可能就得让他们工作半个月才能挣回来。他们离开的日子里，整个村子都空空荡荡的。去年夏天回家时，村子里的野草到处蔓延，大部分人家的门都紧闭着。一到晚上，整个村子都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去年夏天时我们村头
　　现在，我们村的青壮年劳动力(甚至有一批老人)过着一种在外挣钱，接济农村老家的生活方式。连村干部都没人愿意在家担当，农村的自治和管理几乎处于崩溃状态。我们村的村干部由我们村的一个医生当着，但他最近说，等把我们村的水泥路修好后，他也准备不干了。
　　现在，村子里的改变，除了因为出门打工挣钱，就是靠政府的政策了(比如我们村已经有了垃圾桶，比如修路)。农村自下而上去建设农村的原动力已经彻底断了。而政府发展农业和农村的政策又能指望多少呢，我不知道。
　　而这些还年轻的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人到了晚年又得回老家，到那时候迎接他们的，又是一个怎样的农村呢?
　　教育：从农村考上大学已经不可能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教育的愈发落后。
　　我小时候，是在邻近的两个村子组成的小学上的学，有两个校区。每一个教室都是破败的瓦屋，冬天会漏风。桌子和凳子都是从自己家里搬过去的，黑板坑坑洼洼，闪着黑色的亮光，粉笔在上面一划，就发出“叽叽”的响声。窗户小的可怜，一到阴天就黑成一片。直到小学五年级毕业，教室里安装了一盏昏黄的电灯，我才知道教室里原来是可以有灯的。而我们的老师，也都是附近的村子里的农民，大多数都是初中毕业，有的甚至是小学毕业，靠自学和长时间的经验来教我们。每年收麦子的时候，我们学校就会放农忙假，有的老师甚至会在农忙时让学生帮自己收麦子。
　　如今，这两所学校都已经被合并到了镇第三小学，有了三层教学楼。黑板再也不是坑坑洼洼的了，学生也再也不用从自己家搬桌椅了。然而，有能力的青年教师不愿意来这里教书，现在学校的有些老师还是我小时候的老师。而在这里上学的孩子也越来越少了，现在只有我的侄女一个人还在这里上学了。
　　重视教育的父母要么把孩子送往县城的学校，要么带着孩子去自己打工的城市。那里有更好的资源，可以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我的小侄子就在哈尔滨上幼儿园，才6岁就能被王维的《鸟鸣涧》，会念英语单词，个位数五连加你把五个数字报完他随口就能答上来结果。这样的学习成果，在老家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侄子侄女在看我给他们买的《父与子》漫画
　　然而，我们村里的大部分人并不重视教育。祖祖辈辈为农的他们，先是习惯了在土地上讨生活，后习惯了在城市里奔波。很少有人鼓励自己的孩子去上学，只要身体长成大个子，就应该出门打工挣钱了，这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爸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就经常跟我说别上了，跟他一起去哈尔滨收破烂。教育观念如此落后，以至于85后的我成为了村子里第一个高中生。对的，第一个高中生!
　　就算是我考上了大学和研究生，在村子里仍旧是个失败者。原因很简单，挣不了大钱。当我的同龄人都已经挣了好几年的钱，盖上楼“娶上媳妇”(村里人的观念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不会把女儿考虑在内)，我还在读书。就在前两天，一个邻居说起他在上海的儿子，有一门手艺，每个月拿七八千块钱的工资。他表达完对儿子工作的满意后，说：“噫嘻，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月不也就是三四千块钱吗?”
　　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都沉默不语，我不知道该拿什么话回他们。
　　大人不鼓励孩子读书，而且常年不在身边，年老的奶奶爷爷在孩子的学习上无法给出任何帮助，孩子们上学的劲头自然不足。小学毕业到附近的中学读书，但这所初中更是连续好多年没有任何一个学生可以考上县城的高中。今天早上才从村里人口中得知，这所初中甚至在前两年停办了，去年才恢复。想从农村底层，借助农村的教育资源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就在我们村里，还有很多要上学的孩子。
　　婚姻：几乎成了买卖
　　在我考上大学后，我们村虽然也有几个人陆续考上了大学，但是大部分年轻人还是初中都没能毕业。而接下来唯一的路就是结婚生子，出门打工。而这，是一件更为重大的事情。
　　我们村，甚至是我接触到的附近所有的村子，无论男女，只要初中毕业，父母就开始为孩子张罗婚事。因为农村的孩子社交圈相对封闭，相亲就成了他们寻找结婚对象的最重要手段。但由于都在外地工作，很多人回家过年的一大重要任务就是相亲。但这个亲却十分不好相。
　　我们这边年轻人的婚姻，与其说是婚姻，倒不如是一场买卖和交易。明码标价，简单粗暴。在女方向男方的要求中，二层小楼、一应家具装修根本不用讨论，是必须要达到的，没有就免谈。除此之外，彩礼更是越发吓人，五万块钱以下已经拿不出手了，动不动就是十几万。年前听初中同学说起，他们村有个男的相亲，女方向他家要28万。是的，这只是男方给女方的彩礼，其他白酒啤酒各12箱，猪肉糖果等等都不包括在内。我同学用一句话做了总结：这是卖闺女呢!而因为彩礼不够，临时变卦的事情屡见不鲜。我们村就有一个女孩，婚纱照就拍了，因为财力没到位，两个人就告吹了。
　　从房子到彩礼，现在我们这边的农村，要娶一个儿媳妇，没有二三十万，是没办法拿下来的。这对于大部分挣钱能力不强的农村人来说，无疑是最为重大的负担。很多人一辈子操心劳力，为儿子成个家，儿子和儿媳妇住在新房子里，老人却住在旧房子里。结个婚，富了孩子，苦了父母。很多父母在孩子结婚后，即使六十多岁，还是要出门打工还债。
　　然而，在我们这边的农村，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却十分微妙。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几乎为零。在很多父母看来，养孩子无非就是给他们吃穿，供他们上学，除此之外，孩子就不该要求更多。这样的后果就是，等孩子长大结婚后，和父母的关系往往不是很亲密。在我小时候，儿媳妇打骂公公婆婆的事情，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般司空见惯。而一直以来，结婚后，父母和子女开始分家，以后就是两家人了。金钱上的来往都只能叫借了。结婚后，别说子女给父母钱花，不再伸手向父母索取，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我们村有个爷爷辈的老人得了癌症，花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问三个儿子要救命钱。老人向老大说起之前借给他的一两万块钱，老大说你什么时候借给我的，不愿意出。老二和老三看老大不愿意出钱，自然也不愿意自己掏腰包。让人无限感慨。
　　过早的结婚，还造成了另外一个死循环，那就是子女教育的缺失。我们这边的年轻人，初中毕业也就十六七岁，很多甚至没毕业就辍学了。然后十八九岁就结婚，如果等到20多岁还没结婚，父母就要着急死了。20岁不到，而无论在物质和精神上，又都缺乏对下一代的准备。心态上还是个孩子，就成了别人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仅仅停留在喂养和打骂上，于是我看到了太多的熊孩子。流着鼻涕，到处疯狂打闹，把家里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等到他们的是父母的一顿痛骂或痛打。
　　古老的生活方式
　　在我的印象中，在我们村，除了房屋和饮食上的改变，其他的生活方式二十多年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就像我上篇文章写的一样，农村的厕所还是老样子的脏和小，村里人还是会舍不得用电，什么东西都会用上几年甚至十几年不舍得换。我家就有一个我小时候用用铝锅锻造的勺子，20多年了还在用着。虽然新买一个也不贵，但那只旧的勺子还好好的，干嘛要扔呢?
　　很多人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厕所那个样子，不去修一个好一点的厕所呢，既然人家上海姑娘觉得用不锈钢餐盆盛菜不礼貌，为什么不换做碟子盛呢?可问题在于，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在我小时候，我们村的厕所连个顶棚都没有，下雨上厕所，你得撑着伞才不至于被雨淋湿。而不锈钢菜盆盛菜多，不会流出汤汁，一大盆端上来，不是很体面吗?
　　是的，我们这边的村民，大部分还都过着老一辈的生活方式。想要改变他们的想法，就等于颠覆了他们对社会的整体认知，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比如，我们虽然盖起了楼房，但装修什么的都还是农村式的。我曾对父母说起，做一下装修，弄得好看一些。但我父母强烈反对，觉得根本没必要。用我爸常唠叨的一句话就是：城里就是城里，农村就是农村，啥时候农村也赶不上城里。
　　每次回家，我都会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处境。我无法向这些不认识几个字的邻居解释，我学的历史和中文专业是干什么的，我也没办法让他们明白，我的工作--微信公众号编辑到底是个什么鬼。在他们的心目中，工作无非就是老师、医生和“当官的”寥寥几种。每次他们问我我为什么不去研究航天飞机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就连同龄人，也会经常问我毕业后分配在哪里工作。世界一直在飞速前进，而我的父老乡亲们，似乎还沉浸在一个长长的旧梦里。
　　而另一个让我感到不安的事实是，当农村越来越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农民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严重性。我记得很清楚，几年前，我妈去镇子上看病，医生问她叫什么，她报了自己的名字。回头去报销时，却根本没法报销。因为她的身份证上写的是“魏曹氏”--村干部在人口普查时图省事报上去的名字。最后还是去大队申请了证明才报销的。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在一个根本没有任何规则意识的农民心中，由城市建立的种种规则，无形中形成了一道道屏障，将他们屏蔽在现代化的成果之外，即使这些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里他们的利益。而让不认识几个字的他们弄懂这些复杂的规则，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在我爸生病报销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报销比例，不知道自己该报销多少钱，政府和保险公司给多少，他们就拿多少。修路政府出多少，村民出多少，他们也不清楚，反正听村干部的就是了。而对这些不明规则老实巴交的农民，镇子上政府的工作人员就会故意刁难，而这些工作人员，本身也都是农民。
　　面对现代化的各种规则，他们似乎生活在一层朦胧的雾气中，过着不太明白的生活。这是更大的不公平。当农村现代化的水平越来越高，规则越来越完备时，农民却越来越被抛弃在现代化的规则之外，越来越被边缘化。那些站在镇政府政务服务大厅门口畏畏缩缩不知该如何张口的老人，是我们这个这个现代化过程中被抛弃的可怜人。
　　我们都是农村的叛徒
　　大年初六，很多人都要离开老家，回到城市里工作去了。每年回到老家，就像是一次短暂的观光，我们都是故乡的访客。我努力了18年，就是为了逃离这个村庄。我比那些偶尔到农村的城里人还想逃离，我把故乡泥泞的道路和脏乱的厕所抛弃在脑后，一心奔向了城市。只是扎根在血液里的牵绊可能一辈子也逃不掉，每当有人对我说，你可以为你的村子做点什么，我都无话可回。我能做的微乎其微，即使是我考上了大学，也起不到任何激励后辈读书的作用。我是农村的叛徒，能做的也许只是把写写这样的文章，让人们认识真实的农村。然而，我心中又知道，其实这基本也没有什么用。
　　文章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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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8来源： 快乐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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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老建筑渐渐凋零，每看到一处拆迁，就是我的一次心灵打击，从小我就开始收集上海的优秀老建筑，可直到今天才想到在这儿做一个完整的收集。
　　一、泰安路
　　1、泰安路50号
　　在泰安路，兴国路的转角，是一幢扁扁的梯形的奇怪楼房，二十年来几乎每天从它门口走过，直到有一天在街对面突然发现他是这么一幢洋气、漂亮、奇特的建筑，拍下来的照片让人感觉这是在法国街头，遗憾的是他的对面是一个公共厕所，而不是别的。
　　2、泰安路76弄，亦村
　　亦村4号是人民音乐家贺绿汀的故居，他1956年就在此定居，直至日，在这里走完了自己96年的生命历程。贺老的寓所建于1945年，是幢二层楼的现代式花园住宅，人字形屋顶，红平瓦铺盖。山墙顶开三个山字形透气孔，壁炉烟囱设置在西墙一侧，底层南房为贺绿汀客房兼琴室，侧房是女儿元元闺房，楼上是卧室、起居室和书房，庭前有一个将近200平方米的大花园。这里曾留下不少名人的足迹：巴金先生在这里看望过贺老，梅兰芳在这里拜望过先生，傅聪在这里向贺老求教过琴艺……
　　3、泰安路115弄，花园住宅（周谷城寓所）
　　泰安路115弄1-8号花园住宅，隔泰安路与卫乐园相望，原为陈家巷乡村，系德国外侨于年间建的英国古典式和西班牙式假三层住宅，由黄迈士设计，共三排九幢，占地面积1.3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840平方米。英国别墅立面部分木构架外露漆绛红色，山墙有凸窗，挑出小阳台，东面山墙凸出壁炉和烟囱，门庭高敞，半圆旋梯通向二楼。西端有和厨房相连的两层车库，住宅客厅面积较大，大客厅东侧是会客厅兼书房。西班牙住宅系缓坡屋面，盖圆筒瓦，铁制阳台栏杆，窗间有绞绳纹小柱。每幢住宅南面均有较大的花园，园内绿树成荫、绿草茵茵，环境优雅。该弄原为德士古洋行高级职员住宅，1949年解放前夕外侨均撤离回国。上海解放后多为部队、地方干部居住，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授，毛泽东的挚友周谷城，曾较长时间居住在此弄6号。该弄1989年被列为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市文物保护单位。
　　6号，周谷城寓所，周老的媳妇是我的高中物理老师，周老的胖孙子是比我高一级的学长，某期南方周末说江泽民先生经常徒步不带警卫来泰安路周老的寓所看望周老，我怎么就从来没有遇见过呢？
　　7号，杜宣寓所，杜宣的夫人就是赵丹的前妻叶露茜
　　4、泰安路120弄，卫乐园
　　卫乐园即华山路1501——1527弄及泰安路120弄,此处原为后李家宅荒地,四周沿泰安路,华山路,兴国路被洛云浜所围,河上架有5座小桥.因一些街头艺人常在此搭棚卖艺,故而得名"卫乐园".1924年大陆银行投资建造砖木混合结构三层花园洋房31幢,仿英,法,西班牙等国式样,整齐美观,煤卫齐备,底层还有汽车间.卫乐园占地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00平方米.卫乐园是上海西区高档住宅区之一,整个居住小区内,环境幽静,每户都有近百平方米的小花园,在泰安路一线的住宅,每幢主入口的装饰形式都各个不同,很便于住户的记认.这些不同的门口的装饰,多见于上海的西班牙建筑,有的门头带有棚屋,盖有西班牙圆筒瓦,有的做成巴洛克风格,有流畅弯曲的弧形线条.而与泰安路一线相对,在弄北侧的住宅建筑,其风格就各个不同,有英国维多利亚,西班牙巴洛克,英国文艺复兴等不同风格.特别是这里弄口的西式大门,半圆拱券,墙顶铺红色半圆筒瓦,非常醒目并和弄内建筑风格协调.这里的房屋建成后,多数分幢租给金融界上层人士,高级职员.现居民中颇多知识分子和文艺,教育,工商界知名人士及侨眷,如著名导演,剧作家黄佐临就长时间寓居泰安路120弄卫乐园1号.还有毛泽东主席前妻,老红军贺子珍,1949年从苏联回国来上海后,由周恩来总理安排曾住卫乐园10号,当时贺子珍与侄女毛泽覃的女儿贺海峰住在一起(毛泽覃的妻子即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毛泽覃是毛泽东的弟弟).泰安路卫乐园被市政府定为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市文物保护单位.
　　泰安路120弄1号，黄佐临旧居，中国话剧教父黄佐临的外孙女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
　　泰安路120弄10号，贺子珍旧居
　　泰安路120弄25号，骆也舟旧居，哈哈
　　四、湖南路
　　1、湖南路8号，赵丹旧居
　　一幢三层楼的公寓式小洋楼。光影迷离的落地玻璃门窗，黑黝黝的椭圆形铁栏阳台，粘满爬山虎的墙面，无论是一个点或一个面仿佛都被一种浓浓的艺术气质所裹挟着。赵丹的寓所在第三层，站在他家圆弧形的阳台上，可以看到楼下草绿花红的院落。
　　2、湖南路262号，湖南别墅（周佛海旧居）
　　是一所沪上名宅，位于原法租界居尔典路上，是一座法式建筑。1934年春，汪伪政权财政部长周佛海买下这座花园洋房并将路名改为湖南路。现在这里院墙上竖起了一人多高的竹篱笆栅栏，门外还标有“湖南别墅”四字。后为贺子珍住宅。
　　五、武康路
　　1、武康路40弄1号，原唐绍仪故居（年）
　　现在为民居。唐绍仪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比较陌生，他曾是国名党第一任的内阁总理。他的故居是由董大酉事务所设计的，董大酉也算是上海名人了，从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由他拟定了上海市行政区规划，设计了原上海市政府大厦和市政府各局办公楼、上海市铁路管理局大厦、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市图书馆、上海无名英雄墓、上海市运动场（今江湾体育馆）等。
董大酉所设计的这西班牙式样的小楼，为拉毛贴面，屋檐和窗口都有半圆型的装饰，而正门的装饰则是双螺旋的立柱，还有卷花和卷草的修饰花纹，正中是贝壳式样的装饰，整个门面华丽而有气派。不过由于这栋房子现在是民居，所以不能参观内部。在这栋房子里面还发生过一桩骇人听闻的惨案——唐绍仪被佯装卖古瓷瓶的人砍死在这栋楼里。
　　2、武康路67号，住宅
　　2、武康路99号，正广和大班住宅（1900年）
　　3、武康路113号，巴金住宅
　　3、武康路115号，密丹公寓（1931年）
　　4、武康路117弄1号
　　5、武康路117弄2号
　　5、武康路232号，住宅（1936年）
　　6、武康路240、242、246号，开普敦公寓
　　3、武康路390号，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原意大利总领事官邸）
　　义品地产公司设计并承建，1932年建造。地中海式花园住宅，平缓四坡红瓦顶，一层东、西、南三面均有敞廊，两边设弧形环抱台阶，檐顶为盔形山墙，设落地窗和阳台。”这样的建筑风格在上海仅有两幢，另一幢是高安路的励家花园。
　　六、兴国路
　　1、兴国路78号，兴国宾馆，（原太古洋行大班的住宅）
　　曾被用作国宾馆的兴国宾馆。这座坐拥7万多平方米的园林的五星级宾馆被分成新旧两个世界。宾馆最具代表的老式建筑是建于1934年一号楼，原来属于英商太古洋行大班Swire。这座英国式的皇家古典建筑，占据了一整片街区，在老法租界的西侧边缘，包括大片修剪整齐的绿地以及围绕着其他六所房子的豪华花园。一号楼采用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宅子的外墙用的是白色斩假石，显得平整对称，简洁典雅。屋顶是用重达数十吨的紫铜板盖的，历时长久之后生成了一层厚厚的铜锈，泛着一种古朴的黄绿色。
　　五十四、余庆路
　　1、余庆路190号，上海市委机关幼儿园（原土家湾孤儿院）
　　1936年建造原为土家湾孤儿院，是一幢具有现代风格的花园住宅，该建筑分主楼和附楼，主楼三层，附楼原二层。主楼入口处通过柱子架空一角，形成入口门廊。建筑形体简洁，外立面无过多装饰，基本呈现现代建筑风格。柱身的几何装饰图案及室内楼梯铸铁几何花式栏杆则体现了装饰艺术派的影响。解放后是陈毅市长的住所，现在是机关幼儿院。最吸引人的是楼梯的彩色玻璃窗，据说是孤儿们自己绘画的，一条条鲜艳的热带鱼，快乐的在水草中游荡，　　据说此宅原为宋子文一处房产。原上海市长陈毅和柯庆施都曾在此居住过。现为上海市委机关幼儿园所在。我小时候经常去那儿晃，属于我儿时的天堂。　
　　五十五、康平路
　　1、康平路205号1号楼，徐汇区老干部活动中心
　　1923年建造原为私宅，建于1923年，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是带有巴洛克建筑风格的花园住宅。建筑面积为1530平方米，砖混结构。外墙面水泥砂浆粉刷，底层突出的敞廊由白色爱奥尼式柱支撑，上部为二层露台，白色古典式栏杆。建筑层间有水平齿形装饰带，窗上有三角形山花。三层女儿墙中部突出，饰有巴洛克图案，整幢建筑给人以古典的艺术感。建筑最漂亮的要数二楼阳台的装饰，优雅而精致。当离开这所房子的时候，意外发现他的铁门很具有风格，造型象是一张荷叶，舒展开来。现此花园住宅为徐汇区老干部局使用。也是我小时候经常经过玩的地方
　　五十六、高安路
　　1、高安路18弄20号，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荣德生旧居）
　　1939年建造，现在是徐汇区少年活动中心。建筑风格属于现代派，是一幢没有传统陈式、比较实用、风格简洁、设施新颖的住宅。建筑占地面积4507平方米，绿化面积1130平方米。建筑为三层，平顶，墙面为黄色涂料直线拉毛，层间和横向窗带遮阳板有突出白色边框装饰，强调水平线条，多处采用弧形阳台和楼梯间，部分横向带窗两边亦以弧形收头，呈现出风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流线型”时代特征。一楼门厅的两根承重柱采用古典的陶立克式柱头装饰，流露出一丝怀旧情调。荣德生是荣毅仁的父亲，开创了荣氏家族的产业，在这所房子里面还演绎过荣德生被绑票的事件，成为当时上海滩轰动一时的案件。这座房子是三层鹅黄色弧形建筑。在客厅里面还保留着荣氏家族使用过的红木靠背椅子。椅子由真皮包裹，历经七十年依然油光挺括，只是从圆钉上的锈迹和椅子得式样上才看得出这是一件老物了。我们还参观了荣氏的舞厅，荣家的沙龙一定是达官贵人经常出没的地方。在这所老房子里面，我还找到了老式的电灯开关，没有想到七十年的历史，它依然能够使用。解放后，荣家将荣家花园捐赠给政府，1956年起先由徐汇区少年之家使用，1960年改名为徐汇区少年宫，现作为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所在地。
　　2、高安路63号，励家花园（建委机关老干部活动中心，原毛人凤小妾住宅）
　　在上海，这种地中海风格的小洋楼仅有两座，一栋是在武康路上汽车工业总公司所在的390号，另一栋便是此处——毛人凤为他的小老婆建的私宅。沿街立面下部砖饰，上部水泥拉毛，在山墙的檐口西部有连续的双层半圆齿形装饰。整个立面上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出檐的开敞圆拱券门，颇有意思。
　　吴兴路
　　1、吴兴路87号，伦敦住宅
　　八、华山路
　　1、华山路303弄16号，蔡元培旧居
　　是近代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的故居，也是他在上海最后一处住所。这是一幢黄色的三层花园洋房，外形采用较陡的两坡屋顶，山墙一段露出深色的木构架，深灰色卵石墙面，加上红瓦屋顶，显得亲切而高雅。整幢建筑采用不规则布局，南面有一大片草坪，左侧有一间矮小的花房，两侧屋旁种有龙柏、芭蕉、罗汉松、瓜子黄杨和盘槐。
　　　　现在，宅子的楼下被辟作蔡元培故居陈列室，楼上则住着蔡元培的女儿和弟弟全家。蔡元培在中国第一个提倡“美育”，主张将美术纳入学校的教学体系之中。
　　2、华山路371号，枕流公寓
　　有“海上名楼”之称的枕流公寓，是当年李鸿章小儿子李经迈的产业。20世纪30年代，枕流公寓是上海滩超一流的公寓．那时公寓给人的感觉就像文艺界的高级宿舍，名人川流不息。“金嗓子”周璇，是最早入住的一批名人，她从1932年起便住在这里，一直住到1957年去世。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越剧名演员傅全香、范瑞娟、王文娟以及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等都在此住过。
　　枕流公寓的得名也很有意思。它最开始取的是英文名BrooksideApartment可直译作“河边公寓”或“溪边公寓”，但这个译名显然不够雅致，于是李经迈向社会公开征名。有一封应征信援引了南朝·宋《世说新语》中的一段典故：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子荆机敏过人，立即解释说：“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这样“枕流漱石”就作为成语，就成了隐居山林、居静思危、潜心磨练意志的意思。“枕流”还有归隐田园之意。陆游就有诗：“聊将枕流耳，静听属思蛙。”李经迈挑来挑去，觉得“枕流”比原来的还更富有诗意，于是这个公寓就取名为“枕流公寓”。枕流公寓是一幢七层的八字型英式建筑。公寓大门朝北，与南门贯通，中间为门厅，内有电梯、信箱、服务台等。作家淳子在她《张爱玲地图》那本书里专门描写枕流公寓说：“英国式的房子，英国式的小电梯。因为伦敦是雾都，没有考虑到阳光，窗户做得小，加了百叶窗，阳台又凹在里面，冬天去那里，有隐隐的冷。给枕流公寓画下蓝图的英国商人居然懂得中国园林山水里深藏的归隐和规避，园子里用了中国园林的流溪、假山，地下室有游泳池。”
　　2、华山路630号，上海戏剧学院熊佛西楼（原德国乡村俱乐部）
　　建造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熊佛西楼是上戏的“老人”，见证了上戏的历史。那时它并不叫熊佛西楼，而是德国华侨在上海的一个乡村俱乐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强行占据了德国人在上海原迈尔西爱路（今天的茂名南路58号）建造的乡村俱乐部，平时喜欢休闲聚会的德国人，无奈之下只好在沪西的美丽园中又重新修建一座乡村俱乐部！上海戏剧学院的前身———上海市实验戏剧学校在这个乡村俱乐部成立，当时由熊老先生担任校长，后来该楼就被命名为熊佛西楼，不久它成了当时远东地区最早最大的录音棚。
　　1、华山路643号/华山路639号，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
　　（1947年宋庆龄创办），原为一所美国学校。马海洋行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1941年竣工。平面Y形，分三翼，功能区分合理。四坡红瓦屋顶，窗口、入口等部位为仿假石齿状装饰。室内装饰带有古典主义风格。
　　2、华山路849－879号，丁香花园
　　曾经是李鸿章的别墅花园。丁香花园是李鸿章的第九房姨太太，由于与正室不和，李鸿章也有长居上海的打算，于是在上海建造了这座新颖的别墅花园。楼房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建筑师罗杰斯的作品，他最擅长的就是把建筑艺术和现代享受融和在一起。所以楼的风格结合了美国式的别墅建筑，使得一看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3、华山路893号，
　　5、华山路，登云公寓
　　矗立在华山路淮海中路口的登云公寓仍然非常显眼。这幢外墙以深棕色耐火砖砌成的法国城堡式建筑建于1910年，它九层楼高，解放前叫又斯登公寓。一直到80年代初，登云公寓号称沪西(长宁、静安、普陀)第一高楼，曾雄视沪西近80年。
　　3、华山路1954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原南洋公学）
　　这是一栋红白相见的建筑，墙壁上斑驳的痕迹，让它显得有点苍老。这里是南洋公学的起点，曾经也是交通大学的图书馆，几个繁体的“图书馆”还镌刻在门楣上，也许这是一栋最后资格讲述历史的建筑，所以现在他被改位了交通大学的校史馆。进入这栋大楼，浑身的热气被一吸而光。就象是跟一位老者对话，悠然地让人觉得心静。正面楼梯的墙上，镌刻者江泽民主席的题词。沿着楼梯，来到了三楼，这里是交通大学的校史成列室，我也绕有兴致的参观了一下，时间仿佛倒流了。南洋公学老建筑（董浩云航运博物馆）（华山路1954号·清代）
，其中老建筑有第一宿舍（建于1930年，原名“执信西斋”，以纪念国民革命先驱朱执信先生。初为学生宿舍，有房187间，建筑面积4397平方米。1932年淞沪战役期间，宋庆龄。何香凝等曾借用此楼主持建立国民伤兵医院）、大礼堂（原名“新文治堂”，为纪念前校长唐文治掌校之功绩而命名。1946年交通大学同学会推赵曾珏学长组织筹委会，募集资金建造，承包的大元建筑公司主管人、建筑师均为校友。日奠基原奠基石由校友吴敬恒（稚晖）题写）、老图书馆（建于1918年，由1916年毕业班同学发起，师生及社会各界共同捐资建造）、体育馆（建于1925年）、总办公厅（原名“容闳堂”，为纪念我国最早留美、最早主张引进西学的学者容闳而命名。建于1933年3月，是学校主要办公楼。建筑面积2165平方米。现门额“总办公厅”四字出自胡汉民手笔）、工程馆（建于1932年，由校友集资建造，原为两层教学楼，面积11007平方米。1947年为纪念老校长叶恭绰对学校建设的功绩，一度改名为恭绰馆，建国后恢复为现名）、中院（建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夏，是学校最早的建筑。南洋公学创办时尚无校舍，暂借徐家汇附近民居招生授课，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第一任校长（时称总理）何嗣琨、美国传教士福开森亲自设计并督造中院，一年后落成（即南洋公学中院），为砖木结构英式建筑，融会了古希腊何罗马的建筑风格，显得古朴、典雅。南洋公学后数易其名，1921年始称交通大学。
中院几经修缮已与原貌大相径庭。考虑到此楼的历史价值，学校对该院实行了复原性大修，1922年12月告竣）
　　三十六、番愚路
　　1、番愚路60号，孙科旧居
　　在延安西路1262号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大院内有一幢风格独特、景色宜人的花园洋房，曾经是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的旧居。这幢洋房旧时为哥伦比亚路22号（今番愚路60号），如今此门已被封死，只能由延安西路出入。孙科住宅现建筑面积为1000平方米。主体建筑系西班牙式建筑，兼有巴洛克建筑风格，其斜坡屋顶采用红色筒瓦铺设，檐口细部装饰讲究，门套、窗框形式多变，运用各式拱券，宅前是典型宽敞的中国式庭园，该建筑由邬达克设计。
　　八十、天平路
　　1、天平路40号，上海文艺医院（原张叔驯住宅）
　　这是一幢西班牙建筑风格和日本式庭园风格相结合的成功佳作。建于1943
年，主要特征是：强调立体构图，讲究体形上的集合权衡和立面上的虚实对比，室内注意空间分隔和墙面色彩，实现室内空间流动和内外空间的有机结合，并力求接近大自然。建筑主体三层，局部二层，南立面底层有圆拱券廊，三层有露台，形体舒展而开敞，装饰简洁，有地中海建筑连续拱券之间有附墙柱〈Engaged
Column〉的形式，雕刻类似科林斯式柱头图案。建筑西侧车道处底层架空，采用柱墩支撑扁券，柱墩外有方形附墙柱。墙体浅红色粉刷，局部门窗镶有白框。该建筑在解放前为国民党上海市市长机要秘书的私人住宅，解放后成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所在地。1960年，周恩来总理来上海视察，文艺界人士表示求医难，周总理当即指示解决。1961年10月，市文管会搬出天平路40号，这里改成文艺医院。
　　八十一、新华路
　　1、新华路200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出版社)
　　建于民国19年。原为国民党官僚住宅，建筑为三开间3层，1、2层3面围廊。砖墙和混凝土结构，中国传统式重檐大屋顶,墙面为水泥粉刷，屋面墨绿色筒瓦。室内大部分为木装修，卫生设备及装饰考究。
　　2、新华路211弄、329弄，外国弄堂
　　因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居住许多外国侨民，得名“外国弄堂”。整个外国弄堂由开发商美国人雷文法兰克于1922年成立的上海普益地产公司，为适应当时国内商贾和在上海的国外上层侨民建造的。这位美国工程师于1904年来到上海，在当时的租界公董局公共工程处工作，1905年建立了为当时首创的中国房地产公司，并在1914年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雷文信托有限公司。8年后，上海普益地产公司成为雷文创造财富的事务所之一。雷文法兰克是该公司董事会主席。
　　新华路211弄1号，原是上海哥伦比亚唱片厂英籍经理的私人别墅。这座独立的西班牙式花园别墅，由三十年代著名建筑师匈牙利人邬达克设计。占地1240平方米，建筑面积563平方米，建于1940年。该建筑主体二层，局部三层，而层女儿墙红色筒瓦压顶，局部三层红筒瓦坡屋面。整个建筑砖木结构，整个外墙面水泥砂浆粉刷，淡黄色。东侧山墙阳台为螺旋形托底，反S形铁制栏杆，是典型的西班牙形式。解放后，英籍经理回国，由王姓代理人代管。上海乐团成立时，租用了这幢房子，月租金300元人民币。1954年后，上海乐团分给乐团干部居住。当时每套房中都有一套家具，一直保留至今。
　　3、新华路336号，曾仲鸣住宅
　　三、南昌路
　　1、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
　　老渔阳里,由于建造的年代实在太早,中国的五口通商的影响还没有即刻反映到古老的上海城,所以,老渔阳里还是由中国建筑商建造的老式石库门建筑.按照当今标准看,老渔阳里的建筑最多也就是三流标准.可是,就是因为在老渔阳里出过三位历史名人,这群老建筑的历史价值就连城了.
　　1,100弄2号，陈独秀旧居以及《新青年》杂志社
　　南昌路100弄2号是陈独秀的故居，他把《新青年》从北京搬到了上海.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从狱中出来由李大钊亲自护送离开北京来到上海.1920年4月搬到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南昌路100弄2号）.当时老渔阳里2号是一幢老式的石库门房子，砖木结构，二层楼房。据说有一个大天井，客堂后还有一个小天井，建筑面积约140平方米这里不仅是他的住所，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所在地。
　　2,100弄5号，陈其美旧居以及中华革命党上海总机关部旧址
　　1914年7月，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陈其美任总务长.1915年冬，陈在环龙路(进南昌路)100弄5号秘密组建上海总机关部.陈其美曾与叶楚伧于此商办《民国日报》，作革命舆论宣传.在定计翦除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后，于12月5日发动肇和舰起义，陈其美等人以此为指挥部，当日夜因被人告密，总机关部被破坏，起义失败.此处也为二层砖木结构老式石库门建筑，坐北朝南.
　　3,杨杏佛旧居
　　该旧址为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坐北朝南。旧址现为居民住宅。
　　九、思南路
　　1、思南路36号，原杨森府邸
　　原为杨森（抗日爱国将领）府邸，后转手黄金荣，其两个小妾（？）金素琴、金素文（梅兰芳挂名弟子）居于此。年为卢湾区区委房产，后与民政局对换。现为普通住宅，现居民多为民政局退休干部。曾是卢湾区首届区委所在地，而杨森本人1977年5月逝世于台湾，享年96岁。
　　2、思南路37号，原启秀中学
　　原为启秀中学（6由徐婉珊创办），原址为霞飞路634号，1956年与正行合并，改名十二女中。为茅丽英烈士的母校。现为第十二中学，地处思南路与香山路交界的地方,闹中取静之所在；内有烈士茅丽英塑像。
　　3、思南路39-41号，上海文史研究所
　　思南路41号原是三、四十年代金融界头面人物之一袁佐良的寓所。袁佐良是金城银行行长。金城银行成立于1917年，1936年时存款总额达1.8亿余元，一度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行的首位。中国近代知名的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北方私营银行通称为“北四行”上海文史研究馆1953年成立，原址永嘉路623号，1980年12月迁至此处。张元济（），清光绪进士，为第一任馆长。
　　4、思南路44号，卢汉故居
　　卢汉（），云南昭通人，40年代寓居与此，抗日爱国将领，曾任国民政府云南省主席。现为普通住宅（外事局房产）。
　　5、思南路46号，原法国巡捕房
　　解放后为部队警备区房产。现为普通住宅，部队家属居住。最初，法租界巡捕房的人员一律由以法国人为主的外国人组成，后来才准许雇佣中国人当巡捕。到1933年的时候，巡捕房警务人员已有近2000人，其中还有为数不多的华人高级警官。当年黄金荣的结拜兄弟程子卿就曾任督察长一职。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的任务，主要是收集中国政情变以及军事经济社会动态中的情况，并专门关注在法租界里居住活动的政治人物以及社会名流，是法国人在法租界统治的神经中枢。
　　6、思南路57号，陈长蘅故居
　　陈长蘅（），四川荣昌人，1946寓居与此，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主计部主计官。
　　7、思南路61号，薛笃弼故居
　　薛笃弼（），山西解县人，1925寓居与此，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水利部部长，解放后任上海律师学会副主任。系法式风格三层花园洋房。现为普通住宅。法式风格独立式三层洋房，住宅建筑面积与花园面积相仿，约400～500平方米，花园里种植有广玉兰、棕榈等树木，尤其是3棵广玉兰，占据了花园的大部分空间。薛笃弼早年受孙中山影响，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卫生部长、水利部长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要职。
　　8、思南路73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周公馆）（1946年）
　　卢湾区思南路51～95号，过去称为义品村，是个名人荟萃之地。其中73号曾经是中共代表周恩来旧居，门口挂有“周公馆”的中英文门牌，抗战胜利后，为国民党中央党部黄天霞租住。民国35年（1945年）5月上旬，黄迁南京，6月中共代表团设住沪办事处，外称周恩来将军寓所（周公馆）。民国36年3月5日撤离，19日民盟受托代管，民盟中央副主任秘书周新民等当晚迁入居住，30日，芦家湾警察局分局接管。解放后，旧址长期作居民住宅，1979年居民迁出，1980年按原貌修缮，1981年4月，正式筹建纪念馆。系西班牙式花园洋房，三楼一底，坐北朝南，西侧临街，原义品洋行房产。现为市级革命历史保护单位（日公布），设有纪念馆，对外开放。9、思南路87号，梅兰芳故居
　　梅兰芳（）名澜，字畹华，别署缀玉轩主人艺名兰芳，江苏泰州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曾寓居于此，斋名梅华书屋。为一栋坐北朝南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共四层。思南路87号是当年梅兰芳先生的寓所。梅兰芳第一次演压大轴的新排戏《穆柯寨》就在上海，当年轰动上海滩。1914年，他再赴上海，45天以22万多张票被选为"伶界大王"。1932年冬，"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梅兰芳偕全家告别了北平故居"缀玉轩"故居，在上海马斯南路121号(今思南路87号)定居下来。梅宅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西班牙式花园洋房，共四层。楼房前栽有不少花卉树木，中间是绿莹莹的草地，环境十分优雅。抗战时梅兰芳就是在这儿蓄须息影。
　　10、思南路91号，李烈钧故居
　　李烈钧（），江西武宁人，1931寓居与此，20世纪早期的革命家，曾任国民政府委员。日，再湖口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并发布讨袁檄文，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1928年李烈钧从政坛引退，来上海闲居，就住在此处。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救国，抗战爆发后从新赴内地参加抗日工作，直到日在重庆病故。现为思南路幼儿园。
　　六十三、瑞金二路（卢湾区）
　　1、瑞金二路118号，瑞金宾馆（原马立斯别墅）
　　马立斯，是一位英国商人，1867年来沪。这座住宅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立斯别墅建成于1917年，坐落在今瑞金二路118号。这座别墅占地很大，达7万7千余平方米。花园里除了有绿茵草地和森郁的树木，还有小桥流水、四季花卉。四幢造型别致、气度非凡的别墅式建筑就掩映在这闹中取静的大自然之中。主楼建筑面积为1135平方米。这四幢楼建筑采用红瓦屋顶，有主楼和辅楼，均为两层，平面呈曲尺形。主楼底层中间三开间，外面是一个略带圆弧形的双柱廊，使室外空间富有过渡层次。外墙用红砖砌成，转角处设角柱。屋顶上有烟尘、老虎窗、屋顶四落水，坡度较陡，是比较典型的英国乡村别墅风格，自然而朴实。1924年马立斯将其别墅东北部的三幢楼卖给了日本的三井财团（洋行），从而易名为“三井花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这里成了贩卖鸦片的窝点。而日本人松井则推行毒化政策，设立了一个名为慈善机构的“宏济善堂”，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三井花园，作为国民党“中统”黄仁霖支持的励志社上海分社及三青团支团部。解放初期这里一度是华东局、华东军区的指挥部，邓小平、陈毅都曾住在现在的一号楼－－“三井花园”。后来曾为国宾馆，20世纪80年代又改名为瑞金宾馆。
　　六十九、香山路
　　1、香山路7号，上海孙中山故居（1918年）
　　1912年1月日孙中山宣誓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由于帝国主义和革命党内外妥协势力的夹攻，被迫辞职。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但第二年，受到桂系及政学系的挟制又被迫去职，遂携夫人宋庆龄来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1月孙中山迁如莫利哀路29号（现香山路7号）新居。在这里，孙中山与夫人一起居住了五年，这也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孙中山故居有主楼、辅楼各一幢，毗邻在一起，都是砖木混凝土结构。这里环境幽静，楼前是一片正方形草地，东西南三边由广玉兰、冬青、香樟、松柏及其他四季常青树环抱。楼下是客厅、餐厅，楼上是书房、卧室、一个中型会客室和一室内大阳台。室内的陈设都按照宋庆龄生前的回忆布置，而且绝大部分是原物，布局紧凑又合理，显示主人的不凡气质。孙中山故居不仅是孙中山夫妇居住生活的地方，而且也是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1918年至1920年间，孙中山在这里完成了《实业计划》、《孙文学说》等重要著作。日经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介绍，在这里会见了共产主义使者维经斯克；1922年月23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日会见苏俄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越飞的代表马林，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以后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同年9月孙中山又在花园草坪上召集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中国国民党改组方案的会议，最终促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国共第一次合作。
　　五十三、皋兰路
　　1、皋兰路1号，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迎宾馆（原张学良公馆）
　　1933年以后他曾三次来上海，有三处寓所。第一次是1933年3月，他通电全国下野并准备出洋考察，随后从北平来沪，宋子文为他安排住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181号。就是在这里，他戒去了毒瘾。第二次是日，张学良从意大利回国，到沪后先暂住在莫利哀路（今香山路）2号洋房里，他的侍卫副官长谭海物色了高乃依路
(今皋兰路)一号的花园洋房，租了下来。赵一荻(赵四小姐)也从北平南下住此相伴。不久，张学良出任武昌行营主任，离开上海，而赵四小姐却常来此小住，因此这一处被人称为“张学良公馆”。第三次张学良在1935年12月中旬来上海就住在皋兰路1号（张公馆）的花园洋房里。
　　该建筑建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东邻复兴公园，为西班牙式三层独立花园洋房。张学良的寓所红瓦屋顶、乳白色的外墙，白色檐下装饰设计小巧紧凑。建筑高低大小前后虚实，均有层次变化，富有中国建筑的情趣。张公馆主楼为凸出的三层楼，张学良、赵一荻的卧室在三楼，是西班牙式的套房，解放后，此楼曾是卢湾区工商联民主建国会的办公处，年大修，被保护起来。现作为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迎宾馆，并将几处厅室，分别取名敬学厅、慕良厅、忆卿厅、少帅厅，厅内壁上挂了张学良、赵一荻的照片及张学良的手迹。这是张学良在上海仅有的手迹。
　　2、皋兰路16号，Ashanti法国餐厅（圣尼古拉斯教堂）
　　东正小教堂，建于1982年，最早叫“圣尼古拉斯”。前几年一个瑞士画家租下了这座小教堂，装修之后变成了一家法国餐厅，画家在南非有葡萄酒生意，酒名叫“阿香蒂”，于是也做了餐厅的名字。它还被好事者评为上海最好的法国餐厅。东正教小教堂，建于1928年，名字叫“圣尼古拉斯”，它是当时漂泊在上海的俄国建筑师亚·伊·亚龙的手笔。这里林木葱郁、环境清幽，教堂体积不大，小巧玲珑、造型也很别致，算是一座比较典型的俄罗斯东正教建筑。这座建筑在空间布局上遵循拜占廷建筑形式，用集中式及相互垂直的两条中轴线来处理建筑形象。在外形上，正中最高以一个圆顶统帅整个形象，然后对称地向前、后、左、右降低下来，形成美丽的图案式的形象。在墙面处理上，多处用圆尖顶式的形象作为墙顶，分不同的大小、高低，装饰其间，很有个性。每个墙面多是中间设垂直形窗，窗顶用半圆拱作为结束，窗框、窗格多用铸铁花、彩色玻璃，很有宗教感。这座教堂在“文革”期间被毁掉上部的圆尖顶，改为一家工厂。20世纪末，这座教堂作了大修，面目一新，修复了上部的圆尖顶。
　　一0一、重庆南路
　　1、重庆南路169弄，巴黎新村
　　巴黎新村位于重庆南路169弄,建于年，新式里弄，有砖,混(凝土)结构三层楼房31幢，占地面积6.7亩，建筑面积5624M2.新村建筑的窗间墙为面砖饰面,2层挑出阳台,底层有独立小园.是特色较完整的新式里弄住宅.翻译家傅雷和蒋介石的前妻陈洁如曾在这儿居住。
　　2、重庆南路205弄，万宜坊
　　万宜坊位于吕班路(今重庆南路)205弄。坐落在重庆南路东侧，劳神父路(今合肥路)以北，近淡水路、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方形基地上，有1条主通道，宽5米，以及4条东西横向和2条南北纵向的支通道组成的总体平面。占地面积1.15万平方米。万宜坊建于民国12年(1923年)。由万国储蓄会集资建造。弄内有房屋4排，90个单元，沿街店面房屋1排，11个单元(包括205弄过街楼)，单层汽车间16间，二层汽车间4间，共计建筑面积17063平方米，定名一直叫万宜坊。万宜坊住宅为砖混结构，弄内为假三层，沿街为三层楼，型式为单开间平面布置，它的布局是行列式，房屋坐东朝西，南北毗连。底层设置店铺，楼上为住宅。弄内住宅前后平列4排，南北朝向。
　　　　万宜坊54号住宅，为中国新闻出版家邹韬奋先生的故居。他于民国19年(1930年)迁居这里，一直住到民国25年。该房底层为会客室；二楼后部约7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是书房，室内存放着笔砚及手稿，展示他身居斗室，胸怀大志的笔墨生涯。前楼是他的卧室，内有壁橱和阳台；三楼2间住房是他的小女与母亲的卧室。该房1956年经市人民委员会修复并命名为邹韬奋纪念馆，日对外开放。1959年5月由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3、重庆南路205弄53号、54号，邹韬奋纪念馆、邹韬奋旧居
　　重庆南路205弄54号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新闻记者、出版家、政论家邹韬奋的故居。1930年，邹韬奋和夫人沈粹缜一起设法租下了法租界吕班路万宜坊54号，也就是现在的故居所在地，作为自己的寓所。这一寓所是一幢联排式、富有现代气息的两层楼住宅，砖混结构，外墙用混凝土拉毛，屋前有两米高的围墙围护。二楼是韬奋夫妇的卧室，落地门窗外是用铁栏杆圈着的小阳台，室内是普通的木地板，一边安放着一个大床，另一边是大橱和梳妆台，西南角放着一张小圆桌及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几幅家人的生活照片。后面亭子间是韬奋的工作室，靠窗有一张写字台，靠墙是两只装满外文书籍的书柜。邹韬奋在这不满七平方米的斗室，写下了大量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犀利檄文。1956年上海市政府出资修复邹韬奋的故居，并在隔壁53号建立了韬奋纪念馆。纪念馆包括韬奋故居和韬奋生平事迹陈列两个部分。故居仍保持着20世纪30年代韬奋一家居住的原貌；包括故居在内的纪念馆也是上海市的“青少年教育基地”，并被上海旅游局推荐为观光点。
　　一O二、淡水路
　　1、淡水路66弄2号（延中绿地内），锦冠酒店（《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
　　《中国青年》编辑部旧址现已改成3D锦冠酒店。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共产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刊《中国青年》在这里（今上海市黄浦区淡水路66弄4号）创刊。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办最早的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以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的刊物。《中国青年》创办时是三十二开的周刊，《中国青年》第一任主编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革命青年运动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同志。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林育南、任弼时、李求实、陆定一和胡乔木等革命前辈都曾担任过《中国青年》的主编或指导参与编辑工作。
　　八十二、太原路
　　1、太原路63弄，永康新村
　　建于1930年，和永康路175弄共同组成永康新村，上海最大西班牙式花园住宅小区，方向朝南，二层砖木结构，屋前有小花园，房屋有高有低，错落有致，墙面爬满了爬山虎。1994年，徐汇区房管局将该小区建筑修葺一新，为上海最大的西班牙式花园住宅小区。两小区现均为民居。
　　2、太原路160号，太原别墅（原马歇尔公馆）
　　坐落于太原路160号的“马歇尔公馆”由一幢主楼和四幢副楼组成，前身是英国狄百达夫人的独立式花园住宅，建于20年代，后来又成为国民党的物业；国共决裂，美国派遣政界重量级人物马歇尔将军作为特使到上海调停，并住进这间别墅，这里因此得名。到了53年，被市政府外事处接管，如今，別墅成为瑞金宾馆的分馆“太原别墅”。太原别墅，是法国晚期文艺复兴式花园住宅。这幢假三层建筑用红砖筑，陡直的四坡屋顶上铺着青瓦，屋面靠檐口处开有五扇拿破伦头盔似的天窗。屋檐下连续排列着白色的木托架。底层宽敞的门廊用三根古希腊风格的陶立克柱支撑，门廊上方是露天大阳台。窗框和屋角四周都用隅石装饰，整幢建筑显得挺拔而庄严。室内的装饰华丽而考究：门厅内两壁有壁柱装饰。高贵、典雅的大厅里柚木护壁与画镜线相齐，高大的壁炉几近天花。主楼梯以流畅的曲线向上盘旋，扶梯栏杆和门窗都带有青年派的风格。
　　八十三、永康路
　　1、永康路175弄，永康新村
　　方向朝南，三层混合结构，屋前也有小花园。1994年，徐汇区房管局将该小区建筑修葺一新，为上海最大的西班牙式花园住宅小区。两小区现均为民居。
　　十一、愚园路
　　1、愚园路81号，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刘长胜旧居）
　　愚园路81号是1946年至1949年刘长胜同志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时的居住地，也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机关之一。该宅是一幢沿街的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日，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正式对社会开放。刘长胜故居整座外墙和董竹君宅的底座一样，都是卵石墙面。建筑为砖木结构，沿街三层楼房。这座身处静安区商务楼包围之中的小楼原先在九百城市广场所在地，后为配合区里整体规划，花费200万元，进行了上海市首次大规模的平移200米的工程，从愚园路11号移到了今天的愚园路81号。
　　2、愚园路132号，康有为旧居（已拆）
　　3、愚园路218号，百乐门舞厅
　　百乐门大酒店原名百乐门舞厅，是近代上海最著名的舞厅，1932年中国商人顾联承征地后建造舞厅ParamountHall，并以谐音取名“百乐门”，请中国建筑师杨锡璆设计，陆根记营造厂承建。高3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外观采用美国近代前卫的ArtDeco建筑风格,是当时30年代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建筑设计的新潮。舞厅中间舞池地板用汽车钢板支托，弹性很好，故称弹簧地板。建筑造型为美国近代式，转角顶部耸立圆柱形玻璃灯塔，转角立面作直线形长窗处理。舞厅建成后，每天晚上9米高的玻璃灯塔熠熠发光，吸引着社会名流光顾舞厅。张学良来沪时，喜欢到这里跳舞，卓别林夫妇访华时，也慕名到百乐门跳舞，曾誉为“远东第一乐府”。1934年圣诞夜，新沙逊洋行老板哈同慕名到百乐门，受到冷待，房地产大王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盖一座自己的舞厅，后来果然在南京西路造了仙乐斯舞厅。百乐门舞厅的舞女中最负盛名的叫陈曼丽，1941年因不愿意与日本人伴舞，被日本人枪杀在舞厅内。散文家翻译家梁实秋晚年的妻子韩菁菁曾为百乐门“一代歌后”、“大众情人”。百乐门乐队在当时上海也首屈一指。百乐门先是请来上海首席外籍爵士乐大乐队－－纳尔逊乐队，后又于40年代排斥世俗偏见，大胆起用中国第一支华人乐队－－吉米金乐队。解放后舞厅经营萧条，严重亏损，1953年改建为红都戏院，设有1122个座位，放映电影也兼演话剧、沪剧、越剧和滑稽戏。为了振兴静安寺地区的经济，以文化娱乐促进经济繁荣，有关部门花巨资装修一新的百乐门舞厅在日又开张了，许多年长的顾客又梦浸在30年代的百乐门舞厅氛围之中。
　　5、愚园路361号，愚谷村
　　愚谷村是建筑质量和环境质量均属上乘的新式里弄住宅，它是一种适应当时崇尚西欧生活习惯的富裕阶层小型家庭
　　4、愚园路395弄1-24号，涌泉坊
　　典型的新式里弄住宅，里弄内色调明快，环境优雅。弄堂口设过街楼，中大两小的券柱式入口，2层设两联平窗，3层设券窗
，顶部有券齿装饰。弄堂的尽头24号是一栋漂亮的花园洋房，粗略看来很像马勒别墅。房子让厚实的墙头保卫着，茂盛的树木也遮掩不了洋房的华丽———这是早年华成烟草公司总经理陈楚湘的故居，人称陈家花园，而涌泉坊也主要由他出资建造。
　　6、愚园路532弄，柳林别业
　　7、愚园路699号，严庆祥住宅
　　严家宅是一幢独立的北欧式花园，早先由一个德国医生出资建于1920年代，中国第一代工商业者严裕棠、大隆机器厂的长子严庆祥购于1940年。严庆祥退休后，严家花园每周都有艺术界的朋友前来品茗聚会，吟诗聚会，这是当时刘少奇倡导的“神仙会”，所以有人将之称为“神仙”聚会的花园。目前这座花园式住宅仍是严家私宅，由其子严德泰后裔居住。
　　8、愚园路750弄，愚园新村（愚园坊）
　　属西式里弄民居。此处原是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于1921年建造的“游存庐”旧址。1913年，康有为从海外归来，在上海创办《不忍》杂志，晚年在愚园路构筑了花园住宅以颐养天年。园内有池有水，水上有桥，假山有亭，植有樱花、桃花、红梅等1200多株花树果木，并驯养了孔雀、金丝猴、麋鹿等动物，其布置十分豪华。当时，康有为还利用沿愚园路的一幢西式楼房开办了“天游学院”，园内建有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延香堂”。后面有一平房，是康有为根据《荀子·札论》中“天为生之本，祖为类之本，圣为教之本”之义而命名，专门用以供奉祖宗。另一座木结构的“竹屋”，外形使用竹材，室内陈设雅致，是康氏休息和招待客人、亲友和弟子的地方。康有为在“游存庐”度过了一生中最后的7年时光，在花园落成时，他作有“自有天游人非想，默存独乐始于今”的诗句，可谓其闲度隐居生活时心情的真实写照。1930年，由浙江兴业银行购地建造了29幢假四层联立式洋房，总建筑面积约3190平方米，均有煤气、卫生设备。民主革命时期“七君子”之一的民主斗士沈钧儒先生曾居住在愚园新村11号，这幢寓所也是其长子沈谦行医的诊所，现仍由其子孙居住。
　　8、愚园路1032弄，岐山村
　　是愚园路上颇为著名的新式里弄之一。宽敞的弄堂两侧是砖木混合结构的联体式三层花园住宅，由美商中国营业公司、中央信托局和一些富商分别投资建于年。建筑墙面有清水砖墙和水泥拉毛两种，室内布置考究，洋松打蜡地板，壁炉、卫生设施皆有。中国现代派文学开山大师施蛰存先生曾长期居住于岐山村。施蛰存先生被誉为中国“新感觉派”、“意识派”和“心理分析”小说的真正鼻祖的施蛰存先生祖籍杭州，他和杜衡及诗人戴望舒被文艺评论家赵景深称为文坛“三剑客”，为此曾在上海轰动一时。著名爱国志士杜重远在上海时也寓居岐山村。
　　9、愚园路1088弄，宏业花园
　　顾圣婴旧居
　　蒋老师住宅
　　10、愚园路1136弄14号，陈友仁旧居
　　11、愚园路1136弄30号，沈镇旧居
　　9、愚园路1136弄31号，长宁区少年宫（原王伯群旧居、汪公馆）
　　原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何应钦的内弟王伯群（时兼大夏大学董事长、校长）于1930年为娶续弦大夏大学校花保志宁建造。该建筑系意大利哥特式城堡建筑，在当时可谓上海滩少有的豪宅。此建筑由协隆洋行柳士英设计，辛丰记营造厂施工。1935年王伯群与保志宁在此举行婚礼。主楼为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西班牙式造型。有大小厅房30余间，客厅采用东方传统艺术装饰，梁柱平顶，施以彩绘，配以壁画，地坪采用柚木镶嵌成芦席纹图案。起居室则用西班牙古典装饰。花园占地达10亩，小桥流水，花木扶疏，给人恬静闲适之感。整个住宅坐落于宽敞的弄堂深处，巨大的铁门将其与喧嚣的市井隔绝，豪华气派又颇显神秘，在全市私人住宅中堪称一流。当年王伯群兼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时为续娶学校一女生而耗巨资营建此新婚住宅，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携眷随国民党政府内迁，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将住宅占用，作为其在沪官邸，称“汪公馆”。抗战胜利后，一度为国民党军统组织使用。此后，又几经周折，直至上海解放，该住宅才回到人民怀抱，最终成为培育祖国花朵的“苗圃”。
　　10、愚园路1315弄，瑞兴坊
　　瑞兴坊(今愚园路1315弄)4号是新西兰共产党员、著名作家路易·艾黎(Rewi
Alley)的故居。这幢英国式双开间三层砖木结构的建筑建于1912年，东西向而建，露天水泥台阶可直达二层，屋内设施齐备。底层为汽车间和厨房，上层左侧是艾黎的卧室，1982年，艾黎被授予“北京市荣誉市民”，同年被新西兰政府授予“英国女王社会服务勋章”，1987年艾黎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198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为路易·艾黎在沪寓所举行了勒石纪念仪式。1992年6月，愚园路1315弄4号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列为市级纪念地。
　　11、愚园路1320号，长宁区区政府（原董竹君旧居）
　　锦江女老板董竹君宅，现在已经是长宁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住宅主楼是一幢建于1925年的英国独立式的花园洋房。这样风格的建筑以前不经意间也曾看到过，今天才清楚地知道原是英国乡村式的建筑风格。看介绍得知，英国独立式乡村花园洋房采用较陡的两坡屋顶，山墙一般有暴露的木构架，或以砖材仿造木构架的效果。采用深色构架、浅色粉墙加上红瓦屋顶，富有装饰趣味和田园情调。这幢房子假4层，建筑面积890平方米，混合结构，红瓦四坡屋顶，西侧面、南侧面开间设三角形山墙。底层里面水泥砌块，山墙侧采用卵石墙面。
　　12、愚园路1352弄，联安坊
　　是1926年建造的砖木结构独立型花园住宅。4幢坡瓦屋顶，清水墙面的假四层楼房，总建筑面积为1428平方米，房屋结构坚固，室内开间宽敞，装饰典雅。楼前的庭园内砌有花坛，以花木山石点缀。1946年5月，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由重庆迁沪，中央机关即设在联安坊11号。次年2月，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和市党部机关设在此处，农工民主党执行主席章伯钧也居住在此。解放后，这些当年愚园路西段的高级住宅改为长宁区人民政府机关使用。
　　12、愚园路1376弄，亨昌里
　　位于愚园路1376弄的亨昌里属典型的旧式里弄建筑。1925年，先施、永安两大公司合资兴建3层新式石库门住宅，分列5排，共25幢，南北两弄口各有过街楼1间，分别通向愚园路和长宁路。建筑总面积3584平方米，内部设施齐全，供两公司高级职员居住。
　　1376弄34号，《布尔什维克》编辑部旧址。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常委决议，在上海创办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五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编辑部建于该弄48号(今34号)。编辑部旧址建筑面积136平方米，房屋坐北朝南，有假三层。楼下前客堂是会客室，室内以沙发等西式家具布置，后客堂是餐厅，两间由拉门隔开。二楼南间为郑超麟的办公室兼寝室，一派富贵人家的布置，当时常以搓麻将作为瞿秋白等党内领导人来编辑部见面开会的掩护。北间是陈独秀秘书的办公室兼卧室，陈独秀、罗亦农等也在此住过。常来编辑部的有周恩来、王若飞、罗亦农、谢觉哉、罗绮园等人。《布》刊从日创刊至日出版最后一期，在4年9个月的时间里共出版5卷52期，其中在亨昌里的1年4个月中出版了31期，占总数的一半以上。编辑部旧址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长宁区青少年思想教育基地。
　　13、愚园路1396弄内，西园大厦（西园公寓）
　　建于1912年前后，属英式近代公寓建筑。大厦及其附属建筑面积约2384平方米，建筑结构坚固考究，楼内有电梯和疏散回旋式扶梯，钢窗、柳安地板、壁炉、水汀、大小卫生俱全。大楼二至九层为16套独立居室套房，每层东西两部各有2套，室内设大客厅、起居室和寝室，每套建筑面积约118平方米。车房、储藏室和佣工卧室建于底层。楼前的大花园面积为大厦占地的两倍，环境舒适。公寓由外侨、富商租房居住，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创始人之一邓仲和先生也曾长期居住在此。
　　一一二、长宁路
　　1、长宁路877弄，中科院冶金研究所（原蒋家花园）
　　蒋家花园
位于白利南路(今长宁路)877弄内,建于民国21年。蒋氏购地建3层花园住宅3幢，建筑面积1040平方米。南首辟有大花园，建葡萄棚、菱塘、金鱼池诸景，雅致宜人。1968年园地归中科院冶金研究所，今屋存园废。
　　十三、茂名北路
　　1、茂名北路120弄（甲秀里）5～9号；安义路63号，7号为毛泽东旧居
　　1924年2月中旬～1924年底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第九次来沪，除继续担任中央局秘书外，并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执委、文书科代理主任、组织部秘书，管辖上海和苏、浙、皖、赣等省党务工作，即住在茂名北路甲秀里318号，现茂名北路120弄5～9号，安义路63号均已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茂名北路旧居被上海市旅游局推荐为观光点。
　　十四、茂名南路
　　1、茂名南路125号，锦江宾馆中、西楼（原峻岭公寓、茂名公寓）
　　没去过
　　15、舟山路
　　十六、衡山路（徐汇区）
　　1、衡山路53号，国际礼拜堂
　　1925年—1936年建造，砖木结构，哥特式风格，陡峭的两坡石板瓦屋面覆盖整个礼拜堂，外型简洁，清水红砖墙面，窗框窗棂均为石质，梁架采用简化的英国悬锤式木构架，中高两低三廊式大堂。日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2、衡山路303－308号，西湖公寓
　　原名华盛顿公寓，西湖公寓地处锐角形街角，总平面略呈三角形。墙面简洁，涂的是墨绿色涂料并有微微的拉毛。抬头仰望可以看见公寓的纵向窗间有白色几何装饰图案，在它的入口门框处还有层层向上收缩的形态，这些都显示了装饰艺术派的风格。
　　3、衡山路811号（徐家汇绿地内），小红楼La Villa Rouge酒吧（中唱小红楼）
　　中唱小红楼位于徐家汇公园内。19世纪末，法国百代唱片公司登陆沪上，带来了新鲜时尚的留声机，其后，法国百代公司在上海成立“东方百代唱片公司”，1921年，东方百代购下徐家汇路1434号地皮（现徐汇区衡山路811号）设立唱片制造公司，建起上海第一座录音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此为国内最好的一所录音棚），从此开创了中国唱片生产历史，Pathe（雄鸡）商标风靡中国和东南亚，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几乎所有的重量级人物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解放后，中国唱片厂改组，继续生产在国内堪称一流的胶木唱片，厂内还设有老唱机的修理部和唱片调剂处。到1982年国家成立中国唱片总公司，这里挂上了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牌子。一直到去年徐家汇绿地二期工程开工，唱片公司才被迫动迁。红楼的东侧一大块地方，就是以前中唱大录音棚，这个当年号称全亚洲最大的棚，曾吸引了不少音乐名人前来。中唱公司大门右手，以前曾是中唱门市部，里面品种不少，尤其是胶木唱片，是唱片收藏者的最爱，不但乐迷常来淘碟，连远道来录音的港台歌手音乐人都时常露面。再过去大约五六十米处，以前是一幢沿街小楼，1986年中国第一本流行音乐杂志《音像世界》就在这里诞生。
　　八十六、宝庆路
　　1、宝庆路3号，原周宗良住宅
　　宝庆路3号，有两扇木门，常年紧闭着。围墙上，一侧露出一座古堡似的建筑，另一侧则探出粗壮的樟树枝，画家徐元章先生就是这里的主人，他生活在半个世纪前父辈留下的花园宅第里，虽然其间经历了许多痛苦，几乎失去了这样优雅的生活基础，但是最终还是保留了下来，并以此为一个城堡，封闭起属于他的回忆和怀旧。外祖父周宗良是当年上海滩的染料大王、德国某洋行的上海总买办父亲徐兴业一生挚爱文学，创作的长篇小说《金瓯缺》为上海赢得了第一个茅盾文学奖他住在宝庆路那幢欧式花园豪宅里，用画笔追忆老上海的奢华之梦。
花园洋房有5000平方米，是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园。1937年，徐元章的外祖父周宗良购置了这套家业。后来外祖父又建筑了其他房屋，其中一栋红顶、灰砖的美式平房现在是徐先生的画室兼会客厅。
　　十八、北苏州路
　　1、北苏州路20号，上海大厦（百老汇大厦）。
　　百老汇大厦曾是外滩三座最高的建筑之一，由英商公和洋行设计，新仁记营造厂施工，大厦因地处虹口百老汇路口（今大名路口）而得名，是解放前上海仅次于国际饭店的最高建筑，大厦高22层，建筑面积为24596平方米，建筑体型呈八字形，既可使四翼的房间获得较好的朝向又可以提高建筑容积率，在建筑外观上雄伟挺拔。地下室为锅炉间，底层为大堂和公共服务部分，第二至第九层设大小公寓72套，第十至第十六层为业主住所，第十九至第二十一层为设备层。大厦立面摒弃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繁复的装饰线脚，采用几何立方体组合，第十一层起开始逐层收缩，形成近代摩天大楼风姿，仅在各层女儿墙处饰以艺术装饰主义派的花边图案。外墙底层用暗红色花岗石贴面砖，楼层均用咖啡泰山面砖。第十八层宽敞的大平台是鸟瞰浦江两岸景色的最佳处，许多中外知名人士曾在此极目远眺、流连忘返。1939年3月业广地产公司被迫将大厦产权卖给日本恒产株式会社，日本侵华将领、日本特务机构都盘踞在大厦内。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厦作为敌产被国民党政府接管，作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励志社第七招待所。解放后，大厦改为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际处，日命名大厦为“上海大厦”，从此成为上海市接待国宾、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港澳侨胞的大宾馆之一。
　　2、北苏州路276号，上海邮政总局（原邮政大厦）
　　设计者为新怡和洋行的英国建筑师思金生，由余洪记营造厂施工。地上4层，地下一层，大楼于1922年12月动工，1924年底建成。地价和造价总共320万银圆。这座大楼建成后，曾是远东第一流的邮政建筑。二楼营业大厅，曾有“远东第一大厅”之称。大厦建筑风格为英国古典主义，气势雄伟壮观。在立面基座上采用花岗石砌筑，其余为水刷石墙面，楼层以贯通上下三层的科林斯立柱装饰，北立面为红砖清水墙。东南侧转角处塔楼高8层，塔楼由13米高的钟楼和巴洛克式塔亭组成。塔亭两旁有两组雕像，一组为信使和两个爱神；另一组爱神手持火车、轮船和书信盒，这套雕像十分精致，被誉为上海滩最高水平的石雕，，可惜在“文革”时期被当作“四旧”砸毁，上世纪90年代按原祥复制后重新安装在塔亭旁。转角人口门厅呈圆形，旋转型楼梯均用大理石铺筑。室内装修富丽堂皇，螺旋型邮件滑梯设计施工均很精湛。大厦竣工后，各种报纸纷纷刊登消息报道，《申报》载文称这座大厦为“中国第一大建筑”，有的报纸称二楼营业大厅为“远东第一大厅”。邮政大厦建成后作为上海邮政总局，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特别是1949年在解放上海的四川路桥激烈枪战中得以幸存，今天这座大厦风姿不减当年。
　　3、北苏州河路400号，河滨大楼（河滨公寓）
　　河滨大楼建成于1933年，原址是1887年沙逊建造的宝康里。由英商公和洋行设计、新中营造厂施工、沙逊的第四代维克多·沙逊投资建造，河滨大楼占地近7000平方米，是当年上海最大的一座美国公寓式大楼。由公和洋行设计，新申营造厂承建，建筑总面积达54000平方米，堪称当时亚洲第一公寓。由于地皮不规则，建筑师因地制宜地将建筑平面作“S”形布置，整幢大楼有8个门可出入，并有7处楼梯，9部电梯，还有暖气设备以及2.1米深的游泳池，可算是设备齐全。1938年，欧洲大批犹太难民涌入上海，一时无处安置，于是，沙逊财团将河滨大楼让出，作为上海犹太难民接待站，使数百户犹太难民得以入驻。一年后，该处难民搬出，迁至虹口难民收容所。解放后，大楼居民以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为主，也有一部分外侨。1978年大楼加建三层后为11层，居住了700户居民。
　　19、吴淞路
　　吴凇路560号，虹口消防中队（虹口救火会，沈家湾救火会）
　　虹口救火会由工部局建于1915年，因工部局1867成立“火政处”在该址南首的沈家湾附近，因此俗称为沈家湾救火会。屋顶中部有四方塔楼一座，塔楼之上是六角形了望台，高36公尺，了望半径可达5公里，能了望至控江路、五角场等地区。现为虹口消防中队。没去过
　　二十、黄浦路
　　1、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礼查饭店）
　　大约1846年英国人礼查在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建造了最早的礼查饭店。约1860年英国人史密斯将旅馆买下，于1906年拆除重建（今金山大楼）。1907年又在该楼前建造礼查饭店新楼（今浦江饭店）。1910年竣工。1959年改建成浦江饭店。为英国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立面设计采用文艺复兴建筑三段式处理手法，整幢建筑凹凸面多、进深很长，女儿墙处东西两侧和南立面侧设立多座希腊神庙式三角形山墙，这种山墙在古典主义建筑中往往是立面的构图中心，是一种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这是上海目前能见到的如此严格的希腊神庙山墙形式的不多见实例。1922年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客居于礼查饭店三楼304室；同年，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寓居在310室；年喜剧大师卓别林曾下榻在四楼401室。礼查饭店是上海外侨的第一个旅馆，而且它还有着众多个“上海第一”。旅店在上海第一个成功试燃电灯（时称“奇异的自来月”）；1867年在上海最先使用煤气；1883年最早使用自来水；1901年最早使用号码为200号的“德律风”（即电话）；1908年最早放映半有声电影；1913年最早放映有声电影。1959年由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受管理改名为浦江饭店。
　　2、黄浦路20号，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苏联驻沪总领事馆)
　　建于1916年，1924年成为苏联驻沪总领事馆。1991年苏联解体，此楼又成为俄罗斯驻沪总领事馆。领馆坐落在外白渡桥北堍，苏州河与黄浦江汇合处。占地1700平方米，建筑面积3264平方米，设计者为汉斯·
里埃勃，由周瑞记营造厂施工。建筑立面为德国文艺复兴风格与巴洛克装饰细部掺合的折衷主义风格。屋顶为四坡两折孟莎式，开设小圆拱天窗，有一处开设可通向室外的阳台，天窗和山墙均用巴洛克弧线装饰，顶部设六角形瞭望塔。去过
　　3、黄浦路60号，海鸥饭店（原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
　　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是海鸥饭店旁的一幢四层建筑，非为现海鸥饭店主楼。海鸥饭店主楼为新建筑。
　　3、黄浦路106号（灰楼），原联合国救济总署办公室
　　该建筑建造年份不详，民国35年（1946年）曾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办公室。民国36年（1947年）3月28日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简称亚远经委会）在上海成立，该楼成为联合国亚远经委会秘书处的办公楼，该组织1974年改名亚太经社会。现为部队招待所使用。经过
　　4、黄浦路106号（红楼），原日本领事馆
　　日本领事馆初建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地址北扬子路1号（今扬子江路），名出张所，后称日本公馆，同治十二年改称日本领事馆。清宣统三年（1911年），在黄浦路25号A（即黄浦路106号）建新馆。由平野勇造（日）设计，协盛营造厂承建。为清水红砖墙的砖木结构新古典主义建筑。现为部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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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东大名路
　　1、东大名路378号，上海远洋运输公司 （ 英商耶松船厂）
　　东楼1908年竣工，系缅甸式5层建筑，红砖，顶端塔亭为翘檐四方绿瓦锥顶，别具风格。该地原系渔民打鱼晒网场所。19世纪50年代美商在此筑船坞设修船厂，当时俗称“新船澳”（或“新船坞”）后称为“老船澳”（或“老船坞“）。60年代改为英商耶松船厂。1964年创建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上海分公司，简称上海远洋公司。
　　二十二、昆山路
　　1、 昆山路135号，景林堂（现名景灵堂）
　　景灵堂建于1923年，原称为景林堂（当时为纪念监理公会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博士而命名）。宋庆龄之父宋耀如先生曾在此处任牧师。该堂坐南朝北，原有房屋面积为720平方米，1983年扩建为811平方米。有2层楼，3层楼各一幢。1981年更名为景灵堂。
　　2、昆山路146号，东吴法学院旧址
　　是英国传教士林东知1881年创办的中西书院，为中国培养了一代杰出人才。资料显示其旧址为昆山路20号，现在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八十八、溧阳路
　　1、溧阳路1269号，郭沫若旧居
　　系郭沫若1946年5月至1947年11月在沪寓所。
　　三十七、沙泾路
　　1、沙泾路10号、29号，原工部局宰牲场
　　远东最大的屠宰场，象一个迷宫一样的圆形建筑，在九龙宾馆的后面，非常神秘。
　　一O六、天潼路
　　1、天潼路422号，新亚大酒店
　　新亚酒店在清云里地块的东南部（今天潼路422号），占地面积1866平方米。清云里其他地皮后来建造信谊药厂、大桥大楼等建筑。新亚酒店由五和洋行的英国建筑师席啦承但设计，桂兰记营造厂承造。八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为15900平方米。底层为中西餐厅和店铺，二至六层共有350余间客房，七层西部有可容纳千人的大礼堂，大楼设三部电梯，还有冷暖设备。建筑造型为美国近代式，立面下部外墙采用劈斧石，上部外墙采用棕色面砖，立面构图以直线条为主，在转角屋面上设计了塔形建筑一座。1934年1月上海新亚饭店开业，是当时上海高级旅社之一。1937年上海沦陷，地痞流氓盘踞在酒店里，后来又被日军占据，一度成为汪伪上海市政府所在地。抗战胜利后，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陆军顾问团租用。日复业，恢复旅馆业务。1956年公私合营后，恢复了旅馆、粤菜和广式点心业务。1987年进行全面改建后，成为一家三星级宾馆，改名为新亚大酒店。
　　三十八、乍浦路
　　1、乍浦路439号、471号，虹口区健身房（西本愿寺）
　　民国19年（1930年）4月，在今乍浦路439号和471号，另建西本愿寺上海别院，人称“西本愿寺”，由冈野重久设计，岛津工作所承建。其建筑形式仿东京筑地的西本愿寺（今乍浦路471号内）风格。室内主体建筑是一个仿印度支提庙的东西纵长呈马蹄形的拱形大厅，西端是一个半圆龛，供日本人朝拜和安放骨灰盒之用。沿街东山墙及北入口有火焰形券面，周围装饰着莲花瓣图案浮雕。券下缘为禽鸟浮雕的带饰，在此带饰和下方的莲花纹样之间有一大块高浮雕，表现热带丛林中的白象出没，有七只大象，姿态各异，两端雕着两尊坐式菩萨，可惜这些浮雕在“文革”时期遭破坏。再下是三行，每项七朵莲花浮雕，朵朵形态逼真、形状相异。莲花墙北侧有铁栅，可以望见西本愿寺仅剩的边门，门廊前上方饰有微型小塔。乍浦路439号东门入内，还留有一幢带有日本建筑风格的入口门廊，当时是日本和尚居住处。抗日胜利后，西本愿寺的僧人全部被遣散回国，寺庙由当时政府接管，由招商局使用。解放后，439号由海洋局作海远局作宿舍，现已改作民房使用。旁侧471号改作虹口区健身房，其建筑外貌基本保存完整。
　　九十四、延安东路
　　1、延安东路523号（广场公园内），上海音乐厅（原南京大戏院）
　　上海音乐厅建成于1930年，当时叫南京大戏院，是专门放映电影的。位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523号），由于市政建设中的上海轨道交通八号线经过现址，因此音乐厅于日起，从原址向东南方向平移66.46米、整个建筑抬高了3.38米，并修缮一新。日，上海音乐厅第一次开幕迎客，英国皇家爱乐乐团作首场庆典演出。南京大戏院由我国著名建筑师范文照、赵深设计。建筑为四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131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从造型上来说，属西方古典复兴式。这种建筑风格在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是比较流行的。建筑立面为欧洲新古典式，外墙材料下部用洗石子，上部用红、褐面砖砌筑。入口处原有大雨蓬；二、三层在外立面上用三个巨大的半圆拱窗，四根爱奥尼式柱子，形成浅柱廊，具有文艺复兴建筑风格。柱头上面为横梁，再上面是高达三米的巨型横幅浮雕，不但具有古典风格，而且与戏院极为配合。由于这座建筑原先处在两条马路交叉处，所以建筑外形在转角处有一个45°的面，在下部设圆拱门，上部为狭长的墙面，在此设大型电影广告。1949年戏院改名为北京电影院，成为全市第一家公私合营影院。1959年建国十周年之际，为了适应音乐事业发展的需要，市有关部门对全市几十座影院进行调查，选中该影院改建为上海音乐厅，但也放映电影。
　　一O五、延安中路
　　1、延安中路913弄，四明村
　　四明村坐落在马尼拉路与巨籁达路之间（今延安中路913弄与巨鹿路626号之间），由四明银行于1912年与1928年两次投资兴建，以银行名字命名。占地1.9公顷，总建筑面积为29150平方米，凯泰建筑事务所黄元吉设计。总平面布置以南北总弄为轴线，建筑沿总弄两边行列布置。里弄南段为高标准住宅，北段为中等标准住宅，中段为低标准住宅。另在南端入口处有1幢独院式住宅，是四明银行董事长私人别墅。四明村共有混合结构式砖木结构房屋118幢，房屋形式属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机制红砖墙清水勾缝，客堂前为天井，客堂后为厨房；楼上前部为卧室，后部为亭子间，亭子间上面设晒台；石库门门框用汰石子装饰，实木对开乌漆大门，还系上一对敲门用的铜环。四明村建成后，早期租赁给银行职员和文化界人士，徐志摩、陆小曼夫妇曾住在四明村923号，电影演员胡蝶等都曾经居住在该弄堂里。国际著名的大作家泰戈尔日也曾住在这里。
　　2、延安中路1000号，上海展览中心
　　上海展览中心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建成最早的会展场所。四十多年来，在这里举行过许多重大政治、外事活动，接待过党的三代领导人以及数十位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组织和举办了上千个国内外展览和会议，是本市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旅游活动中心和对外交流的窗口之一。日，中苏友好大厦在哈同花园旧址动工兴建，至1955年3月建成，费时十个月。设计由前苏联中央设计院主持，主要设计人有建筑师安德列耶夫、工程师郭赫曼。整个设计受苏联同类建筑影响很大，与莫斯科国民经济成果展览馆十分相似，两者同属典型的俄罗斯巴洛克建筑风格，尤其是位于建筑群中心的主楼与广场、喷水池的做法，灵感可能都来自彼得堡著名的海军部大厦的中段，三座建筑的塔楼部分与金色尖塔的做法，从体量、比例到细部的处理都可谓大同小异，只是海军部大厦塔尖的帆船在两个展览馆都换成了五角星，一个金色，另一为个红色。上海展览中心建筑群按中轴线对称布局，建筑之间又围合成三个主要的室外广场，又利用建筑之间的连廊，分隔出几个绿化庭院，手法与形式同欧洲十六世纪以来的一些古典主义大型宫殿建筑群类似或一致。其室内外装饰构建同样反映出俄罗斯古典主义装饰风格，在一些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