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后，土屋在农地改革后的农村重新成为百姓，并且在母亲开的食品店做帮手。上世纪５０年代，列岛到处是蓬勃的反战和平运动。即使在比较封闭的上山乡间，也成立了“上山市和平恳话会”。劳动之余，只要对方有求，无论是学校、妇女组织、工会、市民集会或讨论，不论晴雨远近，土屋都去参加。他的发言都有作证性质，既为当年齐齐哈尔宪兵队的罪恶举证，又为自己当年在齐市几乎无人不知的恶名而自证。当人们纷纷在记忆中销赃灭迹，逃离现场，在现实中金盆洗手后为一双摇拂橄榄枝的御手时，土屋的言论显然破坏了游戏规则。对他发言的骚扰和抗议，总是十分激烈。１９８４年８月５日的《朝日新闻》以大篇幅介绍了他的手记《战犯的实录——半生的悔悟》之后，抗议文、骚扰信扑面而来，它们多来自于原是宪兵的旧军人。
“宪友会”是全国范围的原宪兵的民间团体。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０日，《东京宪友会会报一八三号》重点刊载了该会会长写的《驳斥宪友的某个出版物》，内称：“这件事让人们看到了该氏巧妙地利用《朝日新闻》的反战反核宣传活动这种组织者的侧面，但结论是一切都无事实根据，充满谎言。”该期会报又发表一篇题为《面对悔悟记录的愕然》的文章，作者是千叶县的一位原宪兵：“在当前全国宪友会同心协力把对原宪兵的正确评价传给后世的活动中，绝对不能允许一个鲁莽的宪友使宪友会的活动泡汤。”
土屋本人还收到了一篇约有四五千字的长文章《宪兵科同期生对反叛祖国的宪友的公开质问信》，文中同样不容分辩地指责他为“洗脑”、“日本共产党员”。这位当初在中国的土地上被称为“特高之神”的男人，竟然在祖国的土地上屡屡被警方监视、跟踪。
有土屋芳雄遭际的，比比皆是。
曾任华中派遣军第３９师团步兵２３２联队中队长的富永正三，回国后按要求写了履历书。附信里他写了“吃尽了战争的苦头，以后要在反战的和平中生活”的意思，不久便传出“富永的脑袋变得不正常了，得让他先冷静冷静”的话来，被求职部门长期拒之以门外。
原华北派遣军第５９师团机关枪中队队长，从１９４２年至战败时为止，一直指挥１５０名手下在山东境内进行“三光”扫荡行动的小岛隆男，乘“兴安丸”号客轮回到了阔别１７年的祖国。他穿一身抚顺战犯管理所送的新制服，随身的日用品和零花钱也是中国方面所赠送，大约正为此，几乎一下船，他就被贴上了“被洗过脑的男人”、“赤色”、“被锤炼过的人”这一类标签。
他的家在东京神田，当地的民政官员和警察不断来访，但不是为着解决他的求职问题。因为是“中国归来者”，谁都不想雇用他。对他展开了弥勒佛般大度笑容的也有，那就是作为一名“帝国军人生还故国者”，返回自卫队。（以上参见
（日） 野田正彰著，朱春立、刘燕译《战争罪责》）
１９４６年１月，东史郎就回到了祖国。他在家乡京都竹野郡先后经营电影院、机床制造业等，生活过得颇为富裕。１９８７年，东史郎出于对参加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在京都的和平展览会上，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共５卷３７万字，其中包括记录当年南京大屠杀情景的材料。他说：“对于一个退伍军人来说，战场上的事是不能磨灭的，因为我常常看到那本日记，当时的情况就常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大家都忘记了，但我因为有这些日记，所以才能记得这些事。”
同年１２月，东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将日记节选后交青木书店公开出版，在日本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同时也遭到右翼势力的嫉恨。１９８７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８年３月，东史郎先后四次来南京，诚挚地“向南京人民谢罪”。他的家里因此接到不少右翼分子的恐吓电话，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亵渎了英灵”、“罪该万死”等，东史郎及其家属却不惧威胁。他多次公开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在德国，出生在“二战”期间、期后的这代青年，战后大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对自己的父母在纳粹德国时的经历和行为有过一番比较深入地了解，并以此决定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因为父母的所作所为，不少人存有一种集体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既决定了他们成年后的政治倾向和绝对的反战态度，也造成他们心理上自童年起难以摆脱的困惑与孤独。因此有人说，德国的这一代青年没有过快乐的童年……
在日本，有这么一个故事——
出生于１９４７年的仓桥绫子，与许多做女儿的一样，与父亲的关系很是密切，也从不辜负父亲的期待。在她小时，父亲便常常在夜间做噩梦，有时还发出凄厉的喊叫声。母亲总是用父亲过去有过痛苦的经历来解释此事，并安慰有些担心的女儿。她上中学时，父亲得了肝硬化，久治不愈，在１９８６年７１岁时去世。上完中学，仓桥绫子进了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在东京当中学老师。
这时，她为母亲当年的解释而感到隐隐不安，打定主意要搞清楚父亲“痛苦的经历”。退职以后，她开始走访战时认识父亲的人，从第１个到第１９个，出现在她眼前的都是那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具敌意的寒暄，有礼貌的拒绝，东扯葫芦西扯瓢的太极。直到联系到第２０个人时，终于出现一位承认是当年在宪兵队里是她父亲上司的人，此人住在名古屋……
四年之后，仓桥绫子据此创作了她的第二篇小说《悲伤的河》（《民主文学》１９９７年９月号）。在这篇作品里，父亲的病情进入了晚期，于世不久。悉心照顾父亲的女儿，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附有一张照片，上面是砍了中国人的头后正大笑着的３个日本军人，中间站的那个就是年轻时的父亲。
女儿极其震撼，不得不去打扰病榻上的父亲：
“爸爸，把真实情况告诉我。相信我，不论有什么事，我都是你的女儿。亲手杀死过很多人，这是真的吗？”
父亲的眼里流出泪水，不作声地转过头去。
过了一会儿，女儿收拾东西准备回去时，父亲用笔告诉女儿，他当年到过的中国的地方和杀人的数字。女儿目瞪口呆，问父亲：“怎么能干出这么残酷的事呢？”
父亲再次颤抖着用铅笔回答：“我们是皇军。这是圣战。这才使得中国团结起来。”
“开始时很苦恼，但想到这是为了战胜中国，也就想通了。”
“那时真正的自己并不存在。实在是做了不好的事。”
女儿凑到父亲的耳边小声说：“爸爸，谢谢你。让你回忆起痛苦的事，对不起，但是这样好。把实情告诉我，父亲也稍微踏实一点了吧？”
“我接受这个事实，接受父亲做过的事。”
仓桥绫子身上，有一种穿透父母那代人的脸、去倾听历史大音稀声的力量。
但在列岛，快乐的童年依然在沿途撒下鲜花与歌声，出生在“二战”期间、期后的这代青年，因战后高速增长的经济，从国家体制到社会生活形态大跨度地西化，给这代青年以多少诱惑，又有多少机会。而且，他们早已习惯了父母那张一半朝着阳光、一半埋在阴影里的脸。列岛上下遍布着这样充满日本特色的脸，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怪诞。
何谓充满日本特色的脸的呢？
源自高村光太郎（１８８３—１９５６）的一首诗《坠子之国》：
颊骨突出，厚唇，三角眼。长得像是名人三五郎雕出来的坠子／失魂落魄 神态木然 ／不了解自己汲汲营营／生命如鸿毛／爱慕虚荣／藏头缩脑
不满现状／如猿猴，如狐狸，如鼯鼠，如鲨鱼，如兽头瓦，如破碗片／一般的日本人
高村一定是“爱之切，恨之深”了。其实，高村笔下“一般的日本人”，我们在中曾根康弘、大平正芳、桥本龙太郎、村山富士等历任、甚至在现任上争议不断的小泉纯一郎首相的脸上看不到，在池田大作、胜田昭夫、松下幸之助、黑泽明、小泽征尔、东山夷魁、高仓健等各界精英的脸上看不到，更不要说是最能体现日本女性气质、风度美的栗原小卷、中野良子、小鹿纯子了。
但在“二战”后的日本社会，凡要对待“中国归来者”，凡要应答仓桥绫子这样的后代，凡要谈论起这场战争，的确是遍布一张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
它们热情而又冷漠，充实而又空洞，坚毅而又暧昧，紧张而又迷茫。
可只要投去了其他对象，其他问题，它们瞬间就可能变得明净起来，和谐起来，真实起来，因此你可以说这张脸是一个四处游布的假面具。
“旅行之中无耻辱”
大抵上说，战后大和民族的反应有两种类型——一种反应是“无罚化”。主张无论是战争的参与者还是受害者，大家全都无须惩罚，因为不论胜了还是败了，战争都是悲惨的。
而且，更重要的，日本还是这场战争最惨重的受害者。在德国公众心目中，“二战”中标志性的事件是纳粹屠杀６００万欧洲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和文化名城德瑞斯登的轰炸；在日本国民心中，历史必须永远铭记的事件，却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南京大屠杀。
战后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大抵上是基于此种意识开展起来的。无论是广岛、长崎的反核和平运动，还是持续讲述战争体验及后果的大量书籍与文艺作品，说的都是一场似乎没有来由、或者说是“被迫进行的”战争如何使敌方、我方都成了牺牲者。而有来由的、或者说是“自己进行的”战争的声音，却尽可能将其淹没在“无罚化”的喧嚣里。
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堪称四两拨千斤之作。参观者的心境常常处于压抑之中，让人们压抑的倒不是那些太周详的论述和一串串的数字，而是细节。越是小的细节，倒越有可能触目惊心——
一块表面上泛黄色、满是水渍的怀表，指针永远地停在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刻：８时１５分；
一架儿童骑的玩具车，在高温中熔化了一大半，似一匹瘦骨嶙峋的小马，不畏沧桑的剥蚀，仍顽强地站在那里，在冥冥之中呼唤着当年它的主人；
还有一块花岗石，原是一家银行门口的台阶。原子弹爆炸的一瞬间，一个银行职员正走过，他倏然人间蒸发，只在这台阶上留下了一个模糊的黑影子。这块花岗石现在被称作“人影石”……
在中国的博物馆，如北京的抗战纪念馆、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有多少此类“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展品呢？
另一种反应，则是由极端精神主义转而为经济至上主义，认为日本是因为物质力量不够而输给了美国，急于要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工业，赶超西方经济，使本民族重新站立起来。其实质，并非是把昔日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思想体系回炉改造，铸剑为犁，只不过将它推去了幕后，而在前台——貌似是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资本主义舞台上，隐隐约约按照过去的图腾：有了经济的强大，就有了一切，有了物质的力量，就有了日本的明天，上演着自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立即成了美军军需品的最大采购地。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５３年这段时间，日本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食品物质和劳务。接着越南战争又开始了，工厂日夜繁忙，国民仍然节衣缩食。那一代的孩子，有许多光着脚丫却满面春风地去上学。那时日本待遇最高的是教师，教室里坐满了孩子，他们是日本的希望。
随后的六七十年代里，过去的武士道精神熔铸为现代日本的企业战士。当时，在日本人里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患心脏病，“过劳死”成为社会问题和普遍现象。尤其是年轻人毕业后一进入企业，日夜献身工作，从此如猎犬进入丛林，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到了８０年代，美国人为之惊呼：这头猎犬已悄悄冲进自己的家园！
１９８８年，日本石桥公司购买美国的费尔斯通轮胎公司。
１９８９年索尼公司购买好莱坞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同年，三菱地产公司在一片争议声里购买了美国的偶像式建筑——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大部分的股份。
１９９０年，丰田公司在美国的肯塔基建立汽车制造厂。
１９９１年，坐落于达拉斯和得克萨斯并拥有ＳＥＶＥＮ
ＥＬＥＶＥＮ便民商店连锁公司的美国东南公司，将它７０％的股份卖给了伊藤洋华堂连锁店公司。
１９９２年，位于蒙特雷半岛、占地５３００英亩的佩宝海滩被日本住友银行的两个附属公司接管……
在这１０年间，忽然如空降过来的日本人，他们夹着公文包，戴着金丝眼镜，矜持地或者小人得志似的再挽着位金发碧眼的丽人，在美国的许多城市成了一道突出的风景。在许多日本男人眼里，大概美国小姐是一个符号，一个打明治维新起便要“脱亚入欧”的“小人物”能否混进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人物”中去的心理符号。征服它，今天无须再用刺刀了，只要有大把的美元，一样可以粗暴地征服。
不仅仅如此，日本现代企业战士的手中还握有一把锋光闪闪的“武士刀”——科技。
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使自己的科技人员如此快地掌握最新技术，并迅速应用于降低消费品的价格，从而大规模地占领市场。似乎世界上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与日本的石英表、电子照相机、摄像机、立体音响设备或复印机、袖珍计算机的制造者进行激烈的竞争。尽管所有这些产品的基础技术都来自西方，但日本的技术都后来居上。
在军事尖端技术上，亦如此。
１９９０年美国打赢了波斯湾战争，日本的众多科技公司也一片沸腾，香槟酒一瓶瓶开得像点爆竹那样脆响。美国所使用的尖端武器里几乎都有重要的日本零件，例如飞弹里用的是新力公司的摄影机；非常规武器中的陶瓷容器、微波功率电晶体等许多重要零件，全数依靠京都陶瓷、日立、富士通、ＮＥＣ等公司供给。如果日本停止出口零件，美国的高科技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找不到北。
日本人对于美国人，向来是又恨又怕，还心存几分感激。战后６０年里，日本对美国大抵言听计从，美国一打仗，日本总是“哈依、哈依”地买单。老布什打伊拉克，日本出了９０亿日元，前年小布什要灭萨达姆，小泉说现在国内经济不景气，没有钱，但出了人，首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有人说，日本人对哪怕是一个美国乞丐都会毕恭毕敬。但毕恭毕敬之中，日本又总想对自己的仇人兼恩人施之以裹着天鹅绒的报复，泄之以让对方喝了黄莲汤却又有苦难言的快意。一千年前，蕞尔小国对大唐中国俯首帖耳的同时，不也始终阴鸷着一只眼？
可以认为，正是这种想要以物质成就遮掩战败罪责的或深或浅的用心，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日本战后拒绝历史反思、抹杀精神创伤的文化空间。
从武士道传统至今在日本社会沛然不竭来看，大和民族本是一个敢于承担罪责的民族。延至当代，“知死”之人仍层出不穷：１９９７年日本经济低迷，引咎自杀的人数大增，自杀者共有２１８５１人，比前一年增加２０％。１９９９年日本有２２０００人左右自杀，为交通事故罹难数的两倍。到了２００３年，自杀者高达３７４００余人，其中仍以引咎自杀者为多，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极为罕见。
在林林总总的非亲属集团内部，言必践行，事必尽善，职必尽心。一旦言不践行，事未尽善，职未尽心，轻者降职降薪，引咎辞去，重者则自裁自决，舍生赴死。在日本，“忠”的思想，“义”的观念，浸透了整个社会，藩国或团体的安危成败历来重于个人生命，这是所有阶层的共同准则，如同一个不见教堂寺院却同样庄严肃穆的宗教。
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里指出，古代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忠”、“义”等伦理思想，他们却没有接纳“仁”这一观念。
这样说可能绝对了，但即使存在一些，“仁”的坐标也只是建立在藩国或团体的利益取舍上。
在日本，“忠”、“义”有着普遍突出的意义，它们是日本人精神上的天条律令。一件事情能不能做，主要是看是否合“忠”，是否合“义”。“仁”则仅仅是在藩国或团体内部的一个价值标准，是日本人上班必带出门、远行却不必带上的一张出勤卡。换句话说，当大“仁”与小“仁”一致时，如祈愿和平，他们比谁都快地爬墙上竿，声高浪大，俨然和平是一块绿宝石，它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已有三百年；一旦大“仁”不合于小“仁”时，如反思“二战”罪责，他们便临阵逃脱，又搔首弄姿，仿佛与当今的德意志民族比起来，是它纯洁、烂漫得像个花季少女……
在日本，“忠”、“义”的要义还有——
不但藩国或团体的安危成败历来高于个人生命，它们的荣辱毁誉也重于泰山。众多日本人决心赴死，既是引咎平责，更为着洗刷耻辱保全名誉。对名誉的极度敏感是日本民族的又一心理特点，它却未能导引出西方文化中的所谓“罪恶感”。
大和民族的罪恶感，与它的“仁”的观念一样，都是关起门来使用的，即辜负或背叛了自己所属的藩国或团体的信赖才会产生罪感；当想到自己的行为对所辜负或背叛的集团以及他人带来了麻烦时，才会产生罪感，并因此要向对方谢罪不迭。但只要出了门外，这名誉的敏感器便顿时失灵了，如日本有一句谚语所说“旅行之中无耻辱”。
日本人理性的薄弱，使得列岛上不乏如是的人物——一个鹤发红颜、手脚勤快、精通园艺的老翁，过去是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一个慈眉善目、热情可掬、衣服上发现了一点尘灰竟像在身上看到了一个弹洞一样惊讶的老妪，却是当年丈夫暴行最坚定的支持者。
人性如此之大分裂，两极如此之遥远，在其他国家多数的情况是，要不他们出自于精神病院，要不他们出自演技一流的剧院。在日本，他们却是泰然自若的，对此社会也是泰然自若的，没有谁会觉得奇怪与不安。
日本人的理性薄弱，对本民族的社会进程而言，恐似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若不是是非观念不强，实用主义盛行，日本就不可能在东方最早实现近代化，最先达到现代化；
另一方面，因为是非观念不强，窥时善变，除了总让亚洲各国忐忑不安，在世界地平线上屡有“经济动物”之称，在国内，国民的这一心理特点也容易为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所利用。靖国神社大概就是这样的例子，许多普通的日本人来这里祭奠战争中失去的亲人，一些右翼团体却在此凭吊战争罪犯的亡灵，鼓吹复活军国主义，政府的一些有右翼思想的高官也来这里参拜。当亚洲国家及国内频频出现反对声音时，老百姓与传统就成了挡箭牌，声称这是“尊重民众的习惯”。
白修德与40年代中原大饥荒问题
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造成五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则主要是“人祸”，衍为当时政治的腐败、政府的严重失职。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拯救无数生灵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美］白修德：《探索历史》，马清槐、方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3页。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
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历史的裂缝白修德与40年代“中原大饥荒”
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他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196、197页。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第195页。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报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
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页。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20－122页。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位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森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指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联系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他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对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评价：“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阿马蒂亚·森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灾害的严重后果，人们才能意识到民主的重要。
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都已说明，对重大灾难的深刻反思，往往是社会改革、进步的重要契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多难”才能“兴邦”；一个民族今天失去的，才能以明天的进步作为补偿。
有些鸟儿我们是看不见的
有些鸟儿我们是看不见的
我的一位邻居老人说，在没有留下过汽车轱辘印的地方，会游荡着一些快乐或者哀怨的幽灵。黄昏时分，如果你穿过一座僻静的村落，可能就在某个墙角处与他们撞个正着。你虽然瞪大眼睛，却丝毫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倒是那些幽灵会主动闪开，说，看啊，这个瞎子，他踩着我啦。
那是一位乐观豁达的老人，深受家人和邻居的尊敬。他说过这话不久，就告别了我们，毫无牵挂地进入另外的空间了。我记着他的话，心想会不会在某个黄昏或者夜晚，在楼道里突然就碰上他呢？可是我眼前除了一些坚硬而冰冷的物质，什么也没有。
虽然我们深感物质世界是不容置疑的，但在真实的生活中，还是宁可相信一些虚幻事物的存在，并在内心为它们预留着共同分享这个世界的空间。
一次，我在经过甘、川相邻地段一个名叫木道那的藏族寨子时，一群人正聚集在寨口一棵古杨树下，群情激愤地呵斥一个小男孩儿。那男孩委屈地抹着泪，手里拖着一把割草用的长柄镰刀，看上去很无辜的样子。我觉得那样对待一个孩子是不公平的，就问其中一位年长的男人，难道他做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错事了吗？那人指指老树说，你看看吧，他做的好事！那棵老树上挂满了被雨水冲刷得泛白的经幡，还涂着不少酥油，酥油上粘着一团一团的羊毛。在一段空白树干上，有一道刀砍过的痕迹，新鲜的茬口上正在往外流水。原来，拿镰刀的小男孩路经此处，无意地向树上砍了一下，恰好被大人们看见了。他们认为树是不能想砍就砍的，何况那棵树不是一棵普通的树，而是护佑着地方平安的山神的寄魂树！人们说，那伤口不光是砍在树上，也是砍在山神的身上啊。
我仰头看着那老态龙钟的杨树，有着枯瘦扭曲的枝干和稀疏的叶片，树冠上三两个鹊巢岌岌可危。除此以外，什么也看不出来。可我相信在寨子里人们的眼中，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景象，一些非同寻常的鸟儿栖息于树枝，它们无形的翅膀鼓动着透明的空气，正在给整个寨子带来幸福和吉祥。
是的，在一些偏远村寨，那些看不见的，或者被我们认为是虚无的东西，仍被供奉在人们心灵的殿堂上，并被敬畏的嘴唇传诵得鲜活生动。从古到今，那样的鸟儿一直不知疲倦地飞翔于民间的天空下，因而在青藏高原，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有相对应的神灵，即使那些丑陋的石头和树木，也有人一样的尊严和灵性。我们常常会见到这样的事实：即使大片大片的森林被国营林场的伐木工用油锯剃了光头，而被村民们保护着的“神山”上，尤其是在寺庙的附近，成片成片的树木依然茁壮而茂密。
小时候，我们总被警告不要在路上撒尿，冲了路神，眼皮上就会长出蚕豆大的“眼蛋”；也不能把脚丫踩到泉水里去，因为泉眼里住着泉神，冒犯了就会让我们的身上脸上长疮。我们表面上不以为然，但真那样做的时候，心里总会有所顾忌。两年前，我带儿子去老家的一条山沟里捉娃娃鱼，因为老师指派给他一个任务：捉一些娃娃鱼回家饲养，观察它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在一条小溪源头的泉眼处，我们找到了一条很大的娃娃鱼，随即就被手脚麻利的儿子牢牢抓住了尾巴。可是那条娃娃鱼就近钻到了泉眼的石缝里，怎么也拉不出来。儿子虽然没有放手，但眼里带了莫名其妙的慌恐，回头看着我。也许他也觉得那不是一条普通的娃娃鱼，而是什么神秘之物的化身。
有些东西我们是看不见的，但隐藏于我们的意识里，某种时间便能够真实地显示出来。正是这种对自然的神圣感和敬畏，约束着我们的行为，不断地使我们放弃自私而非分的念头。
旅游业兴盛以来，香格里拉（安多藏区称为香巴拉）成为人们追寻的理想境界，希望那仅仅是佛经中提到的或小说里描绘的世外桃源，在现实中能够找到确切的对应。在青藏高原，据说那样的秘境已经被声称找到了，而且正在产生着旅游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就是在国外，人们也试图将那乌托邦据为己有。印度国家旅游局曾经宣布，香格里拉位于喜马拉雅山下的巴尔蒂斯镇；尼泊尔人也不甘示弱，声称他们的边陲小镇木斯塘为香格里拉；俄罗斯人则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辗转寻找香格里拉的蛛丝马迹。可实际上，香巴拉作为佛教理想中极乐世界的象征，无论把它放在哪一块现实的土地上，都会显得牵强，甚至会玷污了它本身的圣洁。曾经有位名叫吉米·哈特的美国人，则意外得到了另一条到达香格里拉的“路线图”——他在尼泊尔境内寻找香格里拉时，当地一位老喇嘛笑着说：到处找什么呢？香格里拉就在你的心中啊。
可是我们眼里除了实实在在的物质，什么也没有。就像我在木道那寨口仰头张望的时候，看到的只是枯瘦的枝干和稀疏的叶片，以及树冠上岌岌可危的鸟巢。
如今已经没有人会相信山神，更不相信山神会把灵魂寄托在某棵老朽的杨树上，但我知道，那是一种心灵的真实。也许那些鸟儿轻盈透明的翅膀，已经不能承载物质世界之重，它就像藏族民间故事中那个冰做的宝贝，突然受到阳光的惊扰，撒一泡尿就急急逃走了。我们也无法用文字的罗网捕获它，当我们试图张开罗网的时候，它已经了无踪迹。它伴随了人类的童年，一直到现在，如果不是我们遗忘了它，甚至拒绝了它，它一定还会陪伴着我们，直到世界的末日。
我相信没有汽车辙印的地方会有精灵游荡，虽然说过这话的邻居老人早已故去。而我将继续穿行于青藏高原边缘的村寨牧场，在民间的天空下追寻那些虚无之鸟的踪迹。
《老人与海》不是赞扬现代人硬汉精神的小说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长期以来，人们对这部小说思想主题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评价。但总的来说，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小说展示的是海明威笔下人物桑提亚哥的“硬汉子”精神，是人类永不屈服、永不言败精神的一首颂歌。但是，当我们对这部作品再一次进行仔细解读的时候，有些看法可能会受到盘诘。其实，这部小说是海明威对20世纪的人的状况和人的处境理解的产物，是作家对“现代人悲观绝望”情绪的一次集中表现。因为在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西方人所面临的精神困境、尴尬地位以及人类精英在面临困境时的无奈感受，反映了20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时代精神特征。
一个古老故事的现代寓意
就《老人与海》的这部小说的情节来说，它描写的是一个文学史上常见的老套故事，故事本身并不新奇。但是，这个简单的故事背后，却隐藏着更深的内容，按照海明威自己的话来说，故事如果是海面上露出的冰山的八分之一，另有八分之七则掩藏在海面下。正因这部作品具有不同凡响的深意，它才被公认为一部伟大的作品。
首先，老人与海的故事，反映了海明威对当代人类社会中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理解。
第一，老人所面对的大海，是他眼中神秘莫测而又是危机四伏的暴力世界的象征。暴力主题是海明威作品中一直挥之不去的主题。海明威始终认为，在现代世界中，暴力可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暴力形式。战争、死亡等等属于有形的暴力形式，而有形的暴力所导致人心灵、情感和精神上的创伤，则属于无形的暴力形式。发展到后来，凡是对人的造成的伤害的东西，在海明威看来，都可以看成是暴力。这种认识，他就用一个象征性的载体——大海表现出来了。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老渔民桑提亚哥，一辈子以打鱼为生，最近却运气极坏，一连84天出海都打不到鱼。作品中描写，就连船上那个用破面粉袋做成的船帆，也像一面失败的旗帜。同时，大海中还充满各种各样危险的敌人（暴力），包括海浪与海流，黑暗和寂寞，凶狠残暴的鲨鱼。因此，大海成了作家眼中“暴力世界”的象征。在西方文学中，常常以人和大海的关系来表现人和世界的关系。古希腊史诗开篇所说的人在大海上，其实就是人存在于漂泊不定的世界上。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白鲸》、英国小说家笛福的荒岛小说、法国凡尔纳描写大海的小说以及20世纪英国作家戈尔丁的《蝇王》等，都是以大海为背景的作品。表现大海的诗歌更多，拜伦、普希金等很多诗篇大抵如此。实际上，大海是西方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符号，以大海为象征是西方文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海明威赋予大海一些新的内涵，借以喻指世界的神秘莫测：它随时会使身处其中的人面临厄运，人们对此无法预测，也无法把握。在海明威的眼中，现代世界也是时而风平浪静，时而狂风暴雨，时而让人一无所获，时而令人无可奈何。所以，如果把大海和世界相类比，这个世界和人是对立的，人无法把握人世间的暴力。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用众多的笔墨书写大海的各种特点，正是在暗示世界的荒诞和无法把握，揭示暴力世界的难以认识和把握的特征。
第二，作品主人公——饱经沧桑的老人桑提亚哥——是人类精英的象征。“老人”这一意象在西方现代派文学和西方当代文学作品中也经常出现，主要象征着具有漫长历史的“人类”。
首先，在海明威的笔下，老人桑提亚哥是人类自身的象征，他的饱经沧桑的经历，正是人类漫长发展历程的艺术浓缩。这样的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一生中以大海为对象，以大海为目的，在大海中生存，力图战胜大海，驾驭大海，却屡受大海随意地捉弄。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如今也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人类虽阅历丰富，却仍然会被随时出现的新的暴力形式所捉弄。
然而，老人又不是一般人类的泛泛象征，他更象征着现代社会人类中的精英者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作为一个老渔夫，作品描写桑提亚哥饱经沧桑，仍然总是面临失败的厄运，但仍然选择行动。老人坚持出海表现了海明威对人类本质特性的理解。人类在自身角色长期无法实现的条件下，人应选择行动，还是选择放弃，这是每个人都要遇到的大问题。人的本质是追求自由，但现实却告诉我们，人类的自由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现实总是和人的自由需求相悖的。老人面对如此凶险的大海，失败的可能性永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但老人选择了行动。老人认为，尽管自己可能还要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是，绝不能放弃。因为老人深知：人类生存的需要决定人自身的需要永远不能满足，而价值就在于人的行动。人类不会以一次性的胜利，获得永远的满足。我们也知道，人类的进步一直都是伴随着巨大的灾难。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脊椎动物到灵长类动物，从猿到人，人类的成长，离不开冰河期的毁灭，离不开火山爆发，洪水等自然灾难。欧洲中世纪大规模的蛮族入侵，比大的瘟疫还要厉害，他们见人就杀。文艺复兴时期，黑死病、鼠疫，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近现代社会从资本主义早期走到今天，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地摧残了人性。人类可能还会遇到更大的灾难，同样，人类也还会有更多的希望。面对这种境遇，要么逃避，要么行动。但是逃避不是办法，“老人”选择了行动。
第三，老人和大海之间的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的关系，也是作家眼中“人与世界关系”的象征。一方面，老人离不开大海，老人以打鱼为生，大海就是他生存与活动的家园。无论大海多凶险，他都不可能不去打鱼，因为不出海，他便失去自己“渔民”的身份（角色），就不可能生活下去。但另一方面，“大海”是个不以老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大海”的凶暴和无常，常常与老人的意愿相违背。这决定着人在面临自然的时候，总是面临这样的困境，人不依赖自然不能生存，但人又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去战胜大海。假如人类不从自然的依赖中挣脱出来，又将永远一事无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老人与大海的关系，就是互相依存与相互矛盾斗争的关系，他既要依赖于大海，又要战胜大海。对此，我在一本书中所谈到的：人类总是和自己所面临的对象形成一种既矛盾又斗争的关系。早期的人类面对自然时，就是一方面依赖自然，一方面又要战胜自然。人完全离开自然，就生存不下去，而一味屈从自然，人就无法脱离动物界。同理，在中世纪，人类创造了宗教，说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类需要宗教和依赖宗教，但同时必须又要不断地战胜宗教，获得了进步。今天人类对物的依赖也是如此。一方面人类要想活得富裕幸福，人类不能不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人又必须反对拜物主义，反对人被异化，为物所役。在海明威写作《老人与海》的时代，他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就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意蕴。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老人已经84天没有打到鱼了却还要出海；为什么明知鲨鱼会吃掉他的猎物却仍然不放弃；为什么回去之后还要反复梦见狮子，还想进行新一轮的战斗；为什么明知失败却仍然不放弃？——在海明威看来，这是人类的定命，就是受到这个规定制约的不得不为之的定命！
从以上所分析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上看，海明威就为《老人遇海》的写作，定下了一个现代悲剧的基调。
由处境到境遇：老人角色的悲剧底蕴
为什么说老人桑提亚哥所处的悲剧是现代社会西方人的写照？这里其实包含着两个问题：一个是老人所处的困境已经不是传统的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另外一个方面是人类的身份能否实现的问题。
在海明威看来，老人（亦即有着漫长历史的人类）在今天所面临的困境是：人类处在自身角色不能实现的两难境遇。
自古以来，人类其实一直面临着“To be or not to
be”两难选择。如前所言，早期人类在面对自然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一艰难的选择过程。一方面，远古的人类要依赖自然而生存，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地要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并试图战胜自然。这是因为，假如他们不依赖自然，那么，他们就根本无法生活下去。如果他们一味地依赖着自然，不去认识它和改造它，那么，人类就永远不会脱离动物界。这是典型的人和处境的关系。人的活动，离不开他所处的环境，从而决定着人和环境的冲突与矛盾。但20世纪的西方人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和环境的矛盾转化成为人的精神之中的冲突。
如果说，20世纪之前的人类看待人的活动，是把它看成是人是处境的产物的话，那么，20世纪人类再看待人自身时，便把人看成了是境遇的产物——所谓“境遇”，就是人类精神的两难困境。从精神困境的角度来看，老人出海是失败，不出海也是失败；打不到鱼是失败，虽然能够打到大鱼但不能拿回来也是失败！再进一步说，老人梦见狮子和不梦见狮子，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想成为狮子而永远不能成为狮子，这就是老人的精神现实，也是莎士比亚的“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活着还是不活着）的现代表现形式！
老人其实是非常清醒地知道这个困境的。在他所谓勇敢搏斗的行为中，甚至在他“人可以被消灭，但不会被打败”的所谓豪言壮语中，我们所看到的也不过是无所不在的孤独和失败感。从对小说的细读中可以看到：老人在最后觉得没有办法再与鲨鱼搏斗并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猎物以后，小说写道：“现在他在轻松地开着船了，他的脑子里不再去想什么，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什么事都已经过去，现在只要把船尽可能好好地、灵巧地开往他自己的港口去。夜里，鲨鱼又来咬死鱼的残骸，像一个人从饭桌子上去拣面包皮似的。老人睬也不睬它们，除了掌舵，什么事都不睬。他只注意到他的船走的多么轻快，多么顺当，没有其重无比的东西在旁边拖累他了。”当他看到海滨居住区的灯光后，小说写道：“风总算是我们的朋友，他想。然后又加上一句：不过也只是有时候。还有大海，那儿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我们的敌人。床呢，床是我的朋友。正是床啊，他想。床真要变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东西。一旦给打败，事情也就容易办了，他想。我绝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容易。可是，是什么把你打败的呢？他又想。‘什么也不是，&他提高嗓子说。‘是我走的太远了。&”老人长睡第一次醒来之后，他第一句话是：“它们把我给打败了，曼诺林，”他说。“他们真的打败了我。”“它没有打败你。那条鱼没有打败你。”“是的。真的没有。可是后来鲨鱼打败了我。”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再来理解老人所说的“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的话，会发现，这是现代人精神两难境地的真实写照。当一个人的肉体已经被消灭之后，精神又怎能存在呢？——渴望精神不败，但肉体的失败已经决定着精神不败的不可能实现——这就是造成老人精神上两难的原因。
不仅如此，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明威笔下的老人桑提亚哥的角色身份是“渔民”。可是，小说给我们提供却是一个角色难以实现的悲剧：老人是渔民，他的主要角色价值就是打鱼，假如他一直不下海，那么，他就不是渔民。这个角色就决定着他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必须出海。同样，作为渔民，他下海还有一个命定的规定，就是他必须要打到鱼。假如他下了海，但是打不到鱼，那么，他也不是渔民。所以，小说才重点强调他是84天都没有打到鱼，“他背运了”，“那面补了些面粉袋的船帆，像一面永远失败的旗帜”。还有一点，就是他假如打到了鱼，还要有能力把打到的猎物（马林鱼）拿回来。不能设想，一个猎人打到猎物又把它丢掉。如果老人把辛辛苦苦打到的鱼丢掉了，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老人也没有能够实现“渔民”身份与内涵的统一。
这样，海明威笔下的老人桑提亚哥就面临着一个角色难以被认同的困境：不管他是否行动和如何行动，他的“渔夫”身份都不能实现。他不行动，当然不是渔夫；而行动了却没有结果，那也决定着他不是渔夫。行动还是不行动，在这里真正成了一个问题——行动的无意义和无价值导致了老人的打鱼只不过是个活动的惯性而已。换言之，老人的角色是一个渔夫，他的职业是其能够合理存在的标志。任何角色都是一种生活方式，只这种生活方式得以实现，角色才可以得到确证。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中，每个人都在追求着自身的身份与实质的同一，追求着自己价值的实现。所谓自己价值的实现，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自己完美地保证了自己的身份和角色所要求的内涵的实现。老人通过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在现代社会中，自己的身份要得到确证，角色要得以实现，是非常困难的。《老人与海》中桑迪亚哥千方百计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满足自身的身份的要求，或角色实现。失败后他依然梦见狮子，这并不说明他仍然有战斗的勇气，只能说，他仍然对自己的身份和角色不能实现而耿耿于怀——这正是现代人的处境和感受，因此说，老人是一个现代悲剧角色，打鱼的屡屡失败，正是现代人自身身份和角色无法实现的象征性写照。
《老人与海》的结尾蕴涵着孤独的深意
我们说《老人与海》表现的是20世纪西方精英在面对新的世界问题面前的悲哀和无可奈何的情绪，还在于对一个情节的细读。在这篇小说的结尾，有一段常常被读者忽略的文字。在小说的倒数第二段，作者写道：
那天下午，露台饭店来了一群旅客，有个女人朝下面的海水望去，看见在一些空啤酒听和死梭子鱼之间，有一条又粗又长的白色脊骨，一端有条巨大的尾巴，当东风在港外不断地掀起大浪的时候，这尾巴随着潮水起落、摇摆。
“那是什么？”她问一名侍者，指着那条大鱼的长长的脊骨，它如今不过是垃圾了，只等潮水来把它带走。
“Tiburon,”侍者说。“Eshark。”他打算解释这事情的经过。
“我也不知道，”她的男伴说。
然后才是：
在大路另一头，老人在窝棚里，他又睡着了。他依旧脸朝下躺着，孩子坐在他身边，守着他。老人正梦见狮子。①
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我一直困惑：为什么以惜墨如金、以语言简练著称的海明威，要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处，写了一群与老人的打鱼完全无干的场景。我们知道，海明威的写作，一般都以文体干净简洁，描写惜墨如金见长。例如，在他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的创作中，为了写好结尾部分，他竟然反复写作了11稿，最后把几千字浓缩为不到一页纸的篇幅。那么，为什么作家却在这部篇幅很短的中篇小说中写这样一段与老人的故事关系不大的情节呢？从老人打鱼以及与鲨鱼搏斗的故事情节发展来看，毫无疑问，这段情节是没有存在理由的存在的；从全篇故事发展的紧张风格来看，这段文字的风格毫无疑问也是与全篇风格不协调的。那么，这究竟是海明威创作的败笔，还是另有深意？我认为，答案当然是后者。
海明威写作这样一个结尾，至少有两重深意。
深意之一在于，海明威把老人桑提亚哥打鱼经过本身的生死搏斗，与现实生活中那些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做了鲜明的对比，从而说明了老人的极度孤独。后现代主义理论认为，人首先要“在场”，然后才能谈到本质。老人的生活完全是属于老人自己的，对那些旅行者以及岸上成天泡在咖啡店、小酒馆的芸芸众生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甚至对岸上的酒店侍者来说，也是一个完全和自己的生活无关的世界。当旅行者中的一个女人看到了那个巨大的白色鱼骨头的时候，她问酒店侍者：“那是什么？”酒店的侍者用西班牙语回答“Tiburon”（鲨鱼），并用发音不准确的英语解释说“Eshark”。这完全是一种漫不经心的回答，甚至回答的时候都不需要起码的严肃：这副巨大的骨架本来是一条大的马林鱼的鱼骨，却被生活在海边的见多识广的侍者当成是鲨鱼的骨架，成了侍者敷衍外乡人不得不说的奇闻逸事；而对那个女旅行者而言，这只不过是一个好奇心理的流露；对女旅行者的男伴而言，这件事更成了一个漠不关心的话题。这暗示出隐藏在这个巨大的鱼骨架的后面老人惊心动魄的经历以及在生死搏斗中所得出的生活感受，只能是“在场”的老人的独自感受，对没有在场的人来说只能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谈资而已。凡此种种，都说明老人桑提亚哥84天没有打到鱼的心理感受以及在大海上三天两夜的生死搏斗，在“他者”的心中，甚至没有能够引起一点点儿的涟漪。这深刻地衬托出了老人的孤独。也可以说，在老人的身上，不仅自己对存在着自身角色认同的孤独，也存在着老人的世界不被周围的世界所理解的孤独。这样，这段文字就绝不是海明威的创作败笔，而是深化作品孤独主题不可缺少的文字。正是因为这段文字，才使得老人自己的故事，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意义和价值。
深意之二在于，这部文字不仅表现了人类精英的活动不被理解的痛苦，同样也表明了失败是现代人类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这段话中，多次出现一些“垃圾”意象：如“空啤酒听和死梭子鱼”、“又粗又长的白色脊骨”、“那条大鱼的长长的脊骨，它如今不过是垃圾了，只等潮水来把它带走”等。作家写作这些意象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其实老人的惊心动魄的行动，和那些在岸上活动的芸芸众生在享受中所造出的东西（空啤酒听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在创造“垃圾”。这样，就突出了老人活动的无意义和无价值。而人生的无意义与无价值，就是人生及其行动的彻底失败。
有人认为，老人精神并没有失败，因为他后来两次梦见狮子。而狮子是力量的象征，所以，梦见狮子就表明老人精神没被打败，果真如此吗？我认为，正是在这些被阅读者津津乐道的地方，我看到的却是海明威所表现出来的完全不同的思索，即人类的这种“老人”精神，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体现了人的伟大力量和坚定信念。在小说的结尾，作家一直在暗示：老人桑提亚哥一直是在“梦见狮子”。所谓“梦见狮子”，而不是自己变成了狮子，就是说狮子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梦想而已。这使我想起了中国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的一首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很多读者把这句诗解释为，一个人虽然老了，但仍志存高远，不甘平庸，渴望战斗。而我则认为，这句诗恰恰表明了作者晚年面对死亡将近，人生风光不再而发出的慨叹或哀叹，它寄托着作者对自身不能再驰骋疆场的悲观哀愁的情怀。马老了，只能趴在槽头，虽有千里驰骋的壮志，却无奋蹄之力；人也如此，到了老年，也只能空有壮怀激烈的济世救危的心性而没有实现壮志的能力。马不老，就会疆场扬蹄急驰，根本不会安于槽头空想；人不老，会用行动去实现壮心，也不用空怀壮志。海明威笔下尽管一次次地写老人“梦见狮子”，但老人桑提亚哥不过是和暮年的曹操一样，也在空发“壮怀激烈”的慨叹而已。所以，“梦见狮子”表现的也是老人壮志难酬、无法再与命运抗争的悲观情绪。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老人的确在精神上被打败了。他所有的，仅仅是还空有一腔壮志而已。这样，我们就多少能够解释海明威的晚年自杀的原因了。笔者原来认为，海明威1961年自杀，是因为他感到死亡将至，不愿被动等待死亡的到来，因此，他用自杀去主动寻找死亡——自杀正是海明威作为一个“硬汉子”的最后写照。今天我则认为，海明威的自杀，说到底，仍然是他悲观失望的结果。不同的是，他的绝望，是众人对他的行动不理解的绝望，是空有壮志而不能再行动的绝望。
我并非完全否定老人身上存在着不服输的精神，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他的精神远远没有像我们以往解读的那样伟大，那样神圣。应该说，海明威之所以描写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描写凶险的大海，残暴的鲨鱼，决不是要讲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是要通过它来表达对人类境况的哲学理解。他用一个现实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反映了20世纪人的精神上的困境，揭示了人和世界永远解不开的矛盾，揭示了人在这种状态下的无奈选择。桑提亚哥的精力和思考正是作者海明威自身对现代人精神困境认识的形象写照。从作品的积极意义上来看，毫无疑问，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反正老人自己要证明自己是个“没有被打败的人”。这也就是说，作家深知人所处的困境是根本无法解脱的。然而，老人不屈不挠，目的不过是要证明给自己看而已——也只能给自己看。所以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评价《老人与海》，表达了海明威对世界和人生的独特感受。
鲁迅与耶稣
说起鲁迅与耶稣，两者的距离似乎相当遥远，耶稣是作为“上帝之子”来到人间，宣讲拯救的福音，主张宽容忍让的爱。而鲁迅是一个无神论者，对死后无所畏惧，决绝地说过“一个都不宽恕”。
但在有一点上，可能两者相当接近。鲁迅在《野草》中有一篇“复仇（其二）”，直接描述了耶稣之死。他写道：
路人都辱骂他，祭司长和文士也戏弄他，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也讥诮他。
看哪，和他同钉的……
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
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
鲁迅深深体会到耶稣的孤独，以及和大众的疏离。耶稣被抓后，众人都远离他，连他的门徒也不认他；是他的同胞在祭司长等少数人的带领下，聚众逼着总督一定要判处他的死刑；而最后不仅是兵丁、连一起被处死的强盗也瞧不起他。
“四面都是敌意”。有时四面围着的倒也不是充满敌意的人群，而是“看客”。就在同一天（日）写的“复仇”一文中，鲁迅写到了想观看两个在旷野上就要杀戮或者拥抱的战士的群众：
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马蚁要扛鲞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脖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预觉着事后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
对于精神界或行动界的少数天才来说，群众或敌对，或冷漠，而由于那敌对往往是被少数人挑动起来的，是并不一定持久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冷淡，是“看客”。鲁迅费了很多气力来鞭笞“看客”，他之所以弃医从文，据说就是看了一群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冷漠地观看自己的同胞被外人处以死刑的电影，因而深受刺激而欲以文字唤醒大众。
自然，鲁迅的这种唤醒是在人间层面的，是服从一种改造国民性、创造新人的尘世逻辑。而耶稣却是最终以彼岸为依归。然而，无论目标如何，精神或观念界的少数，也许注定要永远处在如高尔基所说的“铁锤与铁”之间：上面是压制或打击他们的某些行动界的少数（常常是政治家或鼓动家），下面是冷淡的、并不理解他们的大众。更有甚者，则是两者的合力而击——由上层发动的犹如汪洋大海般的群众运动、群众专政。
这少数精神界前驱的“猛士”倘若得胜，一般也是在他们死了之后：或迟或早，通过赢得行动界的某个少数而最终赢得了大众的膜拜。这是耶稣的命运，也是鲁迅的命运，是一切精神界的少数天才的命运，而这命运可能还是属于幸运的一类。
而从上面引述及其他无法在此述及的文字中，我们也隐隐看到，在鲁迅那里，有一种对自身乃至一般的（包括他人的）痛苦的细细玩味乃至品尝。这也许使鲁迅达到了某种中国精神的最深处，但同时也可能意味着他不仅和耶稣、也和大众有某种永远的距离。鲁迅对自身的精神痛苦能够有一种极大的承担，但大多数人的天性都是趋乐避苦的，乃至主要是追求物质的安适的，如何对待他们？是要求他们上升到和自己一样，还是像耶稣一样去俯就他们？
鲁迅的精神是相当深的，它足以使我们警惕一切伪快乐主义乃至节制真快乐主义。但“精神的深”还可以有另一种性质与维度，比如耶稣的精神、佛陀的精神，即在体会人间的痛苦中有一种对所有人深深的悲悯，而由这悲悯中又产生出一种宽仁。即便是对那些犯罪的人们，他们也是“不知道他们所做的”，而每个人自身的灵魂也都有黑暗的阴影，这就使我们不敢轻易论断和否定他人。
1926年6月，鲁迅在为丛芜所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穷人》所作的“小引“中，认为其作品“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但他又说，“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然而，在我看来，说在深刻的灵魂中没有什么“残酷”也许是对的，因为它所映照的就是人性和人生的事实；而说也没有“慈悲”却可能是不对的，因为深刻的灵魂还要求对这事实有一种恰当的精神态度。
鲁迅晚年，忆及自己年青时候读的两部“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又一次说“虽然敬服那作者，但总不能爱的”：一是但丁《神曲》的《炼狱》，还一个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但也许正“因为伟大的缘故”，“却常常想废书不观”。在他看来：“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
那么，今天的中国人是否能一窥这样的精神之深呢？
知识分子的不幸
乔叟《特伯雷故事集》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武士犯了重罪，国王把他交给王后处置。王后命他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女人最大的心愿？这位武士当场答不上来，王后给了他一个期限，到期再答不上来，就砍他的脑袋。于是，这位武士走遍天涯去寻求答案。最后终于找到了，保住了自己的头；假如找不到，也就不成其为故事。据说这个答案经全体贵妇讨论，一致认为正确，就是：“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要是在今天，女权主义者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在中世纪，这答案就可以得满分啦。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所说的不理智，到底是因何而起？对此我有个答案，但不愿为此打赌，主要是怕对方输了赖帐：此种不理智，总是起源于价值观或信仰的领域。不很久以前，有位外国小说家还因作品冒犯了某种信仰，被下了决杀令，只好隐姓埋名躲起来。不管此种宗教的信仰者怎么看，我总以为，因为某人写小说就杀了他是不理智的。所幸这道命令已被取消，这位小说家又可以出来角逐布克奖了。对于这世界上的各种信仰，我并无偏见，对有坚定信仰的人我还很佩服，但我不得不指出，狂信会导致偏执和不理智。有一篇歌词，很有点说明意义：
跨过大海，尸浮海面，
跨过高山，尸横遍野，
为天皇捐躯，
视死如归。
这是一首日本军歌的歌词，从中不难看出，对天皇的狂信导致了最不理智的死亡欲望。一位知识分子对歌中唱到的风景，除了痛心疾首，不应再有其他评价。还有一支出于狂信的歌曲，歌词如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来就是好啊，
就是好！……
这四个“就是好”，无疑根绝了讲任何道理的可能性。因为狂信，人就不想讲理。我个人以为，无理可讲比尸横遍野更糟；而且，只要到了无理可讲的地步，肯定也要尸横遍野，“文化革命”里就死人不少，还造成了全民知识水平的大倒退。
当然，信仰并不是总要导致狂信，它也不总是导致不理智。全无信仰的人往往不堪信任，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无信仰无价值的人正给社会制造麻烦，谁也不能视而不见。十年前，我在美国，和我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对一般人来说，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起初我不赞成，后来还是被他说服了。
十年前我在美国，适逢里根政府要通过一个法案，要求所有的中小学在课间安排一段时间，让所有的孩子在教师的带领下一起祷告。因为想起了“文化革命”里的早请示，我听了就摇头，险些把脑袋摇了下来。我老师说：这件事你可以不同意，但不要这样嗤之以鼻——没你想的那么糟。政府没有强求大家祈祷新教的上帝。佛教孩子可以念阿弥陀佛，伊斯兰教的孩子可以祷告真主，中国孩子也可以想想天地祖宗——各自向自己的神祈祷，这没什么不好。但我还是要摇头。我老师又说：不要光想你自己！十几岁的孩子总不会是知识分子吧。就算他是无神论者，也可以在祷告时间反省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道理说服了我，止住了我的摇头疯：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念才成。就我个人而言，虽是无神论者，对于无限广阔的未知世界，多少还有点猜测；我也有个人的操守，从不逾矩，其依据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所以也是一种信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理应不反对别人信神、信祖宗，或者信天命——只要信得不过分。在学校里安排段祈祷的时间，让小孩子保持虔诚的心境，这的确不是坏主意——当时我是这样想，现在我又改主意了。
时隔十年，再来考虑信仰问题，我忽然发现，任何一种信仰，包括我的信仰在内，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渎神是罪名，反民族反传统、目无祖宗都是罪名。只要你能举出一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无须再说它有其他的好处，我马上就皈依它——这种好处比其他所有好处加起来，都要大得多啊。
现在，有这样一种信仰摆在了我们面前。请相信，对于它的全部说明，我都考虑过了。它有很多好处：它是民族的、传统的、中庸的、自然的、先进的、唯一可行的；论说都很充分。但我不以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简单，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头两顶帽子，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的。就连当初提倡它的余英时先生，看到我们这里附和者日众，也犯起嘀咕来了。最近他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著文，提出了反对煽动民族狂热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因为看到了第一顶帽子的分量。金庸先生小说里曾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民族狂热就是把屠龙刀啊。余先生不肯铸出宝刀，再倒持太阿，以柄授人——这证明了我对海外华人学者一贯的看法：人家不但学术上有长处，对于切身利害也很惊警，借用打麻将的术语，叫做“门儿清”！
至于国内的学者，门儿清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学者说，我们搞的是学术研究，不是搞意识形态——嘿，这由得了你吗？有朝一日它成了意识形态，你的话就是罪状：胆敢把我们民族伟大的精神遗产扣押在书斋里，不让它和广大群众见面！我敢打赌，甚至敢赌十块钱：到了这有朝一日，整他准比整我还厉害。
说到信仰，我和我老师有种本质的不同。他老人家是基督徒，又对儒学击节赞赏；他告诉我说，只要身体条件许可，他每年都要去趟以色列——他对犹太教也有兴趣；至于割没割包皮，因为没有和他老人家同浴的机会，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信仰的爱好者。我相信他对我的看法是：可恨的无神论者，马基雅弗利分子。我并不以此为耻。说到马基雅弗利，一般人都急于和他划清界线，因为他胆敢把道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他的评价不低，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但我还是不当马基雅弗利分子——我是墨子的门徒，这样把自己划在本民族的圈子里面，主要是想防个万一。顺便说一句，我老师学问很大，但很天真；我学问很小，但老奸巨猾。对于这一点，他也佩服。用他的原话来说，是这样的：你们大陆来的同学，经历这一条，别人没法比啊。
我对墨子的崇拜有两大原因：其一，他思路缜密，有人说他发现了小孔成像——假如是真的，那就是发现了光的直线传播，比朱子只知阴阳二气强了一百多倍——只可惜没有完备的实验记录来证明。另外，他用微积分里较老的一种方法来论证无穷（实际是论兼爱是可能的。这种方法叫德尔塔-依伏赛语言），高明无比；在这方面，把孔孟程朱捆在一起都不是他的个儿。其二，他敢赤裸裸地谈利害。我最佩服他这后一点。但我不崇拜他兼爱无等差的思想，以为有滥情之嫌。不管怎么说，墨子很能壮我的胆。有了他，我也敢说自己是中华民族的赤诚分子，不怕国学家说我是全盘西化了。
作为墨子门徒，我认为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当然，我对理智的定义是：它是对知识分子有益，而绝不是有害的性质——当然还可以有别的定义，但那些定义里一定要把我的定义包括在内。在古希腊，人最大的罪恶是在战争中砍倒橄榄树。在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砍倒橄榄树是灭绝大地的丰饶，营造意识形态则是灭绝思想的丰饶；我觉得后一种罪过更大——没了橄榄油，顶多不吃色拉；没有思想人就要死了。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如果这是不许可的，起码也该是鼎立之势。要是再不许可，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你搞你的意识形态，我不说话总是可以的吧。最糟的是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们所说的不幸，就从这里开始了。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可惜的是，老百姓该信什么，信到哪种程度，你说了并不算哪，这是令人遗憾的。还有一条不令人遗憾，但却要命：你自己也是老百姓；所以弄得不好，就会自己屙屎自已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节上从来就不明白，所以常常会害到自己。在这方面我有个例子，只是想形象说明一下什么叫自己屙屎自己吃，没有其他寓意：我有位世伯，“文革”前是工读学校的校长，总拿二十四孝为教本，教学生说，百善孝为先，从老莱娱亲、郭解埋儿，一路讲到卧冰求鱼。学生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自以为得计。忽一日，来了“文化革命”，学生把他驱到冰上，说道：我们打听清楚了，你爸今儿病了，要吃鱼——脱了衣服，趴下吧，给我们表演一下卧冰求鱼——我世伯就此落下病根，健康全毁了。当然，学生都是混蛋，但我世伯也懊悔当初讲得太肉麻。假如不讲那些肉麻故事，挨揍也是免不了，但学生怎么也想不出这么绝的方法来作践他。他倒愿意在头上挨皮带，但岂可得乎……我总是说笑话来安慰他：你没给他们讲“割股疗亲”，就该说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要不然，学生片了你，岂不更坏？但他听了不觉得可笑。时至今日，一听到二十四孝，他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对国学的看法是：这种东西实在厉害。最可怕之处就在那个“国”字。顶着这个字，谁还敢有不同意见？这种套子套上脖子，想把它再扯下来是枉然的；否则也不至于套了好几千年。它的诱人之处也在这个“国”字，抢到这个制高点，就可以压制一切不同意见；所以它对一切想在思想领域里巧取豪夺的不良分子都有莫大的诱惑力。你说它是史学也好，哲学也罢，我都不反对——倘若此文对正经史学家哲学家有了得罪之处，我深表歉意——但你不该否认它有成为棍子的潜力。想当年，像姚文元之类的思想流氓拿阶级斗争当棍子，打死打伤了无数人。现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棍子。它实在太漂亮了，简直是完美无缺。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一种凶器之外，它还能有什么用场。鉴于有这种危险，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做上帝梦，也别做圣人梦，以免头上鲜血淋漓。
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地思索，真诚地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算是善良吧。说具体些，如罗素所说，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该是种美德吧？知识本身该算一种善吧？科学知识分子说这就够了，人文知识分子却来扳杠。他们说，这种朴素的善恶观，造成了多少罪孽！现代的科技文明使人类迷失了方向，科学又造出了毁灭世界的武器。好吧，这些说法也对。可是翻过来看看，人文知识分子又给思想流氓们造了多少凶器、多少混淆是非的烟雾弹！翻过来倒过去，没有一种知识分子是清白无辜的。所以我建议把看不清楚的事撇开，就从知识分子本身的利害来考虑问题——从这种利害出发，考虑我们该有何种道德、何种信念。至于该给老百姓（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灌输些什么，最好让领导上去考虑。我觉得领导上办这些事能行，用不着别人帮忙。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对信念的看法是：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对我本人来说，学习自然科学、阅读文学作品、看人文科学的书籍，乃至旅行、恋爱，无不有助于形成我的信念，构造我的价值观。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姑不论其大小，我要求它是有作用的），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有了成就，就会形成自己的哲学、自己的信念。托尔斯泰是这样，维纳也是这样。到目前为止，我还看不出自己有要死的迹象，所以不想最终皈依什么——这块地方我给自己留着，它将是我一生事业的终结之处，我的精神墓地。不断地学习和追求，这可是人生在世最有趣的事啊，要把这件趣事从生活中去掉，倒不如把我给阉了……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打个粗俗的比方，你的把把不能代替我的把把，更不能代替天下人的把把啊。这种看法会遭到反对，你会说：有些人就是笨，老也形不成信念，也管不了自己，就这么浑浑噩噩地活着，简直是种灾难！所以，必须有种普遍适用的信念，我们给它加点压力，灌到他们脑子里！你倒说说看，这再不叫意识形态，什么叫意识形态？假如你像我老师那么门儿清，我也不至于把脑袋摇掉，但还是要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笨，总要留点余地呀。再说，到底要灌谁？用多大压力？只灌别人，还是连你在内？灌来灌去，可别都灌傻了呀。在科技发达的二十一世纪，你给咱们闹出一窝十几亿傻人，怎么个过法嘛……
艺术的内丹——小波十年祭
岁月如流，转眼已是10年。今日之日，有了许多喜爱小波作品的人，他可谓知音满天下了。在岁月之流中，他激起了一朵不可忽视的浪花，人生如此，复有何恨。
细想起来，人们为什么会喜欢他的作品呢？他的东西不太驯顺，不易得到身居要津人物的提倡，又包含一些率性而为、啸遨自娱的成分，所以也不大好懂，难以成为大众茶余酒后点评狎玩的余兴节目。我猜，人们喜欢他，是因为他的那种独特的感受世界的方式。他就像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可以进入世界的另一层面。
在解释小波何以会有他独特的感受和思维方式时，我想说的，就是他在生活中一直在走着一条特别的道路，一直在探索着精神上可能的存在方式，寻找着自己的适当位置，用他的话说，就是精神家园。从小时起，一有功夫，他就在呆呆地想着什么，默默地编织结聚自己的趣味核心。这样的心理素质，带有极大的先天成分，虽是后天造成，却是先天注定。事实上，在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扭曲理性、压抑天性、单调贫乏的泛政治化时代，在那个8亿人看8个戏的艺术沙漠里，能产生小波这样的人物，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小波的精神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家族传承，这种家族传承似乎更多地表现在遗传素质的传递上。我们知道，在某些家族里，一些遗传素质会在一代代人身上不断表现出来。这种遗传可能来自父系，也可能来自母系。
小波的母系在山东，但这一族人多是些甘于寂寞、勤劳本分的劳动者，没有什么奇思异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艺术天赋。他的父系来自四川。这个家族不太平凡，在可以追溯的几代人中，都出现过禀赋过人、不甘寂寞的人物。他的祖父出身寒微，当年是渠县的一个放牛娃。有一天和他父亲在田中吵架，一怒之下离家出走，跑到邻村，无意间进入了一个学堂。就像许多戏文中说的一样，在窗外偷听老师讲课。随后也像戏文中一样，经过一番巧妙遇合，被老师发现他天赋异禀。几天后，他父亲在学堂找到了他。老师说这孩子聪明过人，不读书太可惜了。于是我们这位曾祖父倾其微薄财力，开始供他上学。没想到过了几年，他竟说读书太容易了，没有意思，又挑起竹篮奔走市墟，开始了他的淘金梦。几年之后，他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当时军阀混战，火药成了奇缺之物。但山里的一种果实的外壳，恰是制造火药的重要原料。于是他游说山民，把果壳收集起来，烧成灰，由他出银收买。这种果壳原是废弃之物，于是山民大喜过望，担灰之人，往来络绎于途。这笔买卖似乎做得很成功。据说他每天银元入息，要用箩筐来装，夜夜秉烛，点钱点到三更。于是，这个贫穷的放牛娃，在命运遇合下，竟一变为当地首富。嗣后，他涉足江湖，成了帮会人物，门招天下客，颇有一些草莽英雄的豪情。
这段故事，有点传奇小说的味道，但好景不长。后来他的命运就不难想象了。据说他跳了城墙，当时没死，在床上痛苦辗转，又捱了两个星期，终于鹤驾西归。
他老人家有8个儿子。我们父亲排行第三。他和八叔后来都忝为大学教授，按说智力不低，但为族人传颂的却是七叔。据说此人聪明绝顶，双手打得算盘，自学成医，活人无数。一点灵思，竟然能知未来之事。他在27岁那年，料定家族将有大厄，遂有弃世之想，竟绝食而死。这对于一个正当韶华之年的人是极不寻常的。后来他的预感果然应验，王家家产抄没，人丁凋零，八兄弟不剩几个。无怪族人传说，王氏男子多聪颖者，惟天不假年，寿算有亏。这个说法到此为止，但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是祖坟风水的原因，还是另一种魔力钳制？假如事情没有临到自己头上，对这种传说我一定一笑置之。但在两年之间，我仅有的两个弟弟正值英年，相继过世，这使我对命运的传说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敬畏之情。
下面说说我们的父亲。他是一个没有城府、不修边幅的率性之人，似乎有些艺术天赋，少时诗文篆刻，均有造诣。正像许多早年投身革命的读书人一样，有一种性格躁动、不安于室的倾向。当时正当天下危乱之秋，他觉得男儿立身于世，应该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岂能营营役役，老死下。于是他闹学潮，遭通缉，终于在四川呆不下去，徒步到延安投靠了共产党。他属于那种爱恨分明，不肯妥协的人物，想来在官场上得罪了不少人，后来终于受到祖父的诛连，中箭下马，淡出官场，党籍也没了。这成了他的终身之恨。
他有一种川人的刚烈之性，越是身处逆境，越是自强不息，从此闭户读书，卧薪尝胆，想在学术上出人头地。终于以他半路出家的土八路底子，在当时的逻辑界占了一席之地，实现了他“没念过大学，但要教大学”的梦想。
他平日多半板着脸孔，偶尔也爆发出一种愤激情绪。我一直觉得他没有什么浪漫情趣，也没有什么奇思异想。他的得意诗作，多是“不作诗豪作酒豪，试问青天有谁高”之属。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性格单纯、情绪热烈粗放、爱作豪语之人，尽管一生受尽打击，仍然顾盼自雄，慷慨激荡，很像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梁山好汉，但却与细腻的灵觉沾不上边。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他的一份笔记，记载着他早年的一段哀婉的爱情故事，才彻底扭转了我的印象。它使我意识到，即使有岁月的磨蚀，噩运的摧残，在结满伤疤的心底，仍有炽热的熔岩在流动。
这故事说来话长。大意是有一年他因不满包办婚姻，愤而出走。在前往重庆的水路上，有几个女学生上了船。因旅途寂寞，且大家都是开明学生，意气相投，遂相谈甚欢。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成女士，思想敏捷，开朗健谈，给他深刻印象。在路上，成女士给他出了一个谜语：忆当年，绿荫婆娑，自入郎手，青少黄多。捱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磨折，莫提起，提起时，泪洒江河。
我父亲素来自负才学，但这回驰骋灵思，搜索枯肠，一猜再猜，屡试不中。为遮羞脸，佯作上岸买花生，但回船时仍无头绪。这时船家插言道：你们读书人的事情我本不懂，但这位小姐说的，似是我船上用的一件东西。我父亲忙问：是何物？船家道：好像就是我手中的竹篙。我父亲心中一动：这船篙与谜面实在契合无比。眼看船家篙起篙落，提起时，水珠点点滴滴，像泪水一样坠入河中。这个谜语词句清丽，内蕴一股哀怨之气，荡气回肠。不禁对那位女学生的兰心蕙质大为佩服，自此情根已种。到成都后，他们时时往返，遂同坠爱河。这段情缘，就始于那个哀伤的竹篙之谜。当时谁能料到，这哀怨的谜语竟一语成谶。
当时日寇进犯，二人都是热血青年，遂相约联袂北上，到延安参加抗战。但临期又有变故。成女士家有寡母，彼此相依为命，而母亲病重，难以成行。于是二人洒泪而别，从此天各一方，惟有书雁往返，互道思念之情。随后是年复一年，说不尽的相思磨折。
为了不负前方抗敌的情侣，成女士在四川加入救亡活动，鞠躬尽瘁，积劳成疾，肺病一日重于一日。吾父心中惨痛，曷可言表。最后等到的是诀别的书信。成女士香消玉殒。这一段爱情，以生死离别的惨痛收尾。当时我父亲身在军营，披坚执锐，夜夜垂泪，遥望南天，惟怨天生男女。这一段情愫，刻骨铭心，却无处倾诉，实在是痛断肝肠。再想起当年那个谜语：忆当年，绿荫婆娑，自入郎手，青少黄多。捱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磨折，莫提起，提起时，泪洒江河。作为成女士写照，无一句不验，真是一语成谶，难道冥冥中果有定数？造化弄人，莫过于此。
我父亲的一生，坎坷跌宕，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踏进世界，却收获了无数悲伤。是命运之手的捉弄，还是遗传天性的原因？也许两者都有。不管怎么说，以他不受羁勒的个性，不能和光同尘的内心，在这个世界上，是断难讨好，断难“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遭遇灾劫是早晚的事，美国人讲话：Just
matter of time.幸而晚年时，旧案得到平反，使他的一颗迟暮之心得到不少宽慰。
小波的出生正赶上我父亲中箭落马、遭受贬黜的时候。一场风波，这就是他的名字的由来。我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当时他尚在母腹中，无法不直接承受这种悲哀的影响。他生下来就病弱，而且严重缺钙，（他后来把钙片当炒豆吃，这与他最终长成一个一米八四的大个不无关系），骨骼都长得与人不同，而且看起来有点傻头傻脑，我母亲常溺爱地叫他傻波子。小时候，我发现他的思想常定格在一个东西上，然后就陷入冥想，中断了对外界的反应。这使他带有一种呆呆痴痴的神情，很不像他那个年龄应有的样子，站在其他活泼的祖国花朵之间，似乎是一个异类，因此受到了一些误解。
有一次，我和姐姐到幼儿园去接他。老师说：你这个弟弟是不是有毛病呀，你看他在篱笆根底下一蹲老半天，不言不语，呆呆地往外看。我一看，果然如此，连忙大叫一声，“小波”，没有反应。过了一会，他才回过神来，开始表现得像一个比较正常的孩子。我问他在想什么，他显然没有能力把他想的东西表达出来，支支吾吾地说了一通，终究什么也说不明白。
当时正赶上“大鸣大放”的时候，右派们就要遭难了，但却是我们快乐的大好辰光。那时的大字报贴在席棚上，而席棚无处不在。我们就在席棚下穿来穿去地捉迷藏，经常玩到深夜。那时的人民大学在铁狮子胡同一号，俗称铁一号，曾是段祺瑞政府的所在地，里面有一个西洋风格的钟楼，在我们眼里，就和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一样，很能激起各种怪诞的想象。有时，我们顺着木头阶梯一步步爬上去，看着它内部怪异的轮廓，一直爬到最高的穹顶下，感到一阵阵神秘异样的气氛。这气氛好像从大钟上、从奇形怪状的窗口、从每一件古老的饰物上散发出来，令我们胸口收紧，呼吸艰难，很想做一些疯狂怪诞的事情发泄一下，但又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最终什么也没有做。
后来他上了学，但似乎从来没成过一个好学生，总是怀着不服管教的叛逆之心。有一次老师把他叫起来回答问题，他站起来，但两眼平视，一声不吭，弄得老师无奈他何。“坐下，一分。”他就这样吃了不少一分，加以不关心课业，有时功课也不做，所以成绩单根本看不得，因此挨了不少揍。他那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玩，玩得忘情而投入。剩下的就是看书，不管什么纸片捡起来就看，连农作物栽培手册都看得津津有味。
虽然落了个傻名，功课也不好，但兄弟姐妹都知道他绝不傻。他看书奇快，和我比快时回回占先。据他说，他一小时能看一百多页，而我充其量能看六七十页光景。一阵一阵的，他似乎能理解相当深奥的道理——全看他当时的状态。当然这本事绝不往功课上用，可抽不冷子也露这么一下两下的。
数学课他没得过什么好分数。有一回不知什么神经搭错了，居然在学校数学竞赛拿了第一名。当老师把这件事告诉我妈时，我妈说什么也不信，她说：你保准弄错了，那不是我的儿子。当我听说这事时，倒一点不觉得奇怪。因为我从来就相信小波是个大智若愚的人，有神鬼莫测之机，早晚会爆个冷门，给大家一个意外惊喜。
小波自小和我投契，一块捣乱，一块挨揍。说来我们俩都不是什么好鸟儿，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平日里偷鸡摸狗，无恶不作，给我爸妈气得不善。
当时正当“三年困难”时候，经常饿得两眼发直。我们就成立了夜袭队，专在后半夜行动。我们家住在单元楼二层，除正门外，还有一扇门通楼道。这扇门正好在我们俩睡房里，平常是锁着的，但我精通配钥匙之技，这点事还难不住我。
我们深夜开门溜出来，直奔枣树林而去。
当时的人民大学校园里有一片枣树林，平时有人看管，只有后半夜才有下手之机。我还记得我爬到树上，头上是惨白的水银灯光，小波在路边鬼鬼祟祟地给我望风。当时吃的东西万金难买，为争一口吃的能打出脑浆子来，所以偷枣是重罪，抓住后要扭送保卫科治罪。据说一个枣要罚五毛钱，考虑到我们偷枣的数量，罚款将是天文数字，所以望风者万不可少。
我不分青红大把划拉枣子，口袋装满了就用皮带把腰扎紧，顺胸脯子往汗衫里灌。等到肚子鼓得像孕妇模样，赶紧给小波打个手势，爬下树来，往黑影里开溜，蹑手蹑脚摸回家去。灯也不敢开，就在黑影里“咔吃咔吃”吃起来。有时候没有枣可偷，就掩袭人家的自留地。不管是胡萝卜、白萝卜，一扯一大把，找个水管冲一冲，回家又是一顿美餐。就这样，我们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不但没饿死，还长出了个好身板。我有一米七八高，小波竟有一米八四，不能不归功于我们的夜袭行动。
那时的人民大学已搬到北京西郊，除了房子外，还有不少草木丛生的荒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