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职业打假人:专盯问题商品买下 索要十倍赔偿
来源：华西都市报作者：
在问题啤酒现有生产日期对应的位置，还有被处理过的生产日期。”　　因涉嫌标注虚假生产日期，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对可能存在问题的商品予以查封（扣押），“是否存在问题，我们还要进一步调查。对于自己的职业属性，杨海一直坚持自己是为了公益，不会像一些打假人，获得赔偿后选择“私了”。
职业打假人杨海团队人员在成都一超市发现问题洋啤酒。
在问题啤酒现有生产日期对应的位置，还有被处理过的生产日期。
　　原标题：职业打假人的公益与生意
　　两天“卧底”超市，专盯包装上生产日期分批买入疑似问题商品，索要十倍赔偿全程录像以获取“铁证”……一起看上去完美的职业打假在成都高新区一大型超市悄然发生
　　“一个包装，两个生产日期，明显是改过的嘛！”10月20日下午两点，在成都高新区汇川路的一家沃尔玛超市，杨海（化名）和朋友提着4桶啤酒和5瓶预调酒找到该超市负责人。这些酒是他们两天来在超市购买的，买它们不为喝，而是发现它们的生产日期标识可能有问题。杨海随即要求超市方支付十倍赔偿，总价达7000余元。
　　面对记者，杨海并不避讳自己的身份——“我就是职业打假人”。虽自称入行仅两年多，但杨海确有一套打假心得：一次性不能买得太多，不然对方不会卖；一定要全程录像，这是最有力的证据……
　　本月初，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新《食安法》)正式实施。新法进一步提升了消费者保障力度，并提高了对制假售假的处罚力度，以及举报奖励机制。而受到高赔偿金吸引，像杨海这样的职业打假人，愈发活跃起来。对杨海们而言，这既是公益也是生意。
　　打假现场·娴熟而隐秘
　　介绍情况、带工作人员到货架检查，积极通知超市方负责人……整个过程，杨海轻车熟路，还“专业”地用手机全程录像。
　　找出问题酒，
　　长长地松了口气
　　逛超市专找隐蔽生产日期
　　10月19日中午，在路边一个餐馆简单吃过饭后，山东人杨海和搭档小刘没有午休，径直走进了成都高新区一大型超市。
　　没有拿推车，也没有提购物篮，他们迅即走到食品区，走向不同的货架。在一个货架前，小刘一手转过食品，眼睛锁定在背后的标签上，随后，他熟练地翻看包装底部或者顶部，对着生产日期左瞧瞧，右瞧瞧。最多三秒，手中的食品又被放回原处。
　　在奶制品区、酒类饮品区、休闲食品区，不同种类、不同品牌的货架前，他们熟练地重复着这样的动作。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在酒类饮品区的一款进口啤酒前，小刘放慢了取拿商品的速度。他拿起一桶瓦伦丁5L啤酒桶，包装顶部有一个用黑 色的 喷 印 生 产 日 期 ：“P:
E:”，即啤酒在保质期内。
　　看起来并没有问题的啤酒，却让小刘皱紧了眉头。他双手抱着啤酒，让包装顶部对着灯，不停地改变角度，头则跟着左偏偏右偏偏。不一会儿，他停下动作。顺着一个角度，他看到一串若隐若现的数字:“P:
　　他长长地松了口气，摸出手机，拍下这桶啤酒的牌子和可疑生产日期，并立即把照片发到了微信群。
　　一切完成后，小刘回到货架前，提了两桶同一批次的啤酒，走向了收银台。在接到小刘的消息后，不远处的杨海也放下了手里的食品，找到照片中的啤酒，一手提走一桶，立马结束了“购物”。
　　买下问题商品，索赔十倍
　　20日上午，他们再次来到超市。已同样的“扫货”方式，发现5瓶有类似“问题”的预调酒后，两人拿着收银小票，找到了超市负责人要说法。
　　“那个不明显的日期，明显是被抹掉的，那才是真正的生产日期。篡改生产日期是违反食品安全法的。”杨海理直气壮地对超市负责人亮明自己的态度。同时与普通消费者要求退换货不同的是，杨海当场要求超市方按照新食安法规定“退一赔十”，即支付其7千余元赔偿金。同时他还拨打了食药监的举报电话。
　　下午两点，高新区合作街道办事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来到现场。介绍情况、带工作人员到货架检查，积极通知超市方负责人……整个过程，杨海轻车熟路，还“专业”地用手机全程录像。
　　该商品涉嫌标注虚假生产日期
　　对于为何出现两个生产日期，超市方一叶姓负责人已正在进行调查为由拒绝采访，但表示将配合食药监部门调查。
　　不过，叶先生拿出一份瓦伦丁啤酒在中国的总代理商北京市品利食品有限公司开出的说明。就在今年7月，湖南也发现了该啤酒有两个生产日期的情况。说明中写着，出现的模糊的生产日期，是“德国厂家喷印错误，厂家在发现错误后，及时整改，用化学药剂进行擦洗。”
　　因涉嫌标注虚假生产日期，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对可能存在问题的商品予以查封（扣押），“是否存在问题，我们还要进一步调查。”
　　打假新议·为己或为公
　　职业打假人的存在，主观可能是为了自己谋利，但在客观上来看，确实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
　　新法间接为职业打假带来“红利”
　　律师说法/职业打假若过度索赔则涉嫌勒索
　　职业打假人的身份是否合法？他们知假买假的行为能否要求赔偿？
　　重庆金牧（成都）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马飞说，关于打假人是否是消费者，一直存在着争议。但根据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三条，“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职业打假人可以依法维权。”马飞认为，职业打假人的存在，主观可能是为了自己谋利，但在客观上来看，确实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不过，他也坦言，这些职业打假人在索赔过程中难免出现狮子大张口的情况，“这就可能涉嫌勒索。”
　　执法部门/职业打假与普通消费者一视同仁
　　10月1日实施的新《食安法》规定了“退一赔十”，并将举报有奖写入法律。新法会否激发职业打假热，成为职业打假人获利的手段？成为近期社会关注讨论的热点。
　　国家食药监总局高级研修学院博士后肖平辉认为：“新法一方面限制了某些低门槛的非涉及食品安全的职业打假行为，如对标签瑕疵不影响食品安全不能获十倍赔偿，另一方面也间接为职业打假带来‘红利’。”
　　对于杨海这样的职业打假人，成都市食药监局工作人员表示，无论是普通消费者还是职业打假人，只要是接到违反食品安全法行为的举报，监管部门都会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打假江湖·公益与生意
　　对于自己的职业属性，杨海一直坚持自己是为了公益，但对于自己的收入，他只是得意一笑，不予透露。
　　餐饮生意难做，转身做打假“生意”
　　专攻/曾花两天时间琢磨新法
　　完成打假，等待赔款的杨海，面对记者并不避讳自己职业打假人的身份，并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据他介绍，自己是山东人，最开始做餐饮生意，两年前因生意难做，在一位老乡的带领下，成为了一名职业打假人。“以前一直和食品打交道，比较熟悉这方面的情况，打假的重点就放在了食品上。”
　　作为职业打假人，就得熟悉相关法律。“新食安法出来后，我们专门组织了培训，花了两天的时间来学习。”杨海说，食品出现最多的问题，就是过期后继续销售或者篡改生产日期。“超市一般要求商品在保质期三分之二的时间内，因此，有些虽然没过保质期，一些经销商还是会改日期。”
　　每次“逛超市”，杨海都会带上小型的摄像机。“光有小票可不够，全程都要录下来，他们才赖不了。”说着，他向记者展示了一小段录像。被抹掉的生产日期并不容易被发现，他们会准备一个电筒，或者借助手机的闪光灯来照射喷码处。“如果是钢印的，可以抹一点印泥，就会很清楚了。”专门/
　　手下有80人打假团队
　　要在这么多商品中发现问题商品，并不完全靠眼力和运气。杨海很自豪地说，自己现在有一个80多人的团队。“每个人都有分工，他们（小刘）只是一部分，还有追经销商的、调查源头的。”
　　杨海说，每次“逛超市”前，他们会从同行口中了解哪些商品可能出现问题，然后会着重找某一批次的商铺；为了找到各级经销商，他们专门有人跟负责送货的工人搞好关系，“可以从他们口中得到经销商的消息；他们会花上万元购买“问题”商品，但都是要分批购买，而且每次都是不同的人。“一次性买太多，可能不会卖给你。”
　　杨海说，就在前不久，他们靠这些办法，在广汉发现一批问题牛奶。“除了赔偿外，我们还获得了举报奖励。”不过，对于自己的收入，他只是得意一笑，不予透露。
　　对于自己的职业属性，杨海一直坚持自己是为了公益，不会像一些打假人，获得赔偿后选择“私了”。“这些有问题的食品，被不知情的市民吃下，可能发生什么后果？”杨海加重语气说道。华西都市报记者吴冰清摄影报道
　　相/关/法/条
　　退一赔十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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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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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起底职业打假人：每天都寻找问题产品 月收入上万
平均每月挣10000元 起底职业打假人张迪三百六十行，总会有你想象不到的行业。职业打假人这个一直游走在社会边缘的行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保护法》颁布而应运而生，已经经历了20年的演变，从事这一活动的人们早已从单兵作战演变到公司化运营阶段职业打假人群体。今年“3·15”，伴随着20年来首次修改的《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新《消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即将生效，让打假人职业也迎来了发展变革期。对于这个熟知却又不熟悉的群体，他们到底有怎样的生活状态？他们每月到底能挣多少钱？辛苦与收获成正比吗？对此，笔者采访了被业内誉为五星级的打假人赵建磊、汪晓辉等多位职业打假人。先学“打假秘籍”“走上打假之路是源于在超市的一次购买过期产品的经历，后来维权的同时也发现自己喜欢上了这个职业。”当笔者向职业打假人汪晓辉问起缘何选择这个职业时，他对笔者坦言说。资料显示，赵建磊和汪晓辉都是北京职业打假人，赵建磊从事打假职业10余年，汪晓辉从事职业打假7年。“职业打假人是一个门槛比较高的行业，并不是谁都能进入的行业，一般新手都需要老手带，同时，新人还要先学‘打假秘籍’。”汪晓辉告诉笔者。到底什么是打假秘籍？汪晓辉告诉笔者，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以及相关的产品标准，这些都是初学者必须会的秘籍。汪晓辉介绍，职业打假人必须有一副迅速识别伪劣产品的火眼金睛，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发现不符合国家标注的产品，如商品是否有生产许可证、是否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标、保健品是否有卫生许可证和保健品批号、产品是否过期等。汪晓辉告诉笔者，这些打假人工作的流程通常是，看到某种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先用手机拍照，作为维权的证据，购买产品后，结账开明细发票，向超市负责客服人员进行投诉，说出商品存在的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具体问题，最后要求索赔。在索赔谈判过程中，一定要指出问题产品不符合那条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标准，最终向超市提出索赔条件。虽然已经找到问题产品的相关条款，但打假人与商超能够达成一致的成功率并不高。汪晓辉告诉笔者，通常与超市或企业直接能达成索赔的商品主要是过期商品，成功率能到90%以上。违反其他相关的国家规定(除过期以外)的商品，多数都需要去行政机关申诉，有的在相关管理部门的调解下就能达成共识，有的则不能，最终只能诉至法院。职业打假人也不乏失手和困惑的时候。汪晓辉告诉笔者，虽然打假人拥有比较专业的维权知识，但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最终购买产品被迫砸在手里。甚至有时，部分地区相关部门也对打假人投诉的案件不予配合，甚至不予立案和调解。让另一位职业生涯10余年之久的赵建磊困惑的是，有些相关机构对一件案件能拖很长时间不处理。而有时，对于同样的案件，不同的法院甚至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月收入过万虽然打假的日子比较苦，操作流程相对比较长，但总体算下来这个职业的收入还是能让他们满意的。“有些官司周期时间比较长，再加上平时北京日常较高，总体算下来，平均每月挣10000元。”赵建磊对笔者直言。作为北京职业打假人圈里的新人王俊也告诉笔者，这是一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可观的生意。“我是河北人，家里亲戚在某钢厂工作，工资在当地还算不错，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可整天多累啊。干上职业打假，每年也能存下个十一二万元，但是不自由，一天到晚都得绑在公司。”实际上，成为职业打假人就没有了定期节假日，每天不是在寻找问题产品的路上，就是在维权的路上。打假人赵建磊用几个字总结了作为打假人每天生活的方式：看、购买、查找、调查、维权，每天接触的最多的人是超市客服人员、企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赵建磊告诉笔者，他每天基本上都是9点30左右出门，一般都是晚上10点左右回家。虽然收入较高，但大家所需的现金流也比较多。汪晓辉告诉笔者，因为做打假人需要的现金流比较大，虽然看到了一些商品明显违规，只能向行政机关进行书面举报，要求行政机关进行查处。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以及更快地解决维权问题，赵建磊和几个同事还专门开设了公司，在大的案件方面还会有适当的分工。“在一些大商场，从安保到导购都认识我，我本人过去根本买不出东西来。那就让我的团队成员去买，甚至雇人照着样子买。”赵建磊说，成立了公司以后，大家可以互换角色，进行团队化运营。而他个人，则更多专注长时间的研究和运作一些费力麻烦的案子。除了创立自己的团队，一个成功的职业打假人也特别重视圈内合作。更重要的是，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法律界人士认为，职业打假人的“知假买假”行为，一旦越过法律的底线，就会涉嫌敲诈等违法犯罪行径。不过，赵建磊也表示，多数时候都是自己的案件自己去操作，有时会相互交换案件，主要是为了在打官司或者在维权运作方面更便捷。凭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把“尚方宝剑”，职业打假人从最初的“小打小闹”到今天的“重磅发力”，打假范围也逐渐发展到食品、保健品、医疗器械、家用电器、通讯产品等各个领域。打假“期”尽管司法界对今年即将实施的新《消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新规的解读仍存争议，但在调查中，一些职业打假人已经视此为“利好”。据新《消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新的规定显示，新《消法》将过去的“退一赔一”变为“退一 赔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食药领域的“知假买假”也纳入了法律保护。对此，赵建磊对笔者表示，对职业打假人而言，新《消法》的修订更利于打假人的打假工作，这也是打假人有“维权空间”，他对自己未来发展信心十足。汪晓辉告诉笔者，新《消法》并没有将职业打假人排除在消费者范畴之外，即“知假买假”并不影响主张赔偿权利。这一点，让汪晓辉心里很踏实。因此，新《消法》实施之前的这段时间，他正和“小伙伴们”一起埋头研究新的条款。在赵建磊看来，除了赔偿更高，维权成本降低也是新《消法》的一大亮点。今后，消费者的维权之路将更加平坦，他们的职业打假也将进入一个“黄金期”。(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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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打假20年，每次出现在媒体镜头前的王海，总是戴副墨镜。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王海有意让自己离开打假舞台中央，“保持点神秘感，挺好。”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日，戴着一副标志性墨镜的王海现身西安某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图/CFP
　　王海&42岁，山东青岛人。1995年3月，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买了两副索尼耳机，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假货，紧接着又买了10副，依据《消法》第49条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被称为打假第一人。现任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负责人、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5年，戴上墨镜的王海出现在媒体的镜头前。直到今天，他仍然在维权打假的第一线。这20年，王海本人和中国的打假维权境况都遭遇了哪些变化，有哪些争议和尴尬，祛除很多人固有印象中非黑即白的底色，我们试图为你还原一个真实的王海和职业打假人。
　　他不再站在舞台的中心。
　　打假人王海的光环被一个群体所取代。
　　这是一个没有门槛的行业。“鱼龙混杂”，王海说黑社会、大学生、律师等等谁都可以加入。
　　而王海，觉得正是自己的示范意义，给行业竖起了标杆。
　　二十年过去了，他需要面对这个群体的低价竞争。也需要适应这个时代给打假带来的变化。
　　他厌倦了别人给他戴的各种帽子。
　　王海更愿意用交易和成本论来描述自己的打假生涯。
　　最多的一次打假赚过几百万，是一笔好交易。
　　推掉造假企业光环，又赚钱，又有趣，还能受到肯定。划算。
　　他给自己定了30万的打假起步价，为什么不呢？他说公司成本很高。
　　王海说，打假从来和正义无关，赚了钱才能更高尚。
　　“王老板”巨款买假货
　　王海没有看央视3·15晚会。
　　3月15日晚9点，北京南站候车室，他正准备登上开往天津的动车。天津打假分公司和物业公司的生意需要他打理。
　　如今的王海，已不再是单兵作战的“打假英雄”，很多人爱叫他王老板。
　　王老板有四个职业打假公司，分别设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
　　公司主营三种业务，帮消费者维权打假；知假买假；受雇于企业，替企业打假。第三种，是他生意的重头，占到整个业务的三分之一多。
　　他的打假团队共有30多人，去年业绩不错，王海说，一共打掉一千一百多宗(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照此计算，平均每人每月要打掉3宗案件。
　　王海没有说这个数字是怎么完成的，他拿出了手机，向记者展示一张银行卡的交易记录。“这张卡是专门用来买假货的。”
　　手机里显示，去年购买假货一共消费1444笔，消费额为元。“买了202万假货，赚了400多万。”
　　他赚钱的方式是索赔，上面的数字并不是全部。近日，他曾对媒体公开，“去年的打假成本在400万左右，总索赔额理论上应该有1000万。”
　　有些钱还在赔付的路上。王海说，去年，他在长春买了40多万的“问题(进口)牛肉”，计划索赔400万。
　　“今年打算再买1000万的假货。”去年《新消法》出台后，消费者获赔偿数额增多，王海打算加大投资。
　　王老板已经不需要再冲在打假第一线，“我去现场，没戏，一拿出身份证，人家一看王海俩字，不就露馅了？”
　　但个别案件，他会亲自介入。
　　前几天，王海就去了江苏某著名村庄调查。“这个村全国闻名，有代表性，得去。”
　　“打大老虎，是顺应时代”
　　和假货打了20年交道，王海越来越精明。
　　他把公司业务重点放在打击大企业上，“打大老虎，这是顺应时代”。
　　他曾发文质疑耐克的双重标准，一个月后，北京市工商局针对耐克的“双重标准”开出罚单，487万元。
　　“他们也会入乡随俗”。王海认为大企业的欺诈，是消费者弱势地位的反映。
　　但“打虎”行动并不是每次都成功。
　　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1996年至2011年，仅媒体公布的信息，王海就有11起案子败诉。其中面对的不乏中国移动、可口可乐、广州宝洁等企业。
　　电商的发展也改变了他的打假生态。最近几年王海逐渐让公司加强电商平台的打假比重。去年所打击的假冒伪劣涉嫌欺诈的案例中，三分之一来自电商。
　　电商，他同样喜欢去调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
　　他善于用数据去筛选和定位。
　　比如面膜，王海让工作人员先在网上海选面膜。通过数据对比，淘汰年销售额低于3000万的。剩下的，统计是否在电视或网络上打超过十次广告，是否有足够的赔偿能力。锁定之后，重点打击。
　　“当骗子越来越容易了”，现在通过朋友圈和QQ群，骗子很快可以收回成本。
　　王海打假同样在衡量成本与收益。
　　他慢慢变得温和，越来越愿意和政府合作。职业打假人王全忠说他觉得王海和其他人不一样，愿意参与政府的活动和研讨会。
　　以前的王海，脾气冲，他的“假想敌”，不光是假货和造假企业，还有一些政府部门。
　　有一次在成都，王海举报一种假药，无论怎么说，药监局的工作人员就是不受理。
　　王海指着人家鼻子骂，还要动手打。
　　当时他想的是“行使一个公民的批评权”，“作为了，要给我你作为的依据。不作为，也要给我依据。”
　　“后来把领导给闹来了，当时就受理了。”说到这儿，王海还强调，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没有仰仗我王海的名气。
　　他把这些称为过去：“过去一直是这样的人。”理直气壮。
　　吴广福认识王海17年，原在深圳法制报当记者的他，见证了王海的年轻气盛，那时聊天，王海嘴里总蹦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这些字眼。
　　现在的王海，打假的事儿，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不再侃侃而谈。聚会时，喝二三两白酒，就不再喝了。“低调、谦虚、说话小心翼翼。”
　　3月11日，谈到现在对政府部门的看法时，王海放缓了语速：“从对抗，到合作，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支持到支持。”
　　前年，他关了投资12年的打假网站。
　　网站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还在名字后面加上了颇具侦探味道的“007”。
　　“网站浏览量走低，空耗人力财力。”王海计算着成本。
　　仍然保留的是传统的热线模式。在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8名工作人员去年接到了1200个咨询和提供线索的电话。
　　王海强调，打假线索不都来自于热线，更多的是靠他业内的资源，客户传客户。
　　退出舞台中央
　　这些年，职业打假人已经成为一个行业。不再像20年前，王海就是打假的代名词。
　　“想当年，王海现象，那是不得了的。”武高汉回忆。
　　武高汉是中国消费者协会原副秘书长，20年前，当王海作为“打假第一人”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后，当时全国有3000多份报纸，没有哪家报纸、哪家电视台没参与报道的，“当年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几十年来都罕见。”
　　武高汉特意把王海请到中消协，集体讨论“王海现象”。
　　参与过王海打假报道的一位记者回忆，经常是，王海刚到一个打假现场，立刻有二三十家媒体蜂拥而至。
　　“现在，王海根本排不上号。”武高汉说，去年，北京朝阳法院受理的消费者纠纷案有数百件，其中只有一件是律师起诉，剩余的都是职业打假人起诉的，其中一个职业打假人的上诉就达到92件。“跟这个人相比，王海早就不行了。”
　　王海对自己的定位是打假人的老师。但他的权威性也受到了很多职业打假人的挑战。
　　北京职业打假人刘咏(化名)与王海打过几次交道。“他只是个时代的幸运儿，如果他不出现，也一定有李海、张海出现。”刘咏说。
　　刘咏翻阅了王海的一些打假案宗，“发现他打假的魄力不够，有时候点到为止。”
　　“你敢说第一个出名的，就一定是最优秀的？”刘咏反问。
　　王海也明显感觉到，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湮没、分解了他“第一人”、“斗士”、“英雄”的标签。
　　他坚持在微博、博客里发布一些打假案例及打假进程，截至3月16日19时40分，他的微博粉丝共64051人，连“中V”都很难算上；3月12日，他在博客里连续发布四条关于“厂商制造不合格汽车，申请召回”的信息，发出48小时，累积评论数为“1”。
　　7年前，王海自筹经费，去清华、北大等高校开展消费者权益法的讲座，让他失望的是，“很多法学院学生根本不关注他的讲座，更在乎去上市公司赚钱。”
　　新京报记者随机询问14名“80、90后”，只有两人知道王海；“王海007”的热线电话，也从之前的每天十几个，减到现在的每天三五个。
　　自己的关注度降低，王海觉得很正常，“打假人常态化了，也就不是新闻了，公众会有审美疲劳。互联网时代消费者有更多的维权渠道，主动性也比以前强很多。”
　　王海有意让自己离开舞台中央。“我对当一个核心人物没有兴趣，保持点神秘感，挺好。”
　　他始终不肯说出自己公司的位置，即便是新京报记者找到王海的公司，训练有素的公司员工也会下逐客令，“没有王总同意，我们不便接受采访”。
　　职业打假人王全忠说，王海与朋友交往，表现得很谨慎，从来没有带哪个朋友去家里。“似乎始终包裹着一层坚硬的壳。”
　　但王全忠记得，一次王海向他们感慨，“朋友满天下，知己有几人？”
　　“打假起步价”30万元
　　王海在微博的自我简介里写着：一个清道夫，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
　　很多人质疑，是不是把话说反了。现在的王海，应该是“以打假为手段，以赚钱为目的。”
　　王海承认会向所打假企业索要赔偿，他说，打假与正义没什么关系，其实是一场商业交易，并且是公平交易。
　　在王海看来，人类社会是靠交易来生活的。同样，案子的庭外和解，也是交易。
　　去年，新消法规定，遇到假冒伪劣，消费者可获三倍赔偿。但王海的商业化运作有时候可索赔万倍。
　　索赔的过程是种心理战。
　　王海说，(造假)企业生产的商品卖十块钱，掌握证据后，也可以索赔十万元，“打假中要想得到更多钱，得拿出事实、数据、案例，让对方认为这种交易是划算的。”
　　前提是充分的信息和证据。他举例，比如，牛奶改日期。工人(卧底)已经在你的生产线上上班了。为什么改，怎么做，证据搜集得很详实，这些信息都掌握的。
　　“如果同行业间，A企业掏钱让你去打B企业，你愿意充当这个枪手？”
　　“当然，这是行业自律，只要它(这件事)有正当性。”王海说。
　　但正当性不代表正义，王海说，打假与正义无关。“这个才是正常的社会，别去标榜你多崇高和正义，那是骗人的。”
　　每天都在想着维权的王海，给公司定了30万元的“打假起步价”。他觉得自己的公司成本高，“和警方也有很多合作”。
　　对于不赚钱的活儿，王海提不起兴趣，“为了几百几千元去做一个案子，没必要接。”
　　拿到高额赔偿后，王海坦言，利益受损的企业可能变本加厉地生产假冒伪劣，但“我没有义务继续管下去”。
　　“拿到了赔偿，就放纵了假货？”
　　“我可以告诉其他职业打假人继续去打嘛，获利分我一半。”王海笑了。
　　“我不赚钱，哪来的钱去打假？与我们这些职业打假人相比，假货和欺诈对消费者的危害更大吧。”王海说。
　　死亡事件后的风险管理
　　打假二十年，王海小心翼翼。
　　他说自己从未被打过。有人、有企业恨，但他有自己的一套风险管理系统。
　　一个死亡事件，让王海经常把规避风险几个字提在口头上。
　　死者叫黄立荣，是位律师。据媒体报道，他生前受雇于一家商务顾问有限公司，这也是家打假公司。
　　日下午，黄立荣坐在车里，用望远镜和照相机对紫禁城国医馆监视拍照，被对方发现，有几个人冲过来抄起钢管、扫把和木板，暴打黄立荣。
　　10根肋骨骨折、肝脏破裂。黄立荣被白布包裹，由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佳美轿车载着，弃于北京医院附近的街头。
　　黄立荣是北京首位在偷拍活动中死于非命的民间调查员。
　　王海回忆，那之前，黄立荣去他公司应聘，但没被录用。恰巧在公司，一个客户找王海调查一家医疗企业，王海没有接手，“黄立荣在旁边听到了，他悄悄追出去，接了这个案子。”
　　“如果因为打假失去了生命，那事业也就没有价值。”王海说，当时公司有200多名调查员，那件事之后，他把人员精减到30多人，把调查员分成几个组，每组5到8人。
　　调查员中有很多是律师。招聘时，帅的丑的都不要，就要长得平庸的。长得太有特点了咋能做卧底，大众脸才能“扮猪吃老虎”。外表憨厚老实、内心聪明机敏是首选。
　　他还制定检查清单和执行任务的风险防范清单，要求调查员保持通讯畅通，“如果卧底时被识破，要学会怎么避险。”
　　有时卧底调查，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调查员之间都互不认识，各司其职，执行同一个案件时，不容易暴露。”
　　打假的时候，他会看对方的气势。在深圳，他曾经帮别人成立业委会，每次去都会带几个陆战队员。“这很必要，也很正当”。
　　他对自己也保护有加。墨镜，就是跟了他20年的“护身符”。
　　央视前名嘴王志主持《面对面》时，让他摘掉，他不摘。“这是风险管理。”
　　3月11日，面对记者的相机，王海条件反射般地摘下日常戴的近视镜，从兜里掏出一副镶着金边的圆框眼镜，金色镜片把王海的眼睛完全隐藏，清晰地映着眼前人的模样。
　　新京报记者 申志民 实习生 罗婷 北京报道
编辑：SN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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