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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关注：石油观察|金开英：口述民国玉门油田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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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观察|金开英：口述民国玉门油田前史
言|金开英民国石油工业先驱金开英，浙江吴兴人，清光绪二十八年生。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皆习化工。归国后，任职地质调查所。抗战时，先主持植物油提炼轻厂，其后负责玉门油矿之炼油工作。日本投降后，先生奉命接管日人在东北及台湾所遗炼油设备。其后服务中国石油公司，台湾之石油工业，由先生一手创立。自公职退休后，仍致力于工程服务。主持地质调查所燃料研究室（一）地质调查所的组织和人才&&&&地质调查所的设立是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等学者为了提升中国的地质研究而设立的，是政府体系的一部分，所长先后由丁文江先生和翁文灏先生担任。民国二十年我回国服务的时候，全所设有四个组和两个研究室，分别是：区域地质组、矿物岩石组、矿产资源组、古生物组，以及土壤研究室、燃料研究室。地质学是中国最早发展、也是第一个扬名国际的自然科学，著名的学者很多，譬如前面提过的章鸿钊，他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的毕业生，人很聪明，也很有名气，曾经写过一本书——《石雅》，介绍各种石头的组织。丁文江先生和翁文灏先生则分别留学英国和比利时。在这几位先生的努力下，为中国的地质研究打下很好的基础，并培养出不少人才，如谢家荣、杨钟健、黄汲青、裴文中（发现周口店北京人）、周柱臣（古植物学家）、王竹泉、谭锡畴，以及现在还在台湾的毕庆昌、阮维周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学者，继续为中国的地质研究而努力。当年我在地质调查所的时候，毕庆昌和阮维周都还是实习生呢！我研究化工的时候还不晓得地质研究的重要性，后来因为主持燃料研究室到了地质调查所，所做的各项工作得到地质学家的帮助非常大，可以说我的地质知识完全来自地质调查所。因为油、气的开发和地质学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到现在，中国石油公司拥有台湾最好、最多的地质人才。（二）燃料研究的方向&&&&当时燃料研究室有四个研究主题，第一是低温蒸馏（Low&Temperature&Carbonization），也就是低温干馏，就是把煤干馏。分成轻重不同的油和焦炭，由萧之谦主持（此人已经过世）；第二是合成汽油（Fischer-Tropisch），将一氧化碳（CO）与氢（H）用触媒合成为汽油，由熊尚元主持（此人现在大连，我们还有通信）；第三是氢化石炭（Hydrogenation&of&Coal），亦即氢化煤，由我主持。为什么称为“氢化”呢，因为煤和油都是碳氢化合物，只是二者的碳氢比重不同：油里面的含氢量大约是百分之十一，煤里面的氢则大约占百分之五，如果把煤里面的含氢量增加到百分之十一，煤就会变成油，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必须使用触媒，触媒是诀窍所在，也就是外国人所谓的“Know-how”。第四个研究主题则是把植物油提炼成轻油，由宾果（姓宾的都是湖南人）主持。所以会设这四个主题，是因为当时的地质调查认为中国煤多油少，油的来源要从这几方面着手。（三）分析中国各地煤产及油产&&&&我在燃料研究室做的第一件工作是把地质调查所在全国各地带回来的煤和油的样本加以分析，汇集成册，由地质调查出版。地质调查所的研究报告有英文的，但多半还是用中文发表，我这本书就是中文的，在台湾大学可能还找得到。根据这个研究，我发现中国有两种很特别的煤炭，一种叫“蔚炭”，只产在河南、山西交界的蔚县，数量不多。从前中国人和日本人冬天都用一种手炉取暖，这种手炉的燃料现在是汽油，以前就是用蔚炭，点着以后只要有一点点空气，就可以烧七、八个钟头而不会熄灭。另一种是江西鄱阳县鄱乐煤矿出产的有烟煤。无烟煤的含氢量是百分之三，一般的煤也很少超过百分之五，但是鄙乐煤的含氢量高达百分之七，相当难得。所以天然资源是老天爷安排好的，中国北方冬天很冷，一定要烧煤取暖，当地就产无烟煤；沙乌地阿拉伯这么穷苦，老天爷就给他们石油，使其靠油生存。再进一步说，煤炭本身也无所谓哪一种比较好，完全看人们的使用目的何在，譬如要做氢化油，自然以鄱乐煤炭最好；要做手炉用的燃料，则以蔚炭最好。但就一般煤矿的开采而言，重要的还是蕴藏量，蕴藏量大才有开采的价值，像台湾基隆的几个煤矿，煤层都不到一公尺，事实上都没有大量开采的价值。真正的大煤矿，挖进去以后都要用许多柱子支撑，这些柱子就是煤。我参观过英国威尔斯的煤矿，不只煤层厚，而且是用机器开采，还记得我躺在台车上进矿，台车发出“呜——”的声音，就这么出来了。中国的抚顺煤矿也相当特别，上面覆着一层油页岩，可以一边开采油页岩，一边开采煤，油页岩中含百分之五的油，石油提出后，其余百分之九十五的油渣正好用来回填矿洞，这样煤坑便不致于崩坍，相当便利。（四）承办南京地质调查所构建工作&&&&民国二十三年，地质调查所决定从北平搬到南京西城水晶台（民国二十五年正式迁移），所长翁文濒先生把新所的房舍建筑到内部布置完全交给我负责。新建筑的规模很大，中间有一大楼，楼下是办公室，楼上是很像样的陈列馆。燃料研究室在大楼东边，拥有两所房子，一所做普通办公及研究之用，另一所做比较大规模的试验使用。大楼西边有一栋两层楼的图书馆，图书馆南边有一栋宿舍，都是新建筑。当时的研究风气很盛，地质调查所隔壁还有资源委员会设的电机和矿业两个研究所，里面的人员常常和我们互相往来。此外，兵工署在白水桥也设有一个研究所，主持人是李景潞，此人来台后当过经济部次长，现在在美国。那个时候的兵工署长是俞大维，俞大维调任交通部长以后，由杨继曾继任。内部布置方面，我负责化学仪器的购买。买仪器很有技巧：我都是先和一家中国贸易行说好，厂商给他的扣头完全归我，我另外再付他佣金，买得越多扣头越多，像Pyrex&Glass（耐热玻璃）器材的把头可以高达百分之五十，这样为公家省了不少钱。当时德国仪器的销路比美国好，主要是因为德国货的种类多，质量好，而且德国人在中国设了一家兴华公司，汇总代理许多德国仪器，交易颇为方便。（五）第一次出国考察1.&缘由我在地质调查所的时候曾经两度出国考察，这两次出国都是外国人促成的。我后来之所以喜欢训练年轻人，和自己以前受过这种训练很有关系。我第一次出国考察是民国二十三年八月。那一年国联派了一个名叫拉西曼（Ludwik&J.&Rajchman）的高级职员——后来才晓得这个人是共产党员——来华考察中国的科学技术，考察完毕，他建议我们政府派人到各国考察和学习。因为他到南京地质调查所的时候（我从民国二十三年起便在南京水晶台监工，房舍完成一部分之后便在该处先行办公）知道我主持了一个燃料研究室，所以他认为我也应该到各国去看看燃料研究的情形，我说我也很想去，但我们的政府没有指派我，要去的话，我必须自费。他说可由他去替我设法，由政府派我出去。我第一次出国考察的机会就是这么来的。2.&赴欧洲参观这一次出国的目的地是欧洲，行程完全由拉西曼替我安排。当时的燃料以煤和油为主，煤有无烟煤、有烟煤、褐煤（Brown&Coal）和泥碳（Peat）等好几种；油则有石油和油页岩，我参观的项目就在这个范围之内。行程如下：先到英国看威尔斯的煤矿和苏格兰的油页岩，再到德国看褐煤，然后到今天的爱沙尼亚（Estonia）看油页岩，最后到俄国看泥炭。我在上海搭乘意大利籍的轮船“S.S.Gange号”出发，这条船现在大概已经淘汰了。那次航行沿途的风浪一直都很大，我又接连碰到外国人认为不吉利的“13”：我住的房间是“13”号，餐桌上套着餐巾的套子则有“31”的字样——一个是1，一个是3——，所以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风浪太大，多半的人都晕船，到餐厅吃饭的大约只有三个人，我是其中之一。为了避免滑落地上，餐桌上的餐具都用铁条隔开，但是人坐在椅子上还是免不了会连椅子一起滑动。这样过了好几天，好不容易才安全抵达意大利。意大利本来不在我的行程之内，但是和我同船的有一批我国的空军人员，由毛邦初带队，要到意大利去受训，因为这些人的关系，我就先去参观意大利空军的储油和输油设备。离开意大利之后，我直接到荷兰国联总部，先和国联的人联络，然后开始参观。先到威尔斯看煤矿，同时参观Saylor&Laboratory，这是一个专门研究煤化石的研究室，当时很有名气，但我也是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的研究内容。紧接着我就到苏格兰看油页岩，那儿的油页岩是黑色的。离开英国以后，我先到比利时，在比国碰见党国元老张继的女婿沈宜甲，他在那里念书。据他说：法国有一项发明，可以把海水变成石油。我们就坐火车到他说的那个海边去，但是那里没有人，我们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在比国的时候，还到燃料学会用英文做了一场演讲，因为我法文讲不来，所以演讲时用的是英文。之后便到德国去看褐煤。我在德国认识了好几个中国人，其中一个是嘉新水泥公司的齐熨，当时还在念书，他的太太是褚民谊的女儿褚仲嫣。此外，我也碰见朱德，他名义上是在念书，事实上是在同学会做油印的工作。此外，我还认识了来台以后的第一任公卖局长陈鹤声（现已过世），我们约好一起去俄国，他是自费，我则有考察的名义。我到俄国是透过旅游团（Intourist）进去的，记得火车经过波罗的海旁边的但泽（Danzig，又名格但斯克）的时候，要把车门关上，过境以后才能打开。车子一直开到波兰才停下来，火车将停未停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从他的箱子里拿出各种物品，分别交给同车厢的旅客，要我们替他保管，我拿到一个丹麦制的香烟盒。想不到车子停稳之后，竟然有军队上来把他带走，所以我不劳而获，得到这么一个东西。我一直到爱沙尼亚才下车，去参观他们的油页岩，那里的油页岩是咖啡色的，和英国的完全不一样。看过爱沙尼亚的油页岩之后，我又继续坐火车到俄国。这一段路程很辛苦：我的车票中只有这一段是三等票，本来我不以为意，上车之后才发现那是没有座位的铁篷车，而且那时已经十一月了，同车者都穿光板羊皮袄，整个车厢都是羊皮的味道，臭得不得了。我想改搭二等车，但是言语不通，没有交涉成功，还好旁边有人教我先到二等车去坐着，到时候再补票就行了，我就跟着他到二等车去。到俄国的时候，陈兄也来了，我们住在很大的旅馆里，Intourist派人来和我们接头，并且陪我们参观。参观的时候有几件很有趣的事：我们参观了一个专门做滚珠轴承（ball&bearing）——机器转盘里面都是钢珠——的工厂，这个工厂的人手不足，训练也很辛苦。乡下人进了工厂以后，因为知识不够，根本就没办法做事，甚至连敲钉子都要敦。教他们拿榔头敲钉子，他们怕敲到手，都不敢动手，负责训练的人只好拿一根比较粗的木棍，在棍子上打一个洞，把钉子插进去，叫他们拿着敲，敲一段以后，再把棍子缩短。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事情。当时中国在俄国还设有大使馆，房子盖得相当漂亮，大使是颜惠庆。晚上我们和大使馆的人一起出去，看到满街满巷，到处都是年轻人，街道电车上也是如此。我就问向导：“不是说工厂人手不足吗？年轻人这么多，为什么不用他们呢？”向导说：“这些人都是贵族出身，以前很有钱，现在要罚他们吃苦，不应该让他们受教育。”这话很妙。向导还带我们去看泥炭，他们的泥炭是用水开采的，用水的力量哗啦哗啦地把泥土冲掉，再把水沥干，就得到泥炭。我们在列宁格勒的时候刚好碰上苏联国庆——那时是公历十一月，当俄国旧历十月——，庆典在一个运动场举行，我们也去参观，至少有一、两千人参加。后来我们又到莫斯科，因为想从罗马尼亚的方向出境，就先到基辅，到了基辅才发现苏联和罗马尼亚的边境已经封闭了，只好在基辅过夜。那个晚上没事做，大家去看了一场精采的马戏团表演。这一段路我们坐的是二等车，早上洗脸的时候，水倒是有，但脸盆都是漏的。第二天，我们依旧坐火车回莫斯科，再从莫斯科回国。这是我第一次去欧洲考察，其实说考察还不够资格，主要还是学习，前后大约九个月的时间里，我得到了不少新知识。回到地质所之后，我又继续进行燃料方面的试验。3.&外交见闻这次出国，除了吸收新知以外，也有不少外交界的见闻，和这些事情有关的人物现在都不在人世了，所以我可以讲给你们听听。我到意大利的时候，我国驻意大利的公使是当过南京市长的刘文岛。我到公使馆按门铃的时候，出来应门的是一个意大利妇人，身上还戴着饭单（围裙），大概是厨房的女佣。驻外使节竟然用这么个人应门，你想想看，至少该把饭单拿掉，对不对？！我进去以后也没有人出来接待我，我只好自己设法，在一个房间里找到一个姓朱的中国人，这人是学农的，他请我坐下来谈话。我们正在谈的时候，刘文岛从楼上下来了，他和我握握手，寒喧了几句，不顾我们还在聊，就捧着一大堆书画上楼去了，走到楼梯一半的时候，又回过头来闷：“贵姓马吧！”公使的身分这样子！我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又经过波兰，这次我下车了。但是想不到要找个中国公使馆竟然那么费事！那时中国驻波兰的公使是张歆海，公使馆设在一栋公寓里，我到那里的时候已经下午三点多了，当地的十一月，三点多天就黑了，但是公使馆内连蜡烛都没有，只点着一盏煤油灯。我去的时候公使不在，我找到一个同乡，到他的住所，两个人黑漆漆地坐在那里谈话，这一谈谈出不少有趣的事。他说这里的公使省钱省得很厉害，我问他怎么个省法，他说：“每年我们国庆节的时候，他都叫我们不要去，由他自己去租一个旅馆的大厅，然后带个国旗就去了。第二天回来以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大堆名片——其实名片也是他自己带去的——，这样他就可以报帐。其实国庆节根本就没有人到，因为他也没发帖子，所以并没有真正办活动，可是他用这种办法就可以领到一笔钱。整个大使馆只有两、三个人，开销有限，省下来的都是他太太拿去了。”外交界这种事情真是不提也罢！（六）第二次赴欧考察&&&&我在地质调查的时候，国内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我国油产不足，便计划以煤炼油。当时德国和我国政府来往得很密切，曾经派了几个人，以“Hapro”公司的名义到中国来考察。因为我们对煤有兴趣，他们也很鼓励我们发展以煤炼油，并建议政府派人出国考察。资源委员会就决定派吴蕴初、徐名材（交大教授）、和谢树英（四川人，胡光麃的姐夫，三个人当中，只有他会讲德语）到欧洲去。但是谈这件事的时候，我和资源委员会的人都在旁边，有一个德国人就说：“金某某既然研究燃料，为什么不请他一起去呢？”又是外国人讲话，才使我有机会出国。民国二十六年，我第二次到欧洲考察。当时正逢英王加冕，我国政府派哈哈孔（H．H．孔，即孔祥熙）为特使，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为秘书长，桂永清为军事顾问团随从，组团赴英祝贺。我们搭乘同一条轮船自上海出发，他们的目的地是英国，我们的目的地是德国。我们到了德国的Leuna，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德国人Dr.&Peter，他带我们参观了几家德国最大的公司，其中I.G.&公司是专门从事有关煤炼油的研究。德国的褐煤产量最大，是第一级的有烟煤，我们要做的话也可以用有烟煤，以鄱乐煤碛而言，含氢量已高达百分之七。因为我在地质调查所做过这方面的分析，所以我提了不少意见，大家讨论了很久，认为中国也可以走这一条路，德国人也表示愿意帮忙，我们就搜集了很多资料，准备回国供政府做决定。考察完毕的时候，翁文灏先生到德国来和我们碰头，他说他要去一趟俄国，叫我在德国等他，再决定回国的行程。如此，另外三个人先回国以后，就剩我和张平群（翁的秘书，现在外交部工作）两个人在柏林成天等他回来。那段日子真是无聊透了，还好我三弟在德国念书，他出国的时候从家里带了一套《纲鉴易知录》，我们就拿几本到旅馆里，平常到公园——Tier&Garden——里租一条船，张平群在船头，我在船尾，一人拿一本《纲鉴易知录》，一边划船一边看书。回国时，因为要在意大利的Brindisi上船，所以我前一天就到那边，住在旅馆里，想喝水的时候，发现没有一般的水，只有泉水，泉水好贵，侍者说：“床头上有红酒，为什么不打开看看呢？”就以此代水。第二天我们上船，坐的还是意大利籍的轮船（Count&Verdi号），上船又碰见桂永清。当我们还在德国的时候，国内已发生七七事变，将抵国门时，又逢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桂永清先生不愿从上海登陆，所以他在香港就下船，改搭火车，从广州进来。我想我虽然在政府机关工作，但毕竟是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还是从上海进来，进来的时候，黄浦江两岸正有砲火。到上海以后，已没有办法回北平——我家还在北平，但是有一个叔叔在上海——，就从上海打电话到南京地质调查所，告诉他们我回来了，顺便问我应该到哪里去，他们叫我先回南京。那时往南京的火车已经不通了，于是就僱了一辆汽车，回到地质调查所。抗战初起（一）服务大本营&&&&我回到南京之后，政府成立大本营，下面分设六部，第一、二部属军方，第三部由翁文颢负责，第四部由吴鼎昌负责。第三部又分成几个组：电力组组长是恽震、机械组组长是杨继曾、化工组组长是林继庸（注：中研院近史所出版有“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我是化工组副组长，因此我有一个“同上校”的职衔。这时政府已准备内迁，我奉命带领实业部（经济部之前身），包括地质调查所，先迁到汉口。从南京到汉口应该是坐船比较快，但是我们走铁路，先向北到徐州，再往西到郑州，然后再南下汉口，转了一个方形的大弯。到了汉口，我们没有正式的工作，只有各种临时的事情，相当忙碌。不久，因为大本营可能要迁到衡山，我奉第三部的命令担任先遣部队，到衡山驻扎。我的铺盖卷就这样沿路买，沿路丢，不知道换了多少次。和我一起去衡山的是夏勤铎（这位先生后来在美国过世），我们住在衡山大庙里，无事可做，闲得不得了，刚好车子里还有一点油，我们就到广西桂林跑了一趟。在广西的时候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们去一位朋友家闲谈，刚好马相伯先生住在他家，这位老先生当时已经九十多岁，眼睛也瞎了，他听到我们谈话，就问：“你们这里头有没有一个姓金的，”我说：“我姓金。”“金星垣是你的什么人，”“是先祖父。”我问他为什么晓得我姓金，他说：“你的声音和你祖父一模一样！”原来他在上海复旦大学的时候，先祖也在上海，彼此常常来往，想不到隔了这么久，他还记得声音。这位老先生很了不起，活了一百岁，民国二十八年死在安南谅山。又过不久，大本营解散，我就回地质调查所（那时地质调查所已经搬到长沙），还是没有事情做。（二）主持植物油提炼轻油厂（动力油料厂）&&&&我在长沙的时候，汉口方面忽然来了一个电报要我去。到了汉口，翁文灏、王宠佑、吴承洛等人交给我一个任务：当时沿海港口都被日军封锁了，国外的汽油进不来，内陆的植物油出不去，四川的刘湘已经吵着要把桐树砍掉了，地质调查所研究植物油提炼轻油的宾果又在美国，所以他们要我赶快去四川收购桐油，设法从里面提炼出轻油来。于是我就奉派到四川，担任植物油提炼轻油厂的厂长。当时国内进行植物油提炼轻油的工厂很多，譬如张光世和张明哲就分别在广西和贵州主持了一个类似的工厂，这类工厂都是由交通部或兵工署设立的。我主持的这个厂原先是民国二十五年资源委员会和地质调查所的合作计划之一，在南京曾做过试验，民国二十六年因为抗战爆发而停顿，二十七年三月资源委员会正式筹设植物油提炼轻油厂，派我做主任。这个厂成立后，因为资本不够，民国二十八年改由资源委员会与兵工署合办，双方各出百分之五十的资本，并于八月二十一日改称动力油料厂。因为工厂的产品完全供军需之用，那时兵工厂的厂长都有一个少将衔，所以我就从大本营时代的同上校升为同少将了！我刚到四川的时候，因为人地生疏，言语不通，颇感困扰。有一天，在马路上碰到我的老同学王德郅和他的好朋友四川首富黄明安，黄家有两条轮船，航行于汉口和重庆之间，还有一个煤矿——天福煤矿。我在地质调查所曾分析过该处的煤矿，因此和黄明安有过书信往来。因为王德郅以及这件事情的关系，黄氏很热心的要我从工矿调整处的房子搬出来，住到他家去——他家眷已经搬到南岸去了——；不只如此，他还替我跑腿，找地盖工厂。他请他弟弟的岳父把位于重庆石门的一块地卖给我们，因此厂地的问题很顺利地解决了。我们这个厂设了四个科：总务科（科长邹明）、业务科（科长孙毓骥）、工程科（科长叶树滋）和会计科（科长林强），从收油到炼油都由厂里负责。我们需要的机器也是自己造的，但是四川铁工的手艺不行，管阀不能精密，因此开工后不知道出了多少毛病，也失了不少次小火。后来有一个姓陈的造纸专家，告诉我工矿诃整处的库房里有一批很好的、制冰机用的开关，叫我们去要，有了这个东西以后，炼油工作就顺利了。此外，因为人手不够，我就开班训练，请夏勤铎和现在美国的孙增爵——孙先生曾任American&Cynamide公司研究部的负责人，现已退休——担任师资，像董世芬以及现在国侨公司的总经理詹绍启等人都是那个时候训练出来的。原料方面不限于桐油，各种植物油（如菜油）都包括在内；产品则有汽油、煤油、柴油和剎车油。产量方面，我们有三个炉子，每个炉子可以放两千斤的油，但是因为收油不易，所以产量并不固定。技术上，我们不用触媒，而是加热后让它自行裂解（Thermal&Cracking），不同的是我们是用管式炉，其他各厂则是用蒸馏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化学品清除不要的化学成分，所以炼出来的油料两天之内就要用掉，放到第三天就会有部分凝结的现象。记得当时有人问我：“什么油可以裂炼？”我就和他们开玩笑说：“什么油都可以裂炼，植物油可以，动物油也可以，除了酱油。”现在看来，用植物油来提炼轻油在经济上绝对划不来，但是当时汽油缺得不得了，植物油多得不得了，而且桐油因为外销无路而卖不掉，拿来炼油也是有个出路。此外，重庆的汽车还有用炭炉子的，也有一种渡船是用天然气做动力，所以，在燃料油奇缺的状况下，用植物油来提炼轻油还是值得的。担任甘肃油矿局炼厂厂长民国三十年，我奉派到甘肃油矿局担任炼厂厂长，动力油料厂的任务则交给当时任资源委员会工业处处长的徐名材。关于玉门油矿，有些问题杨玉墦先生比较清楚，我特别请他来帮忙说明。（七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一次访问时，金先生邀请杨先生协助说明，以下问题或由金先生[简称“金”]主述，杨先生（简称“杨”]补充，或由杨先生主述，金先生补充。）（一）玉门油矿的创始（杨先生主述）&&&&玉门石油又名石腊水，汉、唐时就发现了，但当时不是油矿，只是“石油露头”，也有人称之为“油苗”。人们利用地底下冒出来的油做为照明、润滑、治疗皮肤病或战时火攻之用。民国二十六年，金城银行有意开采，并取得特许证件，聘请美国地质专家Marvin&Weller会同中央地质谓查所孙健初（子干）前往观测后，认为有开采价值，惜因卢沟桥事变发生，暂时停止进行。（金：金城银行是顾维钧等人创立的，大老板是周作民。）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因为中国自己不产油，全赖进口，而港口已陆续被日本人封锁，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就想开采甘肃地方的石油。根据孙健初初步调查的结果，只有玉门县赤金境内的石油河（原名赤金河）及干油泉附近比较有希望。所谓干油泉就是地底冒出的石油，经过若干年后干涸了，轻的油质都挥发掉之后，只剩下比较重的沥青（柏油）和石蜡之类的物质，因为沥青和土混在一起，故又称为“土沥青”。民国二十七年七月间，资源委员会决定在酒泉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油矿的位置在嘉峪关外的老君庙地区，地属玉门县境，但是离西方的玉门县还有一大段路，反倒是离嘉峪关内的酒泉比较方便一些——酒泉是西北重镇之一，来自兰州、西安和重庆的生活必需品都透过酒泉转运、我们购物、游玩也都到酒泉（从酒泉到老君南大约九十公里）——，所以就把办事处设在酒泉。筹备处的主任是严爽（潆波），他当时奉派到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Oklahoma&University）攻读石油采炼技术，职务暂由具有开发矿业经验的张心田先生代理，并先在西安成立一个临时办事处，以招募人才和采买物品。民国二十七年庭，严先生回国后才和孙健初等人一起到酒泉，正式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金：酒泉是个小城，只有两个城门。虽说是西北重镇，但当时已经很荒凉，一般建筑物都是土造的，在我印象中没有两层楼的房子。倒是嘉峪关的关帝庙造得非常讲究，建材很大，不知道是怎么运去的。（二）机器的来源1.&打井的机器（杨先生主述）当时油矿业稍微有点根基的地方是陕北——严爽之所以被派去西北，就是因为他以前曾在延长一带做过这类工作，在这个行业里算是有些经验的人——，于是就从那里调来两部冲击式的小钻机（即所谓的“顿钻”）。我在老君庙修理过这两部钻机的锅炉，记得它只有二十五匹马力，用蒸汽带动，只能打两百公尺深。后来又从湖南和江西调来两部德制两用式钻机，因为这两部机器是打core用的，虽然可打八百公尺深，但也好不到那里去。之后，又从四川油矿探勘处（成立于民国二十五年）调来两部德制旋转式钻机，顶多只能打三、四寸口径，因为井眼太小，根本不能打深井，也没有用。金：core。是打探地质时，从深处取出来的石头样品，做地质研究之用。要探测地质一定要把地下深处的石头拿出来看，地面的可以用手去采，core则是要打井下去，在地底下取石头的样品。顿钻打井，用水冲出来的石块太细，不容易研究；旋钻取出来的石头呈大块型，称为core，作研究用较为方便。杨：我再加补充说明：打core的机器一般用在建桥梁、筑水坝和盖大楼时采探地层的基础，了解里面的地质结构，矿业界探测其他的矿床（如煤、铁等）也用得相当多，但对打油井来讲，并不是真正合适的工具。用凿井的方法取出地下资源，是我们的祖先发明的。早在三世纪蜀汉时代，中国人就用顿钻在四川凿井，当地打自流井、盐井、火井（出产现在所谓的天然气[瓦斯]），都是用这种机器。金：古老的顿钻像跷跷板一样，利用杠杆原理，叫人站在一头，把另一头拉起来，人一下来，另一头就“砰”地落下去。杨：井打得愈深，人要上得愈多，一起站上去，一起跳下来。但在老君庙的时候已经不用人工，而是用机器来带动。这种机器美国早期打油井也有人用，半世纪以前算是打油井的正统设备的一种，但一般配备比较简陋，轮子、架子等大都是木头做的，四川打盐井的绳子则是竹子做的，后来才改用钢丝绳。以上是先说个大概，现在再分述：第一口井的井位定在老君庙旁，于二十八年三月用延长认来的顿钻开钻。老君庙名称的由来是：矿场下面的石油河（原名赤金河）原来出产沙金，酒泉、赤金、玉门附近的人都去淘金，淘金行业的祖师爷是老君（金：因为老君炼金），他们就建庙奉祀老君。这座庙小得很（金：恐怕没有这间屋子大——按：金先生办公室大约三公尺×四公尺——）。很幸运地，第一号井就出油。这可以说是中华民国的国运好，也可以说是孙健初先生的井位选定得正确，大约在一百五、六十公尺的地方就出油了。因为是浅层油，没有压力，不会自己喷上来，属于抽油井，而不是自流井。但是在抗战“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号下，只要有油，大家就觉得很宝贵。确定有油之后再去找机器，又找来两部德国制的钻机。这两部机器都是煤矿用的，一部来自江西的高坑煤矿，另一部来自湖南的湘潭煤矿，虽然可以打得更深一点，但是顶多也只有八百公尺，所以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又设法从各地调配和订购机器。抗战时期，海陆运输极为困难，进口物资来得很慢，所以只能运用既有的机器继续开凿，又加凿了几口井。今天在台湾打井，可以打到四、五千公尺深，当时则打到四百公尺就很吃力了。而且因为前后所用的机器不同，老君庙各井的油层深度亦不相同。一般来说，一百五十公尺上下的井是没有压力的浅层，地质人员称之为K层；四百至六百公尺的叫L层，L层油储量最丰，但地层压力甚高，因为当时没法控制油层压力，打到大油层就容易出毛病或着火，所以凿井过程中曾经出事的都是L层的油井，四号井就是一个例子。四号井在山下的石油河边，炼油厂在东岸，四号井靠近西岸。这口井起初是用陕北的小机器打到大约两百公尺深，然后再用江西高坑调来的顿和旋转两用式钻机加深。一加深就出毛病了：打到四百公尺的L油层时，大量的原油和天然气从井里喷出来，引起一场大火，所有的机器都烧光了，镇机的钢架也被烧得像面条似的倒下来。像这种有压力的油井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出现，严先生在陕北开凿的也都是低压或无压力的小井，没人有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我记得这场大火发生于民国三十年四月，甘肃油矿局才刚正式成立一个多月，金先生已经到矿上了。烧掉了油井，也焚毁了机器，大家都觉得很没面子，打电报到重庆局里（甘肃油矿局局址设在重庆）报告。工作人员本来以为自己闯了大祸，没想到局里认为一切都是因为没有经验，虽然发生大火，但至少证明地底下的油源非常丰富，不只没有责备，还慰劳有加，老君庙也因此闻名全国，在国人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可谓因祸得福。金：八号井闯的祸更大，超出乎大家的想象之外：民国三十年十月，八井大量喷油，压力之大无法挡住，十五公分厚的钢管被喷出来的原油和夹杂的油沙一冲，磨得只剩下五公分，力量之大令人难以想象，还好没有着火。因为八井在高坡，油往坡度低的地方流，流得满&山满谷，我们赶紧顺着山势筑了好几个坝才拦住一部分，最后是井内地层自己崩塌，喷势才自然停止。所以这种五十年前的新机器今天看来也已经是老机器了。德国制的钻机虽然好，但附属设备毕竟不够完善。一般油井开钻之时，一定要在井口装置防喷设备（现在是自动遥控的），那时我们根本谈不到这些，而且井口上只有一个大开关，喷出油和气的时候谁敢去关？！所以火灾之后又到美国去买防喷器等相关设备。在这之前（民国二十九年秋），也曾在美国订购大约十部钻机，但是抗战期间转口运输非常困难，民国三十年底，这批机器本拟由海防进口，但珍珠港事变发生后，日军加速对南洋进击，越南告急后，又临时转口仰光，拟经滇缅公路内运；后因日军攻打缅甸，乃再转口印度的加尔各答，经中印公路运送。几度仓皇辗转抢运，沿途遗失机件甚多，最后真正运到老君庙的，只能凑成两部。因为抗战，兵荒马乱之中，政府也无从追查其他机器的下落，根据我们判断，可能是在印度失散的。金：部分机器的运输路线是：先到缅甸的仰光和印度的加尔各答，然后用飞机载运，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Hump）——驼峰在印度和云南交界处。联勤总部的标帜是骆驼，就是因为它的工作是由驼运开始的——，送抵昆明。从昆明经重庆，再北运兰州，最后西行到达矿上。从驼峰经昆明到重庆的路上都是高山峻岭，不知多少公里。重庆到矿上的两千四百公里是用俄制的羊毛卡车搬运的，这种卡车常常会抛锚，所以我们讲好按照使用顺序装运：从底部依序往上装，后来因为机器没有全敷运到，不能按照计划进行，而招致很大的损失。杨：部分机器是由中印公路运进来的，运抵内陆之后，依然是在各个地方转来转去，加上运输工具缺乏，完全无法掌握这批机器的运送时间和所在地。当时的卡车很小，一般都是两吨半——抗战末期才有五吨的卡车，在当时五吨的卡车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重型卡车，再重恐怕沿路桥梁都要压塌了——，所以笨重的大件机器要拆开才能运，到达矿场再重新组合。这件工作很不容易，因为有的机件在运送过程中散失了，最后只凑成两部到三部，真正可以用的是两部。金：机器运输这件事郁仁长先生最清楚，因为当时就是派他到印度各地去追查这批机器的下落。总而言之，玉门油矿真正可用于打井的机器有三类：第一是老设备（顿钻），本来在延长，后来调一部分到甘肃；第二是调用打煤矿和四川油矿的机器；第三就是从美国买回来的新机器。新机器到矿上之后，由美籍钻井技师Bush带领Field和Reinner两名司钻来帮助我们钻井，民国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每年钻井六口。从民国二十八年起，到抗战胜利，一共开了三十至三十五口井，空井不多，但确实数字已经记不清了。2.&炼油的机器（金先生主述）炼油的机器完全自己做。方法是拿一个锅，在下面加热，上面再装一个分馏塔，如此而已。当时也有冷却设备，但是闹了不少笑话。学化工的人都晓得提炼汽油一定要有分馏塔，分馏塔的顶部必须有冷却设备（reflex&cooling），但在我们矿上没有办法做到这点，因为我们只有一部能打一百公尺高的帮浦（Pump），炼油厂用水完全靠这个帮浦从河底把水打到山顶，供全矿场使用，炼厂从此分出水来冷却分馏、英文称为internal&reflex。杨：炼油厂成立之前因为我们矿上还有老旧的汽车，以汽油为燃料，而且发电用的柴油机机厂每天都需要柴油才能开动进行作业，但在西北买不到这两种油，也买不到酒精（从前有的车子可以用酒精做燃料），我们便用更土的方法炼过油：把两个盛油的大桶剖开、敲平，然后焊在一起，成为一个大锅。一大锅可以炼七十加仑的原油，在锅子下面烧煤加热，根据不同温度可以炼出不同种类的油的原则，用管子把蒸发出来的石油气体通到另一个水桶里冷却，依序炼出汽油、煤油和柴油。冷却用的水都是人挑的，当时也没有多余的温度计可以量水温，只是用手摸摸，水热了再换冷水。这种方法我称之为“史前炼油”。金：摄氏四十度至一百八十度是汽油，一百八十度至二百三十度是煤油，二百三十度至三百零五度是柴油，三百零五度至四百零五度是燃料油，四百零五度至五百一十五度以上就是渣子了。杨：当时我们还不会烧油，加热用的煤全靠小驴从附近的“毛不拉”煤矿拖来，一切都很原始，现在想来觉得很有意思，也很可笑。后来我们到美国去买真正的炼油机器——Pipe&still，我离开西北的时候这套设备还没有完全装好，直到我从上海坐飞机回去时才装好。所以矿上的炼油设备最初是土法制造的，后来曾经把它放大，并稍加改良，等真正的炼油机器运抵老君庙的时候，抗战已经结束了。（三）两场大灾难（金先生主述）&&&&以上是采油和炼油设备的情形。另外我要附带说明两场很大的灾难，一次是水灾，一次是火灾。民国三十一年八月，一场大水把整个炼油厂都冲走。大水的来源是祁连山的雪水，满山的冰雪在阳光的照射下慢慢融化，没想到忽然山洪爆发，根本没法挡。还记得当时我们正在岸边往对岸看，突然间山沟里掉进一只我们从来都没看过的野兽，水再一冲，才认出那是一头驴，因为牠身上全是泥，使我们根本不认得。这场水灾造成很大的损失，几乎没有办法恢复原状，新设备来了以后，我们就从河边搬到山上一个叫做四台的地方。大水之外，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矿上来了一场大火。大火的发生和下雨有关：前面说过八号井喷油的时候我们筑坝来拢，油与水不亲，下雨时水跑到坝里，油浮在水上，顺着坡地往下流，流进沿山搭建的工人住家，不幸在工人烧饭时引起火灾，大火顺势延烧，好不容易才扑灭。八月二十六日正好是蒋委员长莅临参观的日子，还好大火在夜里就完全扑灭了，他没有看见那番景象。蒋委员长之外，还有很多人去矿上参观过，像吴敬恒、俞飞鹏、朱家骅，以及军方的胡宗南、谷正伦等人都去过。蒋经国回国后，也和蒋纬国共乘一部汽车去过一趟。（四）产量和质量1.&产量（杨先生主述）产量方面，没有压力的抽油井一天大约可以抽取二十几桶，至于有压力的井就没法量了。因为当时没有量油池，更没有流量计，只能在地上挖坑，让油流进去，还好那儿稍微有点坡度，盈科而后进，这坑装满了，再往下面的坑流。后来我们根据喷的时间和坑的容量来测量，以八井为例，一天大约可以产六千桶原油，但真正提炼出来的汽油，每天不到两千桶。这是民国三十四年金先生离开时的产量，在这之前，一天大约只有一千多桶左右。金：所谓桶是指barrel，barrel的原意是酒桶，这个计量单位是从美国开始使用的，因为美国刚出油的时候没有容器装盛，就拿酒桶来装，一个酒桶的容量刚好是四十二加仑（美制），后来美国、英国都用barrel来计算油量。台湾则是以公制的公秉为单位。杨：现在大陆是以吨为单位，我觉得不合理，因为原油的比重不一，所以国外多以体积为衡量的单位，但重油例外。金：当时提炼出来的汽油真正能供给重庆使用的只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因为运油的大卡车在往返的路程上会消耗掉其所装载油量的三分之二，所以假设运三桶油出去，到重庆便只能留下一桶。2.&质量（金先生主述）至于质量方面，中华民国的运气真是不错，虽然原油中汽油含量不多，但是质量很好。一般汽油都要经过化学品处理才可以用，但是当地提炼出来的汽油中硫矿的含量非常少，不必处理就可以使用了。当时要是硫矿含量多，我们就无计可施了，因为我们的炼油厂没有任何可以处理硫矿的设备。真是万幸。（五）员工生活&&&&老君庙油矿的员工生活和福利等后动工作都是李林学先生一手经办的。李先生在动力油料厂的时候就和我在一起，后来跟我到西北去，今天特地请他来帮忙说明这个问题。（七十八年十二月六日第二次访问时，金先生邀请李先生协助说明，以下问题或由金先生[简称“金”]主述，李先生[简称“李”]补充；或由李先生主述，金先生补充。）1.&地理背景（金先生主述）我还记得一首诗；“西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回头看，鬼门关。”从这首诗便可以想象当地生活非常穷苦。我们在那里也亲眼看见当地的小孩，无论男女都没有裤子穿。什么是戈壁滩呢？戈壁滩（gobi&desert）和沙漠（desert）不同：沙漠遍地都是沙，没有石头，骆驼可以在上面行走，人走起来就很困难；戈壁滩则有石头。两者的区别可以台湾的河床做比方：台湾北部（大甲溪以北）的河床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头，而且因为石头是从山里冲下来的，都是圆的，没有稜角；台湾南部的河床则都是沙子，故台湾北部河床的景象就像戈壁滩，南部的景象就像沙漠。老君庙矿区就是戈壁滩，离酒泉城八十公里。酒泉城古名“肃州”，唐代的时候是重镇，汉代的班超等人也在那里待过。“酒泉”一名的来源有好几种说法：第一是当地生活穷苦不堪，如在九泉之下，后来因为“九泉”名称不雅，便改为“酒泉”；第二种说法是当地有一道非常清澈的泉水，用这道泉水酿出来的酒非常之好，便把这个地方称为“酒泉”；还有一个说法是班超在那儿作战获胜之后，皇帝赐御酒，但是人多酒少，不够分配，就把酒倒在泉里，大家一起暍，因此称为“酒泉”。酒泉城只有两个城门，当时专员公署就设在酒泉，朱家骅、于右任等元老都去过，于右任喜欢写字，所到之处洛阳纸贵。有一段和于右任有关的插曲：那时我们矿上只有一部小汽车——station&wagon（按：即客货两用汽车），除了前面两个座位之外，后面都是排座，坐起来不舒服，于右老来时，又不能让司机在前面陪他，所以我就自己为他开车。我为他开车的时候发生一件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就是所谓的“拦舆告状”。于右老当时是监察院长，有一天我们出城视察，回来时进城门不久，看见一个老头子顶着状子跪在地上，因为事出突然，我差点来不及踩煞车。于右老收了状纸后，如何处理，则不知道了。酒泉当地居民的知识很差，例如你问高小毕业生：“树上有十八只鸟，一枪打过去，还剩几只鸟？”他们的回答是十七只。再问他们：“半斤和八两有什么差别？”居然也有人答错。当时驻扎在酒泉的是马步康旅长，我们在矿上的时候碰巧他造了一所新房子，新居落成之后，他的副官——寇副官，顺便一提，西北一带不只姓马的人多，姓寇、姓韩的也都很多——到我们那儿来问我们送什么礼。那时我们矿上什么都没有，连家具都是自己做的，不知该送什么，大家正为此烦恼，寇副官忽然指着墙边说：“你们这个东西很好，送礼很合适。”他指的是我们放在那里权充沙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自己用木头钉的：先钉成一个方盒子，盒子里填满稻草，外面再铺上布，用钉子钉好，背上也如法炮制，便可当沙发使用了。既然寇副官觉得这样东西很宝贵，我们就决定再做一套，送给马旅长。这两张沙发送进马家的时候，马旅长高兴得不得了，对其他的客人说：“这两个东西我要搬到里面去了，你们以后永远也坐不着，要不要先坐一坐？”他的房子是不大让人参观的，那天他特别招待我们，先把他所有的太太——回教徒可以有好几个太太——从东边赶到西边，带我们去参观东边；然后又把她们从西边赶到东边，让我们去参观西边。马步康和我非常要好。马步芳和马步青是亲兄弟，一个统治青海，一个管理甘肃，马步康则是他们的党兄弟。马步芳有一个儿子——马继援——在台湾，他娶了一个姓张的汉人，当时也驻扎在酒泉一带。酒泉以东的大城依次为张掖、武威、永登、兰州。从兰州到酒泉，坐汽车要三天，走路则要九天。这些城市都是绿州（oasis），只有城里、城外有水喝，城廓外有的还种一点稻子，以外全都是沙漠。其中比较富裕的是永登、武威和张掖，尤其是张掖（旧名甘州），有“金张掖，银武威”之称。张掖到酒泉之间还有一个城叫高台。我所以会记得高台是因为我们到山里砍木头必须到高台县政府办手续，我从酒泉坐卡车到高台，半路上车子坏了，就在车子里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七点开始步行，下午三点才走到高台，一路上什么都没有，没水喝，也没有东西吃。李：出了嘉峪关，到玉门县之间还有一个城叫“囚犯城”，过去发放边疆充军的人就是到囚犯城。从酒泉向西三十公里就是嘉峪关，嘉峪关再向西五十公里就到了老君庙。老君庙属于玉门县，矿区海拔两千四百公尺。这个数字很好记，因为重庆到酒泉的距离是两千四百公里，矿高则是两千四百公尺，全世界的油田大概没有这么高的。李：我记得祁连山高三千公尺（主峰高达五，九五二公尺），所以相对之下并不觉得矿高。台湾是太平洋盆舷地势最高的地方，玉山主峰将近四千公尺（按三，九九七公尺）。中国石油公司有一个纪录：我们曾经把从四千多公尺深的油井里拿出来的石头（即是core）和从玉山山顶拿回来的石头放在一起，两地相距八千多公尺，很有意思。中国石油公司现在可以打到五千多公尺的深度了。李：我补充一下西北的状况。这地区虽然是戈壁滩，但据说过去是大海，经过若干年的地质变化，水干涸了，成为戈壁滩。因此当地都是乱石，而不是很细的沙子，地基也相当结实，所以在西北开公路，只要把线划下来，雇用老百姓把大石头搬开，再在两旁挖好水沟，就成为公路了，也因此公路上走起来都是尘土飞扬。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此地过去是大海：大家都知道发菜是海产，而当地的戈壁滩上却也有发菜。平常它抓在地下，从外表看不出来，虽然西北下雨的机会并不多，但是只要有一点小雨，地下的发菜吸收了水分后就会发起来，老百姓都会跑到戈壁滩上去找发菜。所以我们在西北请客，发菜算是海鲜。老君庙是戈壁滩，在那里除了祁连山上的雪水融化后汇流成为一条小河（即石油河），流入矿区，有些小片地方有点黄土和骆驼草，再加上一座老君庙之外，可以说一无所有。祁连山上终年白雪，但是雪每天都在融化。因为下雨的机会很少，所以当地水利百分之九十是靠雪水。百姓打井全凭运气，有时雪水入了地，刚好经过某个地方，打井下去才会出水。灌溉方面则采用轮流的方法，这边灌溉好了，再引到另外一边。假设雪水充足，再有雨水的话，就皆大欢喜；但是下雨的机会实在不多，所以当地县太爷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老百姓断抢水的官司。西北的河流很特别，水在戈壁滩上流，有时候会突然进入地下，地面上完全看不出来；在地下遇到有沙子的地质可能又会冒出来，所以戈壁滩上的水一会儿断了，一会儿又冒出来。地图上西北的河流都画得像蚯蚓一样，就是因为水时而冒出来，时而潜下去，画成地图就是一截一截的黑线，有黑线的地方就是有水，没有黑线的地方就是水断了，不像我们这儿有川流不息的长河。而且有时山水一汎就出现一条一条的河，山水不汎的话，完全是干的，说过河就走过去，根本看不见河。因此我想到“锦绣河山”这个电视节目有好几段说某地从前驻重兵，后来又没有了，或许就是因为当地本来有水，后来水进入地下，就没法驻兵了。李：老君庙的形成和石油河有很密切的关系。石油河终年有水，而且水流很急，因为水源是祁连山上的雪水，水里含藏着金矿，附近的百姓都去淘金，就盖了一座小小的老君庙，祈愿发财。老君庙的历史很悠久，因为矿的主要地区就在庙的附近，所以我们到矿上去都是说到老君庙去。2.&员工生活（李先生主述）⑴&矿区福利机构矿区的总务处之下设有福利科，主办矿区各种福利事宜。我记得金先生兼总务处长的时候拉我当福利科科长，我不肯，因为矿区的福利工作不但麻烦，而且困难重重，很多东西都买不到，尤其是采购那么多东西，瓜李之嫌不能不小心，所以我坚决不肯。后来福利科科长由金先生兼任，金先生把图章交给我，实际的工作由我处理，有时我签办的事情如果是盖金先生的章，还要送到金先生那里去，这证明矿上的福利是一件大事情。福利科下有一个供应社，供应各种必需品；还有一个米面菜蔬部，对各户的米、面供应有定量规定，此外还有农场、医院、学校等各种设施。起初为了供应私采购各种矿上需要的东西，还在张掖、高台、玉门、敦煌等地设了办事处或采购处。因为是办福利，所以矿上卖的东西不能比外面贵，因此经办人员的薪水由公家发，住屋也由公家供应，都不必花自己的钱。如此，可以全心全意为公家筹措各种必需品，解决员工生活的各种问题。⑵&住的问题老君庙矿区内什么都没有，还好有水，另外还有一些黄土。有水，炼油厂才可以建在那儿；有土，才能在矿区用工坯来建造办公厅及宿舍等各种房舍。但是要解决住的问题还是非常困难。为了设计、施工和监工，甘肃油矿局总局在重庆请来一家扬子公司（等于此地的营造公司），负责人是高观四先生，他带着一批技术和管理人员住在矿上，其他的工人和原料完全由我们供应。人力方面由我们矿场出面招雇，但是很难找到小工；即使找到了，而且有吃有穿，把他们照顾得很好，他还是想跑回家里去。所以这件事后来由甘肃油矿局出面交涉，再由政府通令各县、各乡协助甘肃油矿局。解决的办法是：利用政府抗战时征用民伕的法令，规定高台、张掖、玉门、敦煌等邻近各县征集的壮丁并不送到前线去参与作战，而就近解送矿区参加矿场建设。故若非政府大力帮忙，人力不足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矿场员工虽然有流动，但是总数大约维持在一万五千人左右，建筑房屋的时候完全靠大家通力合作，配合建筑公司；建筑公司的人也住在矿上，再根据cost&plus的办法来计薪抵酬。建材方面，矿上根本没有砖，由建筑公司找来另一家公司，建造砖窰，就地烧砖；木材的取得也很不容易，我记得金先生要我到西北去的时候主要就是去买木头。买木头的时候不得不利用一些政治力量：我们自己派人到各县市去，遇有大的树木，就把树皮剥一块下来，在树干上登记一个号码，再根据这个号码自己去把树伐下来，伐下来之后才去讲价钱，所以事实上不是买木料，而是买树。但我们去的时候还是已经晚了，因为马旅长的部队行军时，只要遇到有沟有河，不管有水没水，都要造桥，沿途砍了不少树木，我们去的时候，玉门附近的树木已经所剩无几，但若不去找的话就连一根也没有。记得我们去的时候正逢嘉峪关建厂，因为建的是锅炉房，房子很大，工程师说要大梁，但是那儿又买不到那么长的木头。刚好酒泉县有一个大户人家，他们的门口很特别，有五棵很高很粗的白杨树。当地因为风大，树木都是笔直向上生长，最适合做大梁，我们托人用很高的价钱去向他买，他们因为风水的问题坚持不肯卖；但是工厂里一直催，因为冬天快到了，若等到天寒地冻就没有办法施工。迫不得已，我就去找这户人家的朋友商量。因为动力油料厂是资源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兵工署合办的，我就用兵工署这个头衔去说服老百姓。先是，金先生去酒泉视察的时候，我曾经陪他一起去看过马旅长，马旅长请金先生在花园里吃饭，他对我很好，总是叫我“徒弟”。他叫我徒弟，我也不能说我不是徒弟。凭着这层关系，我就对大户的朋友说：“你们晓得我和马旅长的私人关系很好，假使这户人家再不答应，让我无法交差，兵工署是军方，军方的事我也只好请马旅长出面了。马旅长出面的话，这些树不只是要被伐掉，还得白白地送给他，如果直接卖给我们，价钱还不会让你们吃亏呢！”这些话是晚上谈的，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回话，说：“先生！你们就伐吧！”金：木材的取得很不容易。最初我们也向马旅长买过一批。他们是动员军队去山里砍伐，山水泛滥以后，利用山水把木头冲下来，集中到龙王庙，整批卖给我们。但是所有的房子都要四根柱子，再加上椽子等等，一所房子总要十几根木头，需求量相当大，所以我又去高台县买了一批木头。李：高台县有满山的树，金先生去了以后和他们签下合同，从此解决了矿区建造房子最重要的木材的问题，我们再也不用零零星星地到各地去找了。因为扬子公司在矿上通力合作，所以宿舍、办公厅等都很快地完成，解决了住的问题。⑶&穿的问题穿的方面，衣服、鞋袜、针线等必需品完全由供应社供应。这些东西大部分来自兰州。甘肃油矿局运务处有一个兰肃段，我们在兰肃段上采购的东西，用卡车运到老君庙。供应社所供应的范围仅限于衣着及肥皂等日常必需品。⑷&穿的问题甲、小麦吃在老君厨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一年大约需要一万多担的小麦，金先生为此费了相当大的力气。起初我们买不到东西，因为老百姓的麦子缴了粮（田赋）之后，剩下的也只够自己吃了。最后还是透过中央，由金先生（当时金先生为炼油厂厂长兼总务处长）向省政府交涉，请甘肃省政府的田粮处根据各县存粮情形，有多的就拨给我们。乙、稻米小麦之外，重庆来的技术人员吃不惯面食，一定要吃米。那一带产米的县份只有张掖，因为张掖的水利特别好，又有骆驼草，骆驼草的根含有丰富的钾和钠，烧了灰之后做成堆肥，每年大约可以生产五、六千担的米。为了买米，我们在张掖设了一个采购处，每年向他们买三千担以上的米。如果买不到这个数目，矿区员工吃米的数量就得减少，一减少就会影响工作情绪。但是因为河西一带（包括兰州）的米向来多半都靠张掖供应，张掖县剩余的稻米都卖给我们矿场之后，便产生稻米供应不足的问题，所以有一次张掖县议会开会议决张掖县所生产的大米不准运出县境。消息传到矿上，金先生叫我去交涉，并向邵逸周协理和严潆波矿长说要赋予我一些权力。我们矿上生产的煤油五加仑装成一听，平常也在张掖出售，金先生为我要求的权力就是让我可以凭我的条子在张掖拿煤油送礼。我是河北人，张掖采购处主任和张掖县长也是河北人，而且他们两人都姓张，在家乡的时候就很熟。我去了之后就和张主任商量，他建议先见县长。甘肃油矿局在西北这条在线名声很大，一般人都以为甘肃油矿局很有钱，我们去了以后，县长很热诚地接待我们，但是他说他也没有办法，因为议会的决议须由县长执行，不能置之不理，而且县长也有许多事情还要经过议会护决才能办呢！我说：“你总不能看矿上那么多人没有米吃！技术人员走了的话，矿上怎么办呢？井都没法打了。”我又问他关键在谁，他说在议长，议长之外还有一个军长驻在张掖，这两个人的问题能解决，事情就好办了。我便以同乡的关系请他开一份名单给我，让我送些煤油为礼品，虽然是自己生产的东西，不成敬意，但总是表示一点意思。县长起初不肯，后来逼得他没有办法才把名单开出来。单子上列了议长、军长和五、六个各级长官。此外，我想请县长吃饭，他也不肯，后来决定改由县长出面，把这些人都请来。我回去之后就照名单准备礼物，当晚都送到了，议长、军长都送双份，县长当然也有，份量和议长、军长是一样的。送完之后，第二天请客，我对县长说：“你出面就好，钱的事情你不要管。”第三天，县长对我说：“没事了，你回去吧！”所以我们请一次客，送一次礼，米的供应问题就解决了。丙、粮食的运输和加工我们矿上每年需要上万担的小麦和三千多担的大米，这么大的数量，就西北的运输状况而言是一项很大的负担。我们为了要把各种器械从重庆运送到矿上，备置了一百多辆卡车，并在矿场设了一个公路场场段加以管理——公路兰肃段只有汽车修理设备而无卡车，矿场段除了修护设备还有卡车——，由一位段长负责。这一百多辆卡车完全供矿上各种运输之用，尤其是在福利方面担负了很大的运输任务。卡车之外，还有三种运输工具：第一是牛车，这种牛车的轮子非常大，直径大约有一个人这么大，但是运输量很小；其次是拉拉车，利用废弃的汽车轮胎，以骡子或马来拉，所以叫做拉拉车，运输量较大；但是在西北运输量最大的还是骆驼。骆驼虽然走得慢，但牠只要开始走就昼夜不停，因此运输时间非常准，只要一装上去，预计几天可以抵达就一定可以抵达；而且骆驼不是一只、两只，而是成群，一群大约都在百只以上，所以牠的运输量和可靠性远胜于汽车或拉拉车。麦子送到老君庙之后如何解决吃的问题呢，当地没有面粉厂，也没有磨子，只有在白杨河、嘉峪关和酒泉等可以利用山水的地方，有几个老百姓家里装有水磨。我们乃和所有的水磨坊签订合同，规定我们给他们多少麦子，他们给我们多少面粉，麸皮则全归他们。但是有时会磨不出面粉来；有时面粉吃了会牙疼，因为里面有沙子。为何有沙子，一般的面粉厂都会先把麦子洗干净，弄干之后再磨；但在西北没有办法洗麦子，不是没水可以洗，而是一年差不多有百分之六十的日子是冰天雪地，麦子经冷水一洗就结成冰，根本没办法磨。所以冬天的麦子都是不洗就直接磨，当然把沙子也磨进去了。如果我们因面粉质量不佳而拒收，老君庙的人就没得吃，所以对此掺沙面粉，我们一点改善的办法都没有。米则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丁、菜蔬和肉类菜蔬方面主要由酒泉供应。总务处的酒泉办事处除了对外代表公司和各机关来往之外，也负责在酒泉采购各种菜蔬。这也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每天至少要从酒泉运一卡车的蔬菜到老君庙，假如不足此数的话，老君庙一万多人的饮食就有问题。但是酒泉是个大城，当地老百姓自己的菜蔬需求量也很大，所以青菜不只是贵，根本就不够供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先生提议由我们自己设立农场。我们总共设了两个农场，一个在赤金铺，一个在嘉峪关。赤金铺离矿厂不过三十华里；新的公路修好之后，嘉峪关离矿上大约四十几公里，两个农场的产品运输都用矿场段的卡车。这两个农场的负责人都是金陵大学——农业方面最著名的大学——出身的，他们一方面供应矿上各种菜蔬，另一方面虽然谈不上研究发展，但是多少也可以把酒泉所没有的内地菜蔬拿来试种，试种成功之后，我们的菜蔬种类就会增加不少，所以我们自己农场的菜蔬比酒泉运来的菜好得多了。金：我再补充一下，我们的菜场设有地窖，地窖十分重要，因为夏天可以吃外面来的菜，但是冬天菜长不出来，所以我们在老君庙和两个农场都设有地窖，夏天的时候把部分菜蔬藏在地窖里，等到冬天再拿出来吃。青菜之外，逢年过节总要吃点肉。我们在老君庙需要牛、羊、猪、鱼等各种肉类都要在三、四个月以前订购，晚了就会没有。过年的时候，运肉到老君庙的卡车恐怕总有十几辆，需求量相当大。我们在老君庙可以吃到青海出产的湟鱼（青海捕鱼很容易，冬天盐湖冻成冰之后，人们在冰上打一个洞，鱼感到气温的变化，会从湖里蹦出来，大家就到冰上去捡这些冻得结结实实的湟鱼）；夏天的时候多少也可以吃到一些酒泉来的鱼。以上是矿区粮食和肉类的供应状况。（六）教育和医疗&&&&矿区子弟不能没有教育，所以我们从重庆请人来办了一所子弟学校。人有疾病，总得医治，矿上本来有两、三位大夫，但是大家觉得不满意，所以我们又从兰州请来一位乔院长。乔院长到了矿上之后，我们重新建设医院，除了内科、小儿科之外，还有外科。外科具备开刀的技术，因为矿上的面粉里含有很多沙子，所以盲肠炎的患者特别多。⑹&交通工具和娱乐活动行的方面，我们设有公路矿场段，员工请准假之后就可以搭矿场段的车到酒泉、高台等地。娱乐方面，矿区没有戏院，但是有两个剧团：一个唱平剧，一个唱秦腔。秦腔是本地戏，和台湾的歌仔戏相近，负责人就是金先生，他是社长。秦腔每年都有好几次演出，因为矿上当地人多，所以很受大家欢迎。平剧方面，我们从兰州请来一位很不错的名角唱青衣，她先生拉胡琴，唱得很好；矿区眷属也有玩票的，矿场备有预算，行头都是新买的。剧团之外，我们还设了篮球场、足球场和桥牌社，花样虽然不如现在此地多，但也都聊具规模了。所以矿区虽然很偏僻，但是衣、食、住、行，各种生活必需品都有，只不过和四川相比相当简陋罢了。⑺&燃料油的问题福利方面还有一个燃料油的问题。老君庙平常做饭和冬天取暖都要用煤，但是附近的煤层最好的只有三尺厚，普通只有一尺多，这种煤矿开采起来相当辛苦，工人在地面上用铁铲子挖，再用很短的担子趴着挑出来，产量又有限，无法充分供应矿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金先生他们便想利用炼油厂自己生产出来的燃料油。我记得老君庙的炼油厂比此地差很多，只有蒸馏，没有裂炼；后来虽在美国买了炼油设备，但是因为战时运输不便，新炼油厂还未盖成抗战就胜利了。所以当时我们的炼油厂只能生产汽油、煤油和柴油。蒸馏过程中最可惜的是燃料油：原先想做铁油池（tank）把它装盛起来，但是油太多了，又没有大量的钢板可做油池，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油矿局的总经理孙越崎先生就说由他负责，他叫工人把不要的东西倒在石油河里。本来大家也觉得燃料油没什么用，所以这些油顺流而下，使石油河变成真正的石油河。这时，金先生就和几位工程师商量，用生铁筑成一个宝塔形的容器，塔上有一个盛燃料油的小储槽，有一根管子通到各户炉子口，油从宝塔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流，着了火之后就不会熄了。我们再用土做成过道——等于现在暖气外头的铁管——，顺着窰洞送到各家的房子外面，房子里就暖和了，这叫做“火墙”。这个方法不只解决了冬天取暖的问题，也节省了很多人力、物力；但是却因为燃烧不完全而造成了空气污染。我们一天内不晓得烧掉多少这种油，因此空气污染的情形相当严重。记得雪刚下来的时候是白色的，过好一会儿就变成灰色的了；老君庙的上空也因此笼罩着一片黑色的云彩，坐汽车大约在几十里外就可以知道老君庙在什么地方。这可以说是一个笑话。（七）几件插曲（金先生主述）1.&骑马进山我去高台买木头时发生几件事。前面讲过去高台时路上车子坏了，我们走路走到高台。和我一起去的是一位在矿场承造土木工程的工程师，到了高台之后，有位杜乡长（汉人）陪我们骑马进山，在山里待了三天。杜乡长人很好，也很有能力，所有的马匹都是他供应的。南人骑马本来就是外行，偏偏我又骑了匹只有一只眼睛的马，这是匹好马，但是我上马之后，发现牠老是往一边走，才知道牠瞎了一只眼睛，所以我只好边骑边把牠拉回来，非常辛苦。进山的第一天趣事很多。山里没有旅馆，我们借一户人家暂宿。这家人很好，待我们非常客气，还把炕（上房）让给我住。我这个人是马马虎虎，从来不讲究，一点官腔也没有，先是我们去的时候，因为怕山里出问题，除了杜乡长之外，还带了矿警一同去，结果他们就在我睡觉的房门口站了岗，我出去一趟他们就敬个礼，我进来一趟他们也敬个礼，我只好对他们说：“你们休息去罢！我这里不需要！”我从来没有睡过炕，那个地方的炕虽然主要是烧牛粪、马粪，但是臭味并不重，不过睡到半夜，背上觉得又硬又烫，实在难过得不得了。此外，他们在房门口放了两个大缸，缸里正在发酵做醋，门帘一拉开，那个酸味简直令人受不了。此外，骑马我是勉强可以，但从没有一天骑七、八十公里的经验，第二天我觉得腰酸背痛，简直走不动，可是他们说：“你今天非起来不可，你要是不起来继续骑的话，明天就连动都不能动了。”所以我就勉强起来，又骑了几十公里，第三天果然没事。2.&会见清封千户工作完毕之后，我把所有的钱都交给杜乡长，请他帮我们把采木头的事办好，便启程回老君庙。回程时也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下山走到某个地方，忽然看到前面站着两个人，头上戴着清朝的红缨帽，手里拿了两把枪，我心想：“糟糕！遇到土匪了。”但我们走近后，他们就先下马，很客气地对我说：“千户请你们去喝茶！”——他们是藏人，清朝政府对于这些能统领一千人的头目，都册封为千户——。既然是千户请喝茶，我们就去了。他们住在蒙古包，请我上坐，给我行礼，行的礼就和“四郎探母”里的一样。他们使用的语言和国语差不多，彼此都能沟通。这位千户说我是民国以来第一个到他们这里来的汉官，我送他哈达（绸子）和茶砖，他送我羊羔皮和四十只羊，（因为采好木头之后要修路才能把木头运出来，所以我就把羊交给杜乡长，请他暂时保管，到时候做为犒赏开路工人之用）。千户请我喝茶的时候先拿出一个大铜锅，再拿出一个三角架，把铜锅放在三角架上，底下用干的牛粪和马粪做燃料，把锅里的水烧开。燃烧时牛冀、马粪烧出来的烟都跑到锅子里去了。水烧开以后，他打了一块茶砖放进去，就变成一锅茶，之后又从小柜子里拿出两个小铜碗，先用地上的沙子擦一下，似乎觉得不怎么干净，乃再用一块因为肮脏而颜色变得很深的布抹一下，就为我盛好茶，在碗里摆一根汤匙，整个交给我。我要喝的时候，他又说：“请等一等！”又从柜子里拿出一碗奶油，用汤匙挖了一点放在茶里，这就成了奶茶。我一看！碗里都是牛毛——因为奶油里有很多毛——，喝是不喝呢？不喝不礼貌，我还是勉强地喝了，只是尽量不喝到牛毛。这件事蛮有意思的；而民国以来没有汉人去过那里，也是中华民国的一大荒唐事。3.&吃羊肉的故事另外还有一件和吃有关的趣事。前面提过的马旅长，也就是马步康，平常和我很好。有一天，他请我吃饭，要我坐上座。我们曾读过孟子，其中有“牵牛而过堂下”的话，但今见到的是牵羊而过堂下，他们先把活羊牵出来给客人看；过一段时间又抬羊而过堂下，这时已经把羊宰了，给客人看一下又拿走；再过半天，羊块已经煮熟了，送到客人面前来。送的时候主人先送一样最敬客的东西——一对羊眼睛，一个请客人吃，一个主人自己吃。我在此之前也没吃过羊眼睛，当时不吃又不行；其实倒也没有什么，就是一包水，和鱼眼睛一样。牵羊、抬羊，再把煮好的羊送上来，这三道手续是非常客气的。4.&重回西北听秦腔前面说过玉门油矿有两个剧团，一个是国剧，一个是秦腔，国剧归矿场管，秦腔归炼厂管。因为矿上本地人多，我就大力提倡秦腔。抗战胜利后，我离开西北，民国三十六年，四台炼油厂新买的裂炼锅炉无法顺利运转，总公司（中国石油公司已于民国三十五年成立）就派我回西北处理这个问题。回到那里之后，秦腔剧团特别为我演了一齣戏，这也是件有趣的事。炼炉运转不顺利的原因是零件在运输过程中散失了，等到完全装配好才可以顺利运转。我记得一共开了三次炉，第三次才成功。顺利运转后没多久，共产党就去了，油照样炼，由邹明出面维持。（八）答问与补充&&&&陆：炼油厂的范围有多大？金：没有限制。那儿是一望无际的山地，沙石之外没有任何东西。陆：员工宿舍的情形如何？最多时有多少人？金：宿舍就盖在沙漠上，大约有八千多人，宛如一个小城市。陆：当时没有想到用油管来运输吗？金：管子在哪里？！当时连钢板都没有，管子更不用说了。当时的情形是现在的人很难想象的。陆：打井的时候有没有根据地质图？金：当然有地质图。地质人员去了不少，像孙健初、孟昭彝、卞美年、黄汲清等人都去探勘过。孙健初是负责人，贡献最大。陆：地理书上没说祁连山有森林，而且通常是南山才有森林，不晓得高台县的森林状况如何？金：天山有森林，祁连山是天山的一脉，森林很茂密。高台县的森林在南山，是原始森林，范围很大，我们到的只是一角而已，木材都很高大。因为森林里有野兽，所以也产毛皮。我在那里吃过小鹿筋，也打过大头羊及黄羊，黄羊很好打，因为牠的白尾巴很容易被看见，我们只要对着尾巴打就行了。你要晓得，中国的中心不在兰州而在张掖，所以西北地方非常大，我们所到之地和采伐的木材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陆：台湾乡下的房子都很矮，大陆的房子普逼都比较高。西北比较冷，房子太高的话可能无法保温，不晓得当时矿场盖的房子高度如何？金：我们盖的都是最简单的一层楼的房子，至于房子的高矮事先并没有加以规划，完全是量材建屋。即使我们要造十二尺高的房子，没有这么高的柱子也没有办法。陆：矿场员工睡不睡炕？金：不睡炕，我们睡床。日常生活需要的各种物品都是到各处去收集的，也有洋灯和俄国货品。我们原则上是有什么就用什么，既不能讲究，也不能挑选，因为根本就没得挑。像刚才讲的面粉就是这个样子，你说不要吃，那就只好饿肚子。陆：当地的气候如何？金：夏天最热的时候很干燥，因为水分蒸发得很快，有时候还要穿件毛背心，此外是冷的时候多。陆：李先生说矿上有一万五千人，数目相当大。金：真正的工人只有八千人，再加上眷属和外面来的骆驼队、车队等来来往往的，大约有一万五千人，这些人除了少数自备干粮之外，饮食都由矿上供给。这么多人在一起，俨然形成一个小城市。听说这个区域现在扩大了，玉门县已经废除，整个搬到老君庙，老君庙改为“老君庙市”，也有比较高的房子了。陆：可见那个地方的油还没有抽完。金：油是还有，但储量不会太大。陆：当时员工的薪水是政府给的，还是靠油矿的收入？金：这件事不能从商业的观点来看。因为当时油矿的开采属于国防工业，完全是为了对日战争，所以整个组织不是营利的“公司”，而是个“局”，目的只在要油，完全不计成本。陆：&七、八千名员工的流动性大不大？金：没什么流动性，因为盖房子的人以及矿和厂的工人都有兵役在身，只是不把他们征调到前线去而已，他们要是离开矿场，就得去当兵。至高级职员则是从西南联大和西北工学院来的。陆：年轻人留得住吗？金：他没法不待嘛！旁的地方也没什么机会；而且大家在那儿也干得很有劲，一切为国家嘛！我们为了调剂年轻人，还从重庆请了十几位大学毕业的未婚小姐到那儿去办公，结果都结了婚回来，今天还有好几位在中技社服务。陆：金先生讲的这个办法很好，能够安定年轻人的工作情绪。以前我在一所中学教书，这所学校规定不请女老师，结果男老师都待不住。金：办矿对工人而言还有一种最重要的设施，就是要有赌场。没办过矿的人不晓得这种事，非有赌场不可，矿工拿了钱就去赌，赌输了他明天就再来工作，不赌输的话他就跑了。我们那儿虽然没有开小差这种事，但来来往往的车队的人还是要赌。此外，不瞒你说，我们在那里尽管是查，还是有娼。你想！总共一万多人哪，这些女人就自己来了。这些事实在是很难禁。陆：管理这么大一个团体实在是很复杂的一件事。金：很复杂。美国、欧洲都一样，有矿必有赌、必有娼。新疆勘察& &&民国三十二年冬，盛世才投靠中央之后，苏联红军自新疆撤退。三十三年春，甘肃油矿局奉命接管乌苏的独山子油矿，我奉派前往勘察，同行的还有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先生、孙太太，以及油矿局的矿场场长严潆波先生。我们开一辆大车和一辆小车去，大车子载汽油、机油、汽车零件及行军床等，小汽车坐人。经过猩猩峡（即星星峡）的时候，我们凭一方刻有“盛世才”三个字的图章才得以进入新疆境内。入境之后，我们走天山北路，经过七角井、奇台——奇台有国军驻扎，旅长姓徐名午生，在台湾当过台中训练营主任——等地。抵达迪化之后，盛世才设宴款待我们，但是他自己没有出面。他请客的大厅非常大，客人大约有三、四十人，包括当时新疆省的建设厅长林继庸在内。那顿饭我们吃的是西餐，所有的仆役都穿着一件白外套，但是隐约可以看到他们腰上的盒子砲（手枪的一种）。接受盛世才的招待之后，继续往西出发。我们从猩猩峡到乌苏，都是住盛世才的招待所，沿路还有看不尽的西北风光。抵达乌苏之后，我们就到独山子去看矿。俄国人走的时候，把矿都封起来了，不再出油，我们没有带设备去，不敢打开。矿场方面，除井之外没有其他设备；炼厂方面，各种设备也都被搬得点滴不存，只剩下一些保温的材料。炼厂向来在露天——因为设备太高，没有办法造房子，而且炼油过程中，有时候雾腾腾，须靠空气流通——，所有的设备都装置在地面上，一旦各种器材和设备都被搬走，看起来就是空荡荡的一片。我们离开迪化之前，曾经给盛世才的秘书一本电报密码，表示我们没有秘密，因此，我们沿路也常常接到迪化帮忙转过来的玉门油矿和重庆的电报。但是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突然就没有任何电报，也没有其他消息。有一天，我们在外面遇到中央政府派来的交通部铁路探勘队，他们说盛世才有变，但是还不能确定。我们商量之后，决定假装不知道这回事，仍照原订计划到伊犁去。伊犁城很大，修得很讲究，风景也很好。在伊犁的时候，我们还跑去中俄交界的泥坎。中俄边境有很多地方没有真正的天然界限，只用石头搭成石堆（称为“堵”），据说石堆的位置搬动，双方的疆界便随之变动，所以俄国人老是把这堆石头往东搬。但泥坎有真正的边界，我方还设了一个海关，派一对夫妇在那里担任海关任务。在那里的时候，我想照相，他们都叫我不要照，因为怕对面的俄国兵会开枪，但我还是在车子里朝外照了一张，这张照片带到台湾来之后，不知到哪儿去了。从伊犁回到乌苏以后，局势依旧不明朗，我们也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忽然又来了大批电报，哦——！我们又紧张，又兴奋，密码都来不及翻哪！翻译了半天，知道没事了，大家才比较放心。因为独山子的炼厂没有设备，油井也封闭了，在乌苏也无计可施，一定得回老君庙，从甘肃油矿局派人搬运各种设备前来，才有办法开发，就决定回玉门。到迪化城外的时候，孙太太很紧张，因为我们都不了解城内的状况，我就建议大家先等一等。刚好迪化城外有一家中央银行，经理马彦章是清华时代高我一班的同学，我们就开车去找他。他说没事了，叫我们安心进城。但是孙太太因为怕得厉害，就把沿路写的日记全部撕掉，非常可惜。到了迪化，我们还是住在盛世才的招待所，但是孙越崎要求见他，他却推辞不见。后来我们才听说这次局势能够稳定下来，完全是靠李铁军军长的砲队，李铁军把他的砲队对准盛世才的督办府，若有异动即开砲。这是后来听说的，真假如何不晓得。我们第一次到迪化的时候也去拜访过李铁军。那天我开车，告辞之后车子怎样都发不动，检查半天也没有毛病，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当地的天气太热，使油管里的油都变成气体，以致车子无法发动，只要等到下午天气转凉，或用水浇一浇就可以发动了。这种现象叫做“vapor&lock”，我以前只在书本上看过，但是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到迪化才第一次碰到。回程走的是天山南路，所以我们也经过吐鲁番。吐鲁番很热，据说热到连臭虫都无法生存，因为新疆各地普遍都有臭虫，所以我们沿途都是睡行军床，但是到了吐鲁番，当地人告诉我们可以安心地睡床，因为没有臭虫。我最近在电视上看到美国用热气来扑灭白蚂蚁，非常有效，吐鲁番没有臭虫大概也是同样的道理。关于吐鲁番之热，还有很多种传说；譬如飞禽到了夏天都栖息在水边，因为毛都脱落了，飞不动，很容易就被逮到；还有一说是警察局的人都坐在水桶里办公，很有趣，但是我没亲眼看见。吐鲁番盛产葡萄。葡萄有黑、白两种，做葡萄干的时候，白葡萄不能用曝晒法，一晒就会变黑，要使白葡萄成为白葡萄干只能用阴干的办法。我能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用泥块叠成的笼子，像小房子一样，边上有窟窿，请教当地人，才知道这是在阴干白葡萄，跑进去一看，果然发现竿子上挂着一串串的白葡萄，必得如此，白葡萄才会成为白葡萄干。说到葡萄，就想起瓜。新疆盛产水果，瓜类尤其著名。新疆的瓜有两种，一种是西瓜，果肉是红的；一种是香瓜，形状较长，外皮多半是绿色或白色。香瓜又分很多种，我们沿路吃的，除了西瓜之外，就是各种各样的香瓜。我们觉得台湾吃到的哈密瓜已经很不错了——据当地人说是因为哈密产甘草，所以哈密瓜才会那么甜——，但是我们在新疆还吃过一种更好的瓜，叫鄯善瓜。鄯善瓜大约一尺半长，外黄内白，又称为黄金瓜，采牧之后都放在地窖里，所以拿出来时很凉，剖开来一吃，入口即化，和冰淇淋一样，味道真好，这是最好的瓜。听说这种瓜不能运，一运就破。我们在吐鲁番还吃过一种怪东西——发酵过的马奶，带点酒味，但仍称为马奶，而不称为马奶酒。这种奶酒味道不错，很上口，但是很容易醉人，我喝得很顺，可是孙越崎喝醉了，躺在那里就睡着了。这趟到新疆，前后不到两个月，但是增加了很多见闻。譬如我们知道一个地名中有“泉”字就代表该地有水，新疆地区的水有两种，也可以从地名上看出来，如果地名是“某某井”，则当地的水是咸的；如果地名是“某某泉”，则当地的水都是淡水（一般称为“好水”）。所以井水和泉水是不同的。再如新疆“疆”字的来源也很有趣：据说是因为当地北有阿尔泰山（金山），中有天山，南有崑仑山，山与山之间各夹着一个大盆地，北为准噶尔盆地，南为塔里木盆地，这三座山和两个大盆地排列起来的形状正如“疆”字的右半部；又因为地处边陲，守土有责，所以左边再加上一个“弓”字和“土”字，取其象形，很有意思。我不懂地质，但按照地质家的说法，从山形看来该处应该蕴藏石油，只是气候干燥了一点。当地也有游牧区，地广人稀。迪化（现在恢复“乌鲁木齐”的旧名了）在天山以北，是塞外江南，平常水木清华，风景很好，但是刮起风来很不得了。我去的时候汉人不多，当地人种相当复杂，混血儿很多，不论男女，身材都很高大，女的混血儿还有一个奇怪的名称，叫做“二钻子”，皮肤很白，又高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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