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卡帕从未公布的彩色摄影和遗失之作
（原标题：罗伯特?卡帕从未公布的彩色摄影和遗失之作）
图：Robert Capa 文：Emma-Lily Pendleton 编辑：周默 翻译：薄锦
谈起罗伯特&卡帕，首先想到的是那句金句——“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你靠得不够近”。这位传奇的战地摄影师，耳熟能详的作品都是黑白作品。然而，目前正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卡帕的彩色年华》摄影展公开了一批不为人知的彩色照片，里面大部分都是轻松的旅行、名人以及高级时装照……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到“战地之神”的另一面。
罗伯特&卡帕 Robert Capa
（日－日）是匈牙利裔美籍摄影记者，20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1947年，他和“决定性瞬间”的倡导者布列松一同创立了著名的马格南图片社，成为了全球第一家自由摄影师的合作组织。
西班牙内战时，一名共和党民兵被法西斯军队的子弹击中后倒下的照片让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成名，而在诺曼底登陆日当天，他拍摄的那张模糊的却动感十足的战场画面，让他在战地摄影界和黑白摄影界更具传奇色彩。他用一种挑战常态的新视角，重新定义了战地新闻摄影。相比较战争本身，他捕捉更多的是战争中人性的一面：他记录过五次战事，从画面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士兵百姓们在不幸被卷入战争时的情绪。
但是世人对这位摄影师及其作品的普遍看法，正在因巴黎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的一场新展览而发生着变化。“卡帕的彩色年华”（Capa in Color）公开了一批不为人知的彩色照片，里面竟然大部分都是轻松的旅行、名人以及高级时装照。
一名滑雪者在瑞士的马特洪峰——策马特前享受日光浴，于1950
被“创造”出的卡帕
卡帕原名安德烈& 弗里德曼（Endre Friedmann），1913年出生于匈牙利。1936 年春，他和他的伴侣兼经纪人加达& 鲍赫莉（Gerda Pohorylle（后更名塔罗）共同创造出了魅力四射、大获成功的美国摄影师“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开启了一段出色的职业生涯，他的影响力也在这个新塑人格的矫饰下不断上涨。
从各类书面记载中我们了解到他其实是个对外界漠不关心的人，尽管其中有不少趣闻乐事，一口蹩脚英语也成为他的个人标志，与他在作品中呈现出的严肃感形成一种反差。一头黑发，身材矮小，常常叼着一根香烟是卡帕出现在照片中形象，他也被形容成一个身形敏捷的人——参与的战争换了一场又一场，但始终毫发无伤。一直以来，对他的日常生活的报道，与他知名的悲剧故事有很大的不同（他在西班牙内战中丧失了同为摄影记者的爱侣加达，据说他一直没能从这份悲痛中走出来）。“卡帕的彩色年华”摄影展正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某种程度上也在重塑着他的形象。
奥地利川斯一间冰吧里的女人， 于
法籍模特、演员卡皮西纳在罗马一处阳台上，1951
巴勃罗&毕加索和儿子克劳德在法国瓦洛里附近的水中玩耍，1948
那些从未见过的色彩
据国际摄影中心统计，该机构总共收藏了4200多张卡帕的彩色摄影作品，拍摄时间跨越14个年头，有很多都没有向外界公开过。卡帕为各类美国杂志的拍摄工作中，使用了彩色和黑白胶片，这些工作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从1938年一直到50年代初。
让我们惊喜的是，“罗伯特&卡帕第一次拍摄彩色照片是在1938年，地点居然在中国，但是我们只能找到曾在《生活》杂志（Life）中刊登出来的四张。”策展人辛西娅&扬（Cynthia Young）介绍道，“他第二次拍摄彩色照片则是在1941年，一次横渡大西洋的航行中，当时他正在前往伦敦，要去做一个关于闪电战的报道。那一次拍摄的彩色照片，还有1942年在英国和1943年在北非拍摄的那些，分别刊登在《周六晚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画报》（Illustrated）和《柯里尔》（Colliers）上。”卡帕随身携带彩色、黑白两种胶片，通常会同时使用两种胶片拍摄同一对象，供杂志编辑自由选用。
但这并不容易，扬解释说：“在战争年代，很难有机会发表彩色摄影作品。杂志印刷彩色图片的成本会更高，操作起来的时间也更长，最少需要三个星期，这会影响杂志对新闻时效性的追求。”
1943年，他不再使用彩色胶片，直到1947年，与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一同前往苏联时，才重新拾起彩色胶片。从他对拍摄题材的选择上，看出他在努力与时俱进：从表现人类战争所带来的心理创伤题材中转型，尽力满足战后观众们的心理需求。当时大众的兴趣点全聚集在享受娱乐和前往新的地方上。
“一般他会同时携带一部35mm相机和一部中画幅的禄莱相机。其实两台相机拍出的彩色照片并没有太大区别，但他更关注色彩在视觉传达上感受的不同。有些画面显然更适合用彩色传达，有些则更适合用黑白。”辛西娅&扬说道。
比如，在瑞士、奥地利和法国三国境内，阿尔卑斯山上的时髦的滑雪度假村就很适合彩色效果，还有法国的比亚里茨和多维尔这两座城市里浪漫的法式度假村。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为正值蓬勃发展的旅游市场拍摄了这些度假村的照片。“滑雪是卡帕最爱的娱乐活动之一，他每年都要到瑞士的克洛斯特度假，”扬说，“彩色能够带来更多华丽与幽默元素，这也是黑白通常所缺少的。”
但这些照片在此之前竟然一直没有公开过，还是挺让人惊讶的。“卡帕的彩色摄影作品此前一直不为世人所知，有这样几点原因。”扬解释道，“一个是技术上的。由于太多彩色底片都已变质，这批底片中大部分都没能在传统暗房里冲印出来过，也就导致这批底片在当时的杂志上刊登后再也没有向大众公开过。“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有很多代表作和成名作都不是用彩色胶片拍摄的。他所使用的彩色胶片，感光度要低于黑白胶片，因此很不适合用来拍摄富有动感的瞬间，用黑白胶片捕捉的这类画面就充满了灵气。”
突尼斯对意大利发动全面袭击前，杰&F&谢利上校站在一架B-17轰炸机前，1943年
卡帕的遗失之作
大家可能不知道，知名作品背后往往有更多遗失的照片，比如卡帕拍摄的诺曼底登陆日的照片。
一天，他收到了《生活》杂志支付的佣金，然后立刻跑去买了一件Burberry的风衣和一只Dunhill的纯银酒壶。“我是他们当中最优雅的入侵者，”他在后来提到这件风衣时，十分风趣地写道。
购物结束后，他却感到迷茫。比起穿什么衣服，更让卡帕烦恼的，则是如何选择自己在这场侵略中的定位。“要我说，战地记者要比士兵享受着更多的酒水，更多的姑娘，更高的报酬，还有更大的自由。就算成为 逃兵 也是不会因此而遭到处决，可对一个战场上的人来说背负这种“福利”却是一种煎熬。”他最终决定加入第一拨士兵的队伍——第五连。登陆点成了最血腥的战场：一如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在他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所刻画的那场海岸攻击战那样。他在前线进行了90分钟的拍摄，身边是在全长6英里的战线上展开进攻的第一拨人马，这一次的战役，让盟军损失了2400人。
卡帕曾经说过：“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你靠得不够近。”登陆日当天，他不仅仅是靠得更近，他根本就置身于战斗最激烈的地带。“我在跳板上停留片刻，拍下一张反映此次进攻的真实照片。”他后来在自己讥讽二战的摄影手记《失焦》中如此描述道，“急于下船的水手长误把我停下拍照的行为看成害怕战火犹豫不前，他就在我背上踢了一脚，也正是这一脚，更加使我下定前进的决心。踏进冰凉的海水，那沙滩离我仍有百码之远。炮弹在我周围的水面不断掀起冲天的水浪。我艰难地向最近的一个障碍物走去。我拿着一件很沉的雨衣，几乎没有冲过去的希望。于是我扔掉它向坦克走去。我漂浮着的身子终于到达那里，并停在那里拍了不少照片。然后，我憋足了气，准备最后向沙滩发起冲击。”以至于给相机装胶卷这么简单的事，此时也变得异常困难，他的双手在混乱的战场上不住地颤抖，在把胶卷装入相机前，他还不慎弄坏了一卷。“没有装胶卷的空相机在我手中微微乱颤，此时，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感，从头到脚地撼动着我的身体，扭曲着我的面庞。”然而他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继续一帧又一帧地捕捉着更多的画面，直到最后登上了一艘前来搜救的登陆艇。
卡帕总共拍完了三卷胶卷，得到了106张底片。此次进攻是《生活》杂志伦敦分社期待已久的重要新闻，他们急着要把这些底片冲洗出来，好用作第二天发行的杂志封面照片。匆忙之下，15岁的暗室助手犯了令人心痛的错误：他在烤干底片时太着急了。卡帕含着热泪向图片编辑求助，可一切都晚了。他拼命拍到的第一拨攻打“欧洲堡垒”的士兵的照片中，仅存了11张，其余底片的乳剂膜全都融化了。
卡帕在日拍摄了90分钟的诺曼底登陆后，在冲洗时遭遇意外，这是最后仅存的11张照片中的一张
卡帕的最后一张照片
对于许多熟悉卡帕作品的人来说，得知他在二战期间就拍摄彩色照片还是会感到意外。大部分人认为，身处枪林弹雨之中，根本没有交替使用不同相机的时间，遇到这样的情况，黑白胶片便会变成他的不二之选。但早在战争打响前，卡帕就已经拍出了一些彩色作品，那是卡帕用黑白摄影根本表现不出来的。卡帕天生就能理解对战争的恐惧和悲观，他说，“这些影像中充满了悲悯之情。但我认为彩色照片则让观众能够更加贴近那些在二战中奋战的人们。”
总而言之，此次摄影展主要展出的，是他从战地摄影转型后的成果。战后，愿意接受他那些欢快照片的杂志有所增加，让他有资本完成自己的职业转型。
直到1954年，他却没能抵抗战地摄影对他的再次诱惑，接下了《生活》杂志的一份工作，记录法国与中南半岛的越南独立同盟会之间不断升级的冲突。据报道，之所以决定接下这份工作，是因为他需要支付医疗账单。
日，卡帕再一次置身于争斗之中。他跳下了一辆吉普，想要拍摄法国炮兵发射炮弹的画面，继续贯彻他“靠得更近”的宗旨。抓拍了几张后，一场爆炸掀翻了他的吉普车——罗伯特&卡帕不幸踏上了一颗地雷，享年40岁。他是第一个在越战中丧生的美国战地记者。然而他在临终那天携带的两部相机被找到时，却完美地诠释了他的摄影人生：一部里面装填的是黑白胶卷，另一部里则是彩色胶卷。
越南的中南半岛，从南定到太平的公路上，1954年5月。这是卡帕在当天下午2点55分不幸踩上一颗地雷前拍摄的最后一批照片中的一张
一名法国士兵在守卫琅勃拉邦的皇宫，1954
越南中南半岛上的南定西部，1954
《失焦卡帕传》是本摄影手记，记录了卡帕追随盟军转战大西洋、北非、欧洲的经历及其四海为家的一生。他用小说笔法记述自己的事情，文字直接、幽默，文风简洁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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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炮火中的记录者，罗伯特·卡帕 | 影像家
“如果你照片拍的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一句堪称至理名言的话，出自罗伯特·卡帕之口，以至于后来的几代摄影爱好者都将这句话奉为座右铭。只有离得更近，才能更贴近真实，才能更细致入微的观察。有的人贴近孩子，拍下了灿烂明媚的童真，有的人贴近自然，拍下了壮美无比的风景。而罗伯特·卡帕，他却走进了战场，用自己的生命记录下战争的残酷与真实。罗伯特·卡帕是匈牙利裔美籍摄影记者，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之一。他出生于奥匈帝国时期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原名安德鲁·弗里德曼（AndréFriedmann）。移居法国期间为了便于别人记忆，开始使用罗伯特·卡帕这个名字。1947年，他和“决定性瞬间”的倡导者布列松一同创立了著名的马格南图片社。&1936年，法西斯主义在许多国家相继抬头。西班牙佛朗哥发动内战。与当时许多著名人士一样，卡帕参加了人民战线的情报部。战争是艰苦的，一天，卡帕正在第一线的战壕。一名战士跳出战壕，准备向敌人发起冲击，突然，他的身体停住了，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卡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条件反射的按下了快门。这是在一瞬间发生的，悲剧英雄色彩的照片。因这张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的照片，卡帕扬名天下。&但是据后人推测，这张“倒下的士兵”照片所记录的并不是一个战士死亡的瞬间，而是在演习中摔倒。并且拍下照片的并非罗伯特·卡帕本人，而是当时与他同行的妻子：格尔达·塔罗。&但是无论如何，憎恨战争的罗伯特·卡帕还是投身于战地拍摄之中。他决心终生将战争作为他采访的题材。不是为了追求刺激，而是为了揭露战争的残酷。&&1944年6月5日，卡帕带着他的康泰克斯相机登上了美国「近日号」驳船。而他将要记录下的，就是至今为止世界上做大的一次海上登陆作战：诺曼底登陆。对于卡帕来说，这些人都是“谋划者、赌博者、最后一封家书的书写者”。卡帕举起相机，用高空镜头拍下了士兵们玩骰子的场景，他们玩得很开心，仿佛自己正置身于塞尚酒店一般。&&一名美国士兵冒着炮火向海滩匍匐前进，他的身影因为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移动而变得模糊不清，要知道他同样处在敌人的枪口下和死亡的严重威胁中。想到他的那句“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为了真实记录盟军这次艰巨的登陆站，卡帕带着他的相机去接近死亡。&红一纵队在登陆的最前线。&“我把相机举过头顶…在水中从两具尸体之间走过…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深入到了战火的最深处。”当他走到一艘医疗运输船旁边的时候，一声爆炸响起，紧接着他的身上就沾满了羽毛，那是一位刚刚在爆炸中牺牲的士兵身上所穿的羽绒衣被炸破后飘出来的羽毛。医疗船渐渐地从海岸撤离，船长大声哭喊，他的助手被子弹击中，血肉模糊的尸体就在他身旁。&在开往韦茅斯的路上，卡帕帮助医疗人员抬担架。今天凌晨为他们准备早餐的炊事员们，身上洁白的制服和手套已经被鲜血染红了，他们正在将一具具尸体放进裹尸袋里，然后封口。卡帕拿出一卷新的胶卷，拍摄最后一组照片。他用禄来福来反光照相机来记录甲板上紧急输血的过程，紧接着，他自己也晕倒了。后来，他在一个床架上醒来，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疲劳过度。”而卡帕在奥马哈海滩上总共只待了90分钟。&韦茅斯港，卡帕找好位置，准备拍摄医疗人员为伤员进行治疗的场景。然而，当船门打开时，另外一位来自《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大卫·谢尔曼（David Sherman）走了出来，他是来拍摄伤员情况的。谢尔曼给了卡帕一个拥抱，并且给他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卡帕手指夹着一根香烟，头盔稍稍歪了一点，露出一个胜利者的笑容。卡帕匆匆地给莫里斯写了一张便条，告诉他所有的照片都是用的35毫米胶卷，然后又登上了返回诺曼底的舰船。卡帕根本不知道那天他拍了些什么，但他非常清楚那天他经历了什么：4卷记录了有史以来最令人震撼的战争画面。&虽然在登陆时，卡帕按下了无数次快门，然而在冲洗时，暗房技师因为急于看登录场景，冲洗剂的温度调得太高，结果毁掉了大部分胶卷。卡帕在奥马哈拍摄的200张照片只有10来张保存了下来，不得不说是天大的遗憾。&战役过后的诺曼底海滩。&他本可以留下更多关于二战的精彩摄影作品。1945年4月，当盟军席卷欧洲大陆，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著名作品，记录下了剃头投敌的沙尔特妇女。但是，他写道，对于“劫掠性的战争”，他根本不感兴趣。他对拍摄集中营也不太感冒，因为“那里到处都是摄影师，而且拍摄一张令人恐惧的照片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当第二步兵团渡过齐柏林飞艇桥的时候，他坚持要跟随军队一起前往莱比锡。莱比锡是他一生挚爱，格尔达·塔罗，的故乡。在桥上，卡帕看见了一栋漂亮的4层公寓楼。他爬到楼顶，“想要知道这幅士兵们匍匐前进的照片会不会是我的相机所拍下的最后一张关于战争的照片。”就在他拍摄的时候，一位年轻的下士被德军的狙击手击中。在那些恐怖的照片中，死去战士的鲜血在地上流淌，几乎形成了一个血坑。据作者凯迪·马尔顿（Kati Marton）所说，这一瞬间就是卡帕战地摄影时代的终结，而这一时代开始于与塔罗在西班牙的日子以及“阵亡一瞬间”。&1947年，卡帕被授予自由勋章，同时也见证了他的梦想：摄影师合作社“大酒瓶”（Magnum）的诞生。到了50年代初期，他告诉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摄影已经终结，未来是属于电视的。”他担心自己受命与约翰·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前往苏联会让他被列入黑名单。1954年，40岁的卡帕欠下“大酒瓶”不少医疗贷款，于是接受《生活》杂志的任务，前往日本。在日本的时候，约翰·莫里斯建议他去拍摄越南战争。卡帕没办法拒绝这样的机会，或者说这笔酬劳：2,000美金。“如果你肯冒险的话，”莫里斯在电报中这样写道，“价格可以更高。”&卡帕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在奥马哈的海滩上，莫里斯泪如泉涌。在给了卡帕越战的任务之后，莫里斯犹豫了：“我打电话给卡帕，对他说，‘罗伯特，你没必要去冒这个险，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莫里斯经常说起这段往事。但是卡帕已经下定了决心。“这将会是一个精彩无比的故事。”他对一起前往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的两位记者这样说道。接着他跳下吉普车去拍摄法国炮兵向越盟军队发射高射炮的场景。几分钟之后，炮弹击中了护航车队。一个越南人用法语喊道：“摄影师死了！”卡帕的左手紧紧抓着相机，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战场上殉职的占地记者。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张照片里，他脖子上挎着一架相机，和一位法国军官一起跨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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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卡帕的作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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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人讨论卡帕的作品，不用讨论，光看就够。当代文学家、诗人、摄影 。 海明威（E．Heminyway）：“卡帕，他是一位好友，一位伟大及非常勇敢的摄影家，对所有的人 来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而碰到了‘万一’都是霉运，而对卡帕更是倒霉，他是活生生的，想着他死了的这天，又长又难过。” 史坦贝克（J．Steinbeck） “对摄影我全然不懂，关于我必须谈的卡帕，纯粹是从一个门外汉的观点，专家们得容忍我了。 对我来说，卡帕的确是摒除一切疑虑地证明了相机不必是个冷冰 冰的机器，像笔一样，用它的人有多好，它就有多好，它可以成为头脑和灵魂的展现。 卡帕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并且当他找到之后知道如何处理。举例来说：战争无法被拍摄是因为它大致来讲是种‘激情’，可是他的确在 战争当中拍到了“激情”，他能在一个孩童的脸孔上显示整个民族的优点。 他的作品本身就是一张伟大心灵及不胜悲焾的照片，无人能取代他的位置，我们幸运地拥有他照片里人类的品质。” 阿拉贡（L． Aragon） “这位年轻人，充满了勇气和消耗不尽的精力，哪儿有战争，哪儿就有他。他奔驰于乱世各地，就好像觉得有份使命感，要永远用他的相机去捕捉生与死的一线之隔。 在我们这个分裂血腥的年代里，人类成为不外事件的牺牲品，他是这类故事的一个现身说法。 欧文·肖（I·Shaw） “他活着像最好的士兵一样，遵守最严厉的军法，他总是驶向枪声。 在罗伯·卡帕的时光里，枪声总是风景里永远的特征。” 史秦钦（E·SteiChen） “罗伯·卡帕了解并憎恨战争，在他生动、真实的照片中，如同哥雅（Gova）的名画《战争的灾难》一样，宣泄出人类诚挚而强烈的真情，他纪录了战争的恐怖和荒诞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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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卡帕:在越南的最后时刻及其去世之地
　　日，是安德烈?艾尔诺?弗里德曼的百岁诞辰。他出生在布达佩斯，在世界上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罗伯特?卡帕。他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战地摄影师之一，摄影新闻工作真正的代表人物。他在五次战争（西班牙内战、日本侵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第一次中东战争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都拍摄了大量非凡的作品。他是玛格南图片社的创办人，通过倡导保护原始底片的概念以及摄影师对底片的所有权而持续不断地维护他的业界同仁的权益，他的这种努力给现代新闻摄影工作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6042032.htm　　但是罗伯特?卡帕从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地摄影师。是卡帕在塞格雷河战役的枪林弹雨之中完成了他杰出的摄影作品并发表之后，《图画邮报》的所有人和图片编辑斯戴芬?洛朗把这一称号赠予他的。但是卡帕从未觉得这一称号是他应得的，因为他对他的业界同仁们都非常尊敬，其中包括很多世界知名的新闻摄影记者，像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艾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威廉?尤金?史密斯、大卫?西蒙、沃纳?比肖夫、恩斯特?哈斯、卡尔?迈当斯、大卫?道格拉斯?邓肯、艾略特?厄威特等人。 　　然而，他生动活泼的摄影风格，力求最及时地出现在最佳的拍摄位置，力求尽可能靠近他所拍摄的人物，这些都经常给他造成生命危险。他努力从尽可能多的角度进行拍摄，在最关键的瞬间进行拍摄。他对他所工作的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深怀热爱，他与他的相机所永恒记录的人们之间都达成了真诚的同情与理解，他通常把他们放在痛苦、苦恼、不确定、对死亡的恐惧、最急切的需求等戏剧化的情境中进行描绘。这些都把卡帕塑造为一种新型的战地摄影师的化身――工作敏捷，时机掌握准确。他使用当时时兴的35毫米微型格式的徕卡相机（1932年到1937年5月中旬之间）和康泰时相机（1937年5月底到1954年5月之间），然而凭借卓越的多才多艺的摄影技术，他也可以使用2 ?×2 ?中片幅的禄来福来克斯双镜头反光相机（1939年以后）。 　　卡帕的摄影作品本身就是具有杰出价值的图像文件，它们见证了20世纪大量极端重要的历史时刻，特别是关于战争到底是什么，以及战争对于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影响。 　　卡帕生命的最后时刻 　　日 　　尽管城市之间的距离很短，法军仍然决定使用飞机运送记者和高级官员，以避免地面交通可能带来的危险，因为越南独立同盟（越盟）在常新、富宣、兴安、对仙、金鹏、利染、清廉、平陆等地区非常活跃，从而在北部地区把他们与西南部地区隔开。法军统帅部希望最大程度地确保卡帕等三人的安全【《生活》杂志驻印度支那通讯员唐纳德?M?威尔逊（Donald M. Wilson），在日到16日之间，他陪同卡帕在老挝报道使用直升机转移来自奠边府的严重受伤的法国士兵的情况，这些士兵随后被飞机送往河内接受治疗，他当时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约翰?麦克林（John Mecklin），因为这架小飞机只为记者提供了两个座位，并且他需要在飞机上用打字机打印一些为纽约的《生活》杂志编辑部所写的一直未完成的编年史】。 　　因此，这架小飞机在法军位于南定以南几公里的空军基地降落，随后卡帕和麦克林及勒内?考格尼（René Cogny）将军一同乘汽车前往南定，他们受到法军在该地区的统帅让?拉卡佩尔（Jean Lacapelle）的迎接。拉卡佩尔建议他们在随后几天中陪同卡帕，在这几天中将有一个军事撤退的任务，以撤离和撤前毁弃法军在Doaithan和Thanh Né的军事据点，这两个据点都位于太平省的建昌地区的最西南部。 　　几个小时之后，卡帕参加了在南定的法军总部举行的一个重要的会议，为正在地图前研究该地区当前战情的勒内?考格尼将军和保尔?万雄（Paul Vanuxen）上校拍摄照片。三年前法军统帅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还可以调动三个装甲旅，并在日阻击越盟的进攻和压制其补给线，从而把南定控制在法军手中并控制整个红河三角洲。然而现在法军的高级将领们知道，越盟的武元甲将军将其战争策略转变为大范围的游击战（目标是制造一场消耗性的、拖延性的战争，他们有充足的人力作后盾，能够熟练地秘密移动部队到便于埋伏的位置，从而避免在地面和空中被法军瞄准，而在撤退时则能快速分散部队），这一策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越盟在红河三角洲的广大农村地区都占据了主导地位。 　　因此，法军统帅部的计划是放弃在农村地区的小型据点，因为这些据点在越盟的游击战策略以及地利优势面前显然无力抵抗，而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到重要城市中。 　　下午，卡帕和麦克林乘坐汽车前往府里的农村地区，该地区位于南定以西约40公里的地方，在那里法军士兵告诉他们，越盟控制着该地区并且频繁发动突袭。 　　晚上，返回南定之后，他们借住在一处叫做现代旅馆（Modern Hotel）的破败的公寓里，在那里他们遇到了《Scripps-Howard》的通讯员吉姆?卢卡斯（Jim Lucas），卡帕以前在河内第一次见过他。 　　日 　　早上7点，卡帕、麦克林和卢卡斯爬上等候在现代旅馆门前的一辆法军的吉普车，前往位于南定东北郊方向的太平省。 　　行驶了几公里之后，他们在红河岸边等待着与法军一同渡河，这支法军部队由2000名官兵和200辆机动车（包括吉普车、卡车和坦克）组成。 　　渡河之后，这支部队向着太平省的方向前进，向舞秋地区渗透。大约在早上8点40分，他们在Bong Dien和Nghia Khe之间的公路上遭到越盟狙击手的袭击，狙击手们使用口径7.62×54R的苏制M-44莫辛?纳甘步枪进行远距离（500-800米）射击，使用苏制口径7.62×39毫米的西蒙诺夫卡宾枪进行中距离（350-400米）射击，给行驶在队列最前面的卡车司机造成了一定的伤亡。 　　法军的压力迅速增大。部队中的法国士兵和南越士兵害怕越盟部队的包围战略，后者掩藏在周围异常茂密的植物中，并且在人数上明显占优。此外，他们都害怕被地雷、57毫米38式步枪（中国对美制M18A1无后座力步枪的仿制品）或者是更具杀伤力的75毫米SKZ 无后座力反坦克步枪（由陈大义设计，以极低的成本在作坊中进行生产，其原材料是由钢轨改制成的火箭筒配件，允许有0.5毫米以下的制造误差）袭击，而SKZ 无后座力反坦克步枪可以摧毁法军中的坦克。
　　同时，作为后勤专家的武元甲将军，以卓越的能力管理着越盟部队，拥有超群的智慧，他不想对正处于激战中的法军进行强攻，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 　　1. 法军装备良好，拥有自动步枪和半自动步枪以及一些坦克。此外，这支部队的指挥官隶属于王牌之师――法国外籍军团，因此一场大规模的战斗必然给越盟造成巨大的伤亡。事实上，在一年前的1953年春季，越盟就发起了一场对Nà S?n的进攻，在经过激烈战斗并造成双方官兵都大量阵亡的情况下，法军凭借装备优势和刺猬防御战术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该战术是由让?吉勒斯（Jean Gilles）上校和路易斯?伯蒂尔（Louis Bertil）所制定的（后者是法军在印度支那的最高统帅安德烈?纳瓦雷（André Navarre）将军的首席幕僚）。 　　2. 武元甲知道，在1954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法军研究了出动轰炸机和战斗机对越盟在奠边府周边的据点进行大规模空袭的可能性（事实上，从1949年到1951年初，越盟就遭到美制P-63战斗机的袭击，在1951年3月到如今的1954年5月又遭到F8F熊猫舰载战斗机和F6F地狱猫战斗机的袭击，还有改装的C-119“飞行车厢”运输机，所有这些战机都是从美国购买，用以投放炸弹和凝固汽油弹，从而支援法军的地面部队），甚至用以全面瓦解奠边府周边的越盟部队的“秃鹰行动”，也考虑过向围困奠边府的越盟部队投掷3枚原子弹以解除其包围，但是最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意见占了上风，美国没有支持这一动议。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获知，武元甲已经聪明地预见到这一可能性，因此他把越盟的战壕一步步地向法军在奠边府的大本营推进，直到距离法军只有几米的地方。因此从1954年4月底开始，法军已经无法放手实施空袭，因为无论是使用常规炸弹还是原子弹，都无法保证法军据点处于其爆炸范围之外的安全地带。 　　同时，武元甲知道在奠边府的大捷也给自己的部队造成了巨大伤亡，特别是以潮水般的进攻夺取Beatrice、Gabrielle和Isabelle等据点的过程中，他们遭到了法军顽强的抵抗，尽管越盟部队的人数远多于法军。 　　然而法军的抵抗并没有奏效，日，奠边府落入越盟的手中。但是身经百战的越盟将军武元甲知道，如果他命令发动猛攻以全歼这支法军部队，那些为了自己经济利益而发动此次印度支那战争的人，就有了进一步的借口升级军事行动，甚至会再次考虑实施地毯式轰炸或者核打击的可能性，这将会给越南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他选择了游击战的方式，在特定时间使用狙击手和迫击炮的方式实施有效袭击，从而一步步地消磨敌人的士气，使他们人困马乏，让他们觉得自己时刻被监控并且随时都可能被消灭。越盟的口号是明确的：越南是我们的国家，你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尽快撤离越南！ 　　此时，这支法军部队里的坦克向越盟部队开火，但是越盟游击队超强的掩护能力和快速的移动，使得法军难以瞄准越盟部队。 　　同时，温度上升到40摄氏度，而由于越南气候潮湿，实际上的体感温度大约是48度。因此，在热浪滚滚之中，法军官兵汗流浃背，卡帕、麦克林和卢卡斯同样如此。 　　在经过了几分钟焦灼的等待之后，这支部队继续前行，但是在Thuong Dien和La Dien之间的公路沿线非常靠近红河的地方，他们又再次遭到几公里之外的越盟部队的袭击。当时一辆卡车轧上了地雷，地雷爆炸造成4人死亡、6人重伤。 　　从这里开始，当法军部队穿过和平和Song An地区时，越盟部队给法军制造了更大的压力，他们投入使用北越制60毫米和81毫米迫击炮与苏制82毫米迫击炮，以及持苏制M-44莫辛?纳甘步枪和西蒙诺夫卡宾枪的狙击手进行袭击，从而给法军部队的后部造成了更多的伤亡。 　　法军坦克又一次开火，正像法军士兵持他们的MAT-49冲锋枪、MAS-36步枪、MAS-49步枪和M1加兰德步枪一齐开火一样。但是开火并未收效，由于周边植物茂密，所以几乎不可能瞄准越盟士兵，而只能向周边的一些村落开火。 　　在整个过程中，卡帕都在快速地前后移动之中拍摄照片。麦克林和卢卡斯都意识到，卡帕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经历过5次战争的老手），在他认为可以拍出好的作品时才会冒风险去拍摄。 　　这支法军部队继续穿过Vu Phúc和Vu Hoy地区，进入了建昌地区（属于太平省），在Vu Qúy和建江省之间一带，他们朝东行进并抵达Dongquithon据点。在那里他们被告知，将会有几个小时的行程延误，因为越盟部队挖出了又宽又深的沟渠，从而切断了前方几百米处的公路，并且炸掉了通向两处桥梁的通道。 　　当推土机和两名越盟的俘虏在修复公路的时候，卡帕快速跑到法军部队的最前面进行拍摄。 　　Dongquithon据点的法军指挥官邀请卡帕、麦克林和卢卡斯在这个很小的据点里共进早餐，但是卡帕仍然决定继续拍摄照片。 　　随后不久，汗流浃背和极度疲劳的卡帕，在一辆卡车旁的阴凉地里躺下来，麦克林和卢卡斯在下午2点发现了卡帕。 　　几分钟后，他们听说这支部队中的先头车辆已经抵达Doaithan据点，因此他们爬上了自己的吉普车，避开部队中的其他车辆和坦克，抵达了已被毁坏的小型据点Doaithan，该据点被带刺的铁丝网和浓密的植物所包围。在下午2点25分，他们注意到守军已经放弃了该据点，并且开始向这个孤立无援的据点中放置炸药。 　　这支法军部队继续前进，在前方200米处，他们又遭到越盟伏兵的偷袭，法军部队中的几名士兵阵亡。 　　酷热是如此难以忍耐，在很长时间里，这支部队中的2000名官兵都十分疲劳。 　　卡帕问陆军中校让?拉卡佩尔是否有新的进展，他的回答是，“到处都是越盟”。 　　卡帕非常疲劳，但是他热爱自己的职业，并且一直努力拍摄更新更好的作品，因此他仍然爬上吉普车的前部，从这一新的更高的角度继续拍摄。
　　这支部队继续向东行进，但是又被越盟的部队所阻击。越盟有使用西蒙诺夫卡宾枪和M-44莫辛?纳甘步枪的狙击手，也有苏制82毫米M1937、M1941和M1943迫击炮以及北越制60毫米和81毫米迫击炮。北越的迫击炮是在山区里的作坊中精心制造的，而制造工具则来自海防的Caron工厂，由工程师陈大义监督制造。陈大义是越盟军工技术的首席专家，他拥有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国力高等航空航天学院的教育背景。他天才般的能力，使得越盟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和原始的手段，生产多种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包括对美制81毫米M1迫击炮及其3.11公斤M43A1 HE炮弹的质量更好的仿制品，便携优化的60毫米31式迫击炮（对美制M2的仿制品，陈大义把制造成本降到最低，而该仿制品的射程仅缩短了300米），以及60毫米63式迫击炮（对31式迫击炮的改进版，越盟的科学家同样降低了其制造成本，把炮筒的长度缩减到比M2短11.64厘米）。 　　法军遭到来自不同距离之外的袭击，因为越盟的狙击手位于公路两旁，在350-400米的距离之外使用西蒙诺夫卡宾枪射击，在500-800米的距离之外使用M-44莫辛?纳甘步枪射击。而在迫击炮射击时，越盟的迫击炮手在操控迫击炮方面表现出丰富的经验和英勇的气概，能够每隔几秒就确定射击方位和仰角修正，准确发射他们的60毫米、81毫米和82毫米的炮弹，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给目标最有效的火力攻击并快速移动，同时也可以掩护迫击炮免遭敌人的瞄准和直接的火力攻击。 　　卡帕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危险境地，并且他知道越盟占据了优势，他们埋伏在附近树林与茂密的植物中进行射击，并且不需要大规模调动部队就能随时实地发动袭击，一直占据有利的位置监视法军部队。他们的机动性和运动速度都非常高，选择最恰当的地形安排伏兵，同时又能找到掩体以躲过法军在地面和空中的侦察，并且时刻可能进行出其不意的偷袭并保持战略主动权。毋庸置疑，由于持续的遭遇伏兵，这支部队中的法国士兵和南越士兵的精力都在消耗。 　　这不是卡帕第一次看到迫击炮袭击的场景。在1944年12月他也经历了同样的场景，当时他身处“凸出部战役”中的美军第4装甲师第37营的坦克群中，这支部队正通过巴斯托涅以支援被德军围困的第101空降师。同样，在此前一年的日，他正参与美军第45师第108团的先头部队对韦纳夫罗的进攻，这是意大利莫利塞地区伊塞尔尼亚省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镇，当时他们突然遭到德军迫击炮的袭击，他身旁的一名美军士兵被三个弹片碎片击中而当场阵亡。 　　虽然充分意识到极高的风险，卡帕还是继续移动以拍摄照片。麦克林和卢卡斯看到了卡帕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拍到最好的照片的。 　　他无疑能够听到越盟的狙击手射出的762×39毫米和762×54R子弹呼啸而过的声音，这些狙击手的枪法十分精准，不断给法军部队造成伤亡。而苏制和北越制迫击炮发射出的60毫米、81毫米和82毫米炮弹不断爆炸，则给法军部队造成了恐慌。 　　他们已经离开Doaithan有一公里了，距离Thanh Né有三公里了，那是法军部队的目的地。 　　危险的压力非常大。突然，麦克林和卢卡斯看到卡帕返回跑向那辆吉普车，把它的一侧作为掩体。他看着旁边的树林，试图仔细查看越盟对法军部队射击的步枪、卡宾枪和迫击炮的火力线路。 　　卡帕仍然蹲在吉普车后面，试图保护自己避开狙击手的子弹和迫击炮弹的弹片，而后者是更让人恐惧的，因为越盟的60毫米31式和63式迫击炮的致命射程是在其爆炸点为圆心的半径约为22米的范围，而81毫米和82毫米迫击炮的致命射程是在其爆炸点为圆心的半径约为35米的范围。 　　此时人们的肾上腺素被放大了数倍。越盟士兵射出的一阵步枪和来复枪子弹以及迫击炮弹落向了卡帕所在的法军部队。 　　现场变成了地狱。卡帕知道如果他想拍到好的照片，他必须克服这一切。在西班牙内战中第一次的炮火洗礼之后，他在过去的18年间就一直如此。 　　事实上，他的整个生活就如同一局扑克牌游戏，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固定的国家，永远都在漂泊和为生存而战。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政治流亡者，在日早晨被迫离开布达佩斯并移居柏林，而随后他又不得不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而再次离开柏林。 　　卡帕决定放弃吉普车的掩护而以最快的速度前去拍照，他根据经验认为有机会拍到好的照片，因此在需要冒险时，他真的会去冒险。但是这个过程总是充满了不确定和危险的成分，随时可能突然就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夺去一个战地摄影师的生命。 　　在通向Thanh Né的公路的左侧的一大片稻田里，法军部队向前行进了几分钟。他们非常缓慢而小心地行进，一些人携带着地雷探测器。尽管酷热难耐，所有士兵都还戴着头盔，因为他们害怕越盟的狙击手直接瞄准他们的头部射击。 　　卡帕使用两台旁轴相机（一台是24×36mm格式的康泰时IIa Black Dial，由斯图加特的蔡司?依康制造，配卡尔?蔡司Jena Sonnar 50mm f/2 T镜头、柯达Super-XX ISO 250黑白胶片；另一台是日本光学工业株式会社的24×34mm尼康S，配尼克尔S.C.50mm f/1.4镜头和柯达K-11 ISO 12彩色胶片），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了照片，但大多是黑白照片。 　　卡帕生命的最后时刻及其去世之地 　　下午2点55分，卡帕拍摄了他最后的两张照片：第一张是用尼康S拍摄的彩色照片，是从后面拍摄的法军部队的17个士兵（其中一名士兵在照片的左边，是一名无线电技术兵，而在照片中的右边，也就是拍摄时最靠近相机的那名士兵，身上携带着一台地雷探测器）以及在照片偏右的位置上的处于远景中的一辆坦克。 　　在照片的右边，可以看到一条小溪的堤岸，小溪在右边流过，在靠近公路的地方有缓坡。 　　另一张是用康泰时IIa拍摄的黑白照片，也是从后面拍摄的法军部队中的7名士兵。这是卡帕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几秒钟之后他踏上了一颗地雷。这颗地雷埋在右边小溪堤岸之外的缓坡上，60年之后，这里已经完全被树和茂密的植物所覆盖。 　　可以发现，跟前一张彩色照片比起来，卡帕快速地沿着对角线的方向向右前行，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拍摄，这样士兵和坦克都可以更多地充满整个画面。而在第一张彩色照片中位于整个构图的中间偏右的坦克，现在则在黑白照片画面的最左边了，而坦克外面的小溪堤岸和缓坡都显得更近了。 　　不一会儿，卡帕又决定向缓坡方向前进，可能是计划站到更高的位置上拍摄更多照片，就在上坡的过程中，他踏上了一颗反步兵地雷，这颗地雷是由熟知当地地形的越盟部队在夜晚埋下的。 　　地雷炸飞了他的左腿，并且在他的胸膛炸开一个大口子。同时，爆炸的冲击波把他的尼康S相机震飞到了几米之外【1970年代初，纽约的尼康屋（Nikon House）展出了这台尼康S相机，新闻摄影记者Sal di Marco仍然可以看到这台相机中的一些血迹。尼康屋目前是尼康历史学会（Nikon Historical Society）的房产】，而卡帕则丧失了知觉，仰面躺在地上，他的左手仍然握着他的康泰时IIa相机，他用这台相机拍下了他的最后一张黑白照片。 　　麦克林和卢卡斯在下午3点10分到达爆炸现场。卡帕失血严重，痛苦不堪。拉卡佩尔上校听到爆炸声，也立刻赶来。他看到卡帕躺在地上，立刻让救护车把卡帕送往后方5公里处Dong Qui Thon据点的急救站，在那里，一名越南医生宣布卡帕已经死亡。 　　卡帕死了，然而他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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