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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贴]张世聪和他的《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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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浩劫年间一匹夫&&&&&&&&&&&&&&&&&&&&&&&&&&&&&&----文革开始的日子　　这场动乱好像是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起的，然后就是“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合写《三家村札记》）文字冤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县委派了工作组进住叙永一中，发动学生写老师的大字报，火烧百分之百，尤其是我所在的语文组，好像包括我在内全都是牛鬼蛇神。语文教材要讲点古文，也要讲点现代文学家的作品，好象这些都成了封资修了。高三学生质问我这个语文组长来了。不久前搞了一次公开课，讲的是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幸好当时陶铸还露了面，不然也无法交代。不知怎么的，大概是因为师生又写了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袁惠慈的大字报，工作组的意思是对他进行帮助，这天是一九六六年的六月十二日，地点是校图书馆的阅览室。先还是说的一般问题，突然一个年轻女教师在别人的鼓励之下，吐露她和袁校长发生了两性关系，一个是有夫之妻，一个是有妻之夫。在当时有两种错误最容易引起民愤，一是贪污，二是奸污。这一来把高三的学生都调动起来了。会场内外成了一锅沸腾的粥，口号声不绝于耳。真是群情激愤无法控制。有些受过袁惠慈压制的老师不禁喜形于色，好像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有了这件事，可以骂袁是流氓、坏蛋，而我和祝朝德这些被袁重用的人，也似乎成了袁的保皇派，不得不写袁的大字报，同他划清界限，我又还没有什么写的，就写他请我到街上去吃馆子。这一来运动就不能按县委工作组的指挥棒转了。于是县委就断定有牛鬼蛇神在其中搅浑水，要抓这些牛鬼蛇神。于是又把教师们吓住了，有个叫陈绍胤的老教师可能是怕被揪斗，怕丢面子，趁热天洗冷水澡就淹死了。县委工作组就说他畏罪自杀，发动教师们揭发他的罪行。一些袁身边的人就跳出来进行反扑，整个叙中一片恐怖。这一下袁除了向工作组交代他和这个女教师发生性关系的经过之外，他却向某些教师开火了。如说屈义寅是土匪，李孔修收听敌台，这些在当时来讲都是置人于死地的钢鞭材料，于是一个个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还有的出身好的年轻教师，因为爱人出身不好，被排出入党对象之外，有情绪就说是反党。当时根据大字报的情况和教师的出身又把教师分成一二三四类，我不过因为年青出身好又是培养入党的对象，被工作组内定为一二类，日子才好过些，学校党支部由肖亚威出面宣布由我和其他两个人主持大批判。组内有些同志都很想跟我一起联名写大字报，我却不知道他到底属几类。还得三思。那日子真不好过。到了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所有教师到泸州集中学习，继续搞运动，这就是所谓“泸州集中营”。　　这段时时间我买了一只天津牌手表，伯琼来信说她怀孕了，我还去买了一些不要布票的花布，后来因参加劳动不小心又流产了。　　在泸州学习期间可以说是限制了行动自由的，人只能在学习圈内活动，不能外出。我被调到专案组，就是整四类人员的村料上报，经过批准后才能揪斗。因此我就成了整教师的打手了。可那时却认为这是党组织的信任，还应当好好表现，以争取入党。由于工作关系有时外出行动还稍自由些。有的专案人员，搞的材料庞杂，没弄到点子上，往往事与愿违。例如县委工作组一个姓蒲的搞邬明高的材料，就没有个重点，我又念及邬与我同是富顺人，也不愿提醒蒲春隆。他将材料送地委报批时说他是三青团的骨干，地委书记一问年龄，当时才十二三岁，也就吹了，他搞的两个材料都批不准。我搞的是文伯伦和彭忠祺的材料，虽然拿到群众中通不过，说还有些材料没整上去。这其中有打击包括我在内的出身好的年轻教师，我当然不想搞上去，这不成了泄私愤了吗？但拿到上面去居然两个材料都被批准了。于是这两个人都成了四类。文被批斗时他是投其所好，你需要他说什么他就回答什么，而且吓人听闻。我搞文的材料全是大字报上无限上纲的东西，例如文的寝室有幅条幅：上书“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连毛主席都说要作为座佑铭，可文一口承认这是他的反动的阶级本性，我去动员他，他一口回答“决不翻案”。又如板书“《七律二首?送瘟神》&&毛泽东”这说得清吗？文也一口承认。还有什么“枭逢鸠”的寓言，当时高中老师为了应付高考，就要抄这些东西，来提高考生阅读古文的能力，如果硬要说他确指什么，那不成了文字狱，然而文居说得吓人。连我都替他叫屈，给工作组邓维聪反映过几次。彭则不一样，硬顶。说他顽固，我倒觉得他是好汉。彭忠祺是个好人，我刚到叙中接他的课，他还把他原来的备课本借给我，现在是我整他的材料，以后我又说了些话传到他耳朵里伤了他，真是对不住。不久泸州学习就结束了。原是准备新学期上课，几个四类不能工作，我被安排为高六八级二班斑主任，接文伯伦的课。可到了那时，学生破四旧，抄家，整个学校乱七八糟，老师能给学生上课吗？一两个初二年级的学生到我卧室来破四旧，把我几年来节衣缩食买的线装书统统搜去。有的学生到袁惠慈处抄家，据说这其中有我的申请入党政审材料，袁只好向有关负责人反映，如果不是毛泽东发动那场文化大革命，我想只要一两年工夫我就会入党的。当时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学校选赴京代表，我没选上，全国大串连开始了，学校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有的是徒步长征，有的是坐车跑遍全国，有人管吃管住。我还在学校老呆着，真傻。当时身上没钱，还没胆争先出去。直到等得不耐烦了，我才同陈光禄经泸州，坐小轮到重庆，而到了那时串连已经结束，周总理指示，等来年春暖花开时再串连，只能往回走了。我们又经重庆到了成都，一路上看到的大字报都是打倒刘少奇等，当时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已经传抄上街，彭罗陆杨已经撤职，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重庆有八一五、成都有八二六、泸州有九一二等造反组织，当时有一首毛主席语录歌就是“造反有理”。还有一首语录歌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每当听到或唱起这首歌时，就热血沸腾，好像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在向我们发号召了，用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防修反修，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而我自己就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感。我在成都西南民族学院听我的老师讲，运动初期整群众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该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是我回叙永成立毛泽东路线红岩造反兵团的宗旨。我在成都串连时生病，往回走到宜宾时胸部疼得厉害，在宜宾碰上余绍堂也往回走，我们谈起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观点一致，都认为运动初期火烧百分之百，整群众是反动路线，矛头应该对准党内走资派而且是极少数，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造反组织。余绍堂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出身贫农，先担任语文老师，袁惠慈不欣赏，想把他下放到小学，他觉得没面子，不好耍女朋友，宁肯留下来当伙食团长，然而他又不会算帐，整个伙食团是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帐，因此可以怀疑他贪污，然而靠工资开初养活自己一个人，并不富裕，却不见脏款脏物。他贪到哪里去了。其实他讲起话来还是有条理的，形象差一点。这个人也本分，以后几年的事实证明他是个好人，该自己承担的不推在别身上，更不随便咬人。我在重庆看了红岩纪念馆，而叙永也有个红岩，又称丹岩。还有一个理发店的招牌叫“红岩“,所以将组织命名为“毛泽东路线红岩造反兵团”。可以说这个组织在人们心目中的排名应该是张世骢、余绍堂。可能另有原因把我和邬明高打成了所谓“现行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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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初生牛犊到叙中&&&&&&&&&&&&&-----门槛虽高进去了　　我跟祝朝德一起到叙永一中报到。虽叫叙永山城，其实是在群山环抱之下，旧名叫永宁。永宁河穿城而过，有两座石桥跨东西城，因此也可以说分东城和西城。旧城可能以东城为主，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有个分校就在叙永，朱自清有篇文章曾写过叙永东城五里一条街，可能由于川滇公路是通过西城，渐渐地东城就萧条了，但西城几乎只有沿公路一条街，既不如我们富顺有西湖、文庙可逛，也不如荣县有大佛可观，实在没有什么玩耍的地方。叙永一中在西城河对面，若要从下桥上过得绕好大弯路，上桥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大多数师生们到学校只能靠过河船，学校有工人撑船。学校河对面就是当时叙永县委和县委招待所。　　叙永一中，创建于1902年，当地人称它为省中，而把上游的一初中称为县中。从过河船上完“之”字形的坡，对直走左手方是靠河边一排两座平房，除用作教研室外，就是背靠背当时的教师宿舍，土墙房子。或者两人共用一间，或者一家挤一间。校长、会计、电话室那间是打通了的，内作卧室，外作办公用。往右手方看，对面一字形摆了三栋教学楼，左起苍白楼，是纪念赵苍白的；中间盘谷楼，是纪念李盘谷的；右手山上是新修的教学楼，名曰红楼。再往正前方看去是学校的大礼堂与三栋教学楼成直角，这大礼堂平时就是好几百个学生吃饭的食堂，离礼堂往怀面靠河边就是大厨房了，大厨房上来是小厨房，即教师伙食团。教学楼和平房中间是菜园，也栽了点树。内有成“十”字形的人行通道。如果在右手方也有什么建筑的话，就成了一个矩形。在苍白楼和盘谷楼外侧还有一栋平房与这两座楼成不规则的“品”字形，是当时学校的图书馆，内有理化仪器室和阅览室。再往外是小操场，可打篮球赛。小操场右手方有口堰塘。礼堂背后是大操场，上体育课。再往外面是学校的菜地。有工人种菜。学校周围没有围墙，因此不需要看门护校，大不了农民深夜偷粪的。还没听说其他什么地方被盗。　　刚分到叙永一中报到，接待我的是教研组长文伯伦和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袁惠慈。袁开初比较热情，高个子,外省口音,他对从西师毕业分回母校的祝朝德比较了解，问我在哪里读的高中。我说：“我没读过高中。”“那为什么考上大学了？”“我们考大学那年是来者不误。”“对头，你们考大学那年，我们学校好些多差的，学生都上了。”就这几句对话后，让我感到袁像被什么东西打闷了似的，几天没对我说一句话。当时是教研组长文伯伦帮我提行李到寝室的。当时我的寝室是在红楼，同新分来的刘某共用一间。或者是领导事先就考虑，也或者是我本人要求从初一教起。我自认为我是谦虚。那时的我到新的工作地点，碰上生人不打招呼，就有人议论，说我这个新来的，很傲。我的组长给我介绍叙永是个好地方，在宜宾专区十八县市中仅次于宜、泸二市，这里有十八景。我说：“你别给我做思想工作了，我是学过几篇毛主席著作的，懂得怎样对待艰苦。”&　　我到叙中语文组后,也许是该组迎新送旧的传统,老同志们凑份子到馆子(利群餐厅)吃了一顿，这是欢迎我。这个组是有人才的。有南京大学的教师罗谟深,因为照顾夫妻两地分居调回四川,就安排在叙永一中,而她爱人其实在泸州,还是要寒暑假才能相会。我想可能是教大学生的,没有得到校领导的赏识。有西师毕业的廖敬容.能说会写,有老教师还瞧她不起。有解放时就是川大毕业的彭忠祺,还有也是从大学毕业分来的李太友、刘邦晴等。再就是朱成楷、邬明高和王信昆了。他们的学历我不大清楚。朱在我之后曾经当过教研组长。邬和王都能说会道，还有煸动力。要想在这个语文组立脚，也要有点本事。连兰州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的余绍堂，都被校长另行安排去当教师伙食团长。后又当学生伙食团长，然而他打不来算盘，算不来账。据说常多退钱粮给学生。采购也算过他的糊账。还有陈绍胤，可能是解放前就有名的老教师。至于组长文伯伦有神童之称，是袁惠慈从一初中调来时带过来的人，一直受袁的赏识，委以重任。此前先后有几个分来的大学毕业生到语文组都卷被子走人。我的命运还不知如何呢。　　同年分到叙永一中有六个大学生。西师的祝朝德、王维萍，川师的杨学富，南师的刘某，西南民院的我和周西华。听先分去已上课的同学说，先要试讲。祝朝德却跟我说，他们外语组组长是他原来的老师钟寿祺，叫他不用试讲就上课堂。我问语文教研组长文伯伦：“我正式上课前要试讲吗?”“你有这个要求很好嘛！”“我认为课堂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在老教师面前我搞双边活动不好展开”……后来干脆说:&“如果你们认为我初一年级都教不下，就干脆把我退回去。”这一来教导主任吴伯揆就出面反复给我做工作：说是通过试讲，让我一上课堂就给学生很好的印象.“至于你要开展双边活动，你可以把听课的老师当做学生来抽问。”文也在会上打招呼:“老张要抽问，你们也可向老师提问。”　　试讲是在一天下午进行.是讲当时的初一教材《苛政猛攻于虎》揭题是先讲“于”当“比”字讲,“猛于虎”是“比虎猛”,什么东西“比虎猛”,然后点出“苛政”。我真像老师上课那样,而组内有位老教师陈绍胤以为是试讲,没当成一回事，上课就迟到,我就抽他的问,他却答错了。我则指出:一不该迟到,二没答对,应该如何答,这就就使他难为情,两年后都还提及此事.接着我就抽教导处主任吴伯揆。吴好像也答得不怎么样,参加听课的老师本来就不多,大部分都被我抽了.其中一句“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的“焉”字,教材作&“了”&字讲,我依教材讲了之后,说“焉”可作兼词“于此或于之”讲即“吾舅(公公)死于虎,吾夫又死于虎,今吾子又死于虎”,我这样讲就是当时来说本来是有依有据的,不论是南开的《古代汉语读本》,还是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这些是当时大学文科通用教材),不论是杨树达的《词诠》还是吕叔湘的《文言虚字》,都能找到依据.而却有比我早几年从西南师范学院毕业出来的老师提出质疑,可能她在大学时学&古代汉语&学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我一再表示,我是翻过书的(见王力主编&古代汉语&191页文选&苛政猛于虎&注[6]中对“焉”字的解释),值得深思的是教研组长在肯定了我在揭题上独具匠心之后居然说:“古代汉语根本没有这种讲法”,这恰好说明他们就没学过古代汉语这门科学.我没办法就只好把书翻给他看,也就不了了之了.南开的&古代汉语读本&称它为大跃进的产物,六零年才问世,王力主编的集中了北大、北师大、人大、南开大学、兰州大学古代汉语教学方面一部分人力分工合作编写的&古代汉语&就更要迟些,其他大学文科用作教材就更要迟些,那些资深的语文教员如果读函授则可看到这些书,而我的有才华、写文章来得很快的组长不懂装懂也就开了个玩笑。&　　正式上堂那天,除了教导主任、教研组长、团委书记之外,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进入课堂了.我那时也没有手表,不能看时间,刚刚讲完铃声就响,我就说一声“下课”&,然后要校长提意见,校长脸上露出了笑容,说了两个字：“要得！”我真有幸能够得到他这种评价,因为这所学校老百姓叫“省中”,可以说是本县最高学府之一,因而门槛也是很高的,上面分配来的好几个新教师都被这位校长借口调走了.有不愿调走的,那就留在本校当伙食团长.当天晚上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兼卧室,说我是被他相中了才“要”来的。　　当时老教师是不大看得起新教师的,我们组内有位班主任听说分一个新教师上她那个班的课,就发怨言,还有老教师议论某新教师跟女学生开玩笑,我也是新教师,听了真不是滋味,不久我们当年分来的六个大学生,就抽了三个去劳动锻炼，大概就是有议论的吧。留下来的三个,即祝朝德、我和王维萍是后来在本校要重用的，殊不知下去劳动锻炼搞四清,火线入了党,他们提拔更快,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如果当时我也去劳动锻炼,火线入党,我的历史就该重写了。我会少受很多气。　　我和刘邦晴同教一个年级,备课组长自然是刘邦晴,而教研组长出于对年轻教师的关心,每次备课他都来参加,有一次是备《天上的街市》,这篇课文是我在成都八中实习时打响了的,教学方法是以教育部当时叫“指导书”为准,我在那堂课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有我的原大学老师陈明生讲师的精心指点。可是教研组长别出心裁,不同意我的教法,这就引来了教导主任,结果是刘邦晴、吴主任和我的意见一致,这就成了三比一,文出去走了一趟,转来说党支部的意见该如何,也就是他本人的意见,我没理他,上课自然我行我素,这一来教研组长老是在会上提及此事,我就火了,于是吵了起来,我以为这会引来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批评我的,万没想到校长还表扬了我,说我不拿原则做交易。不久组长去上课,正好碰上校长来教研室,就邀我们一起去听课,平心而论那堂课也不是讲得好差,可是校长说这是犯了原则错误,要他重来,大家又去听.这可把我吓坏了,我担心哪一天也叫我重来.我当时没搞懂是怎么回事,我们组长当时也怕没搞懂是怎么回事。前面讲过，文伯伦是袁调来叙永一中带过来红人。为什么整到他头上来了呢？没过多久校长和教导主任突然进教室听我的课.我那堂是讲《老山界》,我在讲台上讲,他俩在下面议论,后来主任告诉我校长对我某处的教法很满意.&有一天校长到我的寝室,问我为何没入团,像是很关心我的进步,我只好一一如实汇报。　　没过多久一天晚上在会议室，袁主持开会，突然批判起肖光汉来了，肖光汉是资深的名教师，理化教研组组长，他的工资比校长主任的工资还高，校长是随着解放入川南下干部。工资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比刚出来的大学毕业生要多一倍.他为什么要批判肖光汉呢？按理批判一个一般教师要报上级批准的。他所以这样做，我想是继收拾文伯伦之后，收拾另一个教研组长。这虽然用心良苦，也违反政策。袁既然要批判肖光汉，自然有一帮人要出来帮着呵斥，将肖弄来站起。还有看领导脸色帮腔的。连我都被别人授意说了几句。这可能至今好多人都没弄懂的。我也是猜测。　　好像就是这一学期放农忙假，我被学校派出作了一次家访，到后山，其实是搞新生的政审，是县委组织部开的介绍信。我第一次体会到山区搞家访的艰苦，那里人烟稀少不好问路，山高沟深，真是“隔山喊得应，走去累死人”，幸好我有时是住在学生家，还可以由学生带路。后山地区产煤，学生家里有地炉子，炉火把地面烤得暖烘烘的，日子还过得。但政审要到村支部书记家去，那真是查学生三代，也就在支部书记家住，头天晚上一个学生又一个学生地写材料，有的学生本来表现就好，而且父亲又是干部，可家庭出身是地主，在当年是要影响该生前途的，我真为这些学生惋惜。大清早才起来弄饭，我记得村支书从地里扯了几窝萝卜，将叶子煮在锅里，然后是水里放点生盐蘸来吃，不知放辣椒粉没有，大概是吃忆苦饭吧。有天中午是在学生家吃饭，我第一次吃黑豆腐，大概是黑豆子磨的，当时还不知道它营养好，总觉得怪怪的，压得像豆腐干似的，不像我们富顺豆花白花花的又嫩，那么顺眼。从后山回县城还是学生家长找的车，一直回到学校才如释重负。而我寝室对门的李春芳老师谈起这次家访，亲闻虎啸。　　寒假之前我打了报告,要求结婚登记,学校同意,那个假期我和胡伯琼终于成为合法夫妻。这个假期在探亲途中碰上我们学院同届毕业分到宜宾专区的同学，他说他分在泸县悠游宫，我说我有个姨妹叫胡伯清在那里读初三。　　第二学期安排人事,教研组长几乎全部是新人,语文外语组把教学研究与政治学习合并，校长挂帅，我和祝朝德作副组长，其实就是组长，取代了文伯伦和教外语的钟寿祺。数理化组是陈世文和陈文禄，取代了资深的肖光汉等，政治史地组的组长有王兵，他当时正在入党和找女人。这是一个大换班。而我当时从大学出来才只教了一期,还没转正,这太快了,我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后来才知道这是贯彻阶级路线。后来听当时校党支部副书记罗湘铭说，此前袁在县里学习，在贯彻阶级路线问题上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现在才猜出他为什么要整文伯伦和肖光汉。但组内出身好的还有其他教师,他们的教龄比我长.无非是没得到校长的赏识罢了.有一天校长又到我的寝室,建议我把爱人调到叙永,并且物色了小学,还跟房管所联系,准备给我要房子.他还想让我在县里去搞讲座,讲浩然的小说&艳阳天&,我还真的没那本事,没答应。&　　刚担任教研组长不久，我的老组长文伯伦来找我请假，我随口答应，无意刁难，但多问了一句，“有什么事吗？”他答：“没什么事，去耍。”我就为难了。后来他才说这天是他的生日，这事后来被校长知道又批评了他：说毛泽东主席就提倡不做生。如果是今天我该组织大家欢聚一堂的，可我当时没这样做。“文革”期间有人写他的大字报，说他刁难工农出身的青年教师，当然还有其他事例，以举我为代表。其实未必如此。　　六五年高考前，我虽是教初一年级语文课，大概因为我是语文教研组长，一个高三女生在教研室对我问这问那，很晚了还不想走，她后来还考上了川大，我不知道我对她的解答是否有帮助。她可能早忘记了吧。　　工作一年后，我应该转正了。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本来就属怀德小学下面的一个村小，叫三元小学，与我同一情况的王平树在共和，那才是民小，他填的是怀德小学，出来就不存在转正，而是定级。可我想当然的填了个三元民小，教导主任想说一下定级都不行。同一种情况我就亏了。　　1965年下半年,我姨妹胡伯清考起了中专宜宾地区水电校,校址在泸州.正好我们西南民族学有个同届毕业的同学叫叶明生的分在该校,他的女朋友王某是我姨妹的班主任,我姨妹当了班上的团支书书记,王某带班上学生来叙永电厂实习.也就带来了叶的口信,他们也就在叙中来打打球,我姨妹很爱做家务事,就把我室内的衣物拿到河里去洗了。　　既然我当了教研组长，就不能只看我任课那本书，我必须深夜一个人在卧室内通读从初一到高三的教材，室内灯光又暗，我大学毕业前视力本来是一点五的，后来稍有下降，配了眼镜。那时作为组长的我，既然袁惠慈都认为“要得”的也不是低能儿。例如当时教研室放着一本厚厚的旧《辞源》，翻笔画检索太慢，书后有四角号码索引，翻起来快多了，就还只有我才熟悉。听文伯伦的课，我不提别的意见，就提他板书哪个字是错的。他还不好争辩。我担任教研组长期间也搞了几堂研究课,不然教研岂不空有其名。　　所谓语文外语组只是政治学习时才一起活动,地点在语文教研室.是祝朝德和我共同主持,校长坐镇.教外语的还有钟寿祺、李春芳、郑兴金三个，前两个出身在当时来讲要差些，说不定还有点政历问题，是老年教师。　　我教的是初六七级三、四班，我教语文课，叶文祥教数学课，祝朝德教同年级四个班的外语课，这三、四两个班来自农村的孩子多，女孩中也有漂亮的，其中有讨老师喜欢的，我不知是作哪个班的副班主任，另一个班的副班主任就是祝朝德，我们可以说与该班男生同吃同住，作为男老师同女生我还能管好自己，叶文祥当三班的班主任，就同班上的一个女生发生了性关系，其实那女生并不漂亮，跟他夫人比较差远了，不知怎么搞上的，文革初期被揭露了出来，后来叶还被判到农村当了被管制份子。我倒是喜欢作文比较好的一个男生，他叫聂金海，我有时给他的作文打高分。他读到初中二年级文革就开始了，不久他当上了教师。　　大概是到叙中的第三学期也是放农忙假我又和高中的学生去后山煤矿劳动，这是我一生第二次去煤矿劳动，第一次我是没进洞的，只在外面洗煤。这一次是进洞了。先是厂里有关人员带着师生们到洞里逛了一圈，令我终生难忘。人在洞中只能匍匐前进，而且身躯最好是伸直，若抬头则碰头，若弓背则伤背，或者伤及臀部及其他地方，突然我的矿灯熄了，那真是进入黑暗的世界，我不禁大叫起来,才有人解救。参观了之后是分班劳动。我被分到掘进，那是主巷道毕竟还有光亮，总觉得时光走得很慢，老是盼下班。劳动快结束时，同我一起劳动的张炳全师傅陪我去看了一下附近的天台山。从山下到山上是五层楼梯成“之”字搭上去的。是必经之路，我当然得爬这五层梯子，上了山顿觉眼界开阔，那上面是一个生产队，也种庄稼，据说猪是小猪时从山下背上去喂的，原来的庙宇已经破旧了。劳动结束时师傅们送我一个笔记本作留念。　　除了这次劳动之外，我还去人脚板山上植过树，拖着架架车到后山去拉煤或石灰。那时劳动是最光荣的，学校又拿一块地来种棉花，分配到教研组，由唐太治当顾问，每人发一把锄头，我于是又当了我们组的种棉花的技术员，棉花收获之后换来布票，每人发了一个围腰，一对袖套。　　自从校长认可我之后，好几次他都把我和别的教师叫到街上牛肉馆去大吃一顿,他点菜，然后由他夫人开钱.我们则是白吃了.这一学期我要参加很多会,政治学习组长、教研组长、班主任、种棉花技术员、入党积极分子、还有些临时性的会,我有点受不了。但觉得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也没怨言。而且向党支部写了入党申请书，我那时的思想还真的很进步，当时又在学雷锋，我确实愿意像雷锋同志那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无奈我和祝朝德都是被学校领导留在学校工作的，没有像其他三位新分来的大学生去搞四清在火线入党那么快，当刘声洪和杨学富在四清中入党归来并且被提拔，我们还是非党员，当时学校党支部也对我们的入党进行政审，也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自然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就是要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我出身好，被推荐为群众组织头头，以后又进入叙永县革委会常委，担任叙永一中革委会副主任。我的入党问题从此成为泡影。那是社会变革的历史造成的，并非是我当时的思想不进步。&　　由于我所在的学校，当地老百姓称“省中”，县城附近另一所中学只有初中部，当地老百姓称“县中”，实际是叙永一初中，在水尾区有个二初中，而当时的叙永二中是在古宋区，即今天的兴文县城。叙永县城还有一个师范学校。相形之下我所在的学校好像就成了叙永最高学府之一。每年招生阅卷或者文教部门的其他活动，学校派我出去，我就成了县里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本事，而是我代表我所在的学校。当时县招生语文阅卷就在我们学校进行，有中学还有小学老师，我就是语文阅卷组长。往往是我说了算。记得我曾经出去听过三次课，一次是实验小学万校长讲的，一次是县中的吴书云讲的，一次是叙永二中的陈耀华讲的，看来都有水平。不然我会成井底之蛙，夜郎自大。　　我还被县里抽去搞一个什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材料，那是当时县里监委书记李维华蹲点的地方，我所搞的对象说他是模范还可以，要说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可是他毛主席语录都记不得，怎么活学活用呢，除非我瞎编。因此就被我否定了。几年之后作为县革委副主任的李维华还对我谈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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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西南民族学院开初叫中文系本科六四级，是学院第一届本科生。民族学院除全国高校统招的以外，不一定都是大学生。有来自西藏、云南、贵州及四川甘、阿、凉的民族干部、那还真是当官的。还有专业人员。还招了中师班，又从中师班中选了个艺术班，还有少数民族小娃娃，读预科。那是一个从幼儿园到本科的综合性学校。进校后才告诉我们是为民族地区培养高中语文教师。我的班主任是谢宁，班上和团里的干部都是临时指定的。除了在教室上课外，大多数时间都在男生寝室以组为单位分组学习讨论，一共四组，每组有三四个女同学。我最初属于第三组，组长是陈道林。但教室的座位，又不是按组来编的。我右手方是一个齐耳短发女孩。身后又是两个性女孩。进大学不久，第一次习作指导评讲，我的第一篇作文就受到周冠英老师的当众赞许，批语也可观。开初上现代汉语，川师教材，上册大部分就是汉语拼音，说普通话。我是小学教员，是汉语拼音短训班培训过的。我不觉得我就行，但别人认为我行，我当了科代表，还被聘为院广播台播音员，一个很漂亮姑娘，61级的，是我的上司。她像是手把手地教我。其他的课如古典文学，我童年时代读了几年私塾，学起来还顺手。文学理论课，此前我看过蒋孔阳介绍文学基本原理的书，进大学后主要讲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就是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蓝本编的讲义，我也能应付。就是外语我们有三个人从来没学过，开初就给我们开小灶，找一个俄语老师来教我们三个人。这种情况其他系也有，后来干脆叫我们到预科班跟那些小孩一起上。还有民族语言，有藏语、彝语，我怕到西藏不适应，就选彝语。当时的作业老师要打等级，要下批语，大家互相传观。考试下来我居然被列入前几名中。这样我就还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也就有女孩关心我了。　　　　　　　　　　　　　　　　　&&&&我到成都因为离家时心情悲凉，就想找个亲人。有一天我在成都街上突然看见一个怀德镇的人，虽叫不出他的名字，也十分高兴。班上有个女生叫张胤素，比我小。我认她为姐，她很乐意。她白嫩的脸要时泛出红霞，水灵灵眼珠，清甜的重庆女高音，让人想起病西施。她好些时分的饭都吃不完，就让给我，正好我食量大。在那灾荒年代里，我是有这个姐支撑，不是够吃而是吃饱了的。我帮不上她什么忙，倒是她有时给我缝补，我们毕竟是同姓。在班上没引起任何人误解。我是毕业分到叙永以后才知道有同姓通婚的。她耍男朋友还告诉我对方的情况。以及她和她家人的看法。毕业时我没问她要相片，也没送她相片。以后就不知音信了。　　没过多久我们班要到茂汶（很可能就是现在地图上看到的茂县、汶川）羌族自治县漩口煤厂去劳动锻炼，我们六个有病的同学留了下来。其中有素姐和我，素姐据说是肺病，我当时突然咯血。也担心自己是肺病。六人中领头的就是在教室与我同桌的那位女孩，此前她是班上团支委。也不知她什么病。她红润圆脸，常开口笑，热情，开朗，大方，嘴巴很甜，善于交际，经常外面有人来会她。她安排工作，总是把我和她分在一起，有时就是我们两个。素姐当然不介意，别的男同学对我有时话中有话。意思是提醒我别跟她好。那时天气转寒了。是她独自为我跑申请寒衣补助，并且把钱领了下来，带我到商店去选了我平生第一件毛领棉大衣。我连一个“谢”字都没说。正好此前我去川医照片，结论是肺上没有问题，我要求去劳动锻炼，班主任回来接我了。那时刚刚买到棉衣。临行的头天晚上，我的这位女同学，我们在林荫道上走着，走着，算是送行、告别，而我去劳动地点后却没给她写过只言片语，当时班上对她有些微词。现在细想还真的对不起人家。我和她大概有两周的交情。以后就是一般同学关系了。　　到茂汶漩口煤厂劳动，我还算不上强劳力，不是进洞拉车的材料。仍回我的第三组，参加洗煤，那煤跟我们这些地方的煤不一样。我们这些地方的煤，煤块煤粉都有用。也就没有洗煤之说，有则是骂人的话。那里是将洞里运出来的全拿到水中冲洗，掏出荒渣，余下的粉状物才是煤。我同一起劳动的有位女同学，有较多的结触。那时男女生虽然是分开住，但同是一层楼，中间只隔一层夹壁，男女生有部分正头靠这夹壁睡，我跟她的头正好靠近。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小声说起话来，她有时还说两句不便当众说的话，对方的呼吸声都听得到。还是来此劳动前她就告诉我在经济上不用担心，意思是她可以支助我。一天我因为屙血要去河对面看病，她也去。我们就成了同路人了。好多人都知道都江堰的索桥，我第一次过索桥就是在漩口，去时是跟班主任谢宁一起过的。这次看病就要跟我的这位同学过两次。我们还谈得来，她买的东西亲手塞进我的大衣荷包里又随时自己取出，叫我的名字在末字尾加了儿化，表示亲昵。我后来称赞她见多识广，多方面都比我强，而她却反感，说我说话“杀心窝子”。可能年龄比我大点，开初梳两根辫子，似觉年轻，后来发型一变，像个少妇。有人称她Х姐，我不愿意女方比我大，也不愿女方比我强。以后好长一段时间，她像是等我主动表态。她把另一个男生的名字有意写别，暗示如果我不主动，那个人就要跟她好了。我没有必要同那个人竞争。直到1962年年春节我回家，同胡伯琼定了关系。她才跟那个男生好了。　　这次劳动结束归途中在灌县（今都江堰市）住了一夜。那是山地与平原的交接处、好像谁也没提出要去看水利工程、二王庙，我们去看杂技表演，那是我第一次看杂技，觉得功夫很不错。身旁的同学却说这只是一般水平。　　回校后要搞劳动鉴定。鉴定时动不动就上纲上线。什么阶级立场问题，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同学。立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有位同学去了自由市场，买了个勺子就批了他一天一夜，越说越严重。后来不了了之。我虽然出身贫农，劳动时体力差，就不能冲锋陷阵。我也怕劳动鉴定，而不怕各科的考试。　　不久听说中央歌舞团要来成都演出，班上有些同学想去看，我这个乡巴老自然也想开洋荤，我们是头天晚上就去排队买票，当然经济条件有限，只能买5角钱1张的丙票，楼厢。那就是我看最高级的演出。观众中有不少前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的。这以后我对档次较低的演出就不感兴趣了。正像我在灌县看杂技我欣喜别人却不感兴趣一样。　　在成都的第一个寒假到来，好多同学都不回家。从进大学那天起，我们的伙食、医疗是国家包了的。不回家还少开支路费。如果去参加学校的劳动还能挣点钱。春节那几天同学间互相送贺年片，有的同学就开始物色朋友了。我们第三组组长就和组内一个女同学好上了。我是有女朋友的，因为胡伯琼要时给我来信并兑钱来，信和汇款单一到班上大家一看便知。我还不敢跟哪个耍朋友，因为这必须办个交代，我们班上的女同学绝不会让我脚踏两支船。再说我认为恋爱婚姻男的最好比女的强，不然事事都受女人支配，那我就不是男人了。　　在歌颂三面红旗的年代里，明明生活欠缺，还必须说形势大好。如果你要说出生活的阴暗面，可能会闯祸，有的同学闯了祸大家还不知是怎么回事。一天上课，我们班教室里先后被叫走了三个：一个叫张家骏，擅长画油画；一个叫夏登双，不大乐观；另一个已记不起他的名字。等我们下课回寝室，才发现他们连人带行李被专人送走了。这之前在一次小组学习会上我讲过我们家乡长滩有煨小孩肉的事，那是我在怀德小学工作时，大队辅导员在会上传达的。就这事当时中文系的彭秘书找我谈话，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后来他们可能去调查来，那些日子我真是提心吊胆，我担心某一天会轮到我头上，也把我送走。　　在我认为读大学在学习方面已经没有压力时，我学会了四角号码查字法。本来《四角号码新词典》，我原来家里就有一本，但我只能通过笔画查字。到民族学院上课时，我的同桌有个叫张茂安的，抽屉里放了一本《四角号码新词典》，我在听课时翻来玩，慢慢地就会了。以后我在工作中多用四角号码查字法，我翻《康熙字典》旧《辞源》（合订本）也用后面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因为它确实比用部首笔画快多了。当然《康熙字典》的部首笔画我还是略知一二的，不然“陈”字为何十六画，就说不出所以然来。　　我是大学第三期即1962年春天回家的，这次回家标志着我和胡伯琼的关系已经确定了。此前我跟胡伯琼开个玩笑，那是我对1959年准备参军她后来改口说她不忠于我了我耿耿于怀，对1960年高考前她来信说“你不要等我了，我已经”我耿耿于怀，因此我就提出跟她分手，她当然很气。并把这事告诉我母亲。于是三弟写信来，转达母亲的意思，劝我继续跟胡伯琼好。我于是在信上跟胡伯琼提了要求，她回信答应了我，我于是决定回家，在行动上确定关系。临行我跟曾经在漩口劳动有个交往的女同学相对无言，心照不宣。她也就对我不抱希望了。回家前我初中时的同学当时在川大读书的叫陈君德，叫我到安溪他女朋友家去一趟，他女朋友只是高小毕业，一直供给陈君德读书。当我到家后，胡伯琼她刚返校上班了。家里已准备了一桌席，安排了弟妹请我上门，好像是我和我母亲去来，在那种年代里，桌上十分丰盛。我们家属农村户口，无肉食计划供应，还不具备条件回请。以后我母亲就不再去了。这次返校我特地从万寿过河，经赵化到安溪陈君德的女朋友家住了一夜，她为我安排歇宿，第二天清早弄饭，送了我五里路，到罗海堆。后来我把这情景作为作文的素材。那天下着毛毛雨，我从安溪一直走到邓关，晚上才找到自贡大安校，这就公开了我和胡伯琼的关系。　　真正谈恋爱是从1962年暑期开始，先是在大安校某间小屋，然后是回老家途中住富顺城她同学家里，我们开始真正的恋爱了。1963年我们想办结婚手续，由于民族学院没开介绍，怀德公社以户籍为由不给我们办手续，我们只好过着浪漫的爱情生活，直到1964年暑期，还是未婚夫妻。　　不知何时我又编到第四组，那时我已把胡伯琼定位为我的未婚妻了。我的组长年龄比较大了，真该有对象了。当时是一组一间寝室，一天我们寝室来了两位姑娘，一大一小，一位是196x级×文班的（好像是推迟一年毕业），另一位是1963级中师班的，她们来找我的组长，没见人就给我丢了口信，我知道她们中大的那位可能是跟我的组长耍朋友的，就热情接待，允诺告诉组长，我把这事跟组长说了，还得传递消息，我就用毛笔写了张纸条，转达组长的意思。放在我们寝室的桌上。我的毛笔字本来就写得一般，这两位姑娘见字都喜欢上了。组长带上我跟那一对去逛了几回，我本心是促成我的组长跟那位x文班的姑娘好的，我跟那位中师班的都不过是陪伴，那位x文班的，肤色白嫩，面颊白里透红。嘴唇圆润，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口音带有女性的温柔。就是多了一副眼镜。年龄可能不比我小吧。中师班的，长脸，高挑身材，若有所思，文静。如果我还没耍对象的话，不妨亲近她。不知怎么的，这两位姑娘跟我的组长“拜拜”了。她们盯上了我。一天晚上在大草棚看电影，她俩在前面，中间隔几排无靠背的单板凳，她们回头招手，呼我，要我往前靠，我没动。大的那位身子往后退，我已经明显地感到她的臀部挪动于我两大腿间,散发着女人异味的身子扭动着，从她的回头和撒娇的柔音里，我知道她分明是要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哪个姑娘这样大胆地向我示爱。她对我是情有独钟，一厢情愿，无须对我进一步了解，就投怀送抱。要是我控制不住自己，在黑糊糊的放映场内，紧贴她的身子，搂她，摸她的乳房……她一定会让我有下次的，那我就麻烦了，我只好回避。当时是这样想的：我不能对不起我的组长，他俩耍朋友在先；我也不能对不起胡伯琼，毕竟我们耍了多少年了，怕背“陈世美”的罪名。我顾不了现时作为姑娘的她是否会受到刺激。以后我就没见到过她了。有次我有事去女生寝室，突然有人很欣喜地叫我的名字。我一看是那位中师班的，她要我进去坐，我没去，我怕产生误会，我没有交异性朋友的习惯。我只有娶一个女人的权利。　　在大学期间我跟王平树和刘洪远有所接触，王跟我是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刘跟我曾经是邻居，都是怀德人，我们一同去游南郊公园，照了相。但我们相处的时间比较短，因为王是1959年考入西南民族学院生地系的,是专科，1961年就毕业了，先分在宜宾，后到南溪。刘是成都体育学院的,他读大学可能比王还早点,正是他告诉我民族学院离体院较近,所以我去报到时因误期,民院没人来火车站接,我只好搭上体育学院的车.刘洪远也可能相继毕业，分到纳溪。　　这段时间我还聚集了我们初中时的少数同学，如川大的陈君德、冯义德，川医的杨长兴，电讯的伍分枝，夏才奇、还有一个在蓉某厂工作的，一共七人，我们也一起照了相。有一次原初中同班同学夏梦奇在自贡鸿化厂被评上省劳模来成都开会我们又相会了一次，听他谈开省劳模会的盛况。　　在大学期间我本来是想入团的，我这个人入少先队错过了机会，入共青团也没机会，初中时说我骄傲，工作时大家在搞大跃进，没谈这个事，有一次怀小的团支部书记刘安明，要我写申请，填表，交给她，她又调走了，杳无音信。到了大学还是第一期批了一个团员，从此在四年中我们班再也没批一个团员，据说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到大学毕业前我已经满25岁又超龄了、这是命运注定我既不能入少先队，也不能入共青团。但我的思想好像还进步。跟某些团员、甚至党员比较还不逊色、　　在我跟胡伯琼确定关系后，我又接识了一位女的.她是我小学一位女同学的姐，比她妹大好几岁.当时在成都x学院读书,同为怀德人，我们曾经相约同为富顺籍的几个同学去看过同乡得了精神病在住院的黄x，因为我跟她假期回家同路，交往多些，为了不至发生误会，她的年龄可能要大些，我也称她x姐。假期回家，去来往往住胡伯琼处，这本来不应该误会的。1963年毕业分配去北京，我写了一首小诗，其中有句是“少小嬉游沱水滨”，本意是说我们是沱江边上长大的，是同乡。其实我跟她不同年龄段，小时根本没一起游过，这是做诗而已。结果她把此诗寄给胡伯琼，从胡伯琼的口中传出，好像我还有那方面的意思。这就太不了解我了。我所以没跟我在民族学院与我同班的那位同学好，就是因为她见多识广，多方面都比我强，而且刚进校就暗示她在经济上可以资助我，她还真有那方面的一点意思。我不愿女方比我大、比我强。如果我跟她好，毕业还可分在一起，大不了一同到到民族地区去，1964年我们班也有成双成对分到重庆去的。至于x文班那位，那她更有意思了。至少她有可爱的肌肤，愿主动将躯体贴近我的柔情，而且要漂亮一点，我都不为心动。我选女人的标准，就是对方不能比我强，比我大，而且要她心服口服让我占有。我是绝不高攀公主的。也不当薛丁山、杨宗保那样的丈夫。我对她只有过姐弟情,没有别的情.因为她晕车，在火车上都要人照顾才安全。住自贡也是提供方便，并表明我是已经有对象，而且那时我跟伯琼已入热恋之中，不是想分手就可以分手的。还急于办结婚手续。这真的是误会我了。但这也仅是听胡伯琼说，未必她就认为我会高攀她。　　在民族学院教过我的老师很多，有好些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如文学概论、中国通史、教育学、哲学、形式逻辑、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古代汉语、俄语、彝语等。彝语实际上是没有文字的。我们学时是用拼音来记录词汇，我当时学了点彝语，在火车站接新同学时，我跟云南的彝族对起话来，他们听了非常亲切，请我们去吃馆子。教现代汉语的，一是我的班主任谢宁，一是陈明生讲师。我对陈老师教学的印象要好些。我是他的科代表，接触要多些。那时教大学的，有的还没评上讲师，讲师的副食品供应都要高级些。我们中文系也有几个讲师，好像知识渊薄要数李国瑜、何宁。李国瑜是四川军阀、解放后的统战对象田顺尧的女婿。走进他的书房，四壁都是线装书。可能到文革时这些书被毁了吧。他是教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学史的。还有一位讲师是研究生毕业，也教古典文学，是党员，管事的，戴副眼镜，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讲王勃写《滕王阁序》的故事，让我兴趣盎然，读之，很快就能背诵。并且至今能诵。还有一位从南充师院调来的讲师性贾，教现代文学，也戴一副眼镜。而分析现代作品有风趣的，我较喜欢王知农，他是一般教师。　　像是第四学年上期，我们参加教学实习，我被分到成都八中，担任实习组长，可能因为我曾经是教师的关系。我们学院语文指导教师是陈明生和贾老师，我们有三位同学到初一实习，另几位到高中实习。除了实习讲课之外，还要实习当班主任。我在八中的辅导老师是符书梅。先是进课堂听课，我拿着座次表逐个地认学生，没多久就能叫出全班每个学生的名字。正式讲课之前要试讲，我们三个人的课文都是一样的，第一篇是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第二篇是《唐诗二首》，陈老师就要我走在前面做示范。对我教学过程中每个细节逐一推敲，我当时在抽烟，过一会他就发一支烟给我，是我当时的烟票买不到的，这是他们讲师才有的供应。直到他认为可以才正式进入课堂。由于陈老师的推荐，正式上课前，八中语文组要求全组老师来听我这堂课，还有八中的学校领导。那堂课我算是出尽风头了。与我实习同一内容的是马庭华、蔡洪芬，她们如法炮制。这样又遭来嫉妒。在实习自我鉴定和小组鉴定时，我还得写一骄傲自大之类的语句。　　到成都读大学，原以为时间很长。特别是我母亲，说“等你大学出来，我骨头都敲得响了”。然而一晃就临近大学毕业分配了。既然是民族学院学生，当然就要到民族地区工作。那时候是“党指向哪里就到哪里”，“党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我原以为民族地区挺好玩的，这时已知道那里艰苦了。但我还是满怀豪情在大会上表态：“即使那里是堆牛屎，我也要在那里插朵鲜花。我这句话还得到了大家的赞许。我填志愿前两栏都是填“服从党的分配”。最后一个志愿填自贡，其理由是未婚妻在自贡。后来我才知道当年民族地区要求去的人要安心工作。一般要干部、党员。我还不够资格。我很有可能被分到重庆。因为未婚妻在自贡，而自贡又还不从民院进中文系的学生。所以后来是胡元有和我分在宜宾。原来是说把我分在专区文教局，这当然离自贡就近了。胡原分在团地委。后来分在宜宾市某中学,他的爱人在宜宾专区长宁县。我们民院毕业生分到宜宾的一行至少有十多人，坐火车到宜我在自贡下了车。那晚我们还没办结婚手续，但被安排过公开的夫妻夜生活了，那是性生活中最难忘的一夜。第二天或第三天赶到宜宾等分配。我们在宜宾县招待所住了几天，我跟向代富首先分配到叙永，向是我们学院政治系六四级的，原来没接触过，临行前在她的男朋友家里寒喧了几句，对她在学院的情况只是听说过一些。我被分配到叙永一中，向被分配到叙永二初中，还有一个西师毕业分回叙永一中的祝朝德，我们到叙永同车，车刚从宜宾出来好像在来复那地方遇上塌方，走不了，等道班清除障碍，只好在来复住了一夜旅馆。第二天我们才到叙永一中报到。向代富也随着去看了一下叙永一中。我的大学生活就从此结束，有可能成为合格的中学教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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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5:24:29
六&&四载蓉城话古今&------我的大学文科&&&1960年，异想天开的我，居然圆了大学梦。我毕竟是个落榜的初中毕业生，如果当年又去考高中，很大可能又是考不上，我的数理化太差。听说我还想考大学，真是癞虾蟆想吃天鹅肉，自然有人背地讥笑。我虽然是民小教师，考大学还须经组织批准，当时怀德辅导区的支部书记是陈迁远，又是怀德小学的校长，他不批准，就开不了介绍信，也就考不成。我打了一次又一次报告，陈校长还是做我的工作，希望我安心民办教育事业。幸好当年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超额完成高等学校招生任务》，这是党中央机关报的声音，也是大跃进的声音。就是这声音不仅让我能考大学，而且能考上大学。当年高校招了高中三年级学生还不够，还有高二提前毕业的，当然还有像我这种考同等学历的。但也不是来者不误，同我一个生产队也是教民小的熊方怀也去考来，没被录取。因为有这篇社论，也都是在高考报名快截止时陈校长才同意我去考。此前不敢公开准备考大学，怕戴上不安心工作的帽子。头天晚上得到同意，第二天上午起身步行九十华里，到泸州报考。当年富顺是属于泸州专区管辖。也就是去报考那天，路过某工地，看到热闹场面，成了我高考作文《大跃进中的新事物》的材料。大跃进其实是大冒进，大跃进不好，我还得感谢大跃进，因为这篇社论圆了我读大学的梦。　　这年暑假，我因等录取通知就没参加全县教师集中学习，一段时间，伯琼和伯清，我和三弟相约去挑煤炭，进点劳力钱，每天往返几十里。　　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至今难忘那悲喜交集的日子。喜的是我考上了大学，我三弟保送读全省都著名的富二中。悲的是下面两件事：　　收到录取通知前我遇上了麻烦。那是饿死人的年月，我五妹去抠了地里的生红苕，被生产班长薄美荣拿着，这本来是小孩的事，他们却让我母亲去站高板凳，我事后得知此事，就揭了薄美荣的老底，说他是自新份子，即解放初的土匪。这一句话即招来大祸。当时管区支部书记方树清、副支部书记明广国，还有曾经红极一时的尹清荣、胡清和都来拿我问罪，把我扣在管区，扬言就是我考上了大学他们都要把我弄回来，好像他们还有别的事，不能老是陪我说话，方就叫秦树成监督我砍高粱杆，如果不是秦树成的爱人是我妈的干女，我还不知道这高粱杆要砍好久。我砍了一阵也就溜之大吉了。两年后我在海潮寺碰上明广国，他本来是我三弟的同学，那时我已经是在校大学生了。我招呼他,他像很尴尬。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又遇上了麻烦，那是在那饿死人的年月，我父亲身体本来就差，去张钦文幺叔那里借点我去成都读书的路费，路费没借到，回来的路上淋了点生雨，走到离家还有几分钟的路程，就再也走不动了。我堂姐张世兰路过才告知我们，是我把老人背回家的。他下半夜还清醒过，我以为没事了，哪知是回光返照，第二天早晨我母亲发现不对，才把他停放在门板上，为他送终了。年仅五十三岁。而这时家里穷得要命，棺材没有，好象是用旧木板做的。因为得罪了蒲美荣和管区的几个干部，他们扬言不准把死人抬上山，我的一个表爷刘子华本来是道士，因为是地主份子，也帮不上忙。我不得不发电报推迟高校报到日期，但仍怕过期作废，让备取生填了我的位置，还没等老人上山我就离家了。　　因为父亲的丧事要钱，三弟读高完中要钱，我身上还缺去成都的路费钱。我佩着青纱，挑着行李，途中还要去区政府所在地赵化镇办户口、粮食迁移。幸好我是城镇户口，幸好那时工作人员作风正，两个地方都是几分钟就办好了。就是过河去又过河来花点时间。当我再登青山岭时，说不出心中的滋味。1958年公社说要保送我读大学时，我登上青山岭，那是：“阔步瞬临青山岭，群山如水荡鱼鳞，此峰虽跨休停步，还有崎岖万里程。”而后是空高兴。这一去又将如何呢？居孀的老母，年幼的弟妹，正待入土的父亲，他们将如何呢？当天晚上到富顺，我那时的同事正集中在县里学习，我一方面是告诉我读大学的消息。另一方面是找个投宿处。这时才知他们一个个的日子都不好过，都得承认自己有贪污，要自觉退赃，幸好我没去参加那个学习，不然我还走不了路。他们有的人给了我几角钱，我还得感谢。第二天得从富顺到自贡，这本来只有45分钟车程，可是那时赶到自贡的班车，一要排队等多久，二要车到时拼劳动力，挤上去了才上得了。这天下午才到自贡。包里缺钱，也就在火车站过了一夜。本来是想找胡伯琼的，不好找，又无电话，再说那时我俩还没明确关系。殊不知第二天早晨上车前碰上了。他看到我还佩着青纱，得知我读大学，就把他包里的几元钱都给我了。这就叫缘分。如果没碰上她，她也就没给我钱，也就不会以后不断跟我兑钱来，那可有第三者介入了。因为考上了大学，我这是第一次坐上汽车，第一次坐上火车，第一次见到成都这种车水马龙在场面。我是推迟日期报到的，我们学院已经没有人来火车站接新同学了。此前我听说成都体育学院离西南民族学院较近，我就搭上了体育学院接新同学的车子，并在那里吃饭，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才找到西南民族学院，那时学院的大门是在洗面桥街。报了到，我才稍稍放心了。我还怕复查不合格被退了回来。尤其是身体，高考体检说我肺上有小钙点，进校后吐血真把我吓怕了。再说我又是初中毕业落榜生，现在是读大学，生怕跟不上，开初有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样子。但过一阵子我就觉得没什么压力了。　　西南民族学院历年在高校招生中收分较低，那可能是因为有好些人知道民族地区艰苦，不愿报考。而我们读大学那个年代，进民族学院可享受优待。1960年国庆游行后，身着民族服装的我们去春熙路相馆去照相，那天相馆门前排长队。我们就优先进入摄影室，比我们还优先的是一位高级将领，别人先到。当时成都好多大学如川大、川医、成电的学生们一个月只有二十几斤粮食定量。我们又优先了。定量35斤，同体育学院，还节约一斤去支援什么。那时的肉食品特别紧张，民族学院却得天独厚，从甘、阿、凉拉来了牛羊肉，有人吃得还恶心了。至于蔬菜，当时学院校园外就有好多地种菜，保证供应。民族学院的学生宿舍，那是当时成都其他好多大学都比不上的。当时民族学院进门右手方有个大草棚，可容纳几千人开会。除了开大会听报告之外，还开晚会。民族学院的晚会自然更有民族特色。各民族的歌舞占主要部分。平时放电影，那银幕比一般电影院的大得多，那放映机据说是苏联送的，共两部，另一部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校创建于1９５０年７月，于1９５１年正式成立，是在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关怀下，新中国最早建立的民族院校之一，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我们西南民族学院的院长王维舟，原川东游击队总指挥，毛泽东曾于1943年亲笔书赠王维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１９５０年任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和西南民族学院院长。1954年后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他要是来川也就顺便瞟一下他名下的学院，还得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及有关人派专车迎送。我读书四年中有幸在大草棚聆听过他两次上台随便讲话。那些天我们的伙食特别的好。我们的原中文系主任姓袁，是老红军。不由得我们对他肃然起敬。后来又合并成师范系，系主任冯元蔚，后来当四川省委副书记。民族学院有一个拉板车的，落实政策后，调到川师当了教务长。像这种人还不止一个。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在学校附近的饭店里讨论学问题。又遇上一个拉板车的插话，有同学问他“天”字读音，他手指脑顶，他说古音该读“厅”，这些人不用，可能跟反右、肃反有关系。1962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有些学院如泸医、重师降为专科。西南民族学院由国家民委主管没降，现改名西南民族大学，地盘更宽了，分几个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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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5:24:02
五&&三年怀德经风雨&&&&&&----当民小教师的三年　　一九五七年考高中落榜后，我们这二十来过初中毕业生，还有好几个高中毕业生，就只能闲在家里，好像是郑仿才校长和我父亲的关系，乡里首先安排两个初中毕业生教民小其中就有我。另一个是王平树，他被安排在共和坝中。我最初是在司湾。去司湾要从白塔扁顺河边走一段路才往左穿进去。好像是刚接到聘书我去司湾看了转来走到白塔扁碰上了胡伯琼，还有她父亲，好像不是他们家，叫我在那里坐了一会，胡伯琼对他父亲说我被安排教民小。当时并没说我俩的关系，他父亲也没在意。又过了好些天，我们在玩耍的时候，胡伯琼说，她到过我们家好几次了，我也应该去一次。这也很在理。殊不知她来我们家几次都没遇上麻烦，而我去他们家第一次就有麻烦了。去时她继母在，也没表示不欢迎，还从树上摘了桂圆来吃，煮了老腊肉来吃。晚上她父亲回来被告知此事，他父亲就做着要打胡伯琼的样子,她是从来没挨过父母打的,这次也没打成。总之她父亲是发怒了。原来考虑他去读书是要我去送她的。这事发生后我叫我三弟去送她一程。我们之间的关系也由此不确定了。　　我在司湾只教了一期。后来因为教民小的胡世全要准备考大学，我去接他的班，就被安排在三元小学，教了两年半。司湾那地方我是一九五八年以后就没去过了，总之条件相当差。好像是一间堂屋，还没有我现在的客厅大，那儿有我动员来的十来个最多二十来个学生自带桌凳到此读书，有点像私塾，只不过都是同一种教材。那里没有教师休息室，我只能早出晚归，常常是风里来雨里去。中午我在卓社长家搭伙，他是老而无妻曰鳏，后来入敬老院当院长，走完一生。按理管这个学校的有两个支书，一个是陈清和，一个是汪基树。陈清和有时还搭一下手，那个汪支书不但没管，反倒还在中心小学校长那里说我这不是那不是。好容易才把这期教完。　　这年寒假，富顺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在县里学习（也包括我们民小教师）。于是我又经历一场政治斗争的风雨了。　　先是整风反右，这时反右已经在全国推开了。当时所谓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大字报，其实就是要在全国抓右派。关于整风反右，一九八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这样说的：“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化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现在我们就只能说它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所谓帮助党整风其实就是毛泽东说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那时真要跟共产党或某领导提意见的，少有不当右派的，因为一两句对领导不恭的话而错划为右派，被管制了二十年，还得感谢邓小平批判了两个凡是，不然就是一辈子的右派或摘帽右派了。那时的右派真多，从文艺界来讲，有全国的丁玲、艾青、冯雪峰，四川的流沙河，自贡的李家健。我曾经梦想搞习作的，从此就不敢写作品了。那次学习我说了一句“丁玲的文章还写得好，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的，如果被改造好了，还可以为人民服务。”我就遭到了攻击，说我为大右派说话。那时赵化区有个张国政，是培养的入党对象，他当个组长什么的，为了启发大家鸣放，就带头发言，于是就当了右派。我们初中同年级毕业的同学有个叫张体仁的，原来在学校学生会当个学习委员，喜欢写点什么，这次也是教民小大概想表现一下，写点短文，笔名“消炎片”也就当了右派。我很庆幸，本来是想为我教民小叫苦的，准备大会发言没发成，不然我也可能当右派。我们初中代数老师陈光达当右派是说他顺妻灭母，顺妻灭母可谓不孝，但这同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何相干呢？我们怀德小学的校长张远樗淙惶认拭鳎谌７段谝舶镏父鼋淌Γ挂桓鲇遗啥济蛔ァＮ一贡恢付ㄎ从叶氛械恼蕉范釉保戳斓疾渴鹣蛲瞥隼吹挠遗煞椿鳌Ｕ绶从移诩湮揖醯梦蘖模鞘毕卣写姑挥写玻孟袷窃诼グ迳习谙樱虼顺商熳グ澹吹奖鹑顺檠桃簿拖氤椋员慊焓奔洹Ｎ衣虻谝话淌呛炫谔ǎ鄹竦土愕模跹С槭被拐娌缓檬埽萌菀撞虐涯前坛橥辏腥私形衣蚝玫愕----牡丹，我于是买了包牡丹来抽，从此我就开始抽烟了，大跃进打夜战也抽烟，于是就有烟瘾了。后来几次戒都没戒掉，到现在近五十年烟龄了（应扣除中断四年）。　　接着是参加肃反。那时只有十几岁的我，肯定当不成历史反革命，只好陪太子攻书了。照例每个人都要交代自己的历史和家庭情况，我当然也要写。可能是写得随便，挨了批评，说我写家庭成员没写清性别，这样我反倒有话可说，称父亲母亲还有必要再进一步补充性别吗？　　再接着就是学习教育方针，那就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那段话：“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好像是每一次学习都要帮助一些人或者整一些人，我小学时的某老师也许是县里学习的骨干，就来动员我，要我帮助我的小学斑主任郑仰明老师，说郑老师有什么问题，他都是我的教师，他能承受学生莫名其妙的帮助吗？我当然表示为难了。　　经过学习之后，第二期就开学了。司湾那地方我不想去，据说那个汪支书还不欢迎我，怀小的张校长又对我进行了一番教育，才让我去三元小学去接接胡世全的班，胡是高中毕业生，准备考大学。三元小学的组长是温自坚，由他排课，组织学习等。另外还有王茂辉、王和永、郭昭明、肖声群等人。对温自坚、王茂辉，大家都习惯了称温大汉、王大汉。对我可能面容带老相，从工作起不论是三元小学、还是后来的叙永一中、自贡三十二中，都喊老张，从没称过小张。对其他的人，往往直呼其名。我对女老师要稍客气一点，称某老师。　　到了三元小学，我才有点像小学教师了。从学校环境来讲，那毕竟是正规的小学，有一至六年级，上下课有钟声、铃声指挥，学校有伙食团，老师们各有一间寝室，我当班主任那个班的教室里也有桌凳，我除了上我那个班的语算课，还上五六年级的课。好像我的第一堂课就是跟高年级的学生上自然，讲摩擦生电，上课前因为我的衣着平常，个头还不及有的学生高，他们以为我是外面来耍的。当我抱着起电机走上讲台给他们上课时，才知道我是新来的老师。紧接着就是讲发电机、电动机，幸好我还在初中物理课中学了这些内容，而怀德中心校又还有这些仪器，我毕竟把它讲下来了。当时我不到二十岁，我的学生竟有二十五的。也许是这个班的学生比较听话，也许是我的讲课还不太糟，假如一上讲台就砸锅，那真的成了在司湾不受欢迎，到了三元又被轰了。那张校长就更有话说了。　　这个班的女生年龄跟我差不多，大不了小几岁。有一次同老师们到一个女生家里，她对我不论说话的声音，笑态，眼神，以及接触我的动作，都好像流露出对我的情意，让我有对姑娘的好感。她嫁人以后我有点“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觉。而我当时还是落魄时期，家境很穷，真的还没有谈恋爱的条件，也不敢谈恋爱。因为中小学教师跟学生谈恋爱，那是要受到谴责的。那时有个教师被逮捕，就是因为奸污了女生。以后我从事教育工作几十年，的确有女生对我有这方面的意向，都被我婉拒了。不久我们又停课搞中心工作，那是带上被盖下生产队，住在一个学生家，那是一家殷实户。学生有三个哥，哥下有一个姐，当时正在读怀德农中，她喜欢问我学习方面的事，有一次我买鱼，这家的邻居就说我是送老丈人的。人家是四男一女，家庭富裕，未必就看得上一个落榜初中生。以后就不知去向了。这类事还发生过，大都因为同一原因，不会有结果。倒是因为要搞扫盲，就要动员当地的高小毕业生担任民师，我曾经反复给两个年轻女人做工作，这本来是一本正经的事，而且我还对她多严肃的，想都没想过谈情说爱的事，倒还有议论了，而且三元小学的领导温自坚找我谈话。后来我就不跟她们打交道了。这几年胡伯琼也经常给我写信，因为她家里不欢迎，此时她的文化档次比我高，我还就不抱希望，她居然还带上伙伴找到三元小学来了。有一次是她带上堂妹胡伯勋一起来的。有一次是跟赖升玉一起来的。因为我落榜之后，我们之间分手的可能性就太大了，所以还不敢热情接待，怕同事们产生误会。为这事胡伯琼多次责怪我对她冷淡。同事们因此知道我是有对象的。有时开点玩笑。要是我后来没考上大学的话，肯定就是分手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我的思想行动真的不适应，我住的那个队离徐场很近，大概有两三百米，碰上有同事去徐场，我也就去了一下，回来就挨了大队支书的一顿批评。抓生产进度，别人会吹牛，说完得成，我只说老实话，完不成，又挨了一顿批评。但也还有顺心的时候，有一次公社书记赵九成检查工作到我住那个队，他询问我这个队的各种情况，我好像在本子上事先准备好了的，对答如流，不久我和另外一个人被通知到公社，说是要保送我俩读大学，是成都工学院。当时怀小的李佑霜调到公社办公室，把我的家庭成份由贫民改成了贫农，于是以后我就填贫农。我们持公社的介绍信，到县委宣部填了若干张表，好像还到医院参加了体检，真像即将要读大学的样子，那真是说不出的高兴。尽管这事未成，但在我的档案上可能有这些资料，十多年后我在叙永，曾经听到叙永武装部罗永福说贫下中农保送我读大学的事，我想可能就指这件事，因为六八年我进入县革委常委时，武装部的同志搞了我的政审，自然不忘这些好事。五八年下半年，是郑仿才当怀小中心校的校长，指定我当辅导区低年级教研组长，虽然没干什么工作，也算是对我工作的认可。在大跃进的年代里，提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那年月人们的脑子热很，例如要大炼钢铁，一天夜晚，锣声一响，通知所有村民到管区即生产大队办事地点开大会，会上王支书宣布在几点钟即天亮以前，把自己家里的铁锅等金属送到管区作为废铁卖，过期则一律没收。那时的百姓真听话，有如雷厉风行，只听远近砸锅之声，不一会管区大院里就堆了一大堆铁，再接着就是挨家挨户地搜。把老百姓家具如衣柜、木箱上的铜制板扣都取了下来。那时叫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怀德镇小河的堰坎上弄了个小电站，也就有了电灯，各生产队办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公社书记还想给社员发工资，但没过多久，从公共食堂分回来那点吃的就填不饱肚子了。所谓共产主义就成了泡影。　　我原来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属于农村，那时城乡差别很大，好像就是这一年王茂辉把我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迁到了怀德小学，业务上又受怀德小学领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怀德小学，三元小学只不过是怀德小学下属的一个村小，遗憾的是我当时不懂得这些，填履历表总是填三元民小，而这所完小里属民师待遇只我一人，不存在单独的三元民小。假如我是像别人一样，填怀德小学，可能我的待遇就不同了。因为我参加教育工作的时间就该填1957年而不是1964年，大学毕业工作一年后有可能定级而不是转正。甚至读大学时还有可能申请调干助学金。与我同属一种情况的另一个同学就是这样。　　一九五九年,因彭德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国各地的人，思想稍微跟不上形势，就可能被扣上右倾的帽子。泸州有个邓自力，怀德有个熊端华就是被扣上了右倾的。好长一段时间，就是拿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态度来看一个人，就连吴玉章把回荣县看到的真实情况反映给中央都受到影响。在一次集中学习中，当时我校的温自坚对亩产万斤说了一句不相信的话，就挨了大会批评，因此当时要想不犯右的错误，最好跟着讲假话、大话、空话。明明是饿饭，还要说形势大好。我的伯父张光显就是死于这年，第二年我父亲死去。这一年我去参军，先胡伯琼还来信支持我，过几天就换调了：说“死都忠于你，死都死了，怎么能忠于你呢”。不知什么原因，我又没去成&。　　这一年三元小学的行政组长又换成谢文璧，他原来是属泸县的，可能是乔村划归富顺，就成了我的上司了。这个人喜欢表演，曾一度调到县里去采风，他教态好，高年级的学生比较喜欢他。由于谢文璧的兴趣爱好，加上王茂辉的积极参与，大概是拿勤工俭学的钱，我校制了少先队员们行进队伍中的乐器，我过去没玩过，这时也就学着玩，例如打大鼓有开头、结尾，那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中间再加花样，打大钹与大鼓同步。真还玩得起劲。　　有一次谢文璧带我们去泸县的兴隆小学去交流，自然有他创作的节目。最得意是由一个漂亮的女孩和一个帅哥表演的哥妹对唱，叫做《幸福花》。唱词本来简单，但唱时插进一些衬词，还有点味道。那唱词大致是男生起：“妹呀，妹呀我的妹呀，你头上戴的是什么样的花哟，你要对我说。”女生应：“哥呀，哥呀我的哥呀，我头上戴的是喂啦呀儿闪啦呀儿色幸福的花，我要对你说。”我也搞了一个节目，莲花闹。一人领唱，众人和。那是表扬我班学生张忠远的，他是班长。唱词我一句也记不得了。这个班的小孩还很有些讨人喜欢的。如徐伯崇、王万森、徐伯全、刘忠良、罗世林、牟友芳，这些人儿时形象至今依然在目。我把他们教到小学三年级，对他们还真有些感情。&&&&&初中毕业落榜教三年小学，然后考上了大学文科，毕业后教中学，弊少利多。弊就是高中三年的数理化、外语我没学到。利则多了。一是少读三年高中，少一大笔开支，那时我们家是无法承受的。民小教师待遇差，毕竟能自食其力。二是跟同年毕业的师范大学生比我还多了三年教龄，到工资改革时我的教龄有三十八年，又上一个档次，跟同年毕业的大学生比，我多了一级工资。三是进大学后跟班上没工作过的同学比表现出优势。四是到中学实习和后来分到教学岗位上我是轻车熟路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教小学三年时，即便讨个农村文盲妇女，人家都可能看不上。一当我进了大学，倒成了本校女孩喜欢的男孩了。只不过此前我已经有了对象。虽然在高考前她给我来信说：“你别等我了，我已经┄┄”但一当得知我考上了大学，那又换一种说法了。而且我还真怕别人说我是陈世美。　　这一年我的小学同班、初中同年级、工作同单位的同学王平树考取了西南民族学院，他跟我是同类型的人，我第二年考入西南民族学院就是受他的影响。尽管事前没跟他联系，但听人说王平树谈起西南民族学院的生活很好，在那灾荒年代里这确实是有诱惑力的，再说只要是大学，我能考取就喜出望外了。因此填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就填西南民族学院。那时对民族地区的艰苦一无所知，从电影里看，那里的山、水、人，都可爱，真是花花绿绿呀！招生广告说的是培养民族干部，也没说培养中学教师，就是当教师也比那时教民小强得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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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5:23:07
四&&&少时多难苦攻书&&&&&&&&&&&----从辍学到读完初中　　1951年春，私塾停办，年已四十多的父亲（我们喊“七叔”）没有找到工作，我们一家六口饿饭的日子开始了。开初七叔带着我到泸州亲戚家去混饭吃。想找点事干。泸州李姑婆下面有大表爷、三表爷、四表爷，&大姨妈下面有陈老表，他们都是做生意的，也就是老板。&解放之初当老板也不是好事。我们这样的穷亲戚到哪里都不受人欢迎。我记得当时春寒料峭，我是整个冬天都穿的是两条单裤，在亲戚家还打着哆嗦。遇上下雨，脚上的布鞋出不了门，就只好打光脚板，脚贴在那冷冰冰的地上，好像从脚底冷到了心窝。父亲既然不能教私塾了，总得要谋生，他一时还放不下架子去沿街叫卖，就拿我做试验。李大表爷家开麻糖房，除了售生麻糖给小贩外，还售麻杆、麻饼。这麻杆、麻饼，是外面裹了一层炒熟了的芝麻，吃起来很香；“杆”和“饼”是根据它的外形来区分的。父亲让我端着一个簸盖，到李大表爷处捡了些麻饼沿街叫卖。不知道是我不会做生意还是当时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本来就低。所以早上端着出去，到了中午该回来混饭吃时并没卖多少。下午出去，到晚上回来依然如是。老在李表爷家混饭吃，人家的脸色也不好。而且除了父亲和我在泸州之外，怀德老家还有四口人，等着要饭吃。不久我们就回怀德了。&&&&回怀德也只能做点既不花太多本钱又不太费体力的小生意，或者是背一个背筐，上面盖上簸盖，到了集市将筐里装的货如针、线、钢夹、纽扣、顶针等往簸盖里一摆，再将簸盖仰放在背筐上，自己找个坐处，就可以叫卖了。这生意有时半天不开张。或者是提一个提篼，篼里装着要卖的货，沿街叫卖。我提筐叫卖得最多的是火柴，当时我们家乡还称做洋火，说明连火柴也是从外国传来的。当时我们家乡的火柴我知道有两种牌子，一种是孔雀牌，是泸州产的，另一种鸭子牌，记不清是那里产的。两相比较，以孔雀牌为佳，我就提着筐沿街吆喝：“买洋火，洋火！孔雀牌洋火！”从街头喊到街尾，又从街尾喊到街头。做这生意是买一大包来零售。一个大包内有十个小包，每个小包有十匣。一天之内能卖上两三个小包就不错了。当时是用的旧人民币，数字很大，换算成新人民币，相当于壹分伍一匣，而本钱约壹分贰，每匣赚叁厘钱，一般是叁分钱买两匣。吆喝那么半天，去来几十里路程，实际上生意好点也才赚几分钱。这几分钱也不是转过手就得到了的。当时从怀德到瓦子镇、大坳场、赵化镇是三十华里，到徐场、朱家坪、大坝乡、长滩坝、石道场是二十华里，到海潮寺是二十五华里，只有大头城近点，也有十五华里，当时走的路是石板路，街也是石板街，赚这几分钱不知要跨过多少石板，要吆喝多少声才得到的，那真是早起晚归，一背太阳一背雨呀!&然而全家六口要吃饭，父亲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年仅十三岁的我，这时是长子，也只能在父亲的带领下做这种生意。当时安怀砦每天赶场做生意的还多，有卖水烟的，有卖家机布的，有卖干货的，这些生意一是还要多点本钱，二是还要劳动力。当时没有车坐，全靠步行，卖的东西多，去来五六十华里，完全得肩扛。我们家乡当时有用二篾编的，成四方形，上面有盖，能罩住下面主体部分，叫包篓。能装很多东西，扛在肩上，随着脚步往前踏，只听吱嘎吱嘎的响。父亲和我既缺资金，又缺劳动力，只好背背篓，提篮筐，去赶溜溜场。当时三弟不满十岁，下面两个妹就更小，为了减少大家都挨饿，父亲将三弟送给一个远房弟兄张荣发做养子，而那家人虽然有两女无儿，也只是把三弟做劳力使用，没有让他读书。我们家暂时少了三弟，都还有五口人。母亲是家庭妇女，几乎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就起来给父亲和我弄饭，六七点钟把我们叫醒吃了饭，我们就去赶场。她的针线活在当时还行，常有人请她缝衣做鞋，好像没有资格讲价，总是做了人家不让白做，做完临走时，人家送点粮食之类，拿回家充饥。由于那时我常常饿得心慌，有时卖点钱或自己卖的吃的东西如粑、饼、糖之类拿来吃了，在父亲那里就对不起帐，最后就是挨打。这就是我一生中最没脸面的事。　　也就是一九五一年，搞土改，就贫雇农来讲，分到土地是值得高兴的事。我父亲也想全家六口分地，当时母亲和两个妹好像都在泸州三舅家，父亲分地这一决定，实际上把我们全家带向了贫穷的道路。因为这以后我们全家就成了农村人口，成了不是农民的农民。相当长一段时期（大约四十年），城镇人虽然不种粮、不养猪，却能吃到国家计划供应粮、肉、油、糖、香烟、肥皂等等。城镇人口好经商、好找工作，好找对象，而农民呢，有可能辈辈代代受苦受穷。父亲是书呆子，叫他做对联、写祭文倒还可以，叫他做庄稼、下苦力则要出洋相。他要是在山上干活，农民要讥笑他，干部和工作队的说不定要骂他，那时能够下体力的，一般是工人农民，是最光荣的，不能干粗活的，好像就是地主资本家之类。父亲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单凭这点就可以视为劳动改造的对象。母亲是家庭妇女，一向擅长于针线活，也能对付旱地里的活路，但下田则不行。因此年仅十二三岁的我就不得不成为家里的主劳了。我后来身材不高，除了缺乏营养之外，也可能和挑担过早有关系。还是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就挑水，那时安怀砦内住的人要到砦外马鞍田边一口井里去挑水，那井离我家可能在五六百米之外，而且一直爬坡，一挑水要在路上歇两次才能挑回家。那时我年纪不大，但下体力还好胜。跟同年段的人比，桶要比别人的大，还要跑得比别人快。我们家分地后，那挑粪便的距离更要远得多，至少要多两倍以上。我们分的田地，离住房老远。可能是肥搭瘦，在向坝子大路两旁是五口水田，是正冲肥田。过路的人不少，也就是我父亲干活出洋相让人评头品足的地方。在天堂背后又分下好几块鱼鳞式的梯田和一块大土，在那里种庄稼不仅离家距离太远，而且付出得多收获得少。那田土是黄泥，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也就是无论天晴天雨都不好用锄。那些田可称天上田，要种水稻须从山下河里引水，那时还没有抽水机，只能靠人工水车。第一年种庄稼用水车，没有十层也有八层，得两三桌人吃饭，而且租人家的农具还得付出，而且车水水要从别人的田里过，倒是把别人的田灌上水了，人家还没感谢你。除了车水之外，犁田、耙田、栽秧、薅秧、打谷，都得请人干活。到秋收时，水稻晒干，上了公粮，好像都是别人的了。那我们吃什么呢？上半年往往是背着背筐到地里，摘下南瓜、丝瓜、豇豆、茶豆什么的，煮一大锅充饥，下半年则是吃红苕，还有就是到田里去挖一两莴芋头，芋子和芋母一起吃。这些东西现在看来是好东西，而当年却是过的穷日子了。当时分地不按面积计算，而是按估产计算，一人分一石五斗二升，六人就该分九石一斗二升。这些田地，除了三弟在外替人家当儿，除了两个妹年幼，除了父亲学做庄稼天生学不会，就剩下母亲和我在行一点，母亲在堰塘被淹虽然得了气喘病，但原来就种过菜地，抛粮下种有经验，我肩能扛好几十斤也能看别人干活就跟着学。因此我就是主劳了。除了把大粪挑到远而又远的天堂那边，我还要下河去挑水上山来冲，舀粪浇地就是母亲的事了。　　在我做小生意和做庄稼的时候，看到同龄的甚至比我还大的人都幸福地背着书包去读书，是我当年从没读过的公立小学那真是羡慕极了。　　我虽然曾经读过几年私塾，但那是没有学历的。如果不再读书了，那我和我的后辈就不知该过什么日子了。我的一生有时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怀德小学的周旭老师到我们家至少来过三次，做我父亲的工作，要他让我读书。我父亲本来就是书呆子，而且是因为学历低才被打破了饭碗，按理他是会支持我读书的。无奈当时我是全家的主劳，不论是做庄稼还是做小生意都得要我，所以迟迟没同意。周旭老师（后来是我的同事）是我的救星，她数次亲临寒舍，终于做通了我父亲的工作，让我在不误庄稼的前提下去读书了。也许这年是我们家乡动员工农子女读翻身书的最后一年。要是没遇上这一年，要是没遇上周旭老师做通我父亲的工作，那就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因为这以后我的班主任郑仰明老师的儿子郑国忠小学四年级初小毕业，没考上高小就还等来年再考。尽管是本校教师子女都还不能开后门，让师娘把郑老师数落了一台。　　我去怀德小学读书时巳近半期了，是插小学五年级上期，叫高小一册。插班前单独考了一下，考语文我能对付，考算术我没正规学过，真还拿不准。然而终于接纳了我。当时真是穷得很，学费交不起，就得拿着打狗棍到村农协会主任黄荣武那里去开证明，好免费。黄荣武没好气，数落我父亲庄稼没人做，居然还让儿子读书。以后每开一次证明就数落一台。期期如是，直至初中毕业。学费免交，书本费也有困难，我第一期只买了语文和历史（也可能是书不够），作业本自备，是用己经用过一遍的纸的背面来作业本。刚开始是一个姓肖的女老师当我们的临时班主任，把我安排在我后来的女友发展为爱人胡伯琼同桌，那时胡伯琼家已经从安怀砦搬到了白塔扁，这之前我俩没谈过话，留在记忆中的是在安怀砦一个女孩用一担小桶挑水，当时我也挑水。此时是同桌开初也没话说。上起课来觉得跟私塾比起来要新鲜一些。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不像私塾一个学生一段时期就读一本书。每天早晨还要开朝会。肖老师开朝会是让班上学生轮流上台讲话，我当时是农村孩子，如果能躲藏那会躲藏的。肖老师非要我上台不可，却让我打了上台讲话的基础，因为第二学期六一儿童节，作为学生会的学习委员，学校要我面对全校师生和家长们讲话了。因为有这第一次，才有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这为我后来担任教师上公开课以至于后来当教研组长、当群众组织头儿、当县革委常委上台讲话开了一个头。我那时觉得上好多课，自己没有书，一是比较专心地听，二是悄悄偷看胡伯琼的书。我记得易先富老师教地理课，讲山西省，我就侧头看胡伯琼的地理课本，不一会就全文能背诵了。有些课例如小学历史有的老师讲得好，学生只须听就行了。尽管就这么两本书，我还是幸运地对付了半期考试和期末考试，当时比较严格地实行升留级制度，到期末发成绩通知单，我们全班几十人只有八个人升级，其中有我。其余的都得重读，叫做降班。　　因为我在这八人中，可能还比较好，开始得到了老师和同学的认可。我的同桌胡伯琼对我有了好感，说我的文字科学好，希望以后互相帮助。这以后我们没同桌了，她有时从家把煮熟了的玉米棒带来分给我吃，不知道她是否喜欢上我了。　　那学期成立少先队，发展第一批少先队员，快满十五岁的我，还没引起大家注意，就没批准，第二期我就超龄了。为这事原来我们班上的同学张秀英不知是什么原因，几次向我表示欠意，为我不得加入少先队惋惜。大概是我这期的成绩令老师满意，第二学期我就当了校学生会学习委员，而且还在六一儿童节那天向全校师生和家长讲了话。那次六一儿童节搞得很隆重，全校学生都发了馒头之类。　　但我那时也是不大守规矩的，那时怀德镇天后宫经常有剧团来演戏，我经常翻墙钻洞去看，因为没钱买票。看戏之后也就摹仿着唱，还要手舞足蹈，有一天就在读高二册的教室里垒上桌子唱了起来。这事被老师知道后叫了我们两三个同学去站办公室，大概是站得无聊，突然发现油印机旁边地下有揉皱的纸团，展开来一看，正好是过几天就要考我们的历史题。这消息很快就让班上的同学知道了，成绩差的同学看到了题还不知如何答。他们邀约起来问我如何答，我自然有求必应。到考历史那天，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没料到这消息很快被高三册的同学知道，被学校领导知道，在大家答题正起劲时，外面传来“张世骢出来”，于是历史重考。　　教我小学历史的老师有四个，我最欣赏的是谢文渊和李泽孚。李泽孚讲中国古代史，讲周幽王宠爱褒姒点烽火台逗娘娘笑以至于后来西周覆亡，话语不多给人印象很深。但上课时间很短，后来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就清出教师队伍了。后来是林老师、陈校长教历史，虽然也讲故事，如石敬塘当儿皇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但总不那么感人。谢文渊教导主任教六年级的历史，也就是从高三册教起，他一进教室像尊塑像凛然地立在讲台上，只见头部五官在动，头也在摇晃，两只眼睛特别大，目光像是盯着你一样。他好像亲身参加过那些历史事件，而且也把你带到历史事件中去。他在讲述中把林则徐大义凛然，谭嗣同临危不惧，杨秀清嚣张跋扈，黎元洪在武昌起义时从床下拖出，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被逼抗日，表演得惟妙惟肖，而且条分缕析，一清二楚。我后来在中学学历史、在大学学历史，就没这种享受。我的地理也是小学就打好了基础，分省地理每个省都临摹画图，为六一儿童节展出，地理老师指导我画了一幅中国行政区图、世界地图。我后来考大学文科，要考史地，我好像主要就是小学时学的这些东西。肖老师当班主任没有多久就换成郑仰明老师了，李泽孚是反革命是郑老师宣布的，郑老师给我们讲算术，将一个圆从中破开，说这是二分之一，我才知有分数。郑老师学历不高，仅初中毕业，教算术是他的拿手好戏，教语文不是专长，但他比我刚进初中时的某语文老师还教得好。在高三册时我当班长了，郑老师教语法，板书：“张世聪是班长”。五四年我们考初中。当时是全省统一命题，我们怀德小学只我们一个班就考取了二十多个，这之前怀德小学一届只能考取两三个，有的学校还一个都没考上，考的学科好像就是语文、算术两科，这两科都是郑老师教的。到七十年代郑老师教初中语文了。据说很受欢迎。　　那时男女同学之间有一点接触，旁人还更敏感，有个女同学到我们家吃了一顿饭，因为我俩同称一个人为褓褓（干妈，我死去的哥的干妈），就是干兄妹，有同学就唱一首情歌来取笑。当时班上有一对，我们叫她p和m，大家明显地感觉到。还有一个女生，我们叫她f，好像也跟谁好。当时我跟胡伯琼还没耍朋友，但有一个同学对我说：“我晓得你跟我的家门好。”我没表示可否。　　到高小四册时，也就是面临着升学和就业了。一天郑老师通知我，要我到富顺县城去开毕业生代表会，我当时家里很穷，腰无半文，郑老师掏腰包，给我五千元旧人民币。虽然折合新币才五角钱，但五十年代，馆子里的钣，新币四分钱一碗。我们怀德小学去的学生代表有同班的朱先树和我，还有往届的骆昌贵。是另一个学校的校长张冰波带队。此前我只步行去过泸州，九十华里，那天去富顺，动身晚，走得急，又翻青山岭，到富顺县招待所住下时，上下楼都叫苦了。第二天便是听文教科张科长的报告，讲的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升学光荣，没升学似乎更光荣，当时全国学徐建春，徐建春好像就是高小毕业留在农村大有作为的。还组织我们去看富顺西湖的荷花，虽是富顺的西湖里的荷花，未必就不如朱自清《荷塘月色》那么美，况且我又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美景，自然是喜欢的。又组织我们去参观农场的农业机械，这是第一次看到了拖拉机，既可耕地，又可播种，这就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