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中国对全球发生经济危机也是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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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我对中国经济学家们是很尊重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怎么说他们也是有一些功劳的。近期以来，我无意间注意到坊间很多网民在不断狠批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有些语言很粗俗甚至有些无礼，本以为是大众一时兴起的失望愤怒情绪或者是思想观点误解，起先没有很在意。后来得知，甚至连“专家”这个在中国曾很是金贵的词，都被因此贬为“砖家”，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了的昔日光彩，不免引起了几多联想和深思。　　在这里，我坦率地说，应该主要是少数经济学家对此“功莫大焉”。其缘由，是其中一些人尤其是少数几位著名人物，总是发表一些让多数网民感到愤慨之论。现在，中国正处在信息化时代，是一个各种实践和理论信息已经十分丰富的社会，普通老百姓包括吾辈的思考力籍此会大大提高。如果任谁以为可以靠权力地位、权威专家包括什么学术金字招牌唬人，真是越来越困难了。对事物包括经济问题有不同意见，这没有什么。我本不想参与其中，但后来看到极少数经济学家的言论越来越出格，凡事似乎总是以与人民或者是政府大唱反调为能事，不仅不考虑或者说很少考虑大众利益，甚至不顾国家利益，在面对罕见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发表一些实际上起到同海外某些敌对势力里外应和作用的言论，就不能不说话了。　　美国是个多元化国家，有所谓的言论自由。但是，在重大问题上，在关键的时刻，绝大多数美国国家精英也一定是维护国家利益的，在“911”时期和反恐问题上表现尤其明显。然而在中国，在这个爱国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度，此刻竟然出现国家“精英”轻率地公开指责国家和政府的现象，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思想理论观点可以有对错差异，国家民族立场不可以有偏移动摇。任何一位所谓的专家，都不要以敢于挑战国家利益为能事，以为自己是特立独行，以为自己是英雄好汉。这在政治上不是天真糊涂，就是蓄意而为，是在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我由此甚至想到当年的卖国汉奸汪精卫，竟然以为自己的作为是在爱国爱民。　　据凤凰网财经讯报道，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2009年年会，于2月16日下午3时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其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年会上做了题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演讲，他表示，凯恩斯主义是政府最喜欢的策略，所有政策都是不考虑长期的后果，只看到目前的利益。他建议中国经济学家少一些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他表示，中国对全球发生经济危机也是有责任的。　　对此，我想问一问，中国究竟要负什么责任？中国的责任到底有多大？作为一个中国人，在这次严重危机到来之际，现在是不是轻率提出中国责任的时候？这会产生什么国际效果？如果我说，这次危机，连非洲大猩猩也有责任，大家信不信呢？我相信，这在理论上是一定可以找到逻辑联系的。经济学家看复杂问题，不能思维简单化。不能以为自己在秉持某一理论，据此理论在逻辑上的推理是对的，在实际问题上就是对的。我看，这种思维与当年中国政治革命初期的王明等人，没有多大距离。恕我直言，在中国发展时代的今天，我们的经济学界，也有很多食洋不化的经济学上的王明。　　张维迎表示，凯恩斯主义就是寻求推动的，现在要搞消费，理论上是非常荒唐。　　众所周知，凯恩斯理论只是西方五花八门经济理论和主张的一个大门派。其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罗斯福曾借此挽救了美国经济。中国政府包括各个地方政府，从来没有宣布过自己要奉行凯恩斯主义，更不会是“所有政策都是不考虑长期的后果，只看到目前的利益”的。至于各级政府根据中国实际情况，采取某些也许是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具体政策，不能简单称之为凯恩斯主义。现在，国内多数人尤其是实务领域人士的共识是，中国的消费比重不够。既然消费不足，实践上推动消费，如何就成了荒唐？难道全中国的老百姓，比全世界人日子过得都好，甚至比所有美国人都好，需要限制消费了？　　报道还说，张维迎认为，中国的居民储蓄，1996年已经下降，而不是上升。居民消费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也是下降的。前几年称8%的数据是由2%的人口造出来的，但是社会保障不够，没有社会保障，人们担心未来没有收益保障，这显然是不对的，好多地方是非常的荒谬的。社保是不是能够推动消费，其实就是用政府储蓄代替个人储蓄而已，借你一百块钱，你花七十块钱，把三十块钱存下来。政府消费的话，拿到这三十块都消费，在未来可能造成国家的破产。30年代大危机有好几处跟亚洲危机非常类似，即便价格维持不变，但是地产泡沫，股市泡沫，高投资。简单地说，如果政府的利率政策，信贷政策，本来该投资的投资，本来应该买房的就买房，所以到一定程度会掉下来。所以他们能够预测到危机。其实一旦价格开始上涨的时候，通货膨胀的时候，已经晚了，灾难已经临头了。　　这里张先生的语言有些混乱和支离破碎。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没有认真准备，还是情绪激动所致。也许是报道者记录上的问题。在我看来，从长期效果而言，社保制度的建立，是有助于鼓励公民消费的。至于是不是由政府来花些钱，这个不重要。关键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中国此时需要推动社保。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保制度，是世界特别是西方政府管理市场经济形态社会的基本经验，且不说这也是来自左翼压力的推动。我想说，中国人民也有权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享受逐步完善的社保制度。至于经济风险分担，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入研究和控制的问题，但不能因噎废食，据此而不完善社保制度。把解决当前危机和推动社保发展结合起来，是抓住时机、综合考量、长短结合来应对危机的正确思路。这也是建立国民良好经济预期的重要举措。在全世界股市普遍低迷情况下的中国股市，已经做出具有独立行情性质的上涨反应。既然是经济学家，应该能识别这个信号。一位负责任的中国经济学家，此时此刻，应该多做些促进国民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和政府增强信心的工作，而不应该是与此背道而驰。　　张维迎建议，中国经济学家要重新看待凯恩斯主义。按照奥地利派观点，目前无论美国，中国这些救市政策是只能延缓危机，是把危机的时间变得更长了，而不是变得更短。二次大战，大家都认为罗斯福解决了危机，保护关税法，解救银行，所以现在可能面临同样的问题。该破产的不让它破产，该死的不让它死。现在危机变得越来越严重。当然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凯恩斯主义是政府最喜欢，而政府的策略是什么，政府的所有政策都是不考虑长期的后果，只看到目前的利益。而积极的政策，一定要使你忍受转型的痛苦，这样才能使你获得长期的好处。　　如果一位患者得了很严重的急病被送进医院，一个具备基本医学常识的医生都知道，当务之急是控制好患者的基本生命体征，保持血压、保持心跳、保证供氧，换句话说，起码得保证患者首先是活着的；然后再处理手术去腐、均衡调整等其他问题。在经济学上的救急，道理也是这样。此时，要投资、消费包括出口，三驾马车一起去推动，而不能简单化地偏执于一端，甚至抱着听之任之态度。如果是像张先生这样的态度和主张，人们就会如未开化时代那样，得病不会医治，也无需进医院了。同时，我还觉得，一名好的医生，在救急时不能简单化地相信患者的自我调节能力，要及时介入，来帮助患者恢复健康。同样道理，在经济学上，不要过于迷信市场的自发力量。现在，世界经济出了大乱子，难道不是过于迷信市场调节甚至是市场万能的结果？难道不是自由放任甚至是故意放任的结果？我看，张先生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上的认识问题或者说思想问题，不是没有知识，而是没有常识。他被理论枷锁框住了，某一理论上的偏见被放大或者说单线逻辑推理限制住了他对常识的领悟和把握。说得尖锐一些，还望张先生海涵。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嘛。政府官员或者说政治家的思维，不同于专家学者的差别也许是，更加关注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关心在实践中什么是真正可行的；一旦理论和实践产生矛盾，尊重实际而不是服从理论。解决经济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问题，一定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从民情出发，不要照本宣科、照搬照抄某一理论包括某些经验。西学东渐以来，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推动当代中国的科学发展，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少些西方书本理论，少些境外立场偏见；多些中国特色实践，多些民本体恤主张。我建议，张先生这样的中国专家学者们尤其是顶尖人士，应该多些开动脑筋，多些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盲从西方。中国的人文领域，特别是事关中国实际发展的经济、政治等重要领域，出现一些应该及时遏制的理论和实践乱象，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领域中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少壮人士偏少了些。当然，这也和中国过早文理分科不无关系。　　张维迎还希望：中国经济学家，少一些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多一点奥地利派的主张。　　我想说，这个救急的时候，不要再拿西方经济学理论上的所谓派别标准问题，来为中国人机械划线。中国人是在解决自己的现实问题，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西方理论可以借鉴，但不应作为裁判是非对错的依据。　　张先生认为，如果中国人民币的价格不这么低，就不会有这么多外汇储备，不会有这么多的货币发行，这次经济危机就不会这么严重。所以这次经济危机中国是有责任的。不是中国资源配置的影响，而是全世界资源配置的影响。 　　这是简直是倒因为果的说法。中国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参与者。中国尚不具备主导国际经济的实力，这个可以用中国经济所占比重的数字说话。这是国际经济界的正常看法。怎么国际经济出了问题，居然是因为人民币的价格低？难道我们要听从不久前还在大肆鼓噪的某些心怀叵测的外国人尤其一些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话，放任人民币快速升值？难道作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不知道当年日本被美国如何修理的惨痛教训？难道张维迎不知道人民币一旦快速升值，会严重降低中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而伤及长远后劲？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外汇储备，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会大大降低，国门大开的中国就会被外国资本所左右。我们现在之所以有一定的国际经济话语权，正是因为我们有必要的能够左右对方的经济力量。这些，居然成为中国需要承担世界经济危机责任的因由。我真的不清楚了，张维迎是不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分子。他在站在什么立场说话？我想，这样的经济学家，中国还是少一些好。我也希望，张先生能够及早醒悟，真正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　　原文地址：
（责任编辑：方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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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经济热点学期论文：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的机会
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的机会金融危机形成原因 此次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 最根本原因是美国房价下跌引起的次级贷款对象的偿付能力 下降。美国居民储蓄率却持续下降，当美国居民债台高筑难以支撑房市泡沫的时候，房市调 整就在所难免， 进而导致次级和优级浮动利率按揭贷款的拖欠率明显上升， 无力还贷的房贷 人越来越多。 一旦这些按揭贷款被清收，便造成信贷损失。次贷危机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致使华 尔街主要金融机构或者倒闭，或者被接管，华尔街辉煌的时代已经终告结束。 中国在世界经济危机中的机会在哪里？ 危机开始，中国有两种倾向性。一种意见中国根本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认为金融危机是 美国的事， 和我们无关。 一种是非常骄傲自大， 说美国现在不行了， 只有中国才能救美国了， 中国增加或充满了崛起的机会，不少人主张趁机到华尔街去抄底。现在看来，持第一种意见 的不多了，只不过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像对美国、对欧洲影响那么大。究其原因，并不是 中国的经济体系、金融体系比欧美的好，而是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第二种 意见是不研究自己，盲目自我膨胀。其实，美国经济的基础面并没怎么坏。坦率的说，改革 开放以后， 中国一半的经济体都是外向型， 中国的一只脚已经揣到美国和西方的经济体里面 去了，很难拔出来。因此，中国很难对西方的危机置身事外。就是说，中国要和西方共同应 对危机。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想去华尔街抄底，那也是有风险的，即使中国想去，美国也 不会让你去。 任何政府都会有地缘政治以及国家安全的考量， 所以任何经济问题都有可能转 化成政治问题。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因为需要中国的外汇而放弃自己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到 目前为止，美国要求中国购买的是美国的国债，而不是美国的技术。 冷静思考我国的现实， 在这次危机中我们的机会在那里？我认为， 不是出手“江湖”， 而是要在危机中保护自己，完善和发展自我。 第一、要从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入手，集中在社会改革方面增加投入，通过社会改 革来建设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就业水平，提高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和环境保护等 社会保障制度是内需社会的基础性社会制度。 我们每到欧洲这些国家， 都会看到这些发 达国家的福利程度非常之高， 考察一下， 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是在经济高 速发展多年后建立起来的。没有一套好的国家制度，即使经济总量再大，人民的幸福指数也 不会提高。这次危机实际上提供的机会，不是用庞大的外汇去华尔街抄底，而是利用现在有 那么多的外汇， 集中财力来做几件大事， 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否则， 那么多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流转，实在太危险了。 社会制度是中央政府借此提供公共服务的机制。所说扩大内需，就是要在保障人民的就 业，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增强人民的幸福指数上下功夫。在西方，很多社会保障和福利制 度就是在危机中建立起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系，支撑了全球经济体系。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 中心，为全球经济提供服务。但另一方面，中国内部的经济体系是非常不发达的。美国和西 方的经济发展， 都是内部扩张完了再向外部扩张， 而中国是内部扩张还没有开始就往外部扩 展。 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国有很大的机会来提高内需。 问题是中国提高内需的条件还很欠缺， 至少缺乏支撑内需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在英国，如果一个家庭有几千英镑的存款，他们会高 兴得不得了。对他们而言，存款没有什么用，看病不用很多钱，上学不用很多钱，有点钱就 到处旅游，到处买东西，澳大利亚也是一样，社会保障让没有工作的人也可以生活，甚至多 生几个孩子，那些国家包下来的福利足以让你安居乐业。但是中国人存钱是因为没有依靠，看病要自己花钱，上学要自己花钱，什么都要自己掏钱，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叫存 款，世界银行称中国的存款叫做预防性的，就是说为了自己的生存。这跟西方意义上的存款 是两码事。是不是这也是中国高储蓄率的文化原因。中国不把社会制度建设好，而让老百姓 去消费是不可能实现的。 越是危机， 老百姓越是不消费。 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的改革， 使得老百姓有动力去消费。 而国内消费市场一旦打开， 就是非常大的市场， 尤其是农村市场， 更是大的不得了。 第二、 要从建设内需社会为起点， 在应对危机的同时， 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近年来， 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快，经济总量迅速扩大，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论速度领跑世界第一，论总 量有的不比发达国家差， 可是论人均论效益所有指标的排名都在最后。 且国内经济发展潜在 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的暴露出来，能源紧张，耕地减少，环境污染，货币过多，物价上涨，差 别拉大， 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人民的实际幸福指数受到挑战， 追其源盖出自于经济发展方 式的粗放性。长期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物质消耗，高投入、高增长、低效益、高 污染，去换取 GDP，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如果把资源浪费和环境修复的成本计算在内，这 种增长方式所积累的财富要大打折扣。早在十二年前，中央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十五计划又提出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十七大再次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可 持续发展，然而直到今天，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且为经济增长 所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日益增大，又积累了较多的矛盾和问题，我们用中性的词来说， 至少有六个“不协调”。 比如说： 投资、 消费关系不协调； “一二三产业”发展比例不协调； 城乡发展不协调；中西部区域发展不协调；国际收支不协调；收入分配不协调。特别是收入 差距的扩大及其所引发一系列经济、 社会的不和谐， 不仅使矛盾日趋尖锐， 也使我国的经济、 社会发展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表现的日益严重。 我们在“量”的扩张方面的指标， 都以很大的比例超目标实现了， 而在“质”的方面的 目标很多却落了空。最终的结果是：投资不减反增，消费在 GDP 中的比重一路下滑；。以减 少净出口扩大内需效果很差，扩大内需无果而终；依赖工业的产业结构没有改变，服务业发 展依然滞后；能源消耗很大，节能减排的压力依然很大。主要污染物排放十五计划要求降低 10％，结果二氧化硫上升了 27％；可耕地面积按十五计划确定耕地的“红线”，已经失守； 连年以 18-20%的速度扩张货币流通量，发票子机制导致货币总量达到 52 万亿，大大超过实 体经济，外汇储备继续加速增长，国际收支更加不平衡，流动性过剩问题难以控制。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一点，中央和地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我国转变发 展方式就中央来说处在两难状态。急于把投资减下来，速度上不去，已经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就会一齐激化，面对这一系统工程，急于求成，经济震荡。着手于经济转型，又处在中央和 地方的目标差异，只能理论难能实践。就中央的目标来说，着眼的是国家全局，在落实科学 发展观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以五个统筹 （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区域发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为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在地方 来说，则会使落实科学发展大打折扣，因为地方上追求的是 GDP 增长目标、政绩目标，一切 是创造地方财力以当地利益为第一，不管口头上如何讲，只要有 GDP，干部就有出息，干部 又会创造 GDP。至于资源环境、区域协调，甚至城乡协调，对地方和企业往往没有直接的压 力，对地方来讲都是外部性问题，那是国家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一个很难 解开的体制性“死结”，是中国的“诸侯经济”特点。现在，中央和地方大家都大讲科学发 展观，可是真正在经济管理的实践上，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入手动真的，就目前的体制不大 可能，因为中央的目标需要通过地方的工作来实现，而各个地方又有自己的利益取向，不可 能把国家的目标照搬为自己的目标， 这就成了经济转型的难点。 这一点在过去的大多数年代，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情几乎每天无时不在发生，地方与中央的博弈那是司空见惯。想要 从一种增长源，转向另一种增长源，可是很难。由于上下目标的不一致性，我们离增长方式转型的目标还很远。不要以为十七大文件提出来了，大家学习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解决 了，我在网上看到有的地方贯彻十七大文件，说 XX 已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那纯属是忽悠 共产党。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家管理的一项系统工程， 也是宏观机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 要对现有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也还要相适应的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在我国，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 纠正政府的“错位”、 “越位”和“缺 位”问题，其次是发挥市场在经济转型中的积极作用。要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减少或 取消行政权， 将现在政府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 让 市场和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在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经济要 素的资源配置中享有过大的权力， 人为扭曲了资源的真实成本和价格， 造成了资源的滥用和 浪费。以土地市场为例，由于各级政府掌握土地批租的权力，有些地方为了尽快树立“形 象”、创造“政绩”，各种投资项目纷纷上马，特别是随着公共工程投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政府通过招商引入社会资本，权力和资本强强联合，在城市大搞强制拆迁，在农村大搞圈地 运动，虽然城乡面貌改善了，地方形象提升了，官员的政绩突出了，开发商的腰包鼓胀了， 但一些市民和农民的利益却备受侵害， 有的甚至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 为“政绩工程”支 付了惨重的代价。 这方面的教训一再证明， 以政府强力配置资源的方式获得的经济增长成果， 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政府不但要退出产品市场，而 且还要退出要素市场，作为政府只能是为公众共提供良好市场环境，维护人民的权利，为人 民服务，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比如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和社 会救助。 这样， 在把政府行为纳入法治轨道， 完成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的过程中， 将释放出更大的体制和政策空间， 从而为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入更多的生机 和活力。 第三、 政府职能转变了， 地方和中央的目标一致了， 解决发展方式问题就有了基础， 随后要在财政体制、税收体制、物价体制和市场的法律建设上作相应的变革，比如说，把现 有的基本建设预算体制变为公共财政，真正的把从富人的税收补充到教育、社保和贫穷，从 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这次金融危机与其说有外部的机会，还不如说是内部的机会。1997 年亚洲金融 危机以后，中国想创造内需市场，但因为西方没有危机，外部的需求量还很大，所以中国继 续往外部走。但现在西方对中国制造的需求越来越小，中国只能往内部方向来发展。从这个 方面来说， 拓展内部的机会比外部的机会更重要。 中国应当抓住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的机会， 积极推进改革开放，运用现有的国力、财力，把国内的社会制度建设好，把经济发展方式来 一个彻底的变革，不在传统经济发展轨道上“折腾”，中国的复兴和崛起是很有希望的。关于上课的建议老师您上课时平易近人， 教学更是深入浅出， 条理清晰， 易于理解， 课堂气氛也很活跃， 教学几乎完美。 我本来并没有什么建议可提的， 如果非要让我吹毛求疵的话， 我也只能建议： 课堂气氛如果再活跃一点就好了， 毕竟或多或少有点死气沉沉这也许是大多数大学课堂的特 点，所以我希望， 课堂上能多一些讨论，多一些互动，让课堂气氛再活跃一点，这应该更利于知识的掌握和应 用吧。这就算是我鸡蛋里挑骨头了吧。 最后要感谢老师您的悉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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