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民工潮：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来源:凤凰网专稿 17:35
　　民工潮被称盲流潮广东向国务院告急　　解说：当时有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说法，广东最早引进外资，也最早允许外省农民流入，外资企业，私营企业风生水起，劳动密集型企业快速扩张，需要大量外来劳动力从事生产。　　蒲军伍：我记得刚来那几年，厂里面找人根本找不到，本地人肯定不会去做的，他就到火车站去抢人，去拉人，你到我厂里来干，就这样的，用车子去接，一下火车就去接，接工人，接农民工，那时候找人很困难嘛。　　解说：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只鼓励，由单位决策的人口流动，也就是调动，出于个人意愿进行的人口迁徙，被认为是无组织无计划的盲目流动。1980年，中央要求压缩清退，来自农村的计划外用工，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　　蔡禾：它的经济增长缓慢，新增的就业机会就少，这点就业机会主要是想满足什么呢？消化城市就业人口和城市知青返乡人口这一块，真正能提供出来的，剩余出来的机会不多，在这种条件下，肯定是一个城市保护，优先安排本地人口，使本地人口失业率下降，这样的话就采取了人为的隔离。　　解说：1980年代中后期，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深圳珠海特区建设启动，国家鼓励向特区输送劳动力。在自理口粮的基础上，允许农民进城工作，城乡隔绝体制终于有所松动，乡民们一家看着一家，走出家门，走进城市。　　杨舒：到198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已经达到3000多万人，春节刚过，从河南、四川、湖北等人口大省，出发的数百万被称为盲流的农民工，就把铁路，车站挤得水泄不通，铁路客运也出现，前所未有的拥挤状况。有人称之为盲流事件，也有人说，这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波民工潮，是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美国的《时代周刊》也惊呼，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流动，日益汹涌的民工潮，带来了交通运输、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的负面效应，也成为牵动中国高层的，独特经济现象。　　解说：突如其来的民工潮，让各级政府难以招架，广东向国务院告急，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控制民工，盲目外出和大量集中外出，1991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劝阻民工盲目去广东。但是经济改革的大潮却难以阻挡，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珠三角迎来了突飞猛进的时代，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建筑工地，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外省劳工，涌向广东，车站、码头、路边、人山人海。　　蒲军伍：那好多人啊，我是从武昌转车过来，从成都走武昌转车过来，一到武昌上车，转车的时候，座位都没有，连站的位置都没有，衣服都打湿几次，换了几次都不行，人太多了，站都站不下，路都走不动，你说那有多少人来这打工。　　解说：刚刚挤进城市的农民工，给珠三角的城市管理带来不少麻烦，也受到了城里人不友好的对待。　　李立婷（农民工）：我们刚来深圳的话，那时候刚从学校毕业，穿的比较老土，在街上别人有一种另类的眼光，看着我们。　　蒲军伍：假如是本地的或者城里这些人，他根本就看不起，因为说内心话，那几年农民工的穿着都不一样，感觉出去就是我就是农民工，好像有点抬不起头那种感觉。　　农民工进城之初包吃包住成金字招牌　　解说：进厂，曾是那个年代，非常时髦的字眼，而对于刚刚走出农村的打工者而言，“包吃包住”这样的字眼，更具有吸引力。但实际上，老板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条件都是最低限度的。　　蒲军伍：以前我们来的时候是包吃，老板都给你煮饭吃，买菜，买什么菜呢？就是买那个肉皮，肥肉皮来给你煮着吃，你想吃点瘦肉那些根本就不可能的，就炒一盘菜，这么一盘菜，五个人一盘围着吃，那个饭就是随你吃，随你吃饱，菜就相当少，下工之后一般就是在工地上，周边转一转，草坪上坐一坐，有小店有电视放着呢，到小店去看一下电视，其他的娱乐根本不可能的。　　解说：进城农民工和城市其他阶层，有着明显区别，他们从事的基本上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累苦的工作。　　蔡禾：当大量的农民工进入低端以后，城市人的职业，就会向稍微好一点的职业上去，有些行业农民工是进不去的，它有保护性的，这样就是说还有，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话，让大量农民工因为他是农民，只能在这个市场上竞争，它很难进入别的市场里面竞争。　　广东私企急速扩张农民工一把辛酸泪　　解说：珠三角的农民工通常都住在工厂的宿舍里，集体宿舍降低了他们的居住成本，同时也降低了他们提高工资的需求，而工厂更可以任意掌控他们的劳动时间。　　魏伟（小小鸟打工者热线发起人）：为了这份工作呢，有时候老板叫他加班他就加班，也不给他加班费，我了解有一些服装厂的工人，他们有的时候一天可能，工作要在十七八个小时，吃饭时间也就是一二十分钟，非常紧张。　　刘微（农民工）：1997年底我们刚毕业嘛，老师就带了我们一群人出来了，出来以后就把我们分在那里（东莞），刚开始说待遇很好的，后来到那里以后才发现，那个厂要求很严格，它就是每天上班时间特别长，从早上七八点钟上班，然后经常上到晚上一两点，两三点，第二天还要正常上班，它是包吃住的，但是它是要押两个月的工资。它也押了我们的身份证，我们自己后来想走也走不了了，我干了40多天的时候，就跟我两个同学一起出来了，还是偷偷走的，他不给我们辞工嘛，我们只有偷偷走，有一个女的干了半年，到最后一结算工资，她还要倒贴，后来她好像就听说是疯了，疯了以后她家里来人把她接走了，像我们走得早还好。　　解说：按照《中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个小时，每周至少休息一日，但处于急速扩张时期的广东私营企业，却很少照此执行，农民工在这些工厂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却难以避免人身权利遭受侵害。　　收容制度寿终正寝农民工终可自由择业　　刘微：在那种地方这样干很正常的，其实我出来以后还到了，（深圳）关外布吉那边一个电子厂，也是因为加班时间太长，每天晚上要加到10点，11点，它是包吃的，然后吃得很不好，每天就是除了青菜，就是冬瓜，后来我干了一个多月，我也受不了了，就走了，我有一点最不满意的，就是每天下班要搜身，然后每天下班的时候，大家排好队，然后男保安，女保安，每个人都要搜身的。　　杨舒：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或许对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农民工，没有真正关心过，其实他们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迁徙有很多辛酸。1990年代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劳动大军，即被政策承认又被严格管制，很多大中城市都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必须办理暂住证，否则视同流浪者，警察有权抓捕没有暂住证的人，并把他们遣返原籍或关押在收容所，而在实行过程中警察往往只锁定，没有职业的外来农民工，流浪乞讨者等弱势群体。当年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最怕两件事，第一是老板不发工资，第二就是被收容遣送。　　魏伟：暂住证其实对打工群体来说是一种痛，只要是经历了90年代末期打工的人，在他们心中可能烙下很深的烙印，你比如说收容遣送制度，造成很多打工者对城市的敌对心理，激化了矛盾。　　李立婷：像那时候我们到街上走的话，没有暂住证随时会给别人带走，然后送回老家。　　蒲军伍：我们刚刚来，哪里有钱去办暂住证啊，而且打工的一天就拿20多块钱，办个暂住证300多块钱一年，（深圳）关外100多块，关内300多块钱，我和我老婆都被抓过一次，但是当时在派出所就把我放了，我当时那里有个老乡在里面搞巡防，我叫他，他就把我放了，然后我花了200块钱，把我老婆取出来的。当时你有关系，你就可以交点钱，就把你放出来了，如果没有关系的话，马上就把你拉到，宝安的那个收容所里面去了，所以当时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就是干活都是提心吊胆的。　　解说：2003年3月国务院颁布新法规，废除了旧的收容遣送制度，此后农民工自主流动的权利大大提高。　　蔡禾：中国的农民在今天来讲，可以说从1949年来这60年来，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最自由的时代，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为什么呢？他真的能够自由决定他择业的机会，但另一个角度来讲，他也是一个最困惑的时代，为什么呢？它明明在城里工作了20年是工人，但我们只能叫他农民工，他明明在城里头可能孩子都养大了，但他就是得不到市民的待遇。　　惠州血汗工厂压榨劳力打工仔当场累死　　解说：改革开放30年来，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实际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实际工资只相当于，城镇职工的四分之一，为了维持低成本，企业通过各种形式，变相压低劳动力价格。　　杨玉兰（农民工）：10年前啊，我刚进来，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就可以拿到一千五六，然后现在也就是一千八九，10年了也没什么变化在这里。　　蔡禾：按月薪来讲，比如广州最低工资，月薪不能低过670元或者730元，假如这样算欠薪率是很低的，但是这个是建立在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可能在10个小时以上，如果把它超过的两个小时，按加班工资加倍算进去呢，按每一小时的最低工资标准，有相当多的农民工，是低于这个最低工资标准的。　　解说：广东很多私营企业，都被媒体称为血汗工厂，2000年在惠州就发生过一起，打工仔一个月工作500个小时，当场累死的事件。此外很多企业采用拖骗扣等方式，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蔡禾：在工厂里都有一个潜规则，一般工资不是说，你一进单位就发给你的，一个月以后才发，而且有很多工厂一般是迟发40天，你才能拿到工资。假如说我今天要辞职了，这40天的工资是拿不回来的。　　李立婷：我以前有个厂，工资不会每个月发给你，它是这样，到月底了你要拿工资，他就说你要向我借钱，他不会发工资给你的。　　蒲军伍：那些老板，包吃的那些老板，包生活费，给你煮饭吃的那种，你就平时零用钱都很难借，而且我还看到很多工人，到最后去结账的时候，比如他工资跟你讲的是35元一天，后来他就给你拿20元一天，他要吃你的钱你都拿他没办法，你跟他吵，他就叫人来打你，这种现象是当时基本上很多的。　　农民工维权黑心老板扬言：拖也拖死你　　解说：近日深圳南山区的一家电子厂，为了维持低成本要迁往江西，但很多在这家工厂，工作了十多年的工人，不愿意搬迁，这些年他们在生产线上，日复一日地重复简单劳动，没有升迁机会，也没有学到别的劳动技能，只有劳累和体力透支。　　石元华（农民工）：七点多就上班上到晚上12点钟，中间都没有休息的时间，坐得太久，因为机器太吵，也会头晕眼花腰痛，或者脚麻木，现在公司里很多人都会说脚麻木，因为你坐的时间太长，每天坐十几个小时在那里，这样子是很辛苦的。　　解说：6月1日这家工厂搬迁的时候，留给老工人的只有一个月的工资补偿，工人们到处奔走，希望能得到更多的补偿，但他们的声音没有人倾听，她们只能再像十几年前一样，两手空空，重新寻找谋生之地。　　杨玉兰：在这里10年为了公司，那么卖命地干，从毕业就出来了，干了10年到今天也就这个样子，公司说搬就搬了，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　　吴晓兰（农民工）：觉得没人情了，我感觉太残酷了对我们。　　解说：艰苦的工厂劳动，艰辛的城市生活，频繁遭遇的社会侵害，这一切导致农民工以极端形式和以群体方式进行抗争的行为不断出现，许多农民工不愿选择法律诉求的方式，因为法律武器对于他们，有难以承受之重。　　蔡禾：法律是公平的，但法律导致的结果不一定是公平的，我就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我们的学生到工厂去做调查，那么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工厂40天是不发工资的，就是说迟40天发，要扣40天工资，四个女工要辞职，根据劳动法她辞职，提前告知就应该可以得了，老板说辞职可以，这40天你是拿不回来的，工人就说你这不合法就仲裁，仲裁的结果当然是老板输，老板说我不服，我要打官司。　　我们知道打官司一一审二审，从仲裁到一审二审完少说几个月，我们的访问员就问了，问老板，你明摆着打不赢官司你干嘛要打呢，老板就一句话，我拖也要拖死他们。为什么呢？农民工是拖不起来的，我就那点工资，辞了职以后，能维持一个月的生活就不错了，我就要赶快找第二份工作，当你要走完这个官司的话，可能要几个月，她拖不起，你去看农民工基本上不走法律途径，不是说这个法律不公平，而是说进入法律这个场域，双方去博弈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同等的力量去博弈，最后的结果他总是输，当他总是输的时候，他就不信你这个法律了，我打官司没用，所以他宁可到政府大门口游行去，希望政府的权力来干预。　　解说：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为农民工熊德明讨薪，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讨薪风暴，各地纷纷出台政策，严打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困扰农民工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就此解决，2004年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接近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令人意外地大范围出现民工荒，珠三角大约三分之一的工厂产能不足，广州新塘，东莞长安等地大街上，贴满了招工广告，劳务市场冷冷清清，缺工让老板们不得不改善工人待遇，也促使政府调整以往，与企业目标一致的利益格局，东莞市2007年还为农民工，换了一个新称呼，新莞人，以此增加农民工的归属感。但对于大部分农民工来说，无论他们在打工中表现如何出色，还是无法在城市真正安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终究会以回流和归农为人生结局。　　刘微：如果没什么发展，我过两年就想回去了。　　杨玉兰：你想工资才那么一点，这里开销又大，租房啊，小孩费用啊，自己的生活费啊，一个月工资都不够花。　　蔡禾：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并没有说，我愿意把户口迁到我打工的城市来，因为这涉及到对城市本身的认同，也涉及到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他将来能不能支付，以及他迁到这里以后，乡村生活的社会支持的网络丧失等等，很多农民的想法是我想在城市挣钱，挣了钱以后在我家乡附近的镇上，或者县里买个房子定居下来，这其实是很多农民的想法。　　解说：2005年，民工潮再次兴起，一直延续到2008年下半年，接着金融危机到来，出口导向的中小型企业，纷纷停产和破产，农民工的就业形势受到了很大影响。　　蒲军伍：金融危机一来，工地开的很少，很多老板的工地就是进厂都不开工，工人都要生存，都要去挣钱，跑到其他省份去搞，影响相当大的。　　解说：2009年春节前，广东返乡的农民工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的1025万，激荡20年的农民潮黯然消退。　　杨舒：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是广东和其他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但是多年来很多地方对农民工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农民工是城市的劳动力后备军，需要时招之即来，不需要时挥之即去，一批又一批的农民工，为城市带来了繁荣，而失业后只能返回农村，唯一可以慰藉的或许只有那日复一日辛苦劳作换来的微薄收入。但我想他们的结局不应该只有辛酸，政府和社会都需要为他们设计一个，稳定长远，可以预期的未来。分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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