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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懂得经济学的朋友指点.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了那么快,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没有那么多?个人认为物价上涨不是根本原因,可能是我问的不够清楚,中国的GDP每年增加那么多,为什么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没有GDP增速没有那么快?分配不均吗?是什么样的分配方法使分配不均这种结果产生的?谢谢你的热心回答.政府的贪腐是重要原因,不过我想制度的设计可能也有很大问题吧?制度上有什么问题呢?能不能告诉我具体财富分配的过程怎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candy2008999:1680元在改革开放前买不到一辆汽车吧?但是67200却可以买到一辆奇瑞了.其实这种算法不怎么正确,只能起到科普的作用.这个是因为计算通胀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就比如洛克菲勒的财富剔除了通胀因素,相当于今天的2000亿美元,不过他夏天不能吹空调,没有手机用,也不能用百度知道.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虽然GDP不是很好的反映财富的指标,不过是相对其它指标来说最合适的,GDP反应了一定时期一个国家的总收入.可能是我问的不太清楚,我想知道我们国家一年内增长的收入,为什么老百姓的收入会跟平均数差那么远,就是贫富差距怎么了财富分配过程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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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实可以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就可以明白了.改革开放前,某人的月收入是100元,他用在吃喝拉洒等日常生活中的钱是30元,余70元（一年就能余1680元）.那么他的收入增长了40倍,也就是4000元,我们将其日用生活品也算成增长了40倍（也就是1200元）,其能够剩余33600元（两年就能余67200元）.1680元在改革开放前买不到一辆汽车吧?但是67200却可以买到一辆奇瑞了.其实这种算法不怎么正确,只能起到科普的作用.要真的算,可以用谷物、黄金等换算（即改革开放前的月收入能买到多少千克谷物和多少克黄金,现在的月收入能买多少千克谷物和多少克黄金）.你就会发现的确是增长了.经济学中通常用一个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国民收入水平,就是每月用在正常吃喝上的资金占月收入的比例是多少.当然了改革开放前一个月能拿100元的人,现在一个月不可能只拿4000元,倒是一个月能拿40000元比较现实.国家讲的是人均,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在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这个事实,所以要改变这个情况才是我们应该最为关心的问题. 其实只要努力干,一个人经过几年的打拼都是会有所成就的.2.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拥有的财富存量,而不仅仅是当期新增加的财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会导致财富的巨大损失和浪费,导致财富存量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存量不能与经济增长率保持同步增长,从而GDP不能准确地反映财富的增长.也不能反映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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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载二维码那么，在宪政层面讲，征税权不受制约到底已经给中国；因此，在民主宪政缺失的情况下，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分；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政府规模失控膨胀的趋势；为了有一个比较的对象，我们先要问，在中国历史上，；今天，其他国家的政府有多大？在2007年，美国联；我经常说，之所以民主宪政在人类社会是非常现代的事；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是这样？民主宪政是这么近代的；但是，现在有了
那么，在宪政层面讲，征税权不受制约到底已经给中国社会的这三个群体带来什么影响？国民收入在他们中间的分配又有什么影响？从1995年到2007年，扣掉通货膨胀的影响之后，仅预算内的国家财政税收就翻了5.7倍，这还不包括土地销售收入、地方和中央预算外的收入！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同期间增长了1.7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
因此，在民主宪政缺失的情况下，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分到的比重，蛋糕中由政府切到的这一块，在过去12年里不断膨胀。这必然意味着老百姓分到的这一块是越来越小。经济增长的成果由政府拿走的最多，其次是城镇居民，最糟糕的、分享最少的是农民。
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政府规模失控膨胀的趋势。也就是，政府财政规模相对于老百姓的收入来说到底有多大？像我们做研究，特别是碰到宏观经济数据的时候，会让老百姓感到太抽象，你说GDP或者政府税收增加多少、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多少等等，这些数字对个人来说太抽象。为了避免过于抽象，我把每年政府预算内的财政税收除以老百姓一年的可支配收入，看政府的收入需要多少老百姓的收入才能支持得了。
为了有一个比较的对象，我们先要问，在中国历史上，朝廷的收入等于多少百姓的收入呢？比如说，清朝乾隆时期（康乾盛世嘛），朝廷一年的财政税收有多少？1766年，朝廷的财政税收4937万两银子。当时北京的普通工匠大概一个月赚2两银子，一年24两。这样算，当时清朝一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205万个北京工匠一年的收入，差不多就是205万个北京工匠就可供养整个乾隆朝廷方方面面的开支。
今天，其他国家的政府有多大？在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税收（不包括地方政府）是25000亿美元，除以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这相当于8500万个美国老百姓当年的可支配收入。8500万个美国人的收入可以供养联邦政府。相对于中国的乾隆朝廷来说，现在的美国政府确确实实也是很大、很大，因为乾隆朝廷由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可以养活了！话又说回来，清朝多数时候，国家财政税收差不多只有国民总收入的3%―5%，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时期，尽管我们说清朝以及中国的其他朝廷是那么专制、那么封建，你怎么说，怎么骂都行，但是拿这些数字一看，原来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小政府典范。当然，不是乾隆朝廷不想滥用权力要更多钱，而是那个时候收税实在太难了。大家都知道，通过运河运粮食都那么艰难，你要收更多的钱，谈何容易呀！不过现在征税、收税容易多了，尤其是有了电脑之后，你逃也逃不掉，这本身也说明在政府的收税能力、运输能力空前提高之后，通过民主宪政制约征税权是多么重要呀！
我经常说，之所以民主宪政在人类社会是非常现代的事，不是偶然。比如，最早真正建立起民主宪政的国家是英国，那也只是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才完成的历史进程。所以，到1688年才有第一个民主宪政国家，而大多数我们熟悉的民主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
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是这样？民主宪政是这么近代的人类现象，跟人类技术革命的发展关系非常大。比如，我刚才讲到乾隆时期税收占国民收入3%―5%，那时候尽管朝廷可以随意加税，但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技术更是没有。所以，没有火车、汽车、飞机这些运输手段的支持，不受制约的权力给民间利益、给老百姓财产所能形成的威胁也非常有限。“天高皇帝远”指的就是这个地理距离所形成的、意想不到的对老百姓的变相保护，还有一个是通信手段的缺失，这也变相把老百姓的私人利益、财产和民间少女更好地保护起来。
但是，现在有了火车、汽车、飞机、万吨巨轮，还有这个互联网时代，征税能力、搬动运输老百姓利益的能力，真是空前呀！你逃也逃不掉呀！这个时候，由民主宪政把政府权力约束起来的必要性，跟历史上任何时候相比较，都是高得多。因为你稍微不约束政府权力，让权力稍微发挥、滥用的话，给老百姓利益能够构成的冲击和伤害是前所未有的高。这就是为什么不只是在中国，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民主宪政都是在最近两百年、甚至几十年才变成各社会共同的诉求。
我们很多人说民主自由、民主宪政，历来就不是中国的传统，跟中国文化很不兼容。我要说，民主宪政不仅不是中国的传统，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以往的传统。没有哪个国家在1688年之前就有真正运作好的、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宪政制度。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稍微不注意，就很容易被一些学者的话蒙住了，他们说，中国历来就没有民主宪政，所以未来也没必要有。想想也对，秦朝、汉朝、唐朝、宋朝等都没有民主宪政，但是这些人就不会跟你讲，不仅中国是这样，过去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宪政。我们必须考虑到交通运输技术、通信手段以及调动老百姓财产和民脂民膏的能力，必须相对于这些东西来看民主和对权力制约的必要性。
看到乾隆朝廷以及美国2007年的政府规模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政府规模的变化，国家财政税收每年相当于多少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1978年时，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亿3千万个城镇居民当年的可支配收入。那个时候是全能政府时期，至少对城市人来说，工作、小孩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等，这些都由国家包下来，正因为此，所以就要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亿5千万个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第一期，是减少了一半，砍掉一半，不过那还是远远大于只需要205万人的收入即可供养的乾隆朝廷规模，比美国政府的两倍。
但是，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重新大规模回升。所以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又上升到相当于3亿7千万个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的还要大。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所实施的改革的确朝小政府的方向迈进；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又重新向大政府迈进；最近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
相对于农民的纯收入而言，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亿5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亿8千万个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亿3千万农民的纯收入。
所以，征税权不是控制在民选人民代表的手里，而是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手里，其结果是征税失控，而且趋势越来越严重。我知道有很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很喜欢说中国要加强税收，要让中国税收不断增长，认为税收增加越多越好。这当然使财政部高兴。特别是很多学者最近十几、二十年在世界不同国家跑，去找哪个国家的哪些税种是中国还没有的。回国以后再介绍给中国，以各种名义帮助摄取老百姓的收入。
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是，一些人把中国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重跟那些私有经济体比较，说中国财政税收占GDP才22%左右，比西欧国家的低，比美国的17%要高。所以，他们就说中国的征税水平不算太高，说还可以有增长的空间。
可是，这些认为中国老百姓税赋不高、还要到处引进各类名目税种的人，没有把另外一个重要背景考虑进来，也就是那些国家基本都是私有制国家，而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如果大家去翻翻教科书，就会知道我们建立公有制、建立国有制的初衷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就是为了由国家经营企业、经营资产赚钱，不要老百姓交税。至少，老百姓的税赋应该跟国有企业、国有资产的总量成反比，不能够一方面继续保留那么多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却还像私有制国家那样去征税。这样的话，老百姓的收入、民间消费还如何增长呢？
所以，那些学者、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税收水平跟私有制国家做比较之前，必须把这个前提考虑进去，因为国有经济毕竟还是中国经济的主角。不能忘记建立国有制经济的初衷，否则就是误导人。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每年国民收入这一流量在政府和民间的分配情况。如果从资产所有权的角度理解，资产财富的存量在国家与民间之间的分配怎样？我做一个粗算，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印象。根据国土资源部的一些资料做推算，到2006年底，国有土地总价值大约是50万亿人民币。按照国资委主任李荣融2007年在《求实》上发表的一篇文章，2006年底全国有11万9千家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和各部委拥有的国企，加起来有6、7千家，还有地方政府的国有企业。所有这些国有企业的总资产是21.9万亿人民币。把国有土地和国有企业的总价值放在一起，相当于72万亿人民币的国有资产。我们上面谈到的国家财政税收5万多亿人民币，这只是国家可以花的钱的一部分，更大的是这些资产升值和财产型收入。比如说，2007年如果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都按GDP的速度升值，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的增值相当于8万亿人民币，因为那一年的GDP增速是11%有余；另外，2007年国有企业总利润中，央企是1万6千亿人民币。8万亿的资产升值，加1.6万亿的央企利润，国家作为资产拥有者，就得到9.6万亿人民币的资产性收入。这9.6万亿，如果是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每个人就多了7千多元的财产性收入呀。但是，这些钱留在政府手里，政府预算内的5万4千亿财政税收就已经很多了，没有这些资产性收入也够了。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以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老百姓的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进行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的“第二次分配”，也就是由政府先征税、再用税收帮助低收入群体。这种转移支付、第二次分配不是很好吗？
真的如此？实际情况可能跟很多学者讲的理想相差很远，因为在没有民主宪政制度安排下，当财政预算是黑箱操作时，你靠什么制度机制保证所谓的第二次分配真正能实现，分配到你希望的对象上，花到民生项目上？所以，我就说，你不能装作没看到，不要装着说第二次分配的初衷是多么好的理想，然后就不去看实际的财政预算是不是真的在进行希望看到的第二次分配。
还是让我们看几组数据。根据财政部谢部长的一个发言稿，2007年财政税收5万4千亿，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是6千亿元，相当于当年财政税收的15%，那一年有点财政盈余，所以，大致上说政府总开支的15%用在这三个民生项目上。这6千亿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政府为人均开支461块钱，这461块钱相当于当年城镇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的3%。这些相对数字能帮助我们做跨国比较，因为你不能拿绝对开支数值去比较，原因是各国的富裕程度不同。
在2007年，美国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是1万5千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开支的61%，这个61%跟中国政府在这三项开支占政府开支的15%可以做比较。1万5千亿美元的民生开支相当于当年美国GDP的11.5%，这跟中国政府这三项开支相当于GDP的2.4%也可做比较，算到3亿美国公民身上，每个公民平均得到的好处是5000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跟美国比较一下，我们发现，有没有国有经济，征税率的高与低，最后对政府在民生项目上的开支没有直接影响，国有制经济、高征税并不必然意味着更多老百姓福利，而私有制经济并不意味着老百姓得不到政府的好处。当然有人会说，你不能走极端，如果政府不收任何税，是不是也可以让政府在民生上花这么多钱？我是说，中国有那么大的国有经济、光预算内财政税收就占GDP的22%，而美国是私有制经济、其联邦政府税收只占GDP的17%，但是，中国花在民生上的相对开支却还是低于美国。
关键在于民主宪政制度安排。如果说美国比中国富有，所以不好比，那么，巴西应该同中国更可比了。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三个项目，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的开支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中国政府在教育上花了不到GDP的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这些数据所支持。
国有制和私有制带来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
国有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除了抑制民间消费以外，其他方面的后果也很值得思考。在经济学界过去的讨论中，在谈及国有企业要不要民营化时，往往把焦点放在国有企业的效率比民企的更高还是更低上，从纯粹的效率回报来判断。那显然很片面。要不要私有化，要不要民营化，还必须看到国有经济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使经济对投资、对工业的依赖度过高，对消费的依赖度有什么影响？
有一个很容易看到的事实是，前苏联、前东欧计划经济国家，它们当时基本没有服务业即第三产业，连面包都严重短缺，消费品和服务品始终供不应求，是短缺经济。计划经济的中国经济也是如此。那么，苏联在国有制下，整个经济发展重点、投资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包括军工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回过头看，尽管70年代、80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今天我们在中国用到的方方面面技术，特别是跟生产力、跟生活有关的技术，不管是家电、电脑也好，汽车也好，甚至是火车，等，没有哪一项是苏联当年科技发明创造留下来的。说明他们的发展离民生太远、距离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为什么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化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呢？国家主导的经济最终把重点放在工业发展上，一点不奇怪。这里我不是说由政府官员做投资决策、做开支决策的时候，他们会不负责任，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很好，但是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他们按照某种方式去做决策，如果让我处于他们的位置，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把能够控制的资源和钱都花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楼与高速公路上，还有就是投资建大工业项目。因为从业绩评估的角度讲，也就是因为我要对上司负责，如果我的工作好坏由上司评定，他的业绩再由他的上司评定，而我们的前途又分别由各自的领导决定，那么，我就要想，拿到这几十亿、几千亿元，往哪里投资、往哪里花才更能让我的领导们看得见，怎样表现对我的政治前途最有利？那我肯定倾向于这些高楼大厦、基础设施，还有那些工业大项目。
这话怎么说呢？过去几年，我每年带着耶鲁大学的MBA学生到中国访问、参观企业，去年我们去宝钢给每个学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宝钢炼钢车间这么宏伟，轧钢工序那么长，又长又壮观的钢条被那些机器送来送去，又是加热又是冷处理，让这些都是第一次到中国的我的学生们觉得：哇！中国制造业这么宏伟、这么厉害！客观想一想，几乎每个炼钢厂都会这么宏伟，因为它们必然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宝钢给他们留下甚至是最深刻的影响。过去七年，我每年带着不同的耶鲁MBA学生到中国来，这些学生每次都是对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制造业工厂和高楼大厦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正因为考虑到这点，同时考虑到制造业工厂最能代表中国的经济结构，所以，两种因素吻合之下，我每年都会选一些制造业工厂去参观。既然我的学生有这种偏好、按照这种方式去审视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就，所有领导也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偏重、鼓励有形的大工程，喜欢那些形象工程，轻视那些对社会更重要但属于无形的项目。
这就是为什么过去那么多年里，每当领导人为了培养出几所世界一流大学而宣布加倍对北大、清华、人大等大学的投入时，我看到新闻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些大学的校园又要大兴土木、环境又要被糟蹋了，因为他们肯定又要多盖新楼，之所以是这样，是由于我知道，如果我是校长或者书记，如果我把10个亿的钱，真正用来改善教育、改善研究，那我就太笨了。你想一想，什么叫更好的教育？什么叫更好的研究？这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如果我真的往这些方面投入，十年或者永远都看不出成效，那样，我作为校长的功劳和业绩就永远无法表现出来，看不见。相反，如果我把这些钱花在新大楼上，我的校友、我的领导以及各种来访者很快都能看到，他们来的时候，每个人会说：“哇！你这个校长做得真好！前两年还没有这些大楼，现在到处都是摩登大厦了！”
所以，由于业绩评估的困难、信息不对称和知识不对称的原因，政府官员在做花钱与投资决定时，不可避免地会倾向于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工厂和大基础设施。于是，在国有经济下，不管是当年的苏联和其他计划经济国家，还有当今的中国，都有偏重工业、偏重基础设施的倾向。
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这两种不同的安排，所带来的对经济产品的总体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会很不一样。正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倾向于基础设施和大工业项目，所以，国有主导的经济对资源、对工业品的需求最高，会远远高于对消费品、对民生服务业的需求。因为为了建这么多高楼大厦、基础设施和工厂，对方方面面资源的需求会更高，然后对环境的污染也会更严重。这是一种偏向资源、能源的需求结构。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民间老百姓掌握，由他们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道理很简单，如果是我们自己去花钱，特别是由女士们去花钱时，首先想到的是家里要买多少家具、多少衣服、多少日用品、多少养老产品、多少医疗品等；然后到哪里去旅游，到哪里吃饭等等，这很容易理解，由家庭来花钱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民生，想到自己的生活，而不会是那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跟民生有关的行业大致有两大类，一种是消费品，就是我们以前讲到的轻工业；第二种服务品，也就是说第三产业。
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两种不同的产品需求结构，由此引申的发展机会和产业结构当然会不同。这就是为什么私有制经济往往能带来对第三产业和对轻工业的发展，而现在的和过去的国有制经济都经历了轻工业、第三产业严重落后的局面。需求结构在私有制和国有制安排中出现的这种差别，最后演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所以在国有制下的国有经济结构必然把重心放在工业上，放在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重化工业上。而私有制经济必然会更偏重于轻工业、消费品和第三产业。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都是它的需求结构所致。需求结构是什么样，会决定整个经济的供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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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观点 -
谢伏瞻：中国经济增长偏快但正常
谢伏瞻：我们的数据是准确的。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的运行应该是正常的　　经济在供需基本平衡下，连续几年保持波动较小的快速增长还是比较正常的，也是很难得的
　　他表示，是否通货膨胀还要看发展，仅看目前的情况不能说通胀已经接近 　　　8％只是计划目标，如果定为10％，可能会更好地接近实际水平，但这个指标到了省里可能会被调高到15％，这会给老百姓一种政府在拉升经济增长的预期。 　　 　　 　　 　　 　　虽然经济数据屡次超乎意料，但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昨日表示，中国经济现在是正常的。 　　 　　 　　 　　 　　中国经济在2007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达到了11.5％，超过了此前各界预期。　 　　 　　昨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谢伏瞻表示：“现在大家问我最多的就是中国的增长速度，我会非常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的数据是准确的。” 　　 　　 　　 　　 　　他认为，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速不是过快，而是偏快，“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的运行应该是正常的。” 　　 　　 　　 　　 　　在去年底，中国经济年度增速初步定为8％，但从今年上半年11.5％的增速推算，有预测认为，中国经济全年增速可能超过11％。 　　 　　 　　 　　 　　谢伏瞻称，8％只是计划目标，如果国家将目标定为10％，可能会更好地接近实际水平，但这个指标到了省里可能会被调高到15％，这会给老百姓一种政府在拉升经济增长的预期。 　　 　　 　　 　　 　　他认为，经济在供需基本平衡下，连续几年保持波动较小的快速增长还是比较正常的，也是很难得的。 　　 　　 　　 　　 　　衡量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CPI，在6月份大幅上升，以4.4％的涨幅超过了3％的警戒线，使得中国在解决经济趋热问题上面临更大压力。 　　 　　 　　 　　 　　不过谢伏瞻认为，虽然物价有所增长，但目前的经济是在消费结构带动产业结构增长的最快时期，是有需求的经济增长。是否通货膨胀还要看发展，仅看目前的情况不能说通胀已经接近。 　　 　　 　　 　　 　　他表示，如果政府能在肉禽价格上涨的时候给予城市低收入家庭以补贴，保证他们生活水平不下降，这样的价格上涨不足为虑。农民从粮食和猪肉上涨中实际是受益的。 　　 　　 　　 　　 　　对于贸易问题，谢伏瞻认为，贸易顺差是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国际分工的结果，在现有阶段要改善顺差难度非常大。 （汪时锋）附：CCTV-2《对话》 全文　　谢伏瞻：中国经济运行是正常的　　对话：解读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嘉宾名单：　　 　　谢伏瞻：国家统计局局长　　 　　特邀嘉宾　　 　　陈 淮：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陈宗胜：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　　 　　周天勇：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　　 　　石伊恩：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高级顾问　　 　　陈东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左小蕾：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吴坚忠：北京物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孟晓苏：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公司董事长　　 　　主持人（陈伟鸿）：好，谢谢大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对话》节目，欢迎各位。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共同瞩目的焦点，面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人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正在受到挑战，也有人担心中国经济，会不会像此刻的天气一样，处在一种高温和炎热的状况。怎么样才能来准确理性地，看待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国家统计局的局长，谢伏瞻先生，为我们来做一个全面而权威的解读，掌声请出谢伏瞻局长，有请。　　 　　欢迎您，谢局长。我们大家都知道，前两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报告，我们想请您这位统计局的局长，来统计一下，在这个报告发布之后，您被问到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谢伏瞻：我想现在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增长速度。　　 　　主持人：增长速度，大家都会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关注这个问题？　　 　　谢伏瞻：很多人觉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加快。　　 　　主持人：有没有人用非常尖锐的语言来，向您提问这个问题？　　 　　谢伏瞻：他们主要是关心数据的准确性。　　 　　主持人：准确性。那您怎么来回应他们的这种关心？　　 　　谢伏瞻：我当然会非常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的数据是准确的。　　 　　主持人：继续要请您来统计一下，面对这份新鲜出炉的报告，作为统计局的局长，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谢伏瞻：看到这份数据我想，第一，我们还是感到很欣慰。　　 　　主持人：欣慰。　　 　　谢伏瞻：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了，平稳快速增长的态势。　　 　　主持人：现场如果也感受到欣慰，这两个字的，也可以用掌声来呼应一下，大家和谢局长的感受一样。　　 　　主持人：很多人跟您的感受一样，其实刚才我反复提到了您的一个身份，就是国家统计局局长，其实还应该提到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大家知道，谢局长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经济学家，我很想知道，稍候我们要请您来解读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时候，您会更多地以局长的眼光来解读，还是以经济学家的视角来解读？　　 　　谢伏瞻：如果是统计数据的话，我想我应该用局长的身份来解读，如果是谈到经济运行的一些特点、判断等等，我可能更多地是用经济学家的，这种角度来看待。　　 　　主持人：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是特别联合了《经济半小时》和《中国财经报道》共同来制作的，现在我们的记者已经赶赴到了各地，我们经济最为活跃的第一线，去触摸经济发展的脉搏，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他们发回来的报道，我们也请我们的谢局长，边看边和我们来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情况，好不好？　　 　　谢伏瞻：好。　　 　　主持人：来 我们一块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记者调查。　　 　　短片1：　　 　　中央电视台驻华盛顿记者侯明古：我现在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7月1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中国GDP增长11.5％，当天，美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并给予高度关注。　　 　　这里的媒体普遍认为，11.5％这个数字说明目前中国经济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华盛顿市民：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形势现在非常好，我有一个朋友在中国工作，我不知道他具体做什么工作，不过收入好像很不错。　　 　　中国经济发展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中央电视台驻东京记者孙岩：大报之一的《朝日新闻》7月19日以及7月20日，连续两天对此方面内容都进行了报道，并发表了相关的一些分析性文章。它讲到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这些数据，说明中国经济正在以快步、稳定的势头向前发展。　　 　　东京市民：日中关系在不断发展，变得更加友好，包括经济在内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进步。　　 　　中央电视台驻柏林记者季芸：中国和德国在亚洲和欧洲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世界报》经济版头条文章表示，德国经济专家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持积极的态度。而德国外贸与批发商联合会主席伯尔纳则表示，如果我们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资金，有更多的成就，那么我们之间的生意就更好做，机会就会越来越多。　　 　　柏林市民：我为中国感到高兴，我想德国也会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得到益处，德国的经济地位将被中国取代。我没有不愉快的感觉，我的确为中国感到高兴。中国发展这么快，成为经济强国，我想这会给德国人在德国或中国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　　 　　中央电视台驻华盛顿记者侯明古：《华尔街日报》也指出，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可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另外，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也许会使贸易摩擦事件增多。　　 　　中央电视台驻东京记者孙岩：日本《经济新闻》还发表了相关的一些评论性文章，该报同时认为，经济发展过快以及投资过热，应该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有所调控。建设投资依然很高，同时城市固定资产投资从今年上半年1月到6月来看，同比增长了26.7％。　　 　　中央电视台驻柏林记者季芸：至于具体在什么时候中国将取代德国，在世界经济排名第三，德国经济界有不同的看法。德国工业联合会在最新的经济预测中表示，2007年底，德国的排名将降为第四。对此，德累斯顿银行首席经济师海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目前欧元上升的势头将会使德国至少在今年保持第三名的地位。他同时也认为，德国可以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势中得到益处。　　 　　主持人：刚才我们的记者应该说，是发回了第一手的调查结果，您刚才也看到了，尤其是在，国际非常知名的头行的眼中，他们都提到了过快这两个字，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来，面对他们的这个疑惑。　　 　　谢伏瞻：我跟他们有共同的也有不同的，共同的就是一个快字，不同的 他们认为过快，我不认为是过快，认为偏快。　　 　　主持人：过快和偏快之间最大的区别是？　　 　　谢伏瞻：主要反映的是程度不同吧。　　 　　主持人：程度不同。　　 　　谢伏瞻：偏快就是说经济增长是在正常的，这么一个轨道上，过快就是超速了，那叫过快。　　 　　主持人：我之前还看到过媒体上采访一位外国的经济学家，他说中国的经济正在发烧。　　 　　谢伏瞻：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的运行应该说是正常的。　　 　　主持人：正常的。　　 　　谢伏瞻：是好的。　　 　　主持人：今年年初的时候，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到，今年GDP的增速是8％，这样一个速度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们在报告当中，看到是11.5％，所以大家就心里有这样的一种疑惑，这8％和11.5％这差得也太多了吧，这个差距会不会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不好的结果？　　 　　谢伏瞻：我们8％这是一个计划的指标，因为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那么计划是一种指导性的，预测性的，主要是反映了政府的一种导向型，就不希望经济增长在层层加码。所以根据我们现在的这种体制，如果国家层面，中央把我们的GDP的增速，比如说我们定位10％，更接近我们现在的实际，那么到了省一级，可能就会变成13％，甚至更高一点会变成15％，到了市一级以后会更高，这样就是一种导向是不合理的。那么我们定8％，实际上我们也知道，经济真正的运行的结果会超过8％，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定得过高了，就会使得各级政府，包括民众，都认为政府是引导着经济往高了走，我们事实上是希望它能够，保持一个平稳的态势。　　 　　主持人：可能刚才，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心中，又会生起一个新的疑惑，你们一直都在谈经济发展过热，其实这些不懂，但是我觉得经济发展快，那就是好事。快，你可以建设更多的这些建筑，可以有更多的发展，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来，过快有什么不好？　　 　　谢伏瞻：我想我们现在一个经济，到底多少速度是合适的，核心是取决于你这个，就跟一个木桶一样，取决于你的短板，你最短的那块板在什么地方，决定你这桶水，这个桶能盛多少水。在年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经济运行过程当中，煤、电、油、运都相当紧张，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在段短短的四年多的时间之内，我们的发电的装机容量，增加了两亿六千万千瓦，所以现在的电不缺了。我们的铁路提速以后，包括我们新增的铁路的，运行历程增加了以后，还有我们的公路，你比如说我们在四五年当中，增加了一百六十九万公里的公路运营历程，其中高速公路两万公里，就是这几年当中增加这么多。所以制约经济发展的那些最短的板，把它延长了，所以这个桶装的水就多一些了，你简单地拿那个10％，跟今天的11％，简单一对比，说现在就热了。我觉得这个缺乏科学依据，如果一个经济的增长，它能够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的这么一个状况下，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一点的增长速度，我想并不是什么坏事。所以在四五年的时间之内，我们年度之间的，这种增长速度的这个差距，不超过一个百分点，所以这应该说是非常好的。　　 　　主持人：这个和国际上的一些水平相比。　　 　　谢伏瞻：据我所知你就像美国，不用说年度之间了，就季度之间，有时候一季度负增长，二季度的话增长3％、4％，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所以经济在这个年度之间，能保持在这么高的，增长速度的情况之下，这么平稳，波动这么小，这应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 　　主持人：我相信在您的关注当中，并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速度，肯定同时会关注，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而来的，比如说我们增长的质量如何，我们的效益如何。在这方面，您有什么最新的解读，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 　　谢伏瞻：我之所以说我们经济的增长，是比较好的，其中除了经济增长速度以外，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效益应该说这几年是相当地好，企业的利润，工业企业的利润在1999年的时候，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加起来是两千二百八十八亿人民币，那么到去年年底，2006年是一万九千多亿，今年的前五个月，一到五月，我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的增幅，增长速度42.1%，另外财政收入，今年上半年的增长速度，超过了30.6%，这也是一个。应该说是经济运行一个很好的标志，那么除了效益好以外，其实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今年的GDP的增速，跟去年同期相比，提高了0.5个百分点，但是我们第三产业的增速，是提高了1.3个百分点，就是第三产业，我们多年希望第三产业的增速，能够有所提高。另外还有我们的最重要的，就是投资和消费之间的结构，这是最大的结构，投资的增长速度跟去年相比，回落了3.9个百分点，但是消费的增长速度，是提高了2.1个百分点。所以增长的速度和消费增长速度之间这个差距在缩小，所以这也是反映我们结构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主持人：我知道各位专家也有不同的看法，陈东琪先生。 　　陈东琪：我认为目前的经济，热，有一点热，但不是过热。 　　主持人：那你担心它有一天真的会过热吗？ 　　陈东琪：我担心两点，第一点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物价，核心物价1%，但是我们现在成本需求都在往上走，如果我们对这个势头不加以遏制的话，可能就继续往上走，所以政府要注意这个指标。第二个的话，我们现在的投资，和其他的相关的需求指标，也是在往上，甚至包括我们的消费这一块，原来我们前几年，2004年那一次的消费还没上来，消费我记得还只有实际消费还12%以下，现在实际消费13%以上，现在的需求都上来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在现在这一次和2004年相比，要注意这个趋势，有新的特点。现在七月份的热度和六月份的热度，有一点不一样，但还不是八月份的那种热，还受得了。 　　谢伏瞻：陈教授的这个观点我也是赞成的，确实我们中国经济，从进到新的世纪以后，我们确实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就是说从过去的，这种温饱型的消费，向现在的小康型消费在转变。从1998年到现在，我们每年的城市化率，平均一年提高1.3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换句话说就接近两千万人，每年新增的城市人口，接近两千万人，这些人都进到城市来以后，从农村的消费变到城市的消费，他的这个支出还是要增加，所以住房的支出，子女教育的支出，还有其他消费支出，应该说都在增长。所以这个阶段，是我们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最快的时期，所以是有需求支撑的，比较快地增长。 　　主持人：刚才我们大家共同关心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说是描绘我们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的，其中的一个指标，我们现在不妨把视野拓宽一点，我们在节目之前，收集整理了一些一段时间以来，公众非常关注的，一些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它们也都和数字有关，我们也请谢局长和大家一块，在大屏幕上来看一看。这些相关的数字和指标，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收集到的一些，中国上半年的热点的经济数据，比如说央行的三次加息，CPI的增长3.2%，GDP的增长11.5%，贸易顺差增长83.1%，上证股指的增长33.5%，全国房价的平均增长5.3%，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25.9%，国家外汇储备的增长20%，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增幅2.9%。现在要给我们的谢局长，出一道题目，选出五个数据来，描绘一下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发展特征的话，您会选择哪五个数据？ 　　谢伏瞻：我想，叫剔除法吧。 　　主持人：剔除法。 　　谢伏瞻：对，第九和第八这两个和第四，三个是同类问题，留一个就可以了。随便你留哪一个都行，那么一二三，就算一二三四吧，再加一个七。 　　主持人：一二三四七。那么分别是央行的三次加息，CPI的增长幅度，GDP的增长幅度，贸易顺差的增长幅度，还有一个是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我们台下有非常多的专家，也想看看专家眼中的选择，跟谢局长的选择有没有什么不同。 　　左小蕾：我觉得股价的上涨。 　　主持人：股价的上涨。 　　左小蕾：应该放进去。 　　主持人：你把这个第五个放进去，但只有五个指标，你得把谢局长刚才的哪个指标，替换下来。 　　左小蕾：我觉得都剔除不了似的，都是很重要的一些指标。 　　主持人：都很重要。 　　左小蕾：加一个。 　　主持人：加一个，那每个专家都要求加一个，我们还可以继续加得更多。其实要说到加，我们先打一个岔，谢局长你觉得在这九个数据之外，还有没有，您特别渴望加进去的一个。 　　谢伏瞻：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消费。 　　主持人：消费。 　　谢伏瞻：消费应该加，因为跟消费相关联的，还有居民的收入，这些都很重要。 　　左小蕾：如果一定要剔除的话，我觉得这个固定资产投资，从数据上来说，跟过去比较，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缓的。 　　主持人：谢局长同意，刚才她的这个替换和她的理由吗？ 　　谢伏瞻：我认为确实上证股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是宏观经济的一个晴雨表，但是确实在我们目前的股票市场，还不能够全面地，反映中国经济的全貌。所以从经济调控，经济运行的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投资可能相对来讲可能更重要一些。 　　主持人：还有哪一位的选择，跟谢局长不一样？ 　　王小鲁：我想剔除一个，就是第一条央行加息，它是政策手段，但不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我建议把第一条去掉。如果要加的话，我倒是同意刚才谢局长的意见，把居民收入和消费加进来。 　　卢中原：我是赞成把第一条去掉，第一条是药，是下的药，后面那些是我们判断经济增长的，就是判断我们发烧了没有，量的体温。那么除了三次加息以外，今年我们国家采取了，宏观调节措施还很多，那么我主张把第一条去掉。然后我建议还补充一个，就业增长情况。 　　陈东琪：我同意小鲁的意见，所以你就把标准定好，就好谈话。所以我还是同意他的主要的，但是价格消费，所以把三次加息不算，所以因此就是CPI、GDP、贸易、投资、消费。　　主持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我们列的九项之外，加了一个消费，消费也确实，跟我们每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在我们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也做了一次特殊的消费调查和消费体验，咱们一块来看一看，他的整个调查过程。 　　短片2： 　　农贸市场猪肉、鸡蛋价格翻番 　　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 　　上半年消费指数：3.2% 　　6月份消费指数：4.4% 　　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 　　食品涨幅：7.6% 　　粮食涨幅：6.4% 　　禽蛋涨幅：27.9% 　　肉禽制品涨幅：20.7% 　　50位居民调查结果： 　　21位表示物价继续上涨 　　20位表示出现通货膨胀 　　9位表示国民经济受影响 　　主持人：在调查结束之后，我们的记者带来了这样的几个问题。第一，通货膨胀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第二，居民生活成本会越来越高；第三，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出现偏差。 　　谢伏瞻：我觉得这三句话，应该是说这样，第二条，居民的生活成本会有提高，那么另外的两条那就要看发展，如果仅仅只是在目前这个状态，应该说不会，首先第一就是说，通货膨胀是否离我们越来越近，因为衡量是否是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最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说你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是不是出现了总的供给不够，总需求过旺。那么我拿着钱买不到东西了，天天物价总水平都在涨，那我想现在不是这样，我们除了猪肉、鸡蛋的价格在涨以外，在居民生活的这些基本，生活物品当中，还有很多是在降。如果大家到大商场去看一看，服装经常是跳水、打折，五折四折三折都有。还有，大家可能到汽车市场，去看一看，我们可能经常见到，汽车的价格也是在下降，还有北京的居民都很关心的，比如说通讯，最近手机当中都会接到信息，说从下个月开始，接听电话不用付费了，这都是表明你的支出是在下降的。所以应该说，不会构成对于绝大多数，中等收入以上人的这种生活的实质性的影响。 　　主持人：那我们究竟怎么来，准确地理解这个概念。有人开玩笑说，CPI这三个字母，现在是中国最流行的三个字母，就即便是没学过英文的，他也会从各种媒体的报道当中看到CPI。CPI究竟是什么？ 　　谢伏瞻：CPI就叫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它是根据把我们日常，居民要消费的这些物品，分成八大类，每一类给它一个权重，这个权重不是随便给的，不是我高兴怎么给就怎么给，是根据居民的消费结构。你比如说你食品的支出，占你的总支出当中的比重是多大，服装的支出，占你的总支出的比重是多大，你家庭装修的这些建筑材料，什么通讯费用、教育的费用等等，就每类的这种支出。在你的整个消费支出当中所占的比重，来确定CPI的这个指数的权重。那么我们每一个月，会到每一个居民家里，我们都有记账的账本，你买什么样的物品花了多少钱，我们还到那些销售的网点去调查，每一类同质可比的商品，上个月是多少钱，这个月的价格是多少。通过这样一些调查，来计算我们的消费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我讲过核心CPI，核心CPI就是剔除食品价格，或能源价格以后的，其他商品的价格指数。这个为什么，一般做宏观调控分析的时候，更多的愿意用核心CPI，而不是说仅仅只看这个CPI这个数，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食品这个东西，很容易受到短期因素的影响。你比如说，生猪不知道什么原因，比如说疫禽、猪瘟，一些猪死掉了，短时间可能三个月，最长六个月时间供应不上，但是这六个月过了以后，价格就平稳了，所以把它提出以后，更能反映物价的未来走势，而不是短期的走势。这就是为什么宏观经济学家更看重核心CPI，而不只是仅仅只看重CPI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主持人：那不管是CPI或者是核心CPI，它对其他的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究竟会起到什么样重要的作用？因为之前我看到周小川提出说，要不要加息，他也要看一看CPI。是不是所有的部门，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都会考虑这个指标。 　　谢伏瞻：因为央行它最重要的职能，就是要保持货币的稳定，就是要控制通货膨胀，所以央行关注CPI，是再正常不过了，它比任何人都会更关心。这是它制定政策的依据，但是每一个人也会关注CPI，因为它跟我们吃的、喝的、用的、穿的，所有的东西都有关联，所以老百姓也关注CPI。因为CPI高了，由于总水平高了以后，就意味着你的支出会增加，所以大家也都关心。 　　卢中原：我注意到，到现在为止，大家讨论的这个物价上涨，我们始终是站在城里人的角度讨论问题。我希望大家换一个角度，站在农民、农村、农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的粮价、肉价涨了以后，对谁有利，农民增收，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容忍、期待，我们的农民、农村、农业，分享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也就是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思考一下。如果要，我们就应该容忍粮价、肉价、食品价格，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逐步地小幅上升，各国的经济发展证明，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规律。我们的农民大量地转到城市以后，他们的工资水平，他们的消费水平，逐步逐步地跟市民拉平了，中国的现代化就完成了，谢谢。 　　主持人：听了这个问题，我们的左女士有话要说。 　　左小蕾：我觉得刚才卢主任说的这个问题，是好事情，如果是我们的CPI涨价，食品涨价、粮食涨价，是涨在收购环节，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好的。可是担心的是什么，它可能是在流通环节里涨价，如果在流通环节涨价，这个涨价的好处就不会分配给农民了。那么流通环节的涨价，我们就要关注一个问题了，很可能是因为钱多了，不是别的问题，就是流通性过剩的问题，它就会把你现在，价值一元钱的东西变成两元钱，变成三元钱。所以如果是这种因素的上涨，那就是通货膨胀，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了。还有一个数据我看见一个报告，就是国际粮价，在去年我们粮食上涨的时候，是因为国际的粮食储备，达到了，接近了年，那个时候的最低点，当那个1972年、1973年，粮食最低点、储存量最低点以后，它有个粮食大幅上涨，那我们现在世界粮价，实际上是接近那个大幅上涨的三分之一，如果我们重复了这样的情况，当粮食储备很低，同时接下来就是一个大幅上涨，而且还有现在工业需求的这种，也是在大幅上涨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一个粮食价格的，国际价格的一个刚性的影响，而且它带动的石油，石油价格 化肥价格等等。这些东西的上涨，可能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影响，所以现在关注的是现在可能是合适的水平，但是预期提高，那么我们是不是有些提前的，一个防范的措施。 　　主持人：陈淮先生是不是有，不同意的看法？ 　　陈淮：大家千万可别以为石油价格是刚性的，在过去十年全球石油，实物层面的供给和需求对比关系上，供是大于求的，供给增长的因素，大于需求增长的因素的，石油价格高涨是被人为炒作的。现在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在超过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速度增长，非洲的石油也在成为最大的后备油田，伊拉克不可能长期打下去的，而把玉米去炼酒精，只可能在六十五美元以上，你才经济划算。一旦油价跌到五十五美元以下，你是必死无疑的，所以诸位如果想投资这件事，或者囤玉米，我劝你不要冒险，谢谢。 　　谢伏瞻：我想刚才我这老同事卢中原先生讲的，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我们看CPI上涨，不能只看它坏的那一面，它也确实还有好的一面。食品价格上涨，猪肉价格上涨，确实影响到了，城市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如果我们政府能够，对城市的低收入家庭，给予一定的补贴，弥补他这方面的损失的话，能够维持他原有的生活水平，不下降。那么这一点上涨就不足为例，这是一个。另外，确实粮价的上涨和猪肉价格的上涨，最终的受益者，还是农民是一个大头。那么你粮食你只要涨一分钱，大家去算一算，农民支出多少，所以粮价的上涨实际上，农民是确实从中能够受益的。当然这中间有流通环节，但是农民他不会是傻子，到城里一看，城里这个猪肉卖到十元钱一斤了，我这猪卖给你的时候，我就会相应地涨价，否则我不卖给你，你不能强买强卖。所以这样他大家都是在分享着，中间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利润，所以农民从粮价上涨和生猪的价格上涨当中，确实是受益的。 　　主持人：其实说到食品价格的上涨，每一个百姓他们在生活当中，都会有体验，但今天我们在现场请到的，是来自物美的吴总，也许在你们的工作环节当中，对这点也有着非常深的体会。 　　吴坚忠：我想也补充一下对谢局长的观点，我觉得是这样，在供应链，我们整个供应链环节里面，并不是终端涨价的，我们生产企业，或者农民就得到受益，我们中国的农民，这种分散式的这种生产模式，对于他们来看，这种市场波动的风险，现在还是比较差的。我举个例子，我们今年的猪肉涨价，实际上和去年的猪肉相对低，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大家分散的农户，得到了信息就会说，养猪利益不太好了，那我就少养，到今年的时候，等到这个价格上去的时候，他又紧着去补这个东西的话，实际上这个过程是比较遥远的，所以农民看这种价格波动，这种风险是比较差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政府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 　　周天勇：我个人觉得这个消费物价，就是从现在这个形式来看，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什么原因，一个就是说，因为今年主要是猪肉、粮食、蛋，这些引起的。刚才谢局长说就是一些生病，或者是去年可能饲料价格上涨，猪肉价格过低，农民选择可能养猪少，这个可以用一些办法来平抑这个，增加供给。比如说国家通过一些，对猪农的支持政策，进口些猪肉等等来平衡这个事。 　　主持人：你担心不担心，刚才屏幕当中提到的，居民的生活负担可能会越来越大，他们的支出会越来越多。 　　周天勇：支出那看哪个方面，哪个方面，比如说房价，它又不计入CPI。 　　主持人：我们要请教一下谢局长，这个房价为什么不计入到物价的统计当中？ 　　谢伏瞻：这个是这样，房子我们一般来讲，你盖一栋房子以后，至少折旧五十年，所以它把房子是算到投资，不是算到消费。不跟我们买，割一斤猪肉回来，一顿把它吃了，吃掉了也就没了。那个东西是买来以后，是分段消费的，是分年度消费，一旦把它折旧期，整个五十年，或者甚至更长时间，七十年，再消费。所以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就是把房价，就不放在CPI当中，把房子也不算在居民消费，而是算在投资。 　　主持人：说到这个房价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老百姓非常面敏感的，我觉得房地产的开发商，他们对这个指标，应该也是非常敏感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了孟晓苏先生。来，我们掌声欢迎他。 　　孟晓苏：作为一个房地产从业人员，和研究住房经济的学者，我也非常关注房价的增长问题，从今年上半年看，一季度，全国七十个大中城市的房价，上涨幅度是6%。而二季度上涨幅度是降到了5.7%，虽然总体上还是下降，但是相比，最近九年以来，平均每年上涨5.2%的幅度来看，现在上涨幅度还是高了一点。而在一些热点城市，像深圳 像北京，这个房价上涨幅度，都达到了两位数，就让老百姓难以承受了，我们也在一直关注，国民经济的各项数据，下半年会更长一段时间，有没有哪些因素，能够造成房价整体的价格的回落，使得它的上涨，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之内？ 　　谢伏瞻：房地产价格确实非常敏感，影响房地产价格最重要的，我想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供求关系，就供给和需求之间是否平衡，第二个方面的因素就是成本，成本的因素。这两个都可能影响到房价，那么目前我个人认为，影响房价上涨的重要的因素，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首先一个就是供给，确实去年住房的竣工面积，这个增速下降了，所以可以提供到市场上的房子，这个量的增长速度，没有想买房的这个量大。第二就是从需求本身比较旺盛。这些年，住房价格一直在上涨恩，那么房价上涨，它所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预期。任何一个人假定我要买房，而且我有能力买房的话，如果我预期房价今后是上涨的，那我最理性的决策，就是早买比晚买好。所以很多人，他预期到未来房价会涨，所以就会提前买房，我想补充说一点，就说这些年的房价上涨，不是咱们中国一家，也不是北京一家或者深圳一家，世界性的。从1997年到2006年，除了日本和香港，这十年当中，房价还没有恢复到1997年以前的水平以外，其他的地方，多的涨到180%多，像爱尔兰，一般的也涨到100%，美国是98%，这十年当中也涨了，就是翻了一倍。所以这个价格上涨的趋势，它不是中国一家，它是有一种全球性的这种特征，这一点可能我们也要注意。 　　主持人：其实刚才我们大家关注的，就是在价格领域，目前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谈到的食品价格上涨比较快，一个就是房屋的销售价格，上涨比较快。你觉得在解决物价这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的主要的困难，会是什么？ 　　谢伏瞻：目前来讲要解决CPI的上涨过快，主要就是政府现在已经在采取措施了，比如说免费生猪打防疫针，这是免费了，鼓励饲养母猪的，给他每头猪给他补贴，在流通环节，增加区域之间的这种调剂。但是因为这个粮食、猪肉，这些产品，它有一个生产周期。尤其是生猪，现在没有肉，短缺了或者少了，你不可能一夜之间，像生产汽车，我加班加点，我二十四小时，马上就能生产出车来。所以在这个生产周期之间，比如说猪大概半年的生产周期，在这半年之内，猪肉的供应紧张状况，应该说还会持续，就是肉价有可能还会要略微上涨。所以这一点，可能我们要有这个思想的准备，如果我们有个半年左右，或者再略长一点的时间的话，应该说肉价事后，回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就不会说再进一步地大幅上涨。　　主持人：大家一定也非常关心，在我们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固定资产的投资方面，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姜龙飞，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番调查和体验，咱们一块跟着镜头来看看他的体验。 　　短片3：固定资产投资　　姜龙飞出镜：　　解说：在偌大的施工现场，我看到工人们都在忙碌的工作着，而在整个工地，最明显的就是三个塔吊，它们也是现场使用频率最高的大型机械。　　同期：基本上是24小时工作　　解说：就在这个工地现场，我见到了这个工程的负责人吉智明，他告诉我塔吊是一座高层建筑必备的大型建筑机械，同时一个城市或国家拥有塔吊的数量也能直接反映出这里的发展规模和速度，眼前的这三台塔吊基本是满负荷工作，而为了得到这三个塔吊，他花费了不少的功夫。　　同期：要满足我们型号要求的 租赁公司并不是很多　　解说：吉智明告诉我，经过了三个多月的谈判和数次招标之后，他才得到了眼前这三台来之不易的塔吊，而在北京一“塔”难求的情况并不是他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现在大型机械租赁市场异常火爆。　　同期：主要还是因为北京的建设规模造成的　　出镜：　　解说：而在采访中我了解到，随着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和市场准入一个门槛，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今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同比增长25。9%，增幅比2006年上半年回落了3。9个百分点，投资行业结构有所改善，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投资增幅明显回落，薄弱环节建设得到加强。今年上半年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投资分别增长14。3%和25。1%，同比分别回落2%和17。2%，可是，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增长依然令人担忧。　　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在调控政策措施的积极作用下，呈现出一些积极变化，但是这只是初步的，基础还不牢固，仍然存在着反弹压力。主要是因为投资仍在加快增长、新开工项目由降转升，投资过热的担心再度出现。　　流动性过剩还是比较突出，地方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较快，资金较为宽松，加上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地方和政府的投资意愿较强。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过高，能否得到抑制呢？　　主持人：我们来看看他提炼出的几个关心的问题，一起来看。　　主持人：大屏幕上我们看到，记者担心的几个问题，一个是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增长，令人担忧。第二个是新开工的项目由降转升，投资过热的担心再度出现。第三个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意愿，依然强烈，固定资产投资过高的增幅，到底能不能够得到抑制。谢局长对这三个问题，怎么来回应？　　谢伏瞻：我想三个问题都提得很好，首先我想从第二个问题说起，就是新增的投资项目，在今年的第一季度是下降了，那么第二季度，新增投资项目在回升，出现了上涨。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尽管它出现了回升，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新开工项目是少增加了八千多个，所以应该说大家担心有道理。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宏观调控三大需求，进出口、投资需求、消费需求，那么真正我们最能调控的，最有条件。也能够把它得到抑制的，应该说还是投资。　　主持人：其实您刚才说到的这三个指标，是经济增长的。　　谢伏瞻：需求的，需求的三个方面。　　主持人：三个方面，或者有人说是三驾马车，这个马在奔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你一定要抑制它奔跑的速度，尤其要抑制我们投资的这匹马，让它跑得慢一点？　　谢伏瞻：因为我们是形容的是叫三驾马车，就说这个马应该同步跑，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我们给一个汽车加油一样。你实际上说是有三个汽缸，但是真正起作用的是，它是反映到你这个，也是调控速度，刚才最开始我们就讲了，11.5% 我们认为是偏快。那既然偏快，我们总是希望它能够，略微地减一点速。减速，从哪减起，消费你不想减，你希望它能够还增长得快一些，占的比重更大一些。进出口这一块，我们只能起一半的作用，就说有一部分是国际市场决定的，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那投资，是我完全能够决定的，所以把重点放在投资，我觉得从主动性来讲，我们最有主动性。　　主持人：可是您看到，我们记者的调查过程当中，他们也发现了，地方政府和企业，他们这种投资的意愿，还是非常强烈的，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地抑制，他们的这样一种过高过快的需求，过热的需求。　　谢伏瞻：现在当然我们更多地，很多人是关注地方政府的热情，那么真正影响投资的，应该说还是资金链，还是我们的贷款的利率，还有我们的土地供给的水平等，有很多因素。怎么办，我们就需要采取宏观经济政策，你包括像现在比如说纯贷款利率，提高这个利率，提高利率本身，今年提高了三次，三次一次27个基点就是81个点，81个点对企业的影响还是有影响。因为它最终，是要影响它的财务费用的，它的利息支出会增加的，尤其长期贷款。再加上土地，土地是硬手段，你没有地，你就开不了工。还有我们今年对于环保，就是你要进行还贫，你达不到还贫的标准，就不允许你上这个项目。　　主持人：这也是刚才我们记者提出的，第一个关注或者说是担忧，就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增长，非常令人担忧。究竟我们的投资行业结构，有没有一些改善？　　谢伏瞻：跟去年相比，部分两高一资（高消耗 高污染 资源性产品）的行业的增长速度，比过去是回落，但是增速依然很高，像钢铁，它增长速度还很高。所以我们在想，抑制两高一资（高消耗 高污染 资源性产品）的产品的过快增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一定要把它的污染的成本，就是外部的成本内部化。你排污你就要交钱，要增加你的成本，还有就是我们对于那些高能耗的企业，你要提高电价，而且现在我们的环保总局，还采取了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区域性的限批。就假定你这个地方，有一个企业出现了问题，那你这整个地方，我一个项目都不批了，应该说还是有一些震慑的作用。　　主持人：大家在投资领域方面，有没有特别关注的问题，可以提给谢局长？　　孟晓苏：我要在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和住房投资与消费问题上，给伏瞻局长出个难题了，因为按照我们历来的统计口径，从来都是把住房建设和消费，统计在投资领域，或者是固定资产投资领域。这样的话尽管是和国内外，很多统计口径是符合的，但也经常在实践中，给我们带来困扰。当一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时候，往往就压缩到了住宅投资方面，另外在对于消费结构的分析方面。因为住宅不包括在内，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面对着这个消费率降低，而投资率增加这样的困扰，建议我们国家早就把住房建设，作为了经济增长点和新的消费热点，那么是不是今后我们在统计学上，能够把住房投资和消费这块，单独看待。即便是仍然统计在投资领域，但应该看到它是一个特殊的投资领域，从而不至于，在压缩基本资产投资的时候，先看住房投资。而在统计经济，消费推动经济的时候，又过度地为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所困扰。　　谢伏瞻：首先我想说一下就是说，无论是消费率，或投资率的关系如何，这种变化，就是说无论你怎么统计，怎么计算，不是因为统计造成了消费率下降和投资率的上升，这个实质没有变化的，你算在哪是另说。但是实际上他在投资，投了多少，消费了多少，这个是一定的，这没有不会因为统计，改变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我想要说明一点。第二，从调控来讲，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不是因为统计出，固定资产投资高了，才调控房地产，而是因为房地产价格上涨，完了在调控的过程当中，可能是影响到房地产的发展。那么我也听到另外一种观点，就认为说，现在的房地产投资本身，特别像去年投资下降，可能还不是因为调控的原因，因为是什么？是开发商觉得这个房价，我要控制一点盖房的进度，控制一点盖房的建设的增速以后，人为地使得你供求之间有个紧张状态，使得我花很少的钱。但房价天天涨，就光靠涨价那部分，我就能得到利润，我不用花那么多力量，非得去盖那么多房子，这种情况我想是不是存在。我也就返过来提一个，我们的孟总，我看孟总的公司不存在这个问题。　　孟晓苏：关于去年和今年一些开发企业，降低了开发的力度，这个我知道确有其事。而这些更多的还是由于，对于土地和资金的控制造成的，开发企业本身也形不成联盟。因为我们中国现在有三万五千多家开发企业，它是分散的，它集中度不够，所以我认为要从总体上说，是应当通过增加供给，来尽快解决房屋的供给不足问题，来改善供应结构。同时调整供应结构，使得低价房、保障性住房，占到一定的比例。这样的话才能够使得房价，能够回落到一个合理的增长水平。　　石伊恩：我想问谢局长一个问题，我们看沿海城市，尤其是因为看外贸顺差那么大，所以我相信可能是沿海城市那种，经济环境不一样跟内地，东部、西部可能不一样。所以从宏观方面，我们就看那些增长速度，是不是有一些区域的区别，还有一些比如说固定资产的投资，是不是沿海中部或者西部，也有区别。而且从宏观调控，是不是也有一些难度。我对一些沿海城市的一些经济情况，采取一些宏观调控的方法，可能对中部和西部可能起一些，不完全一样的作用。　　谢伏瞻：去年以来吧，应该说投资的增长，包括经济的增长，都存在一种从东部往西部转移的这么一种，叫趋势也好，或者叫这种迹象也好。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吧，我们中部的增长速度，是高于东部的增长速度，大概是高一个点，西部的增长速度，高于东部的增长速度1.6个百分点。还有投资的增长速度，中部和西部就更高于东部的增长速度，确实有一个东部的增速在放缓，投资的增速在放缓，但是中西部的投资增速在加快，它就反映了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说在东部地区，随着成本的提高和上升，特别像土地。土地，东部越来越紧缺嘛，紧缺，它价格就会上升，对于很多工业项目，现在交通非常便利了，它可能就从东部，就搬到了中西部地区，这样应该说，从总量上，只是改变了区域的这种布局，但是对于总量并没有减少，但是它对于优化我们的区域，发展的这种格局，解决过去这种东、中、西发展差距拉大的这种趋势，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好处。
　　主持人：投资、消费、出口，这拉动经济增长的这三驾马车，我们已经深入地谈过两驾了，还有一驾马车就是出口。究竟国际收支平衡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当贸易顺差、贸易逆差，这些词越来越平凡地，进入我们视野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孙菁，也做了一次特殊的体验和调查，我们来看一看。　　短片4：《贸易顺差》解读文稿　　孙菁解说：　　7月21日下午六点多钟，我赶到北京华星国际影城，想看一场最新的电影《变形金刚》。一进门就发现排队的人还真不少。我排在队尾，希望能买到7点15分的电影票。趁着排队的间隙我和前后的观众聊了一下，发现大家基本上都是来看《变形金刚》的。15分钟之后我终于排到了前面。　　记者：　　7点15的票已经卖完了？　　售票员：　　买下一场吧，8点55的。　　解说：　　7月11日之后，华星影城一天有30个场次在放映《变形金刚》，如今放映时间已经超过两周，一天放映的场次依然有18场。单是华星影城的票房就超过了350万，全国票房预计会有2.3亿元。　　同期：　　001520这是泰坦尼克之后，外国片最高的一个票房。　　解说：　　2006年，中国国内电影票房为26亿元，但其中45%的份额，也就是超过10亿元人民币被美国大片拿走，同一年，共有73部国产影片，其中包括香港电影，在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的放映， 总收入才有19亿元人民币。中美之间的电影产业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事实上，在中美贸易逆差中，核心表现为三大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与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从1972年开始,中国民航累计购买和租赁经营的波音飞机共523架,花费金额高达292亿美元。今年中国到美国的百亿采购清单里，依然有波音飞机。　　尽管多年来美国大片和波音飞机消耗了中国大量的外汇，但与之相比，高达177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更令人关注。和美国的贸易逆差相比，中国巨额的顺差产品大都是低附加值的产品，诸如纺织品、日用品。商务部薄熙来部长曾经感慨地说过，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波音飞机。尽管如此，巨大的数量使得中国产品无所不在，也引发了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像中美纺织品摩擦、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等等就是典型的案例。　　为了缓解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2006年9月，国家下调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今年4月，再次下调钢材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从6月1日起，对142种“两高一资”产品开征或提高进出口关税，以暂定税率形势降低209种商品的进口关税，增加国别进口补贴，提高外资企业的准入门槛，严禁高污染高耗能和国内产能过剩的外资项目进入。但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仅仅是美国的3%，韩国的5%，这使得中国出口的产品大部分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并不合理。　　主持人：我们在调查当中，特别关注这样的三个问题，顺差的质量并不高，出口的多是低附加值的产品。第二就是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带来了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第三就是进出口商品的结构，并不合理，我们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始终很低。我们也请我们的谢局长，来帮我们解答一下，我们这三个关注。　　谢伏瞻：这三条我想后面两点我是赞成的，第一点部分赞成，部分不赞成。　　主持人：说说您的理由。　　谢伏瞻：我们最近这些年，出口的结构当中，不是说完全都是低附加值的产品，我们的机电产品的比重，在大幅度地提高，像我们的通讯设备，有一些附加值相对比较高的产品，比重在不断地增加，是在改善，不完全都是像过去所谓的玩具，服装鞋帽，不完全是这些东西了，更多的是机电产品。机电产品当中比如像通讯设备，当然在我们整个，总的出口的总量当中，中低价这个产品，还是占了比较大的比重，这是与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水平　　和技术水平，有密切关系的。所以这个总的来讲，结构是在提高，所以他第一条，我是部分赞成，部分不赞成。第二就是说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加剧了流通性过剩，带来了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确实是反映了我们当前，经济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和突出问题，贸易顺差确实在增加。应该说在2004年以前，我们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很长的时间之内，确实有时候是顺差，也有时候是逆差，即使存在顺差的时候，大体上在二百多亿，三百亿美元的这样的水平，那只是最近这两年，贸易顺差在大幅度提高，2005年是一千零二十亿。2006年是一千七百七十五亿，这个贸易顺差增加了，但是我想说明一点就是说，贸易顺差的增加，这是在一个落后的。就是说相对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追赶发达国家过程当中，普遍都会存在这个问题。据统计，从1874年之后的97年当中，美国有94年那个时候存在顺差，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一直都存在顺差，德国现在每年的顺差，大概也在差不多一两千亿美元。所以存在顺差这种情况，这是一种国际分工的结果，第三个问题就是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不太合理。　　主持人：我们国家的劳动力的成本，始终很低，这也是一个现实发展的状况。　　谢伏瞻：劳动力成本低的问题，总的来讲还是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就是劳动力，需要就业的人多，给你开八百块钱工资，你说你不干，不干他有人干，所以他就不会去主动它提到一千块钱，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但是这是与我们的国情，有很大的关系的。劳动力的低成本，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既然是优势还需要发挥。所以，你回到结构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也需要，出口高技术的这些产品，高附加价值的产品，我们也希望出口，我们一架播音747，换回他多少件衬衣，多少条领带，我们不去生产这些衬衣和领带了。但是目前我们的技术水平，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你还要沿着这个路，接着往前走，但是同时你需要去改进，逐步地去升级。　　主持人：那对我们现阶段来说要减少顺差，面临的最大的困难会是什么？　　谢伏瞻：应该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发展阶段，要想把顺差很快减到一个比较低，或者是比较合理的水平，这个难度非常非常大，这与我们的国情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大规模的人口，十三亿人口，我们有57%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我们那么多人，一年需要有一千几百万，两千万人口等着要就业。如果你不把我们的生产的能力，利用充分，那你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要去失业，那这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出现不稳定，所以尽管存在顺差，那我们还要去生产，还要去出口，这是一个从主观的动机。另外就是三资企业，三资企业占到我们整个出口的，超过50% 到58%左右。所以不是好处都是中国人拿到了，相当一部分记账是记在我们，它按照原产地原则，说你从中国进来出去的，中国制造，那就是算在中国的头上。但是真正受益的，很多也是大的跨国公司，他们也在受益，所以完全用贸易顺差来攻击中国，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主持人：我们来看一看哪一位专家，在这方面有问题，想要提出来和您交流？　　石伊恩：我看中国的出口额度那么大，一个因素是因为美国的需求，还有欧洲的需求、日本的需求，这三大块。但是很可能因为，而且我不完全了解这个数字，可能中国出口，可能是占GDP增长的3%到4%，如果未来经济的需求量下降，或是欧洲的或是日本的，这时会不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谢伏瞻：您所提到这个问题我想是这样，就是说到底世界经济增速，减缓以后，对中国的出口会带来多大影响。我的直觉，第一会有影响，影响多大，取决于我们的出口产品结构。如果说国际市场进口我们的，都是吃穿用的这些东西的话，那他就要去比较，所以这就取决于我们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这种比较优势，但是我的总的看法就是说，世界经济如果出现下降，对中国的出口，肯定是有负面的影响。影响的大小，我个人不认为有特别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现在的，这种出口产品结构，决定了他还得进我们。　　主持人：在贸易顺差方面还有问题要问吗？来。　　陈东胜：我提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增加，这是一个事实。那么现在降低外汇储备，有各种措施，其中一个就应当是鼓励对外投资。我要提个问题就是，从外汇体制改革、鼓励用汇，对外投资这个角度来看，有多少可以，近期可以推出的政策？　　谢伏瞻：关于鼓励走出去，投资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应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你比如像德国，它一年的贸易顺差，也差不多两千亿美元，但是它没有那么多外汇储备，增长那么快，包括日本，它的贸易顺差也很多，可是它的资本最后都走出去，投出去了。这是我们和这些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因为我们过去，外汇把它当成一种很重要的稀缺资源，所以我们有一个词汇叫出口创汇，是把它当作一个稀缺资源来对待，所以就不愿意说，增加外汇储备，总是把它看成一个好事。但是什么好事到了一定度以后，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最近这些年，我们提出来企业要走出去，鼓励我们的企业去对外投资，对于企业你要出去以后，一些鼓励措施也是在增加。包括提供广泛的信息，因为我们很多中小一些的企业，你说走出去，走到哪里去，连个会外语的人都没有，你走到哪里去，是不是。再一个国外的信息是什么样子，那个国家的特点是什么样子，我们还不太清楚，所以在最开始，我们现在的企业走出去，可能还是主要集中在，那些相对规模比较大，外向型特征比较明显的企业，再走出去。很多相当一部分还是国有企业，所以这个步伐也是在加快，但是这确实是要一个过程，要不然你人出去了，投资在国内，有的地方都有关门打狗的现象，其他的你两眼一摸黑，你出去投资你知道赚钱还是赔钱，弄不清楚。所以在前期稍微稳妥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我给你做这个解释。　　卢中原：我在这里我还想，我们要再换一个角度看这些问题，首先我们现在面临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很快的情况，这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一个突出表现。邓小平同志当年到联合国，开联大的时候，中国大陆境内的中国银行，仅仅调出了一千美元的现汇，代表团的全体同志，每人只分到了三美元的生活费，最后在美国的小费是邓小平，用自己的生活费付的。1998年我们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我们当时的外汇储备多少？一千三百亿美元，我们现在的外汇储备一万三千亿美元，我们难道不应该为此自豪吗？第二要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过大和外汇储备增长过块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长期艰巨的任务。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是要明显地缓解是非常困难的，这里边我不讲多的原因，只讲一条，这一条就是国际产业分工，正在由产业间的分工，变成产业内部的分工，甚至产品内部的分工，就是价值链的增值。在哪一个国家，最有利于这个产品的增值，它就往哪个国家转移产业，中国现在正好是这样一个承接国。我们有地价比较低，要素成本比较低，特别是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将长期保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比较好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我们的综合竞争优势是，也在不断地提高。我们的一些技术设施条件，也相当好，比印度好多了，所以大量的制造业转到中国来，恰恰是我们的贸易出口当中，57%的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就是两头在外嘛。大进大出，如果在这样的，国际产业分工的格局下，我们中国来减少贸易顺差，是非常困难的。我曾经跟我们的决策部门，甚至在国际上和我讲过，如果要使中国的贸易顺差，明显下降，你们就应该，把国际分工的这种格局给它改变，如果你们不能改变，你们不要压中国，仅仅调整人民币汇率来减少顺差，谢谢大家。　　主持人：刚才是专家们的畅所欲言，实际上在我们今天，制作这期节目之前，我们也通过网上来发布了一下调查结果。有很多的网友，他们也发来了很多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他们关心的层面非常多，但是我就挑其中一位网友的问题，要在这里问一问我们的谢局长，这位网友说，我不懂经济，但是我知道宏观调控，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可是我看到，为什么越调控，我身边的房子涨价就越快，我想要买的猪肉价格就越高，请问宏观调控究竟有没有作用？他说请谢局长在节目当中，非常明白地回答我这个问题，所以此刻他可能在电视机前，正等着您的回答。　　谢伏瞻：我想非常明确地告诉这位网友，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果没有这些年的，持续地宏观调控，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这几年的宏观调控，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平均保持在10%或10%以上，这样的增长速度，波动幅度这么小，这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在我们过去28年的增长历程当中，改革开放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没有的。持续时间这么长，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这么小，物价的涨幅这么低，群众得到的实惠这么多，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这充分体现了，宏观调控收到了积极的成效。　　主持人：希望这个回答，是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位网友，感觉到满意的一个回答。我想当全球都在这个夏天共同聚焦中国经济的时候，我们也和《经济半小时》和《中国财经报道》，共同联手打造了今天这样一次，特殊的对话，邀请统计局的局长谢伏瞻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全面客观地，来解读中国的宏观经济。我想既然要做到全面客观，那么仅仅拿着一个秒表，从数字来判断它的快和慢，或者拿着一个温度计，从数字来判断它的温度高或低，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来关注和理解中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地发展。好了，在这里谢谢谢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也谢谢电视机前您的收看，谢谢各位，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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