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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治家朱启钤：（1872～1964）
字桂辛、桂莘，号蠖公、蠖园，祖籍贵州开州（贵州开阳）， 1872 年 11 月 12 日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光绪举人。中国北洋政府官员，爱国人士。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
　　朱启钤幼孤家贫。 1881 年寓居长沙，励志攻读。 1891 年随姨父瞿鸿机 ( 时奉督四川学政 ) 赴川，以捐府经历试仕川省，曾供职盐务局。 1894 年任修凿云阳大荡子新滩工程委员。越年保举知县，分发江苏试用。 1902 年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1908 年任东三省蒙务局督办。1910年任津浦路北段总办。民国成立后，1912年7月起，连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交通部总长。1913年8月代理国务总理，稍后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1914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在此期间，曾拆除北京正阳门瓮城，改建前门箭楼，开辟中央公园 ( 今中山公园 ) ，拆盘街千步廊为天安门广场，为北京的市政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还曾计划修建环城铁路。1915年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12月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处长）。1916年袁世凯死后，以筹备洪宪帝制大典祸首之一遭通缉，引咎去职。1918年获赦免，8月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未就任。同年发起成立北戴河海滨公益会，被推为会长，为海滨的开发与建设做了大量实际工作。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辞职退出政界，先后寓居津、沪。1921 年游历欧美等国。 1920年任《四库全书》印刷督理。朱启钤对中国古建筑艺术颇有研究，曾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对织绣、漆器艺术也颇有研究。1925 年开始筹办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典建筑文献的整理研究， 1930 年营造学社正式成立，任社长。这是研究祖国建筑文化遗产最早的学术团体，对这项工作起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1930 年，张学良委任为北平市市长，未就任。
从 1917 年起经营实业，先后经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 等企业任董事长 。北平解放前夕，朱启钤寓居上海。周恩来曾授意来北平参加国共和谈的章士钊写信给他，劝他留在大陆。上海解放后，周恩来即派章文晋 ( 朱的外孙 ) 接他来京。到京不久，他便以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同其他常务董事共同努力，把跑到香港的九条货轮召回大陆支援国内海运。 1950 年，朱氏将珍藏的明岐阳王世家名贵文物 56 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文化部颁发奖状予以表彰。还先后将大量藏书分别捐给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古代建筑修整所和贵州图书馆。 1952 年中兴煤矿公司改为公私合营，继任董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3 年 5 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是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古代建筑修整所顾问。 1961 年老人 90 寿辰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在全国政协为他主持了祝寿活动。 1964年2月26日病故，终年 92 岁。
著有《哲匠录》、《李仲明营造法式》、《蠖园文存》、《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漆书》等。1927年根据日本传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传的《髹饰录》。 刊有宋李诫《营造法式》。1991 年 9 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蠖公纪事—朱启钤先生生平纪实》。

民主革命家朱执信：（）
原名大符。广东番禹人，原籍浙江萧山。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生。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为《民报》撰文，与改良派论战。1906年回国，任教广州，秘密在军队中开展活动。1908年，与赵声等密谋起义未果。1910年再与赵声等发动广州新军起义，又失败。次年4月，参加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任“敢死队”，攻入督署。事败避居香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联络党人和军队，促成广东光复，担任军政府参议、审计院院长等职。1913年后，积极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世凯)斗争，并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护法运动中，负责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联络工作。次年随孙中山到上海，任《民国日报》和《建设》杂志编辑，拥护“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思想激进。1920年奉孙中山命赴广东督军驱逐桂系军阀，9月21日在虎门对敌军策反时被杀害。有《朱执信集》。

中国“空战第一人”朱斌侯：（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乌云笼罩了整个欧洲，在这场惨烈而血腥的战争中，飞机第一次成为战斗的主角。交战的两大阵营中涌现了1800名王牌飞行员，在他们当中，有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朱斌侯，他用自己的勇敢与智慧，将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书写到了世界空战史册上。
朱斌侯生于1885年，他的父亲曾开办过机械厂。受家庭影响，朱斌侯自小就对机械充满了兴趣。当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朱斌侯立刻被这种能在天上自由翱翔的铁家伙迷住了。为实现自己的飞行梦，朱斌侯于1913年前往法国学习飞行。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刺激的空中战场把具有冒险精神的朱斌侯吸引住了。1915年9月，刚从航空学校毕业的朱斌侯参加了法国外籍兵团，成为一名飞行员。经过半年多的战斗训练后，朱斌侯迎来他的第一个猎物。1916年7月10日，已经升为中士的朱斌侯正在驾机进行空中巡逻，突然遭遇德军飞机来袭，双方立刻展开了激烈的空战，在战斗中他击落一架德军战机，成为第一位参加空战并取得战果的中国人。 1916年8月24日，朱斌侯在空战中再次大显身手，当时他的一位战友被3架敌机围攻，朱斌侯勇敢地冲入敌机群，打乱了敌机编队，经过一番格斗，他不仅解救了战友，还迫降了一架敌机。9月12日，朱斌侯又击落了德军王牌飞行员、第三航空队司令官埃瓦尔德的座机。由于朱斌侯屡建战功，法军司令部对他进行了通报表扬，并晋升其为少尉军官。1917年2月的一天，朱斌侯在对德军阵地进行空中侦察时，突遭6架敌机围攻，势单力薄的朱斌侯没有慌乱，他勇敢地与敌机周旋，反复冲杀，终于突出重围，但是他的飞机机翼也被敌机击伤。在操纵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朱斌侯凭借高超的飞行技术最终迫降成功，但此战过后，朱斌侯却因健康原因不得不告别了空中战场。 朱斌侯在法国外籍兵团航空队担任了1年多战斗机飞行员，在空战中取得了击落敌机2架、迫降2架、击伤1架、击落气球1枚的战果。法军司令部给予他高度的评价，称其“勇敢、机敏、忠诚”，“精力充沛，英勇善战”，“在飞行队中屡建战功”。 (网易历史/history/)
一战结束后，朱斌侯回到上海，但他对飞行仍兴趣不减。当时，浙江督军卢永祥正大力招募人才，听说了朱斌侯的事迹后，卢永祥决定利用朱斌侯来为自己打造一支空中部队。1922年，卢永祥命令浙江督军公署在杭州笕桥组建航空教练所，请朱斌侯出任所长，招收学员进行飞行训练。 (网易历史/history/)
1924年9月至10月，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被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福建督军孙传芳围攻。被两面夹击的卢永祥很快支撑不住，扔下自己的部队败逃日本。浙江航空队随后解散，飞机成了孙传芳军队的战利品，朱斌侯被迫回到上海。中国“空战第一人”朱斌侯就这样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此后再无音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在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以连队、支部为基础，注意总结推广新经验，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8年因伤病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仍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撰写了《朱德的扁担》等回忆文章。1989年2月22日在北京病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朱德：（）
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59 - 1976）。

朱培德：(公元1889～1937年)，字益之，云南盐兴人。著名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
朱鼎卿：(公元1902～1982年），乳名万鋆
朱兆林：(公元1907～2003年)，四川平昌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　军：(公元1908～今)，河北景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玉庭：(公元1909～1997年)，湖北巴东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家璧：(公元1910～今)，云南龙陵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鹤云：(公元1912～1992年)，壮族，广西田东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虚之：(公元1912～2000年)，浙江临海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绍田：(公元1912～1992年)，湖南桑植人。
朱玉学：(公元1912～今)，湖北麻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绍清：(公元1913～1989年)，湖南华容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士焕：(公元1913～今)，四川通江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致平：(公元1914～今)，原名朱嗣兴，河南新县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家胜：(公元1914～今)，江西莲花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声达：(公元1914～1985年)，湖北江陵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　光：(公元1914～2001年)，原名赵金城，山东聊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直光：(公元1915～1990年)，湖北阳新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　烨：(公元1916～1968年)，湖北麻城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耀华：(公元1917～今)，江西瑞金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春和：(公元1917～今)，山东寿光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启祥：(公元1919～1977年)，又名朱德兴，江苏无锡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朱云谦：(公元1919～1989年)，江西莲花人。著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民族乐器演奏家朱英（）
字荇青，号杏卿，平湖城关人。受教于琵琶名家李芳园，勤奋好学，技艺益精，曾赴美、日两国演奏。民国16年（1927）起，先后应聘在国立上海音乐院、湖北师范学校艺术系任国乐教授，执教十余年。对音乐理论、乐曲创作和琵琶演奏颇有研究。抗战期间，创作了不少激发爱国热情的琵琶乐曲，如《哀水灾》、《难忘曲》、《淞沪血战》等。抗战胜利后，返故里，执教于平湖县中。1953年，中央民族音乐研究所聘他为特约琵琶演奏员。1954年，因喘病剧发，病逝故里。

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朱家骅:（1893年－1963年）
字骝先、湘麐，浙江湖州人，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以其特出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精力，担当过教育、学术、政府、政党等多项重要职务，与中国政局的演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影响现代中国甚巨。朱家骅是中统负责人，CC系大将。

中国植物病理学家. 他在麦类黑穗病、线虫病、水稻稻瘟病、白叶枯病、纹枯病等防治方法的研究上做出了开创性成果。他在研究小麦腥黑穗病的防治过程中，发现了生物拮抗作用，为生物防治开拓了新的领域；他首先将菌类分类与病害诊断研究结合起来，为病害防治研究奠定了基础。是我国植物病理学科奠基人之一，是植病研究工作者的楷模。
　　1895年11月29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父母都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其父曾任教于清华学校，1911年在沪创办大同大学。朱凤美少年受父母薰陶，对诗词颇有志趣；但他特别爱好植物，常在课余或假日采集花草植物压制标本，有时还进行观察分析。1913年他考取南京江苏第一农业学校，1917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18年赴日本鹿儿岛高等农业学校学习。1921年毕业回国，先后担任江苏第一农业学校、安徽第二农业学校教员，后在河北大学农科专门部、武昌大学、北平农学院等学校任教授。1927年再次去日本，留学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专攻植物病理学。1930年回国，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兼任浙江省昆虫局技师。1933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进行麦类病害防治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中央农业实验所内迁，1938年到贵阳，他兼任农林部贵州省推广繁殖站主任和贵州省农业改进所病虫害系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随中央农业实验所返南京，1947年任该所病虫害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病虫害系疏散到杭州，在杭州迎接解放，并即迁回南京继续留任。1950年原中央农业实验所改称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他一直在研究所工作。
　　朱凤美一生从事植病防治研究，在开拓我国植物病理学研究事业和农作物防治实践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创制的线虫汰除器，经大面积推广应用，控制了该病的流行。在1950年，农业部授予发明奖；他研究发现小麦拌种时，掺加油粕粉末防治小麦腥黑穗病和秆黑穗病；从油粕中分离出抗生菌能防治作物病害，为农作物防治工作开辟了新的途径。1950年农业部授予他爱国丰产奖状。60年代初期，他提出的“杜绝菌源为中心，秧田期防治为重点”的白叶枯病综合防治方案，首次有效地解决了白叶枯病的防治问题，1978年他被授予全国科学大会奖状。
　　人民为了表彰他在植物保护研究及生产中的贡献，1956年被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并先后被选为江苏省第二届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农业部聘他为学术委员会委员。

字继炤，号经霖。浙江鄞县人，为中国水产科研和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国际著名鱼类学家、中国鱼类学的主要奠基人和水产教育家。1952年以后，历任上海水产学院教授、海洋渔业研究室主任、鱼类研究室主任、上海水产学院院长，东海水产研究所所长。
1896年10月2日出生于浙江省鄞县一个商人家庭里。7岁在当地念私塾，15岁被双亲送到宁波恒大钱庄当学徒。他见一些幼时私塾的同学在中学里念书，十分羡慕，总想有朝一日继续上学。在工作之余，他抓紧一切机会自学。当时辛亥革命胜利，进步思潮有力地影响了世代经商的朱家，在他一再恳求下，加之得到思想开明的叔父的支持，说服了父母，同意他结束学徒生活，进入宁波斐迪中学念书。 　　宁波是渔业繁盛的地区，又靠近我国最大的渔场——舟山。朱元鼎每天放学之后，总喜欢徜徉于码头、鱼肆，徘徊于甬江之滨。他爱海、爱鱼，爱这富饶的土地。恰恰就是鱼类资源问题，老师总是语焉不详，搞不清浙东海里到底有多少种鱼，因为那时还无人写过一部比较系统的有关中国鱼类的书籍。这就是朱元鼎后来同鱼类结下不解之缘的初因。 　　1916年中学毕业后，朱元鼎考入东吴大学生物系。由于他品学兼优，三年级被选为全校“丽译会”主席，每周举办演讲竞赛，专题辩论等有益于增长知识的活动，深得广大师生的好评。同时还被选为东吴大学学刊编委。在学业上朱元鼎受美国著名生物学家，东吴大学教授齐天锡（N．Gist Gee）影响颇深。直至他晚年还深情地向助手回忆齐天锡教授治学严谨，对学生谆谆教诲，既严格要求又热情栽培的情景。1919年朱元鼎发表了《藻类的经济价值》一文，这是他最早的关于水产方面的科学论文。 　　1920年朱元鼎大学毕业后，受聘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生物系，1925年以学业优异，被学校选送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进修昆虫学，1926年获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继续在圣约翰大学任教，并晋升为副教授。他除先后讲授昆虫学、鱼类学、遗传学、进化论和比较解剖学等多门课程外，还坚持昆虫学的研究工作。在1928年后两年内先后发表昆虫分类学论文4篇，发现襀翅目昆虫2个新属和9个新种。 　　在圣约翰大学任教期间，年轻的朱元鼎目睹外国专家将在中国采集的大量鱼类标本带回国去，发表不少有关鱼类新种的文章，将许多中国渔业资源资料窃为己有，甚感痛心。面对中国丰富的鱼类资源，鱼类学的研究领域却被外国人把持，朱元鼎下定“我们要做中国渔业科学的主人”的决心，毅然放弃研究多年的昆虫学的工作，转而研究鱼类。1930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鱼类学论文《中国鱼类学文献》。1931年出版了他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系统的鱼类学专著《中国鱼类索引》。 　　1932年朱元鼎被选送美国密歇根大学，在该校动物博物馆著名鱼类学家C．C．赫伯斯（Habbs）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由于他的努力，原定2年的进修任务，一年半就完成了。1934年2月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被圣约翰大学聘任为教授。1935年发表博士论文《中国鲤科鱼类之鳞片、咽骨与其牙齿之比较研究》，在国内外获得广泛的重视。 　　从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余年中，尽管朱元鼎坚持开展鱼类的研究，但终因战局动荡，困难重重，收效甚微。 　　1952年，中国第一所水产高等院校——上海水产学院成立，朱元鼎担任海洋渔业研究室主任，专心致力于鱼类的研究，不断做出新的成绩。1956年被推荐为中、苏、朝、越四国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多次出席会议，宣读论文。 　　1957年朱元鼎被评为一级教授。11月，国务院任命他为上海水产学院院长。1959年，东海水产研究所成立后，他兼任所长和鱼类学研究室主任，更是全力投身于科研和教学事业。在1960—1963年的短短4年中，完成了《中国软骨鱼类志》、《南海鱼类志》、《东海鱼类志》、《中国石首鱼类分类系统的研究和新属新种的叙述》等专著，基本上摸清了中国沿海鱼类资源的种类和区系分布，为我国开发和利用海洋鱼类资源作出了贡献。在他领导下建立起来的院、所鱼类标本室不断得到扩充完善，成为中国研究鱼类的重要基地之一，深受国内外学者称羡。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完全剥夺了从事正常科研工作的权利。但朱元鼎还是排除了各种困难和干扰，默默地在家里继续进行研究，于1973年与王文宾合作完成了《中国动物图谱·鱼类》的编撰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朱元鼎不顾年迈多病，到处奔走，呼吁上海水产学院复校。终于在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迁回上海复校，他仍被任命为院长。1983年因年事过高卸任实职，而荣任名誉院长。朱元鼎十分痛惜过去十年失去的时间，他在美国的儿子想接他去休息，但他说：“工作未了，我不能去”，不顾垂暮之年，继续奋战在科研第一线。在1977—1986年间，先后和助手、其他专家合作完成《南海诸岛海域鱼类志》、《福建海洋经济鱼类》、《中国软骨鱼类的侧线管系统以及罗伦瓮和罗伦管系统的研究》、《福建鱼类志》等专著和论文25篇。 　　1986年11月，91岁高龄的朱元鼎卧床不起，虽病魔缠身，仍不忘《中国鱼类志》的研究工作，召集助手于病榻前研讨如何早日完成。12月初，某大学教授寄来一篇关于鳜鱼研究的论文请他审阅，此时他身体已十分衰弱，但还坚持要助手将全文念给他听，并提出修改意见。这是他去世前二周审阅的最后一篇论文。1986年12月17日卒于上海。他生前把私人珍藏的图书、资料近2千份提供公用，身后全部献给了国家。有关单位为了表彰他献书的爱国热忱，给予5万元奖金，但家属深知朱老生前提携后生之宿愿，将全部款项捐献给了上海水产大学，建立朱元鼎奖学金基金，永志纪念。 　　朱元鼎曾历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苏、朝、越四国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鱼类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动物学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水产分支》主编，《中国水产学报》主编等职。

中国美学家朱光潜：（1897～1986年）
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今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人)。1897年9月19日生。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肄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他还请桐城著名书法家方守敦题写“恒、恬、诚、勇”4字的条幅，作为座右铭。五四运动中，他毅然放弃文言文，改写白话文。1921年，朱光潜发表了白话处女作《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随后又发表《行为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进化论证》等读书心得，初步形成自己对治学和学术研究活动的看法。1922年，他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中，倡导培养“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的批评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证精神”。这些观点一直影响着他漫长的学术道路。香港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大学吴凇中国公学中学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1924年，撰写第一篇美学文章《无言之美》。又到上海与叶圣陶、胡愈之、夏衍、夏丏尊、丰子恺等成立立达学会，创办立达学园，广泛进行新型教育的改革试验，倡导教育的自由独立。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在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武汉大学任教。并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协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1897年农历九月十九日，朱光潜诞生于安徽省桐城县其林区阳和乡吴庄(今属安徽省枞阳县)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朱文涛，字海门，是清朝的一个贡生，在乡村里教私塾，与桐城派古文作家吴汝纶(挚甫)颇有交谊。父亲朱子香，字若兰，也是一位乡村塾师。母亲左东宜，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朱光潜是老大，有两个弟弟，大弟朱光澄，小弟朱光泽。朱光潜，字孟实。他没有什么小名，后来倒用了不少笔名，有盟石、蒙石、萌石、石等。他曾在晚年告诉青年朋友：孟实的“孟”字是老大的意思，因为他兄弟三人，他是大哥；“实”则是坚实、踏实的意思，那也是他做人的态度。后来用萌石等等，“实”改为“石”，那就是说，他更加坚硬了。
　　1932年，朱光潜到伦敦和奚今吾结婚。奚今吾，四川南充人。1907年10月4日生，比朱光潜小l0岁。其父亲与张澜有深交。奚今吾是朱光潜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执教时的中学部学生，当时在法国巴黎大学学数学。她对文学艺术十分爱好，法语水平甚高。两人异国相逢，志趣相投，遂由师生之情发展为恋情。
　　奚今吾为了支持与协助朱光潜进行学术研究，曾拒绝中法大学的招聘。她迟于朱光潜两年回国。与朱光潜数十年休戚与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她一度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干过编辑工作。但更多的岁月与精力，则用于对朱光潜学术研究事业的支持与协助。中国美学的发展，有她一份贡献。

当代文学家朱东润：（1896－1988）
江苏泰兴人，中国古代文学及各体文学专家。1916年英国伦敦西南学院肄业。建国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等，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他为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陆游研究、梅尧臣研究、中国文学等课程，并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生。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历史，尤其专长历史人物传记文字的创作。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研究，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著有《张居正大传》、《杜甫叙论》等传记文字作品，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他还是一位书法家，篆、隶、行、草无不精善。
　　“大跃进”时期，有一次中文系召开了“跃进大会”，目的是要大家再一次“鼓足干劲”，力求“多快好省”地搞工作。在学生、教师纷纷登台，决心要这个“提前”那个“提前”之后，大家把朱东润先生“促”上了讲台，要他表态。他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时却如箭在弦上，不“跃进”一下便下不了台。踌躇再三，他终于在敦促的口口声声中开了口。看他那神情，真像要他下地狱似的。他说，原定5年完成的《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诗选》三部著作，已提前为4年．现在决心再提前一年，3年完成。不料，他这痛下决心的姿态依旧引起满堂哄笑。那时指出的指标，大家论月计天，一年尚嫌太长，何况3年！人们催逼着他再“鼓足劲”、再加快一点，他却再也不肯改口，只是无可奈何地叹道：“这已经非常紧张，再也不能提前了！”
3年很快就过去了。“跃进”热潮消退之后，人们也早已忘却当年的豪情。但朱东润先生却如期完成并出版了他的三部著作。
他的《诗经》研究，以“国风不出于民间说”最为著名。其《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 一文，大抵就《国风》所言之地位、境遇、服御、仆从诸端，论证作诗者或自言，或言其关系之人，或言其所歌咏之人，而其所言皆统治阶级之事，故其诗亦为统治阶级之诗。其反驳“国风出于民间论”的理据主要有三点：1、《诗三百五篇》以前及其同时之著作，凡见于钟鼎简策者，皆王侯士大夫之作品。何以民间之作，止见于此而不见于彼？2、即以持“民歌说”者所认定的“民歌”代表作《关雎》、《葛覃》论之，《关雎》之“君子”、“淑女”，非民间之通称；“琴瑟”“钟鼓”，非民间之乐器；《葛覃》“师氏”，非民间所能有。3、后代之文化高于前代，何以三千年前之民间，能为此百六十篇之《国风》，后世之民歌远不及矣？他又以下两个证据为补充：1、“《国语》所谓列士献诗，其义要当于统治阶级而已。”2、据《毛诗序》，凡作者可考而得其主名者69篇，而其作者皆为统治阶级。又考三家诗说，亦得4篇。其论证最精彩的部分则是就《诗》之本文，由名物章句而确考其为统治阶级之诗者凡80篇，从而使自己的观点有很强的说服力。
他的“国风不出于民间”最为著名《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在当时出版是受到很多人的冷落,能回避就回避了,几乎在当时没造成巨大影响 。
1896年（一岁） 12月4日（旧历十月三十日），生于江苏省泰兴县城关功家巷旧宅。谱名属“世”字辈，名世溱。父石庵 公，母李氏，泰兴县人，是年皆四十一岁。兄三：世淦、世□、世潆。
1899年（四岁） 二哥因肺病夭折。父亲失业，家贫无以为生，赖典当度日。
1900年（五岁） 观《三国演义》绣像，父亲为之讲解，从父识字始。
1901年（六岁） 入私塾。读《龙文鞭影》等蒙学书。
1904年（九岁） 泰兴县创办初等小学，称蒙学堂。初入丙班，旋升乙班。
1905年（十岁） 入官办高等小学（时称东门大学堂，其前身为襟江书院）预备班。
旧历三月二十一日，父亲去世，终年五十一。
1906年（十一岁） 入幼幼小学（初等小学）甲班。从汪民甫先生读《左传》，甚得汪先生器重，并蒙字以“东润”。
《后汉书考索》写作完成。
1943年（四十八岁） 执教于重庆中央大学。教学以外，用力于传记文学研究与写作。《张居正大传》完成。由开明书店出版。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国文学批评述论》、《史记考索》等著作，陆续由开明书店出版。
撰写《王守仁大传》（此书迄未出版，手稿后于十年动乱中散失）。
1945年（五十岁） 8月，抗日战争胜利。9月，泰兴第一次解放。
1946年（五十一岁） 6月，与中大师生集体复员返南京。于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同时，又兼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课程。
1947年（五十二岁） 秋，赴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
1948年（五十三岁） 春，二女秀若死于肺结核，年仅二十二岁。
1949年（五十四岁） 春初，泰兴第三次解放。4月，无锡解放。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秋，脱离无锡国专，于江南大学中文系任教。
1950年（五十五岁） 春，江南大学成立师生员工联席会议，被推为主席，不久，遭校方解聘。 秋，撰成《楚辞》研究论文四篇：一、《楚歌及楚辞》，二、《离骚的作者》，三、《淮南王安及其作品》，四、《离骚以外的屈赋》。对《楚辞》作者及时代提出与众不同之意见。
1951年（五十六岁） 春，赴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未久，赴济南，工作于齐鲁大学历史系。 《楚辞》论文四篇，由叶圣陶后推荐，陆续发表于《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受到郭沫若等批评，未予论答。续写《“帝高阳之苗裔兮”疏证》《<史记·贾谊传>疏证》二文（未发表）。 秋，脱离齐鲁大学，往上海，任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1952年（五十七岁） 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0月，因院系调整，转至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54年（五十九岁） 撰《左传选》，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就《左传》研究提出两个问题：一、《左传》的性质及书名，二、《左传》的作者及时代。
1955年（六十岁） 妻携孙女邦薇来沪定居。
1957年（六十二岁） 2月，聘任中文系主任。
1958年（六十三岁） 大跃进。 撰写《陆游传》、《陆游研究》和《陆游选集》。
1959年（六十四岁） 1月，回泰兴。提议捐献住宅，代地方办图书馆。
秋，有关陆游研究三部著作完成（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960年（六十五岁） 2月，参加上海市西北建设职工慰问团，赴陕西、甘肃、宁夏及青海四省，慰问支边职工。8月，参加新《辞海》审定工作。
1961年（六十六岁） 2月，出席全国大学文科教材会议，被指定为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主编。开始与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合作编写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1962年（六十七岁） 3月，应邀往苏州江苏师范学院讲学。
秋，复旦中文系承担编订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两册出版。
1963年（六十八岁） 转入梅尧臣研究。先编出《宛陵文集分卷编目表》，确定改编《苑陵文集》计划。4-10月，撰成《梅尧臣传》，随后又完成《梅尧臣诗选》，并开始编写《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5月，应邀往合肥安徽大学讲学，并观摩博物馆所藏邓石如书法作品。
1964年（六十九岁） 8月，回泰兴，再与地方洽谈捐屋事宜。应邀往泰兴中学为全县高中语文教师作演讲。 12月，《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基本完成。考虑下一步传记写作计划，初拟撰写《苏轼传》，准备近一年后放弃，转而以杜甫、陈子龙为研究对象。
1965年（七十岁） 再次向泰兴县文教局提出捐屋办图书馆的建议。12月初（旧历十月底）七十岁生日，与妻同游南翔古漪园。
1966年（七十一岁） “文化大革命”开始。 6月，学校教学逐步停止。靠边，遭批判，取消教授工资待遇。
1967年（七十二岁） 先后被遣往宝山县长兴岛、罗店等农村改造。期间曾计划为一劳动妇女写传，以颂扬中国妇女坚忍刻苦品格。
1968年（七十三岁） 在校劳动改造，继续接受批判。 11月30日，妻不堪忍受精神与病痛折磨，含冤去世。孙女亦被遣往市郊农村插队落户。独自料理生活，备尝艰辛。
1969年（七十四岁） 又至罗店劳动，曾于半夜与青年学生一同急行军，天黑行痴，气喘几绝，顽强坚持，幸未仆倒。此后心脏病屡犯。
1970年（七十五岁） 在校劳动。恢复工资待遇。
1971年（七十六岁） 参加《二十四史》中《旧唐书》、《旧五代史》校点工作。
1974年（七十九岁） 《旧五代史》等校点结束，又参加《春秋左传》等书校点工作。
1976年（八十一岁） 粉碎“四人帮”。开始《杜甫叙论》写作。
1977年（八十二岁） 继续撰写《杜甫叙论》。
1978年（八十三岁） 获平反，推翻一切诬蔑不实之辞。恢复中文系系主任职务，重新主持中文系工作。招收唐宋文学研究生。修订有关梅尧臣研究之三部著作。
1979年（八十四岁） 1月，复旦大学中文系及所在里弄为邹莲舫召开平反昭雪大会。 5月，《梅尧臣传》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0年（八十五岁） 10月，《梅尧臣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1月，《梅尧臣集编年校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1年（八十六岁） 辞去中文系系主任职务，任名誉主任。3月，《杜甫叙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1月修订后之《读诗四论》（改称《诗三百篇探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秋，赴京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任文科评议组成员，并任首批文科博士生导师。
修订历年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为《中国文学论集》。准备《陈子龙及其时代》写作。泰兴县政府派员至沪，洽谈接受捐屋事宜。
1982年（八十七岁） 撰写《陈子龙及其时代》。 8月1日，泰兴县政府举行捐屋交接仪式。派三子君道、三女惠如为代表前往参加，无偿捐屋二十四羊、书刊四千余册及部分家具。
1983年（八十八岁） 3月，《中国文学论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1984年（八十九岁） 1月，《陈子龙及其时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1985年（九十岁） 开始《元好问传》写作准备。招收传记文学博士研究生。
1986年（九十一岁） 撰写《元好问传》。健康状况渐衰，教学著书，仍不稍懈。 12月6月，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市作家协会、泰兴县委及县政府假上学作协礼堂，联合举办“庆祝朱东润教授九十寿辰及执教七十年纪念会”。
1987年（九十二岁） 屡病住院，治疗出院后仍坚持工作，以“教师终于讲座”自励，继续博士生论文指导及传记写作。 12月初，《元好问》初步写成。18日，博士生李祥年毕业论文答辩通过。20日因全身黄疸，再入长海医院接受治疗。
1988年（九十三岁） 1月15日，由长海医院肝胆外科施行手术抢救。手术诊断：胃癌、肝门淋巴结转移，并发阻塞性黄疸。弥留之际，仍以工作未完成为念。2月10日下午4时49分，逝世。2月15日，于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中国文学批评论集》上海 开明书店 民国36 [1947]
《左传选》朱东润选注，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 1957
《陆游研究》中华书局 1961
《陆游选集》（宋）陆游著，朱东润选注，中华书局 1962，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中华文史论丛》朱东润、钱伯城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2～
《陆游传》上海古籍 1979，海南出版社 1993
《梅尧臣传》中华书局 1979
《梅尧臣诗选》（宋）梅尧臣著，朱东润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中国历史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梅尧臣集年校注》（宋）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简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诗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张居正大传》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 1981，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中国文学论集》中华书局 1983
《陈子龙及其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通用大学语文》复旦大学 1985
《古文鉴赏辞典》吴功正主编，叶圣陶、朱东润撰稿，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87
《张居正传》海南出版社 1993
《李方舟传》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
《史记考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美学家朱光潜（1897～1986年）
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今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人）。

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现代著名作家、散文家、学者、民主战士。

湖南衡阳人，原名天资，字汉英，号孝莲。1912年毕业于湖北铁路学校。早年为株萍铁路管理局行车部总司机。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入中国*党，同年9月参加领导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副主任、路局主任、消费合作社副总经理，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株萍铁路总工会主任，中共株洲地委工委委员、宣传委员。是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发动和领导株洲暴动，开展武装斗争。后在安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于萍乡。

当代史学家朱谦之：（1899年-1972年）
字牵情，福建福州市人。中国哲学家、历史学家。
1916年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1921年在杭州兜率寺修佛学。1923年任厦门大学讲师。1924年-1928年客居杭州西湖，潜心著述。1929年东赴日本，研究哲学。
1932年回国。1932年-1951年，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文学研究院院长。1952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研究员。
朱谦之的主要著作包括《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中国景教》等。

生物学家朱洗：（1900－1962）
浙江临海人。当代著名生物学家、科普作家。1920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1931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从此研究、写作不辍。在科研方面，以研究孤雌生殖闻名中外。在科普方面，其“现代生物学丛书”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中国大陆有关朱洗的传记，以陈阜《朱洗》一书最为完整，但讳言朱洗为无政府主义者。本文为陈阜《朱洗》一书补遗，藉以说明先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关系，及其身体力行的众多例。本文指出，朱洗一生奋斗不懈，与其无政府主义信仰有关。本文可补充大陆朱洗研究之不足。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以下简称大陆）科技史界较前关注当代问题。江晓原曾有专文论述此事 [江晓原 2007]。但受限于意识形态，对于与官方论述相左的事物，往往故意回避或浮光掠影带过。这种学术上的“缺环”，可供吾人补遗、纠谬。
本文所探讨的朱洗（以下称先生）就是个例子。先生是著名生物学家、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自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和主张互助的无政府主义者互相诘难[1]。先生信奉无政府主义，而共产党人曾一度对无政府主义大加批判，因此，大陆有关先生的研究，难免有隐讳之处。
笔者所经眼的大陆出版之先生传记，较有水平的有两种，作者皆为陈阜[2]。其一种为简传，约万余字，载《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篇.生物学卷Ⅰ》[陈阜1996]；另一种《朱洗》，为专书，系河北教育出版社“科学巨匠”丛书之一 [陈阜2000]。陈阜之一文一书，皆讳言先生为无政府主义者。
先生笃信无政府主义，诚之于中，形之于外，除了译有克鲁泡特金《互助论》，著书立说亦随时引述克鲁泡特金言论。先生以互助精神在家乡办琳山学校、合作医院，实践无政府主义理念。即使大陆政权转换之后，其专书《生物的进化》亦不忘宣扬克鲁泡特金思想（详后）。本文为陈阜《朱洗》一书补遗，藉以说明先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及其身体力行事例。有关先生事略，主要根据陈阜《朱洗》一书，不注出处。在大陆思想渐趋开放但尚存某些禁忌之际，笔者尽管感到仍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如无缘接触先生日记等第一手资料），但不失其发表出来的意义，这是笔者在条件不足下率尔操觚的原因。
二 留法勤工俭学（1920－1932）
朱洗（1900－1962），字玉文，浙江临海人。早岁就读回浦学校（小学）、台州浙江省立第六中学，1919年响应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前往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1920年，蒙回浦学校校长陆翰文[3]引介，往见吴稚晖（1865－1953）[4]，与同学毕修勺（1902－1992）[5] 等得以参加留法勤工俭学。
吴稚晖1903年留英，接触无政府主义，成为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曾撰《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6]，主张以教育作为革命的唯一内容与手段，为无政府主义重要文献。1906年，吴稚晖与李石曾（1881－1973）[7]、张静江（1877－1950）[8]在巴黎成立无政府主义组织“世界社”，出版《新世纪》，宣扬革命与无政府主义。吴稚晖、李石曾和同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蔡元培（1868－1940），是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世界社以从事出版、研究、教育和社会事业为宗旨。在教育事业方面，分为“设立学校”和“介绍、组织留学”两方面，因而1912年在京成立“留法俭学会”。1917年，世界社在京创办法文预备学校及孔德学校，前者为中法大学前身。中法大学于1920年由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利用庚子赔款所创[9]。
1915年，李石曾在巴黎成立“勤工俭学会”，以“勤以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李石曾深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影响，认为提倡勤工俭学，帮助他人求学，互助进化，以进大同世界，皆为《互助论》的实践[10]。
先生赴法时（1920），李石曾为勤工俭学运动的实际推动者。先生旅法前五年，换过六个工厂，在1924年的日记写道：“到巴黎连生活都成问题，一共做了四年多任务，进了半年公学，钱尽了又去做工，可以说千挫百折，尝尽了人生的苦味。”
勤工俭学期间，先生很快就学会法文，可能因研读克鲁泡特金《互助论》[11]，立志学习生物学。1925年，先生利用仅有积蓄，考入蒙彼利埃大学生物系，师从以研究孤雌生殖闻名的实验胚胎学家巴特荣（J. F. Batallon）教授。巴特荣对先生说：“进化问题本极重要，但不是在实验室里所能研究的。……我们还是安心做实验胚胎学的研究吧！”[12]
一学期后学费用罄，蒙其师提供工读机会，1927年聘为助理。又蒙李石曾为之取得官费，始得完成学业。1931年以论文《无尾类杂交的细胞学研究》，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当时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有人醉心于马克思主义，如周恩来、陈毅、邓小平、李立三等，先生和好友毕修勺等则倾向无政府主义。作家巴金[13]也心仪无政府主义，旅法期间与朱洗订交，确切时日待考。2005年巴金去世，在笔者所经眼的纪念文字中，只有日本学者山口守指出，巴金与朱洗间的友谊系植基于共同信仰[14]。
先生考入蒙彼利埃大学生物系之前，就反复阅读过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后将之译出，于1939年出版。他在中译本的附录中说：“1923年我们几个朋友在巴黎格拉佛（J. Grave）[15] 家里，遇到克鲁泡特金夫人和她的女公子。言谈中间，我们提起以上几个疑问（即《互助论》为什么没举中国的例子）。当时克鲁泡特金夫人立即回答道：‘他写互助论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欧洲人知之甚少……’”[16] J. Grave为法国无政府主义领袖、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与活动家、克鲁泡特金学说宣扬者，国际无整府主义网站“R. A. Forum”，说他曾“热情支持过当时留法的中国安那其人士的活动”。
三 学成归国至抗战（）
1932年11月，先生离法返国，应聘至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据王荣福、朱恩论文[王荣福、朱恩2005][17]，船抵上海后俩人重逢，巴金随先生回临海省亲。先生出国前尊奉母命成婚，至此与妻阔别已十二载。其妻未受新式教育，有人劝说他在外另建家庭，先生表示，自己另结新欢不难，但其妻再嫁就不容易。陈阜《朱洗》一书谓先生1933年始首次返乡，不合事实，亦不合情理。
临海朱姓是个大族，1930年与蔡姓因争夺山林发生械斗，先生之弟中弹死亡。先生之母不肯发丧，要等先生回国赢得官司才作罢。当时获得洋博士学位不啻进士及第，但先生说服家人，先行安葬弟弟，继而劝说族人息争止讼，蔡姓族人大受感动，从此和睦相处。这是先生身体力行无政府主义反暴力思想的一个实例。
据王荣福、朱恩论文，翌年（1933）寒假过后，先生至广州应聘，巴金也在同年6月至广州，适逢广州某医生倡言自然发生之说，先生重复巴斯德实验予以驳斥，巴金加入论战，曾撰《关于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一文。暑假时，巴金与先生连袂返沪，先生除回乡探亲，并与巴金同游普陀。巴金和先生之友谊非比寻常。
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期间，继续做无尾类（蛙、蟾蜍）孤雌生殖研究，并与同事张作人合作，根据法文教科书编译成《动物学》上中下三册（1937－38），该书印制精美，曾长期作为国内动物学教材。在广州时，另著科普读物《科学的生老病死观》（1936出版）。两书稿酬共两千余元，悉数寄回家乡兴学。
这时国立北平研究院[18]院长李石曾计划在法国办一所学校，发展勤工俭学，邀请先生担任校长。先生应邀至北平，不意拟议中的学校没有办成。1935年春，李石曾安排先生到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另在中法大学生物系兼课，教授胚胎学、组织学。
当时日本侵华日亟，北平人心惶惶，先生希望有个较安定的环境，李石曾提议可至上海，在世界社下成立一生物研究机构。1937年春，先生至上海，成立世界社生物研究所，并参与编辑《世界学典》（无政府主义学典），在有限的人力、物力下，筚路蓝缕，艰难维持。
先生一到上海，就积极参与文化生活出版社，该社由吴朗西、巴金等无政府主义文化人于1935年成立，吴朗西出资，巴金主持编务，陆蠡（圣泉）主持社务。另有伍禅、丽尼（郭安仁）等。先生加入后，成为该社重要成员。文革后，吴朗西曾接受学者陈思和访问，说到该社办社精神：“那时，我们都信安那其主义啊，所以搞得好。”[陈思和2000]
198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成立三十年，巴金撰《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19]一文，他回忆道：“交谈起来我才想起文艺出版社最初还是由几家小出版社合并起来组成的，那些小出版社中有两家同我有关系，那就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有一个时期我还是这两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我为平明出版社工作的时间短，还不到两年），虽然没有拿过工资，印过名片，但实际上我却做了十几年编辑和校对的工作。”又说：“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我一生始终保持着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
无政府主义关注自由和平等，主张互助，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与权威。无政府主义分成许多流派，先生服膺克鲁泡特金，巴金亦然，这从巴金的取名和主持编译《克鲁泡特金全集》[20]即可证明。巴金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务14年（1935－1949）、平明出版社约2年，《克鲁泡特金全集》即由后者出版。
“八一三”松沪会战之后，巴金、吴朗西先后去重庆。太平洋战争爆发，留守的陆蠡遇害，先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地位愈加重要。1949年夏，该社协商增加董监事人数，“提名巴金、朱洗、吴朗西、毕修勺、章靳以为常务董事，朱洗为董事长，康嗣群为总经理，巴金为总编辑。”[21]1953年，文化生活出版社遭到合并，巴金等无政府主义文化人以教育、出版改造社会的努力，至此被迫画下句号。
四 抗战时的研究与写作（1937－1945）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火很快就延烧到上海。在沪期间，先生住在法租界，与毕修勺比邻而居。“八一三”沪战爆发，先生将家眷送回家乡，并在家乡教过生物[22]。毕修勺携眷赴汉口主编《扫荡报》，巴金、吴朗西则先后去了重庆。先生之所以没离开上海，当与放不下手创的生物研究所有关。文化生活出版社由陆蠡留守，先生每周日下午照例去一次文化生活出版社，与好友畅谈，发泄郁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1942年，陆蠡被日军所杀。先生仍守着生物研究所，继续实验胚胎学研究。在《现代生物学丛书》第一集第六册（最后一册）《爱情的来源》书后，有一篇他执笔的“现代生物学丛书第一集书后──纪念陆圣泉先生”（文末署三十五年二月八日），记述当时情形。先生写道：
“在七七事变未发生前，北平环境恶劣，不适于研究工作。上海世界社负责人李石曾先生特设上海生物学研究所于世界社内，一方面使我们有研究的机会，一方面筹备编辑《世界学典》。不久李先生去欧洲。八一三事变爆发，编辑所经费支绌，工作停顿。研究所只有陈兆熙、张果[23]和我三人，各人略支生活费，每月共二百五十元，工作仍能继续。我日里照常去实验室工作，晨晚在寓所写文稿。在这五年期间[24]，工作成果尚佳，有一部份已发表，中文稿也积起百万字以上。
“待到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美日开战以后，上海环境逐日恶化……当时物价飞涨，我等的生活费渐渐变成只有象征的价值，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家眷早已回老家，独自一个，也无法生活！迫不得已，只有寄住在老友陈雪圃先生家里。陈家老太太慈仁慷慨，极诚优待，供我膳宿，不取分文，历三年之久。在这一期间，我写了三本书并完成“蛙卵人为成熟的研究”和“蚕卵分裂节奏的分散”等几种比较重要的工作。
“我的工作倘使对于学术界会有些微的贡献，那末，第一要感谢石曾先生，他为我设备一个足够数人工作的实验室；第二要感谢陈老太太善意容我寄生在她的大家庭里中，免有饥饿之苦……第三，特别要感谢陆圣泉先生。因为没有他的随时敦促，我这部书是决乎不会写成的。”陈阜《朱洗》一书也引述这段话，但只提到陈老太太，而不提李石曾。
在这篇文章中，先生提到1942年元月30日夜间鼻腔大出血，养病期间蒙陈老太太照顾，因知美日开战后在陈府“历三年之久”，是指1942年、1943年及1944年。陈阜《朱洗》一书说，先生于1942年逃回家乡办学，和先生自述不合。
五 兴办琳山学校（？）
先生留学回国，初次返乡就说服宗亲，在祠堂里办起小学和民众夜校，先生以薪资挹注经费，被公推为校长。不久，以《动物学》及《科学的生老病死观》两书稿费，在县城西乡的琳山新建校社，成立高小部，兴办琳山小学。抗战时，先生的母校回埔中学（原为小学）及建成中学的一部份迁到琳山，加上由先生主导、1938年创办的琳山农校，成为小学、中学、农校三位一体的教育基地，统称琳山学校。
在“现代生物学丛书第一集书后——纪念陆圣泉先生”一文中，先生说：“去年八月初旬，我在浙东琳山农校，整理《爱情的来源》的草稿，当我重阅“人类的友爱”一章，忽于八月十号晚十时得悉日本降服……”，参考美日开战后先生在陈府“历三年之久”，推知先生可能于1945年初离开上海。换句话说，约有半年多的时光全力在家乡办学。寄居陈府的三年可能和往常一样，只在暑期返乡经管校务。
先生为琳山学校设计校徽，上有“心”、“手”、“工”三字，校歌起首“我艾琳山，且工且读，心手并劳”，无不彰显无政府主义者重视劳动的态度。校歌末两句“努力建设，人类家庭”，则为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大同理想。
琳山小学从四年级开始，每天生产劳动一小时，农校则行半工半读，农忙时多劳动，农闲时多学习。琳山原是一座荒山，师生平山整地，开辟出上百亩果园。先生与师生一起劳动，一把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的石斧，就是整地时发现的。师生劳动所得全部用作校务，充分体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劳动成果归公的共产理念[25]。
琳山学校每位学生每学期收“学米”一斗五升，贫困学生减免或缓缴。教师只领基本生活费用，先生更罄其所有，用来支持学校。先生的家人全部义务参与校务，只有二弟遗孀可以领些学米。鹕窖?３晌?寺撑萏亟鹚枷氲氖笛樗??/div>
琳山学校的教师一般学历不高，但他们以先生为榜样，以互教、互学的互助精神发愤自强。在先生号召下，陆翰文、陆蠡、毕修勺、许天虹（翻译家）、叶之华（作家）等名流曾到琳山任教或讲学。先生更利用人脉，向社会人士及出版界募得大量图书。琳山学校成为战时浙东的知名学府。
1946年，叶之华曾在一本青少年刊物上写道：“在这学校里，没有一般士大夫的恶习气，没有一个被奴役的人，各人有他自己的人格。无论从服装上行动上，一个陌生人是不容易分辨出先生、学生及工友的。”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和一切统治，琳山学校所彰显的，正是无政府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平等精神。
先生除了办学，还在家乡兴办医院——合作医院，由好友吴金堤教授之妻盛静霞[26]医师主持。合作医院收费低廉，对贫民则施医施药。无政府主义关注自由平等，主张以互助、合作建立和谐社会，而非借助权威或统治。从医院的取名，就可以看出其意涵。
六 现代生物学丛书（）
无政府主义者重视教育、文化，吴稚晖“无政府主义以教育为革命说”一文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其主要即唤起人民之公德心，注意于个人与社会之相互，而以舍弃一切权利，谋共同之幸乐。此实讲教育也，而非谈革命也。”吴氏更以章回小说体式，著成科普读物《上下古今谈》[27]。先生自平抵沪（1937年春），参与文化生活出版社，同仁谈到要出版一套现代科学丛书，先生提议编写《现代生物学丛书》，盖他在法国时就有这个计划。
《现代生物学丛书》第一集共六册，先生在初版“总序”中写道：“本丛书编辑的目的是要使学术大众化，要把那些深藏于实验室、专门著作、图书馆和博物馆里的生物知识，循着发展的次序，由浅而深，由简而繁，用畅达明确的文笔，写成系统丛书，可作青年学生的课外读物，亦为其它科学所不可少的参考书。”
该丛书第六册为《爱情的来源》，先生于书后所附纪念陆圣泉一文中写道：“这部生物学丛书的第一集，就在这次大战期间，郁郁穷困的环境下写成的。”又说：“沪战发生后，巴（金）、吴（朗西）二先生先后去重庆，陆先生（陆蠡）留守上海。我当时每星期日下午照例去文化生活出版社一次，大家畅谈半天，泄泄闷气。每次见面，他都问起‘书写得怎样？’他催得紧，我写得快。我写得快，他印得也快。第一本《蛋生人与人生蛋》竟于二十八年底印出，一年后再版。第二本《我们的祖先》于二十九年七月间出版。第三本《重女轻男》三十年四月出版。第四本《雌雄之辨》行将付印，陆先生遂遭不幸！”陆蠡于1942年4月13日被捕，后因抗节不屈遇害。
陆蠡被捕，文化生活出版社并未停顿。《现代生物学丛书》第四册《雌雄之辨》及第五册《知识的来源》依序出版（确期待查），第六册《爱情的来源》1945年著成，1946年7月出版。在战时的恶劣环境下，坚持完成一百数十万字的撰写计划，这是何等毅力！以先生的学术成就，努力从事科普写作，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份热忱固然和他的人格有关，也与其坚定的信仰有关。
《现代生物学丛书》不是根据通俗读物或教科书写的，而是根据原始文献和专书写的，这是第一等手眼，非学识极深极专，无以致此。其次，在这部书中，只要有机会，就会引述《互助论》的言论；压卷作《爱情的来源》，是借动物和人类的例证，宣扬“合群互助是应付不良环境最有效的方法”（该书导言），可视为《互助论》的普及本。
笔者大学时就看过“现代生物学丛书”，其后因倡导科普，尝撰《小道？大道？》[28]，引证先生这部科普巨著，指出科普绝非小道。又撰《通俗科学的层次》[29]，强调“层次的高低，不决定于内容的深浅、读者的高下，而决定于其哲学性的多寡。亦即能否以寻常言语说明事物之普遍原理，能否从科学出发而与人文、社会挂钩。”这段话正是“现代生物学丛书”的写照。大陆受限于意识形态，这部书迄今未重印，只有少数学者知道先生的科普成就。大陆学者锺少华在《科普──中国现代化的先导》[30] 一文中说：“中国近代百年的科普作品桂冠，笔者认为应献给中研院朱洗院士[31]。”这是不移之论。
先生一生发表论文82篇、专著6种、科普读物21种、编译和翻译4种，总字数达450万字。先生去世后，著名胚胎学家童第周撰文说：“有人估计自清朝末年以来，我国科学家用本国文字所写的科学书册最多的是朱先生，写通俗科普读物最多的也是朱先生。这并非过分之言。”[童第周1962；转引自陈阜2000，页338]
七 光复、内战及余生（1945－1962）
抗战胜利，辗转从云南迁回的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1946年8月与世界社生物研究所合并，改称北平研究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由先生任所长。当时内战方酣，社会动荡，学潮不断，先生于1948年7月号《科学时代》上发表杂文“生理的乱源”，內有这样一段话：“目前中国，遍地混乱，烽火漫天；既无明确战场，又无前线与后方；常常变生肘腋，祸起萧墙。主义口号，旁人看不清楚，旗鼓衣冠，旁人不易识别！……谁都推测不到最近的将来，谁都靠不住谁，而且靠不住自己！听传闻，言之不详，看书报，难得庐山真面目。这是一章什么现代史啊！”1946年冬，先生应台大校长陆志鸿之邀，到相对安定的台湾，担任台大动物系系主任（创系者为代理主任陈兼善）。
在台大期间，先生仍做他的孤雌生殖研究，暇时写作不辍，寒暑假期间则返回上海，照料北平研究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台大动物系技士陈进呈回忆道：“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脾气，也从来没有不高兴的表情，他是众人所尊敬的长者。”[32]又回忆道：“朱洗先生于民国三十八年元月照例返上海的生理研究所，临走时说：‘回上海做一些实验，三月初开学以前赶回台大……。’没想到他永远没有再回来。”[陈进呈1988] 笔者认为，先生没回台大，一方面由于大局逆转，一方面由于放不下一手创立的研究所。
从光复到1949年，先生先后完成《现代生物学丛书》第二集第一册《维他命与人类之健康》（1949年7月出版）及第二册《霍尔蒙与人类之生存》（1950年10月出版），两书仍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48年又与国立编译馆签约，翻译比京大学A. Bracht的《脊椎动物发生学》（1953年出版）。这段期间社会是何等混乱，先生竟著述不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殆近于是。
1949年大陆政权转移之后，北平研究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并入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先生任研究员，兼发生生理室主任。1958年4月起任所长。当时科研讲究实用，先生在蓖麻蚕驯化（1954）、家鱼人工繁殖（1958）方面都取得相当成就。实验胚胎学方面，培育出世界首例“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1961），在孤雌生殖研究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中共掌权之后，意识形态领域控制比较严格。1951－52年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研究人员自我批判，还发动群众对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进行批判，许多基础研究被批为脱离实际。先生赖上海市长陈毅（留法勤工俭学生）支持，实验胚胎学研究才能继续 [熊卫民2005]。
1956年，毛泽东发动“除四害”运动（四害指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先生敢披逆鳞，反对将麻雀列入四害。1957年的反右运动，赖所内党务干部保护，才免于被打成右派 [熊卫民2005]。1958年出版60余万字的巨著《生物的进化》，翌年遭一位中学教师投书中央宣传部，指称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进化观。
笔者案头有一部再版的《生物的进化》（1980），原版《生物的进化》尚未经眼，但陈阜《朱洗》一书以相当篇幅讨论了这次投书，并举证投书所引述的书文数则，如：“他（克鲁泡特金）用许许多多事实证实，要先有和平，先有安适，才有进化；要互持，要互助，才能抵抗自然界中千万的强敌……人类既是动物中的一种，当然不能例外。克氏认为同种相残是退化灭种的因素，互助友爱才是进化的大道”，以示投书者并非诬陷。
《生物的进化》前言中说，此书于1936年至1942年写成40万字。1956年夏，科学出版社允诺出版，于是“抓紧时间，进行修正和补充工作”。不到一年，“新添字数约二十多万字，删去三、四万字”。先生以“漏网右派”之身，竟未删除克鲁泡特金以动物事例引申人类社会、宣扬互助的观点，其信仰之坚定，令人肃然起敬。
研究巴金的陈思和，文革后曾对巴金、吴朗西、毕修勺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访谈。陈先生说：“巴金先生1950年代起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境遇也较好，可以战战兢兢地出入于庙堂，因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不会是他的信仰，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思想包袱”；而“像毕修勺等人1950年代都遭受过极大的政治迫害，不仅受到社会的歧视，日常生活也很拮据，被压制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因此他们一般都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这是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33] 先生的信仰，应该和毕修勺等同样坚定。
投书事件足以将先生定罪，所幸国务院主管科技的副总理聂荣臻（留法勤工俭学生）出面，于是大事化小，以自我批评结案。陈阜说，先生学习了《列宁主义万岁》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后，做出自我批评。他也写道：“这份自我批评许多地方也可以看出是言不由衷的。”
实验生物研究所前所务秘书罗登接受访谈时，针对《生物的进化》事件说：“朱洗这个人个性很强，让他做检讨可不容易。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写的文章，一个字都不能改。’他不肯做检讨，上面又一定要，怎么办？只好暗箱操作。……朱洗写了一个稿子给我看。我说不行，你这么写肯定通不过……只好由我来给他改。后来检讨终于通过了，这个事情才基本平息了下来。”[熊卫民2005]
至于如何消除《生物的进化》的社会影响？再版的“重印说明”中是这样写的：“重病中，他又一再叮嘱对那些借取动物界中局部的现象，引伸说明人类社会的错误观点，必须全部修改。”先生或许曾经这样交代，否则无法上市，但先生不可能认为要改的地方是“错误观点”。对此罗登接受访谈时说：
“聂总（聂荣臻）认为不好把朱洗的检讨公开发表啊，开会让他公开检讨也不好，怎么办呢？最后决定出一个修订版。当时朱洗的身体已经不好了，由谁来修订呢？最后这个工作落到了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朱洗的学生王幽兰，她现在已经去世了。另一个就是我，算是朱洗的半个学生。我们两个人改。业务内容，除了错别字外，没有什么改动；与政治关联的内容，不合适的就划掉；然后顺一顺相关联的言语。……1963年我们修改好了，送到科学出版社，他们没来得及印刷。不久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书没法再出版。文革结束后修订版才正式出版。”[熊卫民2005]
这次再版拖延到1980年才面世，修改的部份为简体字（原版为繁体字，再版未重新排版），很容易看出哪些地方遭到窜改。
1961年秋，先生因长期咳嗽，检查出罹患肺癌。就医期间，在病榻上仍写作不辍。1962年7月24日病逝，享年62岁。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台大第一任校长罗宗洛挽之曰：
海外十年磨长剑，生涯半世历艰辛；
剧怜抱负无由展，死去应知目不瞑。
先生在世时，蒙陈毅、聂荣臻等人保护，未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却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和“无政府主义者”，1968年在九泉之下的他竟被人刨坟批斗。“死去应知目不瞑”，可谓一语成谶。
光绪末年，特别是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国人兴起留学运动。日本因地利之便，前往留学者较早、较多；欧洲方面，1902年始有中国学生（李石曾、张静江等）前往。留日和留欧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接触到了无政府主义。1906年，东京和巴黎分别成立无政府主义社团[34]，后者即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所创的世界社。
到了1920－30年代（特别是1920年代），无政府主义曾经盛极一时，这从国际无政府主义网站R. A. Forum“中文无政府主义书刊名录”[35]所列书刊之丰富就可看出端倪。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潮流一致，因而颇能吸引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前，也曾一度倾心于无政府主义[36]。无政府主义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受到青睐，与其强调自由、平等，反对权威的理想对有志救国的热血青年的吸引大有关系。
1920年，朱洗先生透过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所推动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前往法国半工半读。赴法不久，就醉心无政府主义，这从赴法第三年（1923）就造访法国无政府主义领袖格拉佛，并已熟读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可以证明。此后终身信奉，并身体力行，从本文的论证来看，先生为无政府主义者已无庸置疑。
然而，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史学囿于意识形态，对某一主义的教条式独尊势必导致对其他思想的压制。反映在大陆学者所撰写的传记中，人物往往红黑分明。若为官方钦定意识形态下的正面人物，就要讳言被视为负面的一切人、事、物；反之若被视作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则通盘否定全无是处。在此政治高压下出版的近现代人物传记，能为传主传神写真者几希！陈阜《朱洗》一书就是个例子，先生与李石曾的过从、先生的无政府主义信仰与实践等等，都必须刻意避讳或加以曲解。笔者有幸为该书补遗，陈先生其知我、谅我乎？

地质学家兼古生物学家朱森：（）
中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大地构造学家、地质教育家。1902年1月15日生于湖南郴县。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入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34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36年获硕士学位，后考察美国和欧洲地质，并到莫斯科出席第17届国际地质学大会，1937年下半年返国。1938年任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1938年任系主任。1941年任中央大学地质系系主任。1942年7月6日在重庆病逝。
　　朱森的学术成就首先在区域地质与构造地质方面。1928－1929年他与李捷对北起陕鄂交界南至湖北兴山、襄阳间的地带进行了地质考察和地层古生物研究，合著有《秦岭中段南部地质》（1930），使对此区的地质调查达到新的高度。1932－1933年他参加了李四光领导的南岭和广西地质考察，发现并命名了“柳江运动”。他与李捷联名发表的“广西中部马平市附近地层并记述马平石灰岩”（1934）一文中对“柳江运动”有详尽说明。他与李毓尧联名发表的“湖南宜章艮口之地质及其与南岭造山作用之关系”（1934）一文中，创立了“湘粤运动”与“艮口运动”这两个地壳运动名称。他与李捷联名发表的“自湖南武岗至广西柳州之地质”及“南岭中、西段地质图”（1933）中亦反映了这次考察的成果，为李四光“广西山字型构造”概念的形成提供了很多资料。1934年他参加了宁镇山脉地质调查，确认了该区主要造山运动时期。他与李毓尧、李捷合著的《宁镇山脉地质》专著（1935）中，创立了“茅山运动”、“金子运动”和“南象运动”三个地壳运动名称。此外，他还发表过“安徽南部古生代后期造山运动之一”（1932）、“中国造山运动”（1937）、“四川龙门山地质”（1942）等著作。
　　朱森早年发表了“江苏西南部山脉之研究”（1929）一文，创立了“高骊山砂岩”和“和州灰岩”二地层名称。他又与李四光联合发表了“栖霞灰岩及其相关地层”（1930）、“黄龙灰岩及其动物群”（1930）一文，创立了“金陵灰岩”、“黄龙灰岩”两个地层名称。他还发表了重要古生物学专著《金陵石灰岩之珊瑚和腕足类化石》（1933），建立了新亚属——“始分喙石燕”（Eochoristites）以及12个新种。由于他在古生物学、地层学上的卓越建树，他逝世以后其他古生物学家分别创立了新属——“朱森蜒”（Chusenella）和“朱森珊瑚”（Chusenophyllum）来表示对他的纪念。
　　朱森在抗日战争艰苦年代里，领导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地质系，克勤克俭兴办地质教育事业，为祖国地质界培养了大批精英。

电子学家朱物华：(-)
无线电子学家、水声工程专家 。江苏扬州人。192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24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26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顾问。从事教育、培养人才工作达68年，讲授过无线电原理、电视、信息论等21门课程。十分重视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对新技术也十分关注。开创性地编写了电信网络、无线电原理、电视学、电力传输、电力系统自动化、电气自动化、电力系统中的频率自动调整、信息论、水声工程原理和声全息技术等教材。
　　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１９１９—１９２３年　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生。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生，获硕士学位。
　　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　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连获硕士、博士学位。
　　１９２７—１９４９年　任中山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等院校教授。
　　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　任交通大学教授、常务校务委员及工学院院长、校副教务长。
　　１９５５—１９６１年　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务长、副校长。
　　１９６１—１９７７年　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副校长。
　　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　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教授。
　　１９８０年—　任上海　交通大学教授、顾问。
　　朱物华原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扬州邵伯镇。5岁进私塾，学习经籍、古文。1909年转入扬州第一小学。1915年他考取扬州第八中学。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1919年中学毕业后，他同时报考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上海交通大学，都被录取。父亲主张进师范，早毕业挣钱养家。但他的兴趣在理工科，想进交通大学深造。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大哥朱自清认为兴趣是学习的推动力，况且考上交通大学也不容易，表示愿意节缩开支，支持弟弟上学。就这样，朱物华进入交通大学电机系。大学期间，他也始终保持好的成绩。1923年夏，朱物华大学毕业，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生。1920年8月，朱物华与冰心等乘轮船离开祖国赴美留学，进了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他选择尚未完全解决的难题——水银整流器的电耗计算，作为攻读硕士学位的课题。1924年，第一篇论文“水银整流器的管中电耗”顺利完成，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哈佛大学，经过两年的专心研究，1926年6月，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滤波器的瞬流”在当时是属于电子学科领域中有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研究内容引起了美国、日本科技界的重视。此论文曾在1928年日本东京万国会上宣读。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进行了一年的考察访问，先后到了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德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9个国家参观了先进的实验室和工厂，大大开拓了眼界。1926年在英国期间，他曾到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E?甭?瑟福(Rutherford)的实验室学习了离子、电子及离子辐射理论。
　　1927年8月，他怀着报效祖国的迫切心情，取道马赛回国，受聘于广州中山大学任物理系任教授，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岗位。1930年，他转到唐山交通大学，任电工与物理学教授。1933年转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教授。“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天津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湖南长沙，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不久，迁云南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他随校南迁，先后讲授电力传输和无线电原理等课程。他是国内传播电视知识的先驱者之一。
　　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应上海交通大学之聘，任电机系教授，开设了电视、电传真等课程。20世纪40年代中期，朱物华在国内大学任教时，指导研究生完成旨在解决阴极烧毁问题的《电子枪式磁控管分析与设计》课题，在理论上把电子源与Em作用空间分开，开辟了新方向。在50年代初，法国科学家才发表关于注入式磁控管的论文，而国际上的该类产品在50年代末才刚问世。
　　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交通大学工学院院长，交通大学副教务长。1955年，他服从祖国的需要，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务长兼副校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并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全国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会议。1961年他被调回上海交通大学任副校长，并任国家科委电子学组、声学组组员。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声学学会理事。在这10多年时间里，朱物华根据电力线路上测试的噪声频谱密度数据，提出用相对功率谱密度和逐段积分的计算方法，得出了相关系数ρ与相差时间τ的关系曲线，揭示出了使电力线路传输较高频率的载波信号不致降低信噪比的内在关系。朱物华还提出了计及电感分布电容来选取电路参数和提高滤波器性能的新设计方法。这些都为我国电力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拉大了我国电子科学技术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当时发生在中东地区的战例，使朱物华深感要高度重视电子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撰写的“电子战争”论文鲜明地提出了在电子对抗设备中，其电子观察设备除了对敌方活动进行预警外，还要执行探测和识别目标的任务。而电子干扰设备则用来降低敌方兵器的效能，提高己方兵器的生存率。他的这个见解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多次应邀在有关会议上作报告，对发展我国电子对抗技术起了指导作用。
　　1978年他出席全国科学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同年7月出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1980年，他辞去校长职务，担任顾问，但仍继续培养科学事业的接班人，给研究生讲课、指导实验，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多名。1983年2月，朱物华赴美参加第二届国际离岸力学与极区工程学术讨论会，作了“数据处理在模型螺旋桨空化噪声测量和分析中的应用”的报告，受到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重视，会后，得克萨斯州授予他“荣誉公民”的称号。1988年10月，中国科学院授予朱物华“从事科学工作五十年”的荣誉证书，次年11月授予他荣誉奖章。
　　朱物华在任上海交大副校长、校长及至顾问期间，对建设和发展我国水声学科的贡献，还在于他对重要水声设备基础研究的重视上。1965年，他代表学校与其他单位一起承接的一项水声设备研制任务，在当时是一项国家重点工程的组成部分。在和有关研究所和工厂的联合试
　　制攻关下，经过3年的努力，所研制的样机通过了海上试验，该成果获得了1978年的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1970年10月，他又率领有关教师协同有关研究所与工厂一起研制一种综合声纳，制成的样机的战术技术性能，优于当时的类似仿制品，且功能齐全，综合性强，达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国际水平，获得了国防工业办公室授予的科技进步奖。
　　春深老树雯芳菲，一代宗师世所稀。教泽流长遍中外，无言桃李自成蹊。
　　这是朱物华的学生，在北京等地工作的25位专家、教授，于1992年联名庆贺他们的恩师朱物华教授执教65周年纪念会的颂诗。
　　朱物华自1927年开始教学和研究工作，60多年来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材，学生中如杨振宁、马大猷、刘恢先、严恺、张维、邓稼先等都是国内外著名学者。他在教学活动中十分重视基本功，认为从事科学技术的青年必须打好扎实基础，一要练好绘图功，培养画各种图
　　形的能力，要求把实在的物体形象描绘出来，不能走样；二要练好实验功，培养检验某种理论或假说的能力，要求亲自动手操作，不能眼高手低；三要练好运算功，培养按公式或原理计算的能力，要求迅速、准确、没有差错。此外就是外语功，掌握一门外语等于拿着一把进入科学殿堂的钥匙。如果缺少外文基础，眼界就会受到限制，深造就会感到困难，即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难以进行国际交流。这些都是他多年来宝贵经验的总结。
　　1992年，在朱物华执教65年庆贺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专函赞扬朱老“为我国的教育事业，辛勤耕耘几十年如一日，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题词称赞朱物华“严谨治学，桃李芬芳”，国家教委的贺电称赞他“严谨治学，辛勤育人，不愧为一代师范”。

民间工艺美术家朱可心：(１９０４年１０月-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６日)
朱 长,艺名可心,寓意”虚心者,可师也.”１５岁时拜汪升义为师,与呈云根,汪宝根结为师友.虚心好学,刻意求新, 壶艺初露锋芒,后经吴云根介绍,１９２７年被江苏省立宜兴陶瓷职业党校聘为窑业技工,此间创作紫砂咖啡茶具.１９３２年设计制作<<云龙鼎>>,高８４公分,参加百年一度的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展出,荣获特级 奖. 继有作品<<竹 鼎>>在上海蓬莱市场展出,被宋庆龄以５００英镑收藏.因技艺出色被提升为技师.八年抗战,学校停辨,１９４５年复校在校担任工艺教员.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应邀参加文化部举辨的”全国民间艺人观摹大会”携作品<<云龙壶>>,<<圆松竹梅壶>>.来自全国各地和艺人,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行技测.其当时未带制作工具,便竹 ,铜笔代替,捏制巧作了一件梅椿笔架,娴熟的陶艺技法表演令观者无不赞叹,得文化部颁发的资金,奖品及奖章.
１９５４年夏季,参加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民间美术研究班,在五个月的学习期间,聆听著名美术家黄宝虹,潘天寿告等讲授的美术理论,与来自华东五省一市民间艺人一起,相互交流创作经验和技艺,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艺术素养,这对其后期的紫砂陶艺创伤发挥了巨大作用.结业后为挽救我国陶瓷工艺中享誉成名的工艺,动员分散在各地紫砂艺人组织起来,成立了”蜀山业社紫砂工场”担任副主任.
１９５５年与另外几位艺人一起来开辨”紫砂工艺班”,培养新中国第一批有文化的紫砂艺徒完成国家征订的 品,展品和客户的订货.
１９５６年被命为紫砂成型技术辅导员,设计创作有<<圆松竹梅壶>>,<<松鼠葡萄>>,<<一节竹段>>,<<仿古竹提>>等被”中国工艺美术巡回展” 到斯裹 卡等展出,并获一等奖.这些伤品现藏于南京博物馆院.
１９５７年与任淦庭,顾景舟一起参加全国民间艺人代表大会.
１９５８年参加北京故宫 门城楼上举辨的”第一届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作品<<松鼠葡萄壶>>受到中外人士的赞赏,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高壮教授收藏.其参加北京十大建筑的讨论会,并设计紫砂茶具.
１９５９年精心仿制了南京博物馆珍藏的中家一级文物<<项思桃杯>>,费时４个多月,获殊荣.１９６０年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上,分;别雕青松,翠松,寒梅,古柏,碧桃等装饰,深受中外人士欢迎.精心制作的<<可心梨式壶>>被国务院定为 赠日本首相中角荣的国家礼品.
１９７８年评为 工艺美术师,先后担任江苏省文聊委员,宜兴 政协常委等职.１９７８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陶瓷美术创作设计”会议.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上海电视台拍摄电视片,其制作了<,仿古壶>>, 后又制作生前最后一件作品<<汉扁壶>>.
朱可心艺术造诣深,设计能力强,善于从自然界汲取创作灵感和题材,风格深厚淳 ,法度合宜.年轻时所作的<,云龙壶>>饰以夏日云彩,变幻[无穷,是气韵贯通.形象生动的成功之作.<<圆松竹梅壶>.跳出树椿形的框框,,删繁就简,美观实用.晚年力作<<彩蝶壶>>立意新颖,以简托繁,翠蝶作 纽,颇有画龙点睛之妙.其辛勤培育紫砂塑器的 多技艺人才,有建树者甚多.且经常作现场指教,使整个紫砂塑器技艺得以普遍提高.

民主革命家朱学范:　（1905～1996）
朱学范同志是我国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浙江嘉善枫泾人(今上海金山枫泾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上海参加工人武装起义，后历任上海邮务工会常务委员、上海总工会主席、全国邮务总工会常务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区工会代表在汉口发起组织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委员会，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1944年被选为国际劳工局理事。1945年9月出席世界工会大会，在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上被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1948年到解放区参加第六次劳动大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邮电部部长，第七、八、九届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等职。1996年1月7日逝世于北京。 　　现在在上海金山的枫泾镇新泾路200号有专门的朱学范生平成列馆。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1905年生，江苏宿迁人。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春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特派员、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1932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率部参加了南雄水口等战役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西征等战役。1936年12月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后调任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处长，从事对国民党军将领的统战工作，同时指导恢复整顿中共直南、豫北特委，在晋豫边区、太行南区等地创建抗日游击队。1939年5月任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徐向前赴山东统一指挥中共在苏鲁的部队。后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943年12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夏，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从事建设炮兵的工作，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
1946年10月起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为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建设奠定了基础。1948年10月1日，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战斗中牺牲，时年43岁。

中国导演,戏剧教育家。浙江余姚人。早年参与领导辛酋剧社，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参加复旦剧社。抗战时期任上海剧艺社以及华艺、同茂等剧社导演。建国后任上海戏剧学院教务长、副院长。导演剧目有《孔雀胆》、《上海屋檐下》、《关汉卿》、《年青的一代》等。著有《导演技巧对话》、《舞台创作技法》等。

中共党员，1933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历任警卫班长、政治侦察员、武工队队长、排长、政治指导、政工干事、副队长、特派员、侦察组长、兵役局副政委、雅安军分区民兵科长等职务，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被授予少校军衔。转业至地方后，担任原雅安地区新华书店副经理、党支部书记，1979年离休。原雅安地区新华书店、现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公司雅安市管理中心离休干部（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朱学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9月2日凌晨5时20分在雅安市人民医院逝世，享年102岁。

金华岭下朱人。1932年，浙江大学心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36年，考取公费留学，入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研究动物生理学。 　　1938年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历任金陵大学农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教授。早年对内分泌生理有较深研究，阐明性激素、促进腺激素与甲状腺素作用的相互关系，被写进生理学专著。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医学院担任教授会主席，支持学生进步活动。1951年，筹建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理学系。主持进行的空胃运动和消化运动的规律及其神经机制研究，出血性和烧伤性休克研究、放射性病的基本性质和发病机理研究等，均获重大成就。60年代，领导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代抗辐射药物，完成中国放射病第一个药物预防方案。是中国造血干细胞实验研究的创始人，发表造血干细胞专题论文20余篇。带领科技人员在进行“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重大科研成果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