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者撰文指出，2015年中国GDP总量达到67.67万亿，人均GDP为49351元，即便按照1:6.2的汇率计算，还是不到8000美元。假如今后5年的名义GDP年均增速为7%，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以目前的水平1:6.5维持不变，则到2020年的人均GDP为1.04万美元，依然与12616美元这一高收入国家门槛有不小的差距。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贫困人口的减少方面，对全球贫困化问题的改善功不可没。2015年，中国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进一步逼近2020年超过1万美元这一历史性的跨越。有的学者更乐观，如教授曾表示，中国人均收入在2020年可达12700美元，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究竟中国有没有可能在5年内就可以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业，中国经济未来增速会有什么变化？对此，我不妨给大家普及一下关于高收入国家的涵义以及GDP的评价方法。

　　高收入国家不等于发达国家

　　发现很多人都热衷于预测中国何时能够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且，还认为一旦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就意味着中国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其实，这有很多误解。

　　所谓的高收入国家的定义，是世界银行为了确认每个国家的借贷资格所做的分类。每年7月1日，世界银行都根据前一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水平来修订世界经济体的分类。最新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估计值也被用来指导世行基于经济体的业务分类，以确定它们的借贷资格。

　　2013年7月1日，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做出的收入组分类如下：低收入为1,035美元以下；下中等收入指1,036美元至4,085美元；上中等收入指 4,086美元至12,615美元；高收入为12,616美元以上。

　　所谓GNI（或称GNP，一度也成为中国经济主要发展目标，后改为GDP），目前中国的GNI比GDP略低一些，但基本可以等同。14年高收入国家又新增了和智利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其实都是资源国，后者曾经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高收入国家未必是靠技术或勤劳取胜，故它们未必能成为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的衡量标准也不止一种。其中联合国承认的发达国家大概有42个，它们是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的。“人类发展指数”以出生时预期寿命、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期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收入来计算。目前，被联合国承认的发达国家及地区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芬兰、、、、匈牙利、冰岛、、、日本、、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斯洛伐克、、瑞典、瑞士、、。

　　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安道尔、巴林、巴巴多斯、文莱、塞浦路斯、爱沙尼亚、中国香港、以色列、列支敦士登、马耳他、摩纳哥、、圣马力诺、新加坡、斯洛文尼亚、阿联酋。

　　2015年高收入与中低收入国家分布图

　　从上述国家和地区看，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华人圈，除大陆以外都无一例外地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或发达经济体（澳门除外）。看来，作为全球最勤劳的民族之一，理应成为高收入或发达经济体。

　　中国要跻身高收入国家有多难

　　如果只是计算中国何时可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容易计算出结果的。

　　2015年中国GDP总量达到67.67万亿，人均GDP为49351元，即便按照1:6.2的汇率计算，还是不到8000美元。假如今后5年的名义GDP年均增速为7%，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以目前的水平1:6.5维持不变，则到2020年的人均GDP为1.04万美元，依然与12616美元这一高收入国家门槛有不小的差距。

　　那么，今后十年中国总应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吧？也未必。假如未来十年名义GDP的平均增速降至6%（15年为6.3%），2025年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7，则到2025年的人均GDP为1.21万美元，还是没有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即便今后十年的经济状况要比假设的好，实际人均GNI超过了12616美元，但不排除世界银行上调高收入国家标准的可能。

　　因此，未来中国要成为高收入国家，存在三大障碍：

　　第一，未来GDP增速能否维持6%左右的水平。

　　201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盈利增速已经降至2.3%，官方存款利率已经降至1.5%，在西方国家，这样的经济环境所对应的GDP增速也就在3-4%水平了。德国、韩国和日本这三个制造业大国的经济从高速转为中速之后，GDP都是减半增长的。而中国从过去9-10%的高速增长，即便降至6%，也似乎略高一点。

　　发现不少学者或官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非常乐观。而乐观的理由总是从“人均牛奶消费、人均电力消费、人均铁路里程……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发展空间很大”的角度提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岂不是越贫困的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力就越大，就越应该乐观？那么，全球经济的增长前景应该比中国更好，因为中国毕竟是中高收入国家了，排名全球80位左右，还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比中国更落后，故经济增长潜力更大？

　　其实，我一直认为应该从三个维度去看中国经济，一是人口因素（劳动力供给与消费需求），二是结构因素（生产要素之间的匹配度），三是环境因素（全球经济状况）。目前看，这三个维度的状况都不乐观。

　　第二，人民币汇率能否保持稳定。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广义货币M2规模扩大太快，到今年年末估计达到168万亿。与GDP之比为2.3，而美国只有0.6，欧盟为0.9，韩国1.3，日本1.6，均大大低于中国。人民币从05年开始升值，至14年1月历时9年；14年之后人民币开始缓慢贬值，目前看应该会采取渐进式贬值方式，所以，今后十年，1:7的汇率水平能否稳住也是存疑的。

　　第三，十年之后的高收入国家标准理应提高。过去十几年中，高收入国家标准从人均GNI1万美元逐步提升到目前的12616元，提升幅度超过20%。今后十年，随着世界各国政府竞相采用宽松货币政策，货币泛滥现象难以改观，那么，10年之后高收入国家标准提升至1.4万美元也是偏保守的估算。

　　在上世纪的1970年，被列入高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只有3040美元，因为那个年代，货币还没有泛滥。我们总是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相当于日本70年代。其实，日本在1978年的人均GDP已经达到8500美元，相当于目前的25000美元。

　　中国的人口占全球19%，目前高收入国家人口占全球20%左右，如果中国被纳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则意味着全球39%人口成为高收入人口，这显然也是违反常识的，即高收入人口的比重不可能太高，否则就不能称之为高收入国家了。因为高收入、中等收入与低收入之间始终是一个相对概念。

　　中国GDP高增长与他国有何不同

　　中国的GDP高增长，2000年之前主要是靠第二产业的崛起，其中制造业是恰逢全球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机遇、中国的开放政策和充裕的廉价劳动力。2000年之后业也崛起了，中国经济靠房子和车子双轮驱动。这些都是正常的，与那些经济成功转型国家类似。

　　但中国GDP高增长与其他国家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对投资的依赖度太高。在世界银行数据库里，我们可以找到，中国这四年间，资本形成（也就是通俗讲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47%、48%、46%。与中国该指标相同或超过中国的，只有四个国家：赤道几内亚、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和不丹。

　　14年的资本形成占GDP比重的数据中，美国19%、德国19%，日本21%，韩国29%、中国香港24%、俄20%、32%、20%。可见中国的投资占比基本超过发达国家的一倍，同时，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中国的这一占比几乎是全球平均的两倍（全球2013年的数据为22.2%），这就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真相。

　　这说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建立在国民储蓄率很高的基础上，社会整体属于少消费、多储蓄，储蓄率高了投资才会多；对投资的依赖度太高，则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

　　不少人认为，中国GDP有虚假成分。我觉得总体看应该是真实的，因为那么高的投资率才带来那么少的产出，你还认为这产出是高估了？当然，个别省市有报高之嫌也是正常的，因为还有些省份可能是低报了。我的推测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GDP存在低报可能，因为民企存在少报收入少纳税的动机；而国企占比较高的地区，存在高报GDP的可能，因为国企需要获得更多贷款，地方政府也需要政绩。

　　若进一步分析，会发现不仅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投资质量更差。因为另一个统计数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扩张得更加离谱。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62000亿元，比上年增长9.8%，占GDP比重达到83%，而资本形成占GDP比重只有43.8%（国家统计局数据）。也就是说，固定资产投资额比资本形成额要多出26.6万亿。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资本形成总额是非常相近的概念，在正常情况下两者之间差额很小。如2000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26万亿，而资本形成总额为3.48万亿；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56万亿，资本形成总额为5.59万亿。后者大于前者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包括对无形资产的投资，而资本形成总额包括无形资产投资。

　　那么，为何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2004年之后就大幅超过资本形成总额呢？我认为有五方面原因：

　　第一，随着房地产的繁荣，土地交易日趋活跃，如去年国家土地出让金收益虽然下降，也超过3万亿，但这部分是不计入资本形成总额的，因为土地本身不创造价值。但计入在固定资产投资额中。

　　第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包括购买以前年度生产的产品，而资本形成总额却不包括这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在以前年度已经计入当年的GDP。

　　第三，这些年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规模大幅增加，建设周期较长，不少项目难以在当年统计为资本形成总额。如拆迁等费用均统计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但不统计在资本形成中。

　　第四，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中，自有资金的占比越来越低，主要靠举债投资，故利息成本在固定资产投资额中的占比也越来越高。此外，居民购房的按揭贷款，去年同比增长了22%。地方政府的投资活动也主要靠借新还旧来维持。估计15年全社会利息支出就达到8万亿。

　　第五，尽管有以上四大因素来解释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资本形成总额之间的差额，但对于26.6万亿的巨大缺口，这些因素还是不足以完全解释这个缺口如此之大的原因。因此，最后一个原因是数据虚报或投资资金挪用带来的灰色收入。

　　虚报投资的原因，对地方政府而言或是为了政绩，对于企业而言则可能是为了骗取贷款，但资金却没有流向实体投资。至于灰色收入部分，太多的腐败案例可以来佐证“回扣”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应该不小。如2011年7月审计署发布了2010年审计署绩效报告，在报告中提到“截至2010年6月底，全国审计机关共对京沪高速铁路等已投入资金1.9万亿元的5.4万个投资项目实施了审计或审计调查。通过审计，核减工程价款和挽回损失、节省工程投资283亿元，占相关项目投资总额的3.5%”。

　　本人曾在2012年《中国经济结构存在误判》一文中，对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虚高问题做过研究，将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澳门博彩业收入增速以及内地奢侈品消费增速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结论：一、博彩业收入增速与内地奢侈品消费增速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很容易理解。二、内地奢侈品消费增速或博彩业收入增速约滞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两年，后期也呈现同步性加速迹象。

靠高投资维稳GDP模式恐难持久

　　简单测算一下，自2001年开始至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超过20%，也就是超过M2的增速，后者大约在17%左右。如今，无论是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或M2的增速，都已经降下来了。尽管已经降下来了，但体量还是非常庞大，说明为了拉动GDP增长，靠这种巨量投资驱动，靠货币疯狂扩张难以持久。而且，其代价也是巨大的。

　　比如，根据财政部网站显示，国有企业去年实现利润才2.3万亿，但债务却增长了12.3万亿。估计债务增长中有很大一块是利息支出，估计至少有4万亿，而全社会去年仅债务的利息成本就达到8万亿。

　　美国15年的GDP中资本形成额大约为3.38万亿，中国的资本形成额则为4.54万亿。所以，无论是GDP的增量，还是投资规模，去年中国均大大超过了美国。这也是为何中国的人民币贬值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影响要大于美联储的原因。

　　更为惊奇的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居然达到8.86万亿，超过美国5万多亿美元，这肯定大有水分。这些水分流向哪里呢？估计多数去了资本市场，由此又形成了资本市场的巨大泡沫。从房地产到股票，从各类理财产品到债券。

　　所以，我们不难从GDP高增长的线索中寻找出中国主要症结的出现逻辑：

　　过去那么长时间以来，通胀压力之所以不大，还是与居民收入结构的扭曲有关。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6，即大部分收入和财产被少数人所拥有，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故通胀压力不大。但凡事都会有极限，目前贬值压力已经显现，通胀也蠢蠢欲动。一旦出现恶性通胀，则货币政策就难以维持宽松，资产泡沫破灭的风险就会加大。

　　无论是五年发展规划，还是政府工作报告，都是把GDP当作预期性目标，把就业、环保等作为约束性目标。但在现实中，却把GDP当作约束性目标。这说明，书面逻辑与操作逻辑是不一致的。回顾过去历史上如此众多的书面报告，分析原因十分到位，改革方案也鼓舞人心，但落实到操作层面，却常常遥遥无期，由此也导致了上述诸多问题的不断日积月累。

　　中国还远未到创新驱动阶段

　　尽管我们一直在宣称中国经济应该创新驱动。虽然中国经济有创新的亮点，但创新的贡献有多大，技术的含量有多高，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一切。

　　国家统计局15年的统计公报中，新增了一个数据，那就是高技术产业投资32598亿元，增长17.0%，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5.9%。所谓高技术产业投资，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六大类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等九大类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高新产业投资的占比过低，也说明中国离创新驱动阶段还很遥远。尽管中国的行业发展迅猛，但做大的都是交易或信息平台，如BAT、京东、携程等。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投资都是低级的，无论是短期回报率还是长期回报率都很低。如果回报率高了，则企业债务就不应该快速增长。

　　因此，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比如，天津在全国省级地区中，人均GDP第一，但这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在GDP中的占比过高，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则远低于北上深。重庆也有同样问题，GDP增速很高，但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比重居然超过90%，巨大的投资并没有吸引人口集聚，人口反而是在外流的。

　　只有深圳是可以与发达国家中的佼佼者者比肩的，如15年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32%，现代服务业的占比达到39%。上海主要是靠金融、房地产、汽车制造等传统优势和经济集聚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对GDP的贡献并不大。

　　究竟谁是投资驱动，谁是创新驱动（固定资产投资额/GDP)

　　有意思的是，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03年提出东北振兴，06年提出中部崛起。如今看来，西部的投资增速已经不及东部，东北则是负增长，中部还勉强维持。但从投资占GDP的比重看，全国都在上升，说明经济没有任何转型成功的迹象，但转型不成功导致的债务压力却越来越大。

　　各地区GDP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

　　鉴于篇幅原因，很多话题就不展开了。简单总结吧：真的要敬畏市场，逆市场的经济政策短期有效，长期无效，而且，长期的副作用危害极大。从今年来看，管制的领域正在逐步扩大，从汇率到资本账户，从理财市场到房地产市场。管制对于短期防范金融风险是有效的，但长期用管制替代市场机制，则会导致挂一漏万的风险。

　　如果把GDP作为唯一的奋斗目标，看成是赶超英美的标志，这与大跃进时代的全民大炼钢铁似有类似之处，即便GDP赶超了，我们在其他很多方面还是落后人家一大截。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做得很棒了，只要坚持以人为本，缩小贫富差距，过过小康生活已经不错了。

　　（摘自李迅雷微信公众号lixunlei0722）

（责任编辑：孙建楠 HN010）

摘要：中国人均、老龄化水平以及重化工业发展相当于发达国家70年代至80年代的水平；城市化率则接近1930年代的美国。分析认为，中国距离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

本文作者华泰证券李超团队，原文标题《中国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哪个阶段？――华泰宏观国际比较系列研究（四）》。

一、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国际比较

1.1 中国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接近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发达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人均GDP数据，按当期汇率换算成美元对比，2016年中国人均GDP为8123美元，接近于70年代末的美国、德国、法国、日本，80年代初的英国，90年代初的韩国。2016年中国人均GDP首次高于中高等收入国家人均GDP （7939美元），和全世界人均GDP 10151美元的差距进一步缩窄，最接近于2007年的世界平均水平。

自1992年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中国人均GDP年度增速一直远超世界平均增速。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自2015年开始，高等、中高等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下行，但中国人均GDP在2015年和2016年仍继续保持5%和1%的正增速。

不过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各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在不均衡等因素，在换算成美元后，我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5060美元，而同期美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400美元，2015年，中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当于同期美国水平的12%、日本水平的26%、韩国水平的35%、英国水平的17%，大约等同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初的水平。英国和日本自上世纪80年代有统计以来，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均高于我国当前水平。日本近年来以美元计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波动，但主要是受汇率因素影响，以日元本币计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维持稳定。

1.2 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2016年中国人均GDP首超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这标志着我国迈入向高收入国家方向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指的是当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劳动力成本上升，但技术创新并未得到显著发展，导致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相比，失去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而在技术创新方面，无法与高收入国家比肩，导致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深化产业结构性改革，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构筑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中国的优势产业集中在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行业，但迈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劳动力和原材料等价格上涨，推动经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进一步深化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如何平稳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现阶段的较大挑战，其核心关键在于在稳健增长，调整结构，惠及民生，促进改革之间寻找平稳点，以可持续的方式循序推进。未能实现转型，或是创新瓶颈未能突破，是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停滞不前的原因。中国政府在结构升级中因势利导，积极推动供给侧改革促进行业出清和技术革新，提出了“中国制造”的全面深化改革规划，改变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

中国经济逐渐向服务业和以消费为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将继续提升。国家发改委在6月15日定时定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目前，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已经进入服务业全面跃升的重要阶段。”发改委发布的重要文件《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也明确了一个核心（打造促进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和软环境）和三个重点（1.放松管制、促进竞争； 2.扩大开放、融入全球；3.完善机制、提高标准），积极推动中国由服务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迈进。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消费升级，扩大内需，维持经济发展动力，不过分依赖外部经济，降低外部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全球央行货币政策边际收紧，长期宽松和低利率的金融环境可能面临拐点，部分金融市场或将受到冲击。潜在的贸易摩擦、贸易逆差和外部债务积累，是部分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中国经常账户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并且是对外净债权人，持有的外国资产大于欠外国的债务，对外部经济依赖度相对较小。

循序渐进发展城市化，缓解因快速发展带来的城市问题集中爆发，形成对经济的持续支撑。应注意避免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问题，即大城市过度发展导致人口过于集中，造成城市与农村差异悬殊以及大城市内存在大量“贫民窟”的现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严重分化，中低收入居民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减弱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激化社会矛盾。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拉美国家情况不同，但需引以为鉴。十八大已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坚持以人为核心，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目前进展良好，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稳步上升，逐步促进产业发展和提升劳动力集聚能力。同时，新型城镇化将助力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公平发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二、城市化率接近于1930s的美国、50s的日本和80s的韩国

2.1 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依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2016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7.35%。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过，二十一世纪影响人类发展的有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发展，一是中国的城市化。根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末，中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7.35%。

城市化率口径中是包含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的。在我国，城市化率的计算是以城镇常住人口为分子，以总人口为分母计算得出。所谓常住人口就是城里面居住6个月以上的人群，包括一次性居住6个月，或者是一年之内居住过6个月以上。因此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中不仅包括了具有城镇户口的人，也包括了部分拥有农村户口但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不过这样的统计口径与国际通行的标准是一致的。如在联合国公布的数据中，2014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4.41%，与同期统计局公布的54.77%极为接近。

中国城市化进程接近于1851年的英国、1930年的美国、1955年的日本和1980年的韩国。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历史数据相对照，我们找到了各国与中国城市化率相当的年份。可以看到英国、德国、美国是最早启动城市化进程的国家，随后法、意、日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均在1960年之前就达到了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前苏联（1965）、巴西（1970）、南非（2000）也分别先后达到了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

对照各国城市化发展历史，未来五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依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在下表中列述的16国达到中国当前城市化水平后，其后五年内，其城市化率平均增长3.52个百分点。其中1970年之后达到这一水平的经济体城市化速度更快，五年内平均增长4.62个百分点。但这其中也包含两个例外，一个是1930年的美国，一个是1965年的瑞士，两国五年内城市化水平都是停滞的。究其原因，美国是受1929年大萧条影响所致，而瑞士则是在收入水平大幅增长后出现了一定逆城市化现象。

2.2 各国城市化进程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

在各国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存在三种不同的模式。首先是英美发达国家模式，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这些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力量主要是第三产业。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扩大，而第二产业占比不断缩小。如1990年，美国城市化率达到75.3%，第三产业占比升至77.7%，但第二产业占比降至20.7%。

其次是日本和德国模式，包括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家。在这些国家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第二产业依然是重要的经济支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城市化的贡献是相当的。如1975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75.7%，第三产业占比升至51.0%，第二产业占比依然高达43.2%。之后日本第二产业占比也终于逐渐回落，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但与前一种模式不同，第三产业占比扩张之下，城市化率并未继续快速上升。这一种模式下最终城市化率往往略低，如意大利至2014年城市化率也只有68.8%。

第三种模式是拉美国家模式，包括巴西、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国。这些国家在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第三产业在GDP当中的占比走高，第二产业占比走低，与英美发达国家模式相似。但不同于前两种模式的是，这些国家在较低的人均GDP水平下就启动了城市化进程，随后人均GDP持续低于同样城市化水平的其他国家。如1995年美国、加拿大、巴西的城市化率分别是77.26%、77.68%、77.61%，极为相近，但（已基于购买力平价调整过）人均GDP分别是2.9万国际元、2.3万国际元、0.8万国际元。

2.3 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何时到来？

各国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当城市化率达到70%-75%左右时，城市化的进程将放缓。城市化率的增长往往会呈现一个拉长的S型曲线，即经过第一个拐点后城市化率加速上升，而经过第二个拐点后城市化率增速将明显放缓。

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或在10年后到来。在上述三种城市化模式中，我们认为中国更接近日本和德国模式。一方面这些年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较为紧密，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在内，相当一部分人口来到城市进入了建筑业和制造业。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耕地较少，也不适宜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同时历史因素导致土地产权问题较为复杂，这也比较接近日本德国等“旧大陆国家”，而非美国等“新大陆国家”。根据日本和德国模式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或在达到65%-70%的水平后增速放缓。以最近几年的城市化速度推算，这意味着当前我们距离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边际拐点还有10年左右。

2.4 推进城市化的本质是提高潜在经济增速

生产要素改革决定经济长期发展。近年来，各类供给侧和需求侧政策层出不穷，导致市场对生产要素改革的关注往往不足。虽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影响立竿见影，是熨平中期经济波动的利器，但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则由各类要素生产率的进步决定。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生产要素的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是中国经济取得诸多成就的重要原因。当前生产要素改革包括两个重要方向，一个是以非户籍人口落户为主的劳动力要素改革，一个是以农村土地流转为主的土地要素改革，而这两项改革实际又都指向经济增长的核心目标，即人的城市化。

2014年3月16日，新华社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45%。当前来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0%的目标不难达成，这相当于的四年中每年提升城市化率0.66个百分点，而过去四年的平均增长在1.2个百分点。同时，到2014年，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占比为36.63%，距离45%的目标总共相差1.15亿人。

2016年10月公布的《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明确要积极推进农民通过对“三权”的自愿有偿退出机制的方式，来实现获取收益、进城落户，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方式实现城镇化。非户籍人口落户的政策以在农村通过升学、参军、就业、举家迁徙进入城镇的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拥有城镇户口意味着可以享受所在城市的社保、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落户政策一方面保证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持续性，即城市化的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放宽小城市相对于特大城市的落户政策，以增加其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也能缓解一些结构问题。

《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文中，要求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农村土地流转有深刻的经济学意义。传统上，我们认为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农村土地流转改革旨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解放人口红利。经典的刘易斯模型假设农业生产效率是恒定的，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如果农业生产效率能够持续提高，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就能持续。

三、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水平相当于1970s的美国和意大利、80s的日本

3.1 中国老龄化程度高、增速快

2016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0.8%。2016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3.8亿人，较2015年增长809万人。从年龄结构看0-14岁人口占比上升0.1个百分点至16.6%；15-64岁人口占比下降0.4个百分点至72.6%；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0.3个百分点至10.8%。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就意味着该国进入老龄化。根据人口模型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继续提升，至2020年升至12.1%，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至2030年升至17.2%，年均增长0.5个百分点；至2040年升至24.6%，年均增长0.7个百分点。

当前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近似于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的日本、70年代意大利，但中国老龄化速度快于上述三国。对照发达国家人口数据，当前10.8%的老年人口占比相当于1977年的美国（10.85%）、1985年的日本（10.3%）、1970年的意大利（10.8%）。不过上述国家在对应年代的老龄化速度均不及当下的中国。如果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的增速比较，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年均上升0.34个百分点，增速相当于年的日本和意大利，而美国直到近些年才达到这一速度。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微观行为影响显著。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倾向，给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养儿防老”模式带来了挑战，还进一步衍生出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现象。我们从家庭行为的微观视角，从抚养负担、消费-储蓄选择、资产配置三个方面来剖析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3.2 人口老龄化导致全社会抚养负担或大幅提升

抚养比是目前广泛使用的衡量抚养负担的指标。抚养比指的是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即（未成年人口+老年人口）/劳动力人口。依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未成年人口指的是0-1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指的是65岁及以上的人口。

根据我们的测算，2050年，我国的总抚养比将达到69.7%，老年抚养比将达到46.7%，全社会平均抚养负担将是现在的1.9倍，老年人抚养负担是现在的3.6倍。2007年后，原本的劳动力人口开始大量退出劳动力市场，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新鲜血液不足，老年抚养比开始快速上升。当前，我国的总抚养比为36.6%，少年儿童抚养比23.5%，老年人口抚养比13.0%，处于历史的相对低点；我们的抚养比不仅远低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但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抚养比有可能出现较大上升。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养老保险支出增速超过收入增速。我国养老保险规模快速增加，2014年参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数已达8593万人，养老保险的收支压力也开始逐渐显现。从数据来看，我国社会保险基金中，养老保险的收入一直大于支出，累计余额持续增长。从2000年开始，我国社保基金中养老保险的收入增速一直大于支出。年间，养老保险收入年均增速为20.72%，养老保险支出年均增速为18.80%。但从2012年开始，养老保险收入增速下降明显，支出增速超过了收入增速，累计余额增速也相应减缓。虽然目前我国社保基金中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高达3.56万亿，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初现端倪。

3.3 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消费上升、经济增速回落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老龄化社会应以高消费、低储蓄、低增长为特征。从经典的生命周期理论（Life Cycle Hypothesis）看，一般而言老龄人口储蓄倾向较低、消费倾向较高，当社会中的老年人口占比增加，社会整体的消费率就会上升，储蓄率则会下降。而储蓄率的下降将导致经济增速的回落。这一特征在日本最为典型，实际上，不少经济学研究将日本经历的“失去的二十年”归因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

然而在中国这一特征尚不明显。虽然中国老龄化的程度已经相当于80年代的日本，但居民消费增速并未大幅增长，甚至处于历史较低水平。除了整个宏观经济减速之外，还存在一些特有的因素：1）当前一辈老年人是1950年及以前生人，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不高，消费观念受传统影响较深，大多属于节俭型，消费能力不强；2）城镇地区相对富足的老人们有很强的赠与动机。他们对自己的消费虽然克制，但是对后代很慷慨。老年人减少自己的消费为后代进行储蓄；3）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其中城市为0.88，镇为1.15，农村为1.44，这与发达国家1.7 的总和生育率相差很多。少子化使今后的不确定性增加，人们不得不增加储蓄以防未来的不确定性。

从长期看，中国消费终归向经典理论靠拢，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随着消费观念较为现代、消费倾向相对较高的60后、70后逐渐进入老龄化阶段，或许将逐渐改变中国老年人“低收入、低消费”的局面，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行为的边际影响，也将越来越趋近于经典理论的推断。

3.4 人口老龄化导致居民资产配置发生变化

近年来居民资产多元化配置趋势明显。《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1》的数据显示，样本家庭所持有的金融资产为6.37万元，持有的非金融资产为115万元。在金融资产中，储蓄存款比例最高，占比超过一半，远远超过其他类型资产。除存款外，在居民资产中，凭借较高的收益和较低的风险，增长最为迅速。年间，居民理财产品规模增加了6.6倍，占居民资产的比例迅速上升至15%。而保险、股票也展现出了较高的增速，占居民资产的比例也分别上升了3.81%和3.84%。相对应，居民资产中存款比例从72%下降至56%。

相对美国、日本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我国居民的资产配置选择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别：共同点表现在金融资产总量近年来出现上升，安全资产比例有所下降；股市参与度显著增长，通过保险基金等参与股市趋势明显；“负债消费”模式有所增长。

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我国储蓄存款居高不下，而保险、基金、股票绝对占比还是太小；参与股市投资行为的风险度高，直接持股的占比较高，而美日等国则主要通过买入基金等媒介，实现间接持股。

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影响资产配置选择：中年家庭更青睐高风险资产，年轻家庭和老年家庭更青睐低风险资产。根据美国消费者财务特征调查数据，年轻家庭在有限收入、购房置家、幼儿抚养等多方面约束下，很少投资于风险资产，之后才逐渐参与风险资本市场；随着年龄增加，居民会趋于风险厌恶，老龄家庭更偏好投资于低风险或无风险资产（如银行存款、债券等）。其他研究也进一步表明，随着年龄的递增，居民对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的配置参与比例分别呈现“倒U型”和“U 型”的分布特征。家庭金融结构与年龄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表现为随着年龄增长对风险资产的偏好先增后减。我们发现当家庭年龄处于中年阶段时，会更青睐股票等风险资产。而在青年和老年阶段时，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会更为保守，其资产组合显著区别于中年阶段。

四、我国当前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相当于发达国家70年代末水平

4.1 从产能过剩和去产能阶段看，中国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相当于发达国家70年代末水平

中国重化工业在经历长期的供过于求后进入去产能阶段。去产能在自2016年启动的供给侧改革中占据重要地位，2016年钢铁去产能计划4500万吨，实际完成6500万吨；煤炭去产能计划2.5亿吨，实际完成2.9亿吨。2017年钢铁去产能计划5000万吨，1-6月已全部完成；煤炭去产能计划1.5亿吨，1-7月已经完成了1.28亿吨。

与中国去产能形成对比的是，70年代末，欧共体和日本也曾相继开展了钢铁等重化工业的去产能计划。70年代的发达国家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速在受冲击后逐渐回落，未能回到之前的水平。然而前期在对经济的乐观预期之下，重化工业产能曾经大幅扩张。因此这些行业迅速进入供过于求的阶段，到了70年代末，供需格局迟迟得不到好转之下，欧共体与日本相继通过全行业协调的方式，开始去化产能。欧、日在70年代的经历，实际上与中国在欧债危机冲击后经济回落、产能大幅扩张导致过剩，产业结构需要调整的背景较为相似。

4.2 日本70年代末钢铁去产能

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开始转型。作为能源极度依赖进口的日本，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既体现在增速上，也体现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上。1973年政府出台《石油供求合理化法》、《安定国民生活临时措施法》等确保能源供应和分配的措施。同时调整产业政策方向，一是促进高能耗行业从扩张向集约的转型；二是大力发展加工业，摆脱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三是发展节能技术在内的高技术产业。

1978年“特安法”公布标志着钢铁等行业被认定为萧条行业。石油危机造成能源价格暴涨、世界性需求不振，再加上发展中国家的追赶，包括钢铁在内的传统行业，迅速进入衰退期。政府于1978年5月制定了《特定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简称“特安法”。“特安法”规定平炉电炉炼钢业、炼铝业、合成纤维业、造船业等制造业为“结构性萧条行业”，政府将协助行业处理过剩设备。

“特安法”和其他政策条款下，政府对过剩行业设备的处理方法包括：（1）设备注册制度。对现有设备和生产品种摸底，限制非注册设备和新增设备的生产；（2）制定准入标准。过剩行业新企业的组建，需要满足一定产能门槛；（3）淘汰落后设备。新增设备必须首先淘汰一定旧设备；（4）实行政府补偿。政府出资收购过剩设备，然后予以报废；（5）鼓励使用节能设备。由政策性银行提供低息贷款，推广节能设备的使用。此外，政府设立萧条基金，对由于设备报废而产生的借款提供信用保证。

同时政府积极干预受萧条行业影响较大的群体和地区。针对产业调整中可能产生的失业和地方经济衰退问题，政府还出台了《特别萧条地区产业离职者临时措施法》、《特定萧条地区离职者临时措施法》、《特定产业结构改善临时措施法》等政策。针对失业者的措施包括（1）对失业者进行再就业培训；（2）雇佣特定产业、地区的失业者，政府对企业提供雇佣开发补助费；（3）延长失业保险金等。针对衰退地区的措施包括（1）支持过剩行业就地转产；（2）提供转型企业维持生产的低息紧急贷款；（3）对特定企业退还法人税、所得税、提供企业诱导补贴等。

成为萧条行业的日本钢铁产量缓慢下降，钢铁行业价格条件好转。“特安法”之下的日本钢铁行业，终于自高速扩张进入衰退期。不过在之后的时间里，日本钢铁产量基本维持稳定，也没有出现大幅下行。到1983年，日本粗钢产量降至9718万吨，较1973年的高峰下降了19%，即产量年化降幅仅为1.9%。作为日本钢价的替代变量，同期钢铁行业PPI累计上升了71%。不过， PPI上升不仅仅是去产能的影响，PPI回升是外部冲击、经济转型和行业发展变化三者合力的结果。

在总产量稳定的背后，是先进产能逐步替代落后产能，日本钢铁的国际竞争力依旧在提升。到1979年，世界最大的10座高炉中，日本占有7座。至1982年，日本粗钢产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钢铁生产国，仅次于苏联。

4.3 欧共体70年代末钢铁去产能

和日本同期遭遇的外部冲击一致，西欧粗钢产量在 1974 年达到峰值后，即陷入严重的钢铁危机，产能过剩、需求萎缩。欧共体国家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化解西欧产能过剩，应对钢铁危机。

1977年欧共体出台“达维尼翁计划”，限制钢铁降价，去化钢铁产能。欧洲在 1976 年提出在欧共体范围内确定钢铁产品价格指导方针来防止恶性竞争和抵御需求萎缩，并在此基础上于 1977 年提出了“达维尼翁计划(Davignon)”。该计划规定了钢筋最低出售价格，还提出了等量置换和减量置换的建议，即每增加一吨产能就要有相当的产能或更大的产能被淘汰，以防止产能扩张。

在这一计划指导下，欧共体开始限制各成员国粗钢产量，规定了最高总产量限额和欧共体成员国内大多数品种钢材贸易量最大限额；建立最低价格机制，评估钢铁企业竞争力，完善钢铁行业补贴制度。政府补贴主要用于设备升级与安置工人，以大幅削减钢铁产能，提高行业和企业竞争力。1978 年后，补贴大部分被用于建立替代性行业和转岗员工培训。在针对限制进口方面，欧共体还与其 15 个主要钢材进口来源国（占进口钢材总量 75%）达成了“自愿限制协议”。协议对从欧洲自贸成员国之外的国家进口钢材数量进行明确限额，对进口价格也做了明确规定。

4.4 钢铁去产能与PPI、钢铁板块股价的互相作用：以日本为例

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通胀实际上是外部冲击、经济转型、和行业发展变化三者合力的结果。从1978年日本钢铁产业逐渐成为萧条行业以来，日本的PPI和CPI确实出现了明显上升的趋势。但从之前石油危机的历史表现、以及钢铁行业PPI波动小于全行业PPI的现象来看，我们认为钢铁行业价格上涨并非PPI指数大幅上扬的首要因素。貌似“去产能”引起的通胀，实际上有外部冲击、经济转型和行业发展变化三方面的原因。

输入型通胀是解释钢铁行业波动的关键变量。从产能数据看，作为“特安法”规定的萧条行业，日本钢铁行业在年间产能一度继续着惯性扩张，但扩张速度已经放缓。在这一阶段中，钢铁行业景气出现先强后弱的走势。

结合钢铁行业数据与通胀数据，可以看到，78年后钢铁行业表现以及拐点，均与通胀走势密切相关。从78年1月到80年5月，原油价格大幅上升，导致日本PPI持续走高。在这一阶段，钢铁行业实际上是比较景气的，具体表现为粗钢产量上升、粗钢库存下降、产能利用率上升；而从1980年6月到1981年6月，PPI从高点回落，钢铁行业才展现出萧条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粗钢产量下降、粗钢库存上升、产能利用率下降。

日本钢铁行业的产能去化较慢，在去产能政策推出初期到产能真正拐点之前，钢铁行业股价迎来三波上涨行情，且涨幅明显优于大盘。1974年10月-1978年底，钢铁股表现是弱于大盘的。1978年12月开始，即“特安法”公布半年之后，钢铁股走势发生明显好转，1978年12月-1981年8月，新日铁住金和神户制钢两家公司的股价有三次明显上涨。在此期间，新日铁住金股价涨幅为95.7%，神户制钢股价涨幅则高达122.9%；与此同时，日经225指数从5967点缓慢上升到7816点，涨幅仅为40%。

去产能前期PPI走势与PPI钢铁分项走势较为一致，股价走势则具有一定滞后。PPI同比和PPI钢铁分项同比大幅上涨分别开始于1979年3月和1980年4月，而新日铁住金股价最大涨幅（即第三波上涨）则开始于1981年3月。

产能拐点前夕，钢铁股曾迅速下跌，随后表现显著弱于大盘。从1981年8月开始，钢铁股出现了持续的下跌。1981年8月-1982年9月，新日铁住金和神户制钢股价跌幅分别为40%和36.2%，跌幅远高于大盘。从1982年9月开始到1984年底去产能结束，钢铁股走势基本保持平稳，新日铁住金股价涨幅为14.8%，神户制钢则为15.4%。与此同时，日经225指数从7123点大幅上涨为11543点，涨幅高达62.1%。

五、环境污染与单位能耗的国际比较

5.1 我国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

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复杂且紧迫，政府近年加大环保力度。根据中国环保部发布的《2016年环境状况公报》，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仅占全国全部城市数的24.9%，饮用水源也有约10%不达标。除此之外，土壤污染成为全国工业城市基地遗留的尖锐问题，生态环境被破坏的速度也远高于自然生态修复速度，其恶化趋势也未能扭转。因此绿色发展和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已然成为政府发展经济一再强调的重点目标。目前我国环境保护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近年来政府为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不断完善环境保护政策法律法规体系，同时加快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减小我国对能耗产业的依赖程度。

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往往呈现倒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家库兹涅茨于1955年提出的库兹涅茨曲线引申而来，目前在学术界获得相对广泛的肯定。类比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变化的倒U形关系，经济增长（人均GDP）与环境污染程度也存在相应的倒U形逻辑：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且会随着经济发展程度而加剧；但是当经济发展到达一定水平――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之后，环境污染程度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改善。

5.2 中国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排放落后发达国家约20-30年

从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人均排放量看，中国和英美日等发达国家均已经进入EKC曲线右侧下滑区域。因为EKC曲线的局限性在于它只研究特定的环境污染物，比如大气污染物中的二氧化硫；所以以EKC特征明显的二氧化硫（SO2）和氮氧化物（NOx）为环境污染程度指标，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中国在大气污染EKC曲线上均已经入右侧区域。尽管作为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目前EKC整体表现不显著，但难以否认EKC是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收入与环境关系的基本轨迹。

中国相比英美日等发达国家进入EKC右侧通道晚20-30年。在二氧化硫EKC上，中国比英美日晚了近30年走到拐点；而当中国在2006年达到二氧化硫排放峰值时，其二氧化硫排放量约为2589万吨，和美国拐点数值（2804万吨）差距不大。而在以氮氧化物衡量的EKC上，中国2012年拐点处的氮氧化物排放量为2338万吨，略低于美国拐点处氮氧化物的排放值（2534万吨）。

5.3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整体拐点将很快到来

横纵坐标方面均反映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将迎来拐点。从横坐标来看，据格鲁斯曼和克鲁格（1995）提出EKC曲线时发现，曲线的拐点实际上会因为污染物指标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大多数国家在人均GDP8000美元之前达到拐点。2016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123美元，正处于上述拐点人均GDP值域附近，应该紧邻或已经出现拐点。

再从纵坐标来看，根据上述数据和现存研究，在EKC曲线研究局限性背景下，中国的一些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已经进入下行通道；主要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已经分别在2006年和2012年就出现了拐点，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虽然还未出现峰值，但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了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的目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预计可能进入下行通道，所以主要大气污染物的叠加总量应该将在未来几年之内达到峰值。

综合EKC曲线的横纵坐标，中国人均GDP刚刚越过多数国家EKC曲线拐点出现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大气排放量也马上会迎来总体叠加峰值，加之政府大力度的新环保体制出台，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国民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认知加强会进一步拉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到来。

5.4 中国单位GDP能耗相当于发达国家80年代水平

我国单位GDP能耗近35年来呈下降趋势。单位GDP能耗是反映国家能源利用总体状况的能源效率指标，其下降幅度越大代表我国低能耗进程发展越快，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越小。2016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为0.61吨标准煤，同比下降5%，高于政府预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1980年以来，我国单位GDP能耗一直处于下降通道中：1980年到2002年单位GDP能耗呈线性减小，12年间下降了1.75吨标准煤每万元；2003年到2005年出现小幅上升至1吨标准煤每万元，因为该时间段内高耗能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加速发展；2006年至2015年，在政策导向下，单位GDP能耗回到直线下降通道。

中国的单位GDP能耗水平相当于全球平均单位GDP能耗1993年的水平，中等收入国家2000年左右的能耗水平，高收入国家80年代水平。尽管截至2015年我国单位能耗下降成果显著，但如果将中国置于全球范围的横向比较中，我国能耗依然高于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以2011年不变价计算，2014年全球平均消耗每千克油当量，可创造7.89美元的GDP值，高收入国家可创造8.8美元，而中国仅能创造5.7美元，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约15年前的创造效率。而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早在1998年单位能耗就能创造了5.7美元GDP，2014年消耗同样单位能耗的油当量比中国多创造约3美元GDP。由此可见中国单位能耗创造GDP的效率相比全球其他国家仍有很大差距。

政府规划在十三五期间单位能耗较2015年下降15%。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政府预计全年单位GDP能耗环比下降3.4%，与2016年目标保持一致。政府在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计划中都对单位GDP能耗提出目标并制定相关政策推动目标实现。十三五计划中提出我国将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能源，实行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全民节能行动计划，加强高耗能行业能耗管理；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单位GDP能耗将比2015年降低15%。

风险提示：政策出台和风险事件超预期，加大市场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