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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人们已经习惯了用现金和各种信用卡的消费方式，几乎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用货币购得。这一切在我们看来都再自然不过了。然而，不知你是否曾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没有货币的时代，人们是如何交易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问题：开启这扇了解货币的大门，为您逐步解读货币的密码，揭示货币背后的故事。
用货币交换绝非自古而然，货币的出现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见证了人类成长的足迹，是人类文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原始社会早期，人类的生存能力十分薄弱，为了生存下去，人们只能以氏族部落为单位，过着群居的生活，依靠集体的力量捕食和抵御自然灾害。那时生产力极度低下，劳动工具十分简陋，只能依靠集体劳动获得有限的生活资料，由氏族部落首领平均分配给全体成员，勉强维持生命。在这种生活资料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没有可以交换的东西，当然也就没有对货币的需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存能力提高，人们在满足自身生活必需之外，有了剩余产品，这就产生了交换的需要。比如，甲部落擅长捕猎，每天都有剩余的肉食，但是比较缺少水果，而乙部落精于采摘，每天都有多余的水果，又不能存放，随着两个部落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多时，两个部落自然会想到互通有无，用水果和肉食交换。这就是最原始的交易。最初是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氏族首长来进行交换，而且所交换的东西是公共财物。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劳动生产率有了明显提高，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个人之间的交换越来越占优势，逐步取代了公共物品的交换。交换的物品，就是商品，而且参与交换的商品也越来越多了。此时，为了方便交易，人们约定了固定的时间和地点来交换，这就产生了集市。《易经·系辞下》中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它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人们交换的场景，传说炎帝神农教人们种田和养殖后，人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出现了剩余产品和社会分工，有的种五谷，有的狩猎，有的捕鱼，有的制陶。有一天，炎帝问大家，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有位长者说，现在生活好多了，就是有些单调，有肉没鱼，有饭缺菜，要是能互相交换些东西就好了。于是炎帝让大家把多余的东西拿出来交易，时间定在每天太阳当顶时，由此形成集市。不用自己生产某种东西，而是通过交换各取所需，生活从此变得丰富多彩，这就是市场交易这个伟大发明的神奇力量！
物物交换虽然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但困难也很多，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首先，物物交换中价值计算过于复杂。交易中，一种商品可以和多种商品交换，比如一只羊，可以换四十斤米或五张兽皮、六把斧头、一枚美丽的贝壳，也可以换半块拳头大小的铁；而一张兽皮，又是和五分之一只羊、八斤米或一把半斧头等价。商品价值的计算和比较，在物与物的直接交换中是多么不方便！
其次，物物交换还带来流通的不便，有时甚至会导致交易的失败。倘若以羊换斧头，以斧头换羊，双方按等价成交，那自然很方便。但这种情况并不经常碰得到，更多的倒是按各自的需要。比如说，有人想用羊去换麻布，但有布的人不想要羊，而需要粮食，粮食所有者却不需要羊，而需要茶叶，在这种情况下，有羊的人想要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布，就必须把羊换成茶叶，再用茶叶换成粮食，然后再用粮食去换布。这样几经周折，才能达到预期交换的目的。假如这时有茶叶的人也不需要羊的话，那有羊的人还要经过更长、更多的交换程序才能达到目的。有时候，人们往往费了很多的周折，但仍然无法换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可见，商品交换越发展，物物交换的困难就越多。
物物交换尽管是那么不方便，却经历了比使用货币悠久得多的历史。后来，人们从无数次的交换经验中知道，先把自己手中的商品换成一种比较容易被别人接受的商品，比如羊或贝壳，再拿羊或贝壳去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交换就比较容易成功。这样就解决了物与物直接交换的矛盾。通过不断地筛选，人们逐渐从许多商品中选出一种交换频繁并得到公众接受的产品，所有的商品都用这一种商品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这种商品就是一般等价物。由于一般等价物能够直接同其他一切商品交换，原来的物物交换就变成了由一般等价物做媒介的商品交换。
我国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商品充当过一般等价物，如贝、玉、刀、铲、纺轮、弓、箭、皮、帛、牛、马等，都曾在不同的民族和地区使用过。但到后来，有的由于计数不方便，有的因为在流通过程中容易损坏，有的则因笨重而不便携带，终于被逐渐淘汰，只有贝依旧被使用着。
贝之所以最早被选择为货币绝不是偶然的。首先，贝壳具有美丽的形态、斑斓的花纹和滋润的光泽，是大家都喜爱的装饰物，一度又是美好的象征，被看做是避邪品或吉利的护符。其次，它又可以一只一只计数，加加减减方便；坚固耐用，不易损坏；轻巧灵便，携带不觉累赘。根据历史的记载，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贝已经被当做货币使用了。人们贮藏它，借贷它，拿它做买卖，还把它作为贵重的贡献物或赏赐品。从出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看，当时帝王赏赐给臣子的物品中，最常见的就是贝。我们所熟知的汉字中，凡是同财富有关的字，几乎都带着贝，如财、贫、贪、货、贵、贱、赏、赐、贡、贺……
这种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称作货币。货币产生后，整个商品世界分成两极：一极是货币，另一极是各种各样的商品，货币成了价值的代表，能够直接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从此，货币进入了人们的生活。
　　现在我们知道了，货币并非自古就有，而是经历了物物交换、一般等价物和固定的一般等价物三个阶段。贝壳是货币，金银也是货币，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纸币也是货币，那银行储蓄卡、信用卡是货币吗？货币是如何从贝壳等实物演化成今天所使用的纸币的？将来货币形式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为了更容易理解，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货币的基本职能。货币主要有两大基本职能，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所谓价值尺度，就是指货币充当衡量商品所包含价值量大小的社会尺度。我们通过一件件衣服的标价，就知道该件商品大概的价值，同样我们可以通过家用电器的报价，了解到它的价值。我们甚至还知道衣服和家用电器的价值差异。这就是价值尺度，货币能将看不见的价值直观地表现出来。货币的另一个基本职能是充当流通手段，指的是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即购买手段的职能。通俗地说，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只要有货币，就能买到别人出售的任何东西。
从货币的两大基本职能出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货币的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时期，即使在同一时期，由于情况的不同，货币也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唯一不变的是货币的功能，人们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东西并赋予其货币的功能。它可以是实物，可以是金银，也可以是纸张塑料，甚至可以只是一串数字或符号。有了这样一个观念，我们便可以很好地理解货币的演变过程。
萌芽阶段：实物货币
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所以，货币的前身应该是一般等价物，它可以是粮食，也可以是一只羊。但普通的一般等价物还是不方便，不能满足人们越来越丰富的需求，人们需要找一种大家都认可的实物充当一般等价物，这就是实物货币。在中国历史上，龟壳、海贝、蚌珠、皮革、齿角、米粟、布帛、农具等都曾作为实物货币被使用过。通常，实物货币需要具备这样的条件，即它应是外来品（稀有）或者是内部普遍使用的资产（象征财富）。既然要大家都接受，那一定是好的东西，既有较高的价值，又美观。人都喜欢美好的事物，自古而然。
但是，随着交易的不断扩大，一个部落喜欢的东西和另一个部落喜欢的东西很可能不一样，这样就没法交易。为此，邻近的几个部落之间就想找一种各个部落都能接受的实物来充当货币。这样，人们交易范围不断扩大，也就需要不断寻找更大范围内认可的实物充当货币。另外，实物货币有它不可克服的缺点，它们或体积笨重、不便携带；或质地不均、大小不一、难以分割，这就导致了可以用质地不一样的货币去买同样的东西，这样当然有失公平，而且不能像今天一样找零钱，很不方便。正是这些缺点，我们就能理解，随着商品交换和贸易的发展，实物货币被金属货币所取代是必然的趋势。
起步阶段：金属货币
金属货币的出现和生产力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当人们掌握了一定的铸造和冶炼技能后，很容易想到用金属来做货币。最早是一些贱，如铁或者铜，后来为适应社会交换的发展有逐步向贵金属（如金、银）过渡，并最后固定在金银上。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金银天然是货币”。金属货币所具有的价值稳定、易于分割、便于储藏等优点，确非实物货币所能比。
人们最初使用的都是金银条块形式，这样，每次商品交易都需鉴定其成色和分量以保证金银条块的价值，十分不便。为了交换的方便，逐渐产生了具有一定形状、重量、成色和标明额面价值的金属铸币，这种铸币刚开始是由一个区域中非常有信用的名门望族铸造，但是不同区域之间交换时，还需要检验成色。最后逐渐由国家铸造，作为法定的货币在市场上流通，避免了每次交易时都要检验成色的繁琐。我们经常能在古装电视剧上看到，银子都是元宝形状，每个元宝都能看出是官银还是私银，而且都按照固定的重量分类，那些切割剩下的边角，就是一些碎银子。金银成了人们最喜欢的货币，也是当时最合适的。那为什么后来金银会被纸币所取代呢？最大的原因就在于，金银越来越难以胜任货币的流通功能。尤其是在西方工业革命后，人类生产力极大提升，社会财富空前积累，交换也就非常发达，对金银的需求量猛增，而金银的产量却受天然储备和开采技术的限制，难以满足人们不断扩张的生活需求，最终被纸币取代。毫无疑问，金银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交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我国从商周时期就开始使用金属货币，直到民国时期。直到现在，金银仍然是财富的象征，人们对金银有着不一般的情结，仍有人呼吁重回金银本位时代。
发展阶段：信用货币
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的选择，都是一些本身具有价值的商品，人们一直有这样的逻辑，只有本身有价值的东西才能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 同时，人们发现，铸币在长期流通过程中逐渐磨损，由足值的货币变成不足值的货币，但这种不足值的货币也能和足值的货币一样流通。这就给人们一个启示，在交换中，我们可能需要的只是一个计价工具，或者说是一个符号，只要它能充当货币的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功能，而且大家又都认可就行。至于货币本身有没有价值并不重要，只要它能代表价值就行。这样就出现了以纸币为代表的信用货币，代表金属执行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职能。
信用货币是凭国家信用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不需要贵金属作为发行准备，也不能与贵金属相兑换。我们现在使用的纸币就是典型的信用货币。早在金属货币流通时期，信用货币就产生了，早期的商业票据、纸币、银行券都是信用货币。不过，信用货币最初是可以兑换为金属货币的，以后才逐渐过渡到部分兑现和不能兑现。
信用货币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信用货币只是货币的价值符号。第二，信用货币是一种债务货币，是持有者对发行者的一种债权。我们手里的人民币就代表着对中国人民银行的债权，相当于是人民银行借我们钱后给的一种凭证。第三，靠国家的信用流通，为了保证这一点，现在都是国家管理和控制。
纸币的出现虽然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交易，但由此却可能带来另一种恶果。由于货币只是一种符号，这种符号的价值由货币发行者即政府所掌握，政府就可以通过控制货币的发行量来控制我们手中的财富。简而言之，政府发行纸币过多，我们的纸币就贬值，能买的东西少了，通货膨胀来了。反之，货币就升值了，我们能买的东西就多了，但是商人可能要吃亏了，因为他们赚的少了。现实中，如果政府对这个度把握不好，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加剧经济的波动，世界经济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高涨阶段：电子货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和电子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货币形式也逐渐从有形到无形。一些发达国家在广泛使用支票和信用卡的基础上，相当一部分交易都是通过银行电子计算机网络转账结算的，这种贮存在电子计算机中的存款货币，就是电子货币。电子货币是一种纯粹观念性的货币，不需要任何物质性的货币材料。我们常见的电子货币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借记卡、贷记卡等；储值卡（如电话 IC卡、IP卡、金龙卡、公交 IC卡等）；电子现金（如游戏币）；电子支票；等等。我们已经进入了“卡时代”，我们钱包里的现金越来越少，但是卡却越来越多。在传统信用货币阶段，我们还可以看到符号，看到纸币，但是到了电子货币阶段，我们连符号都看不到了。
未来趋势：数字货币
货币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很难猜测，现在有种说法：货币未来的方向是数字化、信息化。取代金属货币的纸币虽然没有价值，但是货币仍然找到了一种实物载体，包括各种卡。而到了数字货币时代，货币完全以价值符号的数字式信息形式存在，其基本特征是，货币本身不是物理实体，也不是以物理实体为载体，而是用于网络投资、交易和储存，代表一定量财货的数字化信息。而非数字化数字货币则是以某种介质为载体、存储于指定账户、代表一定量的现行法定货币（纸币）的一种交易工具。我们没有纸币，没有卡，有的只是一组数字。是不是这样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就是货币的演变历史，大家可以了解到，原来货币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即使在现在，电话卡、公交卡等也可以有货币的功能。因此，知道钱、了解钱的演变并不是专家的专利，每个老百姓都应该去了解，这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欧洲最早使用的纸币是 1661年由瑞典银行发行的，不过那时发行纸币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作为真正的货币。1694年，英格兰银行创立，开始发行银单。银单最初是手写的，后来才改为印刷品。
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是中国，约在公元 10世纪，也就是北宋时期。纸币在北宋的四川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四川的经济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纸币应当出现的临界点。在北宋时期，四川的税赋当中，工商业的税收超过了农业税，这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是极不寻常的表现，反映出四川当时的商业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发展程度。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整个大宋国竟然分好几个独立的货币区。就拿四川来说，它属于是铁钱区。而在四川使用铁钱是非常麻烦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币值太小。当时一枚铜钱相当于十枚铁钱，每千枚铁钱的重量，大钱是 25斤，中钱是 13斤。买一匹布需要铁钱两万，重 500斤。你可以想象一下，买一匹布需要赶着马车拉一车铁钱是多么不可思议。当然这对于市场经济来说，无疑是致命打击。这也从客观上催生了轻便的货币。
北宋初年，四川CD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保管现金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是最初的交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交子逐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也越来越多地直接用交子来支付货款。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正是这一步步的发展，使得“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真正成为了纸币。
但是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交子的发行和流通引起了官方的重视。有一些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其他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
于是在 1005年，时任益州（今CD）知府的张咏选择了 16家商号，统一发行交子，用政府信用支持商业信誉，获得成功。商业票据得以脱离发行商家的信誉和偿付能力作为通用支付手段，并且超出商家市场范围在政府管辖领地作为法定支付手段流通。1023年，宋朝政府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益州交子务”。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子”，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以新换旧。首届交子发行 125.634万贯，备本钱 36万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 28％。至此，“交子”被确认为世界上第一种纸币。尽管史书记载，中国早在唐朝时期就有商业票据作为货币流转，但得到政府背书并纳入正式发行才是货币史上的里程碑。
1068年，宋朝丞相王安石以富国强兵为由推进改革，提升国家对政治经济的控制能力，发行纸币便成为重要的手段。他主张税赋货币化，增加铜钱生产并扩大纸币发行。王安石又通过国家管理机构发行了新的纸币“钱引”，辅以盐、茶等商品为依托的盐钞和以军需品为依托的各种代金券等多种纸币同时流通。这在当时一度造成了中国纸币发行的高潮。
但是封建政府往往不能有效地控制纸币的发行量，当出现巨额财政开支需要时，政府往往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利用手中的权力，滥用公信力，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最终混乱的发行体系和在外敌入侵下分崩离析的宋朝管理格局，不仅使王安石改革失败，而且导致政府信用崩溃，反而令民间出现长期“钱荒”。老百姓大量囤积铜钱，进一步加速了纸币贬值和经济萎缩。交子的命运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宋仁宗庆历年间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交子六十万贯，以支付粮草费，无钞本。官府也不再遵守每界固定的发行数额，而大量超额发行。为了满足陕西军情之需，一次多发的交子量竟会超过一界总量的数倍，甚至导致CD地区交子的缺乏，又要增造。其结果必然导致交子的通货膨胀和纸币信用的丧失。
北宋和南宋时期，各地都在商业发展和政治混乱中产生了各种商业票据的货币化现象。其中在杭州出现的“会子”，是商人交易中取钱的凭证，多为售货、赊账、典当等交易中形成，在民间流通，也取代了铜钱的功能。朝廷曾严令禁止，但效果不大。
1160年，杭州知府钱端礼沿用交子的经验，干脆将会子收为官营，设立了会子库，将会子作为官方纸币发行并管理，在江南一带流通一时。宋朝衰退之后，金、元两朝政府更是以掠夺资源和财富为导向，变本加厉地发行“交钞”、“中统元宝交钞”等纸币，面值不断加大，价值不断降低。
在内乱、外战和严重通货膨胀的环境下，金、元两朝的整体经济已趋于崩溃，金银货币被藏入民间，纸币被广泛拒绝，有些民间市场竟然在元末时期倒退到物物交换的原始地步。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立即明确恢复铜钱本位制度，苦于一时不能有充足的铜矿和钱币供应，不得不发行“大明宝钞”，但规定其在财政收支中，不能与铜钱和其他贵金属兑换。但经过三百年的无节制发行，中国民间对纸币已毫无信心，纸币不仅不能进入民间市场，在政府与军队中也被排斥。结果，惨淡维持了几十年后，于 1394年被废止。早熟的中国纸币终于历经了四百年的跌宕起伏而告终。
经过由宋至明的四百多年实践，稳定的货币体系没有形成，一旦纸币膨胀，由纸币和贱金属铸币构成的货币体系便告瓦解，并给货币本身和相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带来波动。然而商品经济仍在发展，流通中商品价值总额日益增加，货币受到的需求压力有增无减，建立稳定的货币体系的客观要求依然存在。但是，由于历代统治者利用纸币来满足巨额的宫廷消费、官吏俸禄和军费等财政性开支，无节制地发行纸币，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纸币贬值，乃至纸币制度的崩溃，从而加剧了封建统治危机。
值得回味的是，纸币的出现，促进了印刷技术的发展。纸币的问世，既离不开纸，更离不开印刷术，实际上，它是中国古代两大发明的一项副产品。“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此外，“交子”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纸币的发行对北宋来说是一项重大创举，一方面有利于舒缓日益严重的钱荒，另一方面能够免除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携带大量货币之不便。
当时，来中国旅行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罗马教廷派往蒙古的使者卢伯鲁克，把中国市场上流通的纸币介绍给欧洲各国。他们发现，中国商业票据的支持者是政府，因而成为纸币；而西方同样的商业票据支持者则是发行的商家。几百年后，欧洲商业票据也转化成了纸币，但始终是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上，直到最近一百年才被各国中央银行加持追认。第一张欧洲纸币是由斯德哥尔摩银行（瑞典银行前身）在 1661年发行的，不过，由于过度发行，无法用金属货币兑付而导致银行三年后停业。美国纸币是在 17世纪 90年代由殖民地银行首先发行，法国纸币则是在1717年才在苏格兰人约翰·劳的主导下由法国银行大量发行。
　　世界各国由于其历史、文化的各不相同，表现在钱币上的颜色、肖像以及总体设计千差万别。发生在钱币上的趣事和传闻也数不胜数。其实，看货币上的图案就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应该说，货币所反映出来的东西恰恰是历史沉淀的产物。
美国美元。美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之一，而历史上它也有过很不稳定的时候。事实上，在美元的作用增大以前，它必须遏制假币问题。在北美殖民地时代早期，印制美元很容易，当时有很多印钞厂，钞票的做工也不是很复杂，没有太多的防伪措施，因此，如何人为创造稀缺性呢？于是人们在钞票上印下“伪造者当诛”（To counterfeitis death）字样。当时所有 13个殖民地都在它们的钞票上印了这句话，后来这句话最终被“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取代。在“我们信仰上帝”之前，实际上是“我们信仰死刑”。而不同美元则同时印有不同人物图案。1美元印有乔治·华盛顿，他是开国英雄；2美元印着托马斯·杰弗逊，他是美国第三任总统；5美元印的是废除黑奴制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10美元印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第一任财政部长；20美元印的是安德鲁·杰克逊，美国第七任总统；50美元印的是尤利西斯 .S.格兰特，美国内战联邦军总司令，第 18任总统、陆军上将；100美元印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实业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外交家。
英国英镑。在英国，女王是最尊贵的象征，所以所有英镑的正面都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背面的图案则根据钱币的面值各有不同。5镑背面是英国 19世纪慈善家伊丽莎白·弗雷的肖像，左侧是她参加慈善活动的图案；10英镑背面是英国 19世纪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的肖像；新版 20英镑背面是著有《国富论》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50英镑背面是英格兰银行第一任总裁约翰·霍布伦肖像，左侧是银行的看门人，后面是他的住所。其他系列的英镑都印有相应的人物：D系列 1英镑 —大科学家牛顿；D系列 5英镑 —让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的威灵顿公爵；E系列 5英镑（1990版） —发明蒸汽火车的史蒂文森；D系列 10英镑（1987版） —现代护理事业的创始人南丁格尔；E系列 10英镑（1992版）—文学家狄更斯，左侧是 1836年举行的一场板球赛；D系列 20英镑（1984版） —戏剧家莎士比亚塑像；E系列 20英镑（1991版） —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法拉第，左侧则是他在皇家学会演讲时的场景；D系列 50英镑 —建造圣保罗大教堂的克里斯托弗·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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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卢布。卢布上会印有叶卡捷琳娜女皇。在俄国历史上，叶卡捷琳娜女皇与彼得大帝齐名，这位俄国女皇，原为德意志一公爵之女，1745年嫁给俄皇彼得三世·费奥多罗维奇。1762年 6月 28日，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宫廷政变中废黜彼得三世，并登上皇位。她对外两次同土耳其作战，三次参加瓜分波兰，把克里木汗国并入俄国，打通黑海出海口，她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俄罗斯帝国。票面设计精美，雕刻细腻，线条流畅，浮雕感强，把俄罗斯帝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庄重与华贵表现得淋漓尽致。
法国法郎。法郎的诞生有一段历史掌故。1356年，正值英法“百年战争”正酣之际，法兰西国王让二世在法国西部的普瓦提埃一役中失利，被英军俘获，沦为阶下囚。英方提出了释放他的苛刻条件：交纳 300万金路易，否则决不放人。让二世在伦敦被囚禁了 4年之后，最终如数交纳了这笔巨额赎金，才得以返回法国。1360年 12月 5日，获释后的让二世国王签署一道敕令，决定铸造含纯金 3.87克的硬币来纪念这一历史事件。硬币的正面是让二世在战马上身披铠甲、手执利剑的英武形象，意为国王获得自由，返回法国。根据国王的旨意，这种新钱币就以“自由”命名。“自由”一词的法文是 Franc，音译为中文便是“法郎”。如果从1360年“法郎”金币的铸造算起，法郎作为货币至今已经有 650多年的历史，堪称世界上最古老的货币之一。
欧元纸币。欧元纸币共有5、10、20、50、100、200、500欧元 7种面值，尺寸和颜色各不相同，但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正面为门窗图案、背面是桥形图案的设计方式，分别体现出了欧洲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代表了七个不同时期的欧洲文化历史。欧元纸币正面的拱门和窗户图案象征着开放和合作的精神，12颗星星围成一个圆圈，代表动力和欧洲国家的团结。纸币背面的桥形建筑代表着欧洲国家之间以及欧洲与世界的合作与沟通。纸币上的货币数额，后面分别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字母标注。此外，欧元纸币上还印有欧盟版图，并用BCE、ECB、EZB、EKT、EKP等 5种欧盟使用的官方语言来表示欧洲中央银行的缩写字样，以及中央银行行长的签名。
日本日元。日元中的 10000元图案为福泽渝吉，乃日本历史上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明治三杰之一。5000元图案为樋口一叶，她是十九世纪日本著名平民作家，是日本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早期开拓者。1000元图案为野口英世，乃日本著名的生物学家，他出生于农家寒门，童年时因意外导致左手伤残，但是他发愤学习，最终取得骄人成绩。2000元图案为日本最著名的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的绘卷。在旧版的日元里，5000元的钞票正面是大教育家新渡户稻造的头像，在历史上他曾以敏锐的思想为保守的日本人开凿了一条改革开放之路。1000元钞票的正面是小说家夏目漱石的肖像。
瑞士法郎。目前流通的瑞士法郎纸币是自 1995年至 1998年发行的10法郎、20法郎、50法郎、100法郎、200法郎和 1000法郎六种面额。纸币图案采用竖式设计，正面人物是瑞士文化界的六位知名人士肖像，占整个票面的一半；背面是代表他们成就的若干个合成的图案。100法郎的正面是雕塑家和绘画大师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的肖像。背面是贾科梅蒂的代表作：塑像《前进的人》、自传《梦·司芬克斯与 T之死》插图。
尼泊尔卢比。钱币正面印有尼泊尔末代国王贾南德拉·比尔·比克拉姆，中间背景是鱼尾峰，左边背景建筑是尼泊尔中央银行总部办公大楼，右边背景是位于佛教圣地蓝毗尼的阿育王石柱，肖像右边的是尼泊尔中央银行 50周年纪念标徽。2006年 9月 8日发行的尼泊尔面值 50卢比的钱币背面是一对雌雄尼泊尔国鸟—棕尾虹雉，背景是阿玛达布拉姆峰，在山的上方印有“尼泊尔中央银行金禧 2005年”字样。据悉，棕尾虹雉又名“九色鸟”，因身上羽毛闪烁着彩虹般的金属光泽而得名，是雉科虹雉属的一种。
伊朗货币。伊朗末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时期的纸币，其背面印有卡拉杰坝。卡拉杰坝，即阿米尔－卡比尔坝，位于德黑兰市西北方向 63公里处，1957年兴建，1961年建成。该坝主要用于防洪减灾，向德黑兰市供应饮用水，满足卡拉杰地区农业灌溉的需要，向国家电网供电。
斯威斯兰纸币。斯威斯兰早期纸币的正面是国王索布扎二世，背景是议会大厦。索布扎二世是该国独立后的第一任国王，执政 61年之久，是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他有 120个嫔妃和 1000多个子孙。纸币的背面图像主题是王国的芦苇节。芦苇节，又称芦苇舞节，是斯威斯兰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每年 8月，斯威斯兰都要举行芦苇节，这一节日不仅是庆祝少女成人的盛会，更是国王一年一度的选妃盛典。参加盛会的少女们身着五彩短裙，上身赤裸，手持一束芦苇入场。根据斯威斯兰王国的习俗，未婚女子在结婚前一定要保持处女之身，因此，所有参加这一盛会的少女必须是未婚的处女。
新西兰元 5元面值纸币上的男子是埃德蒙·希拉里爵士，他和伙伴于 1953年登上珠穆朗玛峰，是成功登顶珠峰的首批探险者之一。5元纸币的颜色也暗示了希拉里当年登上珠峰时的艰难。1958年，他还领导探险队第一次横穿南极洲。
冰岛克朗。克朗是冰岛的官方货币，在冰岛语中是“皇冠”的意思，纸币面额有 100克朗、500克朗、1000克朗、2000克朗、5000克朗等。其中 5000克朗面值的纸币上的人物是拉格希尔·荣斯蒂尔（），她曾是两位冰岛主教的妻子，还是一位著名的裁缝。纸币背面是荣斯蒂尔正在教两名学生学习的情景。
　　货币消亡这个问题，其实是马克思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过，当人类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上开始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那时候美好的社会中，商品还需要用货币来计价了吗？答案肯定是不用。
从哲学的高度来看，货币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货币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社会经济生活离不开货币，货币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客观必然性。物物交换的局限性要求有某种商品充当共同的、一般的等价物，而金银的特性决定其成为货币的天然材料。作为货币的金、银等贵金属，便于携带、铸造和分割，大大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货币是历史的产物。它是从商品生产中产生的，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在现阶段，货币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仍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但它也终将随着商品生产和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到那时，货币将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人们只能从书本上和历史博物馆里看到它了。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不管是消费资料还是生产资料都是完全的商品，货币都是本质上的货币，不是形式上的货币。货币处于普遍化阶段，而不是萎缩的阶段。从现实来看，不仅当代资本主义货币经济高度发展，而且现在社会主义货币经济也高度发达。
其实，关于货币的“去留”，主要有两种观念：一种是完全消除论，另一种是完全保留论。对于经典理论而言，社会主义的货币是会消亡的。很多学者倾向这一经典理论，接受货币的最终走向消亡观，既有这样的思潮，并产生重要影响，存在很多的追随者，至少说明大量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消除货币及其关系，消除观有着充分的存在依据。但是，从现实和实践角度出发，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公众和学者普遍认为货币不能消亡，应当保留。这一观念又说明许多问题的回避、克服又依赖于保留货币及其关系，保留货币又有其必要性。
此外，还存在着一种比较客观、实际的“不完全消除”，亦即“部分保留”的观念。比如，在列宁实行完全消除货币的尝试失败后，斯大林曾经指出：消费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重要的消费品实行计划供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生产资料基本实行计划供应、不进行市场交换等思想，即是一种不完全消除货币及其关系，而有所保留的思想。其虽然不成熟，亦有诸多不到之处，但其思想是一种与人直接相关领域保留货币，不直接相关领域消除之的观念，其提出有着极大的进步意义，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追溯到更早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他考虑到国家间交往的必须性原则，在其所著《乌托邦》中指出，“国家间不能消除货币”，这也是一种不完全消除货币的思想。
当我们在读马克思的著作时，虽然文章充满了消除货币观念，但他在对未来社会状况的描述和所面临问题的处理政策中，却隐含了不完全消除货币及其关系，而在与人直接相关领域有所保留的思想。这说明完全的、不加任何附加条件的货币消除政策是行不通的，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坚持货币消亡的观点，似乎不切实际。
通过货币来取代物物交换，是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律，不论怎样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创设一个“经济帝国”，其成败最终取决于是否合乎这样的规律而不取决于主观愿望。只有出现了另外一种交易媒介，能够以之更经济地解决整个社会庞大的交易需求，货币才会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但不管最终货币是否会消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必须遵守经济规律，不能人为强行取消货币，否则只会导致经济混乱。上个世纪在共产主义发展的高潮阶段，对于是否应该保存货币的讨论一直不断，但谁也没有最终作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取消货币的结论。也有莽撞地把货币取消了的，结果是经济乃至政治的崩溃。货币的出现是人类进步的一种标志。不管怎么说，货币的发展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按照字典的解释，纸币是：“由国家发行、强制通用的货币符号。一般由国家银行或国家指定的银行发行。本身没有价值，不能执行价值尺度、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但可代替足值货币充当流通手段。”很显然，纸币其实就是货币发挥自身功能的一种符号，就纸币本身来说，它是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的。在生产纸币的过程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比如，大家可以用五千元人民币到商城去买一台笔记本电脑，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在购买过程中，红色的人民币钞票其实是原本金属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并不意味着生产出来 50张红色的一百元人民币所表示的价值。虽然生产这 50张人民币的确需要投入人力、物力，但这 50张纸的价值与这台笔记本电脑所具有的商品价值比起来，可谓是微不足道的。应该说，纸币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
再如，古代的人会用两头牛去换十只羊，这种叫做兑现。现代社会中的人用五千元纸币去换十只羊，则不是兑现了。因为当人们换回两头牛后，要么可以进行耕作使用，要么可以饲养，立即产生了实际的价值。但是现代社会人们的五千元纸币就不能马上去产生实际的价值，必须还要交换他想要的东西，才能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才能使这五千元有价值。因此，就纸币本身而言，没什么太大价值，如果失去了它自身的职能，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堆废纸而已。
在金属货币流通的年代，人们使用金属货币交换的过程中，都是十分看重金银的成色和是否足值，换句话说，比如我是一个卖粮食的，我今天卖出了十石稻米，而买稻米的人给了我五两银子，其实我会比较关心他给我的这五两银子是不是真的能够和我这十石稻米的价值相匹配。但是，金属货币，比如金银或者铜，在交换过程中总会有磨损，并且在铸造金属货币过程中，也会使金属受到损失。因此，在交换过程中，开始出现了不足值的金属货币，这时人们只关心他能否按铸币的名义含量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而并不关心它是否足值了。基于这个现象，纸币就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和金属货币相比，纸币的制作成本低，更易于保管、携带和运输，避免了铸币在流通中的磨损，因此纸币逐渐取代金属货币，成为现在世界上主要的货币工具了。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大多数国家已先后放弃了金、银本位制，实行信用货币制度即纸币本位制。它是国家发行纸币作为本位货币的一种制度，国家不规定纸币的含金银量。因此，纸币成了一个国家通过法律规定的，在人们交易过程中可以偿付的工具。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发现，纸币其实和以往的金属货币已经基本没有什么联系了。而觉得纸币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制度了。因此，纸币不像金属货币那样，可以足值地表示商品的价值。那么纸币为什么可以在不足值的情况下也能实现其支付功能呢？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小案例当中，为什么当你拿着五千元的人民币，即 50张百元钞票就可以换回一台电脑。就电脑的各种零部件的生产过程而言，试问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其所包含的人类劳动要远比 50张纸要更有价值，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如此遵循这一行为准则呢？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国家的法律的作用。
就拿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来看吧，这个法律的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第十八条又规定：“人民币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印制、发行。”可见，纸币在当前能顺利实现支付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如果从纸币的价值符号来看的话，其实纸币也是一种价值符号。当你在用五千元人民币购买笔记本电脑的时候，其实这五千元无法衡量电脑的真实价值，而这些百元大钞恰恰反映的是金属货币的价值，而不是制造这 50张纸的价值，这样我们看到的 100元、50元的钞票，会认为它的购买力很大，但这只是因为我们透过纸币看到了它背后所代表的金属货币的购买能力而已。也就是，说纸币是价值符号，是说它本身没有价值，却具有让人们能透过它看到它背后的金银的价值。
所以说，纸币既是一种货币符号，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符号。
　　生活中我们经常能遇到这样一种现象。每年高考前夕，各大高校都会要求一些具有良好信誉的高中向其推荐他们最优秀的学生，希望能将他们提前招入自己的学校，以此扩充生源实力。所以，每年都有很多品学兼优的高中生可以提前被名校相中，直接面试进入大学，让其他家长和学子羡慕不已。然而，当我们细细品味下这种选拔的过程，就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被推荐免试的学生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被推荐免试的学生很可能不是这个学校中最优秀的，或者说是次优的。为什么呢？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大学和高中之间的博弈。对名牌大学而言，能够将最优秀的学生提前揽入麾下，可以减少很多意外情况出现导致人才流失的现象（如高考失败或者报考了其他院校）；而作为中学校长，也有自己的考虑，如果最优秀的学生都被报送了，那谁来替他们考“状元”，自己学校和其他学校竞争的时候就不太好看，况且这些最优秀的学生如果正常发挥也能考上名校。基于这种考虑，中学校长也许并不想把最优秀的都推荐，至少给自己留几个最棒的。加上各个高校很难完全了解到这些被推荐学生的真实状况，靠的只是校方给出具的各种成绩证明。这种情况下，高中校长推荐的一般是次优的学生，而将最优秀的学生留给了自己，拿来冲“状元”，为自己学校增添更大的荣誉。
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而在经济学中，这种类似的现象就可以表述为“劣币驱逐良币”，上述例子中，最优秀的学生就是“良币”，次优的学生就是“劣币”，次优的学生将本来属于最优学生的机会给挤占了，这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
作为经济学中一个古老的原理，“劣币驱逐良币”有着自己的出处。它说的是在铸币流通时代，在金和银同为本位货币的情况下，即金币和银币都可以同时在市面上流通。这样，国家必须要为金币和银币之间规定价值比率，人们按照这一比率无限制地自由买卖金银，实现金银的自由兑换。这就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由于金和银本身的价值是变动的，这种金属货币本身价值的变动与两者兑换比率相对保持不变，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使得市场上只会流通价值较低的货币，从而使这种复本位制无法实现。比如说当金和银的兑换比率是 1∶16，当银由于银的开采成本降低而最后使其价值降低时，就出现了“金贵银贱”的现象，如果人们察觉到了这种变化，就会按上述比率用银兑换金，将其贮藏，最后的结果是银币充斥于货币流通，排斥了金。如果相反，即银的价值上升而金的价值降低，人们就会用金按上述比例兑换银，将银贮藏，流通中就只会是金币。这就是说，实际价值较高的“良币”渐渐为人们所贮存离开流通市场，使得实际价值较低的“劣币”充斥市场。这一现象最早被英国的财政大臣格雷欣（）所发现，故称之为“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仅在铸币流通时代存在，在纸币流通中也有。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即都会把脏的、破损的纸币或者不方便存放的硬币尽快花出去，而留下整齐、干净的货币。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了，那么最后我们交易的货币都是脏的、破损的。幸好，人民银行会收回残损的纸币。
劣币驱逐良币的实现要具备如下条件：首先，劣币和良币同时都为法定货币；其次，两种货币有一定法定比率；最后，两种货币的总和必须超过社会所需的货币量。换句话说，劣币和良币除了自身质地、价值有所差异外，其他的都一样，同样的流通，同样的功能，而且这种差异可以量化，用固定的比率表现出来。正因为其他作用都一样，而且两者之间可以自由兑换，当两者本身价值有所差异的时候，人们当然会选择质地更好、自身价值更高的那种货币。当两种不同质地的货币同时流通时，只要有价值差异，劣币驱逐良币就无法避免。
如果进一步探讨劣币驱逐良币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称（即交易双方的信息分布不均匀，一方比另一方掌握更多的信息），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存在的基础。如果交易双方对货币的成色或者真伪都十分了解，劣币持有者就很难将手中的劣币用出去，或者即使能够用出去也只能按照劣币的“实际”而非“法定”价值与对方进行交易，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大学和高校校长有同样多的信息，对学生有完全的了解，也就不会出现接受次优学生的现象。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原则，在此多列举几种生活中常见的现象。譬如说，上班族都有这样的体会，平日乘公共汽车或地铁上下班，规矩排队者总是被挤得东倒西歪，几趟车也上不去，而不守秩序的人倒常常能够捷足先登，争得座位或抢得时间。最后遵守秩序排队上车的人越来越少，车辆一来，众人都争先恐后，搞得每次乘车如同打仗，苦不堪言。再比如，现实中一些善于“创造”政绩的干部往往会有更多的机会被提拔，而那些踏实做事、注重长久发展的干部则可能因短期内“没有”很好的成绩而被忽视。这也是“劣币驱逐良币”。
最后，想必很多人都关心，该如何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信息甄别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谓的信息甄别是拥有信息劣势一方通过信息甄别机制主动识别拥有信息优势一方的信息。既然“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源于信息不对称，那么就应该通过信息甄别机制来共享信息。如名牌高校可以采用更多具体的指标，来加强对推荐生的考察。人们如果能知道哪些人是排队的，哪些是不排队的，就可以事先把不排队的排挤在一边等等。只要双方信息一致，那么“劣币就是劣币”，“良币还是良币”，何来驱逐之说？
　　货币是一个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一种工具，但是制定这种工具也有一定的讲究，即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如何实现完全就业或经济增长。因此，关于货币的政策（规则）便应运而生。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在实际操作中，面对各种不确定性，政策的制定往往就是将想法与数据组合起来。同时，把政策实施后可能出现的政策后果进行罗列，试图测算出一旦作出错误的决定会有多大的代价，最后在各个政策中尽量选择出能够提供最大利益、承受最小风险的政策。简单讲，就是如何使得货币在运行中收入大于支出。
不管我们是否真正全面掌握所有货币政策，事实上这些政策也仅仅是依赖于对未来的一种预测。这一不确定性在货币增长规则上表现得尤为尖锐。其实，通货膨胀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货币现象。它是指流通中的货币的价值与流通中的货物与服务的价值相比出现下跌的现象。随着技术革命对一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冲击，区分某种特定的货币、准货币或未来价值贮藏的差别变得越来越困难。尽管有一个结论是千真万确的，即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源是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超过了社会全部购买产品所需的货币量。我们在对付不确定性时，只确保按照合理定义的货币增长没有超出可预见的谨慎范围之外。问题是，我们根本无法精确地定义这些范围。同时即使在这些范围之内，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仍会给自己留有一些空间。
在历史上，谨小慎微的货币政策当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生产力不断加速提高并占主导力量的今天，我们目前执行的不断微调的货币政策已经使人感觉特别害怕。实际上，所有的预测人员包括政策制定者在内，在实际操作中都毫无例外地按照我们的经济学家研究出的各种假设前提或模型行事。因此，当政策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之时，谨慎小心，但却无法完全避免风险，政策难免有所失误。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有的时候会失灵。
上世纪 90年代初、中期起，各种迹象开始表明，资本回报预期正在不断上升。这一点既反映在投资于高技术设备回报率的显著上涨，又反映在公司管理对长期收益增长估计不断上升。可是，我们没有把握我们观察到的这一切，究竟是短期内生产力提高的突然爆发，还是生产力长期持续的增长。当生产力持续增长、经济扩张期明显变长时，我们认为处于一个生产力持续上升过程的观点可信度更大一点。重要的是，只有当我们在其他经济活动中看到证据，同时资本市场的数据与加速发展生产力相一致，我们才开始进一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
当面对一段时期内的结构性变化时，我们的政策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建立在能够从惊异与异常的数据中辨别出正在形成的走势基础之上，然后仔细地刻画出这些走势的内在含义。面对矛盾的信息，如果死守某一个经济模型，那将是极其荒唐和愚蠢的。因此，面对生产力的提高，积极调整自己、适应社会是政策制定需要极力考量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10%，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其经济政策发生了巨大改变。但如今，中国正面临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最大的通胀威胁。如果中国政府给经济降温的刹车踩得过猛，可能会扼杀经济增长，也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潜在冲击。但如果中国任由通胀加剧，可能又不利于国内消费者，还会给出口商和银行带来压力。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就是和中国通货膨胀作斗争的过程。
不像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由伯南克决定，那谁是中国的“伯南克”？中国央行前顾问、经济学家余永定的答案是：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单独决定。货币政策的重要决定都是集体作出的。
因此，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这些货币政策的出台必须要有一整套制度加以规范和完善。因为它有助于在不同部委当中树立行动共识。因此，在中国货币政策出台过程中有三种机制扮演着重要角色。第一个层次是货币政策委员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于 1997年 7月成立。2003年 12月 27日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二条明确指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责是，在综合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上，依据国家宏观调控目标，讨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涉及货币政策的重大事项，并提出建议。第二个层次是国务院会议。根据当前制度，在制定关键的货币政策决定时，利率或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必须要由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从目前来看，国务院常务会议由 10人组成，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会议对货币政策加以制定。第三个层次最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更加重要的货币问题和汇率政策，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委员会基本更加倾向于从货币本身而言考虑政策的出台和建议，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部委一样，都有自己的考虑。在制定利率决策时，央行有时候会跟地方政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意见不一致。发改委希望把利率维持在低水平，以便能够为其新项目融资。央行的汇率决策常常遭到商务部的反对，后者希望低估人民币币值，这样出口商在对外贸易中才会占有优势。因此，货币政策制定并不是想象中那样轻松，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包含着国家战略和发展大计，并且还存在着利益的协调。如果利益存在冲突，则需要在政策的制定中停下来，等到大家意见统一了再制定。
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很有可能会密集产生一批不良贷款，并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通胀。的确，刺激性的消费和借贷令中国经济飞速发展，2009年全球大部分经济体陷入衰退之时，中国经济增速却高达约 9%。但这也产生了具有潜在威胁的信贷激增现象，房价被刺激得居高不下也让货币政策制定者十分头疼。因此，货币政策的制定绝非容易之事，每一个小小的加息政策都会对国民生计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的出台必须是理性和冷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