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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前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在广州设有商馆,系供外商临时居住禁止过冬。但实际并非如此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馆,即属常住性质1715年,该公司在广州设“行”可说是外国洋行之始。17 19年法商密西西比公司在广州设机构,后以业务无起色撤退18世纪末,英商马尼亚克(Holing Wonth Magniac)在澳门设立马尼亞洋行1805年,美国普金斯公司(Perkins & Co.)在广州设行1815年,美商二人在广州合组罗塞尔洋行(Russell & Co.)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停圵英商遂纷纷在广州设洋行,渣甸、颠地、仁记、义记(见后)等大洋行都是鸦片战争前在广州设立的1835年、1836年并有英商在香港设立保險公司。
  鸦片战争后上海逐渐成为华洋贸易中心。1843年上海有洋行5家,至1847年据海关关册记载已有进出口洋行24家,外商店铺5家外商旅馆和俱乐部各一家。最早的外商银行丽如银行银行(见后)于1845年在香港,广州设分行1847年在上海设分理处。外国轮船公司早就航行Φ国1844年取得沿海航行权后,于1848年即出现英商在中国设立的香港广州小轮公司(见后)在甲午战争前,外国侵略者尚未取得在华设厂权但是,他们在中国已先后开设工业企业100余家;如果不算那些教会办的印刷所最早的当属英商1843年在香港办的揽文东角船坞和1845年在广州设嘚柯拜船坞(见后)。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资企业迅速发展。据海关关册统计1872年有外商343家和外侨3,673人;1882年有外商440家和外侨4,894人;1892年有外商579家和外侨9,945人。据香港一家刊物记载在1865年,全国还只有外资企业78家至1893年底已增至580家。这580家企业的的国别和业务种类如表2—25可代表甲午战争前的情况。下面我们按金融业、商业和航运业、工业三大类分别作些考察最后对甲午战争前的外国在华投资额作一估计。

表2—25:外国在华企业数(1893年底)   外商银行是因洋行在华买卖货物需要金融调度发展起来的它们的业务经营前后有很大的变化。甲午战争湔是以汇兑业务为主包括买卖远期汇票;甲午战争后,存放业务有很大发展同时开始争夺对中国的借款,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金融
  甲午战争前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70年代前这一阶段还在占领地盘打开局面,之所以需要占领地盘打开局面,是由哆种因素造成的:中国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经济基础牢固分解缓慢,外商来到中国并不能很快开拓市场扩展销路。在贸噫额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一些与中国有贸易来往的国家又处于巨额逆差地位,这种逆差一般只能靠输送现金来弥补无法发挥银行的结算莋用。另外在那时的东西方贸易,由进口所产生的金融调度业务一向为贸易部门本身所包揽东印度公司自已开出伦敦或印度汇票,卖與在华外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取消后各大洋行还是继承了这一传统。国际上的流通利用已有的殖民地银行中国市场上的金融業务则通过与中国票号有来往的买办去进行。要改变这些状况需要时间,更需要银行为拓展自己的业务去进行争夺战在这场战斗,丽洳银行首先进入中国接着英国金融界一连在中国建立了10家银行,法国建立了1家它们是:
  其中丽如、有利、麦加利都是特许银行,即由英国发给皇家特许证的殖民地银行殖民地范围以印度为主。有利银行的前身是“印度、伦敦与中国商业银行”这个商业银行1854年已汾别在上海、广州建代理机构。1857年改组为有利银行后立即成立香港分行,再三年又改上海的代理机构为分行总行资本750万镑。汇隆银行嘚原称是“印度商业银行”1851年成立于印度孟买,即在广州建立分行1855年在上海设代理处。呵加刺银行于1833年成立于印度孟买1854年在上海设汾行,翌年在广州设代理机构1858年在香港设分行。汇川、利华、利生、利升是4家小银行也都是以印度为基地。它们都是50年代在美国南北戰争所此起的棉花投机中诞生的南北战争结束后,银行在棉价暴涨声中从事大规模汇兑投机所造成的虚假繁荣顿时消失迅即在伦敦和孟买引起了广泛的金融危机,挤兑风潮由印度而香港由香港而上海(1866),这就使得这几个小银行的命运昙花一现不过三、五年功夫,佷快就在危机中消亡
  法兰西银行总行在巴黎,1860年设分行于上海目的在便利法商同中国直接贸易,使法商购买生丝不必用伦敦的汇票支付货款;但毕竟力量单薄没有形成巴黎与上海间的桥梁,远不足以与伦敦分庭抗礼这一阶段真正在过较大影响的还是丽如、麦加利和汇丰三个银行。
  (1)丽如银行即申打刺银行,1842年成立原名西印度银行,规模很小设在孟买。1845年改名东方银行(Oriental Bank)总行迁倫敦,同年在香港和广州设立分行1847年在上海设分理处。实收资本60万镑并在香港发行纸币,1851年获皇家特许状1852年1月改名为东方银行公司(0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资本增至120万镑它是外资在华建立的第一个银行,建立时间比中国洋行在华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从事三角贸易即以英国的工业品换取印度的鸦片,以印度的鸦片交换中国的丝茶再把中国的丝茶运销英国。丽如银行在华建立之初专为这种贸易办理外汇。后来因為经营不善1884年5月停业清理,同年下半年改组在行名上加了个“新”字,称“新丽如”声誉一度十分显赫,并成为第一家在中国发行紙币的外资银行但好景不长,最后还是因为在外汇投机中遭到损失[1]1892年6月9日宣布停业清理。清理的时间很长一直拖到1894年[2]。
  (2)麦加利银行该行名称意为“印度,澳洲和中国特许银行”“麦加利”是上海分行第一任总经理的名字。1853年成立总行在伦敦,1858年2月开始營业7月在上海设立分行。业务经营旨在支持英商在澳洲、印度和中国的贸易活动为在中国进出口鸦片、棉花和丝茶办理贴现和押汇,帶有纯商业银行性质19世纪60年代,营业蒸蒸日上盈利超过了当时所有其他银行。
  (3)汇丰银行1864年8月6日在香港成立。筹建人是大英輪船公司的香港监督汤麦斯·苏若兰(Thomas Sutherland)此人有一次乘船从孟买到香港,途听说有人打算筹建一家“中国皇家银行”他便抢先拟订了┅份计划,取得以太古、沙逊、旗昌、禅臣等十大洋行为代表包括英、美、德和波斯等国商人的支持,于1864年7月在香港招股并申请登记。登记时额定资本500万港币不到半年,股份认足第二年3月3日正式营业,4月3日设上海分行当年在香港发行纸币, 1886年注册成为公司组织彙丰不象其它银行那样把业务重点放在英国与中国或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汇兑关系上,而是要以中国为舞台“满足当地贸易止的需要。”所以一开始就把总行设在中国成为外资银行把总行设在中国的唯一的一家银行。股东中的大亨 都是长期在中国参与侵略活动、具有丰富經验的头面人物第一任经理是法国人,后来不少股东陆续退出全权落入英商手中从此成了英国在华经济权益的代表,英国资本的代理囚它除了经营一般银行业务,还借用特权为清政府经手对外赔款收付借款,托存关税成了控制我国财政,操纵我国金融的几乎难以抵御的力量
  70年代以后是外资银行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中国的国内外环境有了新的变化:1873年欧洲爆发经济危机引起物价暴跌,廉价的工业品进一步涌进中国市场;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已在沿海七省、长江两岸和边境各地开放了夶大小小34个港口和商埠,外轮已可溯长江西上直达重庆;洋货进入内进,经领子口税单免纳一切税厘。1870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东西方的距离大为缩短。这些变化使进口贸易总额迅速扩大资金周转加快,交易额细小分散中小洋行异常活跃。这样一来银行不仅战胜了大洋行,扩大了业务领域增设了分支机构,同时还有几个新的银行插了进来它们是:
  德意志银行于1872年在上海设分行,1875年即停业德豐银行也是在1873年经济危机前后开业和停业。德华银行是由德国最大几个金融机构联合建立的总行在上海,1890年正式营业以后一直代表德國在华势力。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最大的外贸银行成立于1880年,于1893年设上海分行从此代表日本帝国在华经济利益。
  外商银行的业务原以汇兑为主,它们垄断了中国的外汇60年代末,它们开始对钱庄融通资金加以发行纸币,逐渐控制金融市场自汇丰崛起,便作贴現和抵押放款推动洋行贸易。并随着内地贸易的开展广设分支机构。到甲午战争前各大银行已建立了分支行40个左右。汇丰银行除香港总行和上海分行外有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天津、澳门、汕头、汉口、芝罘、九江、牛庄、打狗、北海、海口等14个分支机构。但昰70年代以后,外商银行的业务已不限于汇兑和为洋行贸易服务了它们有以下三个方面发展。
  (1)吸收存款为外资企业筹措资金。早期外商银行存款不多对存款不付息,对活期存款还要收取手续费后来宗教、教育、慈善机关和租界行政部门逐渐把余款存入银行,中国政府和私人存入的数字也越来越多 政府存款多系作为外债抵押的关税款收入,私人存款则是地主官僚搜刮的人民血汗放款也不呮是为贸易融通资金,而展开了证券和投资业务主要是投入外商企业。最显著的例子仍为汇丰银行从1865年至1894年,它的存款由338万港元增为10,430萬港元增长30倍,贴现与放款由314万港元增至4,422万港元增长14倍,并增加有价证券及投资737万港元资产总额超过1.5亿港元。随贸易额急剧增加國际汇兑扩大了,中国国内的埠际汇兑也在扩大汇丰银行在甲午战争前所买卖的外汇占市场成交量的70%,左右着外汇行市埠际汇兑业务嘚扩大,又使外商金融势力深入内地此外,金银的进出口出是垄断在外国银行手中
  (2)发行纸币。丽如银行1847年在上海设分理处时即已在香港发行纸币以后,麦加利、汇丰都有纸币在中国流通汇丰在1894年发行额近1,000万港元(表2—26),估计有三分之二流行在中国大陆外商银行的纸币流通于中国并无条约根据,它们有无发行准备、准备多少亦无稽考这种纸币流通,相当于外商银行利用中国的社会积累

表2—26:甲午战争前外商银行的纸币发行(1845—1894年)

店主(烟酒百货,服装旅馆)
自由职业(医院诊所、律师会计师、工程师事务所)
  資料来源: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83年版第238页
  (3)开始以借款干预中国政治。50年代清地方官员即向外商洋行借小额款项用于镇压太平军起义1862年,上海道吴煦向呵加刺银行借款购办军火为外商银行参与政治借款之始,惟数额不大(10万两近又发现一笔为40万两),短期即还属周转性借贷。1874年汇丰银行经办的福建台防借款200万两,为期10年在国外发行英镑债券,以海关洋稅为抵押则已具有了后来政治借款的性质。1875—1881年的西征借款一次由丽如银行承办,三次由汇丰银行承办总额达1,375万两,在国内外发行債券亦属这种性质。不过左宗棠西征原拨有库款,从借款者说是垫支性质。至80年代又有多笔铁路、河工等借款,不过多半属周转性质总计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已查明的对外借款44笔总额4,630余万两,其中90%是借自外商银行[3]
  外资在华建立保险业,原是由于进出ロ贸易的需要先以水险为主,接着承保火险最后还出现了两个人寿保险机构。甲午战争前主要力量仍属怡和洋行与太古洋行两个系統。怡和洋行所属保险公司建立的时间最早它们是1835—36年建立的保安保险公司(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Ltd)和广东水险公司(Canton Insurance Office, Co.)和1875年成立的海洋保险公司。保宁的總公司设在香港“卡邑”和“海洋”两家资料未详,大约是以上海为主一是1862年在上海建立的扬子保险公司,一是1863年在上海建立的保家荇(North—China Insurance.Co.Ltd)最后一个是1893年在香港建立的中国火险公司(China Fire Insurance Co. Ltd.)。怡和洋行所属的保安保险公司起初在澳门是同广东商会以及另个几家洋行联匼经营的,1864年商会解散归几家洋行所有,1870年一度并入香港黄埔船坞公司1894年底额定资本250万元,已收资本25万元总公司迁香港。广东水险公司又称广东保险公司香港火险公司也称怡和保险公司,两家都由怡和独资经营其它如永安人寿保险公司(Euitable Life Assurance Co.)等,估计在中国都只有個招牌或由别人代理。实际上甲午战争前因在中国经营对外贸易而相应产生的大量保险业务,绝大部分都为专门经营代理业务的洋行所包揽这些洋行既代理国外的航运公司经营航运业务,也代理国外保险公司经营保险业务代理的外国保险公司户数达一百多家。这种玳理业务有多大无法计算。下面仅就 在香港、上海设立的保险公司及其在1894年底的帐面资本额和公积金列为表2—27

表2—27:外资保险公司的資本和公积(1894年)

  资料来源:①《华北捷报》,1895年10月18日
       ②同上,1895年10月11日
       ③同上1895年3月8日
       ④同上,1895年9月27日
       ⑤同上1895年3月29日
       ⑥同上,1895年2月15日
  从该表可以看出四家有额定资本的保险公司,烸家至少都在200万港元以上但实付资本少的如保安保险公司,只有额定资本的十分之一它们的公积金相对来说却很我,比较突出的如保咹保险公司要比已付资本多近四倍,一般要多一倍最少约近已付资本的四分之一。   甲午战争前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还是鉯商品侵略为主,商业投资占重要地位航运业也由贸易洋行代理,或由大洋行设立轮船公司外国的商业投资范围很广,除经营进出口嘚贸易洋行外还有代理商、掮客,经营烟酒、钟表、服装、日用百货的商店旅馆,以及以赢利为目的的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的事务所、医院、诊所等如表2—28所示,在1893年达241家此外尚有报馆、书社、包面房、汽水、冰水、冰厂等不下20家,我们把它们计入工业不过,這些商业规模都不大投资有限,主要是供在华外国人和租界居民消费之用商业投资中主要部分仍是贸易洋行。

表2—28:怡和洋行投资的企业(1835—1895年)

与广东商会伍怡和等合资;1864年商会退出;1870年并入香港黄埔船坞公司。
与道格拉斯公司大英轮船公司合资。
1877年设上海分公司
1880年汕头分厂开工。
与和记、天洋、仁记等洋行合资
与老沙逊、仁记等洋行合资。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資料选编》1955年版第255—256页
  依表2—28,到1893年底有外资贸易商241家实际前后开设的还不止此数。早期中外贸易鸦片占一半以上,利润优厚一些大洋行如怡和、旗昌、宝顺、沙逊等,都是靠鸦片起家的但也有些当时的大鸦片商,如麦凯(D.C.Mackey)、费巴斯(H.Phbus)等后来的行名录Φ不见了。还有一批从事鸦片和原来港脚贸易的印度帕西族洋行颇有实力,但60年代以后也逐渐停歇早期洋行中有一部分是以纺织品贸噫为主的,但大多资本不大有些如仁记(Gibb Livington & Co.)、义记(Holliday Wise & Co.)、泰和(Reiss & Co.)、公易(Mac Vican & Co.)等历史甚久;但也有些颇不稳定,后被淘汰上海开埠不玖,就有不少外国投机家、冒险家来华他们也开设洋行,有的投机失败即告倒闭有的赚了钱自行结束。如埃凡(Henny Evans)1855年来上海,和他嘚儿子参加戈登军攻打太平天国在上海捞了一笔钱就回国了。不久二次来上海开设凡埃洋行,经营面包房和酿酒发了财,又将财产賣出回去了。早期一些专卖水渍货的叫庄洋行随着航运条件改善,也逐渐消失
  大的贸易洋行原都自办航运,轮船兴起后除有嘚自设轮船公司外,贸易与航运分离同时有一些以代理或经理轮船、保险等业务为主的洋行出现。六七十年代后一些大的贸易洋行转姠工业投资,同时有一批以从事工业或承包工程为主的洋行出现。这两类可称专业洋行其中有些是声名显赫的,我们将在讨论航运、笁业时提及甲午战争前,有些洋行已涉入清政府的借款和军火贸易了不过,一些以金融为主的洋行的组成还是后业的事
  在甲午戰争前,贸易洋行是以英商为主美商旗昌洋行结束后,大的美国洋行尚未出现惟代理美国烟草的老晋隆洋行(Musrand & Co.)则在90年代已开始活跃。德商较晚1855年后才有鲁麟洋行(Reuter Brocklemann & Co.),禅臣洋行(Seimssen & Co.)出现法国虽早有利名洋行(D.Remi,1848年设上海),但迄无发展现仅将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经濟影响最大的三家英、美、洋行简介如下。
Matheson)于1832年在澳门建立的1842年迁香港,翌年设上海分行华名袭用广州行商伍怡和名号,称怡和洋荇以后发展,在汉口、天津、福州、青岛、汕头、宜昌、长沙、重庆、南京、牛庄、哈尔滨、芜湖、台北等地遍设分支机构
  渣甸於1802年到东印度公司任加尔各答与广州之间的随船医生。在东印度公司垄断东方贸易期间他和公司其他职员一样,凭船员每人每次可以夹帶私人货物两箱的惯例开始在中国私售鸦片。1822年渣甸脱离公司来到广州,在广州结识了另一个苏格兰人詹姆士·仔地臣。两人结伙,正式在印度与中国之间大干鸦片走私。参加这一伙的还有另外两个英国人比尔(Beale)和马尼亚克(Magniac)渣甸从印度把鸦片走私到中国,从中国紦丝茶运往伦敦在经营作风上心狠手辣,而暴利所在又百折不回一次正当他进行一笔鸦片走私交易时,为清政府官 吏察觉这位冒险镓竟在头部遭到竹鞭猛抽的情况下依然行若无事,直到交易做完为止因而获得了“铁头老鼠”的诨号。为了逃避东印度公司专利权的限淛建立自己的企业,后来他设法取得了另一国家领事的身份在该国家国法律的保护下进行登记,他的伙伴仔地臣则以丹麦代表的身份絀没广州待机而动。这样他们就在1832年7月联合创立了渣甸·仔地臣公司。
  1834年,东印度公司结束了它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怡和洋行立即以第一艘“自由之船”沙拉号(Sarah)满载着中国的茶叶从广州启碇前往伦敦。时英政府征收茶叶进口税常高达200%怡和遂在走私鸦片的同时赱私茶叶的到英国。在具有冒险色彩的飞剪船中它拥有西夫、红盗、雄鹰等著名快船。在取消东印度公司特权后头三个月它在广州进ロ总值中占到三分之一的比重。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焚烧鸦片两万箱,其中属怡和一家的就有7,000多箱由于罪恶昭彰,渣甸在1839年禁烟风声紧ゑ的时刻潜逃回国1841年,他以侵华有功成为英国议会议员,1843年死于伦敦仔地臣1842年回到英国,1851年接受准男爵爵位第二年进入英国议会。他在公司的职位则由其子亚历山大·仔地臣继任。亚历山大于1852年退休1852年以后公司的招牌依然保留着仔地臣的名字,但与仔地臣家族并無关系这以后,公司即由渣甸的外甥女凯瑟克家族掌握威廉·凯瑟克(William   十九世纪末,怡和的业务开始向航运、保险、地产以至缫絲、棉纺等方面发展成为在华外资企业中最大的托拉斯体系。到甲午战争前后怡和规模已初步完具,其先后投资的企业有16个如表2—28。
  (2)旗昌洋行(Russell & Co.)也是一家以鸦片走私起家的大洋行。它的前身是1818年建立的罗塞尔洋行1824年原业主美商沙墨尔·罗塞尔(Samuel Russell)与腓仂普·亚米当(Philip Ammidon)合伙,改称旗昌洋行1830年改组,有赫尔德(Augustine Heard)威廉·罗(William H.Low)等人参加。这时它还只经营代理业务代美国和欧洲的某些公司在中国推销商品,采办丝茶因为十三行中的头面人物伍浩官(伍绍荣)与美商普金斯洋行的老板约翰·顾盛(J.Cushing)早有勾结,而顾盛又曾推荐旗昌洋行的福士(John Foubes)给伍充当秘书于是伍便与旗昌建立了直接联系,而且为避免清政府官吏的敲诈还把自己的巨大产业挂仩旗昌的招牌,使旗昌在广州就此飞黄腾达生意兴隆。
  1843年上海开埠旗昌于1846年在上海开行。早期美国驻上海的领事华尔考特(H.G.Wolcott)、克雷斯伍德(Cridwold J.N.A)和著名的侵华能手金能享(Edw Cunningham)都是旗昌洋行的大班。太平天国革命时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占领县城,苏淞太道吴健彰被困旗昌以为有机可乘,一面带头拒向中国海关缴纳关税一面窝藏吴健彰,并把他交给美国领事馆保护
  旗昌早就从事鸦片走私,擁有鸦片快船多艘仅次于怡和和宝顺。又早就职经营轮船运输航行中国沿海和长江,1861年设旗昌轮船公司1877年转售给招商局,又竭力向笁业发展1878年在上海建旗昌丝厂,是中国最早的外资丝厂于1891年卖给法商宝昌丝厂。1886年旗昌进入台湾,在打狗等办甘蔗榨糖厂未能实現;1888年在台北开设旗昌机器焙茶厂,这个厂大约也不久结束了
  从1818年起算,到1891年结束旗昌洋行在中国的活动有73年历史。业务由代理箌自营由鸦片走私到进出口贸易,由进出口贸易到航运公司、工业企业形成了19世纪美国在华的最大企业机构。它第一个把飞剪船安哥拉号(Angola)用于对华鸦片贸易;第一个深入长江控制中国内河的航运;第一个通过丝茶出口的农村建立据点。当它外在发展顶峰纽约、波士顿、伦敦和中国部分通商口岸差不多都有它的分支机构。中法战争紧张进行时招商局的轮船竟要插上美国国旗,交它代营它在洋荇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Co.)也是原在广州的一家大鸦片商,拥有水妖、奥米卡等鸦片快船总吨位甚至超过怡和(渣甸)。它同时经营丝、茶和印度棉花贸易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颠地洋行一次被迫交出鸦片1,700箱,是仅次于怡和洋行的大户鸦片战争后,颠地是随同英領事巴尔福(G.Balfour)来上海的四大英商之一1843年在上海建行,华名称宝顺1857年,该行大班必理(Beale,也是个著名的鸦片贩子)去世改由韦伯(Weber)接手。
  徐润长期任宝顺洋行买办据他的《愚斋自叙年谱》记载,1860年宝顺派人往日本长崎拓展业务,他们从上海把各种洋布连同中國绿布运到日本从日本运来水产和大量铜钱在中国出售。这种铜钱名为“宽永”系紫铜铸造,分量轻薄宝顺一次运来宽永钱635,082千文,所获利润达白银数万两同年,该行在烟台、天津、牛庄、镇江、芜湖、九江、汉口建立分支机构拥有沿长江航行的轮船四只,港口内航行的轮船两只夹板船两只。以航行长江的总督号而论在上海、汉口之间往返一次所收的水脚,就可收回购船成本宝顺每年进口鸦爿数量很大,在六十年代初期每年“大小洋药装公司船来者各有数千箱”。又用夹板船运进洋货年约三、四十船每船载重平均以一千哆吨计,一年共四五万吨加上从南洋、暹罗、新加坡等地运进檀香、苏木、沙藤、树皮、胡椒等货物到中国,从中国运出丝茶与棉花烸年的进出口总值至少约白银数千万两,规模之大在当时洋行中屈指可数。1865年该行为支持广东、广西两省防御太平军汪海洋部进攻,缯单独向两广总督瑞麟贷款10万两60年代末,洋行林立竞争激烈,又因美国内战引起棉业危机,宝顺获利颇难更值股东拆股,到外收束徐润也离开宝顺,自行经营宝顺在发展正盛时没有转向工业投资,在市场变化时不能站定脚跟这也是它最后失败的原因之一。
  鸦片战争后西方来化的船只还是木帆船。在鸦片走私的猖狂日子里谁能获得消息或到货时间比别人早,就意味着一笔世大财富这僦出现了一种用于鸦片走私的快船叫飞剪船(Clippers),1830—1850年被称为鸦片飞剪船时代以后到1875年则主要是茶叶飞剪船。飞剪船构造轻巧造型讲究,能迎着季候风航行速度快,船上有长炮、枪支等武装由最能干的水手驾驶,猖狂一时
Co.)的一只蒸汽轮船福士号(Forbes)由加尔各答開低广东伶仃岛。这是来华的第一只轮船只是试航。1836年怡和洋行的一只小火轮渣甸号(Jardine)曾在澳门、广州间航行了一段时期,该轮是茬伶仃岛装配蒸汽机的第一只从欧洲开来轮船是1840年驶抵澳门的复仇女神号(Nemesis),它是一只平底铁船曾参加鸦片战争。不过大英轮船公司(见后)首次开来香港的到玛丽伍德号(Mary Wood)还是一只木制的明轮轮船,同年由美国开抵香港的米达斯号(Midas)也是木制明轮并且在大洋中还要以帆助航。到60年代已多用暗轮(螺旋浆),并逐渐采用铁胁船、钢质船了到70年代,远洋船仍占一定比重据海关报告,1875年进絀各口岸的外国船只中有木船4,734只,占轮木总吨位的16%1894年有木船2,809只,只占轮木总吨位的3.8%了[4]
  木帆船时代,各类帆船、飞剪船、夹板船夶都是各洋行所置不过有的另有船主,由洋行经理轮船初兴时也是这样。除怡和、旗昌、宝顺三大实外谅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广隆洋行(Limdsay & Co.)、吠礼查洋行(Fletcher & Co.)都是在航运方面很活跃的。开放长江航运后一时在上海有不下20实洋行,各经营一、二只轮船不过在竞争中多为大洋行所取代。除此以外又有两种经营方式:一是外国的轮船公司将它们的航线延伸到中国,在中国设立机构或代理人行除经营远洋航線外,有些也经营沿海航线;一是在中国设立专业轮船公司主要经营沿海和内河航线。
  外国轮船公司开辟中国航线的主要有以下几镓
  大英轮船公司(Peninsular &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它是最早航行远东的英国公司1844年受英政府资助运送至香港的邮件,旋即成为运输鸦片的主力1848年运来鸦片10,613箱,1854年增至46,765箱[5]1850年其航线延伸到上海,经营香港、广州、上海间航运;直到蓝烟囱公司成立大英据有垄断在位,利润优厚
  蓝烟囱輪船公司(Blue Line)。原称霍尔特洋行(Alfred Holt & Co.)以船烟囱涂蓝色故名,原航利物浦至远东各口1860年延伸到上海,1865年以海洋轮船公司(Ocean Steamship Co.)登记经营上海与至香港各口航运后又增收辟中美航线,其业务由太古洋行代理
  法国火轮公司(Messageries Imperiales Co.)。为法国著名轮船公司1862年将航线延伸到上海,次年航行香港与大英竞争;1865年转发向上海天津航线,1888年在烟台亦设代理机构
  太平料邮船公司(Pacific Mail S.N.Co.)。亦称万昌轮船公司1867年由媄国国会通过给予450万美元补助费成立,经营加里福尼亚至上海和横滨航线是年有船抵香港。1877年取消政府补助仍独立经营。
  日本邮船公司1875年收买太平洋邮船公司的上海横滨线而建立,1886年增辟津长崎线船只不多。
Line)两家都是德国的大轮船公司,并早有船到过中国又有雷米都洋行(Remedios)代理的西班牙轮船公司,旗昌洋行代理的马尼拉轮船公司等都有到香港航线。
  在中国设立的专业轮船公司见表2—29

表2—29:甲午战争前设立的主要外国轮船公司(1848—1892年)

又称省港小轮公司, 也洋行(Lyall Still)经理1854年歇业。
旗昌洋行经理1877处售与轮船招商局。
航行香港福州线1883年改为道格拉斯火轮公司。
加罗花、同孚等行先后代理1873年秋决定歇业。
太古洋行经理在伦敦注册。
怡和洋行玳理1875年认足资本50万两,又称东海轮船公司
主要行驶华南及台湾航线。
试航重庆未成1890年以12万两售予轮船招商局。
一说成立于1895年接受俄政府补助。
  资料来源: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983年版第272页
  旗昌轮船公司,由金能亨(E.Cunningham)筹办在100万两资本中大约有彡分之一是华人投资。它经营上海广州和长江两大航线与怡和、宝顺等洋行的船只激烈竞争。1867年与怡和、宝顺达成十年协议旗昌放弃喃洋线,怡和、宝顺退出长江线;旗昌并收买了宝顺的江轮实际处于垄断地位。同年旗昌开辟上海天津航线,与北清轮船公司订齐价匼同共同操纵运价。但1869年怡和也开辟北洋航线,70年代渐居优势而长江线又陆续有公正轮船公司和马列立师洋行(Morris, Lewis Co.)、美记洋行(Huller H.Co.)嘚船只加入竞争。尤其是1872年太古轮船公司崛起并收卖了公正的长江船只,旗昌垄断地位尽失1873年,旗昌与太古展开降低运价的竞争这時旗昌已增资至225万两,有轮船16只但已出现亏损。次年双方订联营协议,而旗昌终于不支1877年将全部财产以220万两售与中国的轮船招商局。
  太古轮船公司是在英国海洋轮船公司支持下由太古洋行设立的。太古洋行系英商斯怀尔(J.S.Swire)于1867年在上海所建施设分行于香港、橫滨,经营进出口和代理保险业务1872年,斯怀尔在英国集资36万镑(合银97万两)在上海设太古轮船公司,有轮船4只走上海香港线和长江線,从此太古洋行即以经营航业为主并代理蓝烟囱公司业务。太古与在旗昌、怡和的竞争中均获胜利业务发展很快,1874年有轮船6只1894年即增至29只,34,543吨它于1883年增资至50万镑,1900年并在香港设太古造船所1904年设天津驳船公司,分支机构遍及各大港口
  1867年怡和洋行退出长江线後,1869年筹办上海福州线1870年开辟上海天津线,同时筹建独立的轮船公司它先于1872年设立华海轮船公司,资本50万两吸收大量华人入股,1875年募足在沿海航运中居于优势地位。又于1879年以两只轮船成立扬子轮船公司重返长江线。1881年由怡和股东威廉·凯瑟克在伦敦创建怡和轮船公司,吸收格拉斯哥的大商人马格里格(J.Margreger)、里德(T.Reid)等入股。该公司合并了华海和扬子有轮船13只,1883年正式营业到1893年,轮船增至22只23,953吨,仅次于太古资本亦增至49.5万镑。
  省港澳轮船公司亦系怡和投资属小火轮公司,航行于广州、香港、澳门间道格拉斯公司也昰经营华南航线,曾辟香港淡水航线一度独占从东南沿海到台湾的航运。这些轮船公司以外还有外商设立的拖驳公司。英商会德丰(Wheeelock & Co.)所属上海拖驳公司和黄埔拖驳公司是1863年建立的大沽驳船公司设于1864年。它们的资本一般有三五十万两   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的工業投资并不多设立资本总计不过2,000万元,并且主要是为进口贸易服务的作为占领中国市场的商品生产还很少。但是它有重要的意义。咜对于巩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势力有重要作用同时,它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使用机械动力生产的近代化企业对于后来洋务派企业囷民间近代工业的出现起着刺激的作用。
  这期间的外资工业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种完全是为进出口贸易服务的,其资本也是从属于外国贸易洋行或轮船公司如船舶修造,砖茶制造缫丝和其他出口品加工、打包等。这类投资占全部外国工业投资的70%以上另一种是食品、日用品、印刷等工厂和各埠租界的公用事业,可以说是外国侵略]者为立定脚跟所建立的工业投资都不大。
  船舶修造是甲午战争湔外资最重要的工业集中在广州和上海两地,以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为初创期60年代以后为发展期,并逐渐出现少数大企业垄断的局面
  远洋航船到埠,必须检修铁壳船并须淡水冲刷。在广州珠江的黄埔早就形成中国手工造船中心,都是采用泥坞早期外商帆船进口,都在这里检修;轮船初兴后也是在泥坞修洗。大英轮船公司曾派苏格兰人柯拜(John Couper)驻广州管理船只入坞修理工作他租了几个中国泥塢,并于1845年建立了一座新坞这个柯拜船坞(Couper Dock)可算作外资在华开设的第一家工厂。[6]该厂看来也还是泥坞;二次鸦片战争后柯拜的儿子取得中国赔款12万元,兴建了四座新坞一个石坞,一个木坞和两个泥坞这时柯拜才有较新设备。其石坞长550英尺宽70英尺,可容两只船同時修理
  在广州,除柯拜外有美商旗记铁厂(Thos.Hunt & Co.)约建于1851年,有三座船坞已用机器抽水,它曾为琼记洋地承建过一只升发号小轮渶商于仁船坞公司(Union Docks Co.)建于1852年,1865年注册资本50万元它在黄埔有两个碎石洋灰坞,2个碎石石坞装配有钳机,浮门用蒸气机抽水。当时轮船修理都是用手工尤其是木工和铜匠(木壳船包铜皮,船上管道仪器均铜制)所以,机械化的标志是船坞用人工还是用蒸汽机抽水(當时无电力)于仁又设有工厂,有各种车床用蒸汽动力,并有炼铁炉此外,还有诺维船厂(J.Rowe)建立较早;高阿船厂(Gow & Co.)和福格森船厂(Fenguson & Co.),建于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当时所称船厂,往往规模甚小因可租用别人船坞。黄埔区外香港的阿白丁船坞(Hope Dock),也是在四五十姩代建立的
  上海也早就是中国沙船的修造中心。上海的外国船舶修造业最早一家是美国人的伯维公司(George Purvis & Co.),1850年创办。约在1852年有美國人杜那普(Dewsnap)在虹口设新船坞(该处后称老船坞),因承修某船涉讼而为人知据讼案称:“这个船坞仅仅是一座泥坞,……连拉曳船呮出入坞门的绳索都没有”所以还是个手工厂。1856年美国人在吴淞造了一条汽船先驱号,“雇的是宁波木匠用的是中国柘木与樟木”[7],也是手工造船(12匹马力的轮机是进口的)他们还进口机件、材料,交广东人开设的同成、保成等泥坞装配成船1856年又有美国人包德(M.L.Potter)在上海经营船坞,大约也是泥坞
  50年代兴起的较有规模的是上海浦东船坞公司(Pootung Dock Co.)和上海船坞公司(Shanghai Dock Co.)。浦东的前身是董家渡原吔是个泥坞,后经扩建有四部蒸汽引擎,成为远东最好的船坞之一并设有铸造厂1872年,莫德海的船坞部分组织浦东船坞公司接办资本95,000兩;其铸造部分则组织上海浦东炼铁机器厂(Shanghai and Pootung Foundry and Engineering Co.)接办,资本10万两上海船坞公司的前身即虹口的新船坞,这个船坞于1857年改建转给英商霍金斯洋行(Hawkins & Co.)。1858年成立上海船坞公司资本22万两,接办这个船坞又创办了一个新船坞,也在虹口原来的就改称老船坞了。它的业务是將船坞出租收取租金。此外还有个叫上海船厂的,原是租坞造船后来自建了船坞,即柯立尔船坞(Collier’s Dock)
  60年代以后,外资船舶修造业有很大发展船厂增多,并出现大资本集团
  在广东,1863年成立了香港黄埔船坞公司(Hongkong and Wamp Dock Co,Ltd.)它是由怡和洋行的经理惠代尔(T.Whittal)、夶英轮船公司的代理人苏特兰(T.Sutherland)、道格拉斯轮船公司的老板拿浦那(D.Lapnaik)创立的,资本24万元1870年增至100万元,1894年增至156万余元它于1 863年收买了黃浦的柯拜船坞,1865年合并了香港的阿伯丁船坞何伯船坞,1870年收买了于仁公司在黄埔的桑兹船台(Captain Sands)1880年合并了香港的环球船坞公司(Cosmopolitian Dock Co.),成为一个船坞托拉斯这时,广东的船舶业渐向九龙转移1876年它将在黄埔区的船坞以8万元代价卖给两广总督刘坤一,集中力量发展香港、九龙1888年在九龙建成长500英尺,可容纳海军军舰的新船坞这时期,香港还有八九个小船厂出现
  在上海,这时期一连有9家船厂出现加上旗记铁厂在1863年所设上海厂(也有船坞和工厂),共10家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祥生船厂(Boyd & Co.)和耶松船厂(S.S. Farnhanm & Boyd)的经理,后有格兰特(P.V.Grant)入夥继包义德任祥生经理。祥生最初曾造洋炮炮弹,1873年时已有船坞修船1874年收买上海浦东炼铁机器厂,1880年又建成长450英尺的新船坞雇工1,000餘人。这时祥生已造出轮船15只,主要是为怡和所建江轮大者载重1,000吨。1891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80万两。耶松是美国人佛南(S.C. Farn ham)于1865年建立后渗入英国资本。它长期是租用上海船坞公司的老船坞和莫海德的董家渡船坞1883年它收买了原租用的柯立尔船坞,1885年改造董家渡船塢(这时已归浦东船坞公司)同年,上海船坞公司清理耶松取得老船坞的产权。1884年它为怡和造了一只源和号轮船载重2,522吨,是当时远東所造最大的船1892年改组为有限公司,资本75万两雇工达2,000人。
  这两家船厂的历史都是一部资本兼并史。可是更大的兼并还是在甲午战争以后,1900年两厂合并资本557万两,同时兼并了和丰船厂成为当时最大的外资垄断资本。
  上海、广州以外还有英国人在福建建竝的厦门船坞公司(A-moy Dock Co.)和福州船坞。总计甲午战争前见于名录的外资船坞、船厂不下60余家其中有的是前后交地替,有的只是租坞雇工修悝生意不好就结束了。
  外商进口商品主要是制成品直接销售,没有什么加工过程只是到了90年代,煤油的进口改用油船(过去是裝铅箱)于是瑞记洋行于1893年在上海建立火油池,1894年在汕头、九龙建立火油池上海有火油池三个,每个储油2,500吨附有油箱制造厂,雇工600囚每天可装5,000箱。汕头也有在小三个油池储量46万加仑。1894年拉蒲拿加斯洋行(Lapraik, Cass & Co.)在厦门建立了三个火油池,储量30万加仑也附有油箱制慥厂,规模比上海、汕头都小
  出口土产,则常有加工过程甲午战争前最盛的是砖茶制造和机器缫丝,另有制糖、制革、轧花、压淛豆饼、打包等
  (1)砖茶制造。这是甲午战争前仅次于船舶修造的一项外资工业其资杠额亦相仿,几乎全部为俄商所营
  原來华茶输俄是由中国商人(多山西人)将茶集中在汉口,经襄樊走陆路运往恰克图互市在湖北崇阳楼峒,湖南临湘羊楼司福建南平一帶的南雅口、西芹以及建宁、延平等茶产地,都有茶栈进行拣选和初步加工。鸦片战争后俄商取得内地贸易的特权,他们也是在这些產地监督华商茶栈加工经汉口运出,并逐渐由水路经上海运天津再由天津用骆驼运恰克图输俄。60年代输俄数量大增1863年,有俄商顺丰磚茶厂(S.W. Litvinoff &. Co.)成立在羊楼峒一带设厂,仍是用手工制造;1873年迁汉口改用蒸汽机;1882年又在九江设分厂。至世纪未其汉口厂年产约15万筐(烸筐1.5担),雇工八九百人1866年,又有俄商新泰砖茶厂(Tokmakoff, Molotkoff & Co.)成立也是在崇阳手工制造,约1873年迁汉口改用蒸汽机;1875年在九江设分厂。1891年俄皇太子访问汉口,新泰曾举办建厂25周年展览会招待展出上海祥生厂制造的最新蒸汽机模型。1874年又有俄商阜昌砖茶厂(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成立,成为漢口最大之砖茶厂雇工达2 ,000人,并在福州、九江、上海、天津、科伦坡与莫斯科设分支机构这时茶已从汉口出海,经苏伊士运河直运敖德萨该行并有自己的船队。1872年汉口另有一家俄商砖茶厂和一家英商砖茶厂设立,到期878年汉口共有6个外资砖茶厂。同时1875年,福州砖茶厂增到五六个1876年,南雅口和西芹各有二个砖茶厂太平有一个,都属俄商这些厂规模很小,年产九百筐至四五千筐
  所谓蒸汽機制茶,是将红茶末(绿茶用叶少作)用蒸汽蒸粘,置木模内用蒸汽机加压,制成茶砖或茶饼原来手工是用锅蒸,用木机手压蒸汽机出茶率比手工高三分之一,而废品率由25%减为5%又成口整齐、坚实,运输中不易松碎这点非常重要。但蒸汽机制茶往往失掉香味影響质量,且蒸汽机价格甚贵故制砖茶并未全部机械化。1878年汉口6家砖茶厂中,有3家仍用手工制造散布在产区的小厂亦系手工压制。1878年有家茶厂进口一台水力压机,其压力较大可将茶末直接压成饼,即所谓Goodronprocess(古隆法)可保持茶香。但所制是小饼并须用锡纸包裹,洅用纸包装入锡箱,成本较高1881年又有专制小型茶砖的水力压机装置使用,不过未能大量推行
  这期间,茶叶出口占我国出口货值嘚首位年达100万担以上,其中输俄砖茶占20—30余万担输欧美的茶叶,则系在产区拣选、焙干到上海再加精制,装入用进口铅制成的匣子Φ这项加工,都是在华商的手工厂进行1888年或稍早,旗洋行曾在台北大稻埕开设一焙茶厂有焙茶机器,其制法未详铅匣仍系手工制慥,大约不久随旗昌结束而结束原来焙茶不需很大动力,上海制茶厂机械化是华商在电力通行后,采用电动滚筒机实现的若用蒸汽鍋炉,则恐成本过高
  (2)机器缫丝。我国丝的出口发展很快到19世纪末已由占出口值第二位跃居首们。缫丝原为农民家庭副业所繅丝条份不匀,色泽亦差其后逐渐由丝栈在上海设厂手工缫制,仍不能与意大利、法国之机制丝相比出国后往往还要重缫。在华外商早有建机器缫丝厂之意但其经过亦颇曲折。
  第一个进行尝试的是怡和洋行1861年(或云1859年)该行委托英人美哲(John Major)购进意大利丝机100车,在上海开缫但不成功,几年后停业1866年,有个法商缫丝局一度在上海露面丝机仅10车,系试验性质几个月后迁往日本。1877年德商在煙台成立了一个缫丝局(Crasemann & Hogen’s Filanda),以缫楮蚕丝出口为主兼织茧绸。缫丝全用手摇机1892年才一半改用蒸汽机,1895年全部改用蒸汽机日产 150斤。織绸1880年有织机200台,亦用手工惟织前经化学处理,克服了茧绸不易染色的毛病这家厂的经营也并不顺利,1880年以负债过巨歇业1886年出盘給烟台道台,以后又出租所以,它改用蒸汽机缫丝时已不是德商了
  上海的机器缫丝业实际始于旗昌洋行所办的旗昌丝厂。该厂1878年創办仍属实验性质,仅有丝机50车;1881年正式生产有200车。1881年华商黄佐卿创办公和永丝厂成功,引起上海丝业的发展1882年,怡和洋行重建怡和丝厂有丝机200车;英商公平洋行(Iveson & Co.)也在这年设公平丝厂,丝机200车但接着几年经营情况并不很好,到90年代才进入高峰1891年,法商接辦旗昌改称宝昌丝厂,并大事扩充同年,英商建纶昌丝厂有丝机188车。1892年有美商建瑞纶丝厂。其中发展较快的还是怡和丝厂它到1894姩左右已有丝机500车,职工1,000 余人并于1888掉设怡和丝头厂,处理废丝宝昌丝厂,招募华股一时颇有声势,1893年据说丝机将近1,000车,但1898年就歇業了其余以 信昌,瑞纶两家较为稳定至甲午战争前都已有丝机400—500车。公平乾康等则已无闻,大约不是出盘就是已歇业。
  创办絲厂从技术上说并不困难。当时意大利式丝机已比较定型上海铁厂即可仿制,连同蒸汽锅炉建筑等大约200车需投资20万元,500车投资40-50万元平均每车需技工一人,上海原有缫丝女工都能胜任其余剥茧、捡茧、刷丝、清理废丝等女工,约与车工数相当均属手工劳动。外商茬创办项事业中中颇多周折他们经常抱怨官吏阻挠,茧税过重和华商茧商从中作梗这种情况确实有之。不过上海丝厂的最大困难是遠离桑蚕区,全用干茧干茧由茧商垄断;又对茧的年成、含丝量等信息来灵,价格波动湖蚕茧只一造,丝厂是季节性生产这也增加經营的困难。
  到19世纪末上海的丝厂连华商在内已有29家,福州有3家但是,在出口丝中机制厂丝仍占很小比重1892年6月到1893年5月,生丝出ロ共79000包(每包100斤)其中机制丝不过2000包,只占2.5%土法缫出口每包售价约300多两机制厂可售价700余两,土丝出口每包少收汇400两这是和嘉湖一带農民自蚕桑自缫丝的传统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外商收购土丝出口,经过机器再缫仍可再获一道加工利润。
  (3)其他出口商品的加笁这有制糖、制革、蛋品、豆饼等。我国华南和台湾蔗糖早就出口欧洲;荷兰人占据台湾时并蓄意发展甘蔗的单一生产19世纪60年代,有媄国商人在香港创办机器制糖厂1875年,怡和洋行在香港建立中华火车糖局(China Sugar Refining Co.)自福建、广东、台湾收购甘蔗或粗糖,加工清制该公司規模颇大,1878年改为股份公司资本90万元,1887年增至150万元1877年,它在汕头设分厂即汕头怡和糖厂(Swatow Sugar Refinery),1880投产虽用机器,但只做粗炼然后運香港精炼成砂糖。1882年香港太古洋行又以20万镑资本建一规模更大的太古车糖公司(Taikoo Sungar Refining Co Ltd),该公司后来也准备在汕头设分厂未成。1886年旗昌洋行准备在台湾打狗建炼糖厂,并计划用机器榨蔗和扩大种蔗面积未成。
  我国榨甘蔗是用石制或木制双轴榨车畜力驱动,损失糖浆甚多(据说达40%)以致增大糖本,故改进生产首先需作机器榨蔗。屡有外商拟在台湾、福建兴建机器榨厂 1876年并有人将菲律宾式榨機运入台湾,但迄未成功至于炼糖,粗炼工序原较简单精炼工序当时西法是用骨灰漏滤,比我国土法用泥浆漏滤为佳1883年,汕头怡和糖厂扩充增加粗炼机,并建骨灰窑安装精炼机,但未使用这是因为当地榨蔗效率低,糖本高不能与台湾手工粗炼的黄糖竞争,汕頭怡和厂终于1887年停闭
  1876年,汉口有一家英商使用机器厂压缩皮革以便运销欧洲;这实际属于打包性质。1881年有英商上海熟皮公司(Shang hai Tannery Co.)成立,其硝皮办法未详可能仍用手工,惟准备建使用热力机器的烘干室1882年毁于火,旋结束
  80年代,棉花出口猛增1888年,上海建竝一轧花公司(The Shanghai Cotton Clearing and Working Co.)由日本三井洋行经营,规模不大但盈利丰厚。值得注意的是这家轧花厂设立时,清政府曾以其属于“改造土货”鈈予认可并经李鸿章批示“切实禁止”,洋人根本不理会照样开工了。
  蛋品出口后来成为外资的一项重要企业不过甲午战争前還只有1872年在烟台设立的一家蛋粉厂,规模不大又1877年旗昌洋行在台湾设立一家樟脑厂,用水力压机压制樟脑运往香港。
  19世纪晚期已開始有豆饼从东北出口以后曾成为日资的大企业。而在这时是英商普拉德公司(Thomas Platt & Co.)于1867年营口设立一豆饼厂,从英国运来蒸汽榨机并聘有总机司和两个工程机,但结果失败两年后就歇业了。原来机器压饼整齐,结实售价比土法高5%,但榨坊的利益在于油例如,100斤夶豆制90斤豆饼另出油10斤(手工油坊最高可达12%),属于纯益蒸汽机压力大,但出油反而比手工榨油抵不能与本地油坊竞争,所以失败叻我国大豆工业的机械化,不是于外商而是始于1879年华商在汕头开设的豆饼厂,也是用蒸汽机出油率能达15%(出饼率85%)。到1884年有丹麦商苏尔兹洋行(Schultze & Co.),在营口建一机器榨油厂但是榨篦麻子油。后来1906年日本人以巨资在营口建小寺油坊,外资机器榨油才告成功
  咑包为也是为出口服务的。1860年有英商隆茂洋行(Mackenxie & Co.)成立在上海经营打包厂,后设天津汉口分行。1870年有平和洋行(Liddell Bros.& Co.Ltd)设立在上海经营咑包厂,后设天津、汉口分行1887年,德商德隆打包厂设于天津它们打包,都是用水压机在电力通行前是用人力加压,可说仍是工场手笁业性质主要是包装棉花,也为皮革、羽毛、羊毛等打包这些洋行,多半还兼营皮毛出口
  (4)一般轻工业。 这是指在中国制造鉯销售于中国市场为目的的轻工业行业甚多,而每业户数很少规模也不大。但其产品多数属于生活必需品从发展来看,可以占领广夶国内市场所以可视为外国资本为立定脚跟开办的工业。
  最早出现的是面包、糖果、酿酒和汽水等食品工业上海的埃凡馒头店(H.Evans)大约1855年就有了,后制造啤酒1886年卖给福利公司(Hall & Holtz Corp.),成为一大酿酒厂1863年开始有未士法(Farr Brothers & Co.)和卑利远也(H.Peel & Co.)汽水厂,后又有1864年的正广和(Caldbeck,Macgregor & Co.)专制各种清凉饮料。这些企业都在上海80年代制冰业兴起。1880年成立上海制冰厂1882年成立福州制冰厂,1883年成立广州沙面制冰厂1884年,仩海机器制冰厂在原制冰厂基础上成立后来扩充成规模颇大的冷藏公司。
  制药业有1853年的老德记药房(J.Llewellyn & Co.)与1866年的德商科发大药房(Voelkel & Schroedern),都在上海老德记还兼营汽水和化妆品。它们一开始就生意兴隆利润优厚,兼以补品假药获利尤巨。不久却也受到华商在药房嘚竞争;因为当时所谓大药房,除经营配方外成药都是手工配制,动力制药还是20世纪以后的事
  食品工业中规模较大的面粉工业,茬甲午战争前还只有一家上海得利火轮磨坊(Shanghai Steam Flour Mill)建于1863年,规模不大大约还是用石磨。烟草工业也属初创时期1891年,老晋隆洋行(Mustard & Co.)输叺卷烟机在上海小量制造。1893年美国烟草公司(Mercantile Tobacco Co.)在上海设厂,烘制烟丝及卷烟这时是用彭萨克(Bonsack)卷烟机,在中国有专用权卷烟紙和包装材料均自国外进口。烟叶也是进口无税,在华制造亦无税所以利润很大。
  1880年有英商在上海建立燧昌自来火局,制造火柴营业很好。燧昌于1888年遭火但随即恢复,并输入新机器产量增加。70年代上海有一家美查造胰厂,初用手工制造1891年改用机器。它囷燧昌都是英国人美查兄弟(Frederick Maior’Ernest Maior)所办他们在60—80年代在上海共办了6个企业,1889年组成美查洋行(Maior Brothers Ltd)其中有一个是江苏药水厂(Kiangsu Chemical Work),系1875年接办立德洋行(Little)一家小厂组成投资23万两,能制造硫酸用以从纹银中提炼少量黄金,并代各银行铸造银锭
  此外,在六七十年代還有英商设砖瓦锯木厂密勒锯木厂(Muller & Fisher’s Sawmill)。80年代有沙逊洋行所设祥泰木行经营木材加工;福利公司所设家俱制造厂。又有平和洋行( W.Birt & Co.)经理的上海玻璃厂这些企业都在上海。在厦门、则有德商设立的铁锅制造厂1819年,有上海水泥公司(Shanghai Concrete Co.)出现为租界和私人用洋灰铺哋,并制造铺地的砖板它只是进口水泥加以利用,而非制造水泥以上这些企业,连同玻璃厂(它是吹制玻璃瓶)都还是工场手工业性質
  印刷出版业,这是颇值得重视的一项事业其始是为西方作文化宣传的。大鸦片贩子子子 地臣最早于1827年在广州创办《广州纪事報》,惟时间不长以后,英国伦敦会教士于1843年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美国长老会于1844年在澳门设花华书房,1845年迁至宁波名美华书馆,1859年設上海分馆1850年,英人在上海办《北化捷报》(Nonth-China Herald,周刊),后又办商业日报1864年改为《字林西报》(Nonth-China Daily News)。1870年英商别发洋行(Kelly & Walsh)设印刷部。更徝得注意的是美查兄弟于1872年创办《申报》;他们还于1876年在上海办点石斋印书局又曾办申昌书室。
  这些机构姑不论其文化上的作用,仅从工业上看早期都是用输入的凸印刷机,为手板架一日不过印数百张,活字系自查港买来其后,有手摇机出现一人刷墨,一個转轮轴一小时可印500张,效果大增至1872年申报馆出现,用手摇轮转机可以自动上墨,但仍是工场手工劳动1891年,申报馆安装了一架煤氣机才开始动力化,印报时间由18小时缩短到五六小时也有人说,1879年英人在上海创办文汇报馆(Shanghai )创刊,也由该公司承印
  石印傳入中国,始于法国人与华人合办的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时1879年,但该所仅印天主教宣传品同年点石斋印书局所用为木制石印架“鼡人力攀转,印刷异常费力”点石斋用轮转石印机,“每架八人分作二班,轮流摇机一人添纸,二人收纸手续麻烦,出于意料”[9]大约在1900年左右,才改用煤气机作动力但出数增长不大,每小时亦只数百张
  外资棉纺织业在甲午战争前尚未建立。但他们早有活動1865年即有英人施克士(C.T.Skeggs)拟在上海建纺织厂;1868年,葛拉夫洋行(Glover & Co.)拟设机器织布厂并登报招股;1871年,美国人富文(Vrooman)在广州设厚益纱廠;1877年施克士正式集股,于1879年成立上海机器纺织公司;1885年天津广隆洋行筹办机器布局;1882年美商魏特摩(W.S.Wetmore)瑕英人格兰特(T.V.Crant)成立纺织公司,由丰泰洋行(Frazer & Co.)经理这些活动都因中国官方和商界竭力反对未能实现。清政府之反对主要是怕影响官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该局已获十年专利)。1894年怡和洋行径自运来纺纱机2万锭,准备在沪设厂张之洞、盛宣怀十分惊恐,正与英领事交涉间接李鸿章来电:“暂予通融”,因为甲午战败李已给予列强在华设厂权了。
  外商凯觎中国矿产为时更早1850年、1854年、1864年龄866年即先后有英国公使、美国艦队司令、英人税务司、美国公使要求开采台湾和澎湖煤矿。1867年、1868年、1869年、1870年每年都有洋人偷采或偷勘矿产之事主要在山东。这以后怹们又采取两个办法,一是利用中国人出面开采如1892年,钟毓灵取得在四川渝县采取煤油的执照即与法商私订合同,由法商出资并派矿師勘查甚至由法国领事出面交涉。二是通过借款侵入矿权如天津附近的石门煤矿借礼和洋行款,山东平度州金矿借汇丰银行款事情嘟最后告到李鸿章。台湾基隆煤矿1887年已归官办1899年台湾巡抚刘铭传竟拟订由英商承办合同,给予20年专利清廷未准。
  大英自来火房原為1864年建立的一家私人合伙企业资本10万两,当年决定增发股票5万两但认购不及半数,翌年以地产等作抵三次向麦加利等银行借款75,600两债務逼累,1866年发行公司债勉强度过难关。但因已与公共租界工部局签订路灯照明合同情况好转,到1886年资本增为20万两,煤气销售量由1865年嘚531万立方英尺增为2,784万立方英尺1891年,法商自来火行结束公司接供法租界煤气,1896年资本增为30万两煤气销售量超过一亿立方英尺,公司纯利由1871年的2.5万两增至1886年的3.9万两和1894年的4.9万两差不多每年都发有12%股息。1900年大英自来火房改称华名上海煤气公司。
  法商自来火行系由法租堺公董局集资3万两于1865年成立供应租界路灯照明煤气。1870年与公董局重订合同取得25年专利,仍以供应路灯为主其他用户不过数十户。1882年上海电光公司电路进入法租界,煤气灯无发展前途至1891年结束。该公司规模不大但每年均获利数千元,付股息10—11%1885年资本增为5万元。
  上海自来水公司1881年在伦敦组设,初定资本10万镑实收7.5万镑,1883年开始供水90%以上为华人用户。1887年总公司迁上海增资为13万余镑,不断發展至1894年已增资为14.4万镑,合66.5万余两从公司报告看,其业务之发展全因华人用户不断增多公司用黄浦江水,涨潮可不用抽水机也是┅个方便。
  上海电光公司1882年建立,资本5万两用美国发电机,当时国外已通行白热灯(用交流电)而该公司尚用弧光灯(用直流電),只能供灯16盏1883年在乍浦路建新厂,并计划增加白热灯设备经营数年,情况不佳一因无经验,电灯屡坏;二因弧光灯只适于路灯而收费过高(每项盏每年250两),租界当局不肯多装1888年改组为新申电气公司,资本10万两但未缴足。1890年开始供应白热灯发展较快,1892年借款15,000两添置设备。1893年又将全部财产以66,100两卖给公共租界电气处,电气处于翌年在虹口另建新厂是年白热灯已发展到9,091盏,而弧光灯不过123盞逐渐淘汰。上海电光公司之得以立定脚跟转亏为盈,也是靠白热灯流行后华人用户不断增加。1893年发电容量197千瓦售电收入1.3万两;1895姩即增至234千瓦,收入4.8万两这家电厂后来由美国摩根财团收买,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厂
  天津煤气公司1890年建立,资本30,900两属英商,但不尐中国资本1891年制造煤气154万立方英尺,盈利526.6两该公司也主要是供应租界路灯照明,但得力于开平矿务局(当时是中国官办企业)使用其煤气
  除工业外,甲午战争前资本主义列强也力图把努力伸向铁路事业60年代初,怡和洋行的一个股东斯蒂芬孙(R.M.Stevenson)就拟订了一个中國铁路计划1863年,上海有27家洋行联名上书江苏巡抚李鸿章要求建筑上海至苏州的铁路。1865年以怡和洋行为首组成一个吴淞道路公司,诡稱修筑马路购买土地;1874年改称吴淞铁路有限公司,资本10万镑;1876年铺轨到江湾长13公里。这应该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比日本的第一條铁路横滨东京线早4年。但它是一条2英寸半窄轨距的中铁路用小火车头拴上16节车箱代客运,对货运无实用价值该路一出现就遭到市民嘚强烈反对,制止工程继续进行这时,适有一农民惨遭火车辗死加剧了局势;最后,由清政府以28.5万两为代价赎回将铁路拆除。

四、外国在华投资的估计

  上面已将甲午战争前外资企业的建立分行业作了说明现在我们试对它们的投资额作一估计。这一时期的外资國内外都无统计资料可用[10],我们只好一家一家地作出估计而事实上,有资料可依的只是少数大企业也是企业自己的报告以及资产负债表之类,无法确定其准确性因此,这项估计只能一般参考但较之心中完全无数要好一些。
  我们的估计是以1894年为基期凡在这一年存在的外资企业都应包括在内。香港已是英属殖民地因而不包括香港,但有些香港的外商企业其活动基本上是在中国大陆也予计算在內。投资额的估计方法受资料限制,各行业难求一致银行业、保险业、航运业户数不多,我们原则上是以它们在1894年底的资产负债表为依据以表列的资本加上公积作为投资额,资本则以实缴资本为准这办法不能反映企业的全部资产价值,不过对于占比重很大的金融業来说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了重复计算部分[11]工业投资额的估计则是以企业的全部资产价值为原则,这是比较合理的占最大比重的商业投资如何估计,历来是研究者最感麻烦的事商业户数众多,尤其是独资、合伙、私人公司多它们是不发表财务报告的。因此我們只能以贸易额为基础,从经验比率上来推论它们的投资额其正确性当然就更差了。
  外资企业以外我们也对这时期清政府的外国借款作了一些考察,以截止1894年底的未偿债务作为外国的借款投资至于房地产投资,除外资企业的房地产已包括在它们的资产中外外国政府、教会和私人所占房地产都无资料,只好暂缺
  估计中原资料数值多为外币,为便于总合和与后期作比较均按汉时汇率折成美え。
  各行业的估计结果如下
  (1)银行业。截至1894年除清理、歇业者外,在中国有8家外资银行它们的资本、公积和投资额估计見表2—30:

表2—30:甲午战争前外资银行业投资估计(1894年)

  上表呵加剌系用其增加后资本额,该行也在印度经营在华投资按半数估计。囿利曾因业务困难上海分行改为代理处,附设在怡和洋行里到1915年恢复分行,因用其原资本额;该行业务以伦敦印度为主,各地机构甚多在华投资按1/4估计。麦加利的资本和公积据《北华捷报》1893年6月9日,其业务在印度澳洲、中国,投资按1/3计汇丰1890年调资至1,000万港元,公积390万港元无1894年资料,1906年调资至1,500万港元即以此数列估。德华资本据《北华捷报》1894年1月5日业务均在中国。大东惠通资本据《北华捷报》1895年1月18日该行又在日本、新加坡活动,在华投资按1/3计中华汇理资本及公积据《北华捷报》1895年2月22日。横滨正金资本及公积据《北华捷报》1895年10月18日在华投资按1/2计。8家外资银行在华投资估计总数为28,094,940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23.52%。
  (2)保险业外资保险业有两种情况。一是許多外国保险公司在华并无机构而是通过在中国的代理人展开业务,总数有100多家它们的在华投资无法估计,也不宜估计因为它们在華的费用和利润已包括在其代理人(都是在华洋行)的业务中了。二是在华设有机构的保险公司1894年共有9家,有5家总公司是在香港但其業务与总机构设在上海的基本一样,因此我们同样按在华企业估算
  9家外资保险公司,除两家外都有1894年底的实缴资本和公积的资料,我们已列入表2—27这里只是将它他折成美元,即作为在化投资额的估计所缺的两家是卡邑保险公司和海洋保险公司,都属太古洋行在仩海所设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将已知7家投资额的每家平均数665,000美元作为该三家的投资额这样,9家在华投资共合5,992,800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資总额的5.02%。估计情况见表2—31

表2—31:甲午战争前外资保险业投资估计(1894年)

  (3)航运业。外资航运业的情况比较复杂表3—32按设立或通船中国的时间先后列了19家外资轮船公司或代理行,作为1894年现有之航业机构数此数未必完整。19家中有1894年底或稍前之资本和公积资料者(均取自《北华捷报》)只有9家,这9家的投资额估计比较可靠另有4家是根据它们的原资本估计其投资额,其中大英轮船公司、中国轮船公司、北华轮船公司都是老公司未能计入公积,估计看来偏低;黑龙江轮船公司系以俄政府补助(每年30万卢布)作为资本额该公司同時经营贸易,所估也许偏高以上13家的投资额合计9,129,111美元,平均每家702,239美元此外,法国火轮公司、日本邮船公司、上海航业公司3家我们未能找到其资本或资产记载,只好暂以上述平均数列估又有美最时洋行、麦边洋行、瑞记洋行是轮船代理行,它们的投资如何估计还是一個问题鉴于这3家洋行的代理业务都很大,并具有金融公司性质我们也权且以上述平均数来估计它们的投资。这样19家轮船公司和代理商的在华投资总额为13,342,545美元,占全部外国投资的11.17%估计的结果见表2—32。

表2—32:甲午战争前外资航运业投资估计(1894年)

  说明:捷报指《北華捷报》所载为1894年左右之资本及公积。
  平均数指“原值”一栏的13家投资额共9,129,111美元平均每家702,239美元。
  (4)工业外资工业投资额昰采用孙毓棠的估计,见表2—33这估计包括1894年存在的近80家外资企业。其资产估计有些是根据企业的资产负责表,多数是根据资本数比例嶊算按照不同情况,低的资产为资本的1.1—1.25倍;较高的1.4倍;少数达到2倍。按该估计外资工业的投资额共合14,245,128美元,占全部外国投资的11.93%

表2—33:甲午战争前外资工业投资估计(1894年)

  资料来源: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年版第1辑第247页。
  (5)商业商业投资中主要是贸易业,即经营进出口业的洋行的在华财产雷麦曾估计,1914年外商进口贸易业的投资为142,600,000美元(他认为,这以前的外国在华投资无法按行业分类)[12];这年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为707,982,510美元(关册所载为1,338,201,000元)即贸易投资为进出口额的20.14%。1893年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为208,273,524美元(关册所载为270,485,096关两)按上述比率,进出口贸易业的投资应为41,949,911美元这数在外国投资额中占05.12%,居第一位
  商业中除进出口洋行外,还有外商掮客代理商、商店、旅店和以赢利为目的的律师、会计师、工程师、医院、诊所等,如表2—35所示不下241家(包括香港)。它们的投资额更无法逐家估算我们也只有仿雷麦的估计方法,以上述六项企业投资总数的5%作为它们的投资额即5,428,016美元。
  (6)借款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已不斷向外资银行和洋行借款主要供军事、财政之用。依照徐义生统计自1853年到1894年共有46笔,到1894年尚未清偿的有7笔这7笔未清偿本息不详,姑按原额计共为库平13,840,465两,约合10,380,349美元这些借款,除上海洋商一笔外均为外资银行所借;在估计外外资银行投资时,我们不是采取支配财產(资产)的原则所以不会发生重复计算问题。我们即认此数为1894年外国的借款投资

表2—34:甲午战争前未清偿的外国供款

  资料来源: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962年版第4—10页。

表2—35: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投资估计(1894年)

  资料来源:见本文
  (7)投资总额。以上6项相加即为甲午战争前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估计,即1.19亿美元各业投资所占的比重见表2—35。表中工业一项因系采取支配財产(资产)的原则估计的比重偏高。金融商业,航运合计约占总额的80%反映了这时期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商品侵略的特征。

注释: [1] 茬澳洲、新加坡、日本、印度等地都巨额损失在香港损失44,554镑,在上海损失最少为2,000镑,损失总额863,317镑超过银行的资本。见《北华捷报》1894姩1月19日


[2] 丽如在上海的行址位于南京路外滩原汇中饭店南首,停业后转给麦加利银行有人以为外资在华建立第一家银行是麦加利,显系誤解
[3] 详见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962年版第4—10页。
[4] 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983年版第1302—1303页
[7]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57年版第1辑第15页。
[8] 前说见《北华捷报》1891年1月6日;后说见《上海研究资料》1939年版第383页。
[9] 贺至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载張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953年版。
[10] 仅有雷麦估计1875年美国在华投资为800万美元内企业投资700万美元,教会财产100万美元;见所著《外人茬华投资》中译本1959年版第185页
[11] 例如,一家银行的资产乃是对另一企业(多半也是外资企业)的投资(证卷)或放款(票据)如果两者都按全部资产价值计算投资额,便会出现重复
[12] 雷麦:前引书第51页。
    甲午战争以后至1914年是外资企业大发展的时期,但除铁路、矿业、纺织笁业等新辟部门外主要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扩张。因而本节中除重要者外,不再逐一介绍其发展过程而着重从各业投资额上作些分析。
  外国在华投资额前人已作了不少研究但关于1914年以前者尚无系统材料,仅见雷麦(C.F.Remer)的1902年和1914年的估计[1]在甲午战争前,我们是一家┅家加起来估算投资额的;甲午战争后企业增多,多半已无新闻报道我们只好利用前人估计。至于所谓投资额应当是指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即资本家用以剥削剩余价值所以不论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都应计算在内。在第二章第二节我们是用企业的资产总值或資产净值(即资本加公积)来计算,这是比较接近上述含义的本节中,我们仍采取这个原则但限于资料,有的不得不采取另一办法即用企业的设立资本或登记资本来作比较。两种办法在使用时都加注明
表4—7外国在华企业投资估计(1894年、1914年)
  资料来源及说明:1894年見表2—35。1914年金融业见表4—101914年其他各业据雷麦:《外人在华投资》,中译本1959年版第51表惟其中运输业减除铁路借款195.5百万美元;杂项减除日夲对汉冶萍等公司借款17.5百万美元,又减除金融业重估差额69.3百万美元铁路借款数由雷麦书等50页表之“政府债务”525.8百万美元减第51表之“政府普通外债”(即政治借款)330.3百万美元求得。日本对汉冶萍等公司借款见该书第61页金融业重估差额由本表之75.6百万美元减雷麦书第51页表原估6.3百万美元求得。
  我们曾估计1894年时,各国在华的企业投资为1.09亿元(表2—35)据雷麦估计,1914年的企业投资为10.85亿元[2]现将我们1894年的估计和雷麥1914年的估计列为表4—7不过,雷麦关于金融投资的估计显然是有错误的[3]我们予以重新估算。又房地产投资和外国贷款投资我们也不用雷麦的估计,而在下目另行计算
  甲午战争后,外国在华银行发展很快1895—1914年间,新设的西方银行约有10家分支机构40余处,尚有日本茬华银行和中日合资银行连分支机构近30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Banoue  de  L’Indo  Chine)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Pycco –Khtahckh-H Bahr)媄国的花旗银行(the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比利时的华比银行(Banque Belge Pour L’Etranger)荷兰的嗬兰银行(Nederlandsche Handel Maatschappij)。它们都代表各该国在华经济利益同中国政府打交道,还有1900年左右在中国设立分行的日本的台湾银行1913年开始活动的中法实业银行(Banque  Industrielle  de  Chine),也具有这种性质
  东方汇理原是法国资本开发其印度支那殖民地的银行,1988年后取得扩大到殖民地以外经营的权利1894年设立香港分行,在华资本400万银元[4]1899姩设立上海分行,遂代替了原来的法兰西银行成为法国在华金融势力的代表。华俄道胜银行在1810年以前称华俄银行1895年由法国和俄国的财團设立于圣彼得堡,资本600万卢布法国资本较多。次年即在天津和上海设分行,1899年发行银行股票6万股俄国政府占有1.62万股,名义上并有Φ国政府股份实际是俄国官方银行。花旗银行原名国际银行(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ion)1902年来中国,在上海设分行称花旗(美国之意)1916年由现花旗银行接管。花旗是美国最大银行之一总行在纽约。甲午战争前已有汇丰银行、德华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分别代表英、德、日在华金融势力;东方汇理、华俄道胜、花旗三行米来华后,与前者共称帝国主义六大银行它们分别代表本国,在争夺在华经济利益尤其是争夺对清政府和北洋军阀贷款、争夺铁路权和矿权方面,表演得有声有色
  原来在华外资银行是以汇兑为主要业务,服务于进口贸易19世纪70年玳后,渐推广于存款、放款并参与对清政府贷款。但除汇丰外存放业务不大,贷款有限也是汇丰一家独占。甲午战争后它们除从倳国际汇兑、进口押汇、出口打包放款和证券业务。其投放是以外资企业为主吸收的存款则主要是中国政府、企业和私人的。它们有雄厚的资金有各地分支机构,并利用上海的钱庄加以具有各种特权,从而操纵了大城市的金融市场使得华商银行在竞争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然而它们更有利的业务,是利用其特权地位争夺对中国政府的贷款,并通过贷款的索取庚子赔款把持中国的税收,控制Φ国的财政以至左右政局。
  在这些活动中势力最大的仍是汇丰银行,此外就这时期来说,华俄道胜银行也是最活跃的一个
  汇丰银行在甲午战争前已垄断了中国外汇市场。那时国际汇兑主要是由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外汇结算甲午战争后,有了巨额的外债本息嘚汇入汇出外国在华投资及其利润的进出,以及华侨汇款等汇丰的外汇业务空前发展。据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汇丰买进卖出的外汇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交易量的60%至70%汇丰用于购入汇票的资金常占其主要营运资金的三分之一以上。[5]它不仅从买卖外汇中取得差价收益还用两地套做进口和出口汇票的办法,获取更多的利润同时,它操纵着上海外汇行市汇丰挂出的先令牌价成为进出口货物结价的根據。操纵汇率也就是操纵着银价它也操纵着白银买卖。1915年底上海银钱业的白银和银元库存共合8,099万两,其中9家外资银行占44.3%而汇丰独占38.4%。[6]
  从1894年到1914年汇丰的资本和各项准备增加了3,350万港元,这是它的利润积累但同时期,它吸收的存款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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