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有阴晴圆缺，市场有起伏盈亏。有时候短缺，有时候过剩，似有一定地定数。经济周期难以避免，因而短缺和过剩也难以避免。但是如果经济周期中总是某些领域过剩，某些领域总是短缺，则这种现象或多或少还是有某些特殊性。
　　的确我们分析历史上各国经济周期，其中CPI的周期性主要体现在构成CPI的主要对象上，但是PPI的周期则不一定老是那几种大宗商品，随着生产力主要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在大宗商品周期上，就可能一段时间是这，另一段时间是别的，总会有些变化。
　　本来中国工业化一直是迫切需要的，照说工业品过剩现象应该比较少，但是我们观察到建国以来，不是说整个工业品过剩，而是局部过剩现象并不少见，1980年代之前，有些时候有计划、按比例没有搞好，于是出现局部过剩，但是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制造业出现周期性过剩则是常见现象。
　　相对地是通过对中国经济周期的观察，中国的过剩很少是农业、服务业、高科技过剩的，这种现象说明我们在这些领域从来都可能是短缺或者紧平衡的，即使富裕估计也不多。
　　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经济周期这种现象，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对于中国来说，既有一般的市场经济周期共性，也有中国特殊体制机制造成的特殊性，比如由于所有制、要素权益、市场准入长期政策性差异，在投资、信贷、价格、市场长期存在政策性的偏向，在这种长期的偏向中，比如既有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有城乡要素价格差，还有国有、民企之间的信贷、市场准入差，由于这种长期的差异累积，使那些长期受到鼓励的对象，不能合理反应应该承担的政策性成本，因而其价格表现是不全面的;反之受到抑制的也是一样，长期被政策抑制的成本得不到补偿。
　　因此前者在计划经济时代偏好于国内销售，因为有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但是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则又只得依赖外销，因为只有在外销中才可以得到更多投资、信贷、汇率、市场准入等各种直接间接补贴。而后者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都难以得到必要的补偿，因而总是难以进行再生产、扩大再生产，造成至今都处在极为原始落后的状况。
　　其实这种好的越好，坏的越坏，不光城乡、工农业、城市人与农村人之间，就是同在一个城市，有的马路不断地被翻修，最后演变成政绩工程中的明星，后者总是难以被关注，春风不度玉门关，因为上级看不到。这其实也是以上习惯性偏差导致的，是政策自觉不自觉地延伸。
　　因而在新中国经济周期中，凡是被政策过度关注的则特别容易过剩，反之则特别发展不足，因为那种发展过剩的，往往不单有市场因素，还有政策性因素，是二者的叠加，政策性因素习惯削低补高，让低的更低，高的更高，与市场因素呈现相反的现象，市场本身有一种自我均衡力量，由于这种政策性偏差使一个地方的充分发展牺牲了别的地方的基本发展，典型的是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以及某些领域的产能过剩，就是这种追赶型体制机制造成的原因之一。
　　由于三农长期不受资本技术关注，中国很多时候农业发展是不足的，因此过剩的时候并不多见，倒是周期性短缺的记忆往往叫人印象深刻。
　　同样由于广义的教育投资不足，以及对存在于市场中的创新关注不够，所以，创新很少过剩，反而长期不足。
　　对于服务业，特别是在航运、商贸、金融、社会、专业、文化上的服务业，长期重视不够，新兴服务业总是发展不足。
　　这一个习惯性地周期性过剩，一个政策性习惯被压抑，造成了中国特殊的经济周期现象，所以，中国经济周期严格地说应该分为两大类：1、市场周期性，2、政策性(体制机制)周期性。
　　治理前者主要有三个办法：1、充分发挥资本自我扩张、自我设限、自我掌握度的办法;2、充分发挥专利自我扩张、自我设限、自我掌握度的办法;3、充分发挥品牌管理自我扩张、自我设限、自我掌握度的办法，万一这些还是不行，那市场办法还有：1、兼并重组，2、破产拍卖。
　　治理后者主要是矫正以上三个扭曲：1、在所有制上一视同仁，中国目前的所有制对国有资本还是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地位，认为这是执政之基，而民营资本、三资企业尽管不再是补充地位，但是真正的还是老二的地位，国民待遇原则应该是一视同仁;2、要素权益平等，逐步让国有、集体要素平权、确权、维权，最后完全达到同权同利;3、市场准入要一视同仁，针对国有、民营、三资要一碗水端平，让其在同等条件下机会均等、自由竞争。
　　如果还是有产能过剩，那实在不行，只有关、停、并、转，至于腾龙换鸟，相当于成建制的转，则是摆在稍后的选项。
　　1980年代在治理过剩的时候，对于一些楼堂馆所当时的政府采取的是直接关停，所以不少烂尾楼现象较为普遍。历史上我们对于关、停似乎并不陌生，但是这显然需要一个强势的改革政府。显然关停并转中的并转，给人印象最深的时候是朱F基时代，那个时候的结构调整幅度之大基本上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具有标志性的是1994年之后的抓大放小、2000年前后对大学的重组。美中不足的是在当时那个条件下，只能是典型地行政主导，而不是市场的兼并重组，关停并转有些简单粗暴，没有充分注意到并转对象的人财物的契合度，有些一刀切的感觉，忽视了企业内生的兼并重组动力，对于市场份额、无形资产，自以为是左荷包和右荷包之间的关系，都是国有资产，因而就没有给予相当地关注，使并转的经济溢价效应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但是都是国有还是相当于内部人调整，相当于内部精兵简政、减员增效，但是这样一个举动终究还是忽视了市场兼并重组中的溢价效应。
　　与简单地行政关停并转不同，市场的兼并重组，一是讲求了企业内生的契合度，二是讲求了市场效率优先原则，三不是简单地实体资产直接地相加，还涉及市场份额、无形资产的重组。以上所说的恰是中国面临八九之后较为紧张的国际环境，以及九七之后较为困难的亚洲金融风暴局面，而且处在体制机制转轨时期，加上都是国有，因而只是简单地关停并转，就没有考虑太多。
　　但是自那以来，中国的兼并重组价格似乎多是朝下的(当然中国资本兼并外国企业除外)，这与欧美兼并重组动不动就是溢价多少多少的有些相反。
　　如果兼并重组价格总是朝下，自然就没有多少人喜欢兼并重组了。
　　在市场条件下，兼并重组如果你不承认被兼并重组对象的市场份额价格，在强行被并转的时候，它可能就采取转移的方式、甚至“地下”的方式卷土重来。说句不好听的话，即使是假冒伪劣，在兼并重组中也要考虑对方一定的市场份额价格，因此，政府如果要提倡兼并重组，还是要适当给些财政支持、国企投资支持，或者减免税支持，至少要提供一些优惠优先，否则，并转的正向选择还是难以有效展开的。
　　为什么西方每当危机到来的时候，兼并重组就兴盛起来，而且大家都乐意被兼并重组，而东方则不行呢?有的说东方把自由市场上的杀价机制带到了这个市场，习惯出价太低，喜欢抄底，有的说东方商战算计过多，没有多少法治规范，有的说兼并了，担心重组后的“二心”，总之，似乎还没有形成一种正向选择的兼并重组文化和习惯。
　　另外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使很多人都不愿意被兼并重组。有的说兼并重组的各种行政手续、法律保障、市场文化还在培育过程中，使得这种选项安排的成本太高，近期还不如上市、发债、信贷，或者直接创办新企业，对那些中小企业好死还不如赖活。
　　正是中国市场缺少这个兼并重组的习惯和文化，市场缺少这么个关键环节，市场对于资本投资的出清机制还没有形成，于是大量地产能过剩现象、浪费现象、假冒伪劣现象、不合作现象，就特别多，因为对这部分企业确实没有一个好的出口，四处的路都被堵死了，自然各种乱象就层出不穷。
　　根据西方市场经验，在经济危机期间，在转型升级的压力下，具体到现实企业最优路径就是兼并重组，在兼并重组中，实现分工合作，从而在统一的资本、知识产权、品牌经营制度安排下，达到供需有序化，倾向于紧平衡，产能效率不断提高，供给基本平衡，迫使技术改造不断加码、产业不断升级换代。
　　针对中国市场还不习惯这种兼并重组，如果企业暂时不愿意，政府可适当财政税收引导，等尝到甜头后，就可能从不排斥到形成一定地偏好，最后形成一定的习惯，这样就可能使兼并重组形成面对转型升级的长效机制、常态机制。
　　应该说这是成熟市场经济屡试不爽的经验，舍此既不得要领，也得不偿失。
　　总的来说，简单地关停并转，或者腾笼换鸟，还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手段和方式，针对国有企业管控，也就是内部人可能还有效，但是对于市场则显得不太合时宜。
　　前几年广东较为提倡腾龙换鸟，当时我就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如果旧鸟换了新笼，相当于新瓶装了旧酒，既有第二次污染的可能，也有第二次创业的可能，得不偿失，在今天信息互联网网、物联网下，随着交通日益方便和发达，市场远近配置并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关键的是市场供需是否是紧平衡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产能依然过剩，无论怎么腾龙换鸟都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
　　何况如果新鸟进了旧笼，相当于穿新鞋走旧路，这旧路的成本是不是太高，还是未知数，而且彼此契不契合呢，只有天知道。
　　兼并重组，按照市场原则再次有效重整资源，再分市场，重新调整产能，内外再次分工合作，一是老树可以新芽，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二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可能促使许多创新铁树也可以开花。
　　总之，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也就是市场周期低迷的时候，如果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倒逼很紧急的时候，1、关、停，关相当于破产，停相当于休耕轮耕之类的，2、并、转，并就是兼并重组，转相当于腾笼换鸟，当然如果这一切是要转化成市场化的，而不是过去那种计划经济、行政命令的，总的还是可以为之的。总之，采取市场原则，实事求是，讲求内生外生的自觉自愿，尽可能做到优化配置，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某种程度上说，任何一个企业其无形资产相对于有形资产，在兼并重组中，都具有更为宝贵的一面，尤其是那些创新资源，无论成败，如果能够被很好地吸纳，那是企业创新资源的宝库之一。大多数创新资源相比有形资产更具有叠加效应，往往在兼并重组中，会大大提高创新的活跃度，很多时候都可能使一些难产的创新，也可能会铁树开花。
　　总之，许多兼并重组对于创新来说，就不是1+1等于2的问题，很可能是1+1远远大于2的问题。
　　这就是我对中国特色的产能过剩的思考办法，既整合资源、规范市场，鼓励兼并重组，促进创新在兼并重组中实现1+1远远大于2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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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社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57号深度：如何看待中国煤炭的产能过剩？
来源：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中国现在的煤炭产能已达到了55亿吨,超过了市场需求总量近20亿吨。中国煤炭行业处于全行业亏损之中,为了改变中国煤炭行业的现状,中央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化解中国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看待煤炭的产能过剩问题。本文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煤炭产能过剩说明中国已彻底摆脱了短缺经济,中国经济已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从1950年到2013年中国共生产了593.04亿吨煤,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前28年只生产了79.16亿吨煤,而改革开放后的35年里生产了513.88亿吨煤,是前28年的6.5倍。2013年一年的产量是1970年的10.4倍,是1978年的5.95倍,而钢的产量63年的总量为万吨,改革开放前28年为38233万吨,改革开放后的35年为万吨,是前28年的19.8倍,2013年一年的钢产量是1970年一年产量的43.8倍,是1978年年产量的24倍。发电量2013年是53975.86亿度,是1970年的46.57倍,是1978年21倍。
　　经过这些数字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的各种工业产能与改革开放前比起来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真正地完成了工业化,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中国已彻底地摆脱了短缺经济,这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是市场经济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是中国经济走上新的发展阶段,由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走上技术密集型,由自然资源消耗型走上人力资源驱动型,由资本输入型走上资本输出型,由物化产品型走上智能产品型,由低端制造走上（,,）的基础。这是百年来多少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愿望,今天终于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市场经济实现了,我们应为此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有些人总是批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说是走了一条出卖劳动力,出卖资源,破坏环境的道路,可是这些人不想想中国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条件下来实现经济起飞的。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的条件下,想搞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无异于痴人说梦。中国只有依靠自己的人力优势、资源优势、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人才,搞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才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才能奠定从低端制造走高端制造的基础,才能实现经济的起飞,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这是无可替代的选择。值得庆幸的是经过短短的三十几年,中国就基本走完了这条路,中国目前的低端制造业已开始大规模的向南亚,东南亚和非洲转移。现在这接纳中国的低端产业转移的国家,他们难道不了解当今世界的经济潮流吗？现在让孟加拉国,让柬埔寨去造现实吗？路是要走一步步去走,饭要一口口去吃,当吃第八个馒头已有点饱的吃不下去的时候,你能说前面的七个馒头不是应该吃的吗？
　　毫无疑问,产能过剩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国经济继续腾飞最沉重的负担,今天三期叠加,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一定能够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底气。中国经济崩溃谈论已在世界的许多媒体上鼓噪了不止十年,可是中国经济崩溃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拿破仑说中国是睡着了的狮子,不要去惊醒他,可是英国人没有听进拿破仑的忠告,用大炮轰醒了中国,虽然经历了一百五十多年的磨难,但今天的中国已然是屹立于高山之巅的雄狮,在我们面前没有跨不过的高山深谷,没有越不过的江河湖海,只要我们自己上下一心,同心同德,一切困难都终将被克服,被解决。将来,当我们回首往事时,今天我们为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所做的一切必将是一幅壮丽的历史话卷,一首动人的历史诗篇。
　　二、煤炭的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根本性的,不是周期性的
　　因为煤炭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只是属于能源板块,在能源这个板块中还有许多其他的组成部分,像石油、天然气、风能、水能、(行情000591,)、核能等。虽然煤炭在整个能源板块中占的比例很大。曾经最高达到75%以上,目前为62%左右,不管煤的占比有多高,它究竟只是整个能源板块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全部。当下不仅能源板块在整个中国经济体系中的权重在发生变化,在能源板块中的各组成部分的权重也发生了变化,煤炭在中国能源体系中的权重正在逐步降低。随着新科学技术的发展,煤炭在中国能源体系中的权重将进一步的降低,甚至有可能出现大幅度的降低。
　　降低煤炭在能源体系中的比重,最重要的原因在煤炭作为一种能源自身所固有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一、煤是所有能源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二、煤是大气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灰尘的主要来源。尤其是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是促使世界各国限制煤炭使用的最根本的原因,根据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一吨国产原煤燃烧生成的灰渣约为200-350Kg,烟尘15-20Kg,二氧化硫约为10-20Kg,二氧化碳约为Kg,目前中国的国体面积有四成左右受到酸雨的影响,世界的估算,如果不进行治理,到2020年酸雨每年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达到当年GDP的13%。
　　2015年的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是中国向全世界庄重承诺,到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将在二五年的基础上减少60%,另一个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承诺除了自己国家减少碳排放以外,每年将出资1000亿协助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工作。巴黎气候峰会的成功被视为人类历史上全球合作的一个里程碑,人类为什么为如此重视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因为如果到本世纪末,也就是到2100年,如果全球气温升高不能控制在2℃以内,地球南北两极冰盖将全部熔化,海平面将升高1-2m,全球将有10%的陆地面积被淹没,也就是说目前全球大部分沿海城市都将被淹没,同时会造成大气层的紊乱,形成巨大的气候灾难,某些地区洪水滔天,某些地区又极度干旱。这种现象在最近几年已出现了先兆,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北极冰层已大部分熔化,厄尔尼诺现象周期缩短,强度增加,东南亚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干旱,北美和欧洲出现冬季洪灾。所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而要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首要的就是控制煤炭的使用,因为在诸多能源中,煤炭的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最高的。
　　天然气发电:443 g/kw.h
　　柴 油 发电:778 g/kw.h
　　煤 炭 发电:(末洗煤)1050g/kw.h
　　正因为如此,所以要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就一定要控制煤的使用。在日,英国这个依靠煤发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关闭了它最后一座煤矿,同时订出规划,在二二五年将关闭全部燃煤发电厂,最近德国也出台规划在二五年前关闭所有的燃煤电厂。中国由于其资源禀赋条件,不可能象英国和德国那样关闭所有的燃煤电厂,但是减少煤炭的使用,甚至是较大幅度地减少煤炭的使用在中国也必然是今后的长期趋势,因此我们说目前中国目前煤炭的产能过剩不是周期性的,是结构性的,是根本性的,所以我们不能象看经济周期那样来看待中国煤炭的产能过剩。国家已经制定了能源消耗的天花板,峰值为50亿吨标煤。我们不要期望今天关闭了的矿井还有重开的一天。只有从这样的基本点出发中国煤炭行业才能规划好自己的明天。
　　三、煤炭产能过剩与企业的产权性质无关,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目前,在商讨中国全面的产能过剩的原因时,许多人往往将其与企业的产权性质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而且形成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国有企业造成了产能过剩,一种意见认为是民营企业造成了产能过剩,其实这两种意见都是片面的,都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体系的根本性改变并不在企业的产权性质上,虽然在其中增加了私营企业的新元素,但宪法中所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民经济的根本性质并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经济运行的方式,由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应从这个变化中去寻找造成目前产能过剩的原因。
　　为什么说煤炭产能过剩与企业的产权性质无关,因为我们在中国经济的现实找不出产能过剩与企业产权性质相关联的证据。在目前中国出现产能过剩的产业中,各种所有权性质的企业都有。在煤炭产业中,国营企业占多数,像山西省,从2008年以来几乎从私营矿主手中赎买回了全部的煤矿产权,但内蒙古却与山西相反,煤炭行业以民营企业为主;在中是民营企业的天下,在电力企业中,国营企业占了绝大多数,环渤海的煤炭下水港口中几乎没有民营企业的影子,而在太阳能电池板企业中又恰恰相反,完全找不到国营企业的踪迹,但是今天这些产业全部都严重的产能过剩,由此可以说企业的产权性质不是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
　　因此,我们应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体系最大的变化中去寻找原因,而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出现,中国现在已由一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转变为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计划经济必然造成短缺这已为人类的历史实践所证实,并已为许多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理论。但是为什么市场经济就必然造成过剩？人类的历史实践也证明了这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西方国家两百多年来反反复复出现的都称之为生产过剩危机。但是迄今为止,理论界,尤其是中国的理论界并未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解释。如果说西方国家的产能过剩是因为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规律造成的,那么在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并且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煤炭、石油、电力这些行业中为什么也会出现如此严重的生产过剩呢？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最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由”,二是“利润”。所谓自由即是说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活动的主体都是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他的商品交易活动不用经过政府首长的批准,他只要合法经营就可以一切自己做主。而所谓的利润,即是说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活动的主体他的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利,获利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是说明他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带来了福利,从个体的角度来说,他获小利说明他可以弥补成本,维持自身的生存,如果获大利他就可以扩大再生产,就可以继续获得更大的利润。正因为有了这两样条件,所以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就存在一种巨大的效应,所谓效应就是可以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这个效应就是“财富效应”。“财富效应”就是大家看某个产业可以获大利,大家就纷纷把资金投入这个产业,最终造成这个产业的产能过剩。不论什么产权性质的企业,只要它是处于市场经济体系中,它都不可能躲开这个“财富效应”,唯一可以对“财富效应”起一定限制作用的就是技术门槛,这也是为什么搞市场经济的国家都要实行专利保护的原因。
　　怎么避免“财富效应”带来的破坏性作用,看来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在市场里人人都趋利而行,限制利润的追求无异于扼杀市场经济,但是人们在这个问题面前也不是全无办法的。前面讲了能对“财富效应”的负作用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的是技术门槛,所以将整个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到以高技术产业为支撑的高端制造为主的经济结构是解决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根本出路。从人类的历史实践中也可以看到,当西方国家处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阶段时,他们频频发生过剩危机,而最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已迈进技术密集型经济时代,生产过剩危机就很少出现了。我们看中国自己的实践,产生生产过剩的行业都是技术门槛不高,技术相对成熟的行业,如煤炭、钢铁、电力。在这些行业中,只要能解决资本问题产能就必然形成,而现阶段的中国恰恰是资本充裕的,所以在许多行业中出现产能过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由此可以说中国的煤炭行业去产能的工作仅仅关停一些矿井是不够的,是非常被动的,是减效而不是增效的工作,不能解决中国煤炭行业的根本危机,只有象国家能源局的老局长说的将煤炭由能源转型成原料,并开发出更高效和环境友好的利用方式,将煤炭产业由资源型产业转变成技术型产业才能真心解决中国煤炭行业的未来发展问题。
　　四、解决中国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市场
　　不能仅仅依靠市场,那还要依靠什么呢？还要依靠政府。这也是避免市场经济中“财富效益”的负作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尤其在中国,国有企业体量如此之大的背景下,政府的作用更显重要,事实上这一轮的产能过剩与政府作用的缺位、错位有极大的关系。政府作用缺位、错位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体制上的,中国的经济管理被划成两大块,一是国资委,一是发改委,国资委管企业,发改委管规划,而管规划的管不了企业,管企业的只讲业绩不理规划,发改委和国资委都是国务院下面的评级机构,互不统属,谁也管不了谁,所以规划成了摆设完全不起作用,再一个原因就是腐败,从国家能源局的窝案,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本就没有硬约束的规划,在“财富效应”的渗透下,就更无法控制产业的发展规模。如果当时的国家能源局是清廉高效的,中国的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绝不至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
　　许多人总是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但事实上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就是市场的一部分,没有政府的作用,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能正常运转这次煤炭行业的去产能工作没有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参与将寸步难行,仅一百多万下岗职工的问题就不是企业自身可以解决的。五月二十三日李克强总理在视察武钢时强调,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要保证企业多余人员转岗不下岗,转业不失业,确有困难的人员要兜底,这是个非常正确的方针,但要做到这个要求,仅靠企业是不行的,必须有各级政府参与其中。但是政府也必须以市场化的手段来协助企业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而不能仅依靠行政命令。(交易中心微信平台据秦皇岛煤炭网相关消息编辑整理)
来源：微信公众号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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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晓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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