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中国科学院院长):怎样迅速地把我国经济搞上去?--《社科信息文荟》1995年13期
周光召(中国科学院院长):怎样迅速地把我国经济搞上去?
【摘要】：正 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不久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怎样迅速地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就这么自发地走西方的老路的话,很可能达不到西方现在的水平。当然一时间发展速度也许是快,但是,且不说给长远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现在西方就为清除过去他们在自然发展过程中造成的环境污染付出着比当时所投资工厂大得多的代价——就是这个速度本身怕也是维持不下去的。光是中国的一些基本资源的条件可能就维持不下去。比
【关键词】：
【分类号】：F120.3【正文快照】：
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不久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怎样迅速地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呢?我觉得,如果我们就这么自发地走西方的老路的话,很可能达不到西方现在的水平。当然一时间发展速度也许是快.但是。且不说给长远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现在西方就为清除过去他们在自然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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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会4：刘、邓拼经济 毛林搞斗争　　　　司马辕　　　　　　　　有三位老叟都退了，一个叫司令，曾是某事业单位的科长，另一个叫马帅曾在某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室工作，第三位叫袁方在某军企业里搞过供应，是学法律的，一辈子也没用上。闲来无事聚在一起，东拉西扯。下面的文字，是捡其中一些有些意义的，加以整理，冠上标题，与大家分享。　　　　三个人的姓排起来叫司马袁（辕），是个赶车的，挺有意思。　　　　司令：大跃进是新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庐山会议又是党内高层分道扬镳的起始点。在当时，虽然我们不知道内情，但作为政治敏感的学生，似乎能够感觉到。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打那以后党的高层都在干些什么呢？　　马帅：到59年底经济事实上是彻底崩溃了。粮食、钢铁的产量大幅下降，商店空空荡荡无货可卖，城里人的粮食定量只有二十余斤，公社社员已经断炊，吃糠咽菜。　　所谓党的高层由七个人组成，他们的排序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一个主席，五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朱德是个挂名的人大委员长，已经淡出政治，实际上人大是由副委员长彭真在主持；周恩来不参与制定政策，只扮演执行者；林彪在军队里大力开展学习毛选的运动，经营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则欣然受之，不声不响地研究他的马列主义。　　刘少奇主持着经济的恢复，邓小平则积极操办，陈云作为经济专家献计献策。他们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行得卓有成效，到1963年从人民生活水平看已经恢复到了1956年的水平。　　所谓调整就是后退。下马（停工、关闭）所有没有效益的建设项目和工矿企业，下放所有大跃进以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再回到农村去；巩固就是巩固后退的成果；充实是给资本主义开一条小小的缝：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包产到户；房前屋后和少量的土地作为自留地分给社员自主耕种；开放集市即所谓的自由市场，社员可以在市场上出卖自留地上的产品和社办企业自负盈亏。农民得到了实惠，当时有句顺口溜：“七级工，八级工不如老农一捆葱”；设高价商品，如一斤水果糖6元，一斤羊肉8元，一辆自行车300元，一块英格表500元，来回笼货币，消灭赤字。提高是制定各种条例，如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高教六十条等等，在高一个层次上，恢复建设秩序。如此等等。　　司令：说白了是把脱轨的经济，再纳入轨道。　　听众：共产党不是最厌恶资本主义吗？自留地、自由市场不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东西吗？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拯救社会主义于水火之中，这不是很有讽刺意义吗？　　袁方：是的，历史就是这么演绎的。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历史的经验，启发了邓小平，才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马帅：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有所松动，由不信任、批判、改造，变成“脱帽加冕”即脱资本主义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起到了很好地作用。这期间，有两位科学家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位是中国的化工之父，侯德榜先生。他根据国家的生产能力和水平，主持了设计了一个标准的，年产两万吨碳酸氢氨的小化肥厂。先在江苏丹阳建成投产，然后在全国推广，深翻以后贫瘠的土地又大面积获得丰收，不再有人饿死。另一位是地质学家李四光。用他的板块理论，在东北大庆找到了大油田，让停摆的汽车又能跑起来，盘活了全国的经济。　　司令：毛泽东为什么认可刘少奇“大搞资本主义”的一整套做法呢？　　袁方：可能是出于无奈。总不能再搞运动吧？再搞恐怕就要尸横遍野，人吃人了！毛可能看透了，社会主义没有办法把经济搞上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都不行，北朝鲜不如南朝鲜，东德不如西德，苏联不如美国。想用建设成就，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来取悦于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他在寻找另外的统治办法，在找到新的办法之前，暂时让刘少奇试试他的“刘主义”又有何妨？不过，毛泽东时不时地提醒“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司令：是这样。大概是六零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对人民战争和人民公社不屑一顾，说在核战争面前人民战争不过是“一团人肉”，公社吃食堂不过是“大锅清水汤，三个人穿一条裤子的原始共产主义。”而他领导的苏联的共产主义呢？那要实在得多，是“土豆烧牛肉！”　　袁方：社会主义的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是自上而下的经济，缺乏自下而上的活力，因为缺乏民主，这个“上”不过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意志，剥夺了所有社会成员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哪能有大发展大飞跃呢？　　在苏联，把这种社会的停滞，归罪于斯大林的专横、残暴和个人崇拜。也对，那个社会是一部推动机，由斯大林来推，不推不动；我们的大跃进也是一样，尽管有亿万人参加，也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意志，由他的“政治挂帅”和众多成龙配套的吹牛口号，由他的“插白旗”“批判斗争”的政治胁迫来推动。而资本主义则是一部自动机，人人都在开发聪明才智来追求财富。没有政治口号，不用政治胁迫，人人都会努力，社会发展自然会快。　　司令：这个时候，在中共中央已经出现了裂痕。刘少奇以他国家主席的身份和拥有的权利在组织实干派，要把经济搞上去。那毛泽东在干什么呢？　　马帅：毛泽东很快清醒过来，想方设法为自己辩护。虽然他在研究经济，攻读政治经济学，而且做了笔记；虽然他写了一本《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但他不是在认错，而是在为自己辩护。　　他着重研究的是，他不要被党内的人推翻，所以他能给所有的人平反，就是不能给彭德怀平反；他的党不要被老百姓推翻，他不能下台，他要对老百姓阶级斗争，防止他们反抗，让他们忍气吞声。　　毛泽东清楚地知道，那些为着新民主主义追随他而来的党派和人士已经和他反目，被他定为右派的言论铿锵有力，合乎法理。其影响不是用强力可以消除的。右派言论在毛泽东的耳朵里还清晰可辨：　　我们的国家，不该是“党天下”不该是“ 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记自己还是国家的主人”　　党已经成了“超政府、超‘人大’超宪法的太上皇，不止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　　要“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四个政治上的设计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如果这样做了就不会有大跃进的失败。　　毛泽东以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共产党“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除非中国实行真正的民主，否则中国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民主就要打破共产党的舆论控制，就要办“同人出版社”“同仁报纸”，要有“新闻自由”让记者“昂首阔步出入于‘人大先生之门’要采访就‘无往而不利’‘甚至对新闻的幕后的来龙去脉也能摸个清楚’”　　大学生要求“民主办校”不要“外行领导”不称职的共产党员要“让位于贤”要“下台”　　把企业“卖给”共产党的资本家要求和共产党比试比试，建议把“公私合营的公方代表撤出，把生产管理权交给私方一年，试试看行不行？”　　马克思说的不是很对“现代资本主义还有活力”还“没有完蛋”“因为资本主义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克服了根本矛盾“活了下来”还在继续发展。“民主党派要发展到一二百万人，搞个上议院。”　　文人则要批判现实“文人的笔杆子天生是反现状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好的文章都是反现状的。” 　　由章伯钧组织有六个教授曾昭伦、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参加，秘密组织学生闹事。虽然都被打成右派，但闹事并没停止，日北京大学停课，占领学校建筑物，散发传单贴大字报，发表赫鲁晓夫报告的英文节选。并发展成为集会游行，很快波及到北京各大学和全国大中学校，抨击校党委和宣泄反苏情绪。表面上是反苏，但当时中苏矛盾并没公开，实际上还是冲着共产党来的。　　这次大跃进受害最深的是农民，饿死的几千万人当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当然不满，当然怨声载道，当然有反抗情绪；工人又怎么样呢？据毛估计可靠的也只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听众：北大的学生当官的就是少，就是因为他们不安分，为爱国而抗争是他们的传统，让当权的人不喜欢。　　袁方：工人为什么靠不住？解放以来他们都得到了什么？领导阶级？国家主人？都没有兑现。不管他们是否自觉，他们都会有被愚弄的感觉。其实，社会主义革命应当把无产者变成有产者，工人当了企业的主人，他们有了一份所有权，不再是无产者了。但事实却是上至国家大事，下至企业经营，工人都是无权的，都是说了不算的。他们那份所有权哪里去了？被国家代替了，国家呢？被党代替了。党呢？被它的领导人代替了。党的官僚才是国家的主人，才是公有制的所有者！被边缘化不说，又经常被耍弄的工人能满意吗？　　听众：现在的国企改革讲放权，是把权放给企业领导人，而不是工人，不是还工人的那份所有权，不过是由大统管变成小独裁，我看难有成效。　　司令：我们还是说正题。1959、60两年发生的恶性事件可真不少。59年西藏达赖喇嘛叛乱，宁夏西集回族领袖马振武暴乱，苏联终止了所有的援建合同，撤走了所有的专家，向已经崩溃的中国经济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60年新疆石河子维族几万人出逃苏联。真让毛泽东挠头。该当如何呢？毛泽东高声疾呼，提醒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袁方：是的。唯有阶级斗争才是灵丹妙药。不管你是留洋的博士、教授、专家还是文人墨客、大学生，不管你是当了部长的民主党派的头还是一般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只要给你带上一顶右派帽子，就全解决了。你就老实了，让你天天打扫则所你也心甘情愿了。这就叫阶级斗争。　　还有一种准阶级斗争地提法，叫“政治挂帅”也叫“人的思想革命化”，让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不干，就斗争你，批判你，插你的白旗，再不听就给你带上一顶帽子，比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类。　　马帅：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地笑话。那是大跃进的年代。给麻雀定罪为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之一，许多城市是举城动员，除四害，消灭麻雀。其战法是让它不停地飞，不让麻雀落地，累死它。书记一声令下，全市统一行动。人们手持扫把、木棍、锣鼓，齐声敲击呼喊，把麻雀轰起来。烟囱、水塔，屋顶、街道、树林、犄角旮旯都站着人，响声震天，把麻雀轰起来。麻雀吓得到处飞，一直飞，到处是人，到处是声响，无法降落。最后是噼哩啪啦，一个个从天上栽下来，都累死了。人呢？也累了个半死。　　你们能想象得出来吗？面对这样的闹剧，坐在办公室里的书记的心情吗？那叫爽！有权能使人推磨！有那么一种孤家寡人的感觉，只要政治挂了帅，哪有权力办不到的事情呢？　　这件事是真的，有郭（沫若）老的诗为证。　　咒
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日《北京晚报》　　听众：不对吧？郭老可是个大诗人，怎么会写这样味如嚼蜡的诗？　　袁方：真是郭老写的，面对当年文化大跃进的形势，郭老是要伏下身来，做六亿诗人的一员。我就不是惟命是从，我总是慢半拍，等麻雀落了地，再把它轰起来。现在之所以还能看到麻雀，都是因为我当时放了它们一马，繁衍下来的。（笑声）　　这个阶级斗争，是谁和谁的斗争？如果说，是有权的和无权的，是官和民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斗争，这都符合事实。但，毛泽东却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不大有人相信。资产阶级再老实不过了，哪敢再起来抗争？说地主阶级有变天帐，可又没拿出来变天，直到日最高法院的院长杨秀峰在公判大会上宣布，一个用刀子捅了非洲的留学生的罪犯杨国庆死刑，阶级斗争才“得到证实”。杨秀峰院长在宣判会上说，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这刑事犯罪的个案，与阶级斗争是不着边的。　　马帅：阶级斗争，在权力构架中还是被普遍接受的，对老百姓实行阶级斗争已经形成默契。运动中挨整的主要是老百姓。没有哪一个领导肯站出来为百姓鸣冤叫屈。　　但在毛的心里，还有一块病没解决。那就是彭德怀，无法名正言顺地给彭定罪，又总有那么一些人，明里暗里为彭叫屈，嘴上不说，却在事儿上挤兑毛，要毛认错。毛要给这些人立个罪名，一个个清理掉。但苦于没有机会，时机也不成熟。　　刘少奇却是在认认真真地学习经济问题，在海南办了一个经济研讨班，请薛暮桥做教授，他和他的夫人，警卫、司机做学生。有什么收获，不知道。但从日后刘对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搞行业托拉斯的试点（组建中国烟草公司辖上海卷烟厂、天津卷烟厂、青岛卷烟厂、沈阳卷烟厂，组建中国肥料公司，辖兰州化学公司化肥厂、吉林化学公司化肥厂、太原化学公司肥料厂）搞无烟工业，逐步开放一些旅游景区，供外国游客游览。狠抓各行业的整顿，重建经济秩序。看架势，是下了决心把经济搞上去。　　袁方：两个人已经是同床异梦、各行其是、分庭抗礼，自成一派了。毛泽东的一派有林彪、陈伯达、康生 等人，他们要专政、搞阶级斗争；要政治统帅经济、搞人的思想革命化；要社会主义精神，反对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完全是一个红色的乌托邦。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之为务虚派。　　 刘少奇的一派有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18等人，他们不反对阶级斗争，但要搞建设，要把经济搞上去。想用经济成就来赢得民心，重塑共产党人的统治信心。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之为务实派。　　乌托邦能多给几斤粮票让人吃饱么？红色的社会主义能当衣裳穿吗？这是老百姓自然会想到，让人疑惑的问题。　　　　
作者:gyh2006996 提交日期: 16:34:09
　　司令：能把北京的红卫兵组织说得很详细，它们的组织名称、沿革、隶属关系、所持态度，真是不易。北京有那么多院校，形势那么混乱，。我们知道的也只是个大概，九牛一毛吧！　　中学生败了，大学生们又起来，中央文革的日子真是不好过，刚按下葫芦又起了瓢。　　马帅：1966年的11月底到12月多数派红卫兵发起了对中央文革的新一轮轰击。他们吸取了小兄弟们的教训，改变策略，不再一味地打压群众，而是来个清君侧。　　他们加给中央文革的罪名有两个。一个是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三司”围攻“联动”，另一个是中央文革在执行着一条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最早起来造反的老红卫兵，无异于当初的工作组。用他们的话说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　　袁方：是呀，正如4月10日清华《井冈山》审讯王光美时的一问一答。　　问：“就你一个人就打多少革命群众成反革命？害了多少人？”　　王：“我们没有定一个反革命。”　　意思是我们只是整、只是斗，并没有给谁“定”案，一个也没有。不像中央文革动用专政机器，大肆抓人。　　马帅：首先发难的是广播学院的《险峰》，接着是矿业学院的《红色游击队》先后贴出《中央文革必须来我院检查》、《坚决要求和陈伯达同志辩论》、《戚本禹的讲话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首都红卫兵总部》（首都二司）的十几个院校在矿业学院的倡导下成立《批判戚本禹联络站》；林学院还出现了《刘少奇万岁！》的标语口号。　　随后又有清华、北大、北航、北京地院、钢铁学院等十几个院校声援，要和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关锋、戚本禹理论，要砸烂他们的狗头。　　袁方：其实，喊刘少奇万岁并不犯法，没有哪一个文件说，不许喊哪一个人万岁，因为万岁不起来喊也没用。公安六条只说“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并没说“喊刘少奇万岁”是反革命行为，看来，老大哥就是比小兄弟强，会进行合法的斗争。　　正如北航“八一纵队”和“八一野战团”，在几“问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所说：“最近又有一些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并且全国通缉，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搞人身攻击，与前一阶段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叫做胜者候王，败者贼。不只是刘少奇会镇压，毛泽东也会，谁也别说谁。谁占了上风，谁就是无产阶级，就是专政的主体，谁败下阵来谁就是资产阶级，就是专政的对象，没有是非、没有对错，如此而已。　　司令：话分两头，在这之前有人贴林彪的大字报甚至旁敲侧击毛泽东。这可是捅破天的，有牢狱之灾的险事，挺身而出的是个人，不是什么组织，有要当好汉的味道。　　马帅：11月15日，北京农大附中红卫兵卢小龙和沈丽化名“伊林•涤西”，在清华园贴出了《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其化名有讲究：“伊林”是列宁的化名，毛泽东曾用过“涤西’。大字报说：　　您强调“我们国家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察觉到文化大革命展开以来突出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政府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前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火力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练，实现得了吗？　　大字报曾轰动一时，引起过各种议论。　　袁方：两个中学生用心良苦，以列宁（伊琳），毛泽东（涤西）的名义和林彪讨论的　　问题，是党和国家的体制、组织形式，专政方式的大问题。为什么？因为文革已经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了。当然，林彪没有回答他们，讨论也没有进行。　　后来有人猜测说，伊林•涤西要求民主，也有的说正相反，他们要取消民主强化专政。对前者我持否定的态度，因为他们认为欲达此目的必须“强大火力的摧毁”“强大炮轰的震撼”“高温度的熔炼”这不会是推翻共产党的政权吧？另外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民主，不是什么“世界上从来没有的”；说要取消民主强化专政，倒有那么一点意思，但是我以为还要深刻。那就是把民主给权贵阶级，强化对百姓阶级的专政。因为文革已经暴露出来了，百姓阶级极不安分，他们是造共产党的反，他们是要推翻社会主义。　　设身处地，如果在权贵阶级内部实行民主，高干、军干的子弟就不会蛮干，百姓也不敢反叛，不就天下太平了？尽管伊林•涤西想得天真，把自己当成了天下的主人，若果真如此，也是一种进步，毕竟在当时，共产党还是一个人说了算。　　但迫于形势，不便直说，希望以强大的火力，引起强大的震撼而得到当初组织红卫兵，得到毛主席赏识的效应。两个人可能一直盼望着林副主席的召见呢？　　司令：我也这么想，从谭立夫和遇罗克最后的下场就能证明。一个参军提干，一个判处死刑。五大学生领袖，都判刑坐牢，无一幸免。今天，那些少数派的红卫兵都飘摇、沉沦，而当年的“红色贵族”却都活跃在政坛、商海有的还在搞投机、搞“官倒”。不是吗？　　袁方：但这还不叫不民主，只能说是不平等，小老百姓和当权贵族从来就没有平等过。　　马帅：北京林学院的学生李洪山贴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的大标语。　　并批判学毛选的实用主义，指出：“毛主席二十年代的，你拿到六十年代硬套，那怎么行？”　　袁方：表面上李洪山是在批评用毛选的人，实际上是在说毛选不再适时了，二十年代的就是二十年代的不要再套了。和林副主席的“活学活用”不是在唱对台戏吗?　　马帅：中央文革还是用老办法，先表态，再煽动，后镇压。康生说：“这么一小撮人，有的贴反对毛主席的标语，例如北京林院的李洪山，特别是清华大学的易振亚、万会秦反对我们林彪同志。这样的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林总的，这样的是什么人？（众：反革命！）对！是反革命！反革命利用的小走狗！（康生日北京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司马辕
文革卡片阵容/刘邓司令部/147页）江青说：“你们辩论不过一个谭立夫、伊林，你们革命还能革到哪一步？伊林的大字报有一点内容，动了点脑筋，你们为什么不驳他？你们有没有气度驳过她？（江青日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的讲话。司马辕 文革卡片阵容/刘邓司令部/极左派182页）　　有了首长的指示，“首都三司”、“四•三”等大中学红卫兵召开的誓师大会、批判大会铺天盖地，声讨之声不绝于耳，“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的口号声震天动地。1966年12月十六日李洪山被捕，随后卢小龙和沈丽被捕。　　文革史上的重重一笔，在当时被称作“十二月黑风”的红卫兵抗争就这样结束了。由此引发了几位副总理和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　　司令：话要分两头，我们先来讨论上海的工人运动。　　　　
作者:gyh2006996 提交日期: 18:21:00
　　列宁说：政治上的谩骂是空虚、懦弱的表现。
作者:gyh2006996 提交日期: 09:32:09
　　不得了，上海工人闹起来了！　　　　　　马帅：工人可不比学生，学生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工人就不一样了，虽然在企业里主不了什么大事，但如果造起反来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可以停产、罢工，工人可是有实力呀！
日京沪铁路上海附近的一个小站安亭发生了上海工人集体卧轨事件，致使京沪铁路中断。　　其原因是上海工人联合起来成立了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上海市委态度强硬不予承认。其实不承认就不承认，你接着反就是了，哪有你要造人　　家的反，还要人家承认的。可是当时的人想不开，承认了就合法了，参加的人就有了护身符。　　于是“工总司”在成立大会之后组织了请愿游行，要求市委领导接见。市委表示，“工总司”是一个违反中央规定的跨行业组织，市委的态度是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　　于是“工总司”2000余人乘火车赴北京请愿。上海市委当即下令上海铁路局拦阻火车。火车离开上海不久，被阻留在安亭车站。“工总司”群众愤怒了，纷纷下车，躺在铁轨上，拦截客车。　　
消息传到北京，中央WG小组组长陈伯达指示：坚决地不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坚决地不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袁方：那是自然。大革命时期，中共在上海搞过工人运动，组织过工人的武装起义，深知上海工人蕴藏的巨大力量。WG伊始有专门的文件限制工人串联，不许有跨行业的组织，要就地闹革命。为什么？就怕工人联合起来。工人不像学生，毕业了就散伙了，各奔东西；工人却相对稳定，他们的组织会保留下来，甚至有形成政党的危险。这可不是耸人听闻，东欧的民主运动从1956年匈牙利的贝多芬俱乐部的事起，一直就没消停过。可“工总司”的头头偏偏是王洪文，王不过是依附于张春桥的一个庸才，或许有些政治见解，政治主张自然谈不上。　　听众：听话音您还挺遗憾，您是不是希望有一个政党与共产党抗衡？　　袁方：平心而论，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都羡慕西方的多党制。但，那几乎是妄想，所以求其次，希望共产党做得好，可是共产党做不好，或者说不愿意好好做，所以让老百姓很失望，就更羡慕多党制了。难道不是吗？　　马帅：上海市委态度强硬，认为“工总司”是个跨行业组织，是非法的，也是有缘由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上海发表的，是上海态度鲜明支持了毛泽东，支持了WH大革命，毛泽东总不会过河拆桥吧？一个卧轨，一个决不退让，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中央WG派张春桥处理这一事件。　　张春桥到上海后，在安亭找到“工总司”的头头王洪文，经过会谈，当即决定承认上海“工总司”。这一戏剧性的结果，令上海市委迷惑不解，几次强硬地向中央汇报，批评张春桥支持“工总司”。但没有用。因为毛泽东支持张春桥的决定，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正式签字。这五项要求是：一，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二，承认11月9日的大会和工人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三，安亭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做出公开检查；五，对“工总司”今后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袁方：能用的就用，用不上的就甩，是毛泽东做事的一贯风格，对上海市委也是一样。按理说，在江青拿着姚文元的手稿，在北京急得乱转，无处发表的时候，是上海市委救了急，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姚文，才引燃了WG的导火索。可以说以陈丕显任第一书记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是立了大功的。　　说毛泽东是战略家，一点不假，他总有战略的眼光来处世待人。这一次毛要利用工人，把工人扶植起来，在这一战略大计面前，牺牲一个陈丕显不算什么。　　马帅：那张春桥呢？为什么不按陈伯达的意见办，毅然决定支持工总司呢？他怎么敢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来赌注呢？　　袁方：WG本身就是一个大赌注，毛泽东就是最大的赌家。张春桥要把上海市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取代陈丕显，就要拉队伍，和自己的老上级陈丕显对着干。恰好有一个“工总司”可以为我所用，他能放过这样的机会，能不支持“工总司”吗？显然不能。　　毛泽东和张春桥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这同时引起了毛的警觉，在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后，在举国上下都以为张春桥会继任总理的时候，毛泽东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华国锋，　　为什么？张春桥城府太深，连毛泽东也吃不透，这些都是后话。　　司令：“工总司”好像是一个靠武斗起家的组织。　　马帅：是不是能把上海“工总司”定义为靠武斗起家不敢说，靠武力解决问题，不行就　　打倒是真的。1966年底王洪文等领导的上海“工总司”与保守派“赤卫队”发生武斗，失败的“赤卫队”要赴京告状，“工总司”则到昆山县拦截，追打致使冲突扩大，沪宁铁路停运。酿成著名的“昆山事件”惊动了周总理就是一例。　　司令：王洪文到底是个什么人？　　马帅：还真不清楚。在他正红的时候，流传王洪文当过农民，后来参军，在朝鲜打过仗，转业后又到上棉十七厂当干部，是一个集工农兵于一身的根红苗正的人。“四人帮”倒台后，说法就变了，说王洪文是自我推荐，自吹自擂说自己当过兵、入党早，又是厂里保卫科干部，一贯表现好等等。于是，大家就推举王洪文当头头。官瘾十足的王洪文轻而易举地当上了“工总司”的“总司令”。　　袁方：王洪文也叫应运而生，应的什么运？就是毛泽东要发动WG，老百姓要造反。要不然，光靠自吹自擂也不会有几十、上百万的工人拥护他。　　马帅：工总司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日，上海市委的“后院起火”，张春桥的部下，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头头徐景贤带领写作班子的人冲锋陷阵，提出“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的口号。　　接着，张春桥、姚文元又接见了王洪文等人，张说：“上海的200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的工人阶级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卫兵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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