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界最大的小提琴美国华盛顿州，里亚尔托海滩。夜色渐昏，荒凉更甚，几百里内难以觅见人影，只有不断上涌的潮水冲刷着沙石，在巨大的漂浮木内激起雄浑的振荡。62岁的戈登·汉普顿（Gordon Hempton）站在齐膝深的海水里，侧头倾听。这里是汉普顿的心爱之地——30年来，他已经造访了800多次。在这片碎石密布、枯木横陈的荒芜地带，汉普顿听过一年四季轮转的声音，听过白天和黑夜交替的声音，也听过台风和暴雨肆虐的声音。2000年，他把家搬到邻近的奥林匹克半岛，只为离他耳中的天籁之音更近一点。“你知道吗，我热爱大自然中的所有声音，但如果有人用枪指着我的脑袋，让我在10秒钟内选择一个最爱的声音，那我会说‘自然界最大的小提琴’。”汉普顿所说的小提琴就是横卧在里亚尔托海滩上的漂浮木。它们从附近的海上和河流漂流而来，多为红木杉、道格拉斯冷杉、加州铁杉和阿拉斯加云杉，粗的直径超过两米，长的达100米。其中阿拉斯加云杉质地细密柔软，富有弹性，是制作顶级吉他、小提琴和斯坦威钢琴响板的首选木料。而被夜风驱赶上沙滩的海浪，就像拨动琴弦的无数根手指。“我想，全世界也许只有不到100个人亲耳听过野外漂浮木的音乐。你必须把脑袋探入中空的树根内部才能听见这秘密的音乐。你问我为什么最爱这个声音？很难用语言解释，这是一种感觉。”汉普顿轻轻说，“当我进入海滩的漂浮木中，我就忘记了时间，我只是无比充实地活在当下，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不再用语言进行思考，而用一种全新的方式体会世界。是心灵，而不是头脑，主宰了我。我录过700根漂浮木，每一根都是独一无二、美妙绝伦的。”花了一个小时，汉普顿终于选中一把理想的“小提琴”——一根长20米、粗5米的阿拉斯加云杉。他从防水包裹中取出“弗里茨”，一个其貌不扬的深灰色塑料人头，眉骨间分布着年头已久的墨绿色斑纹。这台德国造双耳麦克风诺依曼KU-81i录音机拥有最接近人耳的性能，能够逼真地录制和重现各种自然声，是汉普顿几十年来从不离身的爱将。“涨潮的迷人之处在于，”汉普顿说，“它总是让人有所期待。”说完，他不再开口，蹙起眉头，全神贯注地捕捉声音，然后在最佳时刻按下录音键。身处云杉的中空根部，汉普顿像一头麋鹿般一动不动，他的头使劲向后仰，紧闭双眼，面带微笑。在接下来的七分半钟，一种狂喜和幸福的表情停留在他一贯严肃冷峻的脸上。晚风、海浪、沙鸣、林音，从各个角度倾泻进来，在扭曲的空间里相互碰撞、共鸣、震颤，时而高亢如裂帛，时而轻微似咏叹。再一次，他找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不受人类打扰的宁静。亚尔托海滩上的漂浮木录音中的汉普顿为了寻找宁静，汉普顿周游世界三圈，足迹遍布七大洲——这是一项比想象中更加困难的任务。早在1905年，诺贝尔奖得主暨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便发出警告，“人类终有一天必须极力对抗噪音，如同对抗霍乱与瘟疫一样。”历经一个世纪后，宁静离人类更加遥远，就像濒临灭绝的物种。城市、近郊、乡村，甚至最偏远、辽阔的国家公园，都免不了人类噪音的入侵，而在洲际之间往返的喷射机，也使得北极无法幸免。“安静地方的灭绝速度，远比物种的灭绝速度来得快。”经过多年考察后，汉普顿认为今天在美国只剩不到十二个安静地方。根据他的经验，在美国要找到连续十五分钟以上的寂静，极度困难，在欧洲更是早已绝迹。即使在荒野地区和国家公园，白天的无噪音间隔期也已减少至平均不到五分钟。甚至在与世隔绝的亚马逊丛林，每天也至少有六七班飞机轰鸣而过。不出意外，中国也名列噪音重灾区。在2014年出版的传记《一平方英寸的寂静》中，汉普顿专门谈到中国“长江女神”白鳍豚的灭绝。白鳍豚是五十年来地球上第一种灭绝的哺乳动物，一般人都认为过度渔捞、兴建水坝是罪魁祸首。但汉普顿认为，船运交通的声音侵害才是元凶，因为海豚运用声音来觅食，并用刺耳的高频声音震昏猎物。但船运噪音使白暨豚的声呐系统无法发挥作用，“对白鳍豚这种海洋生物来说，生存环境已经恶化到它们无法承受的地步。”动物不是噪音的惟一受害者。作为噪音制造者，人类本身也在遭受伤害。汉普顿援引150多年前，美国土著印第安部落酋长希尔斯写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的一封信：“白人的城市没有地方可以聆听春天的树叶或昆虫翅膀的沙沙声。或许我是野蛮人，所以不了解，但是喧嚣似乎只是对耳朵的侮辱。如果在夜晚听不到三声夜莺优美的叫声或青蛙在池畔的争吵，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印第安人喜欢风轻轻吹过湖面的声音，还有风本身被午后的雨水洗过或吹过松林的味道。对印第安人而言，这样的空气是珍贵的，因为这是万物——野兽、树与人——共享的气息。”希尔斯的信让汉普顿下定决心去做一名荒野的捍卫者。他坚信，寂静滋养人类的本质，让人明白自己是谁。等人的心灵变得更乐于接纳事物，耳朵变得更加敏锐后，不只会更善于聆听大自然的声音，也更容易倾听彼此的心声。寂静就像炭火的余烬般能够传播，“我们找得到它，它也找得到我们。寂静有可能失去，却也能够复得。”逐梦之路1980年秋，一个午夜，27岁的汉普顿把车停在路边，用困倦的眼睛打量了一下四周。这是蜿蜒于美国俄亥俄州偏僻乡间的一条羊肠小路，月光穿过墨蓝色夜幕，洒在路边广袤的玉米地上。年轻时的汉普顿一头微卷黑发，体格强健，目光锐利，消瘦硬朗的脸庞泛着户外探险爱好者特有的深红色光芒。此刻，他正独自驾车穿越中西部平原，前往威斯康辛大学攻读植物病理学博士——树木，是他至今为止最大的人生爱好。连续开车13个小时后，他对眼前这块玉米地很满意，从后备箱里熟练地翻出野营睡袋，和衣躺倒在两排粗短的玉米杆之间。万籁俱寂，只有蟋蟀在他的耳边发出阵阵脆响。到了下半夜，天边传来隐隐约约的雷鸣，但疲劳攫住他，让他懒得动弹。雷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雨点砸下来，起初零零星星，很快变成瓢泼大雨。汉普顿一动不动，任由雨水像泻闸的洪水般冲刷着他。他不想再继续开车，不想再做任何事，不想哪怕挪动一丁点。他静静地承受着雨水和雷声，听见了来自世界深处的宁静。“原来宁静不是没有声音，而是只有最纯粹的声音。”雷电在头顶炸裂，雨点敲打着帆布，野风呼呼地蹿过玉米地，这些都成为汉普顿耳中最妙不可言的音乐。当大雨停息，汉普顿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这么久以来，自己从未真正倾听过？“那是改变我一生的时刻。从那一刻开始，我决定成为一个真正的倾听者、一个记录大自然声音的人。”年轻时的汉普顿但汉普顿对前途一无所知。30年前，生态录音师这个职业还不存在，他只能凭着本能和野外求生般的强烈意志独自往前走。一抵达威斯康辛大学，他就到音响设备店去买麦克风和录音机。店主问他，“你要什么型号？”他顿时傻了眼，他以为所有的麦克风和录音机都是一个型号。汉普顿在音响店上了第一课。他把驾照押给店主，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回自己的第一套录音设备。“那天，我拎着崭新的录音机走在大街上，兴奋不已，我知道一个全新的天地向我打开了，就像穿上潜水服，深入海底的未知世界一样，再没有任何东西横亘在我和我的梦想之间，我可以自由地探索了。”几个月后，汉普顿试图向银行贷款，开始自己的事业，但银行职员将他嘲笑了一番。他意识到，自己拥有的惟一资源是两条腿，于是毅然退学，在西雅图找了一份快递工作，骑着自行车递送包裹，每送一份赚一块钱，一干就是九年。这是一份让人沮丧的工作，但汉普顿有了收入，一点点积下存款。他随身带着录音机，没有活儿的时候，就在街边逮着什么录什么。他还记得第一份让自己满意的录音作品。那天，他正在西雅图市中心一家名叫Baby-Os的酒吧门前休息，一群朋克乐手走过来开始表演。华丽迷醉的朋克乐风与嘈杂匆忙的车流声、人声、脚步声混杂在一起，形成某种难以言说的音响世界，汉普顿深深陶醉了。在街头录了三年后，汉普顿听得越多，听见的就越多。不断使用录音设备让他的耳朵越来越敏感，“因为录音机是没有选择的，它平等地倾听所有声音、呈现所有声音，最终我把自己的耳朵训练成一台录音机。”汉普顿终于成为一个专业录音师，可以从最纷繁复杂的声音中辨认出最细微生动的声音。他利用积蓄走访国家公园，在大自然中录下风声、雨声和落叶声。眼看离梦想越来越近，汉普顿却越来越焦虑不安。随着一步步深入录音业，他意识到竞争的残酷性。作为半路出家的外行人，他感到自己无法追上同行的脚步，既孤独又窘迫。1988年深秋的一天，他来到华盛顿州的烟斗石峡谷国家公园录制瀑布声。他按照行程表，找到完美的录音地点，打开录音机，却怎么也找不到激情。所有声音听起来都平淡无味，所有声音听起来都不对。因为绝望和无助，汉普顿的眼泪夺眶而出。“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完全失败了。这一切太难了！我想要放弃，想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但放弃梦想比艰难奋斗更困难，汉普顿瞻前顾后，举步维艰，仿佛被蛛网困住的小虫。就在这时，他遇到了职业生涯的导师Norman Durkee。这位有着数十年经验的资深录音师对汉普顿说，“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把这件事做到最好，然后你就会得到认可，你就会获得价值。”汉普顿这么做了。“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想得太多，但倾听不是来自于大脑，而是来自于内心。我应该做的事很简单：不是使用，而是感觉手中的机器；不是设计，而是追寻真正的声音。”汉普顿利用之前的录音作品申请到一笔赞助，结束九年的快递生涯，离开城市，离开风景区，走进人迹罕至的森林深处。他决心要录下那些濒临灭绝的自然声，并且尽自己所能做到最好。30年后，汉普顿成为美国最家喻户晓的声音生态学家，自然录音师，录制六十多盘畅销唱片，获得过林白基金会、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以及劳力士“雄才伟略大奖”，在无数人心中创造出一方不染尘嚣的宁静绿地。1992年，他凭借为PBS电视台制作的公益纪录片《消失的黎明大合唱》捧得艾美奖。他在领奖台上说，“你觉得自己可以听见多远处的声音？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可能会说两公里，这是他们能想象的最远距离。乡村的人一般可以听见六到八公里外的声音。而当我身在宁静的大自然中时，我能听见32公里以外的声音。哪怕我离最接近的人类伙伴超过二十英里，但我并不寂寞，反而感到愉悦。愉悦与静谧的狂喜。”失聪长年野外录音生活，让汉普顿变成独来独往的夜行动物。正午时分常刮着风，破坏了声音的清晰度。清晨和傍晚相对宁静，但自然界的色彩丰富，人的注意力容易集中在视觉上，干扰了对声音的判断。只有夜晚，万籁俱寂，眼睛在黑暗中失去方向，听力变得格外敏锐起来。因此汉普顿喜欢在深夜出没，寻找完美的录音地点。他用白色胶带做出记号，再在黎明破晓前赶回来，戴着头灯，利用胶带的反光架好设备，每一台机器都必须精确安放，有着严格的高度和准确的朝向，而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得摸黑进行，因为日出瞬间是转瞬即逝的完美录音时刻。为了录出满意的音效，汉普顿往往需要多次补录。有一次，为了录到西部野云雀的叫声，他在华盛顿州Willapa海湾的一片小树林里录了六星期。那片树林长在一座海岛上，属于美国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不允许扎营过夜。汉普顿就露宿在临近的国家公园里，每天凌晨两点，他摸黑划一条独木船上岛，骑着山地自行车翻过一座小山，然后把车留在树林外，步行20分钟来到事先找好的录音地点。“在这六个星期中，我不止一次地觉得自己的行为像个傻瓜。但当我终于录到最完美的那声鸟鸣时，我不再是傻瓜了，我成了英雄！这是极其微妙但决定性的转变。一瞬间的转变。我等待了这么久，久到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智商时，我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所以，自然录音师最重要的品质是耐心。耐心比智慧更重要。你也许是个急性子的人，但自然会让你慢下来。”在汉普顿的录音事业蒸蒸日上时，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就像热爱音乐的贝多芬耳聋一样，汉普顿也遭到丧失听力的折磨。2003年，他第一次失聪。那天清晨，他从睡梦中醒来，看见几只小鸟在窗外的枝桠间跳跃。他知道，这应该是鸟儿啼唱的时刻，但他却没有听见鸟鸣。他问妻子，“你听见鸟叫了吗？”妻子回答，“听见了。”他的脑袋一片空白，再也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自己聋了。他清除了所有耳垢，停止食用所有营养补给品，并不再使用生发水。两个月后，奇迹出现了，他丧失的听力突然恢复正常。他听到了暖炉旁柴火的噼啪声，以及冰箱传出的水声。但没多久，他的听力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样的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不断上演。不难想象，这对热爱声音的汉普顿是多么致命的打击。哪怕到现在，当他回想起那段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都双重崩溃的时光，依然忍不住眼眶发红。直到2005年春，汉普顿的听力才彻底恢复正常。失聪让汉普顿顿悟了很多，他开始反思：“在充满噪音污染的世界，就算有完美的听力又有什么用？”他将盲而复明的自然博物学家缪尔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缪尔失明后，发誓只要能恢复视力，便将一生奉献给“上帝的创造物”，最终，重获光明的缪尔成了美国人熟知的国家公园之父。听力康复后，汉普顿决定把多年前构思的宁静保护计划付诸现实。他历经3个月，在美国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霍河雨林深处，觅得一处没有任何噪音的一平方英寸土地。他将一块鹅蛋大小的红石放在一根倒下的、长满青苔的粗大原木上。半年后，他在旁边又安放了一个“静谧思绪之罐”，罐子里装了一支笔和一些纸，以供前来此地的人留下他们的想法和印象。他曾在罐子里收到10美元的捐款，还通过纸条上的留言得知，有人曾在这里向另一半求婚。寂静之石红石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寂静之石，红石的领地则受封为“一平方英寸的寂静”。 10年来，守护红石“一平方英寸的寂静”成了汉普顿老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每次前往红石，他都会监测周围入侵或可能入侵的噪音，记录下时间、分贝、来源，然后跟对方联系，向他们宣讲寂静在这个时代的稀缺品质，并恳请他们自我约束。“我没有什么科学依据，这更像是我个人发出的一个信号、一个信念。自然界的宁静是治疗人类噪音污染的解毒药，但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地方设置专门的宁静保护区。”汉普顿说他之所以选择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是因为这里拥有多样化的自然声境和相当大量的静谧时刻。在美国的其他国家公园，噪音争议已成为话题，而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空中观光还在初期发展阶段，里面没有直接穿越的道路，也没有通往最高峰的风景路线，若要到未开发的偏远地区，只能靠徒步。不幸的是，从两年前开始，汉普顿经历了第二次听力丧失。目前，他的右耳已经恢复了80%的听力，左耳只恢复了25%，录音棚里所有的剪辑工作都必须依赖助手。和第一次失聪时相比，汉普顿乐观了很多。他多方奔走，成立“一平方英寸的寂静”基金会，向政府和航天局呼吁不要让飞机飞越荒野，在自然保护区设置噪音监控器，劝说产生噪音污染的企业进行治理或迁移，为大地多保留一平方英寸的寂静。他绘制了“美国声音心电图”，联邦航空总署美国大陆地图。那是一幅多么可怖的心电图，超过80分贝的地区如同耸立的尖刺，而密密麻麻的航线下的美国大陆就像一张大麻袋。“有人说我是痴人说梦，我回答说，是梦没错，但并非不现实。”在基金会的努力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十多家美国企业迁址，两家航空公司改变飞行航线，绕离原始森林区。“听见宁静，保存宁静，这不是我的什么伟大发明。这是每个人内心的向往。”他说，“如果我不做这件事，迟早会有人来做。但也许会太迟，这是我最担心的，这也是我做这件事的原因。”汉普顿和他的全套录音装备访谈问：媒体给了你很多头衔，环保主义者、自然录音师、声学生态家、声音艺术家，你最喜欢哪一个？答：我是一个倾听者。其他一切都是倾听的结果。每次听到声音艺术家或声学生态家的称呼，我都觉得愧不敢当。我以倾听作为一生的事业，然后才是录音、举办音乐会、配音等等。我依然在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尤其当我和孩子们在一起时，总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新东西。我们都是天生的倾听者，但当我们变成成年人后，我们学会了怎么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重要”的事情或声音上，但实际上，那些事情和声音可能根本无关紧要。那种不叫倾听，只是一种无意识的自我损害。真正的倾听是平等地对待所有声音，包括那些看似无价值的微弱声音。这些微弱之音中常常暗含着我们的未来。比如，如果我听见鸟儿在远处唱歌，虽然声音很小很微弱，我也能判断出，前方一定有一块丰饶之地。我不需要看见，只要听见就可以了，于是我就会往那个方向走，在那里扎营甚至定居。所以人类的耳朵对鸟鸣非常敏感，我们的祖先就是靠着这些声音的指导来寻找栖息地的。问：你用一生的时间来寻找、享受和记录宁静，为什么宁静对你这么重要？答：对我来说，宁静不是某些声音的缺失，而是所有声音的呈现。地球充满了能量，其中大部分都可以被我们听见，所以彻底的安静或绝对无声是几乎不存在的。据我所知，存在于大路上的最安静之处是夏威夷毛伊岛的哈雷卡拉火山。那里的声压是负分贝。人耳能听见的最小声音是零分贝，但在此之外还有更轻微的声音，那些就是负分贝。当你处在大自然的宁静环境中，你不是孤身一人，你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不管是从远处传来的鸟叫，还是树木草叶的轻微颤动，你都能用本能体会和察觉。这是一种完满而和谐的呈现。这是体验宁静的感受。问：你能讲述在录音生涯中一次非常神奇的经历吗？答：2012年6月，厄瓜多尔的亚马逊丛林土著部落Cofan邀请我去给他们的原始森林录音。他们正在学习怎样使用网络向外界寻求经济和技术支持，抵制那些觊觎当地宝贵自然财富的偷猎者和大公司。他们希望在网站上播放我的录音，从而吸引更多访客。于是我和我的两个孩子Abby、Oogie带着沉重的设备来到厄瓜多尔。我们先在安第斯山脉间走了16个小时高低崎岖的盘山道，深入亚马逊盆地，接着坐电动竹筏漂流两天，抵达丛林边缘。那里是水蟒、毒蛇、蜘蛛、蜂群、蚊子和水虎鱼的大本营。然后我们又在林中徒步一整天，部落首领Randy的儿子手拿弯刀在前方为我们劈开一条路，中途不时遭遇绒毛蛛猴、巨嘴鸟，甚至还看见了世界上体格最大的角鹰，它的翅膀张开能达到两米宽。坐竹筏漂流亚马逊河的汉普顿在我们的这趟朝圣之行中，原始森林呈现给我们的音乐也在不断变幻——最后，我学会了只靠聆听森林五分钟就能准确判断出时间。各种昆虫从不停息地发出声响：嗡嗡声、咚咚声、滴滴声。蛙鸣也几乎无处不在：咕咕的颤音、呱呱的脆响、哇哇地咆哮。鸟类在清晨和傍晚最活跃，伴随着吼猴宣告地盘的高声独唱。我甚至听到过一只美洲虎的嘶嘶声，也许是我们喷洒的杀虫剂或录音设备的高频音让它感觉不适。找到合适的地点安置录音机没有难度，任何位置都是完美的录音位置。当部落人帮我们搭帐篷时，我独自出发。部落人告诉我一定要背靠大树站立或弯腰，这样可以免遭美洲虎从背后袭击。我每天都要录十几个小时，没日没夜，抓住一切机会录音。但即使在这样人迹罕至的原始丛林里（距离最近的公路和通电村庄有1200公里），每天仍然有八到十次听见飞机从头顶飞过的噪音。我在六大洲都录过音，但没有一处能完全免遭现代人类声音的干扰。但亚马逊丛林已经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自然界，身处其中的感觉难以用语言形容，幸运的是，我也不必用语言形容，我有录音。当然，录音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倾听，然后发现全新的自我。我希望这些录音能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让人们意识到Cofan部落的伟大和这块原始森林的珍贵。你可以到我的网站 www.cofan.org聆听更多森林之声。亚马逊雨林中的汉普顿问：人类声音和自然声音有什么根本区别呢？答：如果是自然的人类声音，比如说话声、脚步声，只要不是人造机器的声音，那就没有问题。声音是一种信息，是生物存在、活动、交流必不可少的工具。脚踩在落叶上发出的沙沙声向周围传达出“我来了”的信息，脚步声的大小和频率还可以给周围生物透露更多内容。世界上有全盲的生物，但没有全聋的生物。根据科学研究，任何生物，包括人类，在野外环境中总会会先集中注意力聆听，然后用眼睛四下观察，接着才是接触、嗅闻和品尝。但人类制造的机器噪音是单调的、信息含量极小的，比如吸尘器的声音、马达的声音，而且这些声音分贝很大，足以掩盖那些微弱、精细、信息含量丰富的自然音，比如鸟类分享食物源和水源的叫声，昆虫分辨花粉的声音，自然界原本稳定的生态金字塔遭到了破坏。在噪音环境中，人类也无法轻声耳语，以轻微细腻的声音来传达更细致的情感，这会让我们最终变得困扰、困惑和无家可归。问：你觉得人类是天生的“倾听者”吗？如果是，我们是否已经丢失了这个能力？答：毫无疑问。所有动物都是靠倾听来生存的。声音可以轻轻松松地包含大量信息。有个现象很有趣，很多动物都有眼皮，但没有一种动物有“耳皮”，也就是耳朵随时随地在接收和捕捉声音。人类当然也不例外。婴儿都对声音极为敏感，但问题是，当孩子们进入学校，被训练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类制造的声音上，比如老师的说话声、弹琴的声音、动画片的声音等，从而忽视乃至弱化了聆听自然的能力。我发现，生活在偏远地区、仍然依靠自然界生存的人们依然是杰出的聆听者，能够辨认出动物在三公里以外发出的叫声含义。所以，我可以向那些想要成为杰出聆听者的成年人提两个建议。第一，和小孩子一起在夜里散散步。把孩子托在肩膀上，然后出发。孩子会告诉你所有聆听的技巧。第二，多听录音机。录音机没有大脑，它平等地“听见”所有声音，然后把这些声音平等地输送给我们的大脑。哪怕是宁静，也会显得更加清晰。有趣的是，一旦大脑学会真正的聆听技巧，它就会自然地捕捉大自然中的所有声音，不用再依赖录音机。问：你曾经有段时间丧失听力，这一定是非常痛苦的经历，你是怎么挺过来的？这有改变你倾听世界的方式吗？答：不幸的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第二次听力丧失。2003年，我第一次失聪，18个月后康复。查不出病因。这对我是致命的打击，哪怕是现在，每当我回想起那段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都双重崩溃的时光，我依然忍不住眼眶发红。我目前的失聪从两年前开始，目前依然在恢复阶段。我的右耳已经恢复了80%的听力，左耳只回复25%，录音棚里所有的剪辑工作都必须依赖助手。但有趣的是，哪怕是失聪以后，我也经常能听见一些助手听不见的细微声音。幸运的是，我已经把所有录过的声音都收录整理，建成我的声音图书馆。比如助手听见录音机里有某种瑟瑟声，无法分辨是一阵短促微风吹拂树叶发出的声音，还是阿尔卑斯山瀑布流水声（从远处听时，这两个声音非常相似），我就会让他们到声音图书馆中找出我收藏的声音样本进行比较、鉴别。去年，我用这种方法培训了六个年轻人，他们在此之前从不知道自然界的声音如此美妙。每个人都觉得在精神上得到重生，以全新的目光看待地球。丧失听力也有好处。第一次失聪后，我在2005年的地球日建立了“一平方公尺的宁静”基金会，并在四年后出版同名传记。第二次失聪后，我成立了“宁静地球”项目，将我的录音成果传播给更多人。同时，失聪原因也查明了，源自现代都市的噪音污染。我从只有100个居民的故乡小镇乔伊斯搬到人口百万的西雅图，导致我的精神紧张，免疫系统失衡，对很多东西发生严重过敏。但我的妻子和孩子需要在城市生活……人生是复杂的，就像失聪，也让我顿悟很多。问：你觉得想得太多也是一种噪音吗？答：人类的大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繁忙过，在各种电子科技的持续引诱下，集中力难以集中，脑子里总是乱糟糟的。每天都能有一段安静的时光对人的身心健康极其重要，做起来也很简单，只要我们关闭所有电子设备，静静地坐一会儿，用心体会周围的各种自然声音，比如叶子的沙沙声。在宁静中感受自然的奇迹能让我们燃起希望，让我们成为自己真正想成为的人。问：你曾说过，宁静正在成为濒危物种。你对宁静的未来抱有乐观还是悲观态度？答：绝对乐观。实际上，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没错，世界上的问题也是非常严峻，很多问题是积累上千年造成的。但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开始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并为之做出努力。只要清洁能源能够取代先有的污染源，我相信大自然一定会重返宁静。为什么我这么坚信？当我深处宁静之地，我向宁静发问。宁静是会回答的。答案来自于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我想像遥远的祖先，在同样的处境中也会问出同样的问题。他们成功地生存再来，因此才有了我们。每次当我在宁静中倾听我们的未来，我就感受到希望。为什么我们的未来会比我们的过去更艰难呢？
&&版权属于作者&&商业转载联系作者
推荐：上一篇：
评论列表（网友评论仅供网友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本站同意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华盛顿乘喷射机离去
该怎样开始讲陈珊妮的故事呢？
好像我们可以讲讲她作为制作人和某某歌手闹不和绯闻，讲讲她批评某某圈内前辈作品的故事，或者是和国内摇滚圈著名教父的那次合作，好像我们可以讲的很多，好像朋友们似乎对于这些故事更感兴趣。直到和公主聊起来时，她却说，其实到大陆来做通告特别开心，因为大陆有真正的音乐媒体会关注她的音乐，会问一些很不一样的问题。而在台湾，娱乐媒体们总是把她当做明星而非音乐人，总是讨论八卦而非音乐，“我跟他们说就这样吧反正你们也问不出什么，我聊音乐你们会写么？”陈珊妮笑着说。
那让我们来聊聊那些我们明明记得但假装忘记的东西。聊音乐？实话说，不管你是一个创作人还是制作人还是音乐媒体人站在陈珊妮面前聊音乐都会很有压力。那些传言中难看的脸色和不近人情的言语冲击着我们希望交流和得到认可的热情。对此，“公主”很无辜。“确实好奇怪啊，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大陆，所有媒体看起来都是一样紧张，相信我，你算最淡定的一个了。”陈珊妮说。
无论是唱片封面还是写真，陈珊妮都很少在镜头前笑，但其实我们都记得那些现场她开过的玩笑，都记得她笑起来嘴角可爱的法令纹。时间的痕迹并没有优待陈珊妮，瘦瘦的她脸上确实偶见岁月的踪迹，但一定如你们所想的，她还是会穿着粉红色的条纹睡裙，趿着拖鞋接受采访，金黄色潇洒而显嫩的短发继续无限拓张着她“公主”的气质和影响力。
这其中倒是不包括公主病。
采访在一个天空并不明朗的早上，几天来闷热的天气终于被一场阴雨打破，陈珊妮坐在落地窗前，一边和我闲聊着北京的天气，一边为摄影师的灯光位置安排提着建议，调整坐姿和灯光高度以减少脸上的阴影，耐心而友好。我好像突然忘记了，那个邋遢叛逆的少女到底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安静了。安静的陈珊妮也觉不像传言中那样难说话，她安慰紧张的笔者：“我说每个人来的时候都特别紧张，但是也得告诉你，他们走的时候都特别放松。”
我们最早开始窥探她的故事是通过音乐，然后是那些诗一样的歌词。这些歌由其他耳熟能详的歌手唱出来，然后我们才得以让视线越过调音台，看到这个清瘦的女人。不管是《香水》还是《花样年华》，最终指引我们听到的却是《华盛顿砍倒樱桃树》这样天马行空个性乖张的作品，歌词说的是一串串五光十色的故事，编曲绝对不能用“好听”“悦耳”形容，这时一些乐迷被吓的躲开，一些乐迷像拣宝一样轻轻拾起捂在手心，一捂就是将近二十年。
从最早每年一张的高速创作，到现在《低调人生》“两年磨一剑”得来的精细制作，这二十年间陈珊妮拿出的却不仅是这么多优秀的作品，还有以制作人/词曲创作人身份发表的数量难以计算的经典唱片，不少朋友甚至是通过这些唱片才认识公主的。提到这些“壮举”，陈珊妮却坦言只要是音乐之内，其实自己“毫无压力”。“我可以算一个全职的制作人，所以完成制作的工作是信手拈来的，所以其实这两个角色加起来也并没有多少工作量。”陈珊妮说。“两年磨一剑”之所以打引号，是因为其实两年一张专辑节奏或许本身不慢，而对于陈珊妮的发行频率来说却是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但在陈珊妮自己看来，这张专辑的创作却是顺风顺水一蹴而就的。《后来我们都哭了》或许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陈珊妮唱的是她的梦，是新奇而无所顾忌的想象，在这之后，她唱的却是她的生活，平平淡淡，情绪自内而外。到了《低调人生》情况可能更为明显，而在编曲上展现所出来的张力，同样也不再张扬。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公主略微顿了一顿。“其实在我决定要如何去执行这整个的过程可能比你想象中要来的简单。我可能会有很多构思在陆陆续续产生，但在我决定要怎么做时就没有那么多预谋了。这张从头到尾在做的时候我想的就是不想让它那么庞大。你可能猜我会在开始的时候考虑这个东西的主题是什么，以什么为梗去铺成，让听众对它感兴趣，然后我会安排歌的顺序，从第一首到第七首它会有个怎样的景象变化等等，其实我并没有做这些工作，我就是一直做，然后自己就知道这首歌应该放到这张专辑里，从第一首到第十首，很快就完成了。我基本按照直觉在做这些。这样做它确实有不一样的乐趣，它没有那么严谨，而是有很多直接反应出当下情绪的地方。当我写完一首歌，我就知道它属于这张专辑，我就知道它的位置。所以当然这段时间也创作了一些其他作品没有放到里面。”陈珊妮说。
《低调人生》并没有获得一边倒的好评，这几乎在意料之中。做出好音乐的陈珊妮不是陈珊妮，只有做陈珊妮的陈珊妮才是他们想要的。《低调人生》相比过去更近一步，听起来如此好听而流畅，编曲细腻而毫无膈应之处，哪怕听阈狭窄且极有偏见的乐迷也很难说自己不待见它。陈珊妮的老乐迷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怪诞和神经特别受用，尽管没人会要求她在四十岁的时候还要表现的和二十岁一样，但这张明显外露的个性缺失还是让他们开始疑惑，公主现在在追求的究竟是什么。
“《低调人生》我做了很多拼贴的东西。尤其是原声乐器也做了很多采样，比如专辑同名曲。其实在拼贴的逻辑上这么做是很有趣的，因为包括在频率上整张专辑都不是那么一致或者说标准，所有配器的使用上也不太像流行乐使用的，包括编曲方式等等。我使用了很多不同风格的元素在其中，比如很多歌里就有类似HipHop的节奏和段落处理，所以在整体上我觉得是用了很多流行乐少有的手法。而因为在工作方式真的还挺像DJ在工作的方式，并非常规编曲那样一个个动机的累加，所以如何找到那个真正合适的位置其实是没有标准的。在我看来制造异端并不难，而是用异端的方式做出那些有流行元素的东西可能才是最难的。所以这张专辑其实在做很多这样的事情。每个人喜欢的东西可能都不太一样，如果他特别喜欢外显和夸张的东西的话，那他可能会喜欢我以前做过的管弦乐团和DJ的组合，这种东西会很庞大很新奇。但是对于我来说每个时期可能都有每个时期想要突破，想要做的。”陈珊妮解释道。她没有点出大隐隐于市这样的词汇，只是很友好的提醒不太喜欢这张专辑的乐迷，换个耳机听一下，里边的陈珊妮其实并没有收敛多少，只不过在音乐的外形上她已经修饰的极其圆润了。而这，就是她现在正在追求的。
和陈珊妮的对话继续在进行。讲到一半，她说其实在跟媒体介绍新专辑的情况时她自己已经在设想下张专辑的事情了，很多思路会在归纳的时候产生，我告诉她我觉得其实归纳和解释对于已经完成的专辑是非常没有意义的。“其实你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她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些音乐作品，因为我就是不想用文字或者说话去表达，所以我用音乐这个媒介去传递它。但是在完成之后，我还要用十倍的时间去解释它。坦白说这件事情到了《低调人生》这张专辑就变得非常痛苦，因为它在写的是一些非常写实的，和生活近况很相关的东西。试想我本来已经用一些比较抽象和诗意的方式把它表达了出来，但是在访谈的时候却不得不再解释一遍，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煞风景的，很多余的一件事情。每个音乐作品都有一些待填补的空间，每个或听或看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融入进去。有些媒体可能并不想花时间去先听一下歌，所以我有时候可能的确会不耐烦，但又不能跟他们说不耐烦，于是我就跟他们聊别的，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些关于生活小常识一类的东西。”
陈珊妮的幽默，尽管她说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幽默的人。作为制作人她必须在棚里用些轻松的话语放松歌手和乐手紧绷的神经，但在自己碰到的问题面前，讲出这些不咸不淡的笑话其实内心五味杂陈，说出来则多有无奈。“台湾没有所谓的乐评人或者被乐迷认可的所谓意见领袖，会真的很犀利的去写一些东西。”她说。娱乐媒体或许真的不能为音乐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但歌手之外同时又既是制作人又是一个Composer能够做配乐，陈珊妮应该不会担心唱片销量，她告诉我她在考虑的确实是其他东西。“其实这件事情让我更担心的却是音乐这个产品没人再去消费了。”陈珊妮说，“尽管现在可能已经不是所有音乐人靠卖唱片活下去的年代了，大家或者是靠网络，或者是靠演出，那你可能觉得现场不同样是音乐吗？其实并非如此，比如有的人动作迟缓，有的人长的不好看，有人现场唱的不好，这些本来可以做出好的音乐产品的人是不是只能被过滤掉。在过去，只要是能做出好音乐，听起来诚恳的人，他就能被人听到。所以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一个音乐人不能在网络上和人沟通，不会穿衣服，他是不是就没有这个机会。另外一方面，在此之后是不是所有音乐人都必须特别会穿，特别夸张的表演。你可能会说优胜劣汰，但我觉得这个淘汰机制本身有问题，所以假如没人买我的唱片，我可能担心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些除了唱片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表达音乐的人。”她说。
对于陈珊妮而言，十年前在制作上或还有懵懂，但到了现在，一切问题都不再是问题。然而身为台湾制作界中生代大姐头的陈珊妮仍然还在不断学习，督促自己。刚过完生日的公主如今已经43岁，然而却像一条鱼群中不服输的鱼，尽管时间的河流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总有那么些“顽固分子”，一直在逆流而上。
如今正是作为歌手的陈珊妮名声作为顶峰的时刻，对于自己词曲编录混的全面开花，她其实想了很多。“我有考虑过现在这个状态的成因，我比老一辈制作人的优势是什么，比新一辈强的地方在哪。我想其实我开始做音乐并不断坚持到现在刚好让自己位于一个夹缝上。比我再年长，资历再高一些的制作人中有很多非常出色的，但对于他们来说，从类比时代跨越到数位时代还是需要一些转换的，毕竟在音乐本身上音质是有下降。在这其中我要要求自己的是如何去平衡改变与不变，如何在新的方式中寻找更多的制作乐趣，同时带给听众更多不一样的聆听乐趣。对于新一辈的制作人，他们可能又没有办法接触到传统录音时代那些标准化的模式，所以时间和我的坚持让我有这个机会。”陈珊妮说。
“公主”喜欢Jeff&Buckley，喜欢Kanye&West，喜欢“九寸钉”，当然听音乐的方式已经早与过去不再相同。我告诉她“九寸钉”马上会发行新专辑，她说其实心里还挺忐忑的。“你应该知道那种感觉。你在中学时，你就是得看到那个乐队表演，你就是得听那个专辑。但是很多东西都在变，包括你自己的喜好。我会有一个List，包括最近要看的演出要买的唱片等等，比如最近在听Kanye&West的新专辑，之后回去还得赶回去看Bjork的现场等等。音乐是一定要听的，因为不管我做不做音乐，聆听已成为一种习惯，但对于制作人来说，听唱片就不止是听音乐了。单纯听音乐的时候我可以很感性的投入进去，比如当我放松下来的时候我会听然后说Lana&Del&Ray唱歌就是性感。但如果我在考量和学习的是一张唱片在声音上的发挥，这个状态可能就更理性，在听的可能更多是频率方面的处理，编曲结构上的构思等等。近期在声音上最厉害的专辑应该是Daft&Punk那张新专辑，我和录音师在棚里用不同的设备听了很多遍，因为确实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你看其实一张专辑我会听很多遍，因为我需要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身份去听。
“其实我们能看到现在有很多音乐人太忽略声音这块了，也或许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听音乐，本身这个渠道就会让音质降低，然后同时互联网也催生了很多卧室音乐人，他们在家里自己做东西也很难控制东西的质量，听众和创作人的这种关系造就了一种恶性循环。但对我而言，越是这样就越应该花加倍的时间去控制质量。或许现在太少音乐人在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自己得做。”她说。
你看，尽管公主没有你们想象的“公主病”，但的确也没有“公主命”，对自己如此严苛的要求，自然也没有过多的时间以常人的方式享受。而音乐之外的陈珊妮，其实和所有人没什么两样。“好像大家都觉得我的生活应该是下午喝喝咖啡，晚上喝喝酒。然后学点巫术诅咒别人？其实好像不工作的时候只有吃和睡吧。我很喜欢现在在做的事，所以我可以不停的干下去。”她说，“我当然知道有很多创作歌手，他们可能很有才华。但当他们需要准备一张专辑时，他们需要闭关或者出去寻找灵感，我好像从来就不需要。只要我有个计划说今年好像要做一张唱片，那我电脑打开马上就会开始做。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找到很有钱的人愿意投那我现在可以每个月都出一张唱片，我可以耶诞节就拍一部电影出来。我觉得我有那个才华跟热情，只不过毕竟商业的东西需要一些平衡。”陈珊妮说。
这个部分应该叫做“职业音乐人”的操守。这么多年我们已经见证了陈珊妮的天分和灵气，但好像总在提到她时无视那些付出的努力。靠近陈珊妮你才能看到这些，作为一个制作人，她必须有处理音乐之外问题的能力和耐心，作为一个歌手，她必须为所有的决定担负起责任。比起天分，拥有这些经验更多的需要长时间的专注。对于自己的专注，陈珊妮流露出了比谈到才华时更为自豪的神色。
“以华人音乐来说，如果你是女性创作者，在不管是流行还是独立领域你都可以创作自己作品，还可以和很多人合作的人并不多，所以我自己还是非常高兴的，在这其中还可以做很多喜欢做的事，对我来说是有趣的。”陈珊妮说，“在两个身份转换之间我并不需要太多时间，如果你和我一样做这么长时间你也会这么觉得，因为我已经太熟练了。这个话我可能十年前并不敢说，因为当时我还有很多正在摸索的，但是现在我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假如你今天拿出一个比较好的案子，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音乐，做一些有趣的东西，那我明天就可以开始做。作为专业制作人真正的压力可能反而是协调歌手自我要求和唱片公司想法上的些许差异，因为根据我的经验歌手听的内容是要比唱片公司多的，但是唱片公司又有商业方面的其他考虑，那我该做的就是让两边人都觉得这个工作是有成就感的。很多人可能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合作的人，其实歌手找我的回头率还是蛮高的（笑）。或许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歌手，我知道不管我今天唱什么，可能是唱片公司提供的歌，什么人写的，反正最终出去接受采访的人是我自己啊，即便这歌很烂，你还是得去解释去平反这歌有多好。这个东西如果做的很心虚的话其实对于歌手而言是很不公平的，为什么要他们去承担这些压力，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创作，在我看来，一个好的音乐人不一定非得有能力创作出好的作品，只要他品味出众，诠释优异，他就是个好的音乐人。有的时候唱片公司可能觉得不需要歌手插入管很多的东西，但即便歌不是他们创作的，他们如果真正对这个作品的制作有想法，最终结果就会很不一样。所以不要觉得歌手是没有想法的，我一直觉得，演绎好一个作品，仍就是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制作人的工作几乎不分昼夜，每天呆在录音棚的生活让陈珊妮已经摸透了完成一个音乐作品的每一个细节。我说不管你再如何牢牢抓住自己作品完成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总是有需要和别人合作的时候，当你在棚里时，需要有人在外边监唱，需要一个人摁下那个录音的摁钮。“其实监唱也是我（笑），我经常左脑监右脑，然后唱完自言自语。我会唱完会听，然后自己跟自己讲话，然后把心里想的话告诉录音师，‘今天这个唱的不太好，但是让我休息二十分钟，应该就可以一次性录完’，但其实我自己想想就好，录音师也不是很在意我在说什么。有的时候在里边自己听，然后自言自语说好像听到低频有杂讯，你要不要检查一下电，然后自己去换个插座，反正他们也不会管我。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很有才华的人没办法自理生活。他可能吉他弹的很好贝斯弹的很好听阈又很宽泛，但就是特别不喜欢自己做决定。但对于我来说规划这些事情就特别轻松，所以我老给他们布置任务安排计划写时间表，他们就觉得特别放心。而对我来说，规划是一件很轻松的事。”陈珊妮说。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