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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5月号第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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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5月号第8辑
2015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5月号第8辑
整理：fcs2002
　　1.去“刻板化”的调查才能还原真实的90后
　　2. 有偿删帖，是怎样一种生意
　　3. 外逃贪官的奢侈与拮据是硬币的两面
　　4. 导游“累死”暴露行业软肋
　　5. “万能居委会”拷问简政放权含金量
　　6. 该给手机漫游费定个有效期了
　　7. “中彩在线”真的是一个人在战斗？
　　8. 120救护车收费是否太贵当由谁作答
　　9. 清华教授的“智商论”令人无法苟同
　　10. 小赐的“王国”：《蝇王》的现世翻版
　　11. “新媒体代表性人士”要不负时代厚望
　　12.农业补贴还需政府“管好钱”
　　13. 是“打架排行榜”还是“警示排行榜”
　　14. 出租敲诈专车应成加速改革的推力
　　15. “家规” 是延续不断、持续至今的文明
　　16.莫让“有偿删帖”玷污网络这片净土
　　17. 购买彩票需理性贪婪心理要不得
　　18. 荒唐的计生JDP思维当休矣
　　1.去“刻板化”的调查才能还原真实的90后
　　近日，某社交网针对2573名“90后”大学生开展了一项年轻人爱情观不完全调查，其中男生1256人，女生1317人。调查显示，在对怎样看待“傍大款”的现象上，67.7%的“90后”表示这种想象无可厚非，但自己不会去做；表示强烈反对，厌恶这种行为的占20.4%；称这种说法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占7.1%；表示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自己也想尝试的则占4.8%。（5月20日《新闻晨报》）
　　类似的调查实在不新鲜。无论是80后、90后，人们都试图从种种调查中去窥见新一代人的爱与恨与真实形象。譬如对近7成90后表示不反对傍大款的调查结果，不少人立马将之视为一种“危险信号”，对此忧心忡忡，90后的“不靠谱”形象似乎又进一步被坐实。但这个真的准确吗？
　　首先来看看调查结果。虽然67.7%的“90后”表示“傍大款”无可厚非，但也都表明了“自己不会去做”。也就是说，只是表示“不反对”，并不等于“支持”，更不表示自己会行动。而对于这项调查结果的强调如果换一种说法，比如面对有傍大款的机会，只有4.8%的90后表示想参与，或会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传播效果。舆论传播突出强调7成90后不反对傍大款，更多或仍是从一种对90后的刻板印象出发的结果。而对于“傍现象”，此前亦有调查显示，56.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普遍存在“傍傍族”，并有43.3%的人希望通过“傍”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梦想。可见，据此将宽容“傍大款”视为90后的普遍特征，也有标签化之嫌。
　　若联系到近来另一项更为“权威”的调查，上述调查的真实性就更令人存疑了。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复旦大学相关研究机构发布的一项针对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发展观、婚恋观，历时两年所做的大规模网络调查显示，90后大学生乐观、有责任感，“从容、务实、理性”，远非平时印象中的那样自私和物质，且“追求生活舒适，但也强调奋斗”、“思想较为开放，仍有道德底线”。具体在婚恋观上，“90后大学生更看重恋爱对象精神交流与情感支持的心理特质，更看重恋爱对象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相对而言较少关注外貌、身材、家庭背景等”。虽然这里调查样本是90后大学生，但此前亦有婚恋网站的调查表明，跟70后、80后相比，90后的爱情观却最为保守，90后的奔放属于“伪奔放”。
　　可见，综合这些调查结果来看，90后的形象仍旧显得模糊，甚至出现两极化，而并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脸谱化形象。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我们对于90后或是80后的形象的捕捉总会轻易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况之中？除了调查技术上的原因之外，或许与调查的视角偏差有莫大关系，如我们往往习惯试图从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出发，让调查变为一种“论证”而非还原，最终只能让调查失焦、失真。正如有文章指出，对于90后大学生，社会上常冠以诸如“娇生惯养”甚至“非主流”之类的标签，将他们拼贴成一副略显负面的群像。面对社会的不理解，9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似乎也不愿或不屑去辩解。由于缺乏了解和对话，当代大学生的群体形象就显得不够清晰。
　　总不乏林林总总的调查去试图揭开90后身上的“秘密”，或许本身就说明整个社会对这代人缺乏了解。但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往往很容易通过一个侧面甚至只是一项数据结果，去试图定义他们，最终要么是“以小见大”，要么是“一叶障目”。还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年轻人的价值观与这代人的形象，已不可能如过去时代的那般具有高度同质性和脸谱化，如不能意识到他们本身就是“多元”的，那再多的调查结果最终都可能是一种“矛盾”，而距离真实更远。暂且不论价值观的优劣，先接受这已是一个全面多元化的年轻一代的事实，才可能真正与之接近、对话并了解，否则，类似这样的道德测试般的调查，看似是找到了“真相”，但却更多只是进一步加深误解与隔阂。
　　2. 有偿删帖，是怎样一种生意
　　然　玉
　　近日湖北省蕲春县公安局破获一起特大有偿删帖案，全国22个省市近2000人涉案，涉案金额超5000万元。其中，一名26岁从事删帖业务的犯罪嫌疑人4年净赚780余万元。从事删帖的有大学生、教师、医生、网络编辑，甚至还有公务员甚至警察。据犯罪嫌疑人供述，许多单位都会紧盯网上舆情，一发现有负面消息便迅速联系网站删除，许多公关公司和个人瞄准这一需求，扮演着“权力掮客”的角色，提供删帖，举报官员的帖子是重点删除对象。（5月20日《京华时报》）
　　虽然众所皆知删帖生意“水很深”，但随着更多个案频频曝出，公众还是不免感叹，此类案件牵连之广、涉案金额之巨。由客户、中介、“管理员”等所构成的完整产业链，一步步蚕食了网络空间原本的开放精神与公平秩序。当一个个帖子，变成了被明码标价的删除对象，无疑意味着公民的监督权、知情权，遭受到野蛮而粗暴的侵犯。某种意义上说，见不得光的删帖产业，已经沦为戕害公义、遮掩恶行的灰色地带。
　　删帖生意的兴盛，自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各种形式的互联网平台迅速勃兴，汇聚了大量的“个体发声”及注意力资源；另一方面，过往“网友曝”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激励着后来人一再采取相似行动……当“发帖”越发成为公民私力救济的惯用手段，其就越有可能遭遇到系统化、规模化的反扑――“有偿删帖”，显然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一个删帖盛行的社会，必然充斥着卑劣不堪的阴暗交易，必然充斥着不可告人的败德秘密。要知道，所谓“删帖生意”最深远的危害，显然在于扼杀了“众人平等发声”的机会，扼杀了促进社会持续向好的健康力量！针对违法删帖，两高曾经出台专门“解释”，规定其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此一表述，无疑从法律源头，否定了“删帖生意”的正当性。可现实中，暗箱操作的违法删帖，却仍然屡禁不绝，甚至可谓供需两旺。
　　剖析整个删帖产业链，有两个典型特征，最是令人担忧。其一，所谓“删帖者”往往由网站管理人员、网络论坛版主等担当。他们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选择性抹掉帖子。这一现象表明，某些网络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其尚且不曾建立起健全的业务流程，来约束从业员工的寻租欲望；除此以外，另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是，很多删帖客户竟是“公共部门”。也许，在它们看来，付钱删帖早成了日常宣传、舆情维护的惯常手段？
　　不得不追问的是，有多少删帖生意，最终由公共财政买单？如果说，个别官员自掏腰包删帖尚且可以理解，那么一些“单位”、“机构”竟也同流合污，就不得不令人费解了。就此，似乎有必要重申：“有偿删帖”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被当成正当的“舆论公关”方式。无论是谁，必须学会以正派而体面的方式，来直面网络风波、捍卫自身声誉。
　　3. 外逃贪官的奢侈与拮据是硬币的两面
　　胡印斌
　　游艇、宾利轿车、豪宅、写字楼……当一些归国的贪官控诉外逃生活胆战心惊、生活拮据时，不少红色通缉令逃犯却过着奢侈的生活。近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揭秘了外逃美国贪官的奢侈生活。而事实上，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有红色通缉令嫌犯一掷千金的富豪身影。（《新京报》5月18日）
　　此前，有媒体报道，不少贪官吐槽自己外逃时的惨状。什么东躲西藏、有病不敢就医，或者藏身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有的整天忐忑不安寝食不宁，有的在餐馆做厨师，还有人吃完“老本”在国外背尸谋生……零零总总，不一而足。用回国自首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的话说，“那可真叫一个惨呀”。
　　这部分外逃贪官的国外生活确实够惨的。暂时躲避了惩罚，却又陷入了另外一种艰难人生；与过去做了一个切割，却未能昂首走进崭新的生活。这样的域外生涯，尽管也算刻骨铭心、终身难忘，但显然不具备任何积极的价值与意义，不过是一段噩梦而已。只是，如果试图以此作为一个认知的坐标，同样也是不真实的，甚至还可能出现误导公众的情形。
　　其一，直接而形象的“反证”，就是还有一部分外逃贪官的日子过得不错。不仅吃喝无忧，甚至在当地也称得上奢华；不仅为自己一掷千金，还不断花钱做慈善，塑造公众形象。像程慕阳，名下企业在加拿大开发了3个大型高档楼盘和商业地产，还在温哥华临近海湾买下一座65公顷的小岛，岛上还建有私人机场。
　　报应云云，可能是存在的，但显然没有能够体现在程慕阳们身上。而类似海内外“通吃”的现象，倒更像是不法官员的生活常态，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人家走到哪儿都吃香的喝辣的。他们在国外的生活越是自由惬意，则国人越是为之气结。相应的，国人的被剥夺感也就会越是强烈。
　　其二，与其展示外逃贪官的惨状，不如认真反思为什么没能筑牢堤坝，拦住大批贪官外逃。从媒体披露的细节可知，很多贪腐官员老早就暴露出外逃的迹象，比如，以各种名目，先期将家属子女送出去；又如，不少官员手握多本护照等等。更有一些人习惯性地给贪官通风报信，或者查处行动每每遇阻，从而给贪官足够的时间转移财产、远走异国。
　　凡此种种，均属制度的漏洞，理应下大力气防微杜渐、拾遗补缺。哪怕是现在动手织密大网，也“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若是事先不预作防范，等到外逃贪官跑出去将贪贿所得挥霍一空再回来，损失已经无可挽回。这个时候，一味强调他们外逃时究竟有多惨，怕是无济于事了。何况还有那么多依然锦衣玉食，生活得并不那么惨的贪官！
　　当然，从一般的社会心理而言，公众或许乐于见到外逃贪官的惨状。由此而产生诸般快意，往往也是实情。其间，可能有“你也有今天”的轮回感，可能也不排除嫉恶如仇的正义诉求。但无论如何，愤怒，以及源自愤怒而产生的快意，不能替代严密的制度设计。约束权力、有效监督仍应该是反腐的本源。
　　说到底，外逃贪官的奢侈与拮据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奢侈与拮据可能都是真实的，并行不悖。而无论奢侈还是拮据，都会刺激公众的情绪。惟有以强力的监管，及时、快速惩治官员的贪腐行为，才真正能够让民众解气。舍此之外，未免有些晚了。
　　4. 导游“累死”暴露行业软肋
　　毕晓哲
　　5月19日下午14时15分，网友@A―丽江养生货源―小山羊给读本君发来消息，“读本君，我们丽江导游又牺牲了一个。”并发来照片，从照片上看到，一名男子躺在地上，周围有人给这名男子撑着伞。据知情者介绍，他和另外一名导游在2号门出口附近聊着天，说完一句“我早上5点钟起来，太累了”后，他突然往后倒，旁边的导游立马扶住了他，但当时那一分钟，他便已经开始翻白眼。（5月19日新民网）
　　一名年轻导游因过度劳累致死，是导游行业现状的一个侧影，就和此前被舆论热议的云南某女导游辱骂游客事件一样，都暴露出来的是导游行业的积弊和“软肋”。导游群体身为旅游行业的重要一环，与旅游生态和旅游效益息息相关，但相比于旅游行业领域中的旅行社、景点景区等其他主体，导游这一行业主体显然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一项调查显示，国内导游与旅行社的关系多属于“挂靠”，其并没有明确的“用工方”和“责任主体”，不仅基本上没有与旅行社签订劳动合同一说，在劳动权利的保障上也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国内导游群体也事实上处于“单打独斗”的工作状态。
　　国内导游收入基本上没有稳定的保障，收入多与少全凭“加班加点”和透支体力的付出。有人说导游这个职业“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吃得比猪差”，这话一点不夸张，还有诸多的劳动风险，但却没有一个稳定的“用工方”解决这一职业风险问题。不干就没饭吃，干一单才有一单的收入（带一次团结一次钱），越累才能相对挣的多。所以说，导游群体的劳动保障是最不稳定的，导游的休息休假权利也是最难以完全保证的，这是由国内导游的现状和特性决定的，也正反映导游行业长期普遍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导游“累死”事件，还是曾经发生过的导游与游客“互殴”事件，以及广泛存在的变相胁迫游客购物的“导游潜规则”，其实都是导游工作机制和劳动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的外化表现。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的古姓教授认为，行业长期存在问题，必然对问题造成积累。某些导游长期透支健康和辛苦付出，必然在身体和心理上造成巨大压力，总会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突然爆发”。“累死”就是工作和心理压力、身体压力“积累”到一个程度，又无法舒缓的必然。
　　导游是旅游行业良性发展的重要部分，善待和保护导游权益，将惠及旅游行业，最终惠及广大游客。是时候关注和解决导游的劳动权利保障问题了，应该以法律和制度明确规定导游有一个“娘家”，由旅行社或导游管理单位统一纳入管理，妥善解决“打零工”现象，让他们的收入权利、劳动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和伸张，才能让导游群体真正爱岗敬业、为游客服好务。
　　给导游群体提供收入的稳定和各项劳动保障，是劳动权利的一个方面，对于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还应该注重对他们进行心理上的疏导，政府有关方面和工会组织，在今后应注重导游心理素质的培养，增强导游工作中的抗压能力，并且能像广大企业职工那样让他们享有定期体检和“带薪休假”的权利。这才是导游群体和导游行业应该具备和完善的制度和机制。让导游群体的劳动权利不至于游离于社会保障之外，是行业的责任，也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
　　5. “万能居委会”拷问简政放权含金量
　　凌国华
　　“证明你妈是你妈”有多荒唐？记者日前在一家社区居委会见识了100多项证明，其中不乏“证明你家有多少钱”“证明残币不是自己破坏的”“证明你没犯过罪”……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最直接的“桥梁”。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屡屡遭遇的“证明难题”也成为社区居委会“头疼”的事，甚至还出现一种担心：随着“简政放权”的大力推进，会不会有更多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下放到早已不堪重负的社区居委会？（《人民日报》 5月21日）
　　严格来讲，居委会（村委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组织。但就是这个并非行政组织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却承担着远超其身份地位的诸多功能，仅仅是需居委会开具的各种“证明”就有100多项。见诸媒体的“证明你妈是你妈”“证明我是我”，不过揭开了居委会这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陷入功能困境的盖子。诸如“证明你家有多少钱”“证明残币不是自己破坏的”“证明你没犯过罪”等等，让这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成为一把“万能钥匙”，居委会的公章也似乎成为“权力” 应用最广泛的证明。
　　居委会遭遇“证明难题”，很大程度上由于它被赋予的“证明”重任超出了其功能范围。在当下的公共治理序列中，作为面向民众的末端触角，居委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而成为一个“准行政组织”了。居委会上承乡镇行政，下临普通民众，发挥的是一种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有别于行政部门，居委会应是离普通民众最接近的一个“单位”了。或许正是这种“区位优势”，让各种证明跟居委会搭上了“近水楼台”的便利。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
　　如果把时光拉回计划经济时代，居委会的这种“万能”地位，自然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毕竟，那时候人口流动性比较低，居委会下辖社区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社会，吃喝拉撒、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都跟居委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外出也需要居委会的“证明”。看过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观众或许还有印象，孙少平的姐夫王满银去上海做小生意时住旅馆遭遇警察查房，在出示了村里的“证明”才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剧中王满银面对查房的惊惶失措，以及拿出村里“证明”从而顺利过关的惊魂未定，或许能让我们体悟到那个转型时代村委会（居委会）开具的“证明”多么重要。
　　可如今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都已过半，若我们还滞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僵化思维里，就难怪被人指责“脑袋落后于身体”了。在新型公共治理框架下，“大道至简”应是公共治理的终极旨归，简政放权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上，更不能只“放”不“简”。就拿让居委会陷入“功能困境”的各种“奇葩”证明而言，由于流动人口增多、缺乏调查手段等原因，这种证明的真实性其实是很可疑。而最受诟病的是，这些证明本来应是相关公共职能部门的分内事，却出于规避风险和纠纷的目的而推卸责任、转嫁麻烦，从而让居委会这个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越来越难以承受重荷。在简政放权愈来愈成为公共治理共识的背景下，规避麻烦、下移责任、只“放”不“简”，无疑也是一种行政不作为，更让人质疑简政放权的含金量。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还用三四十年前那种管制思维来践行公共治理，显然悖逆发展潮流和民众愿景。囊括社会管理在内的公共治理，只有与时代发展步伐相契合，与民众愿景同频共振，构建多元开放、良性互动的新型治理格局，才能真正让民众有充盈的获得感。
　　6. 该给手机漫游费定个有效期了
　　近年来，手机用户与通讯运营商频频因高额漫游费用发生纠纷。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从技术层面来说，已收取20余年的国内漫游费目前成本已“几乎为零”，运营商却仍在收取；另一方面，尽管运营商多次调降收费，但在个别国家，中国旅客的漫游通话收费标准仍动辄每分钟高达三四十元。（5月21日《当代商报》）
　　成本为零，收费百亿――20年过去，难怪漫游费要被民众冠之以“空手套白狼”的把戏。网络上调侃漫游费的段子很多，莫名其妙的例子也很多：比如游客去塞班岛刷了下朋友圈，漫游费就差不多割去了房子几平米；又比如海南联通用户多年未出岛，却被运营商解释为接受到广东联通信号……最后的情况，是“媒体曝”后账单一笔勾销。只是，谁也不知道这钱收得是否正义，这账消得是否合理。
　　国内漫游费“陪你到老”，多少有些让人不可思议。一方面，目前三大基础运营商已基本实现全集团整体核算成本，就像业内人士所言，从技术层面来说，国内漫游费成本已“几乎为零”，并不需要比本地通话更多投入。“国内漫游对各分公司只是数据库提取的问题，几乎不产生任何技术上的成本。”另一方面，即便是看看所谓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运营商在自己不同分公司间向用户收取国内漫游费的情况，也比较少见。再看国际漫游，也是一笔糊涂账，甚至出现“沟通就能减免，没有沟通就只能照单全付”的荒唐潜规则。
　　世界越变越小，漫游费没玩没了。工信部“提速降费”一声令下，据说有运营商“下调国际漫游费最高降幅达80%”。这“惠民礼包”固然购沉够实，但，是不是也从侧面证明此前的漫游费过重过乱？
　　国际漫游起码有看得见的成本与谈判，但国内漫游是不是可以早点结束“无本万利”呢？事实上，我国部分区域已宣布取消漫游费。广东省政府2010年发布的《珠江三角洲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规划》提出，到2015年，完全取消珠三角地区之间的移动电话长途和漫游资费。有意思的是，去年7月2日，天津市消协就曾联合北京消协、河北消协，公开致函发改委、工信部、三大基础运营商，建议“逐步降低并直至取消京津冀地区长途及漫游通讯资费”；当月24日，工信部新闻发言人、总工程师张峰表示，政策上不存在降低或取消京津冀地区长途、漫游费的障碍。疏忽一年过去，此事不了了之。那么，京津冀取消或降低漫游费，究竟困死在哪个节点呢？据称，2016年欧盟28个成员国范围内将停止漫游费。跨国漫游都能寿终正寝，一国公司的网内零成本漫游何以长生不灭？
　　电信市场改革箭在弦上，类似“漫游费”等问题，当事方应该走出来谈谈。哪怕喝杯咖啡，吐吐苦水，总好过要么三缄其口、要么一笔勾销。运营商当然是要赚钱的，服务也是要讲究成本收益的，但时过境迁，漫游费上的责权利关系，起码也该梳理梳理了。
　　7. “中彩在线”真的是一个人在战斗？
　　胡印斌
　　作为一家由中国福彩中心持股的国有控股公司，中彩在线实际上从成立之初起就由个人控制。其复杂的股权结构，经层层“包装”后，实际控制权落到了一个名为贺文的自然人手中。按照股权比例计算，过去12年，贺文通过中彩在线获得27亿元的收入，而代表国家的福彩中心仅仅获得18亿元。中彩在线沦为了个人牟利的工具。（《成都商报》5月21日）
　　一个运行了12年的国有控股公司，被指“沦为个人牟利的工具”，这样的消息显然有着极强的冲击力。当数以亿计的彩民们还在做着财富梦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个别人寻求“幸福”的垫脚石。不仅如此，若这一指控被坐实，还将涉嫌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甚至可能存在腐败问题。
　　到目前为止，有关部门并未做出回应。今年4月15日，针对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民政部曾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福利彩票专项整改工作的通知》，《通知》透露了审计署指出的一些问题，诸如“部分省市工作中存在违规违纪、滥用资金、制度缺失、管理不严、监管不力等问题”等等。民政部当时也表示，已完成整改任务的78%。鉴于相关表述的高度概括，公众很难获悉中彩在线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不过，至少从媒体调查可知，中彩在线背后股权结构复杂，以及被自然人控制，并无疑义。原因很简单，这些均属于“公开的秘密”，不难从工商资料中查证。有关部门没有理由三缄其口，默不作声。这不仅涉及到彩民乃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更关乎公共利益是不是被侵占的问题。
　　其一，中彩在线成立之时，福彩中心、以及民政部门有没有对另外两家发起公司进行资质核查？核查中有没有发现北京银都新天地、北京华运中兴的实际控制人都是一个叫“贺文”的人？而如果贺文控制了占股超过半数的第二、第三股东，则所谓的国有控股显然形同虚设。这也不符合国务院《彩票管理条例》“不得委托他人管理”之规定。
　　其二，退一步讲，即便控股权旁落可能是贺文后来操作运作的，福彩中心是否也存在监管失灵的责任？要知道，在跨度长达12年的时间里，贺文一直能够做到长袖善舞，予取予求，仅仅归结为个人演技高超，显然说不过去。有消息表明，2009年，民政部曾对彩票机构进行过一次大检查，发现“有的地方对外合作不规范；有的会计核算不规范，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违法违纪事件”等，但为何没能解决中彩在线的控制权问题？
　　还有，据披露，2005年，贺文利用对中彩在线的实际控制，对东莞天意电子有限公司进行独家授权采购终端机，令其身价增长百倍，随即出售股权变现。这也有利益输送之嫌，难道福彩中心一点都不知情？
　　说到底，中彩在线之所以能够化公为私，沦为个人牟利的工具，显然并非“一个人的战斗”，不排除其中存在管理混乱、监管失灵，甚至违规违纪的可能。很多时候，一个人的神通只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已，根本上还在于公共利益成为个别人分肥的禁脔。
　　这些年来，彩票行业采购寻租腐败现象频发，国家体彩中心原副主任张伟华、印制处原处长刘峰、青岛市福彩发行中心原主任王增先等人已经先后落马。这也部分暴露出这样行业“腐败存量”的巨大，如何消化、消除这些存量，使得彩票行业真正体现公益性，并不轻松。
　　8. 120救护车收费是否太贵当由谁作答
　　堂吉伟德
　　岳母不慎摔了一跤，腰部疼痛难忍。正在合肥探亲的同济大学博导王教授赶紧打了120。急救车把老人从太湖路家中送到不远处的合肥市三院，收了120元。治疗结束后，120再将老人送回家中，又收了210元。王教授觉得家与医院相距不足一公里，120如此是否太贵。（5月21日《安徽商报》）
　　送去医院时收取120元，治疗结束时收了210元，这样的收费标准既让人看不懂，也足以授人“收费太高”之柄。尤其是在120救护车收费乱象层出不穷的现实下，这样的行为正当性很容易受到质疑。不过，救护车收费有其合理性，即便距离相同也可能存在收费差异，因为其间所提供的服务并不相同，收费标准若得到了物价部门的批准，那么据实收取就无可置疑。
　　问题在于，收费多少才符合预期并让人接受？个人的经济条件不一样，在承受力上并不一致，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患者来说，如此收费自然不难承受，反之则可能突破心里底线。虽然在实际过程中，不乏“从江苏高淳到南京不过是100公里的路程，最终却收费3600元，平均一公里收费36元”的极端。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救护车收费的正当性，只是收费多少，如何收费，收费是否太贵，这个问题不能仅由急救中心来回答。
　　不可否认，救护车具有公益属性，其收费只能以成本作为依据和标准，不得以盈利作为目的。那么其费用的获得，一方面要么来源于公共财政，根据实际支出实报实销；另一方面则收取于服务提供者，按照物价核定的标准据实收取。不过这其间存在一个制度滞后和合理性审查的问题。比如前不久“南京百公里3600元费用”的事件曝光后，记者调查后发现，南京市物价部门所制定的费用标准还是17年前制定。而在这其间，人工、燃油等成本已出现了成倍的增长，使得核定标准无“执行价值”，成为自定标准和乱收费的主要诱因。从这一点来说，120收费是否太贵，需要用公共政策和行政监管的质量说话。
　　事实上，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叫救护车所承担的费用相比，国内所花费费用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但问题是，人家有着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救护车费用被纳入了医疗保险。有了保险公司的议价能力，在利益的博弈上也就有了公平的保障，那么收费多少，高低与否则有了专业把关程序。正是看到了救护车所带来的“民生之痛”，国内一些地方也尝试将其纳入医保范畴，如2013年，山西太原市人社部门规定，市民在救护车中发生的急诊抢救医疗费也将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此外，还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逐步放开救护车市场，让市场之手来调整和实现供需平衡，从而使收费被界定在一个各方都可接受的范围。因而，救护车收费是否太贵还可以由市场进行解答。
　　120救护车收费的问题，本质上还是行政和市场之间，公益和盈利之间，管理和服务之间，如何区分界限达到有机统一的治理命题。在当前情况下，不妨实现两条腿走路，一是由公共政策兜底保障最基本的公益需要；二是逐步放开市场让供需关系发挥作用，最终达到“市场内部博弈和平衡”的目的。双管齐下之下，120收费是否太贵才会找到正确的答案。
　　9. 清华教授的“智商论”令人无法苟同
　　陈广江
　　家庭教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王晶对清华五百个学生家庭的家庭教育深入调查发现，这些孩子能考上清华的核心原因并不是家庭背景、个人努力程度等，而是他们的平均智商在129－131之间。“大家要承认个体差别。这样才能实现家庭教育的最终目的――让孩子成为他自己。”（5月21日新华视点）
　　清华教授的“智商论”一出，立即引发广泛争议。赞成者认为，王教授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个体差异的确存在，而且差异很大，不承认这一事实就是“鸵鸟”之举；而更多质疑者则表示，“智商论”不仅否定了天道酬勤，还涉嫌歧视，为教育不公和应试教育涂脂抹粉，值得警惕。甚至有人调侃称，以后清华录取别考试了，直接测智商行了……有些话说得很难听，比如“智商论”本身智商就不高等。
　　我们不能断章取义王教授说能考上清华的“核心原因”是智商，并没有否定其他原因，比如家庭背景、个人努力等。但“智商论”难以回答以下问题：考上清华的孩子智商就一定高吗？平均智商在129－131之间是怎么测出来的？北京学生比山东学生低100分都能上清华，能说北京学生就智商更高吗？奶茶妹妹等保送生的智商体现在哪里？
　　在教育不公频频刺痛社会神经的情况下，“智商论”注定难以说服大众，遭到质疑乃至炮轰并不难理解。我们能举出很多例子证明：很多孩子考上清华是多年秉烛苦读的结果，很多人是通过“特殊途径”上了清华，很多清华毕业生在社会上泯然众人，很多没上清华甚至没上大学的孩子也有出类拔萃的智商和才能……“考上清华的核心原因是智商”的结论能站住脚吗？
　　智商是智力商数的简称，智力也叫智能，它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智力表现多个方面，如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分析判断能力、思维能力、应变能力、推理能力等。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是应试教育，能否上清华主要看分数，分数高不一定智商高是公认的事实，“高分低能”的例子比比皆是，因生活不能自理而从清华退学也不乏其人。所以，如果能力不济，王教授口中的这种“智商”，只是“高考分数”而已，再高又有何用？
　　同时，“个体差异”和“智商高低”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轻易划等号。比如姚明、刘翔、李娜等公认的杰出人才，在体育方面有卓然超群的智商和才能，但他们参加统一高考考上清华的可能性不大，你能说他们的智商不如清华学生吗？个体最大的差异，不是智商，而是兴趣、爱好、禀赋等，教育的目的是充分激发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天赋和潜能，而不是拿智商高低说话，特别是智商和分数几乎可以划等号的情况下。
　　另外，智商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需要一个培养、激发的过程。但现实是，很多农村孩子从出生，到中小学，再到大学，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从起点输到终点，潜在的智商根本没有机会得以发开，或者就因不是北京人而失去上清华、北大的机会。在教育不公、分数为王的情况下，清华教授的“智商论”，既不合时宜，又显得苍白无力。
　　10. 小赐的“王国”：《蝇王》的现世翻版
　　在安徽怀远县星火小学一个只有7个人的班级里，13岁的副班长小赐利用手中检查作业、监督背书的权力，勒索包括正班长在内的6名孩子，钱没给够，就打人甚至逼迫喝尿吃粪。并且小赐上网上学，还有有专门的孩子骑车“转车”接送，要来的钱，专门指定“会计”保管，专人买早餐。这个7个人的班级，就像是小赐的王国……此事披露后，怀远县警方介入调查，教育局很快认定了部分事实，并作出处理。（5月21日《华西都市报》）
　　即便多年之后，再提起小赐与他的“王国”，也会让人不寒而栗吧。一位阴沉暴戾的副班长，六位饱受欺辱的小孩子。就这样，一个袖珍的小学班级里，上演了一段压迫与苦难的历史。在那些天真稚嫩的孩子中间，小赐俨然就是早熟而异变的特殊个体。他所展示的欲望与手段，远远超过了同龄者的正常心智；他所制造的惨剧和伤害，也早已越过了一般“坏孩子”的范畴。可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要说上一句：他也仅仅只是个孩子！
　　还是孩子的小赐，却已是一个无比娴熟的“施害者”。其年龄与行为的巨大落差，构成了此事中最具冲突性的部分。而在很多人看来，小赐的故事，简直就是理解“权力毒药”的绝佳寓言：手握“大权”而不受监督，久而久之势必用之寻租谋利，势必会任由贪婪吞噬良知――凡此种种，虽是人所共知的陈词滥调，可是用之来解读一位小学生的人生轨迹，还当真有些魔幻现实主义的荒诞意味。
　　当我们顺着“绝对权力，导致绝对堕落”思路，自以为高明地剖析小赐的故事，注定不可避免要面临这样一个诘问：世间那么多手握“大权”的副班长，却为何偏偏只有小赐为非作歹至此？检查作业、监督背书的这点小小权力，当着可以被视作一切惨剧的源头吗？要知道，儿童世界自有一套运转逻辑，并非简单套用成人世界观就可洞悉。小赐的行为与他的“王国”，与其说是“权力毒药”的典型产物，不若看成是“孩子圈”里内在衍生的怪物。
　　要理解小赐的王国，就必须先走进孩子的世界。相较于成年人，小学生们对于终极正义与文明规则更少认知，对于身边的冷热亲疏和恩威利害却更为敏感。于是，他们很容易将自己困在，一个放大了真情实感，并且充斥着自我想象的封闭世界内……在那个只有7个人的班级里，小赐利用其他同学的错觉和恐惧，成功确立了自己的威权。然后在那个小社会内，所谓欺压与服从，俨然成了一种习惯、一种规则、一种传统。
　　将小赐的王国，类比成《1984》式的极权样本，无疑是可笑的。可是，将之视作《蝇王》的现世翻版，想必是合适的。小说《蝇王》，讲述了孤立空间里，孩子帮派的残酷斗争，以及孩子们的惊人堕落。这一切都在提示我们，但凡切断孩子与文明体系的联系，他们便极可能释放出本能之恶，用竞相矮化人格来谋夺支配权。而显然，在小赐的故事中，严重失职的班主任与校方，无疑是让孩子们失去文明庇佑的“罪魁祸首”。
11. “新媒体代表性人士”要不负时代厚望
　　时隔9年，又一次重量级的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不过，这一次会议的名称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凸显出中央对于统战工作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讲话中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5月21日人民日报）
　　互联网迅猛发展，新媒体疾速兴起，不但给传统媒体格局带来重大调整，而且使得舆论生态发生深刻变化，由此催生出一批有见地、粉丝多、影响力大的网络“意见领袖”，或播报事件，或传达民意，或表达观点，他们借助新媒体发出的声音往往很容易引起网民的注意，在舆论场产生很大的回响，把这些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作为重点团结的三类人之一，既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统战工作与时俱进的要求，也表明中央对这些网络代表人士寄予了相当大的希望。
　　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被列为统战工作重点团结对象，在很大程度上说意味着一种责任和担当，如何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当好网络社会进步和团结的推手，显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须要有更大的作为。
　　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要以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捍卫主流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释放和传播正能量为己任，不但加强自律，严格以24字核心价值观规范、约束自己在网络空间的言行，而且充分利用在新媒体的影响力、号召力，致力于在网民中营造崇德向善的风尚，引领网民以阳光心态、饱满热情投身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事业。
　　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要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自豪感，增强参政议政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准确传达社情民意和网民诉求，既当好网络民意的“发声筒”、“代言人”，又当好政策法规的宣讲者、传播机，特别是在重大网络舆情面前，更要顾大局、识大体，为澄清事实真相、纾解网民情绪、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要切实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尊重事实、敬畏真相、理性发声，正确导向网络舆论，当好网络舆论的喉舌；要加强自身修养，坚守道德、法律底线，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不散布有违社会公德、有损国家形象和利益、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言论；像爱惜羽毛一样爱护自身形象，不辜负这个伟大时代寄予的厚望。
12, 农业补贴还需政府“管好钱”
　　财政部、农业部近日发布意见，经国务院同意，决定从2015年起，调整完善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三项补贴政策。这是我国2004年以来实施的最大力度的农业补贴制度调整。据统计，2015年我国上述三项补贴规模达到1415亿元。就此次政策调整的背景和相关内容，财政部、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5月23日人民网)
　　自2006年我国完全取消农业税以来，就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农业补贴政策，并且几次对农业补贴政策进行了调整，可以说如今的农民兄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获得的实惠都多。但这些补贴政策依然有其不完善的地方，比如农业三项补贴出现了政策效应递减的情况，迫切需要调整完善。也有的补贴并没有真正实惠实际耕种的人，而有些实际上并未耕种的人，反而享受到了和耕种的人一样的待遇，这不仅极大的浪费了国家的政策补贴，而且也影响了种粮户的积极性。所以，农业补贴依然需要一个好管家。
　　从此次补贴政策调整来看，支持对象为主要粮食作物的适度规模生产经营者，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经营主体倾斜，体现“谁多种粮食，就优先支持谁”。而要真正用好这笔钱，相关部门就要继续学习如何将这笔钱真正放在种粮人的手中，防止他人“冒领”。
　　笔者认为，要用好用对补贴，首先要从制度上进行常态化监督和监管。某些地方政府疏于监管，出现土地已经荒废数年，而种粮户依然享受着国家的农业补贴。所以这种常态化的监管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不符合认领要求的，要及时上报给相关部门。
　　其次，政府部门也不能“城墙高筑”。在简政放权的时代大背景下，对于申报的政策补贴项目要及时审核和调研，提高从事农业者的积极性，促进新型农业的健康发展。
　　13. 是“打架排行榜”还是“警示排行榜”
　　到底我国哪里的人最能打架？最近网上一份“全国打架能力排行榜”对此给出了一个排名。“为人直爽、看起来潘吭讯侨菀淄蝗槐笫撇荒苁洌孀樱淞硕嫉冒诤 pose”的陕西人民，在这份排行榜上排名第一。排在最末的则是上海，则被认为是战斗力为零，不堪一击。（广州日报5月22日）
　　“全国打架能力排行榜”，只看这个名称，就觉得挺无厘头的。随后公安部刑侦局也给了一个排行榜“不靠谱”的评价，因为这个排行榜和公安部掌握的相关数据存在较大的出入，所以可信度并不高。而有较真的媒体更是通过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以打架的高级境界“故意伤害罪”作为关键词，以此来判断打架战斗力到底哪里强。这显然比前面的“全国打架能力排行榜”更有可信度和说服力。
　　不过在我看来，不管“打架排行榜”依据的标准是什么，最终的结果又是什么，但排在前面的并不值得高兴，而排在后面的更无须自卑。事实上对于法治与文明社会而言，打架行为既有违社会道德文明，也有违社会法治文明，能打架实在不是一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反而会在给别人带来身体和情感伤害的同时，也把自己置于困顿的境地，如果因为打架情节严重，给对方造成很大的伤害，则还要付出法律的代价。
　　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打架排行榜”，其实更应该是一份“文明与法治警示榜”，越是排在榜单前面的省份的人，越应该注意遇事不要冲动，学会理性理智地去解决，学会在文明与法治的范畴内解决，否则就是害人害己。前几年，国内有好几个地方的公安部门通过网络发布过“打架成本”的帖子，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所谓“打架成本”，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计算打架行为的成本问题，计算的结果是轻则需要赔偿对方几千几万元的损失，重则会失去人身自由，损失赚钱的机会，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
　　所以说，不管这个“全国打架能力排行榜”有多大的可信度，我们都应该更多看到它的警示性，而不是以此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尤其是那些排在榜单前列的省份的人，如果感觉有了这份榜单给自己壮胆撑腰，遇事就亮出自己属于某某省份的人想以此恐吓对方，或者是觉得对方所属的省份排名比自己低就觉得对方打不过自己而轻易出手，那才是一件大错特错，同时也十分幼稚甚至是愚蠢的事情。
　　14. 出租敲诈专车应成加速改革的推力
　　堂吉伟德
　　5月20日，网络上疯传一组QQ群聊天截图，其内容显示一网名为“天哥”（即司机王某）的出租车司机在QQ群扬言曾对专车司机进行敲诈勒索。同时，“天哥”还在QQ群里煽动纠集其他出租车司机预谋当晚对专车司机进行“钓鱼”敲诈。聊天记录曝光后随即在网络引发热议，司机王某被天津警方传唤。（5月22日《新华网》）
　　出租敲诈专车，事涉利益性争夺，也关乎于行为的正当性。无论专车有无“正式身份“，但以敲诈的方式去进行打击报复，已属于涉嫌违法犯罪，被警方传唤也就不足为奇。出租车司机有很多表达诉求的方式，维护权利的手段也丰富多元，然采取敲诈勒索的方式实属愚蠢，而动员行业其他人员参与，既会败坏所在行业的形象，也会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那么，敲诈勒索的底气来源于何处？根本上还是垄断行业下的霸王心态。近年来，对于出租车行业，无论是消费者、行业还是管理层，似乎都极不满意。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出租车行业在一些地方又极为强势，他们以“利益共同体”行业姿态，抱成一团而能量巨大，屡屡在手段上无所不用其极。比如以罢运的方式作为博弈的工具，往往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此行业生态下，则是出租车运营的各种乱象。据此，宋祖德在微博称：全国出租车行业越来越乱打车难，议价，以交班为由拒载，拼车，黑的士等等，出租车行业乱象横生，每次整顿以后，稍有收敛，过一段时间变得更乱。乘客烦，司机其实也很苦，出租车公司剥削的份子钱年年涨，垄断行为逼良为娼。
　　而专车的出现，使得出租车行业的垄断格局被打破，出租车司机面临着内外之间的双重夹击，对此作出应激反应也本无可厚非，然而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恐怕单靠行政或者自身的力量，都无以解决问题。其根本出路，还在于尊重市场和消费权益，在顺应形势要求下，对出租车行业进行市场化改革，一方面要放开出租车的数量管控，从而以打破严格管制下的垄断格局；二是降低出租车的市场准入门槛，让其他各种资源和要素都可以汇集，有了充分而开放的市场竞争后，出租车行业的服务水平才会得到提升。“敲诈专车”的利益和权利保护行为，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打破既得利益很难，然而再强大的力量阻力，也挡不住市场强大的推动。专车的出现，是打车软件公司将出租车市场进一步细分的结果，因为相对较低的成本，周到的服务，使得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也符合消费的实际需要，因而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相反，出租车行业因为各种侵权行为的存在，使得其无以获得消费认同，生存危机下的各种乱象则会更加严重。
　　地方层面，义乌的市场化改革已引发连动效应，也让人看到了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交通运输部服务司副司长王水平21日表示，交通运输部深化出租车行业改革工作小组已经拿出出租车行业改革初稿，正征求各方意见，抓紧修改。如此看来，出租车行业的改革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若能正视到问题的存在，顺势而为推动出租车行业改革，就会赢得主动并力求多赢，反之则可能陷入被动局面，并不断增大社会风险成本。出租敲诈专车行为的产生，何尝不是对出租车行业改革的催促。
　　15. “家规” 是延续不断、持续至今的文明
　　李玉芳
　　中纪委推出“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专栏，首推的第一个家规就是孝义：“郑义门孝义传家九百年”。 （来源:参考消息015-05-23）
　　中国作为拥有5000年的历史文明古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更加灿烂无比。 “家规”就是其中延续不断、持续至今的历史传承文明之一。回顾“郑义门”的历史，是一长串光环，其中最为醒目的就是“173人出仕无人贪墨” 。从宋到清，历经三个朝代无一人因贪墨而被罢官。
　　历史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人?每一个人首先从遵守家规开始，尊敬长辈、爱护年幼的人。家长要经常定期召开家庭会议，活跃家庭气氛，了解家人的身心健康、生活需求、是不是按照家规在履行社会义务、家庭义务；家长要检查为人父母者是否尽到父母的责任?检查为人子女者是否尽到子女孝敬长辈的义务等等做人的最基本要求。
　　历史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官? “为官首先必须要勤政，国家交给你办的事情要办好；为官不是做生意，不是我付出了，就得搜刮一些回来”。家规，就是告诉你，你只要出仕当官，就得奉公守法，不要贪污受贿，你不要来辱没我们这个家族。因此为了家族的名誉、家族的地位、族人的幸福，为官者要做到清正廉明，两袖清风，抵制来自社会上各种形形色色的诱惑，始终把持住内心的清平世界，通过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利益观、政绩观，永保共产党的本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置身于中国改革事业中，与全国人民一起建设我们伟大的国家，与家人一起筑造爱的小家。
　　每一位党员干部、每一公民，其实都是一个家的家庭成员之一，从栏目中都能读懂中纪委良药苦口的深刻含义，‘国’和‘家’紧密相联，国由家组成，有国才有家；家是国的细胞，家和万事兴。治国从治家开始。自觉遵守家规不是一句“口头禅”，还要落实对照进行自查、整改。只要你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就能在任何年代、任何状况下，找到自己生存的价值，找到属于你和家人的幸福。
　　16.莫让“有偿删帖”玷污网络这片净土
　　据媒体报道，近日，湖北省蕲春县公安局破获一起特大有偿删帖案，全国22个省市近2000人涉案，涉案金额超过5000万元。其中，一名26岁从事删帖业务的犯罪嫌疑人4年净赚780余万元。随着巨额“黑金”曝光，一条隐秘的互联网黑色产业链更加清晰地进入公众视野。
　　在“互联网+”的经济新常态下，互联网的强大能量越发凸显，不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近日互联网上“衍生”出一种“黑色删帖”行业，甚至出现不少官员不少关于不惜花重金删帖。这些官员删帖的背后除了存在着利益的输送外，也暴露出官员权力的一种滥用。官员企图利用删帖“黑手”作为掩盖自己“贪腐”实质的“遮羞布”。
　　十八大以后，中央狠抓党内作风建设，网上出现了举报高潮，而这也变相的使有偿删帖越发火爆。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黑色删帖行业之所以存在，其一是网站删帖人素质低下，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至百姓于水火。其二我们更要看到那些花钱删帖的官员才是这一黑色产业链背后真正的“黑手”。删帖删的是什么贴？是他们鱼肉百姓、以权谋私的贴，是他们贪污腐败、疯狂敛财的贴。他们用搜刮百姓得来的钱财去删民生哀怨的贴，着实令人气愤。其三对于互联网这一新兴事物监管的漏洞，成为黑色删帖滋生蔓延的土壤。
　　只要有举报帖子出现，有偿删帖就会永远有滋生的土壤，什么时候没有人举报官员了，才能彻底打击有偿删帖。所以，整治有偿删帖除了要加强制度的建设与监督，要畅通举报渠道，让老百姓能通过官方途径进行揭发检举。之所以人们会选择网络发帖的方式进行举报，是因为“大路”不通畅，只好在网上发帖倒逼官方注意。
　　有偿删帖的根源在于腐败，没有腐败就没有举报，没有举报便不存在有偿删帖一说。所以若要斩断删帖“黑手”，必须要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同时更要添补互联网监管的漏洞，加强监管，还网络一片“净土”。
　　17. 购买彩票需理性 贪婪心理要不得
　　5月22日下午，在武汉市复兴路上，一名男子爬上一处4层楼房的顶楼外墙，抛洒彩票近1个小时，最终被民警劝下。目前，该男子已被家属接回。该男子今年62岁，黄陂人，从2002年开始沉迷于购买彩票，甚至把房子抵押出去，总共花了20万元，中奖最大的面值是1200元，小奖也只中了几次，因一时想不开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荆楚网5月22日）
　　在中国，市面上的彩票都是经过政府批准，按照某种法定的规则运行，是合法的。彩票发行机构的目的是为公益事业筹集资金，彩票发行而对于彩民来说，让公众在闲暇的时候，彩民门根据家庭收入“以小博大”，在为公益事业作出贡献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一份希望，而不应该将其作为一种投资方式，不中大奖决不罢休的贪婪心理。
　　但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却是，很多购买彩票者并无“最牛彩民”的好运。他们指望购买彩票圆自己一夜暴富之梦，在长期期待、坚守下，一个个充满欲望的彩民，一年又一年之后，陷入欲罢不能的境地，不考虑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待的是失望、心理上压抑，巨额的投入，长期不中奖，因为负债累累，不得不走向绝望之路，最终因为彩票而甚至酿成一幕幕悲剧。
　　事实上，购买彩票的不乏“成功人士”，有的花费几元钱，甚至一次机会，就碰上大奖好运及时到来，但失败者更是如金字塔的底部，数不胜数。一些不理性彩民因购买彩票导致倾家荡产，导致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大受影响，家庭闹矛盾，还有的盗窃、抢劫、贪污挪用公款走上被告席而走向犯罪深渊的，更多的是失望过后，承受不了心理压力，走向轻生、自杀的现象极为普遍。而上述新闻中，黄陂男子沉迷于购买彩票，甚至把房子抵押出去，总共花了20万元，因一时想不开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让人很痛心。
　　彩票具有公益性，它可以满足某种群体参与博弈的需求，更可以帮助社会贫困群体。凡事都有两面性，彩票的一个大奖可以帮人解困，彩票也可能会让人深陷其中不得自拔。因沉迷彩票而家毁人亡的悲剧，不难看出，贫穷、低收入、落魄等词已然成为那些悲剧主人公的共同标签。
　　设立彩票的本意是为了为社会公益服务，我国推行和发展彩票事业的目的是为中国民政福利事业、中国体育事业筹集资金。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把彩票当成是一种暴富的工具，梦想着不劳而获。一个问题彩民，危及的可能是他自己的生命，可能是家庭的安稳，也可能是国家的财产安全。
　　在股票市场上，“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的提醒随处可见；在香烟盒上，印刷“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语，也已有法律规定。为此，作为彩票发行的有关机构，要想使彩票健康发展，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彩票带来的负面作用。提醒彩民“买彩有风险，购买需谨慎”的标志和提醒，防止更多的彩民进入误区。
　　彩票本身是无辜的，关键是彩民要把握分寸和尺度，购买彩票要量力而行。为此，作为一名彩民，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或许才能做到快乐玩彩，快乐中奖、快乐生活。
　　18. 荒唐的计生JDP思维当休矣
　　5月19日晚，山东电视台农科频道《热线村村通》官方微信公众号报道称，临沂市兰陵县基层干部被摊派“流产指标”，未完成者或被“就地免职”，导致基层干部争相购买“流产指标”怪象。（5月22日澎湃新闻）
　　无独有偶，今年2月网曝江西九江县计生委给各乡镇、村和社区下达社会抚养费征收任务，完不成征收指标的，要求各村、社区先按任务指标垫交。百度搜索“计生指标”，竟然可以查到几百条类似的计生文件。看来，在我国人口出现结构性失调的语境下，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在傲慢而又顽固地推行和坚持“计生GDP思维”。
　　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改变我国人口结构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随着国策的落地，“计生GDP思维”也开始大行其道，国策的执行和落后生育观念的博弈，一段时间内几乎达到了近似惨烈的地步。“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谁敢超生偷生，叫你倾家荡产”，这些耳熟能详的计生宣传标语，让人想起那个年代都叫人感到后怕。罚款、抢粮、牵牛、赶猪、拆房、拘禁，这些惯用的计生手段，在达到上级下达的计生指标时，也常常制造着血泪悲剧，使无数家庭刚刚用勤劳打工、创业获得的改革红利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再度返贫。
　　被普遍质疑缺失人性温度和法治精神的计生工作方法，早已被中央紧急叫停，如今，人性化执法也早已在计生系统形成共识。可是，一些地方政府仍在默守陈规，不思变通，根本原因是放不下计生GDP效益。一直以来，计生罚没款成了一些地方财政收入、职工福利的重要来源，甚至异化为个人的摇钱树，以致“生不生你说了算，罚不罚我说了算”成了一种计生工作常态，透露了国策执行中的弊端。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人口数量长年得不到有效控制，但计生部门却成了人人向往的“肥差”。“计生GDP思维”还表现在荒唐的计生工作评比，一些省区在计生工作评比中，习惯看数据，查表册，诞生了计生指标的怪胎，逼得下属单位不得不绞尽脑汁，催生了奇奇怪怪的“迎检歪招”。一年一度的计生评比，实际是一场计生数据大造假的比拼。
　　我国计生政策在某些地方，从疯狂地向超生户伸手，转向疯狂地向基层单位伸手，着实是很有意味的转变。但不管是哪一种伸手，“利益中心”的目的始终没有丁点转变。现在老百姓的计生观念进步了，超生、偷生现象越来越少了，这就意味着超生罚没款的大量流失。一些领导受到埋怨和指责，心里亚力山大，整日愁眉苦脸，这也许正是某些地方分派罚款指标、流产指标、社会抚养费征收任务的政策考量吧。
　　要清除计生部门形形色色的荒唐政策，唯有先消除“计生GDP思维”。要把计生效益从福利效益、财政效益转向人口效益，要通过计生政策的与时俱进，真正实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民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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