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的城市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几经起落。而给今人留下最鲜活印象的，一是包拯，代表远古的荣耀，数度繁华的庐州城；一是李鸿章，代表近代的崛起，淮系洋务集团和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而在史学家金安平《合肥四姐妹》这本书问世、并掀起一时的阅读风潮之后，张家四个姐妹，又成为合肥“过去的品质”的另一种代言。才情美貌俱全，情爱家国并重，这四姐妹，似乎成全了人们对闺秀传奇的一切期待。旧式知识分子家庭的肃穆和静美，融合现代思潮的进取和开放，让这种“闺秀”的造就已不可再复制。于是，人们绝望地给她们的背影命名，最后的闺秀。与之平行的还有“最后的贵族”。这种流行一时的“最后”，伴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老照片”热，共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对旧式风情的集体怀旧。
《最后的闺秀》是张允和的一本书名，这个称号，是写过《张家旧事》的记者叶稚珊赠给她的。我总深深怀疑，张允和本人，是没有这种自许的，只需看一看她书的起始，“本来没有我，哪来这本小书。感谢老天爷，虽然没有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却给我一个胡思乱思的小脑子。解开了绕脖三圈脐带，让我自由呼吸。可是我的心脏只有一条线，是医生给我这条命。经过了风风雨雨，欢欢爱爱的心水流年。居然活到九十个春秋，活得逍遥自在，充实、愉快！喜欢故作聪明，自我解嘲。写点芝麻、绿豆的杂文、歪诗，不登大雅之堂。这样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这样。”健康朴实的人生观，毫无半点“她在幽闺自怜”的闺秀气。
这种强烈的生命气息，是什么样的风潮也扑不灭的。事关合肥的另一个女人的新闻，也冒出这种热辣辣的气息，让我忍不住把她们联想在一起。
在合肥市政府官网上，《2003年合肥年鉴》中，有这样一条：11月6日82岁高龄的合肥市民阮奶奶，通过征婚与南京一顾氏老人结为夫妇，成为各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什么样的市民征婚结合，居然能够在政府的年鉴里留下一笔？
当年，82岁高龄的阮奶奶在合肥婚介机构“爱之桥”抛出了自己的征婚绣球，成了合肥乃至全国年龄最大的“待嫁女”——老奶奶的征婚条件很苛刻：年龄和自己相当，身体健康，人品好，有固定收入，有房子，头脑清楚，脾气好，孩子必须独立等等，有十几条之多。然而，非但没有吓退应征者，相反还应者如云：上海的一位老教授千里外递来“求妻申请”，阮奶奶一考察，觉得有“做保姆”之嫌，立即将他“开除出局”；蚌埠一位老工人也想迎娶她过门，阮奶奶一合计，故土难离，不愿背井离乡，于是他也“没戏”；一位退休干部，什么都挺好，就是提出“两位老人的钱要归儿女统一调配”，阮奶奶转身就走，“连自主精神都没有，还谈什么幸福婚姻”……在经历了许多次约会，千挑万选之后，老奶奶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喜结连理。据说二老结婚回娘家那天，整个合肥站被挤得水泄不通，喜糖被一抢而光，当地媒体专车接站，沿途百姓争看热闹，快赶上国家元首来访的阵势了。
阮奶奶的故事，透着活泼泼的生命气息，所谓“日常生活的英雄”，她一定算得一个。合肥这城市，有一种骨子里的家常，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就像著名的“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一样。操着合肥口音的闺秀们其实成长在苏州，后来生活在北京、在美国，但这坐拥江淮的城市锻造了她们最初的性情与品质。今天的合肥，和每个城市一样，都有一条供女人大肆采购的“女人街”，有趣的是，这条街，在合肥的正名叫做“节约巷”。没有什么比这满含笑意的名字更能暗暗透露合肥的性格了。
——时间堆砌的记忆
风雨拂过“大板楼”
写下“大板楼”三个字，80后的同事们睁大怀疑的眼睛——这是不是什么网络新名词？它代表啥意思呀？！
从南七出发，沿着金寨路往北走，顺着马路的右边，大约前行二百米，你就会找到“大板楼”的名词解释——路边一排乳白色六层建筑，采用水泥预制板建造，楼板之间的钢筋接头处用电焊焊接。因为它的特殊结构“大板子”，故名“大板楼”。
这里一共有19栋大板楼。靠马路的几栋之所以有着乳白色外衣，是因为市容需要后来涂上的。再往里走，已经被时间老人冲刷的面目全非，很难用颜色来形容其外表。
“这些大板楼，你可别看现在这个模样，当年可是牛气的很啊！”在这里住了30年的杨大爷兴奋地说。
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安徽省副省长一职的张大为顺应改革开放号角，在合肥吹起了一股“改革大潮”。如今繁华的长江路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启程规划的。规划意味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南七附近的大板楼，就是那一次迁移的主要目的地。
回到三十年前，大板楼的位置虽然很偏，但其整齐的外表，“现代化”的工艺，着实让这里的居民倍感骄傲。尽管大板楼不隔热，不隔音，各种配套设施也不齐全，但在那个年代，几乎代表了最先进的建筑风尚。大板楼也是当时中国初推出住宅工业化的产物。
时间很慷慨，从来没有停下矫健的步伐，时间又很公平，冲刷一切过眼云烟。只是当所有的一刹那都变成了“曾经”，时间给我们的印痕，才愈加清晰可见。如今，满眼的高楼大厦淹没了曾经的名声大噪。三十年过去了，大板楼也早已超过了其应该服役的15年使用期。很多城市同期建设的大板楼已经拆迁，唯有合肥的大板楼仍然“健在”。
当年的大板楼居民，是从市中心迁来的城市建设主力军。如今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以老年人和在外打工的青年租房者为主。由于板楼的特殊建筑原料和建筑背景，加上已经久远的年代，住在这里的居民常常被一些问题困扰着。在大板楼里生活了近30年的赵大妈盛情邀请记者一睹板楼的“内部风采”——老式的挂钟、70年代是独有的“墙壁相框”、年久失修的房体、落满灰尘的橱柜……不足40平米的一室一厅容纳了老两口和即将30岁还未成家的儿子。
赵大妈很无奈的说：没有房子，人家不和我们结婚……
时间留给岁月一道必做题：苍老，消失，更新，换代……临走时，赵大妈向记者说起，拆迁的事宜已经谈了很多次，出于各种原因，每一次都被搁浅了，房产公司，公交公司，科大，还有温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似乎都很垂涎此地。不知某年某月某一天，一座高楼大厦在此拔地而起的时候，谁还会记得曾经的大板楼？
在走出小区的路上，一群小朋友三五成群，嬉笑打闹着，给有点沉静的大板楼增添了一抹生气。这座值得记住的建筑，见证着城市的发展，铭刻的是时间的烙印。
苦涩浪漫“筒子楼”
20多年的生活经历，记忆中还没有见过如此破败的建筑：外表破旧不堪，砖头时见破裂，长长的走廊串连着许多个单间，走廊里没有灯，大白天也是黑黑的，外面的光线很难照进来。狭窄的走廊，便是居民公用的“厨房”，每到做饭期间，一团团炉火照亮走廊，空气中弥漫着菜和油的香味。诺大的有着许多蹲坑的老式卫生间是男女公用的，进去一个人，得将很难关严的门插上……
筒子楼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住房样式，红色砖墙的外表，三层矮小的建筑勾勒着一个时代的轮廓。
记者面前的筒子楼，位于合肥市二环路东的安徽氯碱集团（原合肥化工厂），始建于1958年。五十多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化工厂职工从这里搬出去，有的住进厂里新盖的宿舍，有的已经“远走高飞”说不定已经忘忆曾经住过的筒子楼。目前在住的居民已经不多，总共2栋中居民不足20户。
无心打扰的宁静
靠近大马路的那栋筒子楼叫“四号楼”，里面的那栋叫“三号楼”。走进四号楼的一楼，沿着长长的“筒子”往里走。轻叩微掩的已经掉了漆的木门，没有人理睬，记者擅自闯入，却不想打扰到正在做功课的小女孩，和旁边床上熟睡的小男孩。简单表明来意，羞涩不太喜欢讲话的小姑娘有些胆怯地答应了记者想拍几张照片的想法。这间房子不过20平米左右，却住了整整一家三口。房间内简单的家具，还有墙壁的吊画，应该算是这里的奢侈品了。
据小女孩讲，这是父母租来的房子，父母在附近做些小生意。
无心继续打扰孩子的学习，只好悄悄地走开。
长长的走廊里愈加冷清，零星蹦出来的几个人，或者年岁已高，或者行色匆匆。走廊两边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垃圾。住在这里的人真的已经不多了。
锅碗瓢盆交响曲
从四号楼的一楼上到二楼，记者碰到在这里出生长大的13岁女孩尚天红。满脸稚气，又带着几分俏皮地尚天红说：“现在住在这的像我这么大的，只有一个了，以前有10多个呢！我们过去的游戏呀，就是停电的时候躲在一个个小房间里，藏到门后，用手电照着装鬼玩……”
曾经有无数的中国人在筒子楼里结婚生子，奏鸣着锅碗瓢盆的交响曲，现在，仍然没有间断，只是那些年轻的身影已经略显苍老，那些锅碗瓢盆也已经不知换了几代。
“我们做饭的时候，必须是家家将炉子拎出去，拿着锅碗瓢盆，到门口的走廊做饭！”尚天红的妈妈告诉记者。
记者想象着那个场景，烟雾缭绕，热气腾腾，那一份温情，那份恬淡，甚至可以叫做浪漫。但这浪漫中，含有许多苦涩和艰辛。生活其实就是这样简单。
在这里细数幸福
王俊王大爷和老伴两个人，已经在三号楼的二楼居住了22年，他们细数着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眉宇之间荡漾着满足与幸福。王大爷78年军人转业到大别山区的一座生产炸药的军工厂，1987年，那所军工厂与合肥化工厂合并，王大爷也自然成了化工厂的工人。
王大爷早年在部队是一个帅帅的通讯员，照片虽然已经褪色，但同样可以看得出来，年轻时的他的确是个帅小伙！旁边的老伴不停地调侃着已经有些年纪的王大爷，王大爷不露声色，满脸堆笑，还拿出了多年前在部队的照片给记者欣赏。儿女不在身边的他们养了一只叫“菲菲”的可爱小狗解闷。王大爷拿出很入时的“山寨机”向记者“炫耀”着菲菲的睡姿……邻居家的庞晨曦小朋友也来凑热闹，今年只有4岁的她可能是这座筒子楼里年龄最小的了，童真，和谐，温暖，一时间挤满了这件小小的筒子楼里……
他们也得知这座楼可能即将拆迁。
“要是真的拆迁，我一定要多拍些照片留个纪念啊，住了这么多年，很有感情的，也不想走。你看，我相机都准备好了。“老人家略带伤感的说。
“房子小一点，条件差一点，住的久了，习惯了，就不愿意离开。”王大爷的老伴低着头慢慢地说道。
空空的浪漫，酸酸的苦
写到这里，本来文章可以结束了，但还有些人和事浮现在脑海中久久不能散去。
在四号楼的二楼，记者曾经闯进一个房间，但“一无所获”地被赶了出来。此房主人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帅气小伙子。追到走廊里，他解释说，实在是因为住在这里没面子，到现在连对象都找不到。
也是在四号楼的二楼，前文写到的尚天红的家对面，那间房间的主人已经搬走。大门洞开的房内没有一样家具，墙壁上红色的墙纸还贴在那里，在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一间“讲究”婚房。
新人搬走了，浪漫仍然留存在这里。
在四号楼采访时，一位大娘追过来让记者到她家看看。大娘住在三号楼的一楼，正对面就是水池。下水道的水不知怎么从大娘住的房间地下“钻”出来，她家的地总是湿湿的，尽管外面艳阳高照。
大娘很感激厂领导能照顾给了她家这间房子，在厂里的新建生活区，大娘家有一间五十多平米的房子，“但家里共有七口人，实在住不下。”
筒子楼的很多居民都关注拆迁的事。一方面住在这里不方便，希望尽快拆迁，另一方面又担心拆迁后住哪。
大娘就有这种担心：“据说新房子优惠后要1800一个平方，十几万块钱一套房子，我们也根本买不起。”v
[一处老建筑——望火楼]
缘起：关于一栋建筑的修缮
2009年5月，位于青岛市南区观象山上的德国老建筑望火楼在市政府的主持下进行修缮。工作刚刚开始，当地民间舆论便一片哗然。修与不修，如何修？如何在修缮中更好地保护老建筑，一时间成了争论的焦点。很多群众自发地来到望火楼前，监督着修缮工程的进展，唯恐工人操作不慎，损坏了楼体。
沧桑：百年风雨中的老房子
修建于1905年的望火楼只是青岛100余处遗留德式老建筑中的一栋。当年是作为消防队观测火情使用。作为一个近百年来才新兴的城市而言，青岛没有太长的历史可言。但就是这段只有几十年的殖民历史，为青岛留下了数百栋像望火楼一样外观精美，构造结实的老建筑。这些建筑群，组成了青岛最初的城市架构。
这些老房子历经百年风雨、战乱纷飞，却依然屹立不倒。除了建筑本身的质量过硬外，青岛市民对于这些老建筑的热爱和保护，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便是在历史文物破坏非常严重的十年文革时期，这些老建筑的主体基本上也没有遭到太严重的破坏，很多老房子，如胶澳总督府，圣弥爱尔天主堂、大清国胶海关这些经典的德式建筑几乎可以说是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文革结束后，修缮工作很快展开，青岛西部旧城区的老建筑群，逐渐成为这座城市最醒目的一张名片。为了更好地保存老城区的历史风貌，上世纪90年代后期，当时的青岛市政府提出向东部发展的思路。今天的青岛东部新区就是那个思路的产物，东部在摆脱了老城区麻烦的基础上大步发展，而西部老城，也得以保存一份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
青岛人何以如此热爱这些殖民时期留下的老建筑呢？不妨先从青岛城市发展的历史说起。
历史上，青岛经历过一次德占、两次日占和一次短暂的美占时期。其中德占时期最长。在德国占领前，青岛所在地只是清政府在胶澳的海防口，住着寥寥数百渔民。光绪十七年(1891年)，清廷终于决定调登州镇总兵章高元率部4个营2000余人移驻青岛。这一年，也成为青岛的建置之始。但此时的青岛，还只是一个有军队驻防的海滨城镇。1897年，山东发生“巨野教案”，这成为青岛命运转机的一个导火索。
同年11月，德国海军上将封迪特里带领三艘战舰抵达胶州湾，以此为借口强占青岛，清政府的李鸿章和翁同和与德使海靖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同时也打开了山东的大门。遭受侵略自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这也成为了青岛从驻防地一个三百户左右人家的小渔村走向城市化的第一步。
1899年德国公布：“德皇陛下命令，将胶州湾保护地的新市区命名为青岛。”(据田原天南:《胶州湾》)这时开始，青岛有两个名称，整个德国殖民地称“胶澳租界”，而殖民地的“市区”称青岛。（注：《青岛建置百年简史》）
德国人在青岛进行了大量的城市规划工作，请来当时国内一流的设计师和城市规划专家，投入巨资要将青岛建设成远东“模范殖民地”。可以说，这座城市是建立在一张白纸上的。正因如此，它才有机会规划得如此合理且美观。
“消防栓”、“下水道盖”这些当地人以前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出现在青岛。“消防队”、“警署”、“法院”、“医院”，现代城市能够拥有的一切必要设施雨后春笋般建设起来。一份现在看起来有些古老但却体系完整的现代城市规划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土地上。德国的建筑文化对青岛影响深远，以至于今天青岛人还把下水道盖称之为“古力盖”。这是德语中“下水道盖”的音译。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青岛市区人口已达五万六千人。整个德控胶澳租借地人口近20万，俨然已是一个海滨小城。一战爆发后，德国已经无暇顾及青岛，青岛于1914年11月落入日本手中。日本在第一次占领青岛期间，大量迁移侨民、开设工厂，城市建置依然延续德国人的状态。日，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这次占领期间，日本曾经有过一个都市建设的规划，意图将青岛建设为中心城市，但侵略战争使得城市建设仅仅进行了极少部分就嘎然而止。青岛的建筑规划因此也得以继续保持以前的德国风格。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回青岛。内战很快爆发，这个时段，青岛的城市建设基本陷于停滞状态。直到1949年青岛解放后，城市建设才重新得以开始。这个时期的青岛建筑群，并未遭到过多战火的侵扰，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青岛的老建筑历经了德占时期、第一次日占时期、北洋政府控制时期、“五四运动”的青岛主权之争，抗日战争，美军占领时期，国共内战，直至解放，可谓是百年风雨。能够基本完好保存至今，不得不说是极大的幸运。以至于数百年后，德国之声记者代英在他的《德国韵味的中国城市—青岛》一文中称赞“德国建筑在青岛得到了相当好的保存，比德国本土同期的建筑保存得还要完好。”
反思：这不仅仅是殖民历史
作为殖民耻辱历史的见证，这些老建筑无疑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它们保存完好的现实却带给我们另一种解释：青岛人并没有过多在意他们身上的政治颜色，在他们眼中，也许这些建筑物只有两种意义：建筑自身美学意义和城市整体规划的美学意义。这些就是它们的价值所在。认同这种价值的意义，参与保护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青岛本土的一位政府官员姜永良曾经这样描绘这些老建筑：“我发现，欧式建筑的最大特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具有观赏性。一座座欧式建筑仿佛是一个个凝固的音符，汇聚成一曲曲优美动听的旋律。”
“今年五月，一支德国舰队访问了青岛港，出乎德国官兵意料的是，他们并没有因为他们先辈在这片土地上的所作所为陷入尴尬，受到冷遇，而是受到了当地政界和民间热烈而真诚的欢迎，当地官员在谈到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史时，也显得非常的宽容大度：
‘作为那段历史，它已经翻过了那一页。那段历史可以供后人对许多事情进行思索研究。我们现在可以把这段历史看作是对后人的教育和启迪。但是，我们没有权力去指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应该说，我们接触的所有的德国朋友都对中国的现状未来都充满了好感和信心，同样他们对曾经占领青岛的行为都表示出发自内心的、诚恳的内疚、歉意或负罪感。我认为，在和平、发展、友谊的主题下，我们没有不可以讨论的问题，没有不可以触及的矛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朋友完全可以放心，中国人是比较大度宽厚的，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但是，我们不会对德意志民族和国家记仇。’”（注：《德国韵味的中国城市—青岛 作者：代英》）
这座城市没有忘记殖民的历史，但也不会偏执地将那段历史创造和遗留下来的产物视为侵略者的罪证。什么是城市？一座宜居的城市该如何规划和建设？在中国城市化的滚滚洪流中，保留历史建筑文物的遗存和城市化进程，似乎成了一件很矛盾的事情。青岛这座新老城区风貌并存的城市应该算是一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优秀教材。
建筑：双重意义的存在
让建筑赞美生命。这是一句很有意义的话。建筑不仅仅是肉体生命的居所，建筑自身也具有强大精神力量。在这些品质优良、设计精美的百年老建筑的背后，不断隐现的正是一种超越了以往殖民历史观的普世价值观。v
沈阳，在近现代的崛起，与其区位戚戚相关，它是马蹄形的东北大地与华北平原之间的门户，乃兵家必争之地，自古就与军事、战争结下不解之缘。努尔哈赤入主中原前以此为都，拓建沈阳城。大清王朝覆灭后，这里成为奉系军阀驻扎的首府，张作霖父子付出极大心血对之进行建设，八卦街成为全国唯一借鉴八卦阵来进行城市建设与经营的案例，日本占领后大力发展其工业，掠夺东北资源，以支撑起巨大的战争消耗。新中国成立，又在此布局了诸多大项目，沈阳因此成为“共和国装备制造部”，一度被称为“中国第四城”，其辉煌可见一斑。
时过境迁，改革开放后，南国大地风生水起，龙腾虎跃，东北“老大哥”相形见绌。市场浪潮无情冲击这个堪称“计划经济堡垒”的城市，沈阳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即便是在辽宁，滨海城市——大连也一度让这座以“东北首府”自居的大城市难堪，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城市建设与品牌，大连都胜出沈阳一筹。
近年来，沈阳开始“觉醒”，在经历了市场化“敲打”与全球化“震荡”后，逐步走出“眩晕”状态，明确自己的定位，大手笔地展开了“新沈阳”计划。
“新沈阳计划”
如前所述，沈阳在历史上的历次显现，大多出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推动，是“自然生长”的过程。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地方政府，其主体竞争意识越来越强烈。城市的首脑们开始思考城市的命运。“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欲往何处去？”于是，“大沈阳”计划出笼，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内陆城市，竟开始将目光投向辽阔的海洋。
翻开人类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水”之于人的重要。“逐水而居”是早期人类活动轨迹的真实写照。中国的黄河被尊为“母亲河”，正是因为其源源不断的水流滋润着两岸人民。沈阳作为一座城的出现，与古沈水（今称浑河）切切相关，因处沈水之北，而水之北为阳，故名沈阳。即便是现在，沈阳的自然水系（如人工运河、明渠）的水源都来自浑河，最终也是归入浑河。水，不仅哺育一方子民，同样也是货物运输的主要通道，可以说在农业文明社会，水对于一个城市的兴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铁路以及公路日益显现出来其巨大的推动力。沈阳所处的战略区位，使得其快速成为四通八达的东北中枢，5条铁路干线在此交汇并连接着8条支线，通往全国各地，是国际联运通往朝鲜、俄罗斯的必经之路。沈阳在近现代积累的强大工业基础，从根本上离不开铁路的襄助，闻名全国的工业区——“铁西”，其名字即源于“在铁路以西”的事实。现在的沈阳拥有全国最大的铁路编组站，以及全国最高等级的“一环五射”高速公路网。
从历史上看，紧随蒸汽文明而来的是海洋文明。19世纪末，当年从沈阳骁勇入关的大清政权开始步入风雨飘摇期，经受着西方舰船铁炮来自海上的欺凌。历次的海洋探险，开启了全球化的序幕，海洋性民族走上世界舞台。中国这一古老的国度，被动地卷入了全球体系。海洋文明，具有与生俱来的外向性，以及无休无止的前进力。以沈阳为代表的东北经济体，受封闭循环的思维禁锢日久，早已习惯于关起门来过日子。然而，现时代的沈阳，已然认识到海洋的巨大意义。辽宁沿海的城市纷纷掉头，转身面向海洋，“辽宁沿海经济发展带”上升为国家战略。沈阳更是将营口港、丹东港纳入“大沈阳”规划，打造属于自己的对外港口，内陆城市摇身一变，成为“沿海城市”。
时代在不断地前进，我们无法否认，科技对世界的改变是巨大的。人类关于飞翔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航空，真正使得“地球村”成为可能。通过飞机进行客货运输，成为新时代的潮流。与其他传统运输方式相比，航空代表着“高精尖”，代表着快捷与效率。世界上的国际大都市，无一不是航空枢纽。怀有雄心壮志的沈阳也不例外，从2006年起，便着手开始打造沈阳航空城，发展临空经济。
显然，沈阳这一古老的东北城市，正经历着“凤凰涅磐”的过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自己的“变身”计划。从城市空间格局上看，城市南下的态势日趋明显，浑河以南，桃仙机场以北成为炙手可热的区域。
沈城的新框架
长期以来，沈阳城局促于旧框架中，南至浑河，西抵铁西，东至棋盘山、北不过北陵公园。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城市扩张欲望，推动城市向外拓展，拉开城市骨架。在最新的沈阳城市水系规划中，浑河已成城市内河，外环的各大明渠将新沈阳团团围住。如果说，前些年沈阳的膨胀更多的还是源于城市自然的摊大饼式的蔓延，那么现在的城市规划则是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是组团式的跨越。城市东部将围绕棋盘山做大文章（沈阳世博园即位于此），建设一流的现代旅游度假区，成为现代沈阳对外展示区，也是重要的生态居住区；西部则建设沈西工业走廊，向外延伸至辽中县；“沈北新区”则赫然跃现在北部开阔地区，并提出打造“东北第一生态城”。南部则有代表新时代沈阳先进生产力的浑南新区，以航空城为依托，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
而支撑起“大沈阳”骨架的是呈十字相交的“金廊银带”。原初的金廊呈南北走向，从北陵公园向南至火车北站，再至五里河，依次形成一条包括COD（中央政务区）、CBD（中央商务区）与CCD（中央文化区）的长廊，串起了沈阳旧城的核心部分，现在又向南延至南三环路。“银带”则沿着浑河铺开，建设国内最长的生态景观区，两岸分布“东部智慧城”等五大功能区。“银带”与“金廊”相交处，便是未来沈阳的新都心。以此为核心，“大浑南”又横空出世，其版图包括现在的浑南新城、东陵区、苏家屯区的部分地区以及和平区的长白地区，浑河以南成为一片热土，而此间的壮大，势必带动辽宁中部城市圈的发展，成为东北区域经济的中枢。
站在彩电塔上，环顾辽中大地，以沈阳为中心方圆200公里，居然错落分布了2个特大城市，3个大城市。其实，包括南部大连等市的辽中南城市群是我国最早成形的城市群。正在修建的城际高铁会将相距本不甚远的周边城市如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铁岭等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辽宁中部正在形成一个以沈阳为中心的城市圈，这对于引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具有重要作用。
不可忽视的是，在沈阳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地铁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四条地铁的修建，将使城市中心与各个组团的联系更加快捷方便，城市的集散能力得以显著增强。只有这样，规划人口为1200万的特大城市方能成为可能。地铁一号线，东起植物园，西至十三号桥；二号线，北起道义大学城，南至桃仙机场；三号线北起虎石台，东至宁官；四号线则一头一尾连接起了苏家屯与观音屯。城市的三环之外，因此将出现若干组团，呈众星拱月之势，环绕沈阳主城。
大沈阳，箭在弦上，势在必发。沈阳，正朝着“东北中心城市”、“东北亚国际性城市”的目标进军。然而，在此背后，我们不禁要问，骨子里沈阳到底是怎样的城市？如同一个人一样，这座城市拥有着怎样的个性特征？正如上海以它的洋派、优雅著称于世，北京以它的雍容、大气面于天下。
概括地讲，沈阳是一个具有粗犷气质的城市，无论是从其居民的生活习俗，性格特征，还是从其占主导的产业，城市建筑风格来看，皆如此。沈阳人，不拘小节，重情厚义，与江浙、广东等地的精于算计、务实肯干迥异。但又和深受“孔孟”传统熏陶的山东人不同，后者豪爽，但拘泥于繁文缛节，尚显得文明有余，威猛不足。沈阳人则不然，他们短于口舌，长于拳头，想必是身上留有较多的原始野性。爱喝酒，易冲动，懒散随性、相对保守，这种个性特征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理性、算计、开放似乎是背道而驰。所以，直到现在，沈阳的民营经济都不强盛，人们并不猴急猴急地扑向“金”光大道，八旗子弟的悠哉劲儿好像还没过完。官本位思想，国企文化在街里坊间尚有很大的影响，这并不利于外商的投资选择。这也导致了沈阳的较低的外资利用水平这一结果，不过近年来有所改观。
从整个城市来看，沈阳骨子里有着一种乐天随溜的简单、一种历尽沧桑的刚劲、一种低沉回吟的雄性。当你走进铁西区，就会发现沈阳的文脉，无法与大工厂、轰隆的机器脱开干系。铁西，又被称为“中国的鲁尔”，可以说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工业遗产聚落。它曾经在多个时代发挥重要的作用，是真正的“幕后英雄”。如今，铁西新区翻开新的一页，重新恢复活力，成为老工业基地的璀璨明珠。
浪涛拍岸，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不断地推进，“爷们气”十足的沈阳再也不能以封闭的眼光来看世界，而是应该认清历史，正视现实，勇敢地走向未来，吸收更多的现代文明质素，融化血液中的厚重与固执，兴许，能发育出新生的城市文明，新的沈阳。v
时光流水，如白驹过隙，一切都行进得那么匆匆。合肥的土地上，总是上演着大大小小的叹息故事。当大片的现代建筑在城市里拔地而起的时候，有谁还能记得淹没在都市森林里的那些辉煌？
美菱地块的拍卖尘埃落定之后，很多居民都来到芜湖路48号美菱大门前留个影，他们选择了这样的方式与这个老厂告别。曾经辉煌一时的美菱在一片机器的轰鸣声中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1984年，合肥冰箱厂造出了自己的第一台电冰箱，商标注册为美菱。一个砸冰箱事件让美菱变得家喻户晓。年这16年间，美菱凭借着技术上的不断攻关和过硬的产品质量，成为了国内家电行业的领军企业。进芜湖路48号上班成了无数合肥人的梦想。
没有人会想到，1998年后的美菱，发展的速度会渐渐慢下来。多元化发展的战略不仅没有给美菱带来想象中的扩张，相反，过多的边缘业务却一再阻滞了美菱跟上时代的脚步。商海浮沉，美菱几经周折却最终回天乏术。
2002年12月，格林柯尔以2.0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入主美菱。2005年，在格林柯尔的掌门人顾雏军锒铛入狱后，长虹成为了美菱的新东家。短短三年内两度被收购，美菱成为了合肥人不愿去多谈的伤心地。一转再转的结局让英雄的落幕以一种近乎悲情的方式收场。
2005年，美菱搬离市区，落户合肥经开区，而芜湖路原址的美菱地块也被用作商业项目拍卖。也许是内心里情感还难以割舍，直到2009年的2月，合肥市国土资源局才发布了美菱地块使用权出让的预告，正式提出拍卖美菱地块的事宜。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沉寂多年的“美菱地块”成为合肥市民议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
有关美菱的任何风吹草动皆成了新闻。保证金的骤然变动，万达的高调介入，传说中的华润、绿地、香港九龙仓、经纬来抢局……一切的一切都让美菱地块成为业内的议论焦点。
日，美菱地块的拍卖会在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如期举行。让人意外的是，这块热门之地的归属权争夺没有料想中的激烈和充满悬念，传说中的一干买家均未现身现场。此前被看好的老东家长虹虽参加了拍卖，但一牌未举、一言未发，着实让在场的人感慨不已。12轮叫价过后，615万/亩的价格、10亿2千万元的总价、1845元/㎡的楼面地价让美菱地块在那一刻正式易名为合肥万达广场。
日，隆重热烈的开工典礼过后，万达广场的建设正式拉开序幕。当大型机械进场的时候，很多赶来为美菱送别的人们都情不自禁留下了热泪。那一刻，他们是真的动了情。
美菱走了，万达来了。
城市的发展总是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在进行，伴随着城市的长大、变高，有人欢呼有人伤感，还有更多的回忆消失在这个城市的建设大潮中。
翻开昔日的记忆，往事里点点滴滴的痕迹无意中已在我们的心中挥之不去。所有的思绪，所有的情感，静静的如底片，躺在记忆的深处，渐清晰却又渐模糊……
当万达以争分夺秒的速度向世人渐露它的雄姿时，有多少人还会记得，在那片喧嚣的土地上曾经留下过一个叫作美菱的名字？
多少年后，林洙成了梁思成的续弦，又成了他的遗孀。她仍然记得小时候上海家里，客人如何频繁地提及梁先生与梁太太：
“林徽因是我们福建的才女。在我们家的客厅经常有些家乡人来拉家常，几乎每次都要提到林徽因，并谈到她嫁给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的事儿。”（《大匠的困惑》）
读到这里，我脸上会浮起促狭的微笑：如果只是“福建的才女”，为什么这些福建人不大谈谢婉莹？
——同样是才女，“冰心”的文名要响亮得多，而且，谢婉莹是真正福州土生土长的，十三岁才离闽赴京；而林徽因，不过是“原籍福建闽侯”，生于杭州，迁上海，再迁北京，再伦敦，再宾夕法尼亚，一生先是随着父亲宦游，再就是求学、结婚，跟着先生南下北上，与福建的关系，似乎浅淡得很。
又何止是林洙家客厅里那些福建人？一百年来，流传、议论、追忆、缅怀……哪一样林徽因小姐不是盖过了冰心女士呢？
个中原因，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一、林徽因长得更好，虽然冰心年轻时亦不弱；二、林徽因嫁得更有名。冰心的公公是谁？有人知道吗？
再有，林徽因的故事更有传奇性。追求过冰心的名人，只有传说中的张恨水（有说“恨水”之名即缘于“恨水不成冰”，待考）。
林徽因麾下，随便排排，现代文学史最著名的诗人，现代建筑史上最有名的大匠，现代哲学史最有名的逻辑学家，儒林文苑，占全了。
然而，这些外部因素，还不能说明林徽因的巨大魅力。她那远负盛名的“太太的客厅”，才是她成为三十年内，无数中外的客厅中话题聚焦点的主因。
被误传的一次车祸
我在《野史记》里收入了一篇《东安市场的一次车祸》。内容是“正在西山养病的前外交次长女公子L小姐，和她的追求者们定下了一个赌赛：谁能以最快速度从城内买到刚上市的橘子给她，就证明谁对她最忠心耿耿。有目击者称曾见到梁思成先生的摩托车自西山驶出。在事故现场，确曾留下一包精心捆扎的橘子。显然，摩托车技术超群的梁先生拔得了赌赛的头筹，如果不是发生了车祸的悲剧……”
这篇文字引来林徽因粉丝的一些小小抗议，亦有别的书煞有介事地“辨正”此事之有无。不妨在此表白一句：梁思成脚部残疾，来自车祸不假，但从《晨报》当年的新闻报道，到《梁启超年谱长编》中所收梁任公给大女儿思顺的信，都说明是梁思成兄弟同往参加1923年“五七国耻”游行，被财政部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倒。金永炎不来道歉，梁夫人还大闹了一场总统府。自家人言之凿凿，又有历史材料佐证，当然更可信。
但咱文章里的事，也非空穴来风。材料出自陈从周的《梓室余墨》。其实我一点都不在意其事的真伪。陈从周教授虽然是徐志摩的表弟，但跟梁林两家未必有什么交情，站在同情表哥的立场，对林小姐有所不满，故此记下这则逸闻也未可知……关键在于，就算这则轶事是陈从周道听途闻而来，何以会传成这个样子？这才是我感兴趣的，即所谓“传说中的近代中国”。
鲁迅说过，外号如与本人不贴切，那是随便怎样都叫不长的。你在墙上写一万遍“小三子是王八蛋”，旁人也不会把小三子叫成“王八蛋”，因为不贴切。同样，这则传闻虽然不太雅驯，但能流传开来，说明——所传之事符合林徽因的性格行径，至少符合众人眼中的林徽因形象。
这个小妮子跟所有清末民初出生的世家闺秀一样，跟父亲母亲，大家族里的所有人，都有着一层灵魂的隔膜，“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可能是出于这一切，她后来的一生中很少表现出三从四德式的温顺，却不断地在追求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梁再冰《倏忽人间四月天》）。这种遭际，张爱玲亦有，而她们俩，不过是两个后来出名的样本。多少当时的锦绣门第都在新与旧的伦理冲决中将子女的童年与梦想磨得粉碎！
然而林徽因算是幸运的，她拥有父亲真心的钟爱，十六岁即可以随父亲游历欧洲，长居伦敦。反过来，爱护之愈切，管束之愈严，林总长可不会放任他的女公子走上一条“追求人格上的独立和自由”之路。在林徽因出国之前，梁林两家就已经定下了长子长女的婚事。
梁思成与林徽因，由于双方都名高才显，亲朋戚友，莫不许为神仙眷侣。倒遮盖了这是一桩传统的政治联姻的本质。梁启超的说法是“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你们自己决定。”真是由自己决定？那梁任公日后又何必长篇大论写信去训斥徐志摩“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暗示你不要来坏老子的好事。
因为，梁林联姻，一开始就已注定。福建、广东，虽然临海，开化最早，家族意识之稳固、家庭秩序之严饬，反居清末民初诸省之上。金岳霖晚年接受采访，评论徐志摩“不自量、不知趣”，因为“他们是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岁数大，怎么能这样呢？”两小无猜说不上，男的女的1918年才相识，1920年女的就出国了，“岁数大”其实是怪蜀薯徐志摩的优势，只有“世家”是正解。这个湖南人到底是搞逻辑的，思路比较清晰。
从个人角度看，梁林配，是典型的文艺女搭理科男，这还是在康桥被徐志摩熏陶出来的极品文艺女青年！偏生又长得好，搁现在也是纯美电影女王的人选。1931年，林徽因在北京香山养病，此时梁林已结缡三载，但林徽因还是一副文青范儿：“林徽因写诗常常在晚上，还要点上一炷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飖中吟哦酿制佳作。”
她的堂弟林宣回忆说：“我姐对自己那一身打扮和形象得意至极，曾说：‘我要是个男的，看一眼会晕倒！’梁思成却逗道，‘我看了就没晕倒’，把我姐气得要命，嗔怪梁思成不会欣赏她，太理智了。”梁思成不愧是清华毕业的，一说话就把人堵在了墙上——燕京大学毕业的冰心亦有同感，看她为夫君吴文藻（梁思成的同级室友）写的“宝塔诗”：
傻姑爷到家
说起来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不是学问不好，只缘不解风情，连校长梅贻琦都无辞可解，只得续上两句解嘲：
冰心女士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这话得分两头儿说。吟风弄月，清华学子多不擅长，当丈夫可是百里挑一，其时北平少女择婿，有口诀曰“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在“买橘子”的故事中，林徽因“骑士公主”模式的欧化情调，美人一念的无边魔力，梁思成清华出身的认真劲儿，超强的动手能力，事故发生后，由歉生憾的情感纠结，补偿式的以身相许，再扣着两人终成眷属的结局，这个故事便具备了流传一时的所有元素。谁去在意梁思成林徽因有没有背上娇蛮女与痴情汉的黑锅？社会不要平淡的百年好合，要的是波澜起伏的《人间四月天》。
给太太的客厅
如林宣所说，“林徽因喜欢热闹，喜欢被人称羡”。这两项恐怕都是梁思成的短板。据说两人头一次约会是去太庙，梁思成展露的才艺是“爬树”，“像猴子般地爬到树梢”。日后的寻访古建筑之旅，林徽因当然能体会到这项技艺的有用。但豆蔻年华的少女恐怕很难被爬树打动。
总之，林徽因于这桩婚姻，多少是有些委屈的，即使她理智上也同意梁思成是个好丈夫。她是林长民的掌珠，而林长民，本身性格就带有“要做便做”的暴躁因子。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极写林长民编造曹卖国的谣言，引发五四运动来反对曹，其缘由不过是某年年关下借钱，曹未能及时送去。无论曹是否偏狭之见，以林长民的身份，日后居然应许做郭松龄谋叛的参谋长，死于乱军中流弹下，足可让人咋舌于这位福建人顽强执拗的一面——他的同乡大老如林则徐、陈宝琛、郑孝胥，莫不有类此的强硬孤绝。
不喜欢林氏父女这种“要做便做”的性格的人很多。梁思成的母亲便是其中之一。梁思成对续弦林洙回忆说：“在我住院期间徽因常来看我，那时正是炎热的夏天，我有时热得只穿一件背心，她来了就坐在我床边，有时还为我拧手巾擦汗。我妈知道了简直就不能容忍，在她看来，我们正是应当回避的时候。她激烈地反对这桩婚事。”因此梁林的订婚是在梁母去世之后。
梁思成的大姊梁思顺也不喜欢这个弟媳，连带弟弟弟媳的朋友包括金岳霖也不喜欢。如果她知道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里说她“出于嫉妒心，尽说些不三不四话”，而且羡慕费慰梅“嫁给一个独子”，一定更要气疯了。即使与林徽因关系不错的梁思庄，也只好说林徽因是“刀子嘴豆腐心”——如此暴躁的性格，与一般人想象中的名门淑女相去甚远。
“暴躁”不是我说的，是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评价。于是，“思成也是可怜，主意东也不是，西也不是”。这种情形落在朋友眼里，“没有不替他们发愁的”。徐志摩在林徽因婚后，仍然好久一段时间纠缠不休，寻瑕抵隙，想必也是觉得自己比梁思成更适合林徽因，至少，更懂得哄她。
家世，地位，美貌，学识，热情，好恭维，家境优裕，再加上那么一点儿精神上的委屈与不满足，这一切铸就了1930年代名噪一时的“太太的客厅”。
老乡冰心女士发明了这个短语，她那则短篇小说直接就叫《我们太太的客厅》，开头点得分明：“所谓太太的客厅，当然指着我们的先生也有他的客厅，不过客人们少在那时聚会，从略。”她似乎有些为夫君的同学打抱不平的含沙射影：“我们的太太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十六七岁时候尤其嫩艳……我们的先生（的照片）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世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一辈子在作品里宣扬“爱”的谢冰心这里表现出少有的刻薄，原因呢？或许是这句：“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
躲在小说里骂人，自然更是“小方”的行为，而且多管夫妇间的闲事，也不免“守旧、琐碎”，林徽因毕竟正是众人热捧的中心，她挥挥手，让人给冰心送去一坛自己刚从山西带回来的又陈又香的老醋，送给冰心吃用。
林徽因真的不介意？未必。多年以后，金岳霖还在文章里分辩，说“太太的客厅”指的是他在旅馆的房间。虽然其时金岳霖的确有位同居的女性，但那是位外国人，冰心何至于张冠李戴？这个搞哲学的湖南佬，他只是容不得林徽因的形象有丝毫不完美，挺身出来挡灾罢了。痴情可感，效果可疑。
——冰心也有让林徽因喝醋的时候：抗战中，冰心凭借与蒋宋美龄的前后校友关系，谋得了重庆的职业，并且在战时运输极其紧急之时，动用了三辆军用卡车来装运冰心家的家具行李，这让同在昆明的林徽因，气得咬牙切齿，一味地痛骂“腐败”。
“太太的客厅”会集一时俊彦，有人将之比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布卢斯伯里集团”。林徽因一定觉得此语深得我心。虽然不能确认她随父亲旅居伦敦时，有没有参加过这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聚会，但正逢其时，正逢其地，听说过是一定的。说不定正是艳羡那种氛围，那种地位，才让林徽因在十年后造就了“太太的客厅”——当然，她不这么叫自己家的聚会，她在抗战中给费慰梅的一封信中，将之称为“北总布胡同集团”——这愈发证明了我的猜想，她在北京城的尽东头仿造了一个布卢斯伯里。
北总布胡同的那所小院吸引了很多才人，也让不少人看不大惯。他们可能多少觉得这种局面有中国古话说的“牝鸡司晨”。十年之后，还有一位晚辈，出了名的促狭派——看辰光他没有参加过北平的聚会，却仍然在小说里毫不留情地揶揄：“在一切有名的太太里，她长相最好看，她为人最风流豪爽，她客厅的陈设最讲究，她请客的次数最多，请客的菜和茶点最精致丰富，她的交游最广。并且，她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钱钟书《猫》）
站在梁思成的立场，类似的讽笑当然会令人难堪。试想，主人公若换成徐志摩，不闹得醋海兴波才怪！然而梁思成全都忍下来了，或许他本来就对文坛的唇枪舌剑不感兴趣，或许他也能享受这下午热闹的聚会，许多聪明脑袋在一起打架，或许他知道，娶了一个又聪明又漂亮又热爱文艺的老婆，本就是天下第一等危险的事，若不让她的热情找个出口宣泄，老房子有一天着火，那可乖乖了不得！
梁思成到晚年，对着续弦谈到林徽因，评价之高，令人动容：“林徽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他承认了：“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是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同样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饶是如此，仍然有了到今日还众口流传的“同时爱上两个人”。林徽因与金岳霖相爱，我相信是纯精神层面的。以金岳霖的糊涂与不修边幅（做讲座时从身上随便摸出一个跳蚤来），又哪里强过梁思成了？但是金岳霖头脑有林徽因不及之处，而梁思成似乎没有：连他选择学建筑都是她建议的！
照目前的材料看，梁思成表现出了圣人般的大度，而林、金二人也做出了理智的抉择：让柏拉图之恋留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凡夫俗子如我，容易理解金岳霖，不容易理解梁思成。难道他心中就全无一点芥蒂？能忍徐志摩的殷勤已属不易，但毕竟是同一起跑线的对手；老金可是婚后才和梁太太稔熟的。当年能在松坡图书馆贴出“Lovers want to be alone”来拒绝志摩纠缠，如今却数十年与情敌共居一院，甚至将这份交情延续到儿子一代。叫人不敢相信，又无法不信。
只好换个角度想：梁太太林徽因，说句不敬的形容，是一位“话痨”。且不说北总布时期的“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抗战时，沈从文初到昆明，林徽因正发着高烧，但一径来找沈从文，屋里连椅子都还没有，只有几只草墩子，林徽因拖过一只来，便坐在上面大谈文学。数年后，营造学社从四川李庄回到昆明，林徽因重逢了“北总布胡同集团”的许多老友，大家畅叙别情，用了多长时间？十一天！
看后辈的记载，梁思成不是个爱说话的人。他也不可能回应妻子感兴趣的每一个话题。于是他把她的谈锋、她的机智部分让渡给客厅里的人们，他只保留与她跋山涉水、勘测古建的相濡以沫。看看那些外国的女作家，乔治·桑，伍尔夫，后来的波伏瓦，不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么？
这故事让人想起儒家先辈子夏的箴言：“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梁先生愿意给太太一间客厅，换来一生的厮守，又有什么不好呢？
美国许多给水排水系统陈旧破损、年久失修，有的系统甚至建于19世纪中期南北战争的时候。《纽约时报》基于美国环保局数据的分析指出，平均每2分钟美国就有一处主要水管破裂，多数给排水系统过于陈旧，已不能正常发挥功能。日前，受寒潮影响，美国华盛顿市的主要给水管道也发生破裂。
哥伦比亚特区给排水管理局负责人霍金斯的解决方案，让很多当地居民难以接受。　他曾建议，将平均每个居民的水费提高将近17%，达到每户60美元。未来6年里，该费用还将上涨到100美元以上。利用这笔额外费用，华盛顿可以在未来100年里更新所有的管线，之前预算完成同样工作则需要3个世纪的时间。
如同底特律、辛辛那提等城市的同行们一样，霍金斯的部分工作就是说服居民接受更高的水价，公用事业公司以此筹集资金，从而投资更换陈旧的管线。他发动媒体攻势，强调华盛顿面临的水危机，并创办了博客和Facebook网页来解释水管如何破裂。
在美国洛杉矶、印第安纳波利斯等城市，地方纳税人强烈抵制支付更多水费，增加水费的提案不是被缩减就是被取消。现在，霍金斯和其他公用事业管理者的困境已经成为美国国会热门话题。
类似的争议同样发生在全美各地。在费城，为了防止雨水造成排污系统超载，政府刚准备筹集资金，就陷入了一片抱怨之中。在佛罗里达州中部，一项耗资18亿美元建设饮用水管网的提案受到了有组织的抗议。
去年，美国国会为水基础设施项目的拨款超过100亿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数额最大的类似拨款之一。未来几十年中，仅仅维护现有自来水系统就需要3350亿美元。在纽约等州，官方估算未来20年里，仅市政排污系统就需要投入360亿美元。
合肥城自打唐宋以来就有一条横贯东西的河，叫金斗河，它从水西门水关入城，经现在的杏花公园流经第一人民医院、老安徽日报社宿舍、合肥大厦、中菜市，最终汇入南淝河，金斗河过去支流蔓布，有和平桥、洛水桥、回龙桥、东大桥等二十几座桥梁横跨其上，想当年也是一派赛秦淮的风光。离回龙桥不远，有省黄梅戏剧团的旧址，1953年春天，23岁的严凤英从安庆调到这里，和已在合肥经营多年的庐剧团、京剧团、军区文工团、省文工团比邻而居，隔河相望，彼此是竞争对手，也是艺术伙伴，一起练声吊嗓，打球赛歌。在合肥这个古城，在古老的金斗河旁，严凤英经历了新中国最欢乐明媚的一段岁月，那也是她生命中最明媚的时刻，而黄梅戏这个皖南地方小调，也因了她的光彩照人，遂成为那个时代无数中国人心中最美好的声音。
严凤英出生在安庆，是家中的长女，开饭店的祖父严启纯六十多岁才得到一个孙辈，遂顺着严氏族谱的辈分规矩，给她取名鸿六。小鸿六在四岁那年，母亲因为又生了一个女儿，遭到几代单传的严家上上下下的白眼，忍受不了压力和屈辱，一咬牙就丢下两个女儿离家出走了，父亲严思明没法抚养两个小孩子，遂将几个月的小女儿送了人家。从此，严凤英便和父亲还有祖父母相依为命，她七岁那年抗战爆发，时局混乱，饭店开不下去，一家人遂变卖家产，回到故乡桐城罗家岭，种田捕鱼为生。
这里的青山绿水养人，文风墨韵沁人，严凤英的丈夫王冠亚日后写回忆文章，说起每次收到岳父大人的信，那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仿佛是从米芾的千字文模子里铸下来的，总令他惭愧不已。“天下文章在桐城”，而桐城民歌更是盛极一时，清人有词曰：“桐城好，樵子出岩阿。担去松桠偿酒债，踏残苔磴唱山歌，归路月明多。”罗家岭三面环山，一面靠水，此地男男女女，都喜爱对歌，当地又叫“对广谜子”，田间地头，湖畔岭上，只要有人引吭一唱，立刻就会有歌声相和相应。年轻男女互通情曲自然通过对歌，而小孩子们学知识、交朋友、比智慧甚至骂架斗嘴，更是都要通过“对广谜子”来解决。十几岁的放牛娃拦在路上，“站在山头唱一声，我打广谜子你是听：什么两头两个眼？什么两头两个钉？什么肚里长牙齿？什么背上两根筋？”唱答得出来一切好说，唱答不出来万事难办。这样的民间风光，真实的诗意，我们今天似乎只能在少数民族专为游客准备的风情节目中才能见到，却不曾想，仅仅数十年前，它在汉民族的血液里也曾这样清澈地流淌过。
外面是抗战的烽火连城，而山里自有其悠扬的节奏，并非世外桃源，却知道把一切苦乐悲辛化在歌声里，严凤英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滋润长大。
十三岁那年，严凤英偷偷拜民间艺人严云高为师，正式开始学习黄梅调。当时戏子地位低下，一个人平日哼两句山歌会让人赞叹喜欢，若真的一门心思学唱戏，则又是要被视作不务正业的，当时政府甚至明文禁演黄梅调。至于女儿家学戏，那就更是稀罕，所以戏台上的女角，多为男演员反串。严凤英学戏，一是她天姿绝高，什么戏目看个一两遍就会；二是亏得她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倔强个性，认准了喜欢的事情就绝不回头。严云高年轻时就因为喜欢唱黄梅调，为祠堂族长不容，只好离乡背井，在戏班子里讨生活，一去八年，等族长换人之后才敢回来，他平日以打铁补锅为生，私下里张罗草台戏班。在他起意教严凤英黄梅调的那一刻，不知道他是否会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他的女徒弟仅仅第一次公开登台，就光芒绽放，并为乡里不容，重蹈他流落天涯的覆辙。只是，严凤英这一走，却再也没能落叶归根。
严凤英没怎么上过学，除了在罗家岭读过几个月私塾外，从十四岁到二十岁，她飘零在江淮一带的各个戏班子里。一出《小辞店》，让她从稚气未脱的“小红绿”（安徽话六绿谐音，是她最初的艺名）脱胎成红透安庆城的“严凤英”，却也把一个女戏子在这世间要遭遇的全部悲苦提前都倾泻给了她。
数年之内，豆蔻年华的她两次被当地恶霸抢掠欺凌，两次都愤而自杀，也许是老天成全，她最终都顽强地从死神和恶魔手中逃脱出来，因为她这一生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而古都南京尚还未褪尽六朝的烟粉。严凤英此时因人介绍流落到南京米高梅舞厅卖唱伴舞，改名严岱峰。南京有个甘家，在南捕厅一带居住一百多年，是票友世家，南北名角、票友都是此府的座上客，1950年3月，甘家老三甘律之联合一帮同道，办起“友艺集”，切磋表演戏曲。严凤英因此得与甘律之相识，不久，便去甘家学习正宗的京剧及昆曲，技艺大进。这应该是她仓皇少女生涯中一段非常温暖的记忆，虽没有名分，但甘家待她如亲人，教无遗力，她日后在电影《天仙配》里身段的美丽，多得益于此间，而作为国剧的京剧大舞台也正向她敞开。
但就在此刻，故乡的黄梅剧团前来相邀，她可以选择，却也没有选择，因为京昆可以是爱好，而黄梅调却是她的灵魂。
1951年，二十一岁的严凤英回到安庆，她所在的胜利剧场和小生王少舫的“民众剧场”之间的竞争，带动起整个黄梅调的繁荣。1952年夏天，她第一次来到合肥，参加省文化局举办的暑期艺人训练班，学习政策，改造旧习。当时的严凤英，天真活泼，喜气洋洋，是学习最认真的一个。很多京剧名伶解放以后心理上会有很大的落差，而对严凤英来讲，“我在旧社会是一个鬼，解放后党把我变成了人”，她怀揣20岁之前的全部悲惨遭遇，一心一意地要把自己托付给一个崭新的中国。
也正因为如此，与很多名伶不同，她特别理解和支持对旧戏的改造，并积极要求排演新戏。她生命的太阳此刻正冉冉上升，她又是那样一个明朗热情的人，愿意将自己感受到的阳光倾注到戏里戏外，照亮人世每一个卑微的角落。
认识她的人，都会说起她慷慨好义的故事。她当时工资甚高，却总存不住钱，都用来帮助有困难的旧交，接济剧团里经济条件不好的同事、徒弟，甚至素不相识的人。尤其在大跃进之后的困难时期，更是如此。她经常随团去农村演出，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旌德、歙县、怀宁一带，几乎四处都可以听到一些关于她的美好回忆，而最著名的要属65年去寿县演出那次，大风沙里她让观众背着风看戏，而她自己顶着风沙为他们演唱。
她对所有的人都充满热情和善意，但在感情生活中，她又从来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她懂得争取幸福。她有过几次婚史，但无论是分是合，是喜是悲，她都绝对忠于自己的内心。1956年，她在排演新戏《王金凤》的时候，结识导演王冠亚，渐生感情，是年秋季结婚，一颗飘零天涯的心，就此在合肥古城安顿下来。
她是最伤痛的人。戏里的那些人生悲苦，她在戏外都曾经尝过，“小女子也有伤心事”，这是《天仙配》里的唱词，却也是她真实的心声。因此她很容易入戏，《碧玉簪》是一出悲剧，每次演完后，她都要在化妆室静坐半晌才能卸妆。
她又是最明亮的人。如同故乡的青山绿水，背负一切又能够消化一切。她唱《打猪草》，令这在黄梅戏中原本平凡的一段花腔小调，一夜风靡大江南北，“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那种娇稚明媚，是她想起罗家岭牛背上的悠悠岁月了吗？当时有观众来信说，“我们三天不吃饭可以，要我不看严凤英的戏，身上真没力气”，世上人家的那些琐屑悲苦，但凡经了她的戏，仿佛都变得能够忍受了。
而就是这样强有力的灵魂，最终依旧没能捱过文革的摧残。日凌晨，在铺天而来的人格侮辱和一轮轮不断升级的诬陷批斗下，严凤英吞药自杀，以死抗争。这一次，她没有能再活过来。
她死得太早，但假如她不选择死亡，接下来还要有将近十年的疯狂岁月需要忍受，倘若劫波渡尽，她还会是那个心底没有一丝渣滓的罗家岭女伢吗，会不会变成一个或世故或尖刻的新世纪中国人呢，没有人知道。
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和海港，濒临大西洋，面积780平方公里，人口近1000万。它是美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作为西方世界最繁华的都市，历史上，纽约市被视为市容最不整洁的城市之一。在纽约市上届市长鲁道夫· 朱利安尼任期的8年中，由于城市环境卫生一直搞不好，公共卫生局长连续10次易人。据说最后下台的卫生局长是工作最努力，最负责任的一位，但是，他也因为未能扭转局面而自动辞职。1980年代的纽约市长爱德华·科奇公开宣称：“这个城市的环境卫生糟透了。”
不仅如此，在几十年前，纽约的垃圾运输公司由工会统一管理，而工会都是由黑手党家族操纵的。像意大利餐厅、酒吧、赌场以及南街码头的运鱼的集装箱卡车一样，垃圾运输也是黑手党们“合法经营”的生意。垃圾运输行业历来是他们的地盘，外人是不敢染指的，否则就会引来灭顶之灾。 在黑手党控制下的垃圾运输业，向客户的收费极不合理，而且不允许客户自己选择垃圾装运公司。直到上任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上台后决心铁腕打击这些横行霸世的黑手党，纽约市“五大家族”的首脑都被送上了审判庭，情况才有了改变。
现在，纽约市的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由市公共卫生局负责，各私营废弃物处理公司起辅助与配合作用。他们之间有明确的分工：公共卫生局负责清扫道路，收集居民区、公共场所、私营住宅和仓库的垃圾，清除雨水、树木落叶及动物尸体等，还担负维护城市环境卫生法规的职责；私营公司则负责收运商店、工厂、办公楼、饭店以及联邦政府驻该市各机构的垃圾。纽约市政当局雇佣有12000名工人，其中8000名身着制式服装，他们分散在63个工作点。市政一年需为此支出6.62亿美元。
历史上，由于人们到处倒垃圾，纽约市公共卫生局曾在全市各个街道拐弯处设置了62000个笨重的铁丝网，可是没有多长时间，由于人们的破坏，偷盗及交通事故等原因，已有42000个铁丝网无影无踪，人行道上又堆满了垃圾。
在街头巷尾放置铁丝网的办法失败后，市公共卫生局便成立了一支武装环境卫生警察队伍，他们分组在各区昼夜巡逻，遇到乱扔果皮纸屑者，除当场训斥外，还课以50-250美元的罚款。1986年警察共抓获非法倾倒垃圾的汽车783辆，一次罚款600-12500美元，而且是司机与车主同罚。另外，车主还必须写出保证书，付扣车费和汽车扣留期间的保管费。1987年共扣压汽车达到1257辆。
纽约市的清洁工人社会地位低，收入也少，年收入只有19000多美元，清洁工人常因为工资罢工。1981年，纽约市各私营废弃物处理公司的2000名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进行了为期17天的罢工斗争。结果，纽约街头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垃圾，大约有10万吨垃圾无人收运。有的饭店不得不将装满垃圾的垃圾袋放在屋顶平台上。
1980年以前，纽约市有后装式垃圾收集车1500辆，而且每年都补充不少新车。但是，由于管理不善，车辆损坏率太高，新拨的车往往没有损坏的多。例如1978年全市能出动的垃圾车还不到750辆。有不少垃圾无法外运，在纽约8000km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垃圾。
纽约市公共卫生局垃圾收运车队的工作，无论是从质量上还是从经济效益上，都不如私营垃圾处理公司。据1980年统计，市属垃圾收运车队收运一吨垃圾成本41美元，而私营垃圾处理公司收运一吨垃圾仅合20．71～25．58美元。据估计，若将该市所产生活垃圾改由私营垃圾处理公司收运，一年可节约万美元。因此，这些年纽约各界要求私营垃圾处理公司收运垃圾的呼声越来越高。据统计，私营垃圾处理公司收运的垃圾已占全市垃圾的45％。
虽然纽约市的城市环境卫生问题较多，但是，该市自60年代末就为改善市容环境而努力。早在1970年市议会就通过了《空气清洁法》，在此以前，该市有上千座居民垃圾与工业垃圾焚烧炉。焚烧垃圾产生的烟雾给纽约带来了很大的危害。《空气清洁法》于1973年生效，至此，纽约大批焚烧炉拆除。1982年，纽约市的垃圾日产量已达吨。如何处置和处理这么多的城市垃圾，对于纽约市确是不小的困难。原有一些垃圾处理设施，要么规模小了，要么设备陈旧，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需要。1964年，纽约市有22座规模较大的垃圾焚烧厂，大小垃圾填埋场89处；到了80年代，这些设施已所剩无几。1982年该市的垃圾焚烧厂还剩3座，垃圾填埋场7处。到1991年，斯塔腾岛上的Fresh Kills垃圾填埋场成为纽约唯一的垃圾场。它占地30km2，日处理垃圾18000吨，是纽约最大的处理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垃圾场。直到2001年封场，它已经运行了50年，脏臭现象严重，成了“环境污染”的代名词。在闭场前，这座垃圾场已高达海拔505英尺，高出自由女神像一半，每天流出百万加仑的污水，地下水已经遭到铅和其他有害物质的污染。由于对新泽西海滩的污染，已遭到美国联邦法院多次传控。现在要想在寸土寸金的纽约找到一处较大规模的垃圾填埋场已不可能。Fresh Kills将被改造成占地2200英亩的公园，成为纽约市的第二大公园。项目设计师提供了一条建立在自然进化和植物生命周期基础之上的长期规划，以期修复严重退化的土地，通过恢复湿地、森林、引入新栖息地、添置休闲娱乐项目，为野生动植物，也为文化社会生活提供了优质场所。公园将提供一系列在纽约市的公园中很少见到的体育活动场地，如皮船的航道、奥运会级别的山地自行车场以及40英里长的道路等。
经过多年的酝酿策划，纽约市计划在2012年左右用30亿美元，建设8座垃圾焚烧制能工厂。纽约市已和环球石油公司达成协议，决定投资2.26亿美元，在布鲁克林海军仓库附近建设一座占地约5km2的世界上最大垃圾处理制能工厂。该厂所产蒸汽相当于100万桶石油能量。
为了减轻来自日益缩小的垃圾填埋场的压力，纽约市自1986年初开始施行“路边资源分类收集计划”。这项计划最初在曼哈顿试行，1987年夏季普及到其他4个区。计划的第1阶段是收集废报纸，以后再收集玻璃、金属等物。为执行“路边资源分类收集计划”，纽约市专门购买了28辆废物收集车，清洁工人将直接到各家各户收集废物。另外，为了促进物资回收，也为了延长垃圾处理场的寿命，自1986年起，纽约市对于使用该局垃圾处理场的私营垃圾处理公司提高收费。垃圾焚烧、海上转运及垃圾填埋费用分别提高14％，16％ 和27％。纽约市的中小学也组织学生参加废物回收活动，并把“废物处理、废物回收与环境”编入小学课本之中。
为了加强废弃物处理能力， 市公共卫生局于1989年修复了Betts Avenue焚烧厂，在当时，全市共有3家焚烧厂。与此同时，纽约市公共卫生局意识到还要靠公众支持，进行废弃物再循环，来减少垃圾产生量。于是，公共卫生局又开始着手垃圾再循环项目，当时的目标是到1991年减少15％ 的垃圾。公共卫生局和环境功能联合会一起组织公寓大楼报纸再循环活动，1986年，这个活动从79栋大楼内回收纸张333吨，旧报纸990吨。纽约市公共卫生局还雇佣了362名卫生警察加强实施城市反非法倾倒垃圾的法规。这些警察在1986年发出了1681张非法倾倒垃圾的传票。1999年，纽约市的垃圾再循环率已达18.2％。2002年，纽约市生活垃圾有16.6％被再循环利用，12.4％送到废物制能厂焚烧发电，另外71％送到其它州进行填埋处理。不过这些做法，大大增加了垃圾处理成本，频繁往返的垃圾车不仅增加了沿线交通压力，而且还污染了空气。
2006年9月，纽约市市长布隆博格签署了为期20年的“固体垃圾管理计划”，目标是建立符合成本效益和环保要求的垃圾处理系统。新管理计划将逐步实现生活垃圾改用船舶和火车运输的目标，解决卡车运输带来的交通、空气和噪音等环保问题。
2007年，布朗克斯区和斯泰腾岛开始用火车运送生活垃圾。2009年，布鲁克林区4个垃圾收集小区，通过当地1家私营中转站，用火车将垃圾运往外地，日均运送垃圾940吨。2011年，皇后区6个垃圾收集小区也将选用铁路运送垃圾，日均运送量可望达到1200吨。此外，纽约市还计划建造4个水上垃圾中转站，日均运送垃圾5770吨。
如今，纽约市每年回收的各类再循环纸质垃圾在36.6万吨至42.3万吨之间；金属、玻璃和塑料再循环垃圾在25万吨至33.1万吨之间，垃圾再循环量仅占生活垃圾总量的17％，不仅远低于全美30％的平均水平，而且也没有达到该市设定的25％的法定标准。2010年4月，纽约市议会提出议案，大幅修改立法，扩大垃圾回收范围：
一是增加公共垃圾再循环回收箱。目前，纽约市约有300个公共再循环垃圾回收箱。今后十年，全市人流密集处将新增700个垃圾回收箱。
二是扩大再循环种类，回收包括酸奶盒和黄油罐在内的几乎所有塑料食用容器。此举可望每年从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分流8000吨塑料垃圾，相当于1万人每年产生的垃圾。
三是设立家庭危险品再循环项目，回收装清洁剂等有害物质的塑料容器。各区每年举办一次家庭危险品收集活动，并考虑建立常设回收点。鉴于剩余油漆占全市家庭有害物品总量的半数以上，启动油漆生产厂或零售店废弃油漆回收项目。
四是改进学校和市政机关再循环做法。目前，纽约市共有2100所学校，上百万学生，8万名教师。这些学校年产生活垃圾5万吨，其中仅有9.5％被再循环利用，潜力尚有很大。
行走在曼哈顿中城的街道上，超高密度的摩天楼以永恒的闪耀和自信直冲云霄，把地面的道路反衬得拥挤而逼仄。楼群之间的一线天空让人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峡谷之中，而地平线位于高高的头顶——这样的景象用“水泥森林”来形容已经丝毫不准确，应该说更像是钢铁的大峡谷。所有的行人都要仰望每一个高度背后所象征的成功与野心，楼内的人则在一个隔绝了街道喧嚣的空中俯瞰大地。这样的纽约是一座光辉的天空之城。
可是当你走进地铁站，这些摩天楼的脚下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污浊燥热的气息扑面而来，狭小的站台灯光晦暗，古老而密集的钢铁结构包裹在日久年深的黑色污垢中，墙面的马赛克显得廉价而萎靡，地面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口香糖的黑色印迹，而站台下面的轨道更是堪称世上最龌龊的地方之一——遍布了各种垃圾和混浊的积水，硕大的老鼠在其中横行无忌。这样的景象似乎足以击碎一切外来者对纽约华而不实的想象，不断发生的故障和维修更是令本地人恼火和无奈。这个共有24条线路、468个车站的巨型网络每个工作日运送500万位乘客，是全世界最复杂的地铁系统之一，它遍及纽约的各个角落，成为这个城市肮脏而又不可或缺的血管。它的乘客从无家可归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到西装革履衣食无忧的中产白领、甚至呼风唤雨的社会精英，操着800多种不同的语言，奔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包括那些辉煌高耸的空中堡垒。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空中和地下世界在一层薄薄的地面上下和谐并存，大概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奇观了。这样的共存不仅发生在城市建设中，也同时发生在各行各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共同组成了纽约举世无双的巨大容量。你可以在大都会或者古根汉姆美术馆欣赏到世界古今艺术的精华，也可以徜徉于多如牛毛的无名画廊。你可以在林肯中心看到世界顶级的演出，也可以在地铁里面听到从莫扎特到墨西哥民谣等各种音乐。这里有世界最知名学府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也有成百上千的职业学校培养各种专业技工。
这就是纽约标志性的多元化。如果这样的多元化只是一种表象，只是把各种各样的差异简单集中在城市这个大橱窗中，那么这些陈列终有一日会衰败腐朽落满灰尘，这样的多元化也是没有生命力的。然而纽约能够持续不断地吸收世界各地的各种资源，同时又不断对世界产生影响，我想它旺盛的生命力要归因于一种更深层的多元，那就是价值观的多元。橱窗式的多元终究会成为伪多元，只有价值观的多元，才能够为无限的梦想提供舞台，为无限的奋斗方式提供空间，尊重无限的生活轨迹，最终成长为一个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无限城市。在这样的无限之城中，每一种努力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舞台，每一类人群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土壤，每一种演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观众。于是，我在地铁通道里从来不会碰到萎靡不振的乐队，他们的每一个音符都用快乐和充实掩盖了地铁的轰响。而我在不知名的小剧场里面看到的演员也同样令人感动——他们的专注与投入一点也不会让人联想到他们的剧团连寻找演出场地都有困难，却仿佛是在林肯中心登台献艺。在巍峨雄壮的帝国大厦内部，其实并没有叱咤风云的企业，相反，帝国大厦从建成至今一直在为中小型公司服务，它所容纳的是数十种行业、数百种图景。
我们经常看到其他标榜自己海纳百川的城市实际上只有一种受到尊重的价值观，比如白领中产阶级。这样的城市可以成为优秀的城市，却注定不能成为纽约这样的无限之城。无限之城的背后，是自由的价值观，而自由的价值观背后，一定是无限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