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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莫西·斯通：各国非常关注能源供应安全问题
腾讯财经讯 6月26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召开。本届峰会以“全球经济治理：共同责任”为主题。腾讯财经作为独家网络合作伙伴全程直播。毕马威全球基础设施及工程集团主席，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核能发展办公室首席专家蒂莫西·斯通（Timothy Stone）在“能源安全与核能”分论坛上指出，在过去的五六十年当中，我们寻求能源经济，只是在成本上的追求，现在不完全是了，现在很多国家非常关注供应安全问题，非常关注碳以及气候变化的问题，“现在的挑战在于低碳、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只是一个部分。”以下为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核能发展办公室首席专家蒂莫西-斯通发言实录：蒂莫西·斯通：尊敬的来宾们，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在这里有个机会跟大家交流。我昨天和今天所听到的这些，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我会讲一些技术，但不会讲太多的技术。然后讲一下这些技术和变化对政府投资有什么影响。首先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变化，我们听到过很多数据，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代，根本来说，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在过去的五六十年当中，我们寻求能源经济，只是在成本上的追求，现在不完全是了，现在很多国家非常关注供应安全问题，非常关注碳以及气候变化的问题。在英国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0%，在1990年的基础上到2050年减少这么多，这改变了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另外，因为有减碳的行为，交通运输的减碳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使得我们在整个的电力生产行业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大家可以看到二氧化碳的水平减到1990年80%的水平。今天，我呼吁大家不要再用可再生能源这个词儿了，这只是我们挑战的一个部分。我们整个的挑战在于低碳、可持续发展，可再生能源只是一个部分。 蒂莫西·斯通：我们的成本是怎么样的？我们讨论的很多能够都是定性的，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个对大家成本上的影响。我们的分析覆盖到了西欧、亚洲、中东的一些国家。我们看到要实现要么搞水电，要么搞核能。比如说碳封锁对能源安全有什么贡献？这个成本的变化并不是几个百分点。我们现在核电已经有所发展，中国在搞核电，而且发展速度也是非常之快。有些国家用一种感情用事的方法来应对福岛事故，这些国家的经济会受到影响。福岛事故出现之后，虽然说死亡人数很少，但是引起了世界上的轩然大波。所以说大家的反映并不一定完全是理性的。中国和俄罗斯由于是更理性地看待核事故的后果，所以以后会有很好的结果。从经济上来讲，核能比很多能源好，中期来看比天然气还好。由于核电发展，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未来的核能是怎么样的，现在我们进行很多的研究，一个就是这一页下面的快速反应堆的发展。中国也在建设这种其他反应堆，英国80年代的时候也在搞。我们现在正在希望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可能在燃烧之前就进行碳补给。 蒂莫西·斯通：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方式，就是从化石能源中提取氢气，然后进行燃烧，就不会有二氧化碳的排放。现在风能是唯一的以前兆瓦为单位的规模性能源。德国风力资源在北方，需求主要在南方，风能另外一个问题是间歇性的问题。大家知道风有间歇性，刚开始很强的，一会儿就没有了，储存起来也很困难。海上的风能建设上也有工程上的挑战。另外是太阳能，大家知道在英国太阳能不是很丰富。另外就是地热能，大家知道在澳大利亚有很有希望的项目，但还只是发展的初级阶段。现在需要我们启动市场，特别是融资渠道，银行业市场的变化，在这方面非常有吸引力。高质量的长期投资首先要管控政策和制度风险，我们需要了解整个的运行建设和维护的风险。全球各国政府的监管单位都应该了解到这种风险对于大家的影响。政府控制着最大的一个投资风险，所以我们必须要应对这种挑战。政府的机制，运作方式，是不是能够快速反映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一个决策都有政治人物的参与，还有高级官僚的参与。而我们现在对能源的重建开发，都要我们的子孙后代支付成本的，是一个长期行为。我们是不是有勇气为长期决策承担后果呢？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蒂莫西·斯通：我们以前进行的这种机制并不适应于长期稳定发展。各国怎么去评估风险，决定投资的？第二就是政府应该从实践积累中了解项目如何能够合理规划，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管理成本。第四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能源政策合理发展，能够是比较定量的发展，同时为一个国家带来长远的积极效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从长期竞争力的角度来讲就是有问题的。最后就像英国一样，需要政府和公民都了解必要性和成本。另外一些国家在福岛实践之后进行调控，长期来讲合理的能源选择未来还是光明的。我们应该理性地从事。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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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次)
时间：日 10:09　来源：《知识经济》 原创-IT
养老金
时间开始变了
发达国家的养老金体系运行得并不是很好。保罗?华莱斯声称需要对此进行彻底的检查。
想象一个世界，在这里，你对自己大部分的金融财产没有直接的所有权，即使这些财产远比你的房子要值钱得多；在这里，你获得的财富的多少与你付出努力的多少无关，也不会有人管你的财产是如何得到的，你会如何使用它们，它们只是被专制地和不公平地分配给你。
事实上，你根本不必作这样一种想象，这个奇怪的养老金世界就在我们身边。举个例子，在美国，对一个65岁男性主持的家庭来说，将来的公众养老金可以达到18000美元，但是就如美国最高法院在1960年制定的法律所表明的那样，在所有权上，这并非一种合法的可以执行的要求。不仅是在发达国家，战前的一代人被这种法律上的严密所烦恼。毕竟，他们中的很多人有望从他们的付出中得到一笔可观的回报，而且他们得到的远比他们付出的多。
这一保险系统，像你所理解的一样，将把你的缴款和它们的利息一起转化成养老金收益，这种方式相当公平。当你退休时，你的养老金不只包括你缴纳的款项和利息，也会考虑到你退休之后的时间长度。即使扣除掉少量的最低收入保证，在你生病或是遭遇不幸时，这笔钱也差不多够了。
但再深想一步，这种养老金体系却经不住推敲。它所做的实际上是将从年轻人（他们也许很穷）那里得到的收入分配给老年人（他们也许很富），这很难说是一种公平的做法。
公司提供的养老金也好不到哪里去，“最终薪酬”计划直到最近还是私有养老金的普遍形式，事实上和公众养老金一样缺乏公平。提前离开公司的人已经失望了，而那些待在公司很多年的人包括高级管理层人员等来的同样是失望。
养老金体系如此善变，即便是在其黄金时光里也没起多少作用，更不要说在以后的老年岁月了。在西方和日本，人口的结构不再是以往的金字塔形――底座是很多年轻人，顶端是很少享受养老金的人。很多工作和退休的老年人使它的顶部正变得越来越沉重，而结构上有问题的养老金体系却还在不断夸大自己的功效，劝说人们尽早地退休。在欧盟，不能兑现的公众养老金承诺正威胁着财政的偿付能力。
理查德?帕森――总统协会的联合主席，亲自操作美国养老金――认为，“从现在起的30年内，如果我们不修改社会安全体系，我们将走向一个错误的财政体系。”保罗?赫维特――华盛顿特区策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名分析员，声称“我们的养老金体系只是一种策略上的稳定。”
建立国家养老金，是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老年就意味着贫穷。这一体系采取一种现收现付的制度，通过对工人的收入课税，将其转化成养老金，并不是强行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讲，退休的老年人正在使用的，是年轻人上缴的养老金。同时，公众养老金的享用标准是相对固定的，它参照平均的缴款量制定，和某个人缴款的多少没有太多必然的联系。
跟公众养老金不同，公司的养老金不是一种现收现付体系，而是更多依赖基金和资产。它们以确定的收益进行偿付，本质上也是家长式作风。养老金代替了雇员的最终工作收入，而这和他们在公司服务的时间密切相关。在这个过程中，公司是要承担风险的，因为这种投资的回报也许会很差，而且享受养老金的员工在公司的服务时间未必会像公司预计的那样长。
无论养老金体系过去曾经发挥了怎样的效用，在今天的西方和日本，最终薪酬养老金和现收现付体系都显得有些不太适应了。养老金需要成长和改变，尤其是在结构上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变化。
新模式掀起盖头来
政府和公司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在努力尝试改用其他的形式。首先，很多国家都在将养老金体系从现收现付体系转向基金，这样可以保证大多数的养老金从政府的金融投资收益中支付，这种投资可以以公众储备金或者私人退休账号的形式构建。
其次，原先提供确定收益的养老金模式被放弃，新的模式根据个人缴款的多少来确定他所得到的回报。在这一模式中，人们付出的和他们得到的都很清楚，没有任何特别收益的级别。个人需要缴纳足够的资金来保障足够的退休收入。这种责任来自于他们对养老金的所有权。
这种变化在政府和公司中都已经发生，它允许人们自己掌握其退休金的份额，改变了公共福利供养的人和家长主义者。这是件好事，允许个人计划他们的退休金，允许他们平衡工作时的存款和退休后的基金。但这也意味着更多的人将面临一种新的风险，特别是投资风险，过去两年来的熊市就是一个例子。
从1980年到1990年，长期的牛市让人们意识到，养老金资本的建立未必需要那么多投入，需要那么多艰苦的存款。同样地，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鼓励基金从现收现支转到一个已经建立好的体系中。甚至有人提出，要让年轻一代建立起转化的基金流。
转换到新体系的费用和承担的风险要比继续执行原来的体系小得多。传统的养老金体系有两个主要的缺陷：它把政府养老金和未来政治家的选择挂钩（选举人把票投给他们），同时促使大家愿意早点退休，阻碍了人们工作的流动性。改革也许费劲。但是，许多西方国家发现，这是跳离养老金圈套的唯一办法。
陷阱和错觉
在3个月里使你的钱翻一倍的想法好得有点不像真的。但是一旦前面的投资者如期得到了他的回报，后面的人就会排着队去波士顿，把自己的钱投进那家叫做“安全交易”的公司。查理斯?庞兹设计了一个经典的骗局：对最初投资人夸大的偿付将吸引来更多的人。但当这个骗局在1920年被揭穿时，庞兹就被送进了监狱。
15年后，美国当时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法律来建立社会安全制度。这意味着美国建立了公众养老金体系。第一个从中收益的人是爱达?梅?福勒，佛蒙特州的一名未婚妇女，她总共付了24.75美金的缴款，她的第一个月的社会安全支票就有这么多，福勒女士活到了100岁，总共收到了22889美金的养老金。
养老金计划给福勒女士提供的收益是如此之多，简直和庞兹的骗局没什么两样。美国的社会安全计划是一种现收现付体系，今天的工人交钱给今天的养老金者。最早一批养老金供养者得到了比他们缴款多得多的收益。这种飞来横财在争论中一直得到继续，直到最近，因为现收现付不能覆盖到越来越多的工人，缴款率不断上升。
196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指出了现收现付养老金机制的一些骗财的特点。“社会保险的美丽之处就在于它事实上不可行。每个到达退休年龄的人得到的收益远远超过他付出的，……但是人口中年轻人的增长要比老龄人快。更重要的是，随着每年收入3%的增长，目前基于此的可征税的收益远比现在退休的一代人所交的税多……国家正在实施一个最大的骗局。”
我也一样
二战之后，很多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兴高采烈地加入了这场游戏。在1960年到1970年间，他们通过增加收益使现收现付养老金更加不稳固。现在，现收现付仍然是世界养老金体系的主要部分。在欧洲，将近90%的养老金收入都是基于这一点。在英国，现收现付体系没有欧洲普遍，但是总计也达到60%的收入。
但是同时，现收现付体系的基础也正在逐渐被破坏。当养老金的收益者越来越多的时候，缴款率也就不可避免地将达到上限。当美国人为每个月12.4%的社会安全缴款率发愁时，德国人的缴款率已经提升到19.1%。在意大利，缴款率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33%。
更差的情况也已经到来（看图二）。在今后的30年中，西方人口的年龄结构将发生历史性的转变，65岁以上的人口数将是20-64岁人数的两倍。日本的工作人口已经在下降，并且还会剧烈萎缩。一些东西将被迫放弃。考虑到基本收入，收益必须等分；或者是缴款率――在许多国家是很沉重的压力――必须翻倍；或者是退休年龄要提高。
远离信用
如果政府一定要放弃一些东西的话，他们将最终建一座桥，来沟通未来养老金费用和税收。标准普尔，一家财务代理公司，最近作了一个总结，发现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养老金特别普遍，它正在大范围地摧毁着战争债务。到2050年，欧盟15个国家中的9个，总债务将达到GDP的150%。
在到那时前的这么长时间里，债务堆积将把贷款率拖到一个相当低的水平。2020年之前，目前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大部分信用等级将被评为不好的BBB级，因为有像埃及这样的借款人。日本的信用等级也将急剧下降，因为它的债务率――已经是GDP的140%――到2050年将达到500%。用莫瑞兹?克莱默，标准普尔的一位独立等级分析员的话来说，“信用等级的这种衰退很不协调。”
这些事情简单地暗示了改革的需要。为了抵抗这种缴款率的增加，收益的大幅减少也就不可避免。既然现收现付养老金收益不是正常的权力，他们未来的价值将由不可预测的投票人选出的候选人决定，他们有理由说“够了”。“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是政治上的要求，在一些场合负担是如此之重，以至于工人们不得不用选票来减少这种负担。”华盛顿怀亚特的一名保险计算师斯韦斯特?斯奇博如是说。
在德国，现收现付养老金的回报已经急剧下降，将从1990年的3%下降到2040年的-1%，这是曼海姆大学养老金调查员埃克斯尔?波斯苏潘计算得出的结论。这种消极的回报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收益价值将远低于所有的缴款。在美国，景象稍好一点，但是如果继续维持同样的缴款率，回报率将降到1%。这么差的收益，使得已经超载的现收现付养老金更加备受指责。
大多数养老金和公司计划都有另一个关键的缺点：他们给那些达到退休年龄的人提供确定的收益。在最近，60岁以上的人生活期望每10年就会上升一点。这缘起于他们的欢乐，更因为他们的确定收益在逐年增长。但这也使得收益对于提供者来说更加昂贵。 虽然迟来了，但政府开始试图修正养老金体系的这种状况。例如在美国，正常的可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在1935年已经修正到65岁，现在很有可能提升到67岁。但是1983年达成的协议规定，这种改革要到2027年后才开始生效。同时65岁以上的美国老人的生活预期在过去20年里每两年提升一级，因此改革家们事实上还是回到原点。
在老人的生活期望方面，增长得最快的国家是日本。NORIYUKI TAKAYAMA，东京一桥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解释说：“养老金的关键因素是确定收益，而不是现收现付制度。在日本，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由于确定收益不能匹配。”
关于确定收益养老金还有一个更深入的问题，缴款维持的时间和缴款的水平以及最终的养老金之间关系不大，削弱了缴款作为保险预付的形式，使它们看上去和税收差不多。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看见繁重的税收而逃离。“在德国，人们用脚投票。”波斯苏潘说。自雇的德国人已经将缴款率的水平从1980年的60%降到了1990年的20%。在日本，三分之一的自雇者不再为基础养老金体系缴纳款项。
雇员没有选择，但他们可以利用其他途径，譬如年老工人特别的失业计划。在很多欧洲国家，情况也如此，雇员有提前退休收益的保护。
所有这些帮助促进了提前退休计划的推广。不必在意官方的养老金年龄：实际有效的退休年龄经常要低5年左右，这使得公众养老金计划压力更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经警告说，这种持续的因为提前退休而导致的流失，很可能破坏未来人们的生活水平。
一开始推广确定收益的一个原因，是为了和老龄人口的贫困作斗争，进行收入的再分配。但结果往往与良好的初衷有偏差。穷人们经常比富人死亡得早，因此他们领取养老金的时间要短，甚至根本达不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同时，在美国，一对赚钱的夫妇，总是愿意生活得更舒服，他们乐意去领取结婚的津贴收益。“社会安全是一个巨大的中产阶级的转换系统，因此它的再分配功能事实上要弱于拥护者所要求的，”社会安全协会的一位成员奥利维亚?米歇尔在向布什总统的汇报中如此说。
确定收益现收现付养老金无疑可以将钱在不同年代的人间转移，从年轻人到老年人，但是这未必是好事。大阪大学的一位经济学者Charles Horioka说，在日本这种转移的范围相当大，“这里有巨大的内部不公，交款率不断上涨，而收益却越来越低：你出生得越晚，得到的待遇也就越差。”年轻人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不公平，这种体系使得政治上越来越难以承担。
个人伤心事
私人养老金提供的很大部分都是采用公司确定收益计划，这同样也有不当的效果。典型的是，它们提供的养老金依靠最终薪酬和服务的年限，更倾向于那些长期稳定的雇员，特别是那些一级一级爬升到最后薪酬的人；与此相反，它们给那些层次较低以及非常容易就位居高职的人提供很少的养老金。
在确定收益的公司计划中，最喜欢的是那些雇主愿意缴款给他们。这样一种养老金只有在公司的保证下才有效。如果大环境不好，公司经常会提高缴款率来保证有足够的钱来偿付已经存在的和可预测的养老金者。但是这种功效被确定收益计划的缺陷冲淡。尽管从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依赖于系统化的将资源从先离开的人那里转移到还在路上的人。伦敦职业计划的莱斯丽?汉娜这样解释他的历史。这种不公平还在继续：直到去年，德国人要加入这个计划需要等待10年（现在缩减到5年）。
英国制定法律来帮助那些先离开的人转移他们的养老金收益损失。但是最终薪酬结构中固有的缺点对那些经常改变工作的人不利。这是因为养老金收益是“后置”的：早些年的服务带来的是更有价值的、随着年龄增长的养老金的增加。它成为老龄集团劳动力膨胀的一个错误的动机，就像那些婴儿潮出生的人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一样，也创造了一种强大的花费压力将老年人挤出去。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英国，早期的这种与劳动力的偏离都受到最终薪酬计划的责备。
平等是很重要的，最终薪酬计划鼓励一个成功的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稳定。确定收益的养老金强加给工人以所谓的“工作阻碍”，美国劳工部的养老金调查员理查德?汉斯说。报酬的长时间滞留，影响了劳动力的正常流动，阻碍了经济调控需求的重要功能。
日本公司的确定收益包括一大块退休时付的钱，则要归结于国家经济的不景气。“公司被一堆缺乏进取性和技能的中年员工占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Naohrio Yashiro说。这种员工不会主动离开，因为他们有种种理由需要留下来，而法律上的限制使他们很难被解雇。既然公司知道他们不能解雇老龄员工，公司一开始就不会雇用他们。日本东京应庆大学的经济学家Atsushi Seike在200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新闻和广告行业拒绝雇用超过年龄上限的人。
以此进行
沃尔特?瑞斯勒，对刚刚开始的改革负责的劳工部长，有一个主要的观点：需要稳定缴款率的上升。这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对承受养老金的员工课税的限制使得国家必须准备好承受高税收。新的设计好的体系用来维持缴款率，款项由员工和雇主一起付，今后20年都将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2030年将达到最高的22%。
批评家开始攻击德国的改革没有人情味，说它只是政府制定政策的人们的古怪主意。但是这种变化正在逐渐被认同，并且被视为突破。不像早期的一些改革，其目的是为了降低现收现付的费用，瑞斯勒的改革旨在改变包括私人基金在内的整个养老金体系。“德国大胆改革养老金体系，目标是建立一个新的以预付基金为主的新支柱，”德国柏林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戈特?魏格拉说。这一改革去年年底已经延展到私人基金。如果情况变坏的话，政府将不得不承担责任并采取措施维持缴款率的下降。
现在的迹象显示，这种改革已经取得了比开始时的想象大得多的影响。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分是因为商业联盟开始和私人退休账号的推广作对，利用这种机会来建立自己的养老金基金。就在今年法律开始生效前，一些行业的计划已经建立，譬如机械和化工行业。这些新的基金允许人们更自由地处理自己的投资，而不是像以前一样要考虑养老金的总量。据德意志银行称，在改革中建立的私人养老金到2009年将达到160亿欧元（138亿美元）。
对基金的鼓吹者来说，德国的改革天生就会失败，因为它将基金按照现收现付的轨道运行。事实上这种轨道应该被废弃。收益上的大幅削减需要缴款率不能超过22%，但这只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沿着瑞斯勒的路线走，进行的激进的变化既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提倡的，特别是在像德国这样的高度发达国家。
过渡期麻烦
现收现付体系运行时间越长，它的影响力就越普遍，体系中固有的债务就越大。因为这种沉重的过度负荷，拥有庞大现收现付体系的国家，都不能快速过渡到只有基金的体系中。这将给目前工作的人带来双重的负担，他们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基金养老金，就如用今天的养老金偿付昨天的员工一样。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长期的过渡。
即使快速的转变可行，这也不是一个好主意，就像投资者通过多样化避免风险一样，养老金系统也应该扩大化。如果持有一笔低回报又不稳定的基金，还不如持有一笔低回报也同样不稳定的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基金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经济和发展组织的尼古拉斯?万斯通说，“如果既有基金又有现收现付，整个系统的风险将低得多。”
德国的改革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了政策的制定者如何现实地处理超负荷的现收现付养老金体系。如果你的缴款率到达政治上限，你必须提供通常的工作来转换养老金存款。否则你只有忍受老年时的贫穷。事实上，你做的只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来对自己的未来负责。
目前，这种体系为政府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如果员工想买房子，他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存款。早期把这些钱从退休存款中转换过来的努力已经失败,这是因为员工和雇主都发现目前的安排对他们有利。雇主是现收现付养老金体系的最大缴款人，政府现在向他们的雇员提供3到5点的折扣，但这些雇员还是像其他人一样享受正常的收益，因此养老金不足额的情况有所上升。
在这个计划中最吸引人的是所谓的“资历”养老金，他允许工作超过35年的老员工得到不成比例的退休养老金。政府的策略是强制发展养老金基金，只有这样才能在现收现付体系内解决金融问题。
存款效力
德国的新的养老金法律旨在对私人退休账号起作用。但是原则上把钱投入私人账号和投入公众基金没有区别。关键是要鼓励足够的存款形成额外的投资资源。
为了搞清楚这种方法可以正常运作，让我们来看看美国。改革1983年就在部分社会安全的基金中推广。 今天12.4%的薪水税比需要偿付的收益高出1到2个百分点。这些超额的缴款和利息一起被用来建造信任基金，这项基金由财政基金拨发，目前已经达到1兆美元，再用20年的时间，将会达到顶峰的3兆美元。
这种基金并不是直接打击反对政党的，它确定未来的公众收入，这种收入被称为偿还基金项目。它从外部帮助维护养老金的稳定性。考虑到信任基金的存在，公众基金债务和由此而来的利息都比原先要低。这种剩余使得社会安全在1984年有了一个转机，允许联邦预算有更高的赤字，进而使信任基金更好地运行。1999年各个政党的政治家们一致认为，通过不触及社会安全的剩余已经解决了问题。但是在去年恐怖事件后，这个所谓的暗箱被议会重新开启，以便处理更高的联邦费用。这个经验表明，内部的许诺要比他们向外部传递的有效得多。
人们担心政治上的干涉将使这种基金不能被广泛投资。在把大量基金投入到跨国市场上的小国家，这种情况还不多，但是对那些以非常多的资产和基金投资的大国家，这个问题非常现实。社会安全理事会的奥利维?米歇尔说：“大的联邦基金都会发现他们的投资决策被政治打击。”
定义问题
80年代早期是养老金改革的最好时间，智利不仅从现收现付模式转换到基金模式，而且私人养老金体系也从确定交款过渡到了确定收益。在美国，税务部门对税收中模糊的地方往往放绿灯，目的是鼓励私人退休金存款，这就是401（K）养老金计划的开始。这将美国的私人养老金紧紧地约束在确定缴款的轨道上，也给世界各国利用退休金树立了一个好的样板。
回到80年代，大部分美国劳工的私人养老金还是确定收益体系，这种体系从二战后就开始传播，在最高峰的时候，3万个人，将近2/5的私人雇工都享受确定收益计划。这当中也有一些人接受了雇主的确定缴款计划，不过人数只有区区3000人。
相反地，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建立私人养老金帐户都是采用确定缴款的方法，促使这种区别产生的原因就是401（K）计划。它允许雇主自愿地为他的员工缴款，使个人感受到有更多的属主权和控制权，无论是在缴款水平还是投资的选择上，结果是参加确定缴款的人数是20年前的两倍多，确定收益计划的人数减到了2.3万。值得纪念的是确定缴款计划在1998年首次超过了建立了很长时间的确定收益计划。
显然，这种重大的突破是一点一点取得的，就像试管婴儿一样。美国劳工部养老金研究指导理查德?亨斯称之为“附属养老金”。像他指出的一样，如果任何立法者希望改革，它需要明确地提出他的名字，401（K）却只贴了一个模糊的标签。
无论是不是故意，401（K）计划是种适时的想法，它吸引了那些想通过确定收益基金减少风险的公司，这种风险在1980年变得非常明显，因为法规和财务标准变得非常苛刻，已经实行了确定收益的公司经常不得不加上一个确定缴款计划。
你可以把它拿走
更重要的是，确定缴款计划已吸引了很多员工，特别是那些不愿意一辈子呆在公司里的人。1980年时，随着婴儿潮出生的人成为劳动力，这样的人很多，年轻员工和流动人员人数在增加。这是第一次有一个员工工支持的计划，允许个人自由处理他们的退休存款。
因为确定缴款计划转换得很稳定，它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使美国达到90年代的良好状态，失业率降到最低，通货膨胀也有所下降，这种情况维持了很长时间。
但是确定缴款也有它的缺点，就像11月份安然的崩溃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半数以上员工的401(K)养老金资本都被投入公司本身。随着安然的破产，也暴露了美国的一些大的好企业严重的问题――把钱投入公司自己，比如通用电气。
面对这些，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确定缴款的风险比确定收益大，当然跌一跤不能阻碍公司前进，但是雇主必须对员工投入到确定缴款计划中的钱负责，同时确定收益和确定缴款交的钱一样多。这种转变的风险从雇主来看不是很大，因为公司确定收益的比率来自市场价格：如果价格表现得比想象中的好，多余出来的养老金基金将会被公司保留。
两种计划事实上都要冒风险，确定缴款的风险容易被察觉，假如开始建立基金时就意识到了风险问题，需要克服的就只是供职期限的风险。确定收益强加给雇主两种不是很明显却又很严重的风险：首先，收入的增长一定会随着工作年的限增加而增长，这意味着员工从最终薪酬计划中得到的要少于那些最后才达到薪水顶峰的人；其次，员工可能会离开公司，那他们的最终收益将远少于留下来的员工。
为了处理社会安全长期的金融问题，大多数成员国家都指望未来的收益会削减，这通过升级新的养老金体系就能获得，还必须有通货膨胀相协调，而不是平均收益。在英国，这些基础养老金的实际价格已经有20年没有多大改变了。政府刚刚批准一笔资金来平息不断增长的言论。
时间在消逝
养老金的建立是基于年轻的一代人，目的是为了少数贫病交加的老年人，那时候，人们退休的时间很短。而今天在富裕国家，很多老年人生活富足也很健康，退休后经常还要生活20多年，因此这需要改革。
这篇调查呈现了一些关于私人基金和公众养老金的争论，这种变化促使私人承担起退休金的管理，而不是把任务推给政府，反过来说，这将使公众养老金能够供应得起。
即使这样，国家也将继续在养老金体系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至少，政府必须提供一个安全的网络体系，很有可能要借助税收来完成确定收益计划。对于那些因为一些原因不能供养自己、不得不忍受老年贫困的人来说是这样。更广泛的说，这是政府提供灵活有效的现收现付养老金体系的一个典范，尽管这种情况也许会按确定缴款的方向发展，但这种预备拓宽了资产的范围，包括人力资本。因为整个工资能够有效回报，即使回报低一点，但是安全第一。
政府也不得不搭建一个合适的框架来有效执行私人养老金，管理费用被牢牢控制。适当的税收刺激也有必要，目的在于鼓励养老金存款的流动。当政府提供通常安全的网络，私人养老金存款就会有托管，这样人们就不会抱怨了。
在发达国家有这些问题，那么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那些年轻人呢？1994年世界银行在提供更多基金建立私人账户方面有所后退，它认为国家的角色应该是尽可能小的第一位的支柱，为老年人的贫穷提供保护；作为第二位的支柱，处理私人基金的任务是提供大量的养老金。
这种陈述和瑞斯勒模式有些类似，尽管关于高存款的证明一直有争论，但私人养老金无疑会刺激金融市场发展，反过来又会得到更快的增长。基础养老金计划在发展本国经济同时也会利用机会在国外投资，通过多样化来趋避风险。其次，西方的经验表明，现收现付养老金体系开始很容易，到后来就很难处理，最好能在开始时就避免这一点。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罗伯特?帕拉特伤感的说：“很大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重复发达国家犯过的错误。”
另一方面，通常的私人养老金不断降低管理费用、融入整个经济比在发达国家难得多。经济快速发展，再分配资源通过现收现付体制进行，钱从年轻人转到老年人中，出现了一些事情，因为年轻人的生活收入更高了。世界银行现在很少鼓吹自己在基金中的支柱地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一个问题：养老金体系是否应该修改，而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解决的和留下的
关于改革的景象已经看得很清楚，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令人高兴的场面。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里程碑式的改革为私人基金改革确立了原则。欧元的启用更加扩大了这种压力，因为不同成员国养老金体系的区别将威胁货币联盟。去年在斯德哥尔摩欧洲议会上，欧洲货币联盟稳定的方针被扩大，参考了公众理财的前景。在鼓励从现收现付转换到基金养老金方面，最近欧洲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转变。
但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养老金体系转换的关键时刻，政治家们试图起作用。已经徘徊了10年时间，他们不愿意再耽搁。就像标准普尔在报告中陈述的一样，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公众理财将会好转而不是更差。
政治家想避免改革，因为他们觉得牵扯太深太广。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回避这个问题，他们将为拒绝经济和社会上最大的一次转变而负罪。
为拒绝经济和社会上最大的一次转变而负罪。
养老金体系架构
关于养老金体系的架构，改革家们需要考虑下面的一些因素：
提供者（Provider） 原则上它由国家和私人两部分组成，形成养老金提供的两大支柱。在欧洲大陆，公众的支柱是主流，而在美国和英国，私人支柱承担着大部分的义务。在拉丁美洲，私人所占的份额正逐步增长。
选择(choice) 养老金的成员要么是强制的要么是自愿的。政府体系下通常是强制的，但也有自愿的成分，就像美国社会安全体系（公众养老金）所建议的一样。有的政府可以强迫它的公民持有私人账户，比如澳大利亚和瑞典。也有一些国家鼓励私人主动为他们的退休存款制定计划。这经常被描述成为养老金体系的第三个支柱。
功能（Function） 一个养老金体系有两大目标：减轻老年人中的贫穷现象，这是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保证大多数的领取养老金者可以在退休的日子里生活。政府在两方面都要考虑，首先要促使第一方面实现，其次也要保证第二方面，在私人因素对第二方面的任务负责的情况下，政府则要保证它的覆盖面足够广。
结构（Structure） 有两种主要的养老金。“确定收益计划”承诺工作收入将作为退休后收入的一部分，而“确定缴款计划”则是以成员缴纳的款项作为养老金的偿付，加上投资回报。
理财(Financing) 大多数国家主要依靠公众的现收现付支付养老金。这种现收现付，也就是说今天的养老金是用那些今天还在工作的人们缴纳的钱来支付的，而这些今天工作的人指望他们的养老金由明天工作的人们支付。对工人而言，这种主要的转变体现在他们需要存一笔钱来建立自己的资金。政府养老金可以减轻退休后的贫穷者是一方面，他们还可以通过通常的税收来维持一个较好的金融状况。
内部和外部资金(Internal and External funding) 这种为了支持养老金而特设的基金既可以是内部的，也可以是外部的投资基金。对公众养老金而言，他们都是部分基金，起作用的只是对网状的公众债务的全面影响。对个人养老金来说，主要的区别是公司通过内部“书面保留”进行理财，而不是通过公司自己的财务表。或者是投资于金融资产的单独的养老金基金。
历史(History) 在所有因素中这是最重要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中，政策的制定者被已经存在的设计所强迫，特别是现收现付体系所支付的养老金，已经超过了它所获得的缴款。这笔悬在他们头上的债务将使今天的工人减少未来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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