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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店广告有“最”字被3倍赔偿,哪些广告语属于极限词
&&&&更新时间: 18:16:54
&新的广告法实施以后,针对有的商家广告称最高级,最佳等词汇的商家将会收到严厉惩罚。“史上最严”的新广告法去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有网友调侃说,“新广告法的出台,吓坏了商家宝宝,忙坏了文案和美工狗,乐坏了职业打假人。”记者调查发现,新广告法施行以来,不少店主遭遇职业打假人索赔,不是因为货物本身,问题出在广告用了极限词。广告有“最”字无奈3倍赔偿渝中区28岁的夏女士与老公在京东、天猫有3家网店,已有7年网商经验,主要出售棉质孕妇装。“今年春节前后,我们莫名其妙被两次抓包。”夏女士回忆,春节前,京东客服找到她,称有客人收货后投诉商品广告中“使用最好面料”的“最”字,违反新广告法相关规定,涉嫌宣传虚假广告、欺诈消费者,要求将价值178元的棉质孕妇装无理由退款,并根据相关规定假一赔三,否则向工商部门举报。“新广告法我们完全不了解,当时就蒙了。不想惹麻烦,按3倍支付了534元。”夏女士说。夏女士说,春节过后,一位客人在天猫店拍下168元孕妇装,当即在线申请退款,退款原因称“不想要了”,退款说明称,“你的商品有‘一流’、‘最美好’用词,是新广告法禁用词,属于夸大虚假宣传……希望尽快给我解决方案,是举报工商还是协商解决,请在今天内联系我。”夏女士说,两件事情发生后,她加班加点把店里的广告文字全部换了新,并对新广告法内容进行恶补。“新广告法第九条中提到,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等’字后还有哪些词不能用?是否意味着‘最’字级以后都不能用?”夏女士不明白。网店老板建维权qq群求助昨日,重庆晚报记者在网上调查,进入qq软件查群界面,输入“广告语维权”搜索,出现上百个维权群,包括“淘宝卖家广告语维权联盟”、“京东商家广告语维权”等。记者随机加入“天猫卖家维权交流群”,500个卖家的群里正热烈讨论被职业打假人要求私了的经历。“蛋蛋的忧伤”是江苏镇江的店主,商品主推独轮平衡车。他告诉重庆晚报记者,今年春节后,他的一款商品广告语中提到“最新”两字,被职业打假人指明违反新广告法,向当地工商部门投诉。对方私底下告诉他,“你给我1000元,我就撤诉。”开店3年的喂先生说,2月18日,职业打假人在他的店拍了一张创意请帖,然后退款投诉,说“最佳”一词的广告描述违法。喂先生提供了对方的录音:“我们职业做这个的,给我2000元,我就把事情解决好。”“我们每天忙着打包挣钱,对新法律不了解,就不能给予一次悔改的机会吗?”喂先生说。打假人上百个qq群传授经验“职业打假人建群,相互传授经验。”一位天猫店主告诉重庆晚报记者,他以职业打假新手身份,潜伏在一个职业打假交流群里。他提供了一组群内聊天截图,从截图可看见,职业打假人除了分享违反新广告法的店面截图、网站链接外,还谈论打假的收益,例如图中显示的“今天才接2单,2000元都没到”、“好棒啊,今天小赚1000多”。据了解,“史上最严”新广告法施行以来。“最”、“一流”、“独家”、“超”、“100%”等绝对性用语成了职业打假人抓住电商和卖家索赔的辫子。昨日,重庆晚报记者在qq“找群”搜索功能中,输入“打假”,显示打假qq群上百个。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陈继才律师表示,客观来讲,职业打假人对净化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打假者以索赔为目的时,一旦守不住底线,有时候合法与非法之间就是一念之差。陈律师提醒,店家首先要诚信经营,遇到以索赔为目的的消费者时,要注意保留证据,如果金额过大,对方可能构成敲诈。工商解读广告极限词遵循何原则?新广告法中,除了“国家级、最高级、最佳”这些广告词不能使用,还应遵循什么原则?渝中区工商分局广告科相关负责人介绍,两种情况明确不能用。第一类,明显贬低其他商家的语言,比如,“全球首发、第一、唯一、独家”等用语,不利于商品公平竞争;第二类,明显欺骗、误导消费者,比如广告中提及“全球第一、领导品牌”,而商品并非获得相关殊荣和证书。“工商部门判定广告词是否违法,是围绕真实、准确来判定,同时也要依据语言运用的环境,比如商品如实拿到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的称号,广告中提及,就不违法。”该负责人说。无心触犯是否也会重罚?昨日,渝中区南纪门工商所相关负责人,对夏女士是否该给予打假人赔偿的顾虑,进行现场分析。夏女士表示,新广告法处罚金额太重,其中第57条规定,违反禁止情形的广告,由工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对广告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对此,该负责人称,工商部门接到投诉后,会根据违法方有心或无心进行区分,如果违法方主动消除负面影响、主动道歉,可以减轻处罚,“如果对处罚结果有异议,工商部门会建议走司法程序。”该负责人提醒商家,“别当法盲店主,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都应尽快掌握、熟知。”该负责人建议。新闻链接广告使用“最”字炒货店面临20万元处罚今年1月,杭州市一家经营了20多年糖炒栗子、炒瓜子的知名老店,面临20万元处罚。因为该店用了“最”字做广告,称自己是杭州最好、最优秀的炒货店,被举报违反新广告法。20万元处罚并非最终决定,接下来还会进行行政处罚听证。哪些广告语属于极限词国家级、世界级、最高级、最佳、最大、第一、唯一、首个、最好、最大、精确、顶级、最高、最低、最具、最新技术、最先进科学、国家级产品、最便宜、最新、最先进、最大程度、最填补国内空白、绝对、独家、首家、最新、第一品牌、金牌、优秀、最先、顶级、独家、全网销量第一、全球首发、全国首发、世界领先、顶级工艺、最新科学、最新技术、最先进加工工艺、最时尚、极品、终极、顶尖、最受欢迎、王牌、冠军、第一(no.1\top1)、极致、永久、王牌、掌门人、领袖品牌、独一无二、绝无仅有、前无古人、史无前例、万能等均属于极限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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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执政具有最高合法性
中共执政,合法性,为人民服务
  王岐山同志在会见国际来宾时关于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谈话,在媒体上引起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笔者觉得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其实根本就算不上一个问题,因为中共在中国的执政不仅具有当然的合法性,而且具有最高的合法性。
&  众所周知,中共之所以成为执政党,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性选择,这个选择历经新中国成立前的二十多年奋斗历程,完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成立。在中共成立之初,全国有300多个政党。在第一次大革命也就是国共首次合作期间,在全国最有力量和声望的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之时,假如共产党中的精英不是为了国家、人民和民族,他们凭借在国民党中既有的地位,一样可以掌握很大的权力,例如担任国民党执委、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以及担任军长、师长的大批共产党军事骨干等。他们为什么甘愿放弃唾手可得的高官厚禄而要去流血牺牲?就是为了包括全中国劳苦大众在内的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毛主席和亲属们为了这一目标,牺牲了6位亲人。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放下与国民党反动派的10年血海深仇,换上国军军装,又向最危险最艰苦的敌后沦陷区挺进,坚持抗战,逐步壮大,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华侨领袖和美国高官都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抗战胜利后三年解放战争的进程,就是中国人民抛弃原先执政的国民党、拥护中共执政的历史性选择过程&&这种&来源于历史&的情况完全符合中国式执政者选择的传统规律:得民心者得天下。
&  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朝代更替规律上。作为一个代表和维护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政党,中共与其他政党有着本质的区别。众所周知,西方国家执政者选择方式的政党更替,恰像是中国古代朝代更迭的袖珍版,只是方式较平和、易武力为选票而已。但政党选战竞争之激烈之不择手段之耗费社会资源,累积起来也不比中国的朝代更迭能够积极多少。有些人或许会拿台湾的政党更替选举来说事,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国民党与民进党在&选战&中斗争之残酷手段之激烈,而且选战失败的党派总是置百姓利益于不顾,总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证明执政党无能,使整个政治生活时常处于动荡杯葛之中。而中共的执政本身就是在为人民大众服务,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事业始终贯穿和维系着国家人民利益,这才是人类历史上最根本最实际的执政合法性。如果说这种执政合法性会面临什么挑战和冲击,挑战和冲击也只会来自于执政党自身和执政实绩,而不会来自于其他某些为执政而争执政的社会势力。
&  当然中共执政的最高合法性也是一种可能被逐渐消耗的力量资源。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做得好,党员干部能够时时处处为社会提供正能量,这种合法性将日益巩固和丰满;反之如果工作做得不理想,大量的党员干部起不到模范作用甚至成为堕落者,抛弃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官老爷自居骑在人民群众头上作威作福,执政合法性必然受到侵蚀。最严重的情况,是蜕化变质到腐败盛行,让人民群众感觉执政者已经是一个损害群众利益的团体,那就是对执政合法性的严重&透支&,最终也会发生破产的危险&&就像中共所取代的国民党那样。所以我们党能否始终保持自己来源于历史、奠基于宗旨的最高的执政合法性,就要看管党治党和建设党的实际成效。
&  归结起来,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历史,而这种合法性能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却是基于党的根本宗旨。&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历史合法性;为民服务无私利,就是最高的执政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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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8年复核152个死刑案&减少超1/3死刑人数
最高法8年复核152个死刑案 减少超1/3死刑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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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刑庭的管辖分工。 (曾子颖/图)
  生命永为天地间最贵,所以我们持续关注死刑议题。我们既看到民智已逐步开启,也看到观念冲突依然激烈。对于死刑政策的正确把握,直接关涉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方向。
  八年来最高法院怎样复核死刑案件,死刑数字如何得到控制,152份死刑复核裁定书提供了难得的样本。南方周末记者还采访了多位接近最高法院的法官、学者和律师,尝试作出解答。
  2007年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法院以后,中国死刑案件的最终决定程序就完全改变了。业内人士普遍估计,现在每年的死刑人数已经大幅削减。
  一位接近法院系统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就他和最高法院及地方高级法院一些相关人士的接触了解,“和2007年以前相比,全国(每年)的(死刑)数字减少可能超过三分之一,有些地方(减少了)将近一半。”
  7月,一位曾在最高法院工作过的高级法官也在一次学术讲座中透露,近年来数字稳中趋降,“已经达到1979年刑法颁布以来历史最高点的十分之一”。
  不挂牌的“死刑复核大楼”
  北京东城区明城墙遗址公园墩台往南400米,北花市大街9号,一座十多层的建筑,就是最高法院的第二办公区,俗称“死刑复核大楼”。大楼有武警站岗,不挂牌,进院需安检。
  2007年收回死刑复核权后,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由两个增为五个,全部移到了这里。法官们的主要工作,从原来的调研、研究统一裁判规则、对下指导等,变成了办案—死刑复核。
  各省的死刑判决都要上报最高法院,经立案庭形式审查后,根据管辖范围分配到各个刑庭。庭内有内勤负责案件的流转登记,在庭长的安排下将案件分到“大合议庭”—审判庭下为日常管理而设的一级准行政单位,再产生办案子的合议庭。
  据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介绍,五个刑庭中,刑二庭人数最少,包括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和内勤人员在内,约50人。其它四庭每庭约70人,但案件数量也要多得多。
  五个庭的管辖范围,采取地域和类型相结合的原则。
  刑一、三、四、五庭的死刑复核案件,基本按照省份分配到“大合议庭”中。一般每个省对应一个“大合议庭”,案件较多的省份对应两个。更特殊的,如因毒品犯罪多发导致死刑案件众多的云南省,可能就需要三到四个“大合议庭”做死刑复核。
  刑二庭主要按照类型管辖,负责全国范围内的职务犯罪、军事犯罪、涉港澳台和涉外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以及新疆的案件。一般每类犯罪对应一到两个“大合议庭”。
  一位接近该庭的人士介绍,由于近年来暴恐案件增多,加上十八大以后重大职务犯罪多发,2014年开始,原本归刑二庭专门管辖的经济犯罪案件被分配到了其他四个庭,内部专事职务犯罪的“大合议庭”,也由一个增加到了三个。
  这位人士解释,今年上半年,部级以上职务犯罪案件已有十多个进入了司法程序,全年可能超过二十个。过去每年也就八个左右。根据惯例,这类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最高法院就要全程参与。
  低级错误时有发现
  办案的合议庭由包括审判长在内的三名法官组成,其中一人担任承办人。
  承办人是整个死刑复核过程中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位,也最为重要。当前制度下,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方式是阅卷。人命关天,阅卷通常特别细致。
  “工作压力很大,加班是常态。也有特别不上道的,但是极少。”一位在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都工作过的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拿到案子,承办人要把所有的案卷都看一遍,发现问题的,要给原审法院或公安机关发函,要求补查并作出说明,必要时自己也要亲自去查—有时对方不配合,明明存在的证据说查不到,也怕下面造假。
  虽然报送到最高法院复核的死刑案件大多数都已经过了两审,低级错误依然时有发生。南方周末记者在不同场合听过多位最高法院法官吐槽:有的现场勘验笔录上的物证提取时间居然比送检的时间还晚;还有的提取时记录是一件蓝色薄毛衣,送检时写的是黑色夹克衫。
  “可能真的是笔误,但你得自己去看。”一位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鉴定室有物证送检登记表,一般是最原始的,但不附卷送过来,血样的图谱表是机器自动生成结果,也没法作假(除非放进去的取样有问题)。
  最高法院某刑庭领导在中国法学会一次交流时曾介绍,2013年报到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案件,需要进行证据补查的达到了39%。
  有的案件,补查后依然存在疑点,办案机关提供的说明也无法提供合理解释,那么案件就有可能不核准,被告人也就因此暂时保住性命。
  按照2013年起实施的新刑诉法,法官们除了阅卷和调查,还要提讯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提讯可以当面,也可通过视频。一位法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阅卷过程中发现的疑点较多,他都要出差,当面提讯。只有案件比较清楚时才视频提讯。但为了避免给当地增加接待负担,无论补查还是提讯,都尽量少去。
  “下面法院也都很忙。以前不怎么见最高法院法官,下去还比较新鲜。现在去多了,都烦。所以我们也是能不去就不去,都是凑几个案子去一趟。”这位法官说。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下去调查或提讯被告人,有时候越问问题越多,“一个十几本卷的简单的案子,后来可能也会变得非常复杂,所以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想起来就特别后怕,怎么存在那么多问题。”
  听取律师意见的前提是有律师。但死刑案件被告人很多来自社会底层,复核阶段都没自行聘请律师。据前述某刑庭领导介绍,最高法院正在起草《死刑复核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若干规定》,有望年内出台。
  谁定生死
  上述工作完成之后,承办人需要写出详细的审查报告。包括存在哪些证据瑕疵、哪些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是否有需要补查的地方,补查的结果如何,是否影响作出核准的判断等。一般每份报告都要一二十页,多的四五十页,甚至两三百页。
  根据流程,承办人写完报告后,要将案卷和报告提交给其他两名合议庭成员,让他们各自独立阅卷并写作报告,一般给一周时间,案件复杂的也可再延长。如果审判长不是承办人,那么审判长先看,认为报告清楚且符合要求的,再交给另一名合议庭成员。
  法官们介绍,三人独立阅卷后,要在书记员的记录下进行讨论,得出多数意见或一致意见后,报主管庭长或副庭长把关,再报主管副院长通过后就能核准,最后由院长统一签发死刑执行命令。目前,最高法院三位主管的副院长分别是二级大法官李少平、南英和黄尔梅,最后把关统管的是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沈德咏。
  但如果主管庭长觉得案件存在疑点,或者合议庭意见分歧很大,就有可能先把案件提交庭内的审判长联席会议讨论,合议庭再根据他们的意见重新讨论。
  经过上述过程,如果依然有分歧,案件就要提交审判委员会或者刑事审判专门委员会。院庭领导和审判长联席会议的角色只是帮忙把关,合议庭和审委会才对案件依法享有决定权。一般情况下,只有重大、疑难案件才会提交审委会讨论。
  一看证据,二看政策
  据多位最高法院法官介绍,死刑复核阶段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证据,二是政策。前者关注犯罪是否构成,后者考虑罪行是否至死。
  最高法院在两方面的标准都更严格。不予核准的压力,也促使地方法院调整适应,一些不符合标准的案子,不再判处死刑。
  一位曾在最高法院工作过的高级法官介绍,死刑核准权刚收回的几年,不核准率相对较高,大约15%,现在不足10%。2007年,死刑缓期执行数字首次超过死刑立即执行。
  法官们说,最高法院对证据问题非常坚持,绝不会屈从于各种压力就判处或核准一个可能无罪的人死刑。最典型的就是福建念斌投毒案,他在一个月前被宣告无罪。此前他曾四次被判死刑,多亏最高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一直没有核准。
  2007年和2010年,最高法院还两次联合最高检察院、公安部等下发文件,对死刑案件的证据提出了更高要求。例如涉及命案的,要求通过被害人近亲属辨认、DNA鉴定、指纹鉴定等方式确定被害人身份。
  多位法官介绍,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法院后,慢慢形成了一些量刑原则,很多都强调了控制和慎用死刑。例如:如果没有其他严重情节,共同犯罪导致一人死亡的,一般最多判处一人死刑;只杀一人并自首的,一般不判死刑。
  对于因生活琐事、邻里矛盾、家庭纠纷等民间纠纷引发的案件,适用死刑也很谨慎。它们大部分发生在熟人之间,只针对特定人引发,具有偶发性,其主观恶性、再犯可能等,都和一般的恶性暴力犯罪有明显差异,有些案件的发生,也因被害人存在明显过错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个人到底判不判死刑,有时候这些情节甚至会比自首、立功这样法律上列明了的从轻情节更加重要。”一位法官说。
  “不杀”的“准备工作”
  法官们介绍,和证据存疑的案件相比,对政策的考虑存在一定弹性。一些案件如果处于两可之间,被害人家属的态度就显得非常关键。被告人一方积极赔偿,获得谅解,就可能保住一命。
  “有时候我拿到一个案子,一看有自首。第一反应就是,又得调解了。因为就算你核准了,报上去,领导也会打回来,让你调解,看看能不能少杀一个。所以还不如自己先把工作做了。”一位死刑复核法官说。
  调解时间经常是不可预估的,虽然可以依靠原审法院,有时候也要多次出差才能搞定。一些可以不杀的,家属工作一直做不下来,只能拖着不核准,时间长了没办法,或者压力大大,就只能核准。
  日,长期遭受家暴的四川下岗女工李彦在争执中将丈夫杀死,碎尸后烹煮。二审判处死刑后,等了近两年,直到今年最高法院才裁定不予核准。理由就是被害人存在严重过错,李彦的主观恶性也就没那么大。
  据最高法院刑庭领导一次在中国法学会交流时介绍,审委会讨论后已决定不核准。之所以拖延,与一二审工作不够细有关。碎尸情节不可谓不严重,而家暴因素在一二审中又没有明确长期虐待,只说双方有过争吵厮打。这样一来,被害人家属不认可,多次几百人围堵法院。舆论则多同情和支持李彦。一些妇女团体曾以公开信等方式呼吁最高法院枪下留人。
  据上述刑庭领导介绍,后来经过二审法院不断做工作,也时过境迁,被害人方面情绪慢慢平复了,才没核准死刑。
  但也有没能保住命的,比如药家鑫。多位最高法院的领导和法官事后都在不同场合提到,案件对法院的伤害很大。
  “他只有一条人命,而且是非预谋犯罪。一个大学生,心智还不太成熟,撞了人以后失去控制。而且,他是在警方完全没有掌握到线索的情况下,由父母带着来自首的,可以算得上大义灭亲。按照最高法院的标准可以不杀的。但没办法,舆论太厉害了,还是杀了。以后碰到类似案子,判起来会很被动。但杀了以后,很多人又开始同情他。”一位最高法院法官说。
  死刑罪名还能减多少
  不少法学专家认为,最高法院已经付出了充分的努力,但中国对死刑数量的控制与学界的期待及国际标准还有明显差距。立法和社会舆论也须给予支持,否则法院抗压能力有限。
  据多位接近最高法院的法官和学者介绍,李昌奎案后,死刑复核就一度开了倒车。李昌奎强奸杀人,又杀死被害人三岁的弟弟,按照最高法院的标准应判处死刑。云南省高级法院二审却判了死缓,后在舆论压力下改判死刑。结果一段时间内,法院因为害怕遭遇类似批评,一些本来可以不杀的都杀了。死刑数字也一度出现反弹。“这个势头,费了很大力气才纠正过来。”一位接近最高法院的刑法学者说。
  立法的支持近期有望取得进展。多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刑法修正案(九)很可能在今年底或2015年初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届时,继刑法修正案(八)一次性削减13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后,经济犯罪有望完全废除死刑。
  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对于职务犯罪以外的其它非暴力犯罪,刑法修正案(九)都将作一定幅度的削减。“立法机关的态度很积极,很可能会有显著的变化,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不止限于经济犯罪。”
  赵秉志认为,立法上还应明确慎用的导向。比如,可判死刑但不需要立即执行的,应明确首先考虑适用死缓;故意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的死刑标准也应予以明确。“这样才能推动观念的变化,制度的变革才有基础。否则只是司法机关慎用死刑,不仅老百姓不容易理解,有的地方领导也不理解。”
  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原本一边倒的社会舆论有过反思。一位死刑复核法官也介绍,像西方国家那样,被害人家属主动向法院求情不判死刑的例子其实已经出现好几个了,“说明经过这些年的调解、判决和宣传,老百姓们的观念也发生了些变化。舆论多元了,不像以前,谁为被告人说两句话都会变成众矢之的”。
  生死判官们的体会最直接—杀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时还会导致仇恨向下一代蔓延。“像云南的毒品案件,有些是一家人共同作案,数量又非常大,按照法律可以都杀的,但我们一般至少留一个。否则他们的亲人朋友会觉得你太绝情,斩尽杀绝,反而影响稳定。”一位法官说。
  另一位法官则用诗词表达了类似情感:“杀以止杀非所愿,刑期无刑是目的。盼何日,神州尽舜尧,我辈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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