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者生涯（一）
我从来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半截子记者”。原因一：从投稿到调进报社，已经是人到中年了；原因二：在报社里除去一段搞经营的辉煌和衰退以外，我还身不由己地经历了“反腐维权四年”。这样掐指一算，我真正跑文化、干记者（编辑）合起来不过四五年的时间。可是这段时间过得充实生动、多姿多采。被访者多为名人，他们不仅有超过一般人的才能和名望，而且有顽强地生活信念甚至传奇经历。在对他们的观察、了解和学习中，也增强了我对生活的感悟和信念。我很珍惜自己的这段经历，它是我曲折人生中的一段美好时光。这种心态使我以偏概全地将其称之为“记者生涯”。不过需要请读者谅解的是，某些稿子已经相隔较远，这回整理不过是一次“炒冷饭”，而且文体也不够统一。权且请您当作回忆片断看吧。
我非常敬佩那些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新闻事业的老前辈，也更加羡慕那些离开校门就进入新闻岗位的后来者；但是也还想到不少动辄几十万字的“业余作者”并以此身份了却终生，于是就感到自己的幸运了。
追溯起我的记者生涯，是应包括调到报社之前做通讯员的日子。经投稿发表过一些评论文章之后，报社建议我写一写人物专访，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了我做记者工作的开始。至今认为这除去报社信任也和我最早遇到的两个采访对象关系很大，他们分别是著名戏剧演员李起厚和著名歌唱演员于淑珍。对他们的采访使我树立起当记者的信心。
李起厚是天津一位工人出身、成名比较早的话剧演员，正当他艺术创作道路如日中天的时候，文革开始。由于涉及到所谓的“二黑一砸”事件，在江青主持的2.21讲话中，他被康生直接点名，一夜间成了全国闻名的“反革命”，随即被抓进了军管会学习班。同样是因为“清理阶级队伍”被送到这个学习班的我，就在这里认识了他。在《铁窗冷暖》里我提到了我们的相识——“这位名演员人长得很高挺帅气，来到学习班开始当班长，每次出操都是由他领唱‘一个外国人……’这是语录歌《纪念白求恩》的第一句。我是在画《毛主席去安源》时和他认识的，在第一遍色彩铺完后，临时被调到楼上干活的他给我的画提出了意见，说是你画的主席像的头发像‘头套’。我说你再等两天，后来画好了，我们也就熟悉了。”由于有这段往事，采访进行得很顺利。他来到我家，就着半瓶色酒和两碟小菜，不到两小时就谈完了他的人生历程。文革前他可以说是个幸运儿，13岁进工厂当焊工，几年后评上就了5级。可是在工人文化宫的展露才华又使他调进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开始就好戏连台，后来还在电台播讲长篇小说。文革的晴空霹雳不仅断送了他的艺术前程，而且把它推向了政治深渊。艰难时父母双瘫、妻离子散，绝境里认识了他后来的妻子，1976年难忘的10月里他们结婚。作为医生的妻子成了治愈他心灵创伤的人。这时的李起厚正处在人生的第二个青春期，除去重登舞台又连触影视，丰富的阅历增加了他的人生底色和艺术感悟。抚今追昔，他更觉得时间的宝贵，他说一切仅仅是开始。这篇足足有半版的专访发表地很快，而且引起了不错的反响。这以后我们就成了更亲近的朋友，他也认为自己作为工人出身的演员，为工人报做事也是天经地义。后来我为报社策划组织的每一次活动，都得到了他的热情支持。尤为难得的是，在我“反腐维权”的特殊时期里，李起厚更显患难朋友的本色，为我的最后成功作出了多次有成效的努力。
李起厚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文革前就以《叶尔绍夫兄弟》中的季米特里、《蔡文姬》中的董祀展示才华，复出后又在影视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但愿人长久》、《干杯！女兵们》出演重要角色，随后又在话剧《唐人街的传说》、《离异》和《唐明皇与杨贵妃》中担纲，走向了他表演艺术的黄金时期。至今宝刀不老，最近又在人艺的最新剧目《望天吼》中出演华人董事高二爷。
于淑珍是个闻名全国的艺术家，此前我也和她素不相识。因此在接到天津工人报交给我代四川工人报采访她的任务后，我的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恐怕是早已经接待过许多知名媒体记者采访的她，会认真地对待我这个工人报的通讯员吗？犹豫中我来到了他们天津歌舞剧院原来在沈阳道的老楼。可一见面，她从冰箱里取出来的西瓜就驱散了我身上的暑气和局促。一聊起来她的平易和真实，几乎使我吃惊。记得她从电影《人生》里的高加林谈起，一直真切地说到自己的内心历程。这时我原来头脑中想象的那个“艺术家+劳模”的绚丽光环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眼前就是一个在和你促膝谈心的血肉饱满、感情丰富的老大姐。于是我也谈到了自己的想象，她笑着对我说，在单位召开的“向于淑珍同志学习大会”上，她的表态是自己也要向领导表彰的“于淑珍同志学习”，我一听也笑出了声。采访比预料的顺利得多，这位充满人情味的艺术家对于初次采访的我树立信心更是至关重要，我至今都忘不了她在夕阳里送我下楼时的笑脸。我调到了报社以后，我们就更熟了，几次组织征文活动，她都给以了积极的支持，记得她有一篇《童年的记忆》，说到自己小时候和伙伴们玩水时成了一个“泥猴”。活泼可爱无比，很有些读张洁的《拾麦穗》的韵味。而令人遗憾地是她写文章的机会太少了。至于于淑珍在艺术上的成就相信读者会比我了解得要多，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关于章含之于还能写什么呢？该写的似乎已经都写过了：她和章士钊的父女情深；她和乔冠华的相濡以沫；有着厚厚的大红门的史家胡同51号；还是她如何给毛主席当英语教师？如今连他女儿的书都已经畅销好久了，难道还需要别人再重复这已经并不鲜为人知的一切吗？
我不想再重复已有的一切。我只想把和章含之的接触、采访印象串联一下，也许是琐屑的，但毕竟是真实的。相信也自会有它的读者。
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于我为《中国妇女报》写过《贤内助质疑》这类评论（而且还引起过争论），也写过巩俐的专访，后来编辑就建议我为他们采访一下章含之和戴晴，这两位不很寻常的女士。由于心里没有把握，我只好以“尽力而为”来答复。
其实，章含之在《文汇月刊》发表的文笔清新、思想犀利的回忆文章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她对亲人章士钊、乔冠华的至爱亲情更令人感动。至于大名鼎鼎的乔冠华就更不用说了。问题是：她是否会接受一家不大的外地记者的采访？我的本钱也不过是对于她文章的理解和对“乔老爷”的特殊崇敬而已。一次，在马路的公用电话约一个明星出奇地顺利，趁着这股兴头，我拨通了此前了解到她的电话。素昧平生且名不见经传，我多少有些紧张，心里很清楚，她也不会有不少明星需要宣扬的愿望。好在电话一接通就觉得她很平易，很耐心地听起我对她文章的理解和感受，并随意地和我交谈起来。我的话也越来越从容和充分，接着还提到了妇女报的愿望。最后她终于同意和我见面，到她当时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采访她。放下电话时我交了三个通话费。
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没记清具体地点，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就迟到了半个小时。可是她毫不在意，立即起身倒茶。这时我看到办公桌上一个精致的木镜框里“乔老爷”的笑脸。
我们的谈话很随意，她介绍着自己不凡的过去，更像是和老朋友在交谈，没有一点矫饰和戒备。遇到了自己并不了解的问题，也还坦率地承认不清楚，比如由章士钊谈到杨绛的姑母杨荫榆时，她就认真地听我介绍《将饮茶》这部书，并表示回头要看看。事后我没离开北京，乘兴写出了稿子。
我在请她看文章初稿时，应邀去了那著名的史家胡同51号。那是个桃李盛开的春天，院子里却有着出奇的宁静。她坐在游廊下的藤椅上，藤桌上放着许多画片。见此我心里一震，虽不懂外语，但是熟悉绘画，好似老友相逢似地我看见了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毕沙罗和西斯莱等人的教堂、街景和池塘。于是话题就从这些画开始。我说的不很多，可是她听得津津有味。距离就更拉近了。稿子通过的很顺利，她只是浏览了十几分钟就还给了我，完全没有我预想的过份认真甚至挑剔。随后我们就又提到了她的文章，而且问她是否要写回忆录？她说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因为还有许多现实的事情需要做。这时一个电话来了，她接完电话又打着手势对我说，如果我要写回忆录，得50万字！
章含之在当代中国是一位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这既在于她是现代名人的女儿，也在于她是才华横溢的外交家的妻子，本人也是一位外交官，而且他们又都和中国最高领导人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和交往。
她的父亲章士钊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既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曾被鲁迅等进步人士声讨和起诉；也还营救过被捕的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和为身陷囹圄的陈独秀辩护；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他最关心的是来到龙潭虎穴的中共谈判代表的安全。尤其令人称奇的是早在1920年代，他还为毛泽东等人的革命活动筹款，利用自己去欧洲考察的机会为周恩来等运送了印刷机。可是在年轻的章含之眼里，父亲只是“剥削阶级的代表”、统战对象，对于自己没能参加抗美援朝、对于父亲把照片送给来访的周总理希望得到照顾，她都反感已极。表示自己的事情就要靠自己！她的这种性格一直保留到后来进了外交部。那时父亲把自己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柳文指要》亲笔题词以后，让她送给代部长姬鹏飞和副部长乔冠华，可她不愿意直接这样做，就把书存放在自己的柜子里，直到得知了此事的乔冠华派人来取。不久，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乔冠华被任命为出席纽约联大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而章含之则是代表团的翻译。从此二人相识了，经过了暂短地对视以后恐怕连当事人都没有想到，此后的10年里他们成了历尽坎坷、相依为命的患难夫妻。他们在1973结婚，转年乔冠华被任命为中国外交部部长。在史家胡同章士钊的旧宅里他们渡过了一段甜蜜温馨的日子。后来由于政治斗争的风云变换，他们夫妻被隔离，强行分开了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785天）。可是当1983年中央领导接见他们，对他们讲历史旧帐要一笔勾销，而且乔冠华又被任命为对外友协顾问时，这位高大潇洒的外交家却迈上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这时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医院的病房成了这对恩爱夫妻的最后栖息地。整整七个月，他们朝夕相处，度过了人生最痛苦也是最美好的时期。1983年9月，念诵着“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乔冠华闭上了他那真诚智慧的眼睛。不久后章含之就来到了江苏建湖县庆丰乡乔东庄，追寻外交家当年起步的身影。1985年在痛苦和迷茫中逐步沉静下来的章含之，写出了《忆冠华》、《我的父亲章士钊》和《谁说草木不通情》等感人至深的回忆文章，使人们看到了中国现当代史上那两个杰出人物的心灵和足迹。
凭借着对她那些文章的理解和有关知识，我的采访进行得很顺利。章含之对于我的某些疑点和不清楚之处有问必答，侃侃而谈。不知这是来自她的才干还是来自她的性格（毛泽东主席就有考虑她做外交部发言人甚至做加拿大大使的打算），而我更记住了她的坦率和真诚，说到和“乔老爷”的真情时，她不止一次地掏出了手绢。在回顾历史时她也无顾忌地说到了某些内幕。相反对于最高领导人的关心和外国领导人对她的赞许（比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她也没有过于强调。而她提到的生活细节倒是别有情趣，比如乔冠华给她从大使馆招待会上带回来的两只特殊水果（其实就是后来的猕猴桃），事后大使馆（大约是新西兰）就有专门送来了一箱；再有她提到乔的前妻女才子龚澎和乔一样喜欢喝酒，平时冷水瓶里就盛满了茅台，杯子就是瓶盖，夫妻俩想喝就喝，然后就下笔千言……听她回顾往事，竟然也有和朋友拉家常的感觉。她很直率，就是在聊到其它话题是也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一次采访她来到亚运会运动中心，它就指着那个凸凹不平的圆桌面对我说，就这样的东西，还非得到香港去买，有那个必要吗？有的人不仅仅是多吃多占了，而是一个电话就挣几十万、上百万，这你做得到吗？我做得到吗？在我提到一位当下的“学术泰斗”写的回忆文章时，她也说，回顾历史还是要招眼于大局，如果只记得今天你骂了我一句，明天我踢了你一脚，就意思不大了。
在她的真诚支持下，我的采访文章先后在《知音》、《天津青年》等刊物发表，而且各地转载的更多。后来熟了，她也在来信中提到自己的近况。
我最后一次去她家是在2000年的春节前夕，那时我个人的“反腐维权”正处在乍暖还寒时节。在一位主任的带领下我来到了他们颇有特色的办公室。在悬挂着一幅抽象风格油画和摆着她自己年轻时照片的里屋，她给我看了新出版的《乔冠华文集》，而且谈到了乔冠华传记的写作。那时她是一个社团组织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这里的办公室就属于这个社团，她还提到去青岛和某大学合办“章含之外语中心”一类的学校。
今年春天，我买到了刘索拉、洪晃编剧、宁瀛导演的DVD《无情动》。在“啦啦”和“勤勤”们跳绳的场面里，我又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安静的院子。只是由章含之“友情出演”的“章妈妈”显得有些疲惫和迟缓了（我后来想也许这是剧情的需要？）。只在“章妈妈”报警打电话时极有特点的喊出“Wei ……”的时候，我感觉又回到了采访她的那些日子。
《中国妇女报》约请我采访的第二位女士是戴晴。她是当年很活跃而后来又消失了的一位作家。对于她的记忆，属于历史的片断了。
见到她是1988年秋日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我来到了她所供职的光明日报。记者采访记者，应当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尽管二者的重量级相差较大。记得那天风疏雨稀，院子里丁香丛的叶子油亮闪光，当身穿紫藤罗色衬衣，不高但体态丰盈的她走过来时，我原来的一切想象都定格于面前这位举止从容、带着不易觉察的优雅的女子的笑容里。我们的正题还没开始，她忽然发现了我的采访本里的几幅画，于是要求看看。那是几幅钢笔的人物速写，是我在一次好像是什么现代意识研讨会上。信笔勾画的几位发言者的尊容。看后她说，我从小也喜欢画。四五岁时就用画来写信。这就是我最早的创作欲望吧。许多人都说我将来准是画家。可是……她兴奋起来，虽也带着遗憾。
戴晴也有她的传奇故事：革命烈士子弟，叶剑英的养女，哈军工毕业的“少校团副”，毕业于解放军外语学院的所谓“谍报人员”，作家协会的翻译……但是使人们注意到的还是她的声音和作品。（当然这也包括她那“自认为可以为电影配音的普通话”了）她的声音先于她的作品而为外界所知，那就是替受到报纸批评的张洁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拔刀相助而引人注目；不久后又为受到非议的遇罗锦鸣不平（尽管以后又有重新的审视）。接着她的不很长的小说（《不》、《盼》、《消失了的号角》、《雪球》）和犀利独特的杂文引起了社会的真正关切。在王蒙为其作序的小说集《不》里惊叹到“她在不多的篇幅里通过‘朦胧的泪眼’竟然向人们讲述了那么多集悲、柔、美于一身的，令人肝肠寸断的故事！” 随后她的非小说式作品“女子系列”、“历史纪实”、“学者答问录”引起巨大关注，并奠定了她在八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再后来她还写出了《绿意——叶小钢的故事》那种飘逸灵动的介绍乐坛四才子（谭盾、叶小钢、瞿小松和郭文景）的文字。
她跳华尔兹，听勃拉姆斯，喝雀巢咖啡，谈米兰.昆德拉，在她的身上总使一些刚认识她的朋友会发现只有少数中国人才有的“贵族气”，可实质呢？
她说：“人，往往是很寂寞的。它可能会很辛苦、很专注、很热闹甚至很得得意，但是，谁能说他了解别人，别人也了解他呢？我写出我的第一篇小说《盼》，接到那么多辛酸、诚恳、倾诉、期望的信后，才知道和我生活在一块大地上的人们多么寂寞。”（小说集《不》后记）作家陈建功说到：“面对不尽善尽美的世界和人生，向往‘极棒’的生活而又希望人人活得像个人的戴晴，能不受到巨大的撞击，能不陷入‘难以自拔的痛苦、悲哀甚至愤怒’之中吗？”
她作品中笼罩的悲剧气氛以及其中贯穿的对弱者的深切同情、对愚昧的痛切抨击，既是对个人的精神超越，又是对社会热切关心和冷峻思索的必然结果。
我问起了“学者答问录”的写作。她说：“应当说这是自己进入了一个并不很熟悉的领域。为此读了大量的历史、社科书籍。采访记录有时好几万，但都得按2500字整理。如今已经采访了50位，使我收获极大。”她还特别提到丁聪先生那些自嘲、调侃味道的插图“使栏目增色不少”。至于《毛泽东和梁漱溟》，在对94岁高龄的老先生访问之后，她说先不谈观点是否正确，但他能坚持，靠的却是一种信念。接着她就写此类题材说出了自己的思考——“中国现当代史的内容这么丰富，而且疑点这么多。为什么不好好把它写出来呢？”她说这类“历史纪实”加上“女子系列”和“学者答问录”，是她目前的“三条线”。最后，我们谈到了《王实味和野百合花》。我在后来发表的文章中写到——
在中国文坛上的当初又有谁不知道这朵被碾碎的野百合花呢？后来有谁不知道王实味那颗“不应像个韭菜一样被割掉的”头颅呢？一个“托派”。一缕孤魂。一朵已经没有了味的“毒花”。
而后来，这一切已都被时光的泥沙掩埋的死死的了。
然而，终于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个女子穿过历史的尘埃，越过千沟万壑，一步步走回四十年，来到了那个没有一点绿意的小镇。把那颗已经被埋下多年的头颅挖了出来，耐心地把它头上留下的血迹和抹上的污迹擦干，让人们看到了他的“庐山真面目”。这两个中国知识分子：王实味和戴晴。
戴晴就此对我说，我捧出了沉甸甸的果子，是为了历史的真实。四万字，如果是小说十分之一的精力也就够了。对于这篇文章发表的曲折（最后在《文汇月刊》发表）和当时还健在的王实味夫人的理解，戴晴深表敬佩，她说这是什么？这就是修养！十几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她当时说这话的神情。
忘了什么原因，我的采访没有在《中国妇女报》上发表，而是发表在《文学自由谈》双月刊1989年第二期，由于人所共知的风波发生，我不知道给她寄去的样书是否收到。那以后，她的名字就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近年来在网上连续看到中国空军副政委、空军中将刘亚洲发表的文章。诸如《甲申再祭》、《中国未来二十年的大战略》、《美国论》这些引人关注的大题目。无可怀疑的是作者的超前眼界和深刻思考，可这也引起有些人的异议。文章的观点暂不深谈，可他永不休止的探索精神还是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读到他这些贯通古今、气势恢宏的政论，我不由得想起了二十年前那次对他的采访。
严格地说那还不是一次正式的采访。我只是在他的报告会之后又和他谈了十几分钟，我那时还不过是报社的通讯员。可是他回答我的问题还是非常认真，而且最后还为我们报社题了词。他生动真实、别具一格的报告激动着我，他的人格魅力也很吸引我。我当晚就一气呵成地写出了《刘亚洲印象》，报社随即发表，同时刊登了他的题词：“天津工人报的读者同志们，我永远以一种仰望的姿势看着你们。我来自你们”。为了原汁原味的表达我当年的印象，我就把原文摘抄下来。读者也许会从这字里行间感受的时光和他本人的变化：
“文如其人”吗？这个才华横溢、纵横文坛的作家看上去怎么会这样普通呢？
“文如其人“。只要你听到他的声音，接触到他的思想，就立即会被他那广博的知识、清晰的头脑，真挚地感情和平易近人的作风所吸引。他那深邃的眼睛和坚定的嘴角上流露出一种阳刚之美。
他还不到33岁。从揭竿起义的陈胜、吴广到驾机起义的黄志诚、李大维，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陷落到萨达特总统的遇刺身亡，横跨数万里，追溯数千年，他写出了百万言的长、短篇小说和其他作品，其中不少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他信奉“要表现自己的存在，创造自己的生活价值”的原则，而现实中人们不正是从《秦时月》、《两代风流》和震动文坛《恶魔导演的战争》等一系列作品里认识的刘亚洲吗？他说：“个人奋斗有什么不好？个人英雄主义还是属于英雄主义的范畴。”他是一个“不愿用别人的价值来证实自己的价值”的人。联系到他的身世，这种奋斗观念里显然就有一种超越自我的深刻。这在当今的中国，又是多么难能可贵。
而且他坦白。在两侧走道都站满人的会场上，他没有慷慨激昂的大讲“使命”之类，而是真诚甚至无情的剖析着自己的本能和弱点。这倒使他的讲话获得了比专门“指导教育青年”的讲话大得多的效果。
他足迹广泛。从西北沙漠到东南沿海，从风平浪静的珍珠港到硝烟滚滚的法卡山，但它不是匆匆的过客，而是有着比旅程更多的思考。在对秦代兵马俑发髻和美国麦克唐纳汉堡包店门前黑人乞丐的观察中，他有了进一步的思索。在对社会和历史的沉思中，他想到了民族气质和怎样走向世界，想到了封建主义机制的自行调节和长远影响，想到了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而他正是在这苦苦地思考中倾吐着一部部作品，“寄托着一个个希望”。他有一个清晰的头脑，更有一个丰富的灵魂。
报告会结束，它随着人流走上了人行道。树荫下，蓝布裤褂，旧绿背包，毫无特色——这就是刘亚洲吗？是。他说：“作家其实也是非常普通普通的人。”他的身份只是空军部队的一名参谋。
他来日方长，如日中天。在他的道路上还有很大的希望。谁的希望？个人的，读者的，祖国的，都有！
最后再摘录刘亚洲近作《甲申再祭》中的一段作为此文的结尾:
最不容易得到的而又最容易从指缝中溜走的，是机遇。机遇就像个小偷，来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你却损失惨重。一个民族的生命固然漫长，要紧处也就那么一两步。
谁掌握了胜利谁就掌握了历史。谁掌握了机会谁就掌握了胜利。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伟人所以称其为伟人，就是抓住了机会。机会是一个区别英雄与狗熊的台阶，上一步什么都是，下一步什么都不是。看似一小步，往往需要一辈子的苦功来走。英雄人物对机会的把握，恍如精彩的一击，却用的是一生的心血。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中国大陆厚黑十九种现象
中国大陆文坛厚黑十九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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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权威”腐败
　　包括在京的某些总编、主编、教授、博导、评论家、各种名人，以及国内常“飞来飞去”的名家，常年去参加各种“某某作品研讨会”，其中绝大多数是作者搞钱举办的，这些作者不是一般的文人，而是有钱当权的，有些别看官不大，就是个小科处级，或不大不小的企业负责人，开一次会能不眨眼花数万至十几万或更多，到场的权威们一次收获“红包”3000、5000甚至1万数万，还有的有用的“评委”更多，几个小时就散会，研讨的作品有时前一天临时发给权威们，而有时甚至现场分发，临时翻看一下就即兴发言，会后，由作者根据现场“发言”的录音，整理成一篇篇文字，就成了报纸、网络、刊物刊登的“评论”，书的“序言”，各处发表，甚至登上网站、广播、电视来报道，作者再负责“买版面”，形同“软”广告费，报刊们更乐得如此创收。2、“诗歌活动家”腐败
　　整年奔跑于国内、沿海、发达地区，内地各个大小城市，以开笔会、全国诗会、搞各种诗歌活动等名义，名目繁多，搞策划，拉赞助……，有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一次，多数暗饱私囊，并完全逃税，和与地方文化人士、小官员、经办人勾结私分，只有少数落入单位账目，遮人眼目。同时不光捞利，还要名利双收，每次大型全国活动，排列名字时，自己与他请来的“全国著名诗人、学者、评论家”并列，报道在电视、报纸、刊物、网络上，几年、十几年，久而久之，本人也成了读者、观众“耳熟能详”的“名人”了。这些人包括主编、总编、编辑部主任、各个学会负责人、什么莫名诗歌机构的秘书长等等，有的已经捞成大富，满世界旅游，子女送出欧美澳洲留学，大多领着国家高薪工资、特殊津贴，有的暗地经商，还往脸上贴金。
　　现在有的民间诗人也学会了，开始时候为诗歌做点贡献，以后变了质，脚踩几只船，主流、民间、网上处处都要有名、有利，搞“活动”搞“出版”等，处处捞，已经不认真搞诗歌，而成了以民间诗歌活动家掩护的挖“财”巨匠。3、诗歌刊物总编、主编腐败
　　关系网上的企业家、富商、地方官人的稿件重点发，大组发，连续发，他们一般不直接“收钱”，而是隐蔽性被邀请出国旅游、前往考察等名义，或安插子女亲属关系等的工作、就学、提升等，或者为其国外子女亲属提供资金、为亲属经营的国内外公司提供资金、投资合作、购买产品等支持，当然日常也收取认为“安全的”贵重礼品、外界看起来合法的某某“大奖”奖金，（每年多地、多次，都要上万以上一次的，少的不收，比如，全国性的奖项、重点行业投资举办的奖项、各个报纸副刊举办的年度奖项，地方省市县每年举办的“某某杯文学大奖赛奖金”，基本落入这些权威关系户手里），以及高额的“讲课费”，各地为了套取关系，常请他们以讲课为名给以报酬，一逃税，二安全，三名声好听。另外请他们列席各种地方大小型会议，作为县市”“重要嘉宾”，由公家出钱，打入“会费预算”报销，给他们一笔，每次少则万八，多则数万，以及参加各个地方文联、各个行业文联学会、地方省市县诗词学会的活动等，都有“出场费”，这是必须的潜规则，年收入很高，又隐蔽。
　　还有：提名、题词、写序费，等等，都有不菲的收入，每次低于几千是不行的。这些主编有的以前不是很出名的诗人，多年下来，经过如此这般“宣传”、“广告”，几乎全部“活动”成为国内“著名诗人”，名利双收，他们是一些隐蔽的富人，一辈子就成了吃“著名”“权威”饭的人物了。有的地方掌权人物为了回报“奖励”他们的“支持”，还以给予当地“经济、文化贡献人物”政策，奖励其住房、别墅、车子等，许多沿海小地方就这么拉人下水，黑得很。4、办刊腐败
　　几乎第一、第二、第三栏目，以及所有栏目的头题、二、三题，都是刊物里“说了算”的主编、总编、主任的“关系稿”，钱权交易，编辑部分为三等人，一等是主编和主任，二等是正式编辑，三等是打工编辑，打工者的工资待遇很差，却干着最重的活，比如打工编辑白连春得了重病治不起，呼吁社会捐助，一层压迫一层，编制里养着一群不干活光捞好处的人，他们整年忙着出国，开会，各地飞，拿奖，评奖，热衷于举办和参加有好处费的各种“活动“，住高级酒店，吃宴会，拿礼品，各地“出场亮相”然后“发稿”，成了一群躺着吃“国家刊物”这一无形资产的“编辑大爷”。5、“编辑部主任”腐败
　　某著名主流诗刊编辑部主任，竟然伪造现役军官简历，在社会混够了混进大学念两天，从腐败“博导”手里买的文凭，靠行贿调入，一不会写诗也从来没有写过，二不会写评论，出一本评论的书一大半从网上东抄西抄，只会拉关系，仅仅是一个从前在部队混迹的“兵油子”，现在，摇身一变，竟然成了名刊“诗歌权威”，经常下到底下国内各地伸手，找在基层当小官员、公务员、经商、或有点权的作者招待，要钱、报销票据、要礼品，要洗浴按摩甚至要嫖娼，公开卖版面，暗地卖“评选”参加某权威性全国著名诗会名额，影响极坏。这是一个典型，不典型的“各有其类”。
6、“节假”腐败
　　首都各个全国文学刊物某些主编、总编、编辑部主任、“名牌编辑”，或被邀请出国旅游，或被专车接走，或自行联系叫底下搞接待，负责他们全家的差旅费、飞机、火车票、住宿费等跑到各地，下了车有专车接，很奢华，能请起他们的都不是一般的平民诗歌作者，有的是县市局长，有的是地方公务员里的小领导，企业领导，再起码也是个体工商业主，或文联主席、秘书长，这些人会被他们“重点培养“，久而久之也成为渐渐有所名气的新秀、或“优秀诗人”，他们也会经常获奖，评为年度诗人，被认为优秀好作品等，以回报他们的“盛情款待”。7、“风格”腐败
　　刊物的“主编制”，容易把一本刊的艺术风格办成单调的“清一色”，全是他一个人的喜好，所有的编辑看他一个人的脸色，所有编辑的能力水准不过成了“传声筒”，工具，恰恰许多主编们不学无术，业务不通，水平平庸，或仅精通权术，擅长跑官买官，钻营拍马，讨好上级，于是官运亨通，成了国刊、省刊、市刊的领导，这种情况有越来越严重的倾向。
8、“产权”腐败
　　刊物是“公有制”，但领导却不是群众民主选举的，而是上级“委派的”，于是监督机制失衡，下边职工管不了他，上面领导包庇他，碰上贪官会将国有刊物资源，实际上据为己有，以“市场化”等繁多名目，内外勾结。几任领导下来，原来盈利的，会变为亏损，甚至面临倒闭，但悄悄肥了个人。结果，一个人、或几个人富了，大家穷了。刊物办不下去了。只好“改制”。
9、编制腐败
　　诗歌报刊的质量下降的原因是用人，如果“用人编制”能卖，调入的人才可想而知。卖主编、社长、主任、甚至编辑，卖调动，或明或暗，明的是钱权交易，暗的是“权权交易”，而暗地的更难防，更严重，更腐败，更黑。10、“获奖专业户”腐败
　　这些年有的地方文化部门，如文联、作协、文化馆，或大学中专教师，单位规定以创作能够各级奖（国家、省、市），出
“专著”，作为长级、升迁、奖励的标准，得奖与否更是一个人成功的公认性标志，所以重要。于是有的所谓学者教授作家诗人名心太重，发现“获奖”最容易出名，得利，引起诗坛文坛的注意，埋头写多少本书不如得一个奖，于是不去认真写作，不去出真正的创作研究成果，而是“跑奖”，跑省里、市里、北京，成为“跑奖”专业户。
　　于是大、中、小奖一个不拉！他们有的是小官员、有钱人，小商人，企业家，也有的是文联主席副主席、秘书长、校长，讲师、教授、名心无度的“专业作家”、文化馆长、文化部门负责人等等，他们有的扮演省内外“活动家”，有的扮演假作家诗人真社会“活动家”，有的扮演专职“文化皮条客”。
　　有的已经获了几十个奖还在年年厚颜“申报”。有的把评奖当成“办事能力”，不光为了自己获奖，还经常为别人操办获奖。那些有权利经常参与评奖当评委的，或自己单位能设奖的还可以“以奖换奖”，或者干脆颁发给自己。他们有的手段特低劣，有的手段超高明，有的明目张胆，有的暗箱操作，有的攀上国内最高权威，有的拉上低劣评委。一个共同潜规则是：奖金的一半或全部要用作回报，再不然就得有能力“交换”，不然下次免谈。有的人专有活动天才，“操作”能力：送钱、送卡、送土特产、送好处、送交换。层次高雅体面的送“权威评论”文章、送下次“权威提名”、以及回送其他“奖项提名”。手段高超的送“邀请来本地参观”“出国考察”、办理进修代培生以及入学等等。有的有能力操纵北京在本地举办各类会议。
　　总之，除了写出好作品以外，其余他们都是“专家”。当然钱是文联出、企业出、地方政府出、文化部门出、院校出、基金会出、名目繁多的课题组出等等。几乎所有的评委都是他们的“导师、哥们、加朋友”，所以各种“大奖”落到他们手里确实是——宾至如归。11、写作“入会”腐败
　　作家、诗人参加行业协会，学会，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却变成一种很大的“人情”，一般没有“关系”只有作品写得再优秀也没有用。于是，从国家的学会、协会，到省、市的协会，各个“设卡”，拿出“买路钱”才能通过。某省一企业家为了入会，竟包了一家专机，前来接“入会大员”去游玩，其腐化可见一斑。
　　这个不用多说，看看：那些主管者“入会大员’的名车、别墅、多套房产、存款、出国记录、隐蔽资金，隐蔽产权，就清楚了。所以，今天的作家协会，诗人协会，人数越来越多，多的离谱。于是，名演员成了作家，爱写几笔的企业家成了作家,银行家、金融家成了作家，附庸风雅的小官员、捞公款的公务员成了作家，体育明星成了作家……就是中国能称上的“世界名著”的书却越来越少。穷作家入会也很难，慢慢一年年排队吧，有希望没前景。
　　如今的“入会大员”肥了，可以说多数都是一个个小“企业家”级别的，若没混上是他脑子灌水，“太笨”死。12、讲座腐败
　　讲座，顾名思义，交流学问，学术，本是一件严肃的事。可是如今近年来变成一件“权权交易”，因为设置了“丰厚讲课费”，一次少则数千，多则数万。今天甲处请乙教授，明天乙教授请甲处回讲，如此这般。
　　还有的“成功人士”特精明，在好几个著名大学弄了个“客座教授”头衔，借此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你看，又有钱，又有企业，又成功，又有“学问”，天下有这样美的事情吗？！于是，大学里有的“学术蛀虫”发现这个空子，卖“客座教授”头衔，或常年办企业家精英培训班，获益不浅。甚至一直卖到北京的名牌大学。还有的人更黑更厚，花钱运作某大学请他讲了一二次课，就一辈子在名片印上“客座教授”，管你大学乐意不乐意。
　　有的大学某些人乐得收钱，给几万就可以来讲一堂课，给10多万更欢迎，你要给1个亿就在大楼刻写你的名字，仿佛国家多年掏钱培植的大学竟是些院校“要饭花子”。名为“助学”，不问来历。有的连中学中专也没念过，甚至靠坑蒙拐骗、违法犯罪起家的所谓“民营”企业家，就随便就来当“临时教授”，讲的牛头不对马嘴，事实更未经核实，错字连篇，文理不通，误导学子，败坏学风。
　　学问呢？真知灼见呢？杏坛尊严呢？13、“笔会”腐败
　　笔会一般分为高、中、低3个档次，按照级别人物来排。
　　高的：人数很少，对外很低调，很隐蔽，几个，10来个，都是“铁关系”，海滨别墅、或旅游度假休闲胜地，高级消费，“不差钱”：大红包“出场费”、高级纪念品、甚至温泉异性按摩，外加偷偷的色情服务，范围当然要很小，很保密，举办人的“层次”也不会太高，但当然请的都是头面人物啦。
　　中档的：范围也不大，不能超过10个、20个，也是应酬回报型的，如可以带带情人啦，请请所谓“女作者”啦，有女性陪酒啦，跳跳舞啦，听听歌啦，外加游山玩水等等，再发发礼品、土产名产、不菲的“车马费”红包。
　　低级档次的：就是可以请一般作者参加的，人数几十到上百，要收费，“创收”，讲的课草草收场，粗制滥造，有的谁缴费谁参加，吃住行当然你自己掏腰包。
　　缺乏真实、交流、学术内容，参会者不过借机拉拉关系，送送礼，为以后发稿、评奖，办事等铺铺路。也有个别有意义的笔会，但很少很少。这种“关系网”式的笔会近年也不断向“民间”蔓延，形式各异。14、稿件腐败
　　由于有了总编、主编、编辑主任这层大鱼、中鱼，就有“责任编辑”这层小虾米，他们也照此办理，一点不逾规。于是副刊、刊物的稿件，经常是百分之80、90的“关系稿”。很多的普通作者的稿子无人看，看了也没用。期期如此，报刊的文学艺术成啥样可想而知。15、培养“新人”腐败
　　先锋诗人、现代诗人、70后、80后、“驻校诗人”出来了，就用这些名目与有权、有钱、有用的做个人“交换”，不管质量往上推——从纸的媒体——再与网络宣传结合，反正当代文坛混乱，谁也分辨不出来优劣，分辨出也不在乎，久而久之，人们就记住他了，这些“新秀”，“新星”“诗星”，如此办理，一批一批。所以“新人”虽多，真正有价值的好作品却廖若晨星。
16、写作与诗歌学会机构腐败&&
　　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挖赞助，一个几个人的机构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出国、环游世界、国内游玩、评评奖、给自己做些“国际交流”，比如，让自己到欧美讲学啦，把自己的书翻译成多国文字啦，包装成国家级、国际性的作家诗人啦，或做些与文学、诗歌无关痛痒的事，比如，搞一个少数人玩的写作中心啦，挂挂牌，过几天就忘了，或给自己的几个好朋友颁发“大奖”，给赞助商看。再不干脆变成一个“经营机构”，搞成文化企业，搞国内作者自费集资出书、搞发行、搞各项“创利”、收费、再不办成一个“名人和大亨玩的诗歌俱乐部”。就是不怎么搞实际的底层的诗歌服务，因为那太吃苦伤力费时间，诗歌只是他手里一个“旗号”而已。
　　办各类协会在西方先进国家是纯民间机构，是服务的，在我们是必须有背景有挂靠单位的才能批准，所以目前在中国还应该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把宝贵有限的“公共资源”转化为“个人资源“，甚至“个人财源”，是目前相当多学会的一条歪歪路。17、名人、权威“写序”腐败&
　　一翻开诗集，满天下都是名家、权威、著名评论家等写的序，有那么多值得写的人吗？
　　而且其中有很多不实溢美之词，轻易乱评乱点，既不对作者负责，也不对社会负责。原来，写一篇序，要3000、5000，现在到8000、10000，1万以上，要是企业家、大款拿的更多。名家们很多人已经早就写不过来，根本不写，也根本没法了解那么多作者、作品，叫学生、研究生写，或某小作者代笔，写个一两千字。甚至有的就是本书作者本人预先写好，名家签字挂名，真乃“欺世盗名”。
　　还有的，竟至根本不认识任何名家，干脆，自造一个名家写序，冒牌的《序》。，反正“天下之大”找不到！
　　有的作者的脸皮比墙还厚，就拿着这样的“名家的序言”，各处发表，吹嘘自己，真的假的，只有鬼知。
　　还有能糊涂乱写几笔的女人，被贱者嘘为或自嘘为所谓“女作家“，“女诗人”，拿“女”字磨人，诱惑那些老头子，真真假假，骗来写序，不知耻辱。还有的作者趁机不注意硬与名人合影，或礼貌性跟“名家”“权威”合个影后，就不经允许、不打招呼，随便印在书上，其实名家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他的书上照片说明赫然写着：
“著名某书作者跟中国著名某名人在一起”，并满世界乱发表，配发其他不相关文章，还在报刊、网络、博客发，抬高身份，误导不知情者，弄得名家看到后“哭笑不得”，直摇头。18、评论家腐败
（存目，看了以上的厚黑，大家能知道）19、新书发行仪式腐败、作者作品研讨会腐败
（存目，看了以上的厚黑，大家能知道）&20、稿件交换腐败
　　1、与“名”有关的腐败
　　有不少的总编、主编、副刊主任、编辑等，管版面的权威，以前都是不甚知名、或名声不大之辈，当了几年、十几年、20年的头，岸然一介国内“名家”，原因就在“互换稿件”，互相“隆重推出”，互相推举为著名作家、诗人，互相评奖、评选，颁“星”，久而久之，“假作真时真亦假”假的成真。现在，省市地级的报刊都学会了，如法炮制。这种情形民间也在推广，可醒可戒。　　2、出书腐败
　　今天已经不是谁“出书多”，谁就是好作家的时代了！！
　　出书多，说明他权利大、活动能量大、钱多，能乱写，瞎写，胡编，或有“写作狂”欲、永无止境的“出名”欲。
　　你在报刊经常发表我的残次作品，我就在出版社里通过你的粗劣、胡诌的“出书选题”，给你免费外加发高额稿酬出书，免费帮你发行，再给你“市场化运作”，在国内某大城市搞个隆重发行仪式，签名售书，叫你大大的名利双收。其运作形式可猜想。如果你是钱爷、官爷那更好办。
　　所以，今天出版社出的文学作品、诗集，除了历史经典外，当下的任意化认定的作家诗人，不是不合格品就是次品。所以今天出版社很随便，高兴明天就推出一个叫整个社会读者都莫名其妙的“名家“，因为实行的基本是“市场规律“法则：“等价”交换。令出版社的人越来越腰包鼓鼓的。好的书却越来越凤毛麟角，避而远去，并不足奇。没有“关系“的书稿对不起无人理睬，等不了请你自费出书嘛，很自由的。——悲哀吗？！&&&21、翻译腐败、颁奖腐败&
比如，有的人吹嘘说：我的作品“已经翻译成10多个国家文字”啦，其实，是花钱、运作，找人翻译的，再在国外华人里找个人帮忙，在外国的某小杂牌报、刊上发一下，或把一笔钱打到国外哪个小出版社，人家都是私人办的谁拿钱就印，管他有没有读者买一本，赚钱就行，于是反过来糊弄中国人。再如，为“嘉奖”自己的哥们、姐妹，导师、学生……建立个什么“诗人档案”，推介他们参加什么“华人某诗歌大奖颁奖”或者某某奖项“入围”，引人瞩目，或去邀请参与什么委员会评审，不过是一、二个人说了算，再找一小帮领评审费的名人，陪陪绑，巧立一个自取名目的全国性“大奖赛”，左边拉住赞助商，有利；右边拉住“关系网”，卖名，满足市场供求关系。这实际是一场场“小团体狂欢”，但却打着“中国”招牌，颁奖、出选集、集体亮相曝光、网络宣传、普及天下，以报刊的名义——“诗人就是这样炼成的”！！一点也不严肃，形同于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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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鲁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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