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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怎么补，两部委正开展调研
13:37:33 　 来源:本网论坛 　 【
&& 目标价格补贴试点2014年启动。据悉，国家将按耕种面积和亩产量，并参照大豆和的比价，最终确定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地区大豆目标价格补贴办法，由于上述地区正处备耕阶段，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正在对耕种面积等数据进行测算。
　　该报道称，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试点2014年将启动。而据农业部一位专家介绍，美国从1973年开始实施目标价格补贴后，美国农业迎来了黄金十年。
　　“一号文件出台后，来黑龙江调研目标价格补贴的单位非常多，出台相关细则估计就是时间的问题了。”4月1日，黑龙江粮食系统的一位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对《华夏时报》记者说。
　　在3月26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曾透露，有关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的改革工作正在研究制定，有关部门正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抓紧拟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华夏时报》记者多方采访获悉，国家将按耕种面积和亩产量，并参照大豆和玉米的比价，最终确定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地区大豆目标价格补贴办法，由于上述地区正处备耕阶段，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正在对耕种面积等数据进行测算。
　　齐齐哈尔大豆协会会长陈彦贵最近的电话不断，经常有农民登门拜访，向他询问大豆目标价格补贴的事情：究竟按什么补？能给农民补多少钱？
　　“眼看大豆就要播种了。今年天气暖和，估计4月中旬就能播种了，实际农民备耕从年初就开始了，大家都希望补贴政策赶快出台，因为一旦播下去，种豆还是种玉米就改不了了。”陈彦贵说。
　　与此同时，大豆目标价格专题调研组日前也来到黑龙江省海伦市六粮库、冬雪生物科技公司，对大豆收储价格及大豆产品加工情况开展了调研。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调研组在扎音河乡民安村农户家中对粮食作物主要品种种植情况、种粮成本变化情况、土地流转情况，以及大豆目标价格预期、粮食销售渠道等问题进行了座谈交流。
　　在座谈会上，农民普遍反映，种大豆的经济效益远远不如水稻和玉米，一公顷黄豆只能卖1万元，而一公顷玉米则能卖1.5万元，一些农民已经开始着手将原本种大豆的黑土地转向种玉米。
　　这并非个案。据一位业内资深人士介绍，玉米、大豆作为旱田作物，种植面积处于竞争状态，此消彼长，只有在种植收益相当(即：大豆价格≈玉米价格×大豆/玉米单产比值)时面积才相对稳定。
　　“2011年，按种植成本相当测算，玉米、大豆单产比值为1∶2.8，即1元玉米对应2.8元大豆；但2013年，我省玉米收购价格为1.11元，大豆价格仅在2.30元，差距悬殊，因此农户多数弃种大豆。”上述人士称。
　　尽管大豆有国家临时收储政策，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为农民托底，但与种植玉米、水稻等其他作物相比，比较效益仍偏低。正是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东北三省和内蒙古地区的大豆播种面积逐年缩减、幅度惊人。
　　仅以黑龙江省为例，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大豆播种面积为6735万亩，2011年下降到5193万亩，2012年不足4000万亩，2013年降至3105万亩，4年间缩减幅度超过一半。
　　“如果未来比价关系不改变，大豆播种面积缩减情况会更加严峻。”上述资深人士称。
　　据悉，调研组还听取了当地政府、农委、财政、粮食收储、加工企业、农户代表对粮食目标价格的意见建议，对大豆实行目标价格的可行性、存在的问题、价格补贴方式等情况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黑龙江大豆协会向有关部门建言：应尽快在最低保护价政策的基础上实施“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既可以争夺大豆市场的定价权、话语权，又能够有效稳定大豆播种面积，增加对进口大豆价格波动的制衡作用。两项政策组合实施，互相作用倍增。
　　“应参照大豆与玉米的效益比，将大豆低于玉米的收益差额补贴给豆农，这样可以提高豆农种植大豆的积极性。”与会的一位人士称。
　　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有限公司分析师马文峰也提出大豆目标价格补贴应参考玉米比价的设想，但他认为，最终确定的大豆同粳稻或玉米的比价应该低些，以确保主粮和口粮生产稳定，“如果比价过高，会影响玉米种植。”
　　马文峰建议，大豆种植成本利润率应该在20%到30%之间，这样才能保证种植面积不下滑。
　　“说大豆不是主粮违背国家关于主粮的标准。再从实际用途上看，大豆也高于玉米，玉米有三分之一用于工业消费，但大豆的产成品都是在食用环节，所以和玉米相比，大豆更是主粮、谷物。”黑龙江大豆协会副秘书长王小语说。
　　至于补贴多少，王小语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先把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落地实施，然后再考虑补得够不够的问题，不够可以再补。
　　但可以确定的是，东北和内蒙古大豆目标价格补贴试点2014年将启动，这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的。同时，中国的农业部门也正在收集市场经济更发达国家的做法。据农业部一位专家介绍，美国从1973年开始实施目标价格补贴后，美国农业迎来了黄金十年。　　
　　上述农业部专家告诉本报记者，美国是按照补贴面积和单产确定未来5年的目标价格，他们现在不叫目标价格，而是参考价格，按照成本、市场价格、合理的农民收益，先在国会里会辩论一下，最终上升到国家层面。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目标价格补贴制度是建立在信用体系和精细的统计基础之上的，美国农场仅有200万家，但中国的农户却多达2亿，仅黑龙江一省就有1700万农民，600万-700万豆农。
　　“2亿多农户数据怎么收集，收集的成本可能比补贴的财政支出都多。”上述农业部专家担忧地称。
　　4月1日，中国大豆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刘登高对本报记者表示，产量和亩数都好定，但更为关键的是，制定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原则和目的是什么，是保护这个产业还是放弃这个产业？政策应该是个完整的体系，原则和目的定下来才好确定保护的力度和方向。
　　“调研组将进一步对调研情况进行梳理和总结，向国家进行汇报，争取国家对黑龙江省合理确定大豆目标价格的支持。”上述知情人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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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大豆补贴给地主还是豆农
种了玉米地主怎又么说，地主并没什么损失，今年大豆价格突然低落，如果给地主，损失当然是豆农的，谁还会种大豆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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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安徽：4800万元财政补贴助秋粮生产_财经频道_新华网
安徽：4800万元财政补贴助秋粮生产
日 14: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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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合肥８月１９日电（记者杨玉华）记者从安徽省财政厅获悉，为促进双季晚稻正常生长发育，实现秋粮丰收，安徽省财政厅近日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４８００万元，用于补贴秋粮生产。目前资金使用实施方案已经明确，安徽１０个双季晚稻产区将可获得每亩１１元的补助。
今年安徽秋粮种植面积５９６５万亩，较上年扩大６５万亩。受沿江地区的洪涝灾害、淮北地区旱情持续发展、持续高温天气、病虫害、早稻收获推迟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秋粮生产形势不容乐观。为此，中央下达安徽４８００万元用于支持秋粮生产。
根据财政补贴实施方案，此项财政补助由县级农业和财政部门组织实施，补贴资金在合肥、六安等１０市双季晚稻产区，重点用于晚稻追肥和病虫害统防统治，按照每亩１１元标准给予补助。补助方式主要采取化肥、农药等物化补贴方式。由政府公开招标采购，限期组织货源，限期配送到户，及时追施到田。
为确保增施肥、促早熟、防病虫补助政策落到实处，安徽省各级农业部门将根据水稻苗情长势，制定具体技术操作方案，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提高物化补贴实施效果，在有条件的地方组织专业化防治队集中实施。
安徽省农业和财政部门要求，各地把抓好当前秋粮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水稻主产区市县农业、财政部门按照省下达的补助面积和分配资金，制定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确保及时兑现到户，补助发放公开、公平、公正，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要求各地运用多种形式加强政策解读，做到家喻户晓，努力扩大政策效应，夺取秋粮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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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新华网社区注册用户可以发表评论......上豆氏村的童年
我的老家在上豆氏村，那是晋南运城盆地边沿的一个大村落，是黄土高原向南延伸之后的最末端。如果天气晴朗，站在村南的崖边上，可以俯视蜿蜒隆起的中条山。往村西走上几公里，就可以看到被黄河滚滚洪流切割出来的黄河大峡谷。围绕村子周围的三条长长的沟壑充满了恐惧和神秘。这就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也是永远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多少次我渴望回到她的怀抱，可由于世事缠身，都未能如愿。这次春节，终于有了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准备一个人回去看看，回去走走了。
一个人坐在回乡火车上，心情激动地无法入睡，脑子里不由想起了童年的那些人，那些事，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就是狼的故事了。
第一个狼的故事，发生在上上个世纪末，具体年代不详。一天，我爷爷的奶奶领着自家的一条狼狗，到村子西南的苜蓿地里割苜蓿，割完苜蓿刚要起身，突然有两个爪子从背后搭在了她的肩上，她没在意，以为是自家的狗和她闹着玩呢，可要回头的一瞬间，发现自家的狗正在用恐惧和冰冷的眼光看着她，她本能地意识到背后一定是一只狼。当地有一个流行的说法，狼一般都是从背后袭击人的，遇到这种情况不能回头，一回头就会被狼趁机咬断脖子。我那太太奶奶在恐惧中，本能地用双手紧紧抓住狼的爪子，用头顶住狼的脖子，拼命往村里跑，身后的狗在狂追，狂吠。当跑到村口，看到几个拿着锄头的男人时，就一下子瘫倒在地。奇怪的是，狼死了，不知是被顶了脖子窒息而死，还是因为饥饿加恐惧疲惫而死，反正狼死了，那个太太奶奶却毫发无损。这个故事爷爷讲的惟妙惟肖，似乎像是真的发生过。
第二个狼的故事是发生的上世纪30年代左右。一个夏季的中午，我爷爷的邻居一家三口在门口树下午休，突然，一只恶狼窜进巷子，将睡在大人身边只有几个月大的男孩叼走，听到孩子的哭声，惊醒的父母爬起来边追边喊，到了村头正好遇到收麦子归来的人群，大家迅速拿着工具将叼着孩子的饿狼包围，走投无路的饿狼叼着孩子，蹲在地上与人群对峙。不知是对恶狼的恐惧，还是怕伤到孩子，围着饿狼的人群尽管操着家伙却不敢近前，正在这时侯，年轻的母亲追了上来，不顾一切向叼着孩子的饿狼扑去，饿狼见势不妙，丢下孩子一溜烟跑了，孩子就这样得救了。据说那个孩子长大后脖子和下巴还留有当年被恶狼牙咬出的伤疤。这确实是一个真真切切发生的故事，也是一个伟大母爱不惧一切战胜恶狼的的喜剧故事。
可悲剧故事也有不少，我爷爷就不止一次遇到过人被狼吃掉后留下的惨象。据说，有一次他老人家从西安步行回老家的时候，在蒲州境内就看到一个被狼吃掉的人的遗骨和那人同狼搏斗时踩倒的大片麦田。即使到了我开始懂事的70年代，每年快到麦收的季节，都会听说有放学途中孩子被狼吃掉的事情。所以，在那个季节，爷爷总是告诫我不要去村外的麦田里玩耍。
凌晨六点，我乘坐的火车过了宝鸡，快到终点西安了，故乡离我越来越近了。下了火车，换乘汽车，越过黄河，中午就到了运城。在运城的堂妹怀着急切的心情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乘坐儿时同村好友的奥拓车赶往70多公里外的故乡了。自从1975年9月初离开那个古老村庄，我就再没有回那里住过了，一别故乡30多年，不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样子，童年的朋友和同学还记得我吗？见了面还能相认吗？长辈们还好吗？还健在吗？还能有机会和他们侃大山吗？曾经被我逮了去吃的小禾鼠现在还有吗？关于狼的传说还在续写吗？我怀着一串串的疑问和渴望，向着故乡的方向前进，只是感觉那奥拓的车速太慢了，恨不得让它腾空飞去。
终于回到了故乡。走进村子，真有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慨，过去巷子里的长辈活着的已是老态龙钟，过去的玩伴和同学，也是人到中年，对他们的记忆已变得模糊，即使有些记忆，名字和容貌也完全错位了。在村子里走了一遭，感觉巷子宽了，老房子几乎拆光了，土瓦房都被新盖的砖房和楼房代替了，进入房间感觉空间格外的高，估计在四米上下。每户的大门都修得又宽又高，小型汽车或者农机可以轻松开进院子。大门虽然是用钢铁制作，但试样中却也透着几分也古朴。原来我家里的半边四合院，20年前可能就已经拆完了，前些年因村里的宅基地重新规划，家里的宅基地也给了叔叔家。当我走进现在已是婶婶家的院落时，一切几乎和从前都不一样了，老房子几乎都被新房子取代，房屋和位置也和原来的不一样，唯一能找到从前家的痕迹的，就是那颗幸存的梨枣树。原来的老院子里，曾经种着三颗枣树，一颗苹果树和一颗石榴树，后来，还种了一颗葡萄树。那时候听爷爷说，七月初七能在葡萄树下听到牛郎织女说悄悄话，还信以为真，跑到树下去听呢。现在，只剩下那颗似乎似乎永远也长不大，长不老的梨枣树了，要不是那颗梨枣树，原来院落的位置也无从定位了。看到那颗枣树，顿生无尽的感慨。后来最让我惊喜的是，临走时，婶婶拿着一包红枣对我说，这就是那颗梨枣树结的枣子，给你带些回去吧。真的没想到在这寒冷的冬天还能吃到这么不同寻常的红枣，却是意外收获。记得那三颗枣树分别是脆枣、梨枣和疙瘩枣，脆枣和梨枣轻微泛红就可以吃了，一个脆，一个甜，边成熟边吃，等熟完了，也被吃光了，从来没用它们制过干枣。疙瘩枣即使完全成熟，也不好吃，只有经过烘捂晒成干枣后，方才好吃。这次居然吃到了幸存梨枣树晒成的干枣，似乎让我更真切地回味了那曾经的童年。后来把枣子带回家，让老婆尝了一下，神秘地问她有什么不同，她说了句很甜。我再问她还有什么不同，她一脸茫然。我眉飞色舞地给她讲了这个枣子的身世故事，可她似乎还是无动于衷。是呀，那枣子背后的故事永远只属于我，只能怪我自己太作多情罢了。
改革开放之后，老家就开始逐渐从纯粹的粮棉生产转向水果种植，走在冬季的田野里，过去的那还种视野开阔，一望无际的麦田不见了，代之以遍地落了叶子的苹果树。现在这里每户都经营着几亩甚至十几亩的果园，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村民的总体收入有了飞跃增长。据我的表妹讲，她家里有8亩果园，07年丰收，加上苹果市场行情不错，一年的纯收入达到了4万多，个别经营20多亩的家庭，收入达到了十几万。但去年市场不好，苹果卖不出价钱，果农的收入无一不受到影响，有的甚至亏损倒贴。好在年份总是有好有差，勤劳的村民总体还是挣钱了，还是富裕了。
尽管乡民富裕了，但走在村里，依然感觉到乡民的淳朴和热情，与他们的寒暄中，话题多是对我小时候的记忆，他们的记忆还停留在我离开前的童年模样。那时的我，还是一个任性调皮的小男孩，现在以一个中年人的模样出现在他们面前，对我的热情中却也隐隐透着一丝陌生，毕竟我注定是这里的过客。自从一岁多回到这里，他们就知道我其实不属于这里，可在这里度过十一年童年的我，却把我的根扎在了这里，无论走到哪里，这里都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都是哺育了我成长的土地。由于我的父母姐妹都在宁夏，我却也很少有机会回到这里，尽管距离我现在生活的地方直线距离不过三百多公里，但总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种状态总是让我缺少一种归宿感，总是让我的心漂泊。
回乡的第二天，原来我家东侧的邻居，也是小我一岁的童年玩伴，找了一辆微面车，把我和堂弟一家带着去了黄河边上的吴王浮桥，后来又去了北边黄河边的杨范村。记得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勤工俭学，到杨范村的水利工程指挥部搬砖，我记得那时是骑着自行车去的，走之前爷爷给我带了两个馒头做干粮。去那里要干的活就是将砖从村里的水利工程指挥部搬到河底的一级扬水站。老师要求我们一次要搬八块。刚抱上八块砖还没觉得特别沉，可越走越沉，从指挥部所在的沟沿到河底的一级扬水站，需要走整整五里路，尽管一直是下坡路，却也累得我精疲力竭，手指酸痛了。那一天搬了两趟，午饭就是那两个冰冷的馒头。这是我的记忆里干过的最苦最累的活，让人永生都不得忘记。
到了杨范的黄河边，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那深深的河谷和一排从河底倾斜而上的粗大管道，陌生的是，自己已不是当年搬砖的那个小男孩，完全是以一个旁观者感受着曾经的存在，不仅使我又陷入了对那个年代的回忆。
那个年代正处于文革期间，学生几乎成了大队的半个劳动力，尤其放了暑假，几乎就成了全劳力。那些年，除过小麦播种之类技术活，我几乎干遍了所有的农活。冬天要积肥，打春要除草，夏收割完麦子就带着镊子、瓶子捉棉铃虫，掐棉尖、压红薯苗，秋天摘棉花，挖红薯、拔棉柴、拉土、翻地等等，几乎每年都有干不完的活。不过，尽管那时干活似乎累一些，但却充满了一种童年无忧无虑的快乐。其实，除过干活之外，也有很多乐事。最有趣的事要属捉禾鼠（可能学名叫土拨鼠吧）了，一种会冬眠的啮齿类动物。每到秋季，都是我们捉禾鼠的黄金季节，那里平时干旱少雨，尤其是春旱更是经常发生，可到了秋天，几乎每年都要下一场一个月左右的连阴雨，这时侯正值秋粮作物的成熟时期，禾鼠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冬眠储存能量，一个个偷吃秋粮，把自己吃的膘肥体壮，正好多雨，到处都是水坑，我们就拿上铁锹、水桶和一节打了尖的铁丝，到了地里，看到禾鼠的洞口，就用铁锹挖个坑，把水灌进去。过不一会，就看见禾鼠闭着眼睛从坑里的水中冒出头来，我就迅速掐住它的脖子，用铁丝从它的下颌穿过。就这样，大半天的时间铁丝上就穿满了一串不停挣扎的禾鼠。回了家，爷爷把水烧开，将一串禾鼠放在洗衣服的大盆里，用蒸馒头的大篦子盖住，往盆里灌上滚烫的开水，只见禾鼠在里面挣扎、惨叫，然后就是死寂，看到他们一个个停止了挣扎，就开始给它们退毛、破肚。经过一番处理，就开始下锅烹煮了。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烹饪方法，几乎就是煮熟了加些盐，就吃了。那些年几乎是年年干旱，连粮食都不够吃，甚至还有的家庭外出讨饭，能吃上这么一顿丰盛的禾鼠肉，就别提有多香，有多兴奋了。记得那时候和小朋友一起吃过的最恐怖的东西要算是一种藏在牛粪下面的定盘牛（可能就是一种不推粪蛋的屎壳郎）和地蜘蛛了，当然，吃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发明，应该是孩子们之间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那时的夏天，和小伙伴一起玩，见了牛粪，就将它扒开，牛粪下就会有一个不是很深的小洞，定盘牛就藏在洞里，将它挖出，用泥包住，放进做饭的土灶里烧，烧得差不多了，把泥除去，把定盘牛的头和屁股摘掉，留下身子中间一丝一丝的，像牛肉一样的瘦肉，吃起来的确很香。还有就是吃地蜘蛛了。那种地蜘蛛一般生活在土崖边自己打的小洞里，洞口用吐丝编织了一个圆型的盖子，扯下一根狗娃草（就是毛毛草），蘸上自己的唾液，把洞口的盖子掀开，把狗娃草伸进去，然后慢慢往出钓，地蜘蛛就跟着出来了。然后，把它的头和屁股掰掉，把剩下的身子和腿放在口里生着吃，味道有一种咸咸的感觉。好像记得那种动物没有多好么吃，但也让人乐此不疲。
那时，除了吃那些怪异的昆虫，我们偶尔也吃麻雀，有时用弹弓打，有时用筐子套，有时搭上梯子去房檐下的麻雀窝掏，弄来的麻雀也是用泥巴裹起来烧熟了吃。后来村里的供销社冬天收购麻雀，一只麻雀8分钱，但必须是活着当营业员的面把它摔死。据说这些麻雀是用来做了罐头出口的。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吃过麻雀肉了，逮来的麻雀都卖了，要知道一个麻雀的价钱可以顶上一个壮劳力一天的收入，你想谁还舍得把它吃掉呢。我记得有那么一年的年底，小队的人们在我家门前开会分红，经过会计的一番计算，每十个工分仅仅只能挣到8分钱，也就是一个壮劳力辛苦劳作一天还挣不了一毛钱，看到我爷爷那黯然的神色，就能知道那时候的日子有多难过了。好在我父亲，也就是我爷爷的儿子在外工作，每月还能有十几元钱寄回，似乎日子还过得比别人轻松些许。但即使这样日子过得也还是很紧，只是年幼无知的我当时体会不到罢了。记得那时候爷爷为了给我买些那时农村仅有的煮饼或饼干，偶尔也会赊账。这次回来还听婶婶说起了8分钱分红背后我所不知道故事。她说，那时候劳动一天给一斤工粮，但一斤工粮要扣2毛4分钱，这样一扣，劳动一天挣的8分钱还远远不够支付一天的工粮钱，以至于越是家里劳力多的家庭就越为了工粮钱而发愁。
比起那个时代，我们今天的生活真的就是到了天堂，甚至走向了另一种极端。那个时代，面黄肌瘦，营养不良就是我脸上的标签，营养不良也让疾病慢慢侵入了我的肌体。那时候生病也就是吃些四环素之类的药，甚至不管是否有效。记得也是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感冒发烧，吃了药也不见好，爷爷就用被子把我捂在热炕上。后来烧是退了，却留下了无比痛苦的头痛病。那种头痛每天发作两次，上午下午各一次，发作起来痛苦无比，只有用硬的东西击打或者在桌子上磕碰才能减少一些疼痛的感觉。那种头痛一直伴随于我的少年时代，直到上了大学之后的几个月才消失。其间也看过医生，可总是查不出真正的病因。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痛，可偶尔回想起那种头痛来，还是心有余悸。
这种头痛，并没有让我的童年颓废。在村里的学校从一年级上到初一的第一学期，我几乎一直是班里学习最好的学生，也是老师们最喜欢的学生。尽管在爷爷面前我有些任性，但到了学校，我却从不甘落后，连上学到校都想争第一。那时候村里的学校作息时间和队里的上工时间同步，夏天天刚亮，也就是五点左右，冬天凌晨六点就要起床去学校上早自习。六十多岁的爷爷，早上很早醒来就会醒来，可舍不得把我过早叫起，总想让我多睡一会。记得当时，有位女同学住在巷子东头，她每天早上都很早出门，不过几乎每天都是哭着出门，哭着从我家门前走过。爷爷每天都是听到了她的哭声，才叫我起床。我三下五除二把衣服穿好，脸也不洗（那时村里没那个习惯，哈哈），背起书包，冲出门去就跑到了她的前面。不过偶尔也有失误的时候，偶尔她没哭或者生病没去学校，我就要晚了，但也不会很晚，毕竟爷爷还是心中有数的。在老家上的那五年半的学，使我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每天到了早上曾经上学的那个钟点，就会醒来，即使不起床也再睡不着了，有时甚至很羡慕别人睡懒觉的功夫。一直到我七五年离开，村子里也没有通电。到了冬天，早上起来伸手不见五指，出门就提着一个用炸掉底的罐头瓶罩着的煤油灯上学，到了教室，就把煤油灯放在教室简易的桌子上，微弱的灯光下早自习。那时候学校的条件十分简陋，教室里的桌子和凳子其实就是长条木板搭在砖砌的墩子上做成的，直到上了初一，才坐上了真正的课桌。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个有点微胖，性格温和，多才多艺，有着良好知识和修养的北京下乡女知识青年葛老师，她几乎带了我们的语文、数学、常识等所有课程，课余还教我们打羽毛球和乒乓球。到了三年级，葛老师招工去当了列车员，班主任换成了另一个挺高，过于丰满，极富个性的北京女知青邓玉薇，是一个有点严厉和清高的老师。她带我们的时间似乎不长，三年级还没结束就招工回城了。后来的班主任换成了本村的转业军人李北芳。他个子很高，有点帅气，刚正不阿，极具军人作风。自从他当了班主任，我们的班级就变成了一个军营，一切都实行了军事化管理，尤其到了体育课，操场就变成了练兵场，给我们每个人都配了一把作枪用的铁锹把，走队列，练刺杀，动作要求十分严格，个别跟不上步伐的同学，还要接受他严厉的体罚。长大了，我才真正理解了李老师的良苦用心，他专递给我的东西可能让我一生也享用不尽。这次回去还专门看望了他老人家。闲聊中才知道他很早就辞去了民办教师的职务回家务农了，现在年龄大了，赋闲在家，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这次回老家，我还专门到村里的学校门口看了一下，因为放假，大门紧锁，从大门的铁栏杆望去，学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三年级到五年级曾经是我的教室的佛爷庙早已拆掉换成了平房，北面新盖了两层楼的教室，唯一可供怀念的，就只剩下西边曾经是我一、二年级教室的那栋老房子了。
在村里婶婶家住的那六天可把她老人家忙坏了，天天都想着给我做曾经是老家最好吃的东西。又是擀面、又是摊煎饼、又是炸油糕，甚至还包起了羊肉疙瘩（就是羊肉饺子）。说我多少年都不会来，回来一定要让我把老家的好吃的吃遍。好在，我也乐得吃这些东西，这下可把我曾经在老家一年才能吃到的好东西全吃了个遍。
记得小时候，晋南是山西的麦棉产区，但由于当时政策的原因，即使丰收年，社员家里也很难分到多少细粮，每年最少一半以上的粮食是返销的粗粮。我记得有一年风调雨顺，小麦丰收，据说大队书记为了取悦上级领导，几乎把丰收的小麦全都交了公粮，最后每人只分到120斤口粮。那年的返销粮记得是加拿大进口的玉米，爷爷说，那些玉米染过瘟病，入关前做过高温处理，吃了不烧心，也不便秘，的确，巷子里的大人都说加拿大玉米的好。不过，我那时可没觉得那玉米好吃，和自己村里的玉米一样难吃。那时不但粮食少，食油就更缺了，尽管当地习惯吃凉拌菜，几乎不炒菜，吃油很省，即使这样油也不够吃，连这里人最喜欢吃油泼红辣椒面，只能在逢年过节来客时才舍得冲一点，平时就把辣椒面撒点细盐来吃。现在回想那时粗粮难吃的原因可能就是没有油吧，或者是因为肚子里极度缺乏油水吧。
回去的第四天，我去拜访了我儿时的小学同学，也就是现在的村长，和他聊了一下村里的情况。，他说，现在好年景时，全村一年的收入达到了3000万元，去年算是很差的年份，收入也有1000万。村里共有500多户人家，平均每户人家每年的收入就在2&&—6万，最多的能收入三四十万，少的也有一两万。尽管现在富裕了，村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吃的东西也丰盛了，但还是透着一种淳朴简单的气息。到了同学和亲戚家里吃饭，仍然是以凉拌为主，不过品种丰富了许多，拌出来的味道却也不亚于城里的餐馆。村里人最舍得花钱的地方就是盖房子，近些年几乎所有人家都盖了新房，新房盖得都很气派，每家院子都做了红漆大门，很大，很气派，门楼上都有一幅吉言家训，门的内侧是一块盖有屋顶的停车位，可以开进一辆小型货车。进门的照壁墙上则是一副两米多宽，三米多高的瓷砖画，多为各种山水风景。现在村民家中户户有电视，部分新潮小青年新购电脑，摩托车、电动车基本普及，甚至一个家庭拥有几辆，还有20多户买了小轿车。看到这些，我在想，如果我不离开家乡，和他们一样，经营着几亩自家的果园，会不会也和他们一样与世无争?是不是比现在更幸福、活的更轻松呢？
尽管村里人富裕了，但富裕中还是透着自古以来的善良和古朴，据了解，村民几十年来，没有一个犯罪坐牢的，现在为止，没有聚众赌博和酗酒闹事等不正之风；尽管有着1700多口人，村里却没有一家餐馆和麻将馆，而且，在他们的言谈中可以听到对邻村经营麻将馆这种事情还透着鄙视。
其实村民的勤劳善良我是深有体会的，即使在文革期间那种如火如荼的岁月里，村里也是平静的。偶尔为了完成政治任务，也拉些所谓的地主带上高帽子游街，但也极少进行粗暴打骂虐待。个别不幸为完成上面的政治指标被定的坏分子，也只是惩罚性地扫扫巷子，并没有遭到更多的迫害。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被游街的地主了，其实，村民都知道他是个冤大头。听爷爷说，他家只是在解放前几年才有地的，原来比较穷，好不容易攒了一点钱，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兵荒马乱，很多人都在廉价卖地，可他偏偏在这时候买地，刚买了地没几年，就解放了，被划成了地主。后来一遇到政治运动，就理所当然地被拉出来批斗。其实，私下里村民都对他报以善良的同情。那时，爷爷也给我讲了我们家族的幸运家史。他说，我的太爷清末曾是临晋县（解放后合并成了临猗县）的知县，是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只是到了我爷爷这一辈家道才开始中落。上世纪30年代中期，我爷爷和我的四爷就去陕西做了生意。后来日本人占领了晋南，41年左右，我的父亲也随回家探亲的四爷去了西安。为了躲避日本人对黄河的封锁，他们北上绕道长治、石家庄、郑州等地，历时将近一个月才到西安，老家就只留下了我那孤独的奶奶。我奶奶曾经生了七个孩子，由于疾病，前面六个孩子都夭折了，最大夭折的孩子都长到了四五岁，可以想象她老人家那时遭受了人间多大的痛苦。我的奶奶是坡下云冲村富家大户的千金，据说嫁给我爷爷的时候，光陪嫁就拉了好几车。村里老人说，我奶奶心灵手巧，做得一手好针线，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大家闺秀。可能因为太孤独吧，奶奶在我父亲走后，染上了鸦片瘾。为了抽鸦片，她老人家卖光了家里大片的土地，连家里的四合院，都卖了一半。到了解放前三年，我家就只剩下那半边四合院了。在巷子里，我爷爷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他老人家上过私塾、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可能是人缘好，或者本身村里的人们都比较善良的缘故吧，解放后，由于没了土地，理所当然的就被划成了贫农。我爷爷给我讲这些的时候，语气里透着一种侥幸和庆幸。记得有一回路过村西一大片良田时，爷爷悄悄对我说，那就是被我奶奶卖掉的土地，还特别警告我不能对别人这样说，要不，会成为“变天帐”遭到批判。
其实，那个时候的地主，尽管有着上百亩甚至几百亩的土地，但由于生产力极度落后，加上处于高原地带缺水少雨，收入也是很有限的，和现在只经营一、二十亩果园的村民相比，差远了。自古以来，人们就信奉钱不是挣出来的，而是省出来的，而且越是地主，似乎花钱就越仔细。村里人从来不认为地主是靠剥削致富的，而是靠辛勤劳作和勤俭持家致富的。所以，大家不恨地主的那种感情是极其朴素的。
有一天我和巷子东头那个80多岁，上过朝鲜战场，还会说几句朝鲜话的退伍老兵谈起村里的一些轶事。土改时，他是民兵营长，那时他的父亲就私下告诫他，不准打地主，说地主曾经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文革期间村民私下流行的关于忆苦思甜的笑话。据说，有一次大队组织忆苦思甜活动，找了一个解放前的长工，一个身材高大的光棍。据说他一顿能吃一大笼馒头，在我们老家，一大笼馒头少说也有20多个。据说他老人家上了台尽讲实话。说解放前地主顾他就是因为他能吃，力气大，每天饭让他管饱吃，还给他衣服穿，还有工钱，现在他是吃不饱穿不暖，穷困潦倒，连个媳妇都娶不上。这样的忆苦思甜可把大队书记吓坏了，赶紧把他请下台，从此再也不敢让他做忆苦思甜的报告了。我记得最真切的是我们小队的那个忆苦思甜专业户。那时候，我的表姑父是村里的笔杆子，喜欢写写弄弄。为了迎合形势，他创作了一篇忆苦思甜报告，找到了我们队上的一个解放前家境贫寒的人当充当忆苦思甜的演员，为了弄假成真，还制作了一份半是文字半是图形半是符号的半文盲式的的忆苦思甜报告。经过一番演练，推荐给了公社，从此一炮打响。随后那个人就到处做忆苦思甜报告，几乎成了忆苦思甜专业户。后来，我那表姑父也因此步步高升，成了县革命委员会有名的笔杆子。我记忆最深的是，那个忆苦思甜的专业户没事喜欢到我家找我爷爷玩，经常能听到我爷爷笑他，他却表现出一脸的无奈。其实，那时候没几个人相信他的忆苦思甜报告，顶多是那些还不懂事的孩子会相信，大家不过是迫于政治运动的需要走走形式罢了。
今年冬天，老家几乎没有下过雨雪，老人说，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干旱的冬天，要是在解放前，这种干旱没准会发生饥荒。听爷爷说，光绪年间，晋南就发生过一次特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自古以来，处在黄土高原末端的临晋、万荣一带，由于内陆性气候的原因，春天少雨，秋天雨涝，很难遇上风调雨顺的年景。听爷爷说，为了祈雨，不知从哪一代的老祖宗那里创造和流传下来了一种“扎马角”和“血故事”祈雨仪式。“扎马角”顾名思义就是装扮成马角的人，自己将一根手指粗细的钢钎伸进嘴里，然后从脸部扎出来。相传，马角是一种凶神，具体是什么样子，何方神圣，谁也说不清。但是一种庄稼人按照自己意愿造出来的一个神，一个能够降服天地诸神的神上之神，是会神灵附身于血肉之躯的活灵活现的一个神；是一个能让老天下雨，给人们带来好运的一个神。据说，如果你被马角手里的鞭子打中，那么一定会驱除你来年的晦气，给你未来的一年带来好运。回到老家的村子后，听说现在相邻的黄河边上的南赵乡近几年春节期间，又有了“扎马角”在上演，本来，要不是堂弟记错了日子，我还可以赶上去看看的。即使在文革时期，我们公社还演出过“血故事”，我还去看过，“血故事”其实就是一个人在肚子上装上一个假肚子，里面装上猪的五脏，灌上猪的鲜血，然后，自己用手中刀给自己开膛解肚，装出一副痛苦的摸样，要是你不知道那是作秀，血淋淋的场面一定会把你吓晕。这个表演好像也是祖宗祈雨的一种仪式。老家的自古以来的干旱、缺水，从这些看似残酷的祈雨仪式，就可以略见一斑。不过，对于那种干旱和缺水，我可是亲身经历了的。小时候，村里只有两口老井，听爷爷说，那两口井都有一百多丈深。那时候爷爷经常带我去井里打水，用打水两个字可能显得太轻松了点，其实，打一桶水要多艰难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是难以想象的。记得那两口老井的井口都盖了两间牛拉的绞车房，一边是套牛的磨盘，一边是缠着井绳的辘辘，打水的铁桶是特制的，底部呈锥形，下到井底，桶就会自动倾倒，这样就把水自动管满了。然后把井绳在辘辘上固定好，再到后面赶着牛转圈，好半天，才能看到水桶上来。记得小的时候，一年能洗两回澡就不错了，甚至脸都不敢每天洗，偶尔也会洗一下头，那时候的冬天，膝盖都会脏的结痂。在村里，偶尔也会有人自杀，而最缺德的莫过于跳井了。大概在73年的一天，住在村东池塘边的一个年轻人趁着夜色跳进了东井，起早打水的人发现绞出来水竟然是红的，根据经验猜到一定是有人跳井了，赶紧报告大队，大队花了50元请了村里一个胆大的壮汉子下井把死者捞了上来，那时我跟爷爷正好路过那里，看到了身盖草席，露着血淋淋的双脚，躺在门板上的死者。这次回来，听说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也在78年也用同样的方式，在同一口井里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跳井的原因却是那么的简单和不值。据说，因为犯了在现在看来根本就不值一提的错误，就是地区住队工作组姓高的组长找他谈了话，觉得无脸见人，尤其是无脸去见刚刚介绍的对象，就用这种最残酷的方式逃避了。直到74年下半年，村里才开始打机井的，那时我还在老家，听爷爷说，那个井是请相邻公社某村的一个小伙子带人打的，还夸那个小伙子打井技术好，从来没有打过死井。可是就在这口井打到30多米的时候，井壁的黄土塌方，把他给活埋了。爷爷的口气中充满了对死者的同情和惋惜。张艺谋的电影《老井》让我颇有同感，只是《老井》是个悲喜剧，打井的主人公有惊无险，还收获了爱情。死在我们村外最老机井里的那个小伙子，却不知道给活着的亲人和乡邻留下了多少悲痛。这次回来，我还专门问了同学们，包括现在管理这口井的小时候的玩伴，他们都说没听说过此事，实在是让我纳闷，我记得当年这个事是真真切切发生的。是我记忆发生了错误，还是爷爷说了谎，抑或是村里的人们真的好了伤疤忘了痛？
故乡还有一个变化就是长寿的老人多了。回去前，我还一直在想过去的长辈这次还能见到他们几个呢？毕竟过去了34年，直到我看到了不少当年的中年人还有很多健在的时候，心里很是欣慰。就连我们队里那两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现在也还健在，一个81岁，一个79岁。据说现在80岁以上的老人很多。回来后，听说樊家营我的老姑父还活着，已经93岁了，过去我和爷爷曾经去过他家几次，现在印象已经很模糊了。这回我专门抽时间去看望了他老人家，看到他老人家还那么健康，精神还那么矍铄，行动还那么灵活，真觉得那是个奇迹。看望他老人家的同时，我也没忘记寻找我那1958年就去世的老姑的痕迹。那点痕迹也只剩下她老人家的一张有点模糊的照片了。我对着照片端详了一遍又一遍，似乎想发现更多以前祖辈们的故事。可由于时间有限，我也不能坐下来耐心倾听照片背后的故事了，只是从照片上看到了一丝爷爷的痕迹，老姑长的有点像爷爷，大大的眼睛，端庄秀丽，额头很高，即使按现在的标准也是一位端庄的美女。怀念我的老姑，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怀念我的爷爷。我的童年是爷爷奶奶抚养的，奶奶69年就走了，我是看着奶奶咽气的，当时只有六岁，尽管不知道恐惧，但也理解了死亡的内涵。后来就剩爷爷一人含辛茹苦孤苦伶仃地一手把我养大，直到13岁才离开他老人家，离开家乡。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离开是那么的决然，不知道是向往母爱的动力，还是外面世界的诱惑，我决然地跟着父母离去了。留下的一定是他老人家无尽的思念和永久的牵挂。记得那是1975年的初秋，父母带着两个妹妹回老家给我母亲看病，在稷山的蔡家坡痔疮医院做完手术后，回到村里小住。这时，大人们就开始讨论我的去留问题。我那时可能是长大了的缘故，突然一改和父母的对抗心理，毅然决定跟父母亲走，现在想想当年我的决定一定撕碎了爷爷的那颗爱孙疼孙之心。他那时候为了彻底拥有我，把我的户口都从城里迁回了老家，可是，我却不顾及爷爷感受、忘恩负义决然地离开了，他老人家能不伤心欲绝吗？可我所渴望的母爱却让我大失所望，在宁夏的五年，更多的是伤心，更多的是对我自尊心的无尽摧残。我那时真的想再回到老家，回到爷爷的身边，我也试图不辞而别，一个人到火车站搭上运煤的火车一走了之，可最终还是被我父亲骑着自行车在杨树林里把我找到了。那段经历是压在心头的永远的痛，同时也使我更加明白了故乡的分量。大概是1978年的冬天，爷爷终于从山西老家来到了宁夏，这也许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安慰。80年7月，我不负众望，考上了大学。当我踏上奔赴西安的火车的时候，没想到却是和爷爷永远的诀别。他老人家是在三个月后的一场急性胆囊炎和医院不当处理造成的医疗事故中离开人世的。我想，他老人家临走的时候，最想见的人一定是我吧！可远在西安的我却对这些一无所知，最后还是偶然间从同校的邻居口里才知道这个噩耗的。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做梦一样，我没有哭，可我却在夜半的梦乡中哭醒了。这个世界上养我疼我的，也是我唯一最亲的人走了，我从此失去了依托，失去了归宿感，我的心开始了无尽的漂泊。。。。。。
这次好不容易回到了故乡，回到了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见到了渐渐老去的相邻，似乎也见到了爷爷的影子，听着那些老人因我而谈起爷爷的往事，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无忧无虑的童年，回到了疼爱我、关爱我、牵挂我的爷爷身边。
故乡人对我这样一个游子的感情是那样的真挚和淳朴，每到一家，他们都会拿出珍藏的特产和水果招待我，还有不少人请我到家里吃饭、做客，有的还送来了柿饼、粉条、红枣、绿豆、石榴、苹果等等特产，可我都尽量回绝了，我觉得自己受之有愧，作为在外游荡多年的游子，至今一事无成，无权无钱，没有给家乡做过任何贡献，他们的热情让我既感动又惭愧。我感恩的方式就是有意无意之间拍些照片，认识的拍，不认识的也拍，孩子们拍，老人也拍，回来后我足足冲洗了将近三百张照片，准备寄回去，我想这也可能是唯一能让他们经常回忆起我这个匆匆过客的最佳方式吧！在老家的6天，淳朴的乡民从没有任何人对我提出任何要求，没有让我感到一丝一毫的为难，这使得我非常轻松愉快。也让我突然明白，原来我骨子里不求人、不赌博、不讲吃穿、生活简洁、甘于艰苦的性格可能就是在这种人文环境中造就的，当然是不是骨子里还存在那种不求上进，不思进取呢？
爷爷的善良和豁达在村里也是公认的，可能是受了他老人家的影响，加上当时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我从小就嫉恶如仇，追求真理，追求公平、先天下之忧而忧。记得回到宁夏父母身边之后，每每遇到西海固来的乞丐敲门，我总会跑去开门，总会给它们拿去一点点充饥的食物。可我的善良和同情心也有被出卖的时候，那就是我谈了三个月就相处不下去的初恋，尽管我和她结婚时说好离婚，尽管和她结婚只是为了解决她的户口和工作，可我还是在她偏执自私的捆绑下，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在充满谎言和自私的表白中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16年，我也试图改变她，可是徒劳，这让我充分感受到人性是多么的原始，改变一个人都这么难，更何况改变一个国家，改变一个世界，改变人类文明进程谈何容易？
我是一个环境主义者，回到故乡，也免不了关注这里的环境变化。由于大面积种植果树，这三十四年来，村里已经打了12眼机井，几乎每块地里都有了供水管道和出水阀门，便利的供水使得果树避免了干旱的影响，但也使当年遍地都有的禾鼠消失了，狼的传说也彻底中断了续写。我花了一天的时间到村外的东沟和西沟走了一圈，看到了一些麻雀和喜鹊，还看到了一只小猫头鹰。因为是冬天，没有看到燕子，可能由于这几年村里盖得都是新房，曾经陪伴我童年的燕子窝好像也不曾再现。家乡过去有个传统，就是从不伤害燕子和蛇，当地人把燕子视作益鸟，把蛇视作神灵，伤害他们都会带来霉运。这些年环境的变化村里人的感受可能最深。听我的表妹夫说，这些年气候明显变暖，虫害增加，干旱频发，极端天气增多。我在想，不知道今后不断变暖的全球气候还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是灾难性的吗？总体来说，我觉得乡民们在致富的同时，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有些还是正面的，遍地的果树吸收固化了更多的二氧化碳，绿色的植被吸收了更多阳光。尽管他们也拥有了少量的汽车和不少摩托车，但使用率都相当低，我觉得他们所创造的绿色农业所吸收的二氧化碳远远多于自身消费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他们还是绿色的使者和基本财富的创造者。可他们的绿色产业却远远无法平衡全球日益增长的二氧化碳排放，更无法免受全球变暖带来的不利影响。
最遗憾的还是狼的故事彻底销声匿迹了，现在回去，再也听不到有人去谈论狼的故事了，甚至我说起来，年轻一点的人感觉还很陌生。我们的星球曾几何时，到处都生活着豺狼虎豹，到了武松打虎的那个年代，说明老虎还随处可见，可不幸的是，你这只老虎吃谁不行呢，却偏偏要吃喝了十八碗水酒的武松呢。那武松本来就武功高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喝了酒就更显其英雄本色，赤手空拳的他居然把凶猛无比的老虎打翻在地，比起那些需要工具和好几个人才能完成对老虎的狩猎，可想而知，武松成为人们战胜自然的偶像和英雄就不足为奇了。要是这事发生在现在，武松可能再也遇不见老虎了，即使遇到老虎，并且把它打死，恐怕也不会有人知晓，估计武松早已畏罪潜逃上小神农架落草为寇了。可怜武松那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怎么就不学学周正龙先生把相机带上呢？照上几张真的虎照，闪光灯再闪上几下光把老虎吓跑，岂不是一举两得？这样既体现了武松先生不怕死的英雄本色，又不会因杀死老虎而犯罪，还可以拿上真的虎照去卖钱，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事呀。可是，这种好事怎么就没让周正龙碰上呢？无奈之间只好造假，可惜造假也造的不像，再怎么也要到动物园租一只真老虎来拍呀，用挂历上的纸老虎来拍，也实在是太弱智了一点吧。别急，没准哪天还真会出现我说的这种事，拍的虎照让神探李昌钰也无法鉴别出真假来。
以上只是戏说了一下老虎。其实，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几百年前的武松时代，野生老虎分布还很广泛，但随着人类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开垦迁徙，老虎的领地在一步步缩小，以至于本来并不以人为食的老虎，由于没有了领地和食物，不得不去冒险吃人，老虎吃人那还了得，必然要遭到人类无情的报复，其实，老虎吃人也是最无奈的选择，也是人类逼出来的，可是，在这种无意间的冤冤相报中，人类大获全胜，以至于在这个人类文明最早的大陆上，野生老虎几乎销声匿迹，可怜的只能成为人类驯养的宠物，被关在动物园或者马戏团了。之所以为老家狼的传说的中断而遗憾，是因为至少在不到一百年前，那里的生态还是那么的原始，还有着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可仅仅这短短的不到一百年，我们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连那么偏远的农村也不能幸免。狼没有了，人类还能存在多久？
过去曾经有过这么一句话“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不可阻挡”，我现在确实真真切切体会到了这个真理的另一面也同样是真理，那就是人类破坏环境的脚步同样不可阻挡。谁也无法改变人类文明的方向，谁也阻挡不了人类加速破坏环境的脚步，谁也无法阻挡因此而产生的灾难。有谁来拯救我们呢？
天亮了，巷子里的狗开始在在叫，高音喇叭里开始在喊着一个熟悉的名字，邻居的大铁门在响，麻雀也在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村里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对这一切似乎有着不同的感受，我为他们有着这样富裕而幸福的生活感到高兴和欣慰，也为他们的明天而隐隐担忧。明天我就要离开了，离开让我魂牵梦绕的故乡，我还会像以前那样思念你，我还会像以前那样依恋你，你永远是我的根，永远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力量源泉，我相信，自此以后，我还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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