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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我国社会变迁中的价值多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主法制不断完善，同时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一个尤为突出的表现是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分配形式、就业形式都日益多样化，这就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乃至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各种文化、思想、观念交融在一起，改变了思想文化领域过去单一、封闭的状况，日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近十年来，多元化成为国内思想界、文化界和学术界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时髦”词汇，但究竟何谓多元化？何谓价值多元？我国社会变迁中价值多元的具体进程是怎样的？价值多元的社会后果如何？这是本书研究的基础，也是本章力图阐明的问题。
　　第一节价值多元的一般理论
　　价值多元作为一种事实状态是指价值关系的纷呈交织，作为一种观念状态是指不同的人对价值关系、对价值关系这种纷呈的状态有不同看法和评价，是指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对价值关系的不同选择。这些不同的看法、评价、选择同时并存，相互作用，可能相互促进，也可能彼此冲突。不论是促进还是冲突，都基于价值关系本身所提供的事实基础，也源于认识、评价、选择中的理念选择。
　　一、价值
　　价值一般被定义为客体相对于主体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它反映了实践活动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及其影响，基于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切合和人们对此的认知。
　　价值既不是纯粹的客体的某种内在属性，也不仅仅是主体的某种看法和认识；既不是客观性的东西，也不是主观性的东西，它只是在主体――客体两者之间的关系中才成立。主体只能是人，而客体多种多样。主体有某种需要，而客体的某种属性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直接影响），或者有助于这种需要的满足（间接影响），主体对客体及其这种属性做出正面的、积极的评价，反之，客体的属性无法满足主体的需要，或者延缓、阻碍甚至破坏主体需要的满足，主体则会对客体及其属性做出负面的、消极的评价，这样就形成某种价值判断。主体对客体进行“价值判断”，是价值成其为价值的根本，不存在没有经过价值判断的类价值的东西。当然，也存在客体之于客体的价值，如食物对于动物的生存、生长有价值，二氧化碳对于光合作用有价值，但这些价值都是由主体来确定的，也就是这种价值虽然反映的是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为主体所认识的，并且主体之所以认为这种关系有价值，对它做出正面的、积极的评价，归根结底是因为认识和利用这种关系能够最终有助于主体需要的满足，至少有助于主体认识的发展，即有知识意义上的价值。任何主体所知的一切价值都是由主体确定的，“即不仅一种所知对主体有无价值以及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是由主体确定的，而且该主体所知的一种所知对该主体以外是其他所知――即对某（个）客体――的价值也是由该主体确定的，因为凡不是由某种主体确定的价值都不会为该主体所知”刘永富：《价值哲学的新视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8页。 。
　　虽然价值表达了客体之于主体的某种有用性，但“有用”不等于“实用”，也就是说这种有用性既可以是对主体及其活动产生实际的影响和效用，也可以是可能的影响和效用，不一定要转化为现实。主体根据某种标准来对客体做出有用无用、有多大用的价值判断，这可以称之为“价”，是主观对客观的一种反映。而这种判断能否引发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则还有一个“值与不值”的问题，即主体必须考虑依据这种判断做出行动的代价和后果。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是对主体的价值和对客体的价值的统一。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既是价值多元的事实基础――不论主体是否选择，我们都不能否认凡是进入人类实践范围的事物都可以对其做出价值判断，都有价值；又是价值选择的前提依据――并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事物都必须实现其价值，都必须成为主体的行动目标，主体可以在不同的价值间做出取舍，而在多种价值关系并行存在的基础上主体的自主选择就是价值多元的实践状态。
　　二、价值观
　　（一）价值观的内涵
　　价值观通常是指人们对价值问题的根本看法，是人们在处理价值关系时所持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它体现了人们内心深处究竟相信什么、需要什么、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喜好什么、追求什么，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科学等各领域中，通过各种社会意识形式表现出更深层的带有一定倾向性的价值意识或观念。同时，价值观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一种实践精神，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最高层次的价值观属于哲学世界观层次的观念，是最深层次的主体意识，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价值观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人怎样生活才是幸福的，怎样才能实现幸福，即人的幸福观。翟学伟：《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类型、转型及其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4期。 为了获得幸福的生活，人们需要处理好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两个基本关系。价值观集中表现在人们的信念、信仰、理想上，信念、信仰、理想是更高的或最高的价值观。
　　（二）价值观的层次
　　价值观既有理性的成分，也有非理性的成分，由浅入深、从具体到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指向具体事物、具体问题的价值意识和价值观念，如时间观念、效率意识、竞争观念、诚信意识这里的“观念”、“意识”不作一般意义上的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理解，而是指“价值观念”、“价值意识”，因为人们说“对……有没有意识”、“有无……观念”时，通常意涵着对对象所做的价值评判，如“诚信意识”就含有“某人是否有诚信”、“要不要讲诚信”、“要怎样的诚信”的意思。本段下同。 等等，这种意识可能是清晰明确的，也可能是朦胧或不稳定的；可以是经过理性筛选的，也可能是情绪化的表现，它影响着人们的具体的实践活动。第二个层次是对某一类问题或者某一领域的活动的价值关系概略性的看法和认识，是人们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抽象、提升出来的，表现为一系列较为稳定的思维模式和基本原则，指导着人们某一方面的社会实践，如经济意识、政治意识、道德意识等。第三个层次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价值观，包括关于价值的一般的基本的观点，也包括对价值观本身的看法，是一种高度抽象的价值观，往往能够形成一整套统一的、综合的哲学理论，如传统价值观、现代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等等。
　　（三）价值观的类型
　　价值观除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划分出不同的类型。如根据价值主体的规模，可以分为个体价值观、群体价值观、（人）类价值观；根据价值观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可以分为主导价值观、非主导价值观；根据社会实践领域，可以把价值观分为政治价值观、经济价值观、道德价值观、生态价值观、审美价值观、宗教价值观、人生价值观等；根据价值观的性质和影响的效果，可以分为积极价值观、消极价值观；根据时间的先后和所处的时代，可以分为传统价值观、现代价值观、后现代价值观。
　　（四）价值观的特征
　　价值观能成为一种社会意识，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
　　1?主体性。价值观不能脱离主体，不能脱离主体的实践而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具体价值观总是特定个体、群体内部的价值意识、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的概括、总结和提升。接受和践行某种价值观的个体、群体越多，该价值观在社会上的影响和作用就越大，其生命力就越强，反之影响则越小，生命力则越弱，甚至会逐渐销声匿迹。
　　2?历史性。价值观是一种社会意识，必然由社会存在决定，一定的价值观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定主体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是历史的产物。价值观的变化，也是由于社会的变迁、历史条件的改变引起的。
　　3?倾向性。在价值的天平上，价值观总要分出个优劣、好坏、高低、积极或消极，指出什么具有价值，什么不具价值，什么应该选择，什么不应该选择，从而为主体的实践指明方向。价值观的倾向性，既受制于价值主体阶级性或阶层性的体现，也决定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水平和趋势。
　　4?稳定性。价值观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地发生改变，因为它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意识，而且具有历史的延续性。一种新的价值观要取代旧的价值观，往往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曲折的，甚至有所反复的过程。这要求我们认识到新时期培养和传播适应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价值观的艰巨性。
　　5?相对独立性。价值观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意识，表现在价值观的历史性、自身的稳定性上，也表现在价值观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的不完全同步上。
　　（五）价值观的功能
　　价值观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现实生活中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影响、制约、控制着社会的发展和个体的思想行为。从价值观的宏观的社会功能上看，先进的、科学的价值观对落后的、过时的、腐朽的社会现象和意识具有批判功能，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有助于确定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对社会发展具有导向功能；能够综合、提升个体的价值观，对社会各种价值意识具有整合功能；对个体、群体间的价值差异具有协调功能。在个体的微观层面上，价值观贯穿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之中，不断调控、选择、过滤着个体的各种动机、欲望、需要、意图，形成个人独特的价值标准和价值目标，并将社会的价值要求和个人的价值目标统一起来。价值观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是左右个人思想行为的主要因素，对个人的行为思想具有判断功能、规范功能、选择功能、定向功能、激励功能等。
　　（六）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
　　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的价值观，其形成或改变都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是外部的价值影响与内在的价值认同交互作用的结果。外部的价值影响，或者叫做价值示范，主要是文化的作用。我们知道，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的影响，从外到内，由浅入深，最终也会触及价值观。对某一个体或群体产生直接影响的，首先是当地的、传统的文化，其次是外来文化和实践中产生的新的文化因素。文化不仅是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背景和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价值观发展的范围和方向。除了文化，其他的个体或群体也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个人来说，“重要他人”、“参照群体”是个人模仿的榜样。对于群体，与其互动的其他群体，既可能为其提供某种价值范式，也可能与之发生价值冲突，无论示范还是冲突，都有助于该群体内部价值观的形成和凝聚。内在的价值认同，对于新生个体来说，这种认同多是被动接受的形式，而对于一个成熟的个体，他自身已经具有一定的价值观，外来的价值观念与其已有的价值结构发生作用，或遭到排斥或被同化吸收，从而引起个体价值观的进一步变化。对于群体而言，原有的价值结构与新价值观念的相互作用就更明显，外在价值观的引入不仅会引起群体价值结构的变化，而且会引起群体组织结构的变化，当群体内在价值结构受到严重冲击而解体的时候，很可能会引起群体的解组。群体的分化会带来价值的多元化，同样，价值多元也能导致群体的分化。
　　三、价值多元
　　价值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价值关系的多元化，第二层是指价值观念的多元化，通常所说的“价值多元”一般为后者。
　　（一）价值关系的多元化
　　价值关系的多元化是“价值多元”的事实基础，它是人类实践活动不断扩展和深化的结果。首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实践活动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客观事物成为实践活动的对象，人们必然要对这些对象及其有用性做出价值判断。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认识能力与实践能力，新事物、事物的新属性、事物属性的新用途不断地被发现，甚至被创造出来，人们的价值活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人是万物的尺度”，人为一切赋值，人与活动对象之间的价值关系变得日益丰富、复杂而多变。其次，人类实践活动的领域逐渐分化，每个领域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宗教等领域，尽管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它们各自的价值、各自的存在对人类社会的意义都是相对独立的，不能相互替代，具有不可通约性。再次，不同类型的实践活动具有不同的性质，产生不同的主客体价值关系。如土地，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它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之一，但在阶级斗争实践中，它是剥削阶级财富和特权的象征，是革命的对象。第四，实践活动的程度和强度的不同也会影响主体对客体的价值判断。在实践活动中，因为对象的不同和领域的独立性，各种价值关系是并列的，也因为判断标准的不一样，不能说孰好孰劣、孰高孰低。但是实践作用于不同对象和领域的强度和程度是不均衡的，人们倾向于把自己正在从事、主要从事的实践活动看作比其他活动更重要，更有价值，而同时追求多个目标造成的实践的紧张和矛盾，也被视为价值紧张、对立和冲突的表现。
　　（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在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中，客体的分化带来了价值关系的多元化，而主体的分化更多地带来的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因为价值观本身就是人们对价值问题的不同看法，是人们在处理价值关系时所持的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
　　首先，主体目标的分化和多样化。人的行为，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总是指向一定目标和结果，而价值观念就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的目的，尤其是理想和最终目的的一种体现。人类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有很多，如财富、权力、健康、爱情、友谊、自由、安全等等，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这些目标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地变化和丰富，而且新的价值目标也会不断地涌现。终极的价值目标是幸福，这是价值问题的核心，但幸福也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其次，主体选择的多样性。主体不仅在诸多价值目标中进行选择，而且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手段的合理性不仅决定着选择行为本身的价值意义，而且也影响着最终目标的价值意义。如果一个目标是合理的，但选择的手段不合理、不合法，即使最终目标实现了，其价值也会受到质疑。再次，为了保障主体选择的自由，一些基本的价值被设定为先验的前提。人们一致认为，只有在主体自由选择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念，才是真正有价值的。选择的自由体现了“人即目的”的理想和信念，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但做出自由的选择，需要一些基本的前提条件，首先主体必须是独立自主的，其次要有一种中立的公平正义的规则，以确保对不同的乃至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念的个性化的追求。郑少：《走出价值多元主义的困境》，载《福建论坛》2007年第4期。 这样，“自主”、“公平”、“正义”等价值原则就成为保证其他价值原则、价值观念的最高和普遍的原则，是“价值多元”的价值基础。所以，这些价值也被称之为“基本价值”或“普遍价值”。
　　（三）价值多元的实质
　　价值多元表现为价值关系、价值观念的多样纷呈，但价值关系、价值观念的多种多样并不等于价值多元。这里的“元”表示一种基本的影响因素，同数学中的“×元×次方程”一样，价值多元中的“元”也是指导致最终结果变化的自变量，“多元”就是多个自变量。所以，价值多元的实质是指一种存在着多个重要的价值观作为基本的因素，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价值取向和价值行为的社会实践状态。
　　影响个体或群体价值观形成的其他价值因素，有的是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兴趣、志向和能力自主选择的，另外的一些则是不可控的、主体必须承受的，其中有的是偶然的突发性事件的影响，如危机中的灵光闪现、困惑中的大彻大悟，但更多的是一定社会结构中既存的主导性或强势价值观念，它们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可以从事法律允许的各种经营活动，可以购买各种在自己消费能力之内的商品，具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但是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创新意识、效率意识、竞争意识、诚信意识等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念，不论一个人是否从事经济活动，这些外在的价值观念对其自身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价值选择行为总会产生这样那样、或深或浅的影响。今天，除了市场经济的一系列价值观外，对于个人、群体、社会、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这样的“不可避免”的价值影响因素还有很多，如民主、人权、和平、环境保护、文化冲突等等。对于这些影响因素，人们可能忽视它们，可以否定它们，但不可能绕开它们。
　　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主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在主体价值形成和变化的“多元方程式”中，自主选择的价值变量越来越多，权重也越来越大，体现了人的主体性的增强，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同时，全球化的进程也将越来越多不同的文明和价值观纳入其中，文明之间、不同价值观之间冲突导致的相互歧视、排挤、对抗甚至动乱、战争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面对这些挑战，人们更应该理解和接受多元价值并行不悖、博弈共存的理念，谋求人类共同的福祉。
　　00四、价值冲突
　　（一）价值冲突的内涵和实质
　　“价值冲突”从表面上看是两种或几种异质的价值的相互排斥、相互否定，但作为实践中主客体的一种关系，关系形态的价值本身是不会彼此冲突的，因为世界的普遍联系性，主体在与某一客体发生价值关系的同时，不可能不与其他客体发生关系。冲突产生在人们的价值评判和价值选择的过程中。主体为什么选择这种价值而不选择那种价值，为什么肯定这种价值而否定那种价值，在于主体对不同价值关系的认识和权衡，不同的认识和判断之间就会有冲突，这种冲突因为价值的指导、规范作用，还可能延伸到行动领域。“价值冲突的实质就是价值观念的冲突，在价值观念冲突之外并不存在价值的冲突。”兰久富：《社会转型与价值冲突》，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所以，分析价值冲突，要从分析价值观入手，从分析价值观的差异入手。
　　价值观的差别、多样化是价值冲突的条件，并不等同于价值冲突本身。冲突是与统一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统一价值观的倾向和努力，也就不会有所谓的价值冲突。价值冲突可以分为精神上的和行动上的，精神上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互相看不惯，行动上的冲突主要是对同一目标事物的不同占有与处置。在一般情况下，冲突的结果取决于冲突各方物质的或精神的实力。
　　在人类历史上，价值冲突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传统社会中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道德领域中，如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理欲之争”，西方历史上的道德与幸福、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等等。这些价值冲突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其他领域，也不是社会的主流。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人依附于群体，个体的自我意识与独立精神受到压制，不可能有真正自主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因此也没有真正基于主体性的价值冲突，统治阶级的价值观统御着一切。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兴起以后，个人才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独立性，以个人利益为基础展开社会活动，价值的自主评价和选择才成为可能，价值冲突才能在更大的范围上表现出来。今天，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个体、群体、国家、民族卷入全球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一体化的浪潮中，世界性的文明初见端倪，众多文化主体间交流频繁，广泛价值冲突在各个层面展开，价值多元及其冲突成为了社会生活的常态。而在我国，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社会群体的分化重组，加之开放带来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价值冲突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事实。
　　（二）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冲突的一般原因
　　当前中国社会价值冲突的日益加剧，有着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1?利益格局的变化
　　价值冲突的本质就是不同主体间利益的冲突，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利益格局的调整是今天中国社会价值冲突广泛存在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的建立，彻底打破了原有计划经济下集中统一的经济活动?利益分配格局，建立了以市场为基础，通过竞争，经由交换，按照效率原则，遵循价值规律，辅以国家再分配的利益分配机制。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基础上，社会管理体制、文化体制等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财富在全社会领域扩散，又在社会范围的博弈中按照一定的新规则重新凝聚，新的利益群体、利益格局逐渐明朗，并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产生影响。这种新旧体制的交替，利益结构的重组，使不同个人、不同群体、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利益冲突表面化、尖锐化、全面化，这一切反映到人们的观念领域，就形成了激烈的价值观的冲突。
　　2?价值主体的多元化
　　价值主体的多元化是“价值多元”的表现，但我们知道，“价值多元”并不一定导致“价值冲突”，而之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价值冲突，而不是多元价值的并行不悖，主要是价值主体在追求各自利益中的竞争和冲突造成的。市场活动的基础是竞争，竞争就意味着你争我夺，必然会导致利益的冲突。不同的人对谁该获利，该获多少利，该如何获利的不同理解，既是为自身争取利益的手段，也是为自身利益辩护的理由。不同的人因为利益的不同而逐渐分化成不同的群体，个人价值观上升为群体价值观，个人间的价值冲突也演变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冲突。
　　3?价值客体的匮乏
　　即便是主体价值取向和选择多种多样，但如果有足够多的价值客体能够满足各个主体的不同需要，价值冲突也不会发生。所以，价值客体的匮乏也是引起价值冲突的重要原因。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上有价值，特别是高价值的对象总是相对稀少的。财富、权力、声望这些都可算是稀缺资源，对这些稀缺资源的争夺加剧了已经存在的竞争，导致了广泛而深刻的价值冲突。就算是物质资源相对丰富的今天，还有一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以下，而且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日趋悬殊。比起物质资源的有限，精神资源更为匮乏，许多人坐拥大量财富，却感到精神空虚，也加剧了人们之间的价值冲突。
　　另外，传统价值观和外来价值观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传统价值观虽然失去了主导地位，但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沉淀，将长期地对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发生影响。随着外国资金、技术、人员的流入，外来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蜂拥而来，并为相当一部分人所接受，某些外来价值观与我们的传统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迥异，彼此之间的价值冲突也不断加剧。
　　（三）价值冲突的功能
　　价值冲突常常给人一种负面的印象，因为冲突总是意味着一定的破坏性，特别是传统价值观或者社会主流价值观受到挑战的时候。价值冲突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冲突，有可能动摇人们内心的根本的信仰，造成认识的混乱。社会上各种价值观的竞争、对抗、冲突，也会使得社会道德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导致人们行为的失范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但也要看到，价值冲突往往是在社会的重大转型时期出现的，意味着旧的社会结构次序的解体和新的社会结构次序的建立，这其中充满了复杂的矛盾斗争。价值冲突就是这些矛盾在价值层面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破除落后的、陈旧的价值观，树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价值观，为社会和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精神支持和内在动力。价值冲突从内部的观念层次向外部的行为转化，在社会舆论和行动层面表达出来，各种价值观在博弈互动中，相互影响，交流融合，有利于新的价值秩序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在群体之间发生价值冲突时，与外部群体的冲突可以有助于维护和强化群体内部的价值整合，这样有助于群体的团结，如果是群体内部的价值冲突，则可能导致群体的分裂和新群体的形成。总之，价值冲突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在多元开放的今天，更是有着各种发展的可能。所以，必须对价值冲突有明确的认识，适当的调控，发挥其积极的功能，抑制其消极的功能。
　　第二节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多元化过程
　　人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当代中国社会”一般指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这一时期的社会变迁的主题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将中国的社会实践的主要领域从政治领域转变到经济领域，实现了经济的大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开放打破了封闭落后的状况，面向世界，积极地参与到世界市场的互动和竞争中去，使中国社会逐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同时这也是一个思想解放、价值观逐渐多元化的过程。各种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建构、解构、离析，或又重新组合，从一元走向多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社会价值体系也日趋复杂化，多元状态初见端倪。
　　一、价值多元与社会变迁的一般关系
　　价值多元是社会实践不断深入、拓展，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复杂化的结果。特别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价值多元化尤其明显，是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之一。从一元走向多元的过程，实际上是权威的一元价值观逐步受到质疑、挑战甚至分崩离析的过程。多种异质的价值观在原有的一元价值观内部或外部生长、发展起来，为了确立自身的合法性，而与一元价值观争夺权威性和信众的斗争，也是原有的主导阶层和群体?外的阶层和群体为了维护和争取自身利益的表达。
　　（一）近代以来西方价值多元化过程
　　在西方，价值多元与社会现代化是同步的，甚至略早于现代化的进程。始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在中世纪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基督教价值观内部产生了不同的声音。由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发起和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倡导通过对《圣经》的自主阅读和理解，实现信仰的提升，摆脱了教会对人们的思想的绝对控制，削弱了神职人员在道德上的绝对权威，强调人在现世的责任和奋斗，将幸福的天国由来世转到今生，摆脱了传统基督教的宿命论的束缚，大大解放了人的能动性。当然，这场改革并没有否定上帝的权威，上帝仍然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所在。17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承接更早的文艺复兴，弘扬理性和科学，对传统宗教和封建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启蒙运动使人们深刻地意识到人性自身力量的伟大，将道德价值的权威从神的手中夺回到人的手中，人们日益相信人的命运应该也必须由人自己来主宰。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时期虽然不能说出现了“价值多元”，而主要是两种新旧价值观的对抗，但它也让我们了解到新的价值观产生和发展的机制，并且为以后的价值多元打下基础。
　　随着资本主义逐步取代封建主义，自由、平等、理性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在西方逐步取得了主导地位，并随着殖民活动向外扩张。资产阶级价值观以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为基础，赋予个体相当的自决能力，必然会导致价值观上的自我选择和批判，新的价值观在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内部产生，如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等，这些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某种新的变种。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矛盾，与资产阶级价值观对立的价值观――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也发展起来。殖民扩张不仅把西方的商品、科技，而且也把西方的价值观带到了世界各地。世界范围的价值冲突在文明这一最高的层次上开始出现。但是由于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的实力处于绝对的优势，帝国主义强国几乎支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弱势文明和价值观还没有还手之力，这一时期，虽然有多种价值观的存在，但并没有出现价值观多元共存、并行不悖的局面，西方的价值观处于支配地位，打压、排挤甚至消灭其他的价值观。
　　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资本主义矛盾总爆发的结果，也是西方列强与受压迫民族和人民的矛盾总爆发的结果，它大大削弱了帝国主义强国的实力，导致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改变了东西方各个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也改变了各种价值观的地位关系。亚非拉广大的原殖民地获得民族解放，产生了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它们抛弃强加在它们身上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在重新审视、批判和吸收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注重弘扬自身的民族文化和意识，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分庭抗礼，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给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以极大的冲击。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内部，经济的危机带来了价值的危机，以青年大学生、妇女、少数族群、移民、激进知识分子等边缘群体为主体代表的异质价值观对传统主流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发起反抗。世界范围的“价值多元”状态初步形成。人们积极地探讨各种文明、价值观之间的对话、交流和互动，促进不同文明、价值观的理解和共存共荣，并且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些对话、互动的基本原则和机制。
　　（二）近现代中国价值观的演变
　　1?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中国近代以来的价值观的现代化，从一元走向多元，主要是一个外发型的过程。19世纪中期，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封建中国不幸卷入了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狂潮，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随着资本主义商品、资本和军事力量的涌入，西方的科技知识、思想哲学、价值观念也接踵而来，对本土盘亘千年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以极大的，甚至可以说毁灭性的打击。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为代表，中国人民开始“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寻求知识和真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环境中进行艰苦的探索。这种探索首先是从器物方面的改革开始的，即洋务运动，然后到制度改革，即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其中始终伴随着中西文化价值观的激烈碰撞，新的价值观在激荡中不断产生，如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改良派的维新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受苏俄影响的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等等，最后演变为一场思想和价值观上的革命，即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虽然可说思想流派纷呈，价值观念多元，但真正能够引导中国革命发展的并不多，经过斗争的洗礼，最终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民族的解放，建立了新中国，也确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观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其他的价值观多如昙花一现，迅速销声匿迹了。
　　2?改革开放以前新中国的价值观变迁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又迅速地从多元转变到了一元。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取得的伟大胜利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立，使得社会主义价值观获得了巨大的吸引力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从1953年起，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规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稳步开展。到1956年，我国形成了“三大改造”高潮，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是生产关系的调整，也是一次思想观念的大洗礼，剥削思想以及各种腐朽落后的思想随着剥削阶级的被消灭而一同消失，社会主义价值观广泛地建立起来，并逐步得到强化。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强化的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义建设还处于探索之中，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本身还不完善，实践中和思想上都出现了一些偏差，如绝对的平均主义、领袖的个人崇拜等等，同时这种强化也排斥了一些异质的合理的或先进的思想，如马寅初的人口思想就受到了批判，大多数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更是被斥为资产阶级思想而遭到批判和禁止。同时由于与西方的对抗和后来与苏联的交恶，中国社会逐渐变得比较封闭，社会价值观也逐渐走向偏激。这种趋势的最终后果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文革”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思想泛滥所造成的一场灾难。在“文革”中，社会主义价值观被片面地理解为领袖的言论和机械的教条，要求人们绝对服从。政治意识观念上的绝对同一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只要稍微表现出一点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划为异端，以敌我斗争的方式对待价值上的冲突。政治的狂热取代了道德的理智，日常生活道德价值遭到极大的扭曲和破坏。
　　但这一时期思想道德建设的成绩也是不容否定的。最主要的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从此共产主义理想、人民当家做主的观念、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甚至于精神的支柱。在许多人，特别是老一辈人的心目中，“毛泽东时代”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黄金时代，这种社会心理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影响力。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导地位的确立，为改革开放以后的价值多元化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今天的中国的价值多元状况是在社会主义价值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价值多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多元，与西方社会的价值多元有着根本的区别。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在认识价值多元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时应该注意几点：
　　（1）价值多元是一个从一元逐步演变为多元的过程，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一元价值观在种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走向解体，各种新的价值观得以生长或涌入，从而形成一种多元价值观并存博弈的局面；
　　（2）多元价值观博弈互动的结果取决于代表不同价值观的实体集团的物质和精神实力，只有在各种价值观背后的集团的实力大体相当的时候，价值多元的局面才可能出现；
　　（3）价值观的博弈不同于经济博弈，并不以效益的最大化为目标，由于各种价值观均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所以多元共存、并行不悖、共同繁荣是最理想的选择，这就需要对价值观的多元博弈做出一些原则性规定；
　　（4）中国近代以来的价值多元化是一个外生后发的类型，决定了其中必然有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先进与落后价值观的激烈的交锋，价值多元博弈的状态更多地表现为价值冲突；
　　（5）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价值观迅速统一到社会主义价值观上，恢复了一元的状态，但并没有完全隔断历史，也没有完全阻隔外界影响，并且为20世纪末期开始的新的多元化过程埋下伏笔。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与价值多元化
　　改革开放无疑是20世纪后期中国社会发生和经历的最大的变革，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新选择和确定。它将社会实践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通过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因素，提高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通过开放，打破封闭落后的自循环状态，引进外部的变革因素，内外结合，促进中国社会融入世界先进文明；以经济领域的改革为先导，加强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改革，促进社会全面和谐的发展。改革开放导致巨大社会变革，对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也产生极大的冲击，新的时代需要对其做出新的价值判断，新的生活方式需要有新的价值观念来引导，这样原有的价值体系开始解体，而各种新的价值生长或涌入进来，各种价值观之间相互碰撞、冲突、融合。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观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在实践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完善，显示出极大的生命力，继续发挥着主导作用，成为新时期社会价值认同的基础。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的中国社会初步形成了以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多种价值共存的价值局面，新的以价值和谐共生为特征的价值观念体系和以价值博弈共进为特征的价值实践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分阶段加以论述。本书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分为三个时期，即：“文革”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以来，每个时期大致10年左右。这样划分一是因为人们习惯以10年为一个周期，二是学界现在已经普遍认同20世纪90年代之前和之后是改革开放的两个不同的时期，改革发?了重大变化，三是自“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提出和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台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和价值实践出现新的动向，预示着一个新的时期的到来。
　　（一）“文革”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和价值变迁
　　这一时期社会变迁的总体趋势是，在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以及反思“文革”浩劫的教训的基础上，将社会实践的重心从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1976年“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极左思想并没有完全消除，表现就是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提出，继续坚持教条主义路线方针。对此，邓小平在日给党中央的信中指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前进。日，中央党校内刊《理论动态》首先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从理论上对“两个凡是”作了根本否定。随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重要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推动了拨乱反正工作的顺利进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对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改革的任务。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逐步展开。改革最初从农村地区发起，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这种做法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突破了“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和旧观念。随着承包制的推行，个人付出与收入挂钩，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大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加上鼓励农民从事多种经营，农民的收入因而提升，部分的农户更跃升为万元户，农村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与此同时，在城市里，开始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的改革。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政府同企业关系问题，使企业成为具有内在动力的经济单位，政府开始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开“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先河。剧锦文：《中国经济路径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40―242页。 随后进行的还有税收制度的改革、价格体制的改革等等。但是，这些并没有动摇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这样就形成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套体系，如价格的“双轨制”。各种改革大多在“体制外”进行，或者在“体制内”的局部进行试点，所以这一时期，体制内外改革的进度、变迁的快慢是不均衡的。这样也使得“体制内外”的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产生很大的差异。体制内结构稳定，变化少，价值趋于保守，而在体制之外，由于资源的扩散，社会的边缘地区和边缘群体获利，迅速兴盛起来。农民和农村地区，城市个体和私营经济，都充满活力。这些“体制外”群体是改革最初的先行者，也是改革最早的受益者，他们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生存境遇，富于创造力，对改革持积极的态度，但由于他们的人数不多，力量比较薄弱，相对“体制内”的巨大资源，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还很少，而且其政治地位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得到明确的肯定，所以在社会上受到一定的歧视。当年，“万元户”、“暴发户”、“大款”都带有很强的贬义。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国家干部、国有和集体单位的职工、城市居民仍然是令人羡慕的。这种情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而发生变化，“体制外”集聚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活力，而“体制内”群体社会状况的改善程度不及“体制外”群体，加之“官倒”等腐败现象，导致了一些人的不满，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引起了价值的冲突。80年代中后期，中国进入了一个价值裂变、冲突、分化的时期。
　　而加剧这种裂变分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对外开放的影响。对外开放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人们在对比中，与其说是发现了西方社会的发达，还不如说是深刻领会到了中国的贫穷和落后。许多人向往西方的生活方式，选择出走，于是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出国潮”。在巨大的物质落差面前，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在发达的物质成就的承托下也显得先进起来，同时又由于“文革”后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资源上的极度匮乏，西方的思想价值观被不加分辨地大量引进来，一时间龙蛇混杂、泥沙俱下，更加剧了国内价值观上的混乱和冲突。
　　（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社会和价值变迁
　　这一时期社会变迁的总体趋势是，承接80年代的改革实践的势头，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从计划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面对改革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一系列困难和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徘徊、迷茫和反思的时期。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就是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大讨论。由于“双轨制”的长期存在，计划和市场两种不同经济手段相互碰撞，矛盾变得尖锐起来。关于市场经济到底是不是、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部分，应该选择计划还是选择市场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迫切需要得到解答。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坚持改革还是走回头路的问题，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和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在这个关键的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实地考察了南方数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讲话，“对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中一系列的理论难题和实践中的难题作了科学的阐释，突破了当时思想上的一些禁锢，描绘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剧锦文：《中国经济路径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79页。 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一是提出了判断改革与社会发展成功与否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改革的成绩，坚持改革的方向；二是提出大力发展经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的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强调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三个有利于”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实践中一切价值取向的最高标准和最高目标，“发展是关键”也成为社会核心的价值取向。这些思想解答了当时人们思想价值观上的一系列困惑，澄清了价值标准上的混乱，对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变迁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会议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核心，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探索总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明确提出了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具体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以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和途径。这个文件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基本的框架，拉开了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标志着中国从两种经济体制并存的格局开始走向单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90年代的中国经济获得了高速的发展，并一度出现过热的情况。
　　邓小平南巡和十四大前后，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一系列改革措施先后出台。如企业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按照市场原则改造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使企业真正变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活动的主体；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打破长期实行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提高职工的积极性，部分职工因为企业改革改制或者破产而下岗；进行城市住房、医疗、退休等制度改革，开始建立新的社会化的保障机制；肯定和鼓励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在所有制改革上取得一系列突破，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强调“两手抓”，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十五大及其之后又提出依法治国，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改革逐步深入到政治领域。
　　总的说来，20世纪90年代，中国在政治稳定的同时经济也获得快速发展，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这是不同于80年代的显著特征，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如果说80年代还只有部分先行者下海弄潮的话，那么90年代，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卷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市场经济首先肯定了个人的价值，使个人从对集体的依附中独立出来，成为市场活动和社会实践的主体，激发了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市场经济重视实际，讲求实效，追求实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里少了坐而论道的“形而上”的东西，多了实在的“形而下”的内容，经济利益成为核心利益和价值评判的主要标准，价值思考从宏观转向微观，强调在具体的生活中获得幸福和实现人生的价值；再次，竞争、效率、创新、诚信、公平等一系列具体的价值观念在市场活动中得到强化，融入到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中，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然，由于市场经济本身一定程度的无序化，也造成了人们价值上的一些混乱，如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等等，许多人缺乏理想和信念，精神空虚，追求享乐，趣味低俗。
　　再则，从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逐步从80年代的资源扩散走向资源的重新集聚，这种趋势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首先是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来越大。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特别是农村和小城镇，出现明显的凋敝。再次是基层被掏空，财力越来越集中到县级以上政府手中。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9―63页。 这些影响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弱势群体的出现和扩大。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以及他们与强势群体的利益矛盾和价值矛盾随之越来越突出，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因而备受关注。这时，如何协调各个群体、各个阶层的利益，在多元的基础上构筑统一和谐的价值观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三）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和价值实践的新动向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总体趋势是，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速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和世界主流文明；协调各阶层、各地区、各领域的利益关系，重建社会公平和正义；强调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一个封闭停滞、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稳步提升，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显著的改善。但改革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积累，到了21世纪初终于爆发出来，使改革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困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名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1978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28，1988年为0?382，1997年增加到0?4577，郭彦森：《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是否超出合理范围》，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2006年，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主持的一项研究测算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达到0?46，楼继伟：《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载《政策》2006年第9期。 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中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由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变成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变化之大，令人惊异。
　　第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和富裕起来，与中西部差距逐步拉大，一些老工业地区由于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发展滞后，因此，才有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政策方针的出台，而“城乡二元社会”及其差距由来已久，在21世纪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更是面临诸多难题。
　　第三，公共服务改革进展缓慢，举步维艰。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医疗、住房、教育等公共服务进行改革，但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出现了重大的偏差。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表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三大“药方”治医改病症》，载《中国青年报》日第3版。 教育方面，高校收费、扩招，教育“产业化”等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教育不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住房制度改革后，城市商品房价格更是一路飞涨。“医疗、住房、教育”被人们戏称为“新三座大山”，引起人们普遍的不满。
　　第四，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着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加之外部竞争的加剧，内需不足，经济发展面临重大挑战，失业问题也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引发了新一轮的对改革的反思与辩论。这次的讨论肇始于2004年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质疑，众多学者和民众再一次对应不应该改革，应该如何改革展开激烈的争论。如同上世纪90年代初的那场争论一样，参与者也分为对立的两派，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评价具体的改革政策措施和改革的成效上意见相左，但是双方对改革本身都是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认为改革这一基本方向是对的，必须继续坚持改革。社会学家孙立平概括这次讨论的特点时认为，这次改革不同于前两次讨论的地方在于在我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社会各群体阶层利益分化显著，利益矛盾和冲突已经相当普遍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讨论的基础是利益关系，而非意识形态，讨论的目的是反思多年来改革的成败得失，以反思来促进、深化改革，而新阶段改革的目标已经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转向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他将判断这种“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指标概括为三点：“第一点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它的标志是市场经济体制是否相对完善，相对完善的是好市场，不完善的是坏市场。第二点从法治的角度来说，标志是法制是否健全，法制基本健全的是好的市场，否则是坏的市场。第三点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标志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是否建立，建立了这样一种利益均衡的机制是一个好的市场，建立不起这样的利益均衡机制是一个坏的市场。”孙立平：《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版。
　　面对新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它的基本内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随后又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理念，作为新时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这改变了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重视自然、社会与人的和谐统一，再度强调了人是一切价值的基础和归宿。“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价值的核心，对中国社会价值发展起着积极的引导作用。如前所述，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普遍的价值矛盾和价值冲突时代，我们是应该选择扩大对抗、加深分歧还是选择共同发展、走向和谐，“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三、道德价值观的变迁与冲突
　　价值观中涉及对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及调整这些关系的原则和规范进行评价的部分，具有伦理道德意义，被称之为道德价值观。道德价值观在伦理传统浓厚的中国文明中一直被视为社会价值观的核心，而三十年来物质取向的改革对这种核心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逐步确立了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市场经济“重利”为主的价值观与传统中国“重义”为主的价值观发生着激烈的竞争和冲突，人们的道德价值观随之也处于不断的矛盾、解构、分化、重组之中。下面将依据一些调查数据和结论，具体分析这一时期我国道德价值观的变迁。
　　（一）对社会道德总体状况的评价
　　人们对一定时期社会道德总体状况的评价，反映人们对这一时期道德生活的满意程度，也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道德生态的优劣。这种评价一般比较直观，但却是一种长期生活经验的积累，一种切身的感受，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代表性。除了直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调查中也常常表现在对社会风气的评价上。调查普遍显示，多数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道德总体水平不如以前，有下降的趋势。
　　90年代西南交通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在您看来，随着这些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道德水平总体上来说如何”这一问题，认为“有所下降”和“大大下降了”的人占38?9%，比持“有所提高”和“大大提高了”态度的人的比例高出23?8个百分点。数据来自西南交通大学课题组《关于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道德变化趋势的实证研究》，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该课题组在年进行了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8000余个样本)，转引自骆玲：《社会转型期我国道德价值变迁分析》，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所做的《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生活变化》的调查显示，“总的来说，被访者对社会风气的评价比较低”，其中61?7%的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风气“越来越坏”，认为“越来越好”的人仅有8?3%，另外，有66?7%的人表示“毛泽东时代虽然贫穷，但令人十分怀念”。数据来自2000年5月所做的《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生活变化》调查，为郑杭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大项目――《邓小平关于发展的理论和体制转换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现状、变迁及发展趋势》的组成部分。这次调查覆盖了吉林、长春、天津、西安、郑州等10个城市，回收的有效问卷数为4734份。参见郭星华：《中国城市居民道德价值观念的变迁》，载《江海学刊》2001年第3期。 两个调查相比较，人们对社会总体道德状况的评价明显下降。但在2003年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李萍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在“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道德水平越来越下降了，您同意这种说法吗”问题上，表示“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的人占到43%，表示“比较不同意”和“不同意”的人有41?7%，表明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调查进一步指出，月均收入在101至200元间的低收入者、26至35岁的年轻人、学历较低的人、打工者、个体户等群体不太认同这种判断，而月收入在801至1200元间的较高收入者、56岁以上的老年人、初中以上学历者、农民等倾向于赞同这种判断。李萍：《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状况分析》，载《理论学刊》2004年第7期。 说明这种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群体或阶层的分化引起的。
　　论及道德水平下降的原因，李萍的调查显示，人们认为主要的原因是“经济生活变动的冲击”（49?43%），其次是“制度不健全”（17?12%）和“人们普遍不重视个人修养”（14?12%）。这说明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对人们的价值观的影响是巨大的。市场经济在极大的破坏了原有的传统道德价值观体系的同时，符合市场经济法则的道德价值观体系却并没有及时建立起来，一时间中国社会处于一种道德无序的状态下，令人无所适从，给人们的道德认识和道德生活带来极大的混乱。许多人认为以前虽然物质生活上很贫穷，但精神生活较为单纯而稳定，比起现在市场经济下的尔虞我诈、追名逐利、自相矛盾强多了。但由于利益的分化或者不同的境遇，不同人有着不同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在改革中收益越多的人就对道德状况评价越高，这可能与制度的不健全有关，因为这些人虽然是制度改革的受益者，但也是卷入制度改革最深的人――他们不仅是受制度改革影响的人，而且还有可能是制度改革的策划者、执行者、监督者，他们更了解制度设计、施行、检验中的弊端。
　　（二）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相互关系调适
　　既然道德是人与人互动的基本原则和规范，那么个人在互动中对自我的定位，对他人的评价，对自己与集体、社会关系的认识就成为道德价值观最基础的内容。
　　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大大促进了社会成员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个人价值观中的自我取向不断强化，重视自我设计、自我实现，力求把握自己的命运，通过自我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在思想活跃的青年中表现的尤其明显。年实施的一项有关北京市大学生人生观的大型调查显示，被调查者对人生“自我设计”的态度，持“赞成”意见的占79?4% ，“不感兴趣”的占11?7%，认为“提法不妥”的占5?4%，表示“反对”的仅占2?3%。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表的《中国青少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1996）》中，在“您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一问上，被调查者回答“实现自我价值”的为77?5%，列第一位，回答“无私奉献”列第二位，仅为10?7%。苏颂兴：《从传统向自我向他人价值导向的转变――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的演变》，载《当代青年研究》1998年第4期。 重视自我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的价值观渐渐脱离理想主义的窠臼，多了些实利和世俗的色彩，有利于个性的解放和价值的多元化发展，但也存在导向极端的“个人主义”或“享乐主义”的可能。
　　面对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西南交大的调查显示，有59?2%的人赞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种态度，认为人与人之间更多的应该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61?4%）。骆玲：《社会转型期我国道德价值变迁分析》，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而在李萍的调查中，赞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态度的人占37?5%，另有37?0%的人赞同“利己不损人”，同时认为“人与人是互助的”有48?8%，另有18?7%的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利用”，17?1%的人认为“人情淡漠，各人顾各人”。李萍：《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状况分析》，载《理论学刊》2004年第7期。 这体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越来越重视个人利益，但也愿意在保证自己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公平的交换来实现互惠互利。这在人们的友谊观上也可以反映出来。1988年对全国城镇青年调查的资料表明，青年人最认可的朋友类型有三种：一是“能互相帮助的”，二是“品质高尚的”，三是“有共同兴趣的”（选择的比例分别为38?12%，33?93%，21?63%）。苏颂兴：《从传统向自我向他人价值导向的转变――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的演变》，载《当代青年研究》1998年第4期。 西南交大的调查也显示，在确认“哪些品质对建立新时期理想的人际关系较为重要”这个问题时，“彼此尊重”（55?8%的推荐率）、“平等互利”（48?6%）、“相互信任”（46?6%）列前三位。骆玲：《社会转型期我国道德价值变迁分析》，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以前，处理个人与集体、社会的关系，孰先孰后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意义，因而实践中很容易出现压制个人和个人利益的倾向，但是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西南交大的调查里，在回答“当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您个人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您是如何处理这种关系的”，有45?1%的人表示“权衡利弊，协调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29?1%的人表示“以国家、集体利益为重，毫不犹豫地放弃个人利益”；11?5%的人表示“无可奈何地服从国家、集体利益，放弃个人利益”；只有7?2%的人表示“表面上服从国家、集体利益，暗地里追求个人利益”；4?6%的人则表示“理直气壮地追求个人利益”。同上。在李萍的调查中，当问及“如果您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您认为应该怎么办”，52?7%的人选择“先考虑集体的利益，再考虑个人的利益”，17?1%的人选择“先考虑个人的利益，再考虑集体的利益”，16?6%的人选择“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益”，而选择“不管怎样，只考虑个人的利益”的人仅有2?4%，另有10?9%的人选择“说不清”。在表达对“个人利益应该优先于社会利益”这一观点的看法时，选择“比较反对”和“非常反对”的人共计54?9%，选择“比较同意”和“非常同意”的人共计19?0%，另有25?8%的人持“中立”态度，分歧较大。李萍：《当前中国社会道德状况分析》，载《理论学刊》2004年第7期。 这表明，尽管在观念上多数人都同意集体、社会利益的优先性，但在实践中人们已经开始重视并积极追求个人的价值和利益，更愿意在“权衡利弊”的前提下协调个人与集体、社会的利益关系。
　　(三)市场经济中的义利观、竞争观和职业观
　　中国传统文化在“义利”问题上一直主张抑制利欲的放纵，以求社会的稳定，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就是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鼓励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西南交大的调查发现，改革开放前后，人们的金钱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赞同“钱为身外之物，勿需过分追求”的人的比例，改革前为44?1%，改革后猛降到17?9%，而同意“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钱好办事”的人，却从改革前的14?1%上升到31?6%，同意“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的人也由改革前的41?7%增至改革后50?6%。骆玲：《社会转型期我国道德价值变迁分析》，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2000年间一项?北京高校大学生的调查也显示，对于“只要不犯法，惟利是图就没什么不好”的说法，虽然有近半数（49?2%）的人表示不同意，但有超过三分之一（34?9%）的人同意该说法，其余15?9%的表示“无所谓”。本次问卷调查始于2000年4月，调查的对象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在校大学生，有效样本552个。参见郭星华：《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的变迁――一项北京高校大学生问卷调查引发的思考》，载《学术界》2000年第5期。 同时，“义利观”的变化也表现在人们对理想和物质追求的总体倾向的变化上，根据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十年来中国青年价值观取向的演变”课题组的调查，有超过3/4的青年对“理想的追求高于金钱”的说法持赞同态度，其中45?92%的人持“赞成”态度，“有点赞成”的占30?05 %，持“反对”态度的仅占6?38%，15?0%的青年“不太赞成”。1990年对这一说法再度调查，发现赞同的比例下降（仍高达63?82%），反对的比例上升了一倍。苏颂兴：《从传统向自我向他人价值导向的转变――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的演变》，载《当代青年研究》1998年第4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要求人们具有独立进取、勇于竞争的主体意识和现代人格。西南交大的调查发现，在对“哪些道德观念更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的多项选择中，“自信自强、竞争进取”被调查对象排在首位（推荐率为65?7%）。有83?2%的人赞成“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应讲平等竞争，优胜劣汰”这一观点，73?8%的人赞同“自己的命运自己主宰”。对竞争意识与不同的年龄、文化程度、社区类型做交互分析发现，文化程度愈高者其竞争意识愈强，城市居民较之农村居民具有更强的竞争意识，年龄愈小者其主动进取精神愈强。这说明竞争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后迅速地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成为一项指导人们行动的重要法则。同时，又有38?0%的人认为“打破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后容易造成贫富两极分化”，45?6%的人则认为“改革使老实人吃亏”，这进一步说明一部分人在社会竞争真的落到他们头上的时候，又出现了担忧和失落感。这种矛盾的心理，实际上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的内心价值冲突体现。骆玲：《社会转型期我国道德价值变迁分析》，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在职业观上，能够比较容易地、迅速地获得实际利益的职业受到人们的青睐，这样的职业声望高，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在2000年时对北京大学生所做的调查中，“电脑专家”、“高级工程师”、“主治大夫”这些工作条件优越、收入高、待遇好又具有很好发展前景的职业位列大学生最尊敬的专家职业的前三位。郭星华：《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的变迁――一项北京高校大学生问卷调查引发的思考》，载《学术界》2000年第5期。 在择业时首先考虑或最注重的因素一项上，在西南交大的调查中，依次排序为“符合兴趣、发挥特长”（40%）、“工作稳定有保障”（25?5%）、“有较优厚的收入”（15?8%）、“工作富于挑战性”（13?4%）。但到了2006年，据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当时的一次调查显示，有52?7%的被调查者注重职业发展前景，23?0%的注重薪资，此外个人兴趣5?4%，工作环境5?4%，积累工作经验5?4%，交通便利4?0%，工作稳定2?7%，专业对口1?4%，施展个人才能和人才培训为零。《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期望薪资偏高》，载《中国信息报》日第6版。 虽然大学生的选择和意向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职业观，但从中也明显可以看出物质利益对职业选择的影响是越来越重要。
　　（四）婚姻、家庭观念的演变
　　婚姻是组成家庭的前提，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一个社会成员最初都是在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家庭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毋庸置疑、不可替代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的变革波及家庭，使得家庭的结构、功能和内外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必然影响到家庭成员的价值观以及对婚姻、家庭的价值认识和判断。
　　在择偶观上，从传统的“媒妁之言”到“自由恋爱”，从注重家庭条件到注重本人条件。在西南交大的调查中，76?1%的人是自由恋爱结婚的，而由“朋友或单位同事介绍结合的”、“父母做主的”、“通过媒人介绍的”或“由组织安排的”只占19?5% ，只有1?4%的人是“通过征婚广告”求婚的。在选择终身伴侣时首先考虑的因素是“人品好、可靠”（33?7%），“有感情、爱情”（25?3%）、“有才能、本事”（18?9%），其他如“受过高等教育”、“有较好的家庭背景”、“经济条件好”、“当官掌权”、“外表漂亮”等只占23%。可见，择偶因素中“爱情、品德、才能”胜过“外貌、金钱、权力、门第观念”的选择。骆玲：《社会转型期我国道德价值变迁分析》，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1期。
　　在子女观上，很多人（41?9%）反对“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这种陈旧的封建思想观念，有73?3%的人同意“做父母的在儿女未成年时应多多管教他们，在儿女成人以后就应让儿女自己去决定他们自己的事情”；而63?1%的人在处理赡养老人的尽责方式上赞同“应由父母自己决定”的观点，也有25?3%的人认为“父母应同儿女一起生活”以便得到赡养，这些均反映了处理自己与父母、儿女关系的一种平等、尊重他人的态度。同上。
　　在对待离婚的问题上，有67?8%的人认同“男女结婚自由、夫妻离婚也自由”的观点，同上。 突出了市场经济对婚姻家庭价值观的冲击――离婚率的上升，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既重视自身的权利和自由，也重视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不愿被不幸福的婚姻所束缚，这也可以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一切以爱情为尺度。但另一方面，也有婚姻、家庭责任感的逐渐淡薄之虞。
　　第三节价值多元的社会效应
　　价值多元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过程，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即价值多元对社会发展既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又可能存在消极的隐患。
　　一、价值多元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
　　（一）促进多元利益主体的形成和协调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社会的财富和资源极大地丰富起来，然而因为能力和社会地位的不同，人们对这些财富和资源的占有是不均衡的，不同人有着不同的利益可能与诉求，这是不同的价值观形成的社会现实基础。多样化的价值观的形成，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结构，促进社会群体的进一步分化。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将一定的人聚集在一起，逐步形成一个社会群体，多样化的价值观形成多样化的社会群体。新的群体既可能因为利益的分化在原有的群体内部形成，也可能由于利益的差别在原有群体的外部产生。总之，价值观的多元化是社会多元化的重要推动因素。
　　不同的利益群体形成过程中和基本定型后，都一直会伴随着对各自利益的表达和追求，表现之一就是各自价值主张的表达。容许其特定价值观的表达，是一个社会群体存在的合法性前提和保障。通过这种表达，不同群体之间可以进行交流和协调，实现价值观的整合和社会的团结。相反，压制这种表达，则可能加剧社会群体间的对抗和冲突，变成社会稳定的隐患。例如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农民工群体、下岗失业者群体等弱势群体，在他们的利益要求和价值观念没有充分表达出来的时候，常常不被视为一个群体而否认他们的存在，而只有当他们不同于强势群体的利益要求得到充分的表达，价值观念得到确认之后，他们的存在和由此带来的社会不公平问题才受到重视，才有解决的可能。
　　（二）展示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价值观反映了人类有意识的实践活动的目的性，表达了人类活动的理想和诉求，因此价值多元实质上是人类活动目的的多元化，展示了人和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首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只要这些目标本身是合理的，就有其存在的价值。例如对财富的分配和追求，不同人的目的是不同的，低收入者为的是改善生活，所以他们更强调基本利益的保障和财富分配的公平；中等收入者为的是提高社会质量，他们强调的是选择的多样性和消费的便捷性；而高收入者，他们的个人生活需求基本饱和，而倾向于将财富用于再生产，所以尤其重视财富的增值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其次，个人和社会在不同的维度和层面上的发展目标是有所不同的，但这些目标都各具合理性。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有生存、安全、交往、发展、自我实现等多种需要，这些需要虽然有层次之分，但都是应该得到适当满足的。同样，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目标虽然各不相同，但都不可偏废，应该协调发展。
　　再次，个人和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的发展目标也是各不相同的。简而言之，个人前半生多是努力奋斗，强调积累财富，而后半生多是享受生活，强调内在的满足。对中国社会来说，改革前和改革后的社会发展目标是明显不同的，前者强调政治，后者强调经济，即便是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目标也逐步发生着变化，以前的改革更重视效率，现在开始更加重视公平、公正。
　　应该说这些不同群体、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不同时期的目标和价值追求都是合理的，但它们并不一定能够同时并存，或者即使能够并存也很可能发生紧张和冲突。用自由主义学者伊赛亚?柏林的话说就是，世界上有着自由、平等、正义、秩序等诸种善或者说终极的道德价值，这些都是合理的，但是所有的善不能同时实现，彼此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不能以一种善来代替另一种善，只能努力实现它们相互平衡和协调。这里，最低限度的宽容，不管是否情愿，都是必不可少的。
　　（三）有利于社会精神文明的繁荣
　　价值观及其理论化的形式，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价值多元必然带来社会精神文明的丰富和繁荣。首先，不同群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他们积极地表达和宣传自身的价值观念和主张，从内容到形式都丰富了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其次，价值观作为最基本的思想意识导向，对学术、文艺、舆论传媒等其他精神文明形式的发展起到指导和规范作用，而价值观的多元化使得众多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多样化、多元化的趋势，正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再次，价值多元也激发了物质文明发?的内在动力，物质文明的发展对精神文明的繁荣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价值多元对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
　　价值多元对社会发展也存在消极影响的可能，简而言之，就是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分裂、冲突和对抗。
　　（一）造成利益主体的分歧和冲突
　　价值多元的一个现实后果就是造成人们社会行为的多样性和社会选择的不确定性，这种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虽然为新的社会群体和社会资源的形成提供了空间和可能，但是改变的主要还是原有的社会空间和资源结构。社会资源在新的社会结构内重新分配，必然牵动着相关的利益群体的神经。在缺乏统一标准的前提下，对于各自应该获得怎样的利益、获得多少利益，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又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动原则的，加上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对抗都难以避免。因此，在社会冲突，特别是利益冲突常态化的条件下，如何处理价值协调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多元价值目标的断裂
　　多元的价值选择带来的是多个价值目标的并存，这些目标可能分属不同的层次、维度和领域，难以同时实现。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个问题尤其明显。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生外发型的现代化，需要在几十年内完成西方先进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过程，于是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压缩性，或者说是一种快餐式的现代化。许多不同时期的发展目标要同时完成，例如在我们都还没有完全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同时，又要投身到信息化的潮流中；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远未完善的同时，又要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残酷竞争中；在个人主体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的同时，高度现代性的协作机制又必须建立起来。这些原本有先有后、相互矛盾的目标压缩在一个时期的实践中，不免会造成混乱甚或本末倒置，呈现一种无序性的断裂的局面。
　　（三）社会精神文明的空壳化
　　虽然价值多元化会带来社会精神文明的“繁荣”，但这种“繁荣”也有可能是形式上的。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也是一个价值浮躁的时代，多数新的价值观徒具表面形式，却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口号多于理念，形式大于内容，同质化严重，往往昙花一现，缺乏历史继承性和长期稳定性。而且许多看似不同的价值观其实都不过是物欲和享乐观念的变种，缺乏实质上的多元性。人们可以选择这种商品，也可以选择那种商品，可就是不能不选择商品，不能摆脱永不满足的物质欲望，相反社会却在不断地激发这种欲望，相对忽视对人们的精神世界的人文关怀。这也是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产品都极大丰富，种类繁多的同时，仍然会深刻地感受到精神空虚的原因。
　　三、新时期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
　　如今的中国社会，“价值多元”已经初具雏形，并在不断的深化过程中，这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究竟能不能说中国已经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事实上，人们对“价值多元”的认识还存在着许多误区。其一，盲目推崇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将价值多元等同于西方化，不加分辨地认同、吸收和践行西方的各种价值观，在价值实践和交流中丧失主体性和话语权。其二，偏执于个人利益，以个人利益的分化为动力推动价值多元，使得各种个人自由主义意识甚嚣尘上，缺乏必要的价值引导和整合机制。其三，一味满足于各种现实生活方式的合理化，缺乏对现实生活应有的反思和批判，使价值多元成为庸俗生活的辩护，拒绝崇高和理想的挡箭牌。这不是真正的“价值多元”，我们认为，“真正的价值多元背景下，应出现多种价值观的角逐和平衡，达到个人与社会、国家与世界、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等相互对立之价值之间动态的平衡”程红艳：《价值多元视角下的道德教育》，载《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 。
　　在价值多元化的同时，对社会主导价值观也是越来越强调。“所谓主导价值观是指在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反映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内在要求与趋势以及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又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的核心价值目标和价值导向。”庞卫国：《价值多元与主导价值观》，载《求索》2003年第1期。 主导价值观对一个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是社会成员之间团结、凝聚、整合的精神根源，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它能够以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和理想来引导个体价值观，将分散的个体意识和实践集中到整体性、根本性和长远性的社会发展趋势上来，促进社会的进步。主导价值观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个体价值观虽然有区别，但也有共同之处，特别是在一个文明体系内，一定时期内，个体价值观之间有很大的“交集”，而且这些“交集”多是根本性的，这就为共同价值观的生长提供了土壤。而且随着市场化、网络化、全球化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交流也更频繁、更直接、更快捷，不同的价值观在交流中也更容易发现共同点。
　　中国社会历来是非常重视和强调主导价值观的，历史各个时期的价值导向都很明确，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所以今天倡导主导价值观也是一种历史惯性的使然。翟学伟根据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与发?所走过的上古、古代、近代、现代和改革开放这大致的五个时期，初步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现实地分为：宗教意识取向、伦理取向、文化取向、政治取向及经济取向，并且认为由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一贯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所以中国社会结构基本上一直采取限制价值产生或更新的方式，导致了中国人在价值取向上更多地不是表现为选择，而是社会结构性的引导。翟学伟：《中国人的价值取向：类型、转型及其问题》，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4期。 我们进一步认为，这种社会结构对社会价值的强制约作用，更是导致了中国人意识中的对主导价值观的一种自觉不自觉地依赖，换言之，不论在任何时期任何状况下，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中国人都习惯于将主导价值观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参照标准，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就去树立一个标准，如果主导的标准受到削弱，那么就必须予以强化。这样在中国历史上，主导价值观的确立和强化，往往伴随着对次要价值观和个体价值观的钳压，导致社会价值状态的一元化。因此主导价值观在中国社会的地位更是突出和超然。建国以来，我们党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适时总结和发展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科学发展观”等，就是为了确立社会主导的价值取向和标准，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为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和整体的进步保驾护航。
　　一面是价值多元不可阻挡的趋势，另一面是对主导价值观的重新强调，新时期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必须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的观点是，未来的价值实践既要有一个明确的基本的价值向度做主导，又要在此基础上实现多元价值的整合，以此作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精神基础。价值多元并存和对主导价值的强调其实并不矛盾，二者也不是简单的“多元”和“一元”的关系。主导价值观并非“一元价值观”，在整个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但非独占的地位，多元价值观也不是混乱的、零散的、无序的“多元”，而是围绕着核心价值发展起来。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
　　（1）从主体上看，主导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是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的关系，二者绝非同一层面，二者所反映的利益也各有侧重。但主导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来自个体价值观的“重叠共识”，因此，一种合理的社会主导价值观既要尊重个人、群体的切身利益，又要考虑到社会整体的、根本上的长远的利益。
　　（2）从作用上看，主导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是一种引导与被引导的关系，而不是替代和被替代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主体的价值观的合理性的一面都应当获得承认，但这些个体价值观，从社会整体和长远的角度考虑各种价值观，不见得都尽合理，它们之间还存有冲突的可能，这就要求主导价值观要协调其关系，缓和其冲突，并引导到健康正确的方向，又切忌用主导价值观强行代替一切。
　　（3）从状态上看，主导价值观和多元价值观是一种“应然”与“实然”的关系。社会现实客观存在的多元价值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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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阅读《多元化背景下的德育课程建设》吧！作者：杜时忠
书籍简介：杜时忠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重大课题“价值多元化背景下学校道德教育改革与德育环境重建研究”的子课题――“价值多元化背景下的德育课程建设”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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