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海春绘新华社发　　今年一季度全国新增贷款规模超过3万亿元，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达116.88万亿元……看数字，流动性宽裕，实体经济不应“缺钱”。然而，目前仍有很多企业感到融资“既贵又难”。这一矛盾现象的背后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哪些因素阻塞了金融“血脉”？企业融资成本为何居高不下？　　本报记者近日带着这些问题前往江苏、浙江、山西三省的5座城市，详细调查、采访了40家银行机构和42家企业，倾听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1.问总量—　　信贷规模增，社会融资规模减，“表外转表内”影响资金面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人民币贷款新增3.79万亿元，同比多增2413亿元。对于这些数字，银行和企业有着自己的看法。　　新增贷款算不算多？　　农行南通分行副行长徐小飞认为，虽然今年一季度新增贷款规模创出历史次高，但这一数字不具备代表性。从银行的角度讲，往往会在上一年三四季度储备一批项目，并在一季度抓紧放款，早投放、早收益。之后贷款规模会逐步回归正常。　　浙江嘉兴禾城农商银行副行长杨宗伟表示，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新增贷款规模也在相应提高，不断创出新高或者次新高是常态。因此，一季度的信贷数据并不让人意外。　　从全国情况看，贷款在一季度集中释放后，确实有归于平稳的迹象。一季度，人民币贷款新增3.01万亿元，但4月份新增贷款仅为7747亿元，低于预期，也低于前三个月的平均水平。5月人民币贷款则增加8708亿元，略高于市场预期。　　仅看贷款够不够？　　在采访中，多位银行负责人表示，分析全社会的融资情况，不能仅仅看表内贷款，更要关注表外资金。　　社会融资规模包括表内融资，即新增人民币贷款、新增外币贷款;表外融资，即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未贴现票据等。近年来，随着表外融资规模不断扩大，表内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有所下降，而表外融资占比相应上升。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51.4%，为年度历史最低水平。　　对一些企业来说，也开始更多依赖于银行贷款之外的融资渠道。嘉兴城投集团财务部经理金云芬介绍，他们公司目前通过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融资租赁、信托产品等渠道的融资余额达50多亿元，已超过其银行贷款规模。　　社会融资规模为何下滑？　　资金紧不紧，社会融资规模更有说服力。央行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社会融资规模8.58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少5329亿元。　　据分析，社会融资规模之所以减少，与“表外转表内”的结构变化有关：以信贷为代表的融资占比上升，而表外融资则不断萎缩。然而，表内融资增长却一时弥补不了表外业务减少的缺口。　　嘉兴银行副行长章张海说，近两年来，各家银行相继开展了各类表外业务，且规模较大。今年企业普遍较谨慎，减少了大规模扩张，加之受监管因素影响，银行逐步收缩表外、同业业务，从而减少了社会融资规模。嘉兴银行今年以来的表外融资就下降了12亿元。　　总体看，加强信托监管、严防影子银行、规范同业业务的政策文件近来陆续出台，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非银行信贷融资受到遏制，规模大幅下降。数据显示，今年1—3月，仅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未贴现汇票三类融资，累计就比去年同期减少4638亿元。　　2.问结构—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企业抱怨贷不到款，银行感叹有钱贷不出　　在调研中，众多银行和企业集中反映，融资难融资贵更多体现的是结构问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当前信贷存在结构性紧张，不同企业间苦乐不均，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仍身处融资难且贵的困境。　　据了解，当前，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一方面企业的有效融资需求减少，另一方面银行的风险偏好下降，更加“惜贷”“慎贷”，部分企业获取信贷资金的难度在增加。　　不缺钱的企业不贷款，缺钱的企业贷不到款—　　在江苏、浙江，不少银行和企业坦言：现在企业普遍存在观望、等待情绪，越是经营状况好、不缺钱的企业越不敢投资，融资需求量少;而越是面临转型升级压力、资金链紧张的企业越需要信贷资金，而银行往往对这类企业避之不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章小平说：“现在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因此企业贷款需求下降，以我们为例，获得的银行总授信是30亿元，但目前只使用了不到7亿元。”　　而在煤炭资源大省的山西，受到煤焦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更为明显。工商银行山西分行提供的数据显示，受到市场因素和经济不景气影响，山西众多洗煤厂、钢贸公司等小企业，面临亏损和倒闭。仅工行山西分行的煤炭上下游、钢贸行业小企业客户贷款就分别比高点时减少31亿元、4.1亿元。　　“由于煤焦行业的不景气，部分企业出现信贷风险，今年总行已经收紧了我们的审批权限，信贷规模也缩减了。”建设银行山西分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安向明告诉记者。　　缺钱的是哪些企业?中信银行嘉兴分行副行长吴永明说，现在缺钱的企业，一是正经受转型阵痛困扰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二是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盲目低水平扩张的企业，产能上来后，突遇市场环境恶化，收入难以维持正常贷款周转;三是主业“空心化”的企业，前两年以主业为平台融资投向房地产和矿产，遇到市场波动，资金链很紧。　　银行风险偏好下降，纷纷追逐眼中的“优质客户”—　　“前几天去一家公司，到那儿发现已经有3家银行在场了。”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分行行长无奈地说，“银行现在找客户的压力也很大。不放贷是坐以待毙，放贷有风险，但毕竟还有赚钱可能。”　　银行基层分支机构大多抱怨，对将贷款投向何处感到茫然。比如在南通，纺织类和化工类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60%—70%，这些行业都是产能过剩行业，可以放心给贷款的企业就非常有限。　　银行之所以如此，也不难理解，其目前面临的风险显而易见。吴永明说，经济下行使得银行的信贷质量承压，发生行业性、区域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以嘉兴为例，以往过度融资、担保圈复杂、对外投资巨大的授信企业风险开始显现。　　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成为吸收信贷资源的“海绵”—　　企业抱怨贷不到款，银行感叹有钱贷不出。那么，新增的信贷资金都去哪了?调研中发现，银行资金又开始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回归。据江苏银监局调查，今年一季度江苏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新增1839亿元，同比多增300亿元。其中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行业贷款分别新增867亿元、691亿元。　　多家银行负责人坦言：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收益率高、风险小，对资金价格不敏感，依然是银行眼中的“香饽饽”。如常熟市保障房开发建设公司去年成立，作为国有独资公司主要从事城中村改造，已是银行较为关注的客户。目前已经获得银行8—10年的中长期授信26.5亿元，利率在基准利率水平下浮10%。　　3.问利率—　　银行的存款压力激增，负债成本上升，间接抬高了企业融资成本　　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存款不断分流，成为目前商业银行面临的新问题。　　一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分行副行长说，今年以来，受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影响，该行存款大幅下降，资金流出较多。以今年一季度为例，全行理财产品融资余额为9.6亿元，余额同比减少8亿元。而作为竞争对手的另一家大型商业银行分行，今年一季度全行存款较年初下降40亿元，同期理财产品发行余额仅增加了13亿元，27亿元存款也被其他领域和渠道分流。　　存款流失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今年1—3月累计新增一般性人民币存款4.6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少增1.46万亿元。在江苏，一季度人民币存款余额93210亿元，比年初增加7606亿元，同比少增1301亿元。　　“现在我们一半以上的精力放在拉存款上。”南通一家银行负责人说。银行吸存压力陡增，而存款利率上升带来银行负债成本上升，间接导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上涨。　　“去年5月，我们行新增存款达到50亿元，今年5月，只新增了25亿元，不少活期存款转为理财产品了，这些表外资金成本超过6%，资金成本必然上去了。”常熟一家银行行长说。　　在嘉兴，今年政府资金存款实行公开招标，最后中标银行开出的存款年利率为6.01%，按照存贷比75%的要求，25%的资金不能用于放贷，再加上其他成本，“这笔资金贷款利率没有10%，银行就根本赚不到钱。”一位银行行长感叹。　　“目前我国融资体制仍然主要是间接融资为主的情况，银行负债成本对企业融资成本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和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背景下，近年来银行存款增速明显放缓，银行要用理财产品发行等手段来吸收存款并投入较大的营销成本，推高了存款的实际成本。因此，虽然今年一季度流动性相对于去年下半年宽松，但存款成本依然较高，这必然会在信贷利率定价上反映出来，从而推高整个社会的间接融资成本。”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分析。　　贷款利率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连平列举了一组数据： 2013年全年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升了0.42个百分点;7月央行宣布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但随后利率下浮占比不但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事实上，大客户的最优惠贷款利率也就下浮10%左右，基本上没有给企业下浮30%的贷款。　　相比较而言，小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得更快。连平说，从实际情况来看，利率市场化对小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已经显现。目前银行对小企业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一般在30%—50%，最高的达到60%。　　“今年很多融资从表外转表内、非信贷转信贷，进一步增加了对信贷融资的需求。从目前的情况看，各家银行的贷款到期后都在提高利率水平，有的银行总行甚至要求分支机构尽量不做利率下浮的贷款项目。”连平透露。　　4.问服务—　　贷款规模控制、存贷比考核影响了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银行自身经营行为也加剧了企业资金饥渴　　除了资金因素，一些现实的“框框”也让银行服务企业的能力打了折扣。　　第一个“框框”，是贷款规模控制。　　“我们这些年规模增长很快，但贷款额度几乎没有增加，想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也是有心无力。”山西晋商银行授信审查部总经理李晓军介绍，作为山西本地银行，他们给企业放贷的欲望很强烈，但由于受到贷款规模限制，他们每年能够支持企业的贷款规模十分有限。　　规模控制，是此次调研中银行和企业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为控制银行放贷规模、放贷节奏，相关部门根据银行上年放贷规模，核定其全年新增贷款规模，并由总行向各级分行下达。各月度相对均衡投放，目前基本按照季度投放比例为3∶3∶2∶2。　　李晓军介绍，2009年晋商银行成立时，资产300亿元，当时给的新增贷款净额为50亿元，2013年该行资产达到1300亿元，但新增贷款净额依然不能超过50亿元。　　贷款需求旺时，额度不够用;如果需求不足，银行又要想办法保住额度，这给银行资金配置造成困扰。据了解，有些银行现在额度用不完，就采取一些变通方式“占住”表内贷款规模，贷款实际上并未直接投入实体经济。　　某农商行行长说：“为了给以后放贷争取空间，我们不得不通过购买同业票据来"占规模"，数额已超过新增贷款规模一半。”　　贷款节奏控制与企业资金需求也有不一致。“一般企业都是年初集中用钱，年末收钱。看起来，贷款均衡投放了，但跟企业实际资金需求并不吻合。”嘉兴禾城农商银行副行长杨宗伟说。　　第二个“框框”，是存贷比控制。　　存贷比是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之比，目前法定最高存贷比为75%。这对中小银行有效放贷形成掣肘。嘉兴银行副行长章张海说，今年4月末，该行存款比年初下降了15亿元，由于没有存款作为支撑，贷款不得不随之下调。　　“现在我们每天有600多亿元的富余资金，要支付很高的利息成本，但有钱却没法放出去。”山西省农村信用联社信贷管理处处长梁泳告诉记者。　　梁泳说，出现这种情况，他们也很无奈，由于各级农信社是独立的法人机构，实行独立存贷比考核，政策上不允许跨区域投放贷款，出现了一边是实体经济缺钱，一边是钱在银行“睡觉”的尴尬局面。　　第三个“框框”，是银行自身经营行为。　　据了解，目前银行普遍对分支机构的存款和中间业务收入进行考核，分支机构从事具体业务时，会在贷款中绑定一些收费项目，提高客户的综合收益贡献。　　某机械公司负责人反映：“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小企业贷款时，名义贷款利率仅仅是基准利率，但综合财务成本可能要较基准利率上升20%—50%。”　　在常熟，有企业反映，获得的贷款有时不是“全款”。个别银行给企业的贷款中有部分为银行承兑汇票。企业需要时，还要去银行贴现，这无疑加大了企业融资成本。据介绍，目前承兑汇票贴现率将近6%—7%。　　对于流动资金贷款周转，企业纷纷吐苦水：现在有抵押的1年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9个月就来收贷;没有抵押的贷款6个月就要收贷，一年流动资金要贷两次。这中间审批流程漫长，有时续贷需用半个月，企业不得不从民间拆借“过桥”资金。从浙江有关部门监测的数据来看，目前民间借贷的年利率达到15%左右，1000万元的资金每个月就要12.5万元利息。　　5.问对策—　　调整信贷规模调控方式，加大中期流动资金信贷规模，银企共渡阶段性难关　　银行如何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有效的资金支持？　　连平建议，尽快优化存贷比管理机制。如对同业存款来源进行细分，将部分较为稳定的同业存款纳入一般存款口径进行管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货币市场利率平稳回落的条件下，下一步能够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的关键因素是存贷比考核的优化。”　　晋商银行李晓军认为，目前一般存贷比在75%以下就已经比较安全了，即使考虑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对地方商业银行按照65%的存贷比要求配备信贷规模也已经足够，并不需要额外再进行新增贷款规模的限制。　　不少企业建议，在当前经济下行期，金融机构可加大中期流动资金信贷规模，帮助企业通过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来降低融资成本，同时减少不良贷款的风险，提升企业持续经营的信心，银企共克经济下行的阶段性难关。　　山西一家国有煤焦企业的负责人表示，希望银行能够逆经济周期提供资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看到市场行情不好，就缩减信贷规模，用各种办法要求企业还贷，把企业逼到绝境，最终两败俱伤。　　郭田勇认为，解决融资结构性偏紧的难题，单纯依靠扩张信贷规模行不通，反而会带来很多后遗症，关键在于进一步放开金融市场，一方面，降低银行业准入门槛，让更多民营资本参与银行建设和运营;另一方面，加快资本市场建设，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改变千军万马挤银行融资“独木桥”的现状。　　建行南通分行副行长吴峰建议，政府继续做好产业和重大项目引导，为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搭建平台，设立符合国家、政府导向的企业转型、发展投资、新产品新技术研发的专项产业投资风险基金，有利于企业减少投入风险。　　“越是经济困难的时候，信心的作用就越重要。”郭田勇建议，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当下，国家需要加强宏观预期管理，增强整个社会对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信心，银行才会敢于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帮助一部分企业渡过暂时困难。银行的钱都去哪儿了？五问为何企业融资“既贵又难”
摘要今年一季度全国新增贷款规模超过3万亿元，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达116.88万亿元……看数字，流动性宽裕，实体经济不应“缺钱”。然而，目前仍有很多企业感到融资“既贵又难”。
商海春绘（新华社发）
　　今年一季度全国新增贷款规模超过3万亿元，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达116.88万亿元……看数字，流动性宽裕，实体经济不应“缺钱”。然而，目前仍有很多企业感到融资“既贵又难”。这一矛盾现象的背后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哪些因素阻塞了“血脉”？企业融资成本为何居高不下？
　　本报记者近日带着这些问题前往江苏、浙江、山西三省的5座城市，详细调查、采访了40家机构和42家企业，倾听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1.问总量——
　　信贷规模增，社会融资规模减，“表外转表内”影响资金面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人民币贷款新增3.79万亿元，同比多增2413亿元。对于这些数字，和企业有着自己的看法。
　　新增贷款算不算多？
　　农行南通分行副行长徐小飞认为，虽然今年一季度新增贷款规模创出历史次高，但这一数字不具备代表性。从银行的角度讲，往往会在上一年三四季度储备一批项目，并在一季度抓紧放款，早投放、早收益。之后贷款规模会逐步回归正常。
　　浙江嘉兴禾城农商银行副行长杨宗伟表示，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新增贷款规模也在相应提高，不断创出新高或者次新高是常态。因此，一季度的信贷数据并不让人意外。
　　从全国情况看，贷款在一季度集中释放后，确实有归于平稳的迹象。一季度，人民币贷款新增3.01万亿元，但4月份新增贷款仅为7747亿元，低于预期，也低于前三个月的平均水平。5月人民币贷款则增加8708亿元，略高于市场预期。
　　仅看贷款够不够？
　　在采访中，多位银行负责人表示，分析全社会的融资情况，不能仅仅看表内贷款，更要关注表外资金。
　　社会融资规模包括表内融资，即新增人民币贷款、新增外币贷款;表外融资，即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未贴现票据等。近年来，随着表外融资规模不断扩大，表内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的比例有所下降，而表外融资占比相应上升。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为51.4%，为年度历史最低水平。
　　对一些企业来说，也开始更多依赖于银行贷款之外的融资渠道。嘉兴城投集团财务部经理金云芬介绍，他们公司目前通过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融资租赁、信托产品等渠道的融资余额达50多亿元，已超过其银行贷款规模。
　　社会融资规模为何下滑？
　　资金紧不紧，社会融资规模更有说服力。央行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社会融资规模8.58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少5329亿元。
　　据分析，社会融资规模之所以减少，与“表外转表内”的结构变化有关：以信贷为代表的融资占比上升，而表外融资则不断萎缩。然而，表内融资增长却一时弥补不了表外业务减少的缺口。
　　嘉兴银行副行长章张海说，近两年来，各家银行相继开展了各类表外业务，且规模较大。今年企业普遍较谨慎，减少了大规模扩张，加之受监管因素影响，银行逐步收缩表外、同业业务，从而减少了社会融资规模。嘉兴银行今年以来的表外融资就下降了12亿元。
　　总体看，加强信托监管、严防影子银行、规范同业业务的政策文件近来陆续出台，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非银行信贷融资受到遏制，规模大幅下降。数据显示，今年1—3月，仅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和未贴现汇票三类融资，累计就比去年同期减少4638亿元。
　　2.问结构——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企业抱怨贷不到款，银行感叹有钱贷不出
　　在调研中，众多银行和企业集中反映，融资难融资贵更多体现的是结构问题。中央财经大学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当前信贷存在结构性紧张，不同企业间苦乐不均，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仍身处融资难且贵的困境。
　　据了解，当前，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一方面企业的有效融资需求减少，另一方面银行的风险偏好下降，更加“惜贷”“慎贷”，部分企业获取信贷资金的难度在增加。
　　不缺钱的企业不贷款，缺钱的企业贷不到款——
　　在江苏、浙江，不少银行和企业坦言：现在企业普遍存在观望、等待情绪，越是经营状况好、不缺钱的企业越不敢投资，融资需求量少;而越是面临转型升级压力、资金链紧张的企业越需要信贷资金，而银行往往对这类企业避之不及。
　　副总经理章小平说：“现在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因此企业贷款需求下降，以我们为例，获得的银行总授信是30亿元，但目前只使用了不到7亿元。”
　　而在煤炭资源大省的山西，受到煤焦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更为明显。山西分行提供的数据显示，受到市场因素和经济不景气影响，山西众多洗煤厂、钢贸公司等小企业，面临亏损和倒闭。仅工行山西分行的煤炭上下游、钢贸行业小企业客户贷款就分别比高点时减少31亿元、4.1亿元。
　　“由于煤焦行业的不景气，部分企业出现信贷风险，今年总行已经收紧了我们的审批权限，信贷规模也缩减了。”山西分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安向明告诉记者。
　　缺钱的是哪些企业?嘉兴分行副行长吴永明说，现在缺钱的企业，一是正经受转型阵痛困扰的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二是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盲目低水平扩张的企业，产能上来后，突遇市场环境恶化，收入难以维持正常贷款周转;三是主业“空心化”的企业，前两年以主业为平台融资投向和矿产，遇到市场波动，资金链很紧。
　　银行风险偏好下降，纷纷追逐眼中的“优质客户”——
　　“前几天去一家公司，到那儿发现已经有3家银行在场了。”一家股份制分行行长无奈地说，“银行现在找客户的压力也很大。不放贷是坐以待毙，放贷有风险，但毕竟还有赚钱可能。”
　　银行基层分支机构大多抱怨，对将贷款投向何处感到茫然。比如在南通，纺织类和化工类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60%—70%，这些行业都是产能过剩行业，可以放心给贷款的企业就非常有限。
　　银行之所以如此，也不难理解，其目前面临的风险显而易见。吴永明说，经济下行使得银行的信贷质量承压，发生行业性、区域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以嘉兴为例，以往过度融资、担保圈复杂、对外投资巨大的授信企业风险开始显现。
　　政府融资平台和成为吸收信贷资源的“海绵”——
　　企业抱怨贷不到款，银行感叹有钱贷不出。那么，新增的信贷资金都去哪了?调研中发现，银行资金又开始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回归。据江苏银监局调查，今年一季度江苏辖内银行业机构中长期贷款新增1839亿元，同比多增300亿元。其中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行业贷款分别新增867亿元、691亿元。
　　多家银行负责人坦言：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收益率高、风险小，对资金价格不敏感，依然是银行眼中的“香饽饽”。如常熟市保障房开发建设公司去年成立，作为国有独资公司主要从事城中村改造，已是银行较为关注的客户。目前已经获得银行8—10年的中长期授信26.5亿元，利率在基准利率水平下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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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网讯：　　今年以来，企业反映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明显增加，降低融资成本的呼声日益强烈。针对这一现象，我们本着客观严谨的态度，全面梳理了与企业融资相关的历史调查数据和统计数据，同时在全省范围内随机选择1129家企业开展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调查。根据历史数据的对比分析和此次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调查结果，我们认为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是一种结构性现象，且有其一定的客观性。要解决结构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应着重从规范收费、加强创新、加快发展小型和民营金融机构、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等多方面入手。　　企业融资难问题　　企业总体融资难度有所上升，两极分化现象日趋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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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企业总体融资难度有所上升。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二季度银行审批条件指数为46.2，仍处于50的松紧分界线下。其中，业贷款审批条件指数为44.6，同比下降6.2个百分点，创近两年新低。1129家企业调查结果也显示：反映“今年上半年融资难度比去年同期上升”的企业有339家，占比高达30%，反映“今年上半年融资难度与去年同期持平”的企业占比为63.5%，两项合计达到93.5%。　　但调查中，我们也发现部分领域和部分优质企业的融资难度反而有所下降，企业融资两极分化现象日趋突出。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今年二季度，环境公共设施、电气水生产及供应行业的审批条件指数分别为54和52.5，不仅继续保持在松紧分界线之上，且环比上季度分别上升1.8和0.7个百分点。一些产品适销对路、还贷有保障的优质企业，特别是一些大型优质企业，往往主动上门营销，贷款利率也较为优惠，低于贷款基准利率的不在少数。因此，确切地说，当前企业融资难是一种结构性现象。　　自身还款来源减少和区域风险上升共同抬升企业融资难度　　调查分析发现，在当前增长放缓的形势下，造成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企业自身还款来源的减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企业现金流减少，第一还款来源下降。当前企业营收状况仍未得到明显改观，利润增长趋缓，与此同时，销售回笼趋缓，两项资金占用上升，致使企业现金流减少，第一还款来源下降。某浙江省分行对该行3517家生产流通企业客户抽样调查分析发现：从盈利情况看，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但有36.7%的企业出现同比下降，平均降幅18.2%，销售净利润率4.4%、净资产收益率5.3%，同比分别下滑0.5和0.8个百分点，净利润不升反降3.2%。从资金占用看，存货、应收账款同比分别增长18.5%和11%，分别高于销售收入增幅11.6和4.1个百分点。从行业对比看，企业资产负债率高于行业平均值，流动比率、总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低于平均值（见表1）。　　抵押物价格缩水，第二还款来源下降。企业贷款抵押物主要是房产和土地（以为抵押物的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在47%左右），在当前房地产市场转冷的背景下，贷款抵押物缩水风险增加，企业第二还款来源下降。今年6月，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房价环比分别下降1.8%、1.6%、0.3%和0.6%，其中，杭州房价已经连续第三个月领跌全国70个大中城市。从定基指数看，6月，杭州、宁波和温州房价已经跌回四年前，比2010年分别下降1.5%、1.8%和21.9%。　　撤保现象增加，第三还款来源下降。当前，企业出险情况仍在增加（其中出险企业统计口径为：出现经营困难、关停、倒闭、法人代表逃逸、法人代表无法联系、资金链断裂、涉及民间借贷、非法集资、承担大额代偿责任、发生有重大影响诉讼案件以及发生灾害安全事故等各类出现风险事件的银行贷款户），区域信用环境继续恶化，大量担保公司破产倒闭，优质企业陆续撤保，并不再为其他企业提供担保。截至6月末，全省保证贷款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为22.5%,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企业担保难度增加，导致第三还款来源减少。受此影响，众多企业因找不到有效担保，而无法获得银行的融资。　　区域风险上升，企业信用评级下降。今年以来，浙江银行不良贷款继续保持双升态势。6月末，全省不良贷款余额1356.5亿元，比年初增加156.7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96%，比年初提高0.13个百分点。在此背景下，部分商业银行总行下调了浙江省的区域信用等级分值，企业的信用等级降低，导致其融资难度进一步增加。据某国有银行浙江省分行反映，今年6月末，系统内AA级以上客户占比为34.2%，同比下降17.5个百分点，比上年年末下降了12.6个百分点。另一国有银行浙江省分行也反映，与上年年末相比，今年6月末，该行AA-级以上的高等级优质客户减少了528户，而BBB-级至A+级的一般客户增加了591户，D级至BB级的劣质客户增加了71户。　　企业融资贵问题　　从融资成本纵向时序看　　当前企业实际融资成本并非历史最高，融资贵的感受主要源于融资费用占利润比重的快速攀升，而这与浙江省企业财务杠杆过高以及经营效益下滑等现象有关。　　企业实际融资成本虽高于去年同期，但要明显低于前期高点。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合同贷款利率，人民银行对此有专门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统计；二是与贷款相关的并且由商业银行收取的各种融资费用，较多体现在商业银行的担保性中间业务收入和性中间业务收入等方面，对这部分费用的费率，可通过担保性和管理性两类中间业务收入之和与同期企业贷款平均余额之比计算获得；三是与贷款相关的各务回报费用，最典型的是企业买存款费用。即企业在贷得一笔款项的同时，还须按贷款金额的一定比重，以定期存款方式留存银行。这笔存款往往需要企业支付额外贴息费用，以高于定期存款利率的价格从存款市场上购得。本文根据人民银行绍兴中心支行提供的市场贴息率和企业定期存款占全部企业贷款之比，计算得到业务回报费率。如图1所示，根据历史数据，我们推算得到今年二季度，全浙江省企业实际融资成本约为8.1%，相当于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上浮35%，这与我们1129家企业实际融资成本调查结果（8.3%）基本一致。从历史走势看，今年一季度浙江省企业实际融资成本要明显低于2011年三季度前期高点（9.1%），并非处于近年的历史高点，从这个角度讲，当前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水平不是感受融资贵的主要原因。　　融资费用占利润比重上升与企业感觉融资贵密切相关，而其中原因是浙江省企业财务杠杆过高，以及经营效益下滑。在实践中，企业不仅用融资成本的绝对水平，同时也用融资成本的相对水平（通常用融资成本占利润的比重）来衡量融资成本的高低。如图2所示，今年1?5月，浙江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费用占利润总额的比重为37.3%，这一比重为近五年来的次高点，较去年全年上升4.9个百分点，上升势头较快。因此，我们推断，当前企业融资贵感受强烈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融资成本的相对水平高，即企业融资成本占利润总额比重较高。进一步分析，浙江省企业融资成本相对水平高又主要与全省企业财务杠杆过高和经营效益下滑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年三年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均仅增长5.9%，而同期制造业贷款年均增长11.4%，高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幅5.5个百分点。　　从融资成本横向比较看　　浙江省企业融资成本高于全国水平，这与全省融资主体资产规模偏小、资产负债率较高以及融资期限相对较短有关，因而融资贵有其一定的客观性。　　浙江省实际融资成本很难与全国和其他省份进行准确比较，但从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看，浙江省融资成本可能要略高于全国。2014年一季度，浙江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38%，高于全国0.2个百分点（图3）。　　浙江省融资成本高于全国，主要与其融资主体资产规模偏小、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以及短期贷款比重偏高有关，因而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融资主体资产规模偏小。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末，浙江省小微企业贷款占全部企业贷款的比重为38.1%，比全国高10.2个百分点（图4）。由于浙江省融资主体规模偏小，导致这些融资主体在与银行的谈判过程中，议价能力较弱，融资成本相应较高。　　资产负债率相对较高。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4月末，浙江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9.73%，比全国高1.47个百分点（图5）。资产负债率偏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企业自身可抵押物较少，融资成本相应也会有所提高。　　贷款期限相对较短。浙江省企业贷款短期占比较高，2014年6月末占比为59.2%，比全国高18.9个百分点。由于贷款期限较短，而贷款资金实际用途期限较长，短贷长用的现象突出，这在续贷期会衍生出一系列相关费用，从而从总体上推高企业实际融资成本。　　此外，近年来浙江省不良贷款风险持续暴露，区域风险溢价上升，也是造成全省企业融资相对偏高的重要原因。　　从深层次原因看　　融资难融资贵从深层次原因看，金融体系一些不合理的体制性、机制性因素也同样不容忽视。　　政府融资平台等主体存在财务软约束，对资金价格不敏感。一方面，占用了大量信贷资金，产生挤出效应，制约了对小微企业、“”等其他实体经济领域的信贷供给。另一方面，这些政府背景主体又通过、理财等方式，高回报率吸收资金，无形中拉升了无风险利率，推高了整个社会的利率水平。　　我国金融体系的直接与间接融资比例不协调。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不仅规模偏小，而且结构单一，缺乏层次性。企业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筹集资金难度较大，转而被迫寻求债务融资，企业杠杆率被过度放大。这在经济下行期，企业盈利能力普遍弱化的时候，即便是利率保持不变或略有下降，也会让企业因为利息保障倍数（企业息税前利润与利息费用之比）的陡降而感到融资贵。　　银行内部考核机制不合理。部分银行总行不顾当前经济下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现状，一味强调利润增长，并特别要求经济发达地区多做贡献，导致浙江部分基层分支行在利差缩小的情况下，直接收取名目繁多的不合理费用。通过对1129家企业融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约有四成企业反映银行存在“以贷转存”（占比9.0%）、“存贷挂钩”（占比15.2%）、“以贷收费”（占比12.7%）、“借贷搭售”（占比8.8%）等诸多不合规行为。从推动融资成本上升的速度看，考核机制不合理的作用最为直接。　　基层金融，特别是专门于小微企业的社区银行发展不够。基层金融竞争不充分，造成贷款定价存在垄断和乱收费等现象，也增加了融资成本。民营银行试点准入门槛过高，如要求主动发起人对剩余风险承担无限责任、必须有两个以上共同发起人并有股本比例的限制等，实质上是“门”、“门”，对民间资本存在歧视。　　相关建议　　转变银行考核导向，杜绝不合理收费行为　　引导商业银行自上而下转变和完善考核体系。银行应强化服务实体经济的理念，充分考虑企业承受能力，避免片面追求利润增长目标，适当调整不合理的考核指标（如简单考核资产收益率、中间业务收入增长率、市场占有率等），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与企业共渡难关。　　增加贷款成本定价透明度，改变名义利率低而实际综合回报率高的情况。对企业提供的各项服务，必须公开透明。对于中间业务，只有提供实质性服务，才能按照服务项目、内容和价格等收费，杜绝不合理的变相收费等行为。　　规范银行吸收存款的行为。不得为增加存款而要求贷款企业完成较高比例的存款，或将吸存费用转嫁给企业等。　　加强金融创新，优化信贷资金配置　　优化贷款期限结构。引导银行推出更多的2?3年中期产品，使贷款期限更加贴合企业的实际需求，减少企业不必要的转贷成本支出。　　创新互保合作方式，防范和缓释企业互保链风险。如鼓励银行推动互保企业建立互保互助池，防范化解因个别企业出险而给担保企业带来的资金链及担保链等风险。　　创新贷款还款模式。如探索开展过桥贷款等“借新还旧、以贷还贷”等业务，以及银行与银行、银行与小贷公司等无缝对接合作还贷模式，缓解企业还贷资金不足的矛盾。　　加快发展小型、民营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信贷市场的竞争性　　在加强监管和完善风险控制制度的前提下，加快构建与中小微企业和个体经济等微观主体融资需求相对称的、有序竞争的小金融机构体系。如适当放宽小型金融机构的准入条件，支持鼓励民营资本参股入股、地方性银行等小金融机构，鼓励发展民营银行等。　　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引导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注重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使用，改善实体企业的经营环境。一方面，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增强企业经营发展的造血能力。另一方面，引导企业稳健发展，强化专注实业和主业、审慎多元化、科学合理融资的理念，切实提升企业的财务成本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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