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水能固定汇率制度的优缺点吗

周其仁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98-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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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98-5
才有权兑换金币,而是任何“持票人(Bear-er;那个时代,美元本身的含金量就是货币之锚;大变化发生在1933年,美国在这一年废除了美元的;至此,美国不再用黄金铸币,金币券也派不上用场;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不过是把上述“以法定;美国的承诺一时无懈可击,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顺利运;这就埋下了布雷顿体系崩溃的种子;至此,美元不但脱开了黄金之锚,也脱开了“承
才有权兑换金币,而是任何“持票人(Bear-er)”都有权凭票兑换金币。这当然方便了交易,因为人们买货物时不一定要去货币仓库划转所存金币,而是可以直接把金币券付给下家,由下家――持票人――去划存单或兑金币;下家也可以省却这道麻烦,把金币券付给下下家。金币券因此流通起来,只要所有持票人确信总可以按票面值换得等值黄金,以票子完成交易总比用响当当的金币方便。于是,金币券和银币券就越来越像“现代纸币”。特别是1913年联邦储备银行成立以后,“国家信用”保证向持票人兑付黄金白银,统一的绿背美钞大行其道。 那个时代,美元本身的含金量就是货币之锚。由金币券和银币券构成的纸币,不过是政府和银行依凭储备的金币银币开出的“借据”。由于存款人或持票人分分秒秒可以凭票兑换贵金属,这些纸币也等于以黄金白银为锚。抛开金银复本位制的困扰,那时的美元是19世纪以来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金本位货币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美元、英镑的含金量稳定,它们之间的汇率就固定。可以说美元以英镑为锚,也可以说英镑以美元为锚,其实它们皆以黄金为锚。 大变化发生在1933年,美国在这一年废除了美元的金本位。背景是一连串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国际金本位,因为黄金的物理属性并不能抵挡参战各国政府通过膨胀货币来膨胀财政的冲动,所以碍手碍脚的金本位不再合乎时宜。美国没有卷入战争,却因此成为欧洲黄金避险的安全地带,大量的黄金流入讽刺性地造成美国的高通胀,以及接踵而来严重的通缩。一番手忙脚乱的调控之后,终于把正在全球崛起的美国拖入了大萧条的深渊。为摆脱困境,1933年4月美国宣布黄金管制,不准黄金出口,强制美国人上缴黄金、换回美钞,并禁止公众在国内拥有黄金或从国外购买黄金。1934年1月,美国通过的《黄金储备法》将美元贬值40%,确立了1盎司黄金35美元的新法定价格。 至此,美国不再用黄金铸币,金币券也派不上用场。“法币”时代来临。美元成了货真价实的纸币,票面上不再印有持票人可以凭票兑换黄金的严肃承诺,仅仅保留了“本法定货币可用于支付一切公私债务 (This note is legaltender for all debts,public and private)”的字样。惟一藕断丝连之处,是美元钞票还守着一个法定的黄金市价。问题是,此时美国的黄金市场上早已空无一人,因为美国人民再不能合法地拥有、买卖黄金!美元之锚开始质变。 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不过是把上述“以法定黄金市价为锚”的美元推向了世界。是的,“美元以平价挂黄金、各国货币以固定汇率挂美元”的布雷顿体系,只不过看起来还像金本位而已。区别在于,古典金本位直接以普通公众可以持有、交易的贵金属为锚,而“金汇兑本位”下的美元,却以政府按法定市价汇兑黄金的承诺为锚。美国政府能一诺千金吗?至少当时44个缔约国的代表相信万无一失。这也难怪,当时的美国已超过英、德、法三国经济之和,成为全球大哥大。加上不再为各国货币充当币值稳定之锚的黄金,大量流入不受世界大战拖累的美国,使美国拥有的货币黄金总量相当于西方世界的3/4。更可圈可点的是,山姆大叔内外有别,在禁止本国公民持有黄金的同时,却答应持有美元储备的各国央行,可按1盎司35美元的黄金平价向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 美国的承诺一时无懈可击,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顺利运转。它不但看起来像古典金本位一样可靠,而且还格外便宜,因为印制美钞的成本与维系金币的成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供应国,美国得到的好处可不单单像有人估计的那样,只是每年获取一笔铸币税而已,更大的“好处”,是美国可以凭藉美元的货币幻觉,超过黄金储备增长的幅度发行美元。上世纪50年代以降,美国打了朝鲜战争又打越南战争,在充当世界宪兵的同时还要在国内搞 “伟大社会”,哪样不是靠了财政赤字?巨额财赤超过了其收税的能力,还不是靠超发美元,以便让全球储备美元的国家“分享”美国债务? 这就埋下了布雷顿体系崩溃的种子。毕竟瞒天不能过海。美国承诺兑付黄金又大手超发美元,总有国家率先警觉、率先行动。数据说,战后美国拥有250亿美元的黄金存量,但从50年代起,由于欧洲国家不断向美国兑黄金,60年代后期美国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到90亿美元。按承诺的黄金平价计,美国的黄金存量从7亿多盎司骤减到2.5亿盎司。但此时的欧洲各国,至少还囤积着800亿美元、有权要求美国兑付22.8亿盎司的黄金!这台戏怎么唱?山姆大叔使出浑身解数对欧洲施压,不让他们来兑现黄金。别人好办,偏偏法国的戴高乐总统不买账,在他那位奥地利经济学派出身的顾问、古典金本位制经济学家雅克?吕夫的推动下,法国带头要美国履约。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关闭黄金窗口,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寿终正寝。 至此,美元不但脱开了黄金之锚,也脱开了“承诺的黄金平价”之锚,真正变成“法定不可兑现货币(fiatmoney)”。不要以为人类从此进入了一个货币新纪元――这种不以黄金和商品为本位的法币,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这种货币命悬一剑,完全取决于操控印钞机的货币当局能不能维系币值的稳定。因为各种压力办不到的,多少在历史上光鲜登场的法币,在把所有持币人和整个经济洗劫一番之后,自己也难逃“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命运。于是,离不开交易的社会只好重新向贵金属或商品本位的货币回归,重建货币秩序。这就是货币史,美元也不例外。1970年代彻底脱开黄金之锚的纸币美元,超速通胀,把美国和世界经济搅得一团乱麻。倘若不是出了一个敢负责任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先生(PaulVolker)在1979年后下痛手治通胀,美元怕是早就玩儿玩了。即便如此,根据当下的黄金市价 (每盎司1200美元)看,“以央行货币政策为锚”的美元制度究竟能不能经得起“生存检验”,还真的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以上记述的,不过都是入门的常识。我不明白固定汇率论者的地方,是他们至今热忱推荐的救世方案――用固定汇率把各国或各货币区的货币与美元结成牢不可破的整体――究竟指的是什么时代的美元?是古典金本位制下的美元,还是1945年后“承诺以黄金平价兑付”的美元,抑或是布雷顿体系完全崩盘、以可遇不可求的负责任的央行行长为 “锚”的美元?我也不明白,不少专家和意见领袖在回应日本、美国政客“要人民币升值压力”时,为什么会把“人民币对美元绝不升值”作为人民币的最佳出路?让人民币死挂美元,不正是要人民币死死地以美元为锚吗?当今美元自己尚无可靠之锚,怎么有资格充当人民币之锚呢?我最不明白的地方,是人们真的找不到更合乎经济逻辑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总比别人更热爱中国的伟大情怀吗? 以央行行长为锚的货币制度 周其仁经济观察报 日星期一 上文提到的保罗?沃尔克先生(Paul Volcker),是年间的美联储主席。此公被看作货币史上的一位英雄,以强势扭转了美国被通胀吞噬的命运。我们到今天还在讨论人民币要不要以美元为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脱离了金本位后的美元遇上了这么一位人物。我喜欢他的故事,正是那略带个人英雄主义的传奇,让我明白货币选锚问题的困难所在。 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时间,各国央行持有的数百亿欧洲美元,再也无处按美国政府当年承诺的平价兑换黄金。此前几年,美国国会也大大咧咧地解除了美联储发行美元非要有一定比例黄金储备的法定要求。这就是说,无论对外还是对内,美元都获得了“解放”――它既不受黄金储备的束缚,也不受履行平价兑金承诺的压力。但是,美国因此就真的白白占到了便宜吗? 至少沃尔克不这样看。说来不是巧合,这位对美元地位忧心忡忡的人士,当时还是“尼克松冲击”的最重要谋划人之一。作为时任美国财政部主管货币事务的副部长,他认定欧洲美元危机是美国超出黄金储备发行货币的结果。因此,他不同意其他总统的智囊之见,以为威逼利诱欧洲国家货币对美元升值,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除美元危机。他主张公开摊牌,结束根本就不可能守得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沃尔克认为还要下大决心治理美国国内的通胀。祸害的源头还是美元超量供给,但治理国内通胀却比对付那些暴跳如雷的外国政府代表更为困难。毕竟,治理国内通胀的代价要由本国同胞、产业企业界以及政治家来承受。没有一定的共识,缺乏必要的政治容忍、许可和支持,治理已经恶化的通胀根本无从谈起。实际上,到1979年沃尔克得到卡特总统的提名而当上美联储主席时,美国CPI已高达13%,累积多年而加速的通胀早就是美国头号国内经济问题。 这位身高两米以上的新主席上任伊始就下痛手。那时美联储的政策工具与后来格林斯潘时代的一样,主要是提升联储基金利率 (FedFundRate)。他上任第八天就宣布,把联储基金利率提高50个基点到11%,再过两天又宣布把贴现率提高5个基点到10.5%。但是,当这位美联储新掌门人要求再次提高贴现率时,他遇到了麻烦:美联储有投票权的7位委员中,3位反对。虽然沃尔克还拥有多数,但舆论和市场却判断进一步的加息是不可能的了。 在美联储投票决定基准利率的制度下,沃尔克遭遇了两难困境。如果他坚持“利息至少为正”的立场,要求进一步加息,那么他很可能成为上任不久就变成少数派的美联储主席,并因为成为少数而无法贯彻自己的政策主张。如果他像他的前任一样圆滑地妥协,那么反通胀使命就前功尽弃。这里的关键是,通胀不单是货币现象,而且还是公众的心理现象。人们预期未来还是高通胀,就会不断地以购买行为来保卫自己的财富。人们越是不停地买、买、买,货币比商品和服务增长更快的超发行本性就越发暴露无遗,并使物价的持续上涨刺激更多的购买行为和更高的物价上涨。要打破高通胀自我强化的逻辑,有效办法就是升息,因为利息的提高等于增加了消费行为的机会成本。经济学说,只要代价足够高,总可以约束得住行为。问题是,有没有允许经济规则发挥作用的政治条件?美联储内部的反对意见其实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因为大幅度升息必然带来“治疗过程”的痛苦。从生产者的角度看,消费者一起减少购物意愿不啻是一场灾难,因为库存会增加、周转会减慢、破产要上升、失业会严重。原来,经济不但也怕痛,痛者还会大喊大叫。像正常情况下那样一道道“微调式”的升息,事还没办成,叫痛的政治力量就集结完毕。 沃尔克理解自己的困境,但绝不放弃为脱离金本位的美元重新建锚的使命。他坚持经济逻辑的原则,又凭借多年“周旋”在美国行政与政治迷宫里练就的本领,终于找到了破解困境的实际路径――美联储不再投票决定基准利率,转而直接制定美国货币供应量目标,然后经由市场过程,由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决定利率的变化。这真是神来之笔:货币供应量当然决定着利率,但美联储却再也不需要为提升利率而直接面对政治紧张。当时有一位批评者点评道,“这是一个政治行动而非经济行动”,因为“随着利率不断升高,联储可以说,‘嘿,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又没有加息,我们只是在实现货币供应量目标’”。 有关此次美国货币调控转型的细节,读者可以在《纽约时报》记者那本出色的传记里读到 (见JosephB?Treaster,Paul Volcker:TheMakingofAFinancialLegend.李莉 译,《保罗?沃克尔――金融传奇人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这里记下的是结果。日美联储一致通过了货币供应量目标的新体制,接着在开门的市场上,联邦基金利率从12%攀升到18%,然后落在13%-15%。商业银行的优惠利率因此被推高。然后,利率在平静的氛围里持续上升,在1981年夏秋之际攀上了连沃尔克本人也没有想到过的顶峰:联邦基金利率19.1%,商业银行优惠利率21.5%!狂奔的通胀野马终于被勒住了:美国通胀率在1981年降为6.5%,再过2年又降到4%以下。代价当然也不菲:美国经济在衰退里挣扎,破产企业翻倍,失业率创1940年以来最高。提名沃尔克任联储主席的卡特,因为保增长不力而无缘连任总统。对于沃尔克本人来说,虽然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模式确保了他得以在美联储完成自己的使命,但排山倒海的讥讽和谴责、受损利益集团的高调辱骂,还有时隐时现来自白宫和国会山的政治压力,终究还要压在这位大个子的身上。沃尔克的品格不允许他做无原则退让,而正是这一点帮他守到了云开日出――从被污蔑为经济衰退杀手,到成为公认的美国英雄。 从货币制度着眼,沃尔克为美元重新建起的“央行行长之锚”,是不是过于诉诸个人因素而缺乏持久的可靠性?有这个问题。君不见,美联储在沃尔克的继任者格林斯潘主席领导下的作为,不正因为金融危机而经受着重新审查吗?不过,我从沃尔克的故事里也读到另外的意味。所有那些弥漫在央行这样一个人造机构周围的要求宽松货币、不惜以通胀应付短期经济压力的社会力量,同样也包围并改变着古典金本位制。讲到底,黄金的物理属性不能抵抗晃动货币之锚的社会力量。在由人组成的经济里,“非人格化(impersonalized)的制度安排”,终究会受制于在传统、历史教训、现实的经济政治力量等约束下的人的行为。结论是,“以央行行长为锚”――或以任何其他人为机制为锚――的货币制度,不但不是偏离理想货币体制的例外,反而集中而醒目地反映了人类寻找可靠货币之锚的全部困难。 人民币当然要择善而从 周其仁经济观察报 日星期一 人民币从来就没有以黄金为锚。早在人民币诞生前的13年,明清以来行之多年的银两加铜钱的传统货币,就被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所取代。法币者,法定由政府发行的纸币也。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人民政府接管了全国政权,也接管了中国大陆的货币发行权。回到金本位是不可能的了:早在解放前夜,蒋委员长就把他治下的国家黄金储备悉数运往台湾。没有黄金储备,无论古典的金本位还是政府承诺兑换黄金的货币制度,都是搞不起来的。 况且当时 “老大哥”实行的也是法定纸币制度。新中国一边倒学苏联,货币制度不会例外。倒也不需要与卢布挂钩,因为各革命根据地早就积累了发行和管理货币的经验。新中国要做的,就是把各根据地发行的票子统一起来,完成从支持全国解放战争到为重建国民经济服务的转变。我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央行行长南汉宸的传记,他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总不能拿着花花绿绿的票子进城,像八国联军进北京那个样子。新的人民币诞生了。因为还没有正式被选为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毛泽东在审查人民币时,就不同意把自己的头像印在票面上。直到1976年,人民币的图案就是 “工农兵大团结”,含义应该是人民的货币为人民提供交易媒介。 但毕竟还是法定纸币。所以,人民币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面临选锚问题。发行货币当然是国家的权力,但是,有权发钞的国家,究竟根据什么来决定发行多少货币呢?从经济性质看,黄金白银除了充当货币之外,还有别的实际用处。纸币则纯粹就是交易媒介,发少了窒息交易、打击生产;发多了拉高物价、引起通胀。因此,究竟以什么来约束国家发行货币的权力――为法定货币选锚――其影响就不限于 “上层建筑”,而是事关普天下苍生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利益。 从逻辑看,战争、革命、特别是国家政权的更迭,通常与货币币值的极度不稳定互为因果。背后的道理是,如果天下是谁的都未定, “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国家机会主义思维就容易占上风,因为还不知道究竟会滔了谁的天哩。历史的记载是,在政权大厦将倾的危亡关头,执政者常常不惜开足货币机器,以高通胀争取延长权力的寿命。还有就是新政权诞生之际,脚跟尚未站稳、百废待举又缺乏税基的支持,超发票子往往成为权宜之计。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革命,新政权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一般伴有严重的通胀。这似乎说明,在冲决一切罗网的革命与天性保守的货币之间,存在着与生俱来互不匹配的紧张。 人民币是例外。没有黄金储备做后盾、纯粹的纸币、新生革命政权的国家信用――但是人民币从开始之日起,就选择走稳健货币的路线。人民币以什么为锚?想来想去,它的第一个 “锚”就是历史教训。远的以后再论,前朝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货币教训,足以让新中国的货币掌门人铭记在心。看看吧,从法币到金圆券不过十几年时间,头戴 “国家元首”与 “抗战领袖”两大桂冠的蒋委员长,就把他的国民党政权带向了毁灭。军事方面的无能与失利是一小部分原因,社会经济政策的失败才是根本。其中,超级恶性的通胀――每月50%以上的物价指数――终于把全体国民推向了国民政府的对立面。 恶性通胀的一个派生物就是广大民众持续保持超高的通胀预期。有一年春节,我随毅夫一起去看季羡林老先生,那时他住在离朗润园不远的公寓里。讲起上世纪40年代末的民生,季老说那时领到薪水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步去买米, “跑快跑慢的米价不同!”我也问过生活在年上海的老人怎样对付生活,回答是胆大的拿到钞票就换银元 (非法的),胆小的若买了生活必需品还有余钱,就囤商品――大米、纸张、毛巾、肥皂、烟酒,无论多少,反正绝不能持币就是了。民不聊生的经济溃不成军,因为人人囤东西,市场上什么也抢不到,大家越发轻钱重物,货币追商品,物价越追越高。 当时没有什么人相信共产党管得了通胀。但是陈云带薛慕桥到上海,只用两招就把问题解决了。这也是对付通胀和通胀预期最基本的功夫:一是严控货币投放,二是加大商品供应。反正看到街上的东西越来越多,囤积保值的心理倾向就会逆转。等到了囤物者熬不住也向市场抛卖商品,通胀连同通胀预期就被杀下马来。从此,“货币不能超经济发行”就成为管理人民币的第一准则。剩下的问题,是摸索究竟是发行多少票子才算合适的经验参数。 后来的历史也说明,只要抗得住“超经济发行”,人民币的币值就能够保持稳定。什么时候这个准则被破坏――譬如超越实际可能的 “大跃进” (无论土的,还是洋的)――货币币值就失稳,物价总水平就上涨,老百姓说的“票子毛了”就卷土重来。这也说明,以历史教训和货币掌门人为锚的货币,还不足以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岁月消磨记忆,再沉重的历史教训也会随风而去。从来没有跑步买米经验的下一代或下下一代,不是很容易发表 “有点通胀没什么了不起”之类的宏论吗?至于坚持稳健货币准则的货币掌门人,可遇而不可求。就是遇上了,不让人家管事,不也是白搭?美国是号称央行有独立性的地方,但保罗?沃克尔也不能保证他的继任者与他信奉同样的货币准则。中国也有这个问题。 因此,倘若能与一个客观的、“非人格化”之物挂起钩来,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才能有不受人事变化影响的制度保障。在这个意义上,选物为锚不失为一个可靠的办法。选什么呢?石头太重,虽然弗里德曼给我们讲过石币之岛的精彩故事。黄金白银不够,这是本专栏讲过的,历史并没给人民币留下贵金属储备。当然也可以选一个外国货币或一组外国货币来挂钩。不过论及以外币为锚,不免让人唏嘘,因为要赶上一个好时机也殊为不易。以美元为例,人家响当当就是黄金的时候,人民币还没有问世。1944年布雷顿森林签订协议的地方,倒是有中国代表到场,但没有签字。不知道如果当时签字入约,国民党政府的法币以固定汇率挂美元,以后还能不能锁住老蒋滥发票子打内战的 “雄心”?不过这与人民币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人民币还没有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几十年,人民币就是要选外币为锚也轮不到美元,因为中美之间根本没有多少往来。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人民币挂美元才有可能变成现实。但此时还作为世界第一强币的美元,却开始走下坡路了。 下周我们继续讨论人民币选锚的经验。这里先写下作者的观点:选锚之举为的是维系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无论怎样打算盘,人民币应该择善而从。 人民币盯美元的由来 周其仁经济观察报 日星期一 人民币一动不动盯住美元,在两个历史时段发生过。第一时段是年,15年期间以4.618元兑1美元的汇率没有一分一毫的变动。第二时段是年,以几乎不变的汇率(8.27)持续了7年。前包含各类专业文献、各类资格考试、应用写作文书、中学教育、生活休闲娱乐、文学作品欣赏、周其仁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98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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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7 经济观察报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汇率者,货币间的市场之价也。譬如近来又吵得沸沸扬扬的人民币汇率,无非就是多少人民币换一美元的市价问题。以变动的趋势着眼,用比今日之汇价更少一点的人民币就可换得一美元,人民币就是升值了。反过来,用更多的人民币才换得同样一美元,人民币则贬了。市价有什么好吵的呢?在日常生活里,你我不是天天要进市场,时时要与市价打交道吗?经验很真实:早餐之价不要吵,铅笔文具之价不要吵,衣帽鞋袜之价也不要吵。市场之道,可以讨价还价,但不需要吵。讲不成价钱也好办,买卖不成仁义在,还有下回哩。从没见过“白菜升值派”,隆重其事写下白菜应升值的理论及其政策主张的——卖白菜的只要对其他买家的光顾信心满满,不改口自己的出价就足够了。是不是汇率涉及与老外的生意,所以就非吵不可呢?也不尽然。今年1月到达沃斯开会,来回搭乘德国汉莎航空的班机。我的立场,摆明是希望自己口袋里的人民币对汉莎机票升值的。无奈寻来比去,同等条件下没有他家航空公司可选,只好屈从对方------那分明是可恶的人民币贬值派。相比之下,成都远郊的农民比我本事大:他们也是人民币对可口可乐汽水的升值派,却足不出村就可以在小卖店里购得只有城市销价五分之一的可口可乐。胜利可不是吵来的,那只是因为其他竞争者逼得可口可乐不敢多要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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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教训――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
ISBN 978-7-301-14480-0/F?3015
定价:36.00元
页数:283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月
货币的教训――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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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36.00元
页数:283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月
第一部分 人民币汇率之争
第二部分 货币是怎样炼成的
第三部分 治理通胀之道
第四部分 货币制度重于货币政策
第五部分 录以备考
以货币深化缓解通胀压力――对话《金融周刊》记者(网络版暂缺)口水能定汇率吗?
23:47 经济观察报
市场之价为什么无须吵?我的理解,市场其实是一套靠行为定价的游戏。天下买家大同小异,差不多个个都是自己持有货币的天生升值派。卖家也大同小异,都是顾客手持货币的贬值派。问题是,市场里的升值贬值不需要吵,大家出价就是了。横竖买家与买家争、卖家与卖家争。至于升值派能不能赢,决定的因素是卖家营垒的竞争程度是不是压过了买家营垒的竞争程度。若是,吵不吵无所谓,买家所持货币终究要升值;若不是,吵得再凶,买家的货币也挡不住对卖家的商品贬值。这是说,凡能够以行为定价钱的,吵闹就多余了。从这点看,市场就是以出价竞争的行为代替口水和政治辩论的一套制度。是的,古往今来,自发的市场熙熙攘攘,但绝不吵吵闹闹,更不是好勇斗狠之辈喊打喊杀的好去处。不是市场里没有利害关系,无论中国人与中国人,中国人与外国人,还是外国人与外国人,买卖各方的利害分歧与生俱来,这点亘古不变。但是,在市场制度下,可以出价定胜负,吵闹实在多此一举。人民币汇率究竟中了什么招,要这样吵了又吵?远的不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不了多久就传来“国际声音”:人民币不要贬。五年后,国际呼声转为“人民币要升值”,而同情中国的老外学者,一般说升值绝不可取。国际上开吵,国内也跟着吵,升值派与不升值派营垒分明。也有学者开始主张人民币绝不能升值,等到政府决定于2005年7月开始小步升值,又说缓升也许是必要的。再过三年,全球金融危机横扫神州大地,人民币升值之声让位于全球救市。不过还真有人倒算,人民币升值是比美国金融危机还要厉害的中国经济杀手!又过了一年,后危机时代幡然来临,人民币升值的呼声重起。这回动静可大了: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百多位美国议员,直到美国总统,一起放话要人民币升值。冷眼看去,正派反派的论据无数,却不见有人问出缠绕我心头好几年的一个问号:他们为什么吵架而不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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