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_教育学习-牛bb文章网您的位置：&>&&>&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原作者：熊光清）摘要：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十分明显。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国际政治经济化的趋势日益增强；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行为方式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产生着不断的侵蚀作用；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化；主权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7)05-0029-05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速，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发展的一大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与之相伴随的是，国家间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交往也越来越密切，彼此之间的依存关系不断加深。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利益相互交织，彼此间利害与共，休戚相关的程度不断加深，并由此对国际关系产生着重大影响。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国际政治经济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多数国家大多时候在处理国际关系的过程中都把经济问题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冷战时期，不少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往往把政治关系、意识形态因素放在考虑的关键位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纷纷调整其国际战略，在国际关系中把经济问题放在中心位置，外交工作、对外交流往往为经济发展服务。各国政府通过对外交流为本国经济发展争取国外资金（或扩大对外投资），拓展海外市场，改善国际关系，创造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以及提供世界最新科技与经济信息。各国的经济利益制约着国家之间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抗，使它们的关系一般不致脱离和平与发展这一主流。①[注:参见李景治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1页。]同时，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形式上发生了新的变化，以经济、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正在成为大国较量的主要形式。冷战后，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区域集团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几乎都是以经济为中心展开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已经成为各国对外战略的根本选择。国家间较量和争夺的主战场转向经济领域，贸易谈判、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抢占科技制高点、争夺人才资源被赋予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强国、经济集团日益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角色，各种国际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采用经济手段实现其政治目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越来越普遍，经济活动成为一些国家推行其外交战略、实现国际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和方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相互联系频率的增强，弱小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依赖的加深，也为大国运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将政治问题经济化，利用经济手段谋求政治利益和达到政治目的越来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惯常采用的手段。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相互交织，经济风险全球性传播的便捷使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大大提升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经济风险的全球性传递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式，世界任何角落酝酿的风险，都有可能演变成影响整个世界的危机，任何一个国家出现的风险和危机都可能迅速向全球蔓延，这样每一个地方和国家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对另一个国家来说就都构成了一种潜在的风险，从而每一个国家卷入危机的可能性都大大增加了。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危机的扩展速度与扩展范围大大增加，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与日俱增，一国的金融危机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引发其他国家甚至全球的金融动荡。控制和化解经济风险、处理国际市场上出现的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都会对国际关系产生极大的影响。二、经济全球化使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行为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国际关系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的惟一行为主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大量国际组织的建立，各种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和作用不断增强，诸如联合国一类的国际组织实际上被赋予了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地位。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它们有权与各个国家或与其他国际组织签定条约和协定；它们的官员享有与主权国家外交代表相同的特权和豁免权；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不同于主权国家的特殊作用，因此，许多国际组织已经被赋予了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地位。[注:参见刘雪莲：《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的新发展》，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6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通过建立各种国际组织以加强协调与合作的趋势愈加明显，非国家行为主体不断发展壮大，并由此不断加深着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反过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进一步促使各国在各个领域与其他国家加强联系与合作，建立各种国际组织。这样，当前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实际上包含着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非国家行为主体主要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当然，虽然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增强了，但就目前的国际社会来说，主权国家仍然是最基本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主权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仍然居于核心地位。国际关系行为主体行为方式的变化。经济全球化通过在深层次上整合世界市场而加强了国际政治体系中各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客观上导致了对民族国家管理功能的侵蚀和削弱，使其不可能在不受外来压力的情况下保护本国经济。更进一步说，民族国家不可能限制已经超越国家边界、取得自由、成为自我维持和不可在国家范围内进行管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过程。[注:Yuri Shishkov,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Resul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of Society”. Social Sciences, 2002, Vol. 33Issue 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仅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加强了，并且政治方面的相互依存也在加强。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政治领域的相互依存不再简单地表现为甲国对乙国的政策会引起乙国对甲国的政策发生变化，也表现为在国际政治中，多边的相互依存取代了双边的相互依存，即国际政治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多边协商而不仅仅依赖于双边交流。由于全球化导致国际政治关系相互依存的趋势加强，使得国家处理国际事务更多地采取合作与协调的方式。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的规则不再仅仅表现为传统的“零和”，在很多时候可能表现为“双赢”或者“多赢”。一国的安全不再以他国的不安全为前提，一国的富强也不需要建立在削弱他国的基础上。迈克?本森（Mark Beeson）和亚历克斯?贝拉米（Alex J.Bellamy）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安全的供给需要一种超越传统黩武主义（militarism）和新现实主义零和博弈的方式。当最强大的武器装配不能使自己的国民免受攻击的时候，就不得不追问支撑其理论基础传统战略学说的有效性和恰当性。”[注:Mark Beeson, Alex J.Bellamy, “Globalisatio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After 11 Septemb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Sep2003, Vol. 49 Issue 3.]在全球化环境中，不仅要加强合作，建立行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而且应该懂得国际间的有效合作是建立在合理妥协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是最有效的国际合作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中合作与妥协的方式会增多，而对抗与你死我活的斗争会逐步减少。（原作者：熊光清）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诸如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粮食短缺、人口膨胀、难民、毒品问题等日见突出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也对国际合作提出了新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这些全球性问题涉及人类前途与命运，关系到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并且不是一个国家或者某几个国家就可以解决的，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全球性问题上升使人们越来越关心全球利益，促使人们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此类问题。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得加强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默契，建立有关国际制度，强化国际协调、磋商与合作机制，对全球问题进行全球治理成为十分迫切的需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关系行为主体除使用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来达到各自目的之外，文化手段的运用也越来越频繁。在全球范围内各种文化互相吸收、融合的过程中互相冲突和碰撞也是不可避免的。文化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的凝结，具有鲜明的多元性与民族性特点。不同文化的矛盾、冲突与碰撞体现不同文化理论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政治制度、价值理念、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哲学思想、道德伦理、历史传统、宗教信仰、民族特质等各方面的差异，而这部分的排他性是当前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文化渗透实现政治目的已成为一些国家推行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文化领域将成为国际政治争夺的特殊战场。三、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产生着不断的侵蚀作用主权是国家具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它具有两方面的特性，即在国内是最高的，对国外是独立的。参见周鲠生：《国际法》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75页。国家主权是国家基本权利的基础，是不依附于、不从属于国内外任何其它权力的国家权利。由于经济基础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这种日益增强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形成纵横交错的关联和制约关系。此外，全球化对国家主权也产生着不断的侵蚀作用，这种侵蚀作用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际组织对主权的侵蚀。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为维护共同利益，就需要国家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让渡部分主权，进行国际合作。随着各国对人类相互依存关系和所面临共同威胁认知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从全球高度来重新认识维护国家主权与保证国际协调合作机制正常运转的关系问题，意识到要让渡一部分主权，建立有效的国际机制，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利益。德国学者恩斯特?本达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国界的祛除’使得每个国家的主权决定也并非可以完全自由做出，而是受制于现实存在的先决条件。全球性问题需要在全球框架下解决，这就需要部分主权的让渡，对国际条约的签署实际就是部分主权让渡的体现。”[注:参见［德］恩斯特?本达：《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这样一来，各国就不能像经典主权理论诠释的那样绝对地、至高无上地享有自己在内政、外交、甚至军事上的主权。二是来自跨国公司的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作为经济全球化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数量激增，对世界经济影响日益增强，并对国家主权提出了挑战。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已经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方式和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并不可避免地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提出了挑战。同时，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转移也被牢牢地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发达国家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控制着这些国家90%的生产技术，在跨国公司内部所发生的技术转移占世界的80%。跨国公司凭借庞大的实力通过影响政府的政策和社会福利的安排对国家主权提出挑战，以谋取最大利益。同时，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跨国网络，可以摆脱东道国和母国的控制，并通过直接施加压力和寻求或培植代理人，影响东道国和母国的决策，从而对传统国家主权形成了挑战。三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强势地位，以种种理由干涉、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外交，甚至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武力干涉。发达国家利用客观上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侵蚀，极力鼓吹国家主权“过时”、“弱化”，从全球化角度否定或批判国家主权。有人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主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人通过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时期主权观念的回顾，认为需要重新评价主权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作用，人们对主权的认识存在很多误解。[注:Andreas Osiander.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estphalian My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2001.Vol 55, No .2.]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也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压力和国际合作，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要对国家主权进行重新定义。[注:Kofi Annan. “International:Two concepts of sovereignty”. The Economist, sept 18, 1999.]当然，也应当认识到，虽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主权的让渡、被侵蚀、被削弱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现象总会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国家主权在现存条件之下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尚不可能消失。四、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世界和平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类共同利益的扩大，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的加深，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全球化的发展使各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许多领域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这种局面下，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不断联系和交往中才可能谋求自身的发展。同时，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和世界风险社会的逐步形成，也使各个国家形成了一种休戚与共的联合体。这样，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有了更多的契合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推进国家间合作和交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社会的健康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全球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必然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全球公民社会的主体是非国家主体、超国家主体和市民社会团体。[注:［日］星野昭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行为主体与结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页。]具体地说，全球公民社会是由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工会组织、土著民族组织、慈善机构、社区组织和私人基金会构成的。当前，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十分迅速，公民社会组织开始具有影响和形成全球公共政策的能力。它们在这方面的活力体现在赢得了全世界成千上万支持者的成功活动上，例如，它们关于禁用地雷、免除债务和保护环境等问题的倡议。美国学者戴维?布朗等人就认为：“公民社会组织在许多国际领域以及在许多国家已经日益重要。在过去几十年间，它们的兴起是同全球化力量联系在一起的，并部分地是由后者引起的。”[注:［美］戴维?布朗等：《全球化、非政府组织和多部门关系》，载李惠斌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157页。]全球公民社会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根据，它自身禀赋着多方面独特的功能性特质：一是谋求多极主体实践行为的统一性，建构全球性的协同与合作伦理；二是化解全球自由市场无限扩张与民族国家有限生存之冲突，探寻两者间必要张力生成的可能性空间；三是致力于全球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谋求全球公共秩序与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注:参见袁祖社：《“全球公民社会”的生成及文化意义》，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毫无疑问，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对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会起到促进作用。（原作者：熊光清）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发达国家获得了极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而不必通过政治手段或者战争手段来掠夺世界。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也是从全球化中获益最大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了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力度。例如，进一步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积极参与WTO的创建活动，促进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的实施，同时大力开展国际经济外交，推动双边及区域经贸合作和科技合作，等等。那么，美国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说：“虽然大多数国家都肯定能从世界性市场经济的运作中获益，但效率较高和技术上较先进的经济却能比其他国家获益更多。它们享受着更高的利润率和更有利的贸易条件。结果，市场经济趋向于，直至某一点为止，把财富集中到更先进的经济中。”[注:［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9页。]按美国式的制度安排来主宰国际经济秩序，促进经济全球化对美国来说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以技术和资本的全面优势，通过在国际上降低交易成本，进一步促进资本、商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从而实现全球资源的重组。美国极力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全球化能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就可明显看出这一点。首先，生产全球化为美国产业结构的提升提供了机遇，特别是促进了信息产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的信息技术产品基本上控制了世界市场。目前美国中央处理器（CPU）芯片占世界市场份额的90%，应用软件占50%。美国信息产业已取代钢铁、汽车、建筑等传统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支柱产业，是美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其次，国际贸易的扩大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1996年以来，资本品贸易的增长在美国出口总值增长中所占份额高达70%，在进口总值中占30%。其中，信息技术产品的增长尤其迅速，计算机、半导体和电信产品在资本品进出口总值中所占比例已近一半。[注: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01.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1.]再次，巨额资本输出和流入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目前，美国既是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也是最大的外资接受国；既是拥有本国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也是外国跨国公司投资最多的国家。到1999年底，美国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比1998年上升1186亿美元，累计投资额已达11326亿美元 。[注:Russell B.Scholl.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Yearend 1999”.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Vol.80, No.7，July 2000.]可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利益。当美国能从当前世界体系中获得很多利益的时候，它无疑会继续维护这一体系，而不会发动一场战争来改变现存的世界体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体系中处于霸权国地位的国家的战略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降低了其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从国际格局来看，一方面，苏联的解体使美国在40多年冷战时期的最大敌手骤然消失，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国际格局中力量的分布呈现十分复杂的状态。美国学者约瑟夫?S．奈（Joseph S.Nye）认为，当前，全球信息时代力量在国家间的分配，类似一盘复杂的三维空间的国际象棋。在棋局的上层，军事力量是明显的单极。美国是拥有洲际核武器和强大的空军、海军和地面部队全球投送能力的唯一国家。但在棋局的中间，经济力量是多极的。美国、欧洲和日本各占世界总产量的2/3，中国的迅速增长可能使它成为第四大经济实体。在经济板块中，美国不仅不是霸主，还必须经常与处于等同地位的欧洲讨价还价。棋局的底层是不受各国政府控制的跨出国境的跨国关系的世界。力量是广为分散的，并且决不能说是单极体系、多极体系和霸权体系。[注:Joseph S. Nye, “The New Rome Meets the New Barbarians” . Economist, 3/23/2002, Vol. 362, Issue 8265.]认识当前的国际格局，与正确认识当前美国的世界地位密切相连。毫无疑问，美国是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当前世界体系中处于霸权国地位。但是，美国的霸权国地位也受到多种力量的挑战和制约，它的力量仍然是有限的。约瑟夫?S．奈认为，尽管美国保持着对世界的主导性实力，但它不能单独解决诸如跨国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全球变暖等全球性问题。并且尽管美国是唯一处于维护诸如开放性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安全等全球公共利益领导地位的国家，但它只有通过建立关于全球重大问题的国际协调机制才能维护它当前的优势地位。[注:Joseph S. Nye,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Apr2002, Vol. 78, Issue 2.]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认为：“当代世界体系并不适合于单极体系、多极体系、无极体系三种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复合式的单极―多极体系，其中存在一个超级大国和多个重要力量。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需要超级大国的行动，也需要其它重要力量的联合性行动；但超级大国可以否决其它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联合性行动。”[注: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Apr1999, Vol. 78, Issue 2.]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大战略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认为：“易受大规模毁伤，无可争议的经济优势遭到侵蚀，国际体系变得愈益多极：这些就是美国平时大战略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已有最大变化的三个方面。”[注:［美］保罗?肯尼迪编：《战争与和平的大战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同时，美国实力的有限性也使其在平衡其自身实力各种要素的组成方面面临取舍和选择，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削弱其自身实力。美国学者开尔?吉尔森（Cal Jillson）也认为，美国一方面要维持全球性的经济竞争力优势，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压倒性的全球军事实力，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是一种悖论。[注:Cal Jillson, American Government: Politic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Belmont, CA : Thomson/Wadsworth, 2005, p439.]可见，尽管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它也并没有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意识到进行战争得不偿失，战争成本大于战争收益时，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在当前全球权力失衡的背景下，美国使用军事力量来解决国际冲突的冲动是十分强烈的，并且从国际力量的对比看，只有美国可以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世界大战，但是，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它发动一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极小。〔责任编辑： 大 山〕欢迎您转载分享：热门教育学习好评教育学习2供《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环境的威胁和挑战》参考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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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趋势：一种现实主义的再思考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其根源或者说动力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似乎出奇地保持了大致相同的看法，这个看法也就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表述的观点：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扩展的一个结果。这样的看法揭示了全球化过程的一个基本方面。正如马克思所从不忽略的，政治对经济具有反作用。有一些重要的现实主义者从另一个思路出发强调了国际政治基础对于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作用。本文先简要回顾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研究思路，然后具体地探讨国际政治结构对于全球化的作用。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在经济全球化的光环后面，始终笼罩着霸权的巨大阴影，现实主义理论（主要是结构现实主义）对于全球化现象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解释力。一、关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全球化起因于经济活动的自由化和国际化，这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对国际经济的自由化有着不同的观点，但在这一点上有着共识。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全球化是国际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和自由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产物。最早起源于16-17&世纪大西洋沿岸的自由市场经济，经过300多年世界历史的淘洗，经过国际关系海纳百川式的填充和修正，今天终于形成了汹涌的全球化浪潮。这是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这种内在逻辑一旦走上了国际化的轨道，是不会停息的。无论是大卫?李嘉图还是卡尔?马克思，都对这种内在逻辑做出过深刻揭示。”[1]如他所述，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表述的思想被大多数学者接受成为解释全球化动力的经典之一。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根源作了如下精彩的论述：“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的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2]这是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就是资本主义开始全球扩展、建立起全球性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一个阶段，就是全球化开始加速发展、真正形成的阶段。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3]马克思的这些话已经过去了150&多年，但是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却非常契合。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经济带来全球化是一个长期的、内在的逻辑，它发展的时间越久，这种趋势就越明显。基于这样一种经济解释，马克思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全球统治。“正像它（资产阶级）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种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不仅在国内适应，在国际层面上也适应。与之相对应的，先是在19世纪末形成了全球殖民体系，殖民体系瓦解之后形成的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仍然是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经济全球化加深了“核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国际资产阶级对国际无产阶级的剥削。沃勒斯坦所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典型地反映了全球殖民体系结束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存在并且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损害的看法。[5]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中的“依附”理论明确地把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归根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积累。[6]不仅如此，全球化还使得发展中国家和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7]因此，马克思主义敏锐地捕捉到了全球化给各个国家之间实力对比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全球化加强了一些国家，也损害了一些国家，造成了这些国家之间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的不平等。经济实力的不平等造成了军事实力的不平等。自近代以来，军事实力的发展严重地依赖于经济的发展。正如小约瑟夫?奈所说：“工业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产生了极其深远和重大的影响。”[8]19世纪60年代铁路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带来了俾斯麦“铁血政策”的辉煌战果。肯尼思?沃尔兹在谈到进入核门槛的巨大障碍时说，“技术和规模的限制极不利于中等国家与大国进行核竞争。”[9]国家间的力量分配结构决定着国家间的价值分配体系，即国际权力体系。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政治在这个意义上是正确的，这个观点本质上和现实主义是一致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样相信经济全球化根源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不过它和马克思主义不同，它没有对市场经济进行批判，相反它相信不加限制的自由贸易可以发挥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从而增加所有国家的福利。[10]在16&世纪到18&世纪，重商主义基本支配着国际贸易的理论和政策。重商主义鼓吹国家管制外汇，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自由主义的兴起就是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如亚当?斯密指出，世界经济的“馅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际贸易可以使各国利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优势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做大经济“馅饼”。[11]基于这样一种看法，自由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自然地得出了乐观的结论：相互依赖、全球化和国际制度的加强将带来世界的和平。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论是“贸易和平论”和新自由主义（“制度和平论”）。“贸易和平论”&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罗斯克兰斯。他在《贸易国家的兴起》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发生的一个有趣的变化是，和平贸易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效得多。国家通过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自己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从贸易扩展和增长中获利。”[12]而且，贸易国家本身也会因为参与贸易而发生改变，可能在国家的内部产生一个反对战争的社会结构。因此，相互依赖、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将使得和平更加可能。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认为日益加强的经济全球化和日益重要的经济利益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国家间的合作与和平。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基欧汉。新自由主义本身不是一个关于全球化的理论，而是和结构现实主义一样的关于国际体系研究的结构理论。&[13]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是，“由于处于复合相互依赖中的各方意识到发生冲突的代价太高，成员间为了管理和限制利益冲突而达成一系列的制度安排。”[14]国际制度通过确定议题、提供谈判场所、监督协议实施、增加透明度等可以使国家增强对预期收益的信心，从而促进合作的不断进行。这种合作反过来加深了各国的相互信任和经济的相互依赖，全球化时代因此是国际制度进行全球治理的时代，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具有主要解释力的时代。[15]全球化呼唤并加强国际制度，国际制度规范和促进全球化。也就是说，国际制度已经从全球化的一个政治结果，发展为全球化的一个政治动力。那么，全球化动力的经济解释是不是可以完美地解释所有的全球化现象呢？这样一个问题许久以来并没有得到所谓的“全球化学者”们的注意。既然全球化带来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限制了国家的主权，为什么国家还是自愿地步入这一泥潭？如果说因为全球化增添了人民的福利，所以国家乐意顺从这一潮流的话，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正是深深卷入全球化的欧美国家对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化降低劳动者的福利进行了广泛的质疑。既然全球化对国家施加了越来越大的限制，为什么国家还是维持着作为主要经济单元的地位？事实上，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另外一个必须注意到的现象是，在全球化似乎大行其道的今天，世界的大部份地区还是停留于全球化浪潮之外，并没有对这一潮流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主要大国却争相采取相似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从而表现出“全球化”的特色。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难以回答这些问题。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受制于国际政治，而且其动力深深地根植于国际政治之中。&&二、关于全球化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本身也不是一种全球化理论。与自由制度主义不同，结构现实主义从政治的角度对全球化趋势做出了解释。全球化的动力不仅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而且来源于国际结构的压力，深深地依赖于国际政治的基础。在国家间的力量分配结构一定的情况下，国家间政治关系对国家间经济关系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根据沃尔兹的定义，在国家具有相似功能的情况下，国际结构依赖于两个要素：系统排列的原则和单元之间的力量分配。[16]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依靠自助的原则进行竞争与合作，国际结构则对国家进行选择。国际结构的压力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结构使竞争中的国家不断地“社会化”，社会化促进国家的特点和行为之间出现相似性。沃尔兹用公司的境遇来类比国家，“幸存下来的公司都具有一定相同的特点，而那些破产的公司则缺乏这些特点。竞争鞭策着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化的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17]同样，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如果不向成功的领先模范学习，那么就会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落伍，随之而来的是“落后就要挨打”。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一种不断模仿、学习的过程。社会化导致的国际政治结果既是均势的自然生成，也是各国本身的体制趋于相似。这种现象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很明显的。例如，在1870&年普鲁士令人意外的击败法国以后，欧洲大国和日本纷纷仿效了它的军事参谋制度。这种仿效更广泛地发生在政治和经济的体制甚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现象，一方面导致了所谓的全球化趋势，包括政治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另一方面体现了所谓的霸权国的“软权力”。[18]近代以来，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着两个霸权国：英国和美国。由于它们所处的领先地位，也自然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它们制定的国际规则也容易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可。英国在1864年废除了《谷物法》，选择了贸易自由化，后来又通过一系列双边条约，促进了自由贸易的发展。当时英国的力量正处于鼎盛时代，劳动生产率高，比较优势明显，所以国际经济的自由化正好符合它的利益。自由化的国际经济体制的形成依赖于英国的示范和各国的仿效。在自由放任学说居于当时各国主导思想的情况下，政府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权力，全球化在当时取得了“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成就。”[19]二战以后，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一方面通过自身的示范，另一方面通过建立一系列渗透了自由化原则的国际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但是，当时国际体系中的另外一个霸权国苏联，同样吸引了一些东欧国家、亚洲国家的仿效。两者都根源于国际政治的社会化效应。冷战结束以来，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席卷了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国家，美国的模式和文化居于统治地位。在国际制度“内化”[20]为国家利益的背后，是仿效霸权国以在竞争中至少“不落伍”的心理。没有各国对经济自由化原则的信奉，没有体现了自由化原则的国际组织的努力，限制国家主权的“全球化”断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21]结构不仅使国家在国际体系的竞争中参与深刻的“社会化”过程，而且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政治的平台。两位德国学者断言：“没有政治决策就没有全球化。”[22]罗伯特?吉尔平是“霸权稳定理论”的倡导者。他认为：“全球化程度取决于政治基础，如果大国不能加强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这种政治基础很可能瓦解。”[23]在霸权稳定理论看来，只有存在一个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领导者，国际体系才可能趋于稳定。有稳定才会有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吉尔平十分担心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倾向，对全球化的前景表示忧虑。他指出，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友实行了更加狭隘的政策，强调在本地区而不是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经济问题。[24]区域化的进程和“战略贸易政策”都在损害全球经济的进程。因此，美国必须改变自己的政策，重新担负起管理全球经济的重担。结构的压力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动力，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化发展难以克服的巨大阻力。由于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仍然是基于国家单元之上的，因此，经济关系对于国家来说，关键还在于使自己在竞争中取胜。只有这样，国家的安全和繁荣才能得到保障，政府才能得到国民的支持。经济关系是一个手段，本身并不是国家的最终目标，国家的经济政策必然首先服从于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只要民族国家没有消亡，民族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更不是世界经济的总体利益仍然会是国家政策的根本动力。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以确保自己安全和繁荣的心理一方面促使国家不断模仿先进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关注着自己的主权，防止被过分的专业化以至于在不知不觉的不平等的相互依赖中丧失行动的自由。沃尔兹指出，“在自助系统中，由于对安全的考虑是首要问题，因此，经济利益被置于政治利益之下。”由于各国的功能相似，因此“各国绝对得不到完全分工所带来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好处。#8943;⋯虽然国与国之间相互竞争，但这种竞争却不是各自竭力而为、为共同利益而共同生产更多的产品的竞争。”[25]在现实的国际竞争中，所有的大国都试图走“综合发展的道路”，所以我们把大国之间的竞争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即使是霸权国，出于对日本崛起并逐渐控制美国一些重要工业部门的恐惧，克林顿政府时期就曾大力推行“战略贸易政策”。二战以来，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要比一战前大得多，主要大国在所谓的相互依赖中减少而不是增大了自己的依赖程度。由于两极结构和单极结构里大国间力量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些单元之间的相互依存度降低就不是无法理解的现象了。[26]世界经济的发展还远远没有达到所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程度。所以，在现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整体中，国家仍然维持着作为主要经济单元的地位。近代以来尤其是二战结束以来全球霸权体系的存在，对全球化有着多重的复杂影响。不平等的力量分配的结构，从而客观规定了全球化是一个不平等的、有着巨大局限的全球化。从历史来看，经过几个世纪的多极结构中，五个左右具有可比规模的大国相互竞争。这些大国之所以对全球化的趋势最为敏感，是因为它们处在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是权力斗争的中心角色。确保安全和寻求威望的目的使得它们感觉到的结构压力分外重大。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的大部份地区被排斥于全球化浪潮之外的情况下，其他主要国家会争相采取相似的政治和经济模式，从而表现出“全球化”的特色的原因。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模仿，自由化模式使得某些地区紧密相连，这并不能使我们忽略仍然徘徊在全球化大门之外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地区。这些国家的力量过于弱小，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主要竞争者的角色，它们对结构压力的反应也分外迟钝。&&三、政治角度的意义及与经济角度的关系现实主义对于全球化趋势的解读，既回答了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难以回答的两个重要问题，也揭示了全球化内在的重要实质。首先，全球化的本身并不是一个自由平等的交易过程，其中搀杂着霸权国的私利和其他大国的无奈。全球化的规则是霸权国制定的，霸权国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参与全球化是必要的，但并不是非要全盘接受不可的，因为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含有很大人为因素的趋势。其次，全球化不会是一个和谐的、不断发展的过程。相反，全球化本身就是国家之间充满了激烈竞争、为生存和安全紧张竞赛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在参与进全球化的大潮的同时，必须密切地关注自己民族经济和文化的自主性问题，不能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中丧失自己的主权。纵观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我们认识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关系决定国际经济关系，而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决定政治，这样两种观点看来是相互矛盾的。国际关系学界的大多数学者也将其视为显而易见的事。然而，笔者却认为，现实主义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是相互补充的。为什么我的观点会如此的与众不同？首先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两种解释的相互关系，它们是相互矛盾的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全球化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不平等的世界体系，自由主义认为全球化催生了制度，谈到的是经济对于政治的作用。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经济，的确有着内在的发展逻辑，其发展也导致了财富的不公平分配，不管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对这种分配的认识如何。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竞争决定了国家间的相互模仿，接受共同的国际经济规则，采用相似的国内经济体制，从而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这里的经济，是着眼于国际经济关系，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经济。所以两种解释其实内在有着微妙的差异。[27]两种解释是相互补充、不可或缺的，而且有着相通的地方。例如，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认为一定的力量对比决定着一定的国际秩序，全球化所加深的国家间力量的不平等导致了国际体系的严重的不平衡。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全球化根源于市场内在逻辑的客观性，而现实主义则说明了全球化是根源于国家在竞争中取胜的主观选择。自由主义则看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好的机遇，看到了国际制度对全球化的规范作用。从长远趋势来看，全球化由于其优化资源配置、节省劳动成本的优势，将不可逆转地渗透到政治、文化的其他方面。从现实主义解释的角度来看，在竞争中无意推动了全球化趋势的国家将不得不面对自己的主权受到牵制的困境，也就是说，要想取胜，就必须进行社会化，而社会化又限制着自己的自由。只要国家的力量格局没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趋势只会加速。但是，一旦力量格局发生变化，全球化、自由贸易的秩序反过来对霸主不利的时候，霸权就会试图阻止全球化。这是和19世纪末英国霸权一样的困境。英国霸权建立了自由贸易秩序，但是却因为德国和美国经济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而丧失了在市场竞争中的优越地位。结果导致的是英国转向封闭和保守的国际经济政策，试图排挤其他国家在殖民地的竞争。这反过来导致了德国要求“阳光下的地盘”，最终爆发了改变体系的结构性战争。因此，全球化长远来说，对于霸权国也是一把双刃剑。&&注释：[1]朱锋：“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兼论全球化的定义与动力”，载《世纪之交的欧洲、澳大利亚与世界》，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377&页。[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0页。[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0&页。[5]具体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2、3&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194页。也可参阅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6]See&Samir&Amin,&Accumulation&on&a&World&Scale:&A&Critique&of&the&Theory&of&Underdevelopment,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p.20.[7]See&Samir&Amin,&Capitalism&in&the&Age&of&Globalization,&London:&Zed&Press,&1997.[8][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第91&页。[9][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20-221&页。[10]对于“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派”这种相同点的观察，可以参见洪朝辉：“全球化&跨世纪的显学”，载《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6&期。[11]席小炎等编：《国际经济学》，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12]See&Richard&Rosecrance,&The&Rise&of&the&Trading&State:&Commerce&and&Conquest&in&the&Modern&World,&N.Y.:&Basic,&1986,&p.ix.[13]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14]See&Ernst&Hass,&“Words&Can&Hurt&You,&or,&Who&Said&What&to&Whom&about&Regimes,”&in&Stephen&D.&Krasner,&(ed.)&International&Regimes,&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23.[15]See&Robert&O.&Keohane,&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World&Polit&ical&Economy,&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16]沃尔兹对国际结构的定义参见《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17]同上，第90&页。[18]“软权力”就是一种“同化力”、“吸引力”，其实这种软权力以前的主要大国都有，中华帝国时代的中国主要就是通过软权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约瑟夫?奈提出这一概念来分析美国力量的变化。读者可以参见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21-92&页；以及他所著的《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中文版）有更详细的论述。[19][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44&页。[20]“内化”这一概念借用于建构主义。玛莎?费丽莫所著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是这一概念的实证分析代表作。但笔者的观点与她不同，笔者把内化归于国际政治结构的“社会化”。因为国际制度的原则体现着霸权国的利益，所以国际制度的“内化”本质上是其他国家社会化的过程。[21]参见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22][德]格拉德?伯克斯贝格和哈拉德?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新华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54&页。[23][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第291页。[24]同上，第45&页。[25][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27&页。[26]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所着重阐明的正是国际结构对相互依赖的决定作用的问题。可以参见第七章《结构原因和经济结果》。[27]肯尼思?沃尔兹和罗伯特?吉尔平是现实主义观点的典型代表。国际经济指的是建立在世界市场上日益一体化的经济整体，而国际经济关系指的是不同国家经济实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观点看成是政治决定经济。热门分类推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