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发布《小微金融发展报告》，针对企业2013年所遇到的经营问题调查，面临“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成本上升”的企业分别达到62.6％和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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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政府“高门槛”招投标体制养肥了一大批独占国家资源的垄断国企，以及拥有雄厚资金快速发迹的垄断私企。才有了机场建设费出处；油价涨幅；水电粮油定价等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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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规制，实际上是重新调整政府与产业的关系。政府与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和学家们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也是长期困扰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实践的问题。实&&&&质重新调整政府与产业的关系规&&&&制私人规制和
规制包括私人规制(由私人进行的规制)和(由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等公共机构对私人以及行为进行的规制)。人们通常将作为研究对象。有关一词至今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一些著名家对其也作出不同的解释和划分，如金泽良雄将公共规制定义为“”；植草益将公共规制分为间接规制(依据禁止垄断法、商法、民法等制约不公平竞争，以有效发挥为目的的规制)和直接规制(依据由政府认可和许可的法律手段直接介入活动，以防止发生与、负面价值物品等有关的、在经济中不希望出现的市场行为为目的的规制。它又可分为规制和规制)；理顿(Litan)和诺德海斯(Nordhaus)、(Weiss)和(Klass)等将限定为直接规制；A·卡恩(A.Kahn)将公共规制限定为规制。这些观点上的差异反映了学者们所关注问题视点和所处时代的差异，因此，我们很难说哪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本文主要就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属直接规制)和禁止垄断法规制(属间接规制)作一简析，并将研究重点集中在规制方面。
是指为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政府依据一定的法规、制度等，对企业和国民的活动进行干预、限制的行为。禁止垄断法规制则是为维护竞争和规则，在、市场作用等发生扭曲的情况下，公共交易委员会介入，以使市场恢复正常运行。
禁止垄断法规制与的基本差异是:政府规制直接限制的行为。禁止垄断法规制则决定在市场中应遵循的一般行为准则，并监视企业是否遵守这些规则，以有效发挥市场机能，达到较佳效果。禁止垄断法规制仅以违反规则的企业或有可能违反规则的企业作为规制的对象。一般情况下，在放松的同时，往往强化禁止垄断法规制。因此，人们所说的放松规制是指放松，而不是禁止垄断法规制。
根据规制的内容和目的，大致可分为规制和规制。规制是当某一难以确保物资、服务的稳定供应或适当的时，政府介入该产业，对进入这一领域参入者的资格和数量、设备投资的种类和数量以及生产、价格等进行规制，其目的是确保的利益，使产业健康发展。规制是指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入展开，一些负面影响逐渐显现，为尽可能消除这种不利因素，政府出面进行的规制，其目的是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在实践中，由于问题与经济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对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规制往往结合在一起进行，因此，在以经济规制和社会规制为目的的法律和规则中，很难将某一个规制单纯地划分为经济规制或社会规制。[1]
有关放松规制和政府作用的理论探讨
在六七十年代，界就围绕关于放松规制的必要性及其可能带来的效果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对放松规制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规制不利于发挥，放松规制会促进竞争，推动增长。在产业组织和方面具有开创性研究而获得1982年诺贝尔奖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J.Stigler)，自4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政府规制的效果，他一贯反对把政府所宣布的规制目标等同于规制的实际效果，认为规制的副作用可能和所期望的作用共生甚至成为主导作用。在他1962年发表的《规制者能规制什么》一文中，通过对比受规制和不受规制的供电企业，指出规制可能根本没有收到。对放松规制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规制是为弥补“市场的失败”而制定和存在，一旦放松或取消规制，会使收入差距扩大等“市场失败”的沉渣泛起，不利于的稳定。
应当承认，在世界上尚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完全不介入市场，并且，政府对市场不同程度的规制，在许多国家都一定程度地获得了成功。但是，政府对不当或规制过多而达不到真正矫正“市场的失败”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并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市场的失败”与“规制的失败”哪个代价大，换言之，下的效率与政府对市场实行规制下的效率究竟哪个更高，成了人们探讨放松规制的基本立足点。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有限的资源下进行合理的选择，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要实现上述目标，只有通过。但是，并非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其调节作用在有些情况下是行不通的。家将的不能发挥调节作用的情况视为“市场的失败”。
由于存在“市场的失败”，政府需要运用加以解决，即对其进行规制，以确保经济稳定发展。的具体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
(1)保护环境和公众利益。在中，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往往出现破坏环境和滥用土地资源的现象。要想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不利影响，就需要国家出面作出必要的规制，以限制企业的破坏性行为。如在，《防止大气污染法》等有关安全和环境保护的规制，以确保下的稳定。
(2)向提供生产、服务信息。在条件下，生产者与经常存在信息不对等的状况，生产者就可能利用其在信息方面的优势，采取提高价格等行为，从而导致不公平交易，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因此，政府在提供各种信息的同时，还有必要对企业进行某种规制，要求企业不得进行和不公正交易等。如制定了《消费生活制品安全法》等有关、安全性能的法规，以保护的利益。
(3)防止。是具有活力的源泉。但是，在电力、通讯、铁路、煤气、自来水等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部门，普遍存在着的现象。因此，对进入这些领域的企业，政府一方面有必要实行限制，防止，在确保特定企业的参入机会，另一方面又必须制定适当的，以防止少数企业攫取，如制定公用事业法规、政策等。
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有效的提供良好的和微观环境，从而达到促进长期投资，确保经济活动所必须的物质基础设施，保护自然环境，保护利益的目的。为了防止或矫正“市场的失败”，政府制定了规制。但是，这并不是说能够实现较高的总体效率，相反，从理论来看，下的效率高于政府实行规制下的效率。
主要是自发调节，实现最佳的生产和消费选择，以获取最大的效益和消费满足。的核心是、供给和价格问题。如图1所示，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情况下，与的相交点E为均衡点，与均衡点E相对应的价格P成立时，可能的获利部分为△P1PE(获利)+△PP2E(生产者获利)之和。如果在政府对市场实行规制的情况下，假定政府将价格限制为P3，则可能的获利部分将受此制约而变为△P1P3A(获利)+梯形P3P2BA(生产者获利)之和。与情况下的获利部分相比，明显损失了△ABE部分，这部分在中被称为“”。这说明，在得以充分发挥的情况下，的总体效率高于政府对市场实行规制下的社会总体效率。
另外，从实践来看，本身便存在着一些弊端:
(1)有些规制维护的是少数人的利益，牺牲的是大多数普通的利益。任何一个都存在着强大的特殊利益集团，这种集团凭借其势力总是力图将政府的政策引导到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在，农业团体等少数利益相关者联合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采取一些农业保护措施就是一个例证。
(2)规制的制定过程往往缺乏透明度。一般情况下，国民对政府的活动和业绩进行监督较为困难，这使政府官僚机构可以获得较大的任意空间。有时规制本身虽然是好的，但它可能会被公共机构及其职员以一种有害的方式来执行，造成不良后果。自1992年以来，特别是1995年底至1996年上半年，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围绕处理“住宅金融专业公司”问题的国会辩论，充分暴露了政府决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暗中操纵和官僚作风等一系列问题。
(3)政府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工作效率低。
本身所存在的上述弊端，决定了中不仅会出现“市场的失败”，同样也会出现“规制的失败”。“规制的失败”也会造成大量危害，阻碍的创造。7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规制失败”的问题，与此同时，在科技革命取得进展和经济日益的过程中，放松规制成为许多国家重要的政策课题。美国是世界上放松规制进行较早和进展较快的国家之一。1977年，美国政府实行规制的在GDP中所占比重为17%，到1988年，这一比重降至6.6%，平均每年以减少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放松政府对产业的规制。
70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状况不断恶化，消费物价上涨率一般超过10%，徘徊在5%～10%。当时一些家对60～70年代初美国生产下降的原因作了分析，结论是1/4～1/2的因素在于过多。1这一研究结果，在70年代后半期得到美国政界的广泛认可，并促进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放松规制的措施。
美国放松规制是从金融、保险业开始的。70年代上半期，主要实行存款自由化和证券手续费自由化。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在运输领域放松规制，先后放松铁路运费、航空货物运输及航空旅客运输的参入规制和费用规制，1980年实施《汽车运输事业法》，放松卡车运输规制。
1979年，美国实施《原油、精制油规制排除法》，开始放松石油业规制。在此之前，美国对进口原油和国内生产的廉价原油实行双重价格制，为使这种价格制度与接轨，政府逐步放松这方面的规制，到里根政权时代最终实现了原油价格一元化。
美国电气通信领域的放松规制是在80年代。1982年，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作出决定，对一直垄断美国电气通信服务供应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实行分割，从1984年开始，地区性服务的区域通信由贝尔电话公司经营，区域以外的通信由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承担。与此同时，美国还放松了航空业规制，1983年废除航空运费认可制，1985年撤销航空产业的规制机构——民间航空委员会。
此外，美国还在电力领域放松规制。1978年实施《公益事业规制法》，实行发电部门参入自由化，符合条件的企业不断进入发电市场，促进了部门间的。1992年，美国实施《能源政策法》，开始在批发市场引入竞争机制。
可见，美国在金融、运输、电气通信等领域的放松规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可以说是80年代初共和党里根上台后的放松规制政策。在美国，60年代保护和保护环境的运动，使规制得到强化，致使企业成本上升，企业不断要求政府放松规制，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1980年，里根政府提出著名的“里根”政策，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放松规制。这一政策受到产业界的普遍支持，“里根”也由此作为“小政府”、“推进放松规制”的代名词，对许多政策的制定产生很大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里根政府放松规制取得的进展主要体现在规制方面。美国放松规制主要是在里根执政之前，特别是卡特政府对加速放松经济规制发挥了很大作用。在1976年选举中将“纠正无效率的政治和官僚主义”作为竞选公约的卡特当选后，从航空业开始，到运输业、金融业等接连不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关放松规制的政策措施，如1978年实施了《航空规制缓和法》，1980年实施了《汽车运输事业法》和《存款金融机构规制缓和货币管理法》等，有力地推动了领域的放松规制。此外，尼克松、福特等政府也为推进美国放松规制进程作出了很大努力。
在美国放松规制的过程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借鉴:
(1)在放松规制之前，美国实行规制的各行政委员会为充实力量，以便广泛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放松规制可能带来的效果，广招优秀的家。这些家对放松规制将会带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分析，并公开调查结果或著书立说，为政府放松规制从政策和舆论上作了宣传准备。
(2)美国实施规制的机构和不同，它是从政府独立出来的行政委员会，如实行航空规制的是民间航空委员会，实行铁路、卡车规制的是州际通商委员会，实行电气通信规制的是联邦通信委员会。这种相对独立的委员会及其成员与产业界之间没有直接的财务联系，因而中立性相对较强，有利于确保实施规制的公正性。
(3)里根政府通过人事机关的行政政策来推进放松规制，以保证放松规制政策的连续性。里根上任时任命放松规制专家为规制机构的责任者，这些专家的任期间大多达8～10年之久，超过总统任期，这样，即使总统出现更换，放松规制的体制仍可延续。
(4)美国司法当局有效地运用来促进放松规制，如分割了垄断美国电信领域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然而，由于放松规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利益再调整，美国在放松规制中也出现一些问题，如在取消航空业规制后，在交通不便的偏僻地区，地方航空公司的航线大幅度减少，但成本较低的长期往来于两地间的定期票使用人数急剧增加，结果运输部不得不发放补助金来支持地方运输。这种做法实际上违背了放松规制要发挥、引入原理的初衷。二战后，工党执政期间主要实行，公益事业一律由国有企业承担，禁止民间企业参入。此间，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国际中的地位不断下降。1979年，保守党取得政权。为改变低迷、物价高涨、政府大量存在、国营企业经营恶化的状况，希望通过出售国有企业股份，推进，以重建财政。放松规制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1979年至80年代初，主要以小型国有企业为中心开始推行政策，使这些企业所属行业形成一定程度的市场竞争。1979年政府出售了石油公司股份，1981年出售英国航空宇航空间、电缆和电线等国有企业的股份。这期间，政权的重要政策目标是削减，推动国有企业进行。为此，政府重点采取了削减财政支出特别是降低政府部门借款比率，削减对国有企业的补助金，出售国有企业股份等措施，以平衡。
1984年以后，形势有所好转，取得一定成效，如英国钢铁、英国航空公司等因政府削减对其补助，生产效率有了提高，这增强了政府对政策的信心。于是，政权开始对一些重要国有企业实行，1984年对电气通信领域的电信实行民营化，1986年对英国天然气实行民营化。同时，为促进竞争，保护利益，政府还先后在电气通信、天然气、自来水、配电等领域设立规制机构，实行。
进入90年代，逐步推行电力、煤炭等的，将电力业垂直分为发电、送电、配电三个部门，分别促进各部门间的竞争。这一做法与美国有所不同，美国主要是在发电部门促进竞争，而在送电、配电部门准许实行垄断。从这个角度看，在电力领域的放松规制比美国彻底。
在放松规制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在对国有企业实行的同时，设立了独立于政府的规制机构，实行相应的。为激励企业改善经营效率，政府给予企业以提高价格的决定权。譬如，电信的效率性指标最初5年定为3%，假定某一年的消费物价上涨率为5%，则英国电信价格变动不能超过2%。如果实现3%以上的效率性指标，则由此而实现的增加额可由企业自行处置。这种制度在调动企业积极性、促进英国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2)的规制委员会由政府和有关官厅任命，一旦任命，原则上在一定期间内不得更换。被任命的规制委员会主要负责有关规制和规制改革方面的事宜，担负促进市场竞争的义务。如果竞争条件不完善，规制当局就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对其进行纠正，或提出新的规制改革方案。产业当局和禁止垄断当局的检查和平衡机制也体现在这里。
(3)由于政权最初的政策目标是重建财政，并未就和放松规制等问题进行充分讨论，致使后来遗留下一些问题。如在完成民营化之后，天然气行业仍存在，英国电信市场支配能力并未弱化等。与美英等发达国家相比，放松规制起步较晚。1981年，政府成立了临时行政调查会，开始将放松规制作为行政改革的主要领域。1986年4月，中曾根内阁发表了著名的《前川报告》，政府首次将放松规制作为政策的主题，提出“原则取消、例外规制”。《前川报告》成为政府着手进行、放松规制的重要方针。1988年12月，临时行政改革促进审议会向国会提交了《关于放松公方规制的答询》，指出应重新认识公方规制。1990年，日美发表了日美构造协议最终报告，根据双方协议，放松《大店法》中有关规定，并强化实施《禁止垄断法》。1993年11月，细川联合政权时代的首相咨询机构——平岩研究会，也提出了类似“原则取消、例外规制”的建议。随后，接替细川政权的羽田内阁通过了《制造物责任法》，该法规的实施，意味着在保护利益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1995年3月，村山内阁决定实施《规制缓和推进计划》，该计划涉及住宅、通信、、运输、金融、证券等诸多领域。
可见，自《前川报告》发表以来，历届内阁都十分重视放松规制问题，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效果。最典型的是电信业。1985年对经营不善的电信电话公社实行，将其更名为电信电话股份公司即NTT。1987年以后，新企业进入通信领域，加剧了这一领域的。为在获得优势，NTT不断进行，降低生产成本，由此一直维持着较佳的经营状况。90年代其效益又有进一步提高。此外，在金融、航空、电力等领域的放松规制也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效果。
然而，与美国等相比，直至90年代中期，在放松规制方面可谓进展缓慢。首先，从整体规制状况看，1990年日本受的产业在日本总体中所占比重为41.8%，而美国的这一比重仅为6.6%，2这表明日本尚是一个规制大国。其次，从受规制的行业种类看，几乎没有不受规制的行业，建筑、金融、保险、证券、电力供应、运输、通信等非制造业受规制的程度尤为突出。第三，从实行规制的部门看，中央各省厅都不同程度地掌握一定的审批权，到1993年3月，受审批的项目达11402件，与1987年3月相比，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1233件。到1997年3月，受审批项目仍保持在1万件以上，3可见，在放松规制方面的进展与其业已成熟的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并且，其在放松规制方面行动迟缓，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严重后果，如，90年代日本丛生，不良债权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行政保护弊端日益突出；政府对经济实行干预和保护的各项规制使与其他国家经贸摩擦频繁；政府实行规制的产业较多，国内外价格差较大；国内投资成本较高，许多领域存在诸多限制，行政手续繁杂，信息服务化跟不上等，致使出现产业“空洞化”迹象，就业形势恶化等。
进入90年代中期，面对日本持续低迷状态，日本政府越来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和放松规制的紧迫性，由此加快了放松规制的步伐。1995年3月，决定实施《规制缓和推进计划》，开始全力推进规制改革。《规制缓和推进计划》是在听取各方意见和要求的基础上，对大部分内容明确规定出实施日程，旨在推进结构改革政策的实施。该计划已经过两次修改，1997年3月内阁会议将放松规制的数目扩大到2823件。1998年3月，政府确定了今后三年的放松规制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减少和放宽对民间的限制和干预，促进企业间的竞争。另外，1997年5月，政府还通过了改革行动计划，旨在通过放松规制，创造新的产业，重点培育医疗福利、生活文化、信息通信、新制造技术、物流、环境、商业支援、海洋、生化技术、城市环境、航空宇宙、新能源、节能、人才、、住宅等领域；促进企业开发新技术，改变国内高成本状况，缩小国内外价格差；培养人才，完善研究开发的基础设施，增加国家对研究开发的支出；推进公共领域信息化，健全和完善有利于促进进口和海外来日投资的相关制度法规等，改善投资环境，以创造充满活力的经济。能否在今后规制改革中顺利解决上述问题值得关注。从美英日放松规制的经历中可获得如下启示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重新认识规制规制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制定和存在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在某一时期对促进一国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一些规制，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本国经济趋于成熟，其带有的局限性便会日益暴露出来。原有从必要性和合理性出发制定的规制变得不再合理，并越来越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为使能够迅速而灵活地适应、形势的变化，就需要不断地重新认识规制，根据具体情况对规制的内容、形式等进行修改和补充，该放松的放松，该废除的废除，以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1]放松规制不是要放松所有的规制，也不排除制定新的规制美国家A·卡恩在其1979年出版的名著《规制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支撑目前私营企业的两个主要制度是竞争性的和直接规制，将两者结合起来并不容易。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提高效率，也不能在其他方面取得良好的成果”。绝大多数成功的发展范例，都是政府与市场形成合作关系从而矫正，而不是取代市场。政府与市场的这种关系，表明在一国发展中既不能完全听任市场，也不能让政府进行过多干预。规制可以说是政府与市场形成合作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放松规制并不是放松所有的规制，完全不要政府的介入，而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调整和改变政府介入的形式。如在技术出现重大进步、意识、消费嗜好发生变化时，所依据的基础随之发生变化，这时，就要取消对和发展起消极甚至破坏作用的规制，适度放松必要性弱化了的规制，并且“在放松规制取得进展后，有必要进行新的制度性补充”，4制定新的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积极促进作用的规制，将竞争与规制协调起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放松规制实质上是调整政府与产业的关系，重新进行利益和权力的。适时适度地放松规制，促进本国发展当规制适合时代发展要求时，其积极作用就会得到充分发挥，反之当规制不适合时代发展要求时，其消极作用就会逐渐显现。如果继续延用过时的规制，不仅会使既得权益合法化，而且会使的作用受到削弱，造成不良后果。因此，适时适度地放松规制，会促进增长，反之则会在中处于被动局面，从而制约的进一步发展。美、英在世界形势发生变化了的70年代便着手放松规制，取得了一定的。而在80年代中期以后虽意识到调整政策、放松规制的必要性，但由于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在放松规制方面进展缓慢，不仅致使在放松规制过程中带有“外压型”特点，而且给日本带来严重后果。危机丛生的金融业，如不良债权问题等仍是影响日本复苏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是日本带来的结果。
美、英、日在放松规制方面的实践表明，经济运行顺则会带来成效，反之违逆市场机制将会受到惩罚。同时它也向各国政府提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中如何将对的规制保持在必要的最低限度，并且随着产业的发展、成熟，如何适时适度地放松规制，促进国内产业的健康发展。[1]
新手上路我有疑问投诉建议参考资料 查看　　　　□本报记者 李小彤
　　　　金砖国家产业结构的变迁是经济发展内在规律驱动的结果
　　记者： 金砖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万军： 目前， 金砖国家都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 三次产业变动的趋势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2010年的数据来看， 金砖国家农业占GDP（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已经大幅下降， 除了印度农业在GDP的占比稍高外， 其余四国的农业占比都不超过12%； 金砖国家第二产业的比重为21%~47%， 其中中国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最大； 除中国以外， 其余四国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 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产业。
　　记者： 金砖国家的产业结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
　　万军： 金砖国家产业结构的变迁是经济发展内在规律驱动的结果。 在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状态，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要地位， 农产品在人们的需求结构中占有很大比重。随着人们的收入水平因经济增长而提高， 对工业品的需求会不断增加， 从而激励着工业部门的扩张， 以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 当人们的收入水平增加到一定程度时， 对非物质服务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需求， 服务业因此而迅速发展。 不仅如此， 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中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金砖国家的贸易结构也将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并推动要素使用结构的变化， 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二元经济结构。 快速的经济增长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变， 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转变又为金砖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
　　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已成为金砖国家制造业发展与升级的主要制约性因素
　　记者： 从金砖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 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面临着不同的要素禀赋、 资源环境和市场条件。 金砖国家大力发展最能充分利用当时的资源禀赋、 最能增进社会福利总水平的产业部门， 推动了本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部门的成长。 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发展了什么产业？
　　万军：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加快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分工进程， 将大量的非核心制造和组装业务环节向市场潜力巨大、 产业配套能力较强、 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导致了资本、 商品、技术、 人员及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 形成了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 面对制造业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趋势， 金砖国家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优越的区位优势， 也使金砖国家成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 这一切推动着金砖国家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大幅攀升，2010年比1990年上升了15%。
　　在金砖国家中， 制造业发展最为迅速的是中国。1990年中国仅占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增加值的13%，而这一比重在2010年就上升到了43.3%，20年时间里增加了大约两倍。尽管印度制造业的规模总体仍然偏小，但其发展势头不可小觑。 从制造业的增加值来看， 印度已经超过了墨西哥和巴西， 成为发展中国家里的制造业第二大国。 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加起来， 几乎占据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半壁江山。 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大力推动制造业的发展， 尽管近年来巴西、 俄罗斯等国的制造业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但他们在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反而有所下降。 必须指出的是， 作为产业转移的承接者， 整体上的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已成为金砖国家制造业发展与升级的主要制约性因素。
　　服务业不仅成为带动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 也成为吸纳劳动力最多的部门之一
　　记者： 随着金砖国家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 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高。 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成就有目共睹， 但其服务业发展则稍显不足， 是金砖国家中唯一一个服务业占比不足50%的国家。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万军：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金砖国家的服务业开始出现快速发展的趋势， 是这一时期经济中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 到2000年， 除中国以外的金砖国家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已经超过50%。 尽管中国的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没有超过50%， 但同期服务业的发展也非常迅速， 在GDP中的占比增加了21.75%。在服务业发展的同时， 金砖国家服务业吸纳的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也大幅上升。 服务业不仅成为带动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 也成为吸纳劳动力最多的部门之一。
　　中国服务业发展稍显不足的原因可能在于， 中国经济中存在着与日本类似的二重结构： 即同时存在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竞争的高效率的出口部门，和一个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率低下的内需部门。 中国的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而言开放进程偏慢， 在一些服务业部门， 大型企业具有很强的市场势力， 非国有经济比重低， 产业中竞争不足， 因而效率提升缓慢， 使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相对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 从而使产业结构偏差加深。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应引导和鼓励非国有经济进入大多数服务业部门； 在扩大开放服务业的基础上， 加快服务业内部的体制变革， 促进社会资源在各产业之间和各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
　　记者： 在发展第三产业上， 金砖国家中谁的经验可以借鉴？
　　万军： 虽然金砖国家都在发展服务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印度的成就最为引人注目。 印度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禀赋， 抓住了发达国家服务业外包的有利契机，以软件产业为先导， 以海外市场依赖型的软件外包业务为商业模式， 将软件外包领域从过去的信息技术外包服务 （ITO） 扩展到业务流程外包服务（BPO）， 将科技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服务业领域的产业竞争优势， 使本国迅速跻身世界信息产业大国之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报告指出， 自2005年以来， 印度就一直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服务出口国。
　　技术落差拉大、 竞争优势遭到削弱将弱化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记者： 金砖国家的产业发展未来将面临什么挑战？
　　万军： 一是新工业革命可能再次拉大金砖国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技术落差。
　　当今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颠覆传统的生产方式， 导致全球生产格局的调整和国家间产业竞争优势的重构。为了进一步强化竞争优势， 发达国家都在大力发展先进技术和新兴产业，以技术优势克服成本劣势， 生产出附加值更高、 更加个性化的新产品， 从而在国际产业竞争中继续处于主导地位。 新的工业革命通常会颠覆传统的技术路线， 使沿着传统技术路线寻求技术改良的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有可能再一次拉大。
　　二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流使金砖国家的产业升级模式面临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金砖国家通过引进外国直接投资、 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等方式有效地实现了产业升级。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重新认识到制造业对于推动技术进步、 拉动就业的重要性，再度将重整制造业视作拉动经济复苏、恢复经济活力的关键， 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实现本国的 &再工业化&， 并吸引制造企业的回归。 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新态势已经开始吸引部分高端制造企业的回流。 据波士顿咨询集团2011年的调查， 总部设在美国、 收入超过100亿美元的跨国公司中， 有48%表示愿意 &回流&美国。制造企业向发达国家回流的现象如果持续下去，将使金砖国家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产业升级模式难以为继。
　　三是成本上升使得金砖国家制造业的竞争优势遭到削弱。
　　成本优势一直是中国、 印度等制造业发达的金砖国家最主要的竞争优势。 拥有几乎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 印度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金、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制造装配环节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但近年来， 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动使金砖国家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结构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 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 土地稀缺、 能源短缺、环境恶化等约束因素的日益凸显， 金砖国家维持制造业低成本优势的现实基础逐步被侵蚀， 这在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开始持续上升。 工业革命将改变制造业的要素投入结构， 随着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显著提高， 智能控制系统和机器人对劳动力会形成越来越多的替代， 企业成本结构中人工成本所占的比重将会进一步下降， 使得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突出， 但工业部门的技术创新能力、 品牌与渠道管理能力等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这将进一步弱化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经济的互补性决定着金砖国家产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记者： 金砖国家应该通过怎样的产业合作来面对未来严峻的挑战？
　　万军： 第一， 经济的互补性决定着金砖国家产业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金砖国家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这推动了金砖国家之间对外贸易的互通有无、 产业部门的相互投资和技术领域的共同研发。 中国是金砖国家中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 名副其实的 &世界工厂&，但能源资源短缺， 与资源能源储量丰富的金砖国家开展产业合作， 能有效弥补中国经济的短板。 如果金砖国家之间能够形成产业合作机制， 使中国的制造业优势、 印度的服务业优势和其他三国的资源能源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将有利于实现金砖国家的共同繁荣和发展。
　　第二， 贸易合作为金砖国家出口行业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
　　新兴经济体对制成品和原材料的旺盛需求， 使之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复苏和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 由于金砖国家经济结构上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近年来， 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发展很快。 南非标准银行不久前发布的报告显示， 自2001年以来， 金砖五国之间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于同全球其他地区间贸易的增速。 金砖国家之间贸易规模的不断攀升是建立在产业互补的基础上的， 随着金砖国家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张， 金砖国家间的进出口规模未来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第三， 金砖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成为产业合作的突破口。
　　中国是金砖国家中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 近年来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 这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海外投资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持。 中国目前80%左右的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尽管金砖国家之间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开展产业合作已经取得突破， 但这种合作才刚刚起步， 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第四， 研发合作将成为金砖国家产业合作的新领域。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 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引进先进技术的方式来提升产业技术能力的难度大大增加， 这反过来也迫使金砖国家大力发展创新技术和新兴产业， 引导创新要素向符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领域集聚。 如果金砖国家能够在技术创新领域开展持续的大强度投资， 将形成建立在技术能力之上的新竞争优势，进而提升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位置。本版图表 小米/绘读完这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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