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象岂能决定人事傅海辉&近年西方占星术这一“洋迷信”逐渐在中国风靡起来。“远来的和尚好念经”，风头大有盖过“土迷信”之势。尤其是年轻人趋之若骛。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西方的占星术呢？
许多人认为，占星术是一种科学。你看，占星术的理论历史悠久，宏大精致，占星术家往往是家学渊源，莫测高深。由不得你不信。最有说服力的是，历史上许多占星术家的预言都变成了现实。其实，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一种理论正确与否，和它的历史是否悠久并无直接联系。理论如果要正确，恰恰需要长期的努力，要多少代人为之前赴后继，孜孜以求。因此，越是古老的理论，错误的可能性越大。至于理论宏大精致，也可能是在错误的方向上走得很远而已。
说西方占星术理论不科学、不正确，并不是因为它古老与否，而是就这个理论本身来说的。占星术认为，人间的一切事情都已命中注定，人出生时所对应的天象（星图）决定了人的性格和命运。天象就是日月和各行星在黄道上的投影及其相对位置。黄道是人从地球上看，太阳一年的位移在假想的“天球”上的投影。为了建立黄道上的坐标，古人用黄道所经过的十二个星座把黄道分为十二段，称为“黄道十二宫”。那么，人们很自然地想知道，天上的星星是怎么对地上的人事产生影响的呢？是通过电磁波，还是引力，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占星术对这个问题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只是诉诸神秘主义。另外，人类历史虽然有重复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不可重复的变化。如果地上的人事完全由天象决定，那么，周而复始的天象为什么会“决定”出复杂多变的人事呢？
另外，在太阳系九大行星中，天王星是1781年发现的，而海王星则是1846年发现的。这些大行星对地上人事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古人根本不知道，那么古人为什么能预测？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冥王星则更是迟至1930年才被发现。冥王星是否是大行星一直存在争议（2007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经大会投票，决定不再将冥王星视为大行星，而将其列入矮行星）。那么冥王星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至于太阳系以外的无数庞大星系、星系群也有类似问题。
事实上，占星术的理论往往牵强附会，顾此失彼，所以解释起来自然免不了捉襟见肘，矛盾百出。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建立在一种类比思维的基础之上。什么叫类比思维呢？设想有两个事物甲和乙，如果它们都具有某些相似的属性，那么可以推论它们在其他的性质上也相似。比如，声音和光是两种不同的现象。现在已知它们都能够反射、折射；而声音还具有干涉、衍射效应。那么，我们可以类比得出，光可能也具有干涉和衍射效应。事实上，光的确具有干涉和衍射效应。
类比思维虽然能够给人带来一定的启发，但是类比得到的结论不是必然正确的。如果把两种不同性质的现象简单生硬地进行类比，就可能产生荒谬的结论。比如，声音必须依靠弹性媒介才能传播，这种弹性媒介就是空气。在真空中是没有声音的。如果依此类推，以为光的传播也要靠弹性媒介，那就错了。我们知道，光在真空中也能传播。
不幸的是，占星术最根本的推理方式正是类比思维。例如，火星颜色偏红，因此就把火星和男性的一些性格特征，如好斗、征服等联系，并进而与社会的一些灾害性事件如流血、战争甚至瘟疫、灾荒等联系在一起。而金星颜色美丽柔和，使人联想到了女性的性格特征，比如温柔、母性等，因此就让火星和金星分别主宰男性和女性的命运。这和中国是一样的。其实从它们的名称也可看出来。汉语中火星用“火”来形容，金星则用“金”来形容。英语中火星是Mars，即战神，而金星是Venus，即爱之女神。
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占星术的理论是非常不可靠的。即使有正确的预言，也是巧合。但是，历史上有许多占星术的预言神奇地应验了，难道它们都是虚假的吗？
的确，历史上占星术有不少预言被后来的事实所应验。例如，被占星术家津津乐道的第谷就很有一些“神奇”的预言。第谷（TychoBrahe，）是丹麦人，是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占星家，在西方占星学的历史上地位尊崇，他的占星术著作历来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他长期为丹麦贵族和王室作占星服务。他的算命据说就很灵验。比如，他曾经推算预言，瑞典某支系的后裔将成为瑞典国王。在第谷去世十年之后，他的预言应验了。所以有人认为，占星术虽然在理论上有诸多瑕疵，甚至全盘错误，但在实际操作上还是成功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且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就拿第谷做例子。首先，这类事件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历史学家认为，第谷预言的应验未必就意味着其预言的准确。完全可以理解成这一预言鼓舞了该支系的信心，从而使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其次，第谷并非总是“料事如神”的，他也有不少失败的预言。比如，一次他预言来年丹麦有大旱，但实际上是大涝。
所以，就连第谷自己也为占星失败预留了后路。他在每份占星报告书中都要指出，他的预言并非绝对准确，因为“上帝根据自己的心意可以改变一切”（见江晓原：历史上的星占学）
历史上，占星失败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例如，2005年就发生了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印度一位75岁的占星家昆吉拉尔?马尔维亚预言他将于日下午3时到5时之间死亡。到了那天下午，他便端坐家中等死。他的这一举动引来了数百人到他家门外看热闹。可死神却偏偏和他过不去，就是没有光临，让这位资深占星家在众目睽睽之下颜面扫地，沦为笑柄。
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人们往往倾向于记住那些令人惊讶的事情，而对那些平淡的事情则往往忽略了。占星术家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特点，他们喜欢宣传占星术的成功案例，而对那些失败的案例则尽可能回避或隐瞒。尽管这些成功的案例可能是真实的，但它们是否能够证明占星术有效，仍然需要从统计学角度加以考察。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心理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做了许多实验，绝大部分都证明，占星术预言的成功率仅仅是随机水平。在此举1994年心理学家罗布?南宁的一个实验为例。
请一些占星学家参加实验。提供给他们七个被试的出生资料，要求他们根据资料确定这些被试的星图，并设计出针对这7个受试者的不同问卷。问卷经心理学家重新整理并经占星术家认可后，由被试填写。填写完成后将答案返回给占星学家。这样，每位占星学家的手中都有七份出生星图和七份问卷答案。他们可以运用占星术理论，根据被试对问卷的回答来推测该被试属于哪一种星图。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把这七分星图和七份问卷进行配对。参加实验的占星术家共有44人。其中一半占星术家即22人全部配错；另一半中最好的也只有3对正确。而且，在一共49种配对组合中，占星术家选择的组合看不出有任何规律。（见朱彤：占星术与科学检验）在许多实验给出了对占星术的不利结果后，连一些占星术家也不得不反思起来。他们承认，占星术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科学。当然，更多的占星术家仍然找出种种理由，坚持主张占星术是正确的。
占星术有一个孪生兄弟即天文学。千百年来，天文学由小到大，不断取得一个个辉煌的成就，而占星术则原地踏步，停滞不前。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天文学作为科学，有一套正确的科学方法，能够发现和修正自己的错误，而占星术则不具备这样一种科学方法。总之，占星术的理论荒谬不经，对理论的运用又因人而异，是否成功或者靠占星术家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或者完全靠碰运气。许多来自西方的“洋迷信”，性质都是大同小异。对这种东西，年轻人作为娱乐无伤大雅，但如果信以为真，据以制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战略，就等于进赌场赌博，却拿着自己的未来做赌注。
&发布时间： 16: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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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jin Anti-cult Associ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中央对“新形式腐败”官员“最后通牒”&“说”，还是“不说”？６月２９日是期限的最后一天，违纪的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们将在此之前做出权衡，在规定期限内坦白的党员可以获得从轻处理隐性腐败官员必须选择“说”还是“不说”；什么样的违纪行为将被“从宽”；司法机关有可能出台司法解释；是否会有很多违纪者接受“坦白从宽”。“最后通牒”也许，一些人正数着不断流逝的时间，思考着“说”，还是“不说”。他们审视着从北京发出的一份文件，文件要求在３０天内说清自己隐秘的腐败行为，否则将面临严惩。而现在，还剩下１５天。６月２９日是期限的最后一天，违纪的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们将在此之前做出权衡，不过中纪委官员说，在规定期限内坦白的党员可以获得从轻处理。中纪委５月３０日印发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详细列出了“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等８项严格的禁止性规定。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纪委官员说，近年来涉及权钱交易的一些违纪违法者的手段不断翻新，此次《规定》主要是针对这些党内腐败的新形式，而之前，这些腐败行为因为相对隐秘而难以认定。“与一般受贿形式相比，通过这些貌似不违法的形式收受财物，更具隐蔽性、复杂性，且数额较多，危害大，影响坏。”６月８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在贯彻实施《规定》会议上这样说。何勇还表示，《规定》是为教育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严格自律，加大对涉及权钱交易行为的惩处力度。中央纪委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制定颁布了这个规定。“要使存在问题的党员清楚，这是党组织给予自己的一次机会，要珍惜和把握住，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拒不纠正的，将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反腐专家们说，在十七大前颁布上述规定，亦是执政党对腐败分子的一次高调警告：中央宣示自己已清楚那些披着“合法”外衣的腐败行径，并且要制规查处。更有评论人士认为，这是一次针对隐性腐败官员的“最后通牒”。规定细化超出以往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中纪委系统官员说，《规定》是对过去几年查处案件，特别是近一年多来反商业贿赂、查处大案要案、惩戒高官等举措的总结。该人士说，新《规定》对相关腐败形式的细化程度远超以往。其中《规定》第二条说，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所谓“干股”，就是官员仰仗着手中的权力入股，无需投入分文便可拥有的“股份”。在过去两年中展开的声势浩大的清理“官股”行动，其中以整治“官煤勾结”为典型。２００５年８月，因痛感煤矿企业中官商勾结造成的关停不力、矿难频发的现实，国务院曾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在当地煤矿有股份的官员“限期一个月内撤资”。然而反腐专家说，“官股”虽遭清理，但“干股”依然难以清除，因其没有投入资本，所以也无资金可撤。在一些企业，“影子股东”已成公开秘密，是清理“官煤勾结”的顽症所在。这种明目张胆的腐败，如何处理？此次《规定》对上述“干股”做出明确禁止，并详细规定了各种“干股”形式的违纪处理标准。与上述规定类似的还有《规定》的第三条，即严格禁止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而当下正在中国火爆的股市亦被纳入注意范围，规定第四条说，掌握权力的官员如果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获得明显超额的“收益”亦将被认定违纪。与之前相关规定一脉相承的是，以给官员的子女亲属等安排工作，但其亲属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的一并列入违纪范围。官员子女亲属依仗父母权势收受贿赂早已是普遍的腐败模式，有人总结为“衙内”现象——“衙内”一词来自于《水浒传》，其中高俅之子人称“高衙内”。与之前不同的是，《规定》特别说明情妇?穴夫?雪也包括在内。执政党对官员的作风问题正日益重视，２００６年被查处的刘志华、李宝金都被纪委指“生活腐化”，而一些情妇?穴夫?雪已成腐败掮客。《规定》第五条明确列出，严禁官员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反腐专家说，以赌博的方式故意输钱给对方早就是中国传统的行贿手段，然而之前党纪一直未有明确禁止，《规定》此次同时解释了如何认定的具体条件。何勇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与传统受贿形式中的直接收受财物相比较，这些行为貌似不违法，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复杂性，但实质上没有区别，性质上都是受贿！”直指隐蔽性腐败难题中纪委系统人士说，一个显著特征是，《规定》所列举的违纪行为，都是近几年来办案实践中经常遇到，在定性量纪方面容易产生分歧的违纪违法活动。以前，由于党内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这些行为的定性处理依据，致使有些案件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查处；有些违纪违法者没有受到与其行为性质相适应的惩罚。这些问题如不尽快解决，将影响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中国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反商业贿赂活动亦给纪委提出新的挑战，现中纪委常委、上海市纪委书记沈德咏说，商业贿赂的花样正不断翻新，手段越来越隐蔽。这就要求执政党的反腐措施从反明显腐败向反纵深的隐蔽性腐败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中每一项具体的“禁止”条款，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反腐专家说，之前，对于如何确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相对模糊。因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正成为诸多腐败官员的选择，２００６年中纪委对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立案检查时也曾指出，陈涉及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包括很早就被提出的“权力期权化”问题已受到广泛诟病，被认为是一种隐蔽和“高明”的腐败策略，观察家说，有针对性的反腐举措“也应如电脑杀毒软件般不断升级”。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湖南省纪委官员说，“有时候我们纪委查处了，但是到了司法机关那里无法认定，没有法律依据，很多法律规定都相对原则，难以细化。”“针对这一情况，中纪委先行在党内出台了这样一个细化规定。”上述纪委官员说。亦有纪委系统人士称，该《规定》在党内先实行检验，将来可能会由司法机关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便纪委和司法系统在查办案件中的衔接。什么人将被“从宽”６月８日的中纪委贯彻《规定》的会议上，何勇再次明确提出了“３０天”内主动交代的要求，“主动说清问题的可考虑从宽处理”等宽严相济政策，“我们希望尽可能地教育、挽救存在一般违纪行为的同志。”他对《规定》的执行提出了三条注意事项：一是《规定》所列行为，历来是党的纪律所严格禁止的，这一点非常明确。二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对待犯错误党员的一贯政策，在以前颁布的党内法规中都有体现，各级纪检机关可以按照现有规定把握。总的原则是，在综合考虑违纪性质、情节轻重、认错态度等因素的基础上，可以比平时的自首和主动交代更从宽一些，以达到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目的。三是要认真稳妥处理这类情况，避免无原则从宽。特别重大或者把握不准的案件，要及时逐级请示，防止造成不良后果。中国在“文革”后要求腐败官员“限期交代”的举措，最早见于１９８９年，“两高”当年８月１５日发布的《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规定坦白的期限至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止。不过此后针对大规模党员限定坦白期限的措施并不多见，此次中纪委在十七大前明令限期，极具反腐宣示意味。纪委官员说，中央纪委今年将派出专门检查组，检查省部级纪检部门落实该《规定》的情况。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的某省级纪委一位处长称，“这肯定不是一个小动作。”６月８日的会议上，何勇要求各级纪检机关必须高度重视《规定》的学习宣传工作。要及时向党委（党组）报告有关情况，争取党委（党组）的统一领导和支持。“要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网络等媒体，广泛进行宣传，使社会各界了解《规定》的基本内容和监督检举的方式方法，增强与这些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的信心和能力，为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但亦有纪委系统官员表示，不能指望违纪官员成群结队站出来交代问题，“这不现实，但话说在前面，确实会有一定震慑意味。”何勇亦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行为的表现形式非常复杂，不能寄希望用一两个解决所有违纪违法问题，工作中仍然存在许多紧迫而又突出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根据实践要求创新制度。”作者:南方周末记者马昌博发自北京qq=0&ADUIN=5454373&ADSESSION=&ADTAG=CLIENT.QQ.1653_SvrPush_Url.0
&发布时间： 15: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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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jin Anti-cult Associ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清代青蓮教源流考&青蓮教是清代曆史上一個重要秘密教門，頗受國內外學者的關注，我國學者馬西沙、周育民、莊吉發、王見川，日本學者淺井紀、武內房司等，皆曾對青蓮教作過很好的研究。但是，關于青蓮教源流的問題，尚頗多歧見。本文利用檔案和實地考察的資料，特別是國內學者較少使用的《川匪奏禀》，（注：承日本學者左藤公彥教授惠贈複印件，特此致謝。）對此作進一步探討。一、關于青蓮教的淵源目前學術界大多認爲青蓮教來源于江南羅教，（注：馬西沙等：《中國民間宗教史》第七章《江南羅教的傳播與演變》；第340—351頁；第1100頁；第860—864頁。）但從現有資料來看，青蓮教當有兩個來源。一是明季以來在浙江、福建、江西等省流傳的應氏無爲教和姚門教，亦即一些學者認爲的江南羅教；另一是清康熙以降在江西流傳的圓頓大乘教。二者在江西會合以後，仍稱大乘教，其會合點便體現在吳子（紫）祥身上。他先入姚門教，後奉大乘教，並且將兩者加以融合，仍稱大乘教，後來發展爲青蓮教。1、應繼南與應氏無爲教明嘉靖年到萬曆年間，在浙江處州府缙雲縣流傳的一支秘密教門，稱爲無爲教。關于該教的淵源，也有兩種說法。馬西沙等認爲該教屬于南傳羅教，（注：馬西沙等：《中國民間宗教史》第七章《江南羅教的傳播與演變》；第340—351頁；第1100頁；第860—864頁。）連立昌則認爲該教來源于黃天教。（注：連立昌：《福建秘密社會》，第74—82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以往人們大多稱處州無爲教的始祖是“殷繼南”，主要根據是姚門教流傳的經卷《太上祖師三世因由寶卷》。該寶卷稱該教祖師，“初度山東萊州府，翻身又到虎頭山。”假托該教祖師是由山東萊州即墨人羅夢鴻轉世。經文又稱：該教祖師是在“缙雲縣五台館殷家出世。”“取乳名，殷繼南稱。”（注：《太上祖師三世因由寶卷》，“缙雲舟轉”。）而在該寶卷的《慶元三複》中講到姚文宇系“應繼南轉世”時，卻又說姚文宇“至在山東人不識，轉身缙雲投應家。”又稱無爲教祖師姓“應”。在無爲教的經卷《應祖行腳寶卷》中，也稱該教祖師姓應，並稱“應祖師于嘉靖六年二月念八日降凡在處州府麗水縣應家莊，父元彙，母李氏，諱繼南。”（注：《軍錄》浙江巡撫三寶折，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另外，我們從清順治九年無極正派即應氏無爲教的傳人普伸在重刊開心法要本《五部六冊》時，所撰《祖經法要補注宗教會元序》中也提到：“無極聖祖複化應翁，諱繼南。舍身喂虎，割肉飼鷹。六年苦行，入滅雙林，遺三乘教法。”（注：王源靜補注《金剛般若經注解全集》（開心法要本《五部六冊》）《祖經法要補注宗教會元序》。）皆稱繼南姓應。鑒于《應祖行腳寶卷》乃無爲教的經卷，《祖經法要補注宗教會元序》乃是應氏無爲教傳人普伸所撰，而《太上祖師三世因由寶卷》則是姚門教經卷，況且在該寶卷中也有無爲教祖師姓應的記載，故當以無爲教始祖姓“應”爲可信。爲了進一步查清此問題，筆者曾到浙江缙雲縣進行過實地考察。結果證明無爲教創始人確實姓應而非姓殷。（注：秦寶琦：《明清秘密社會史料新發現》，載《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下面我們從應繼南本人的傳教生涯中，來探討應氏無爲教的源流。從《太上祖師三世因由寶卷》的《缙雲舟轉》可知，應繼南生于明嘉靖六年（1527）二月二十八日。他三歲喪父，七歲喪母，由叔嬸撫育成長。嬸母故後，叔父送他到金沙寺出家爲僧。他在金沙寺的六年僧人生涯中，大約接觸並信奉了南傳羅教的教義，以至被住持本空逐出。被逐之後的應繼南無以爲生，甚至想到自殺。恰好永康縣有一位銀匠丁予，是一位無爲教的“化師”，法名“普慎”，勸應繼南隨他去學銀匠，而且引他拜當地無爲教教主盧本師爲師入教，取法名“普能”。後來，應繼南憑借其巧言善辯的本領，使盧本師相信了應繼南乃是“羅祖轉世”的神話，並且反拜應繼南爲師了。從此，無爲教及其分支便留下了所謂“三十年前徒拜師，三十年後師拜徒”的傳統。從《缙雲舟轉》的記載來看，應繼南從盧本師那裏傳習的無爲教並非羅教而是黃天教。因爲：第一，帶領應繼南拜盧本師爲師的“化師”丁予法名“普慎”，應繼南入教後所取法名是“普能”，用“普”字派名，乃是黃天教的傳統，而這一傳統又是來自白蓮教。據普渡所撰《廬山蓮宗寶鑒》記載，茅子元“欲令天地衆生見本性彌陀，達唯心淨土，普皆覺悟菩提之妙道，乃立普、覺、妙、道四字爲定名之宗。”（注：楊讷編：《元代白蓮教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89年版。）元末白蓮教起義軍（天完大漢軍）中的許多將領，皆以普字派名。（注：楊讷：《天完大漢軍史述論》，載《元史論叢》，第一輯。）而羅教又是诋毀白蓮教的，不可能沿用這一傳統。在《五部六冊》中稱“白練（蓮）燒紙是邪宗，哄的大衆錯用心。邪水照著公侯伯，正是邪氣引迷人。信邪燒紙不打緊，閃賺許多衆迷人。你行白練是邪氣，萬剮淩遲不趁心。求拜日月是白練，哄得男女都遭難。”（注：《正信除疑無修正自在寶卷》，“拜日月邪法品第十八”。）羅教對白蓮教如此仇恨，如果應氏無爲教傳自羅教，當然不會沿用白蓮教以“普”字派取法名的傳統了。第二，從《缙雲舟轉》有關應繼南拜盧本師入教和後來盧本師反拜應繼南爲師的記載來看，盧本師的弟子們對羅教的《五部六冊》並不熟悉，至少並未把它作爲經典加以念誦。第三，最主要的證據是，應氏無爲教教義中的“三佛三世”說並非來源于羅教而是來源于黃天教。在《太上祖師三世因由寶卷》的《缙雲舟轉》中寫道：“祖曰：無生老母生下天地人三才神，一世名爲黃陽劫，燃燈佛掌天盤，坐了五葉蓮台。”“祖曰：第二世名爲紅塵劫，釋迦佛掌天盤，坐了七葉蓮台。”“祖曰：第三世名爲白陽劫，彌勒佛掌天盤，坐了九葉蓮台。”（注：《太上祖師三世因由寶卷》《缙雲舟轉》，第29－31頁。）在黃天教的《普明如來無爲了義寶卷》中寫道：“佛祖慈心，化現三世古佛，立于三教法門，三世同體，萬類一真，九轉一性，乃爲三周說法人間，譬喻過現未來。”（注：《普明如來無爲了義寶卷》第35分；第36分。）又說“三教者乃爲三佛之體，過去燃燈混元初祖安天治世，立下三元甲子，乃是三葉金蓮。”“九十六億人緣，過去佛度了二億，乃是道尼。現在佛度了二億，乃是僧尼釋子。後留九十二億，皇極古佛乃是聖人轉化。”（注：《普明如來無爲了義寶卷》第36分。）在黃天教的《普靜如來鑰匙寶卷》中，又有如下內容：“無生老母生老君，東西南北分明暗，安立日月定乾坤。”“無極立下青陽會，化顯掌教是燃燈。太極立下紅陽會，轉化釋迦掌教尊。皇極立下白陽會，八十一劫彌勒尊。”（注：《普靜如來鑰匙寶卷》第23分。）所以從教義來看，處州應繼南的無爲教，更接近黃天教。不過由于應繼南的加入並被認爲是羅夢鴻轉世，處州的無爲教也發生了變化，該教後來不僅自認是羅教分支，而且把《五部六冊》奉爲經典，甚至幹脆自稱羅教。2、姚文宇與姚門教（龍華會、老官齋教）應繼南故後，在浙江處州府慶元縣又有姚文宇假稱應繼南轉世，自認是應氏無爲教的繼承人，並將其發展爲姚門教。姚文宇號鏡山，法名普善，浙江處州府慶元縣的松源鎮姚家村人。生于明萬曆六年（1578）三月十九日，卒于清順治三年（1646）五月二十九日。關于姚文宇的生平及所創姚門教，在姚文宇孫婿普浩所撰《松源實錄》及該教經卷《太上祖師三世因由寶卷》的《慶元三複》中，皆有所記載。我們在慶元縣進行考察時，又見到了道光五年（1825）的《慶元姚氏總譜》，從中得知慶元姚姓乃當地著名大族，系從北方遷居浙江慶元縣的。“姚氏世居晉陽，殆宋季南遷，從臨安而龍泉，由龍泉而慶元。”在姚門教經卷《慶元三複》中，爲了附會姚文宇是應繼南轉世之說，特意編造出一段神話：稱姚文宇出生後直到五歲，一直“不曾言語，如夢未覺”。直到應繼南“歸空”，即明萬曆十年（1582）八月十三日子時，姚文宇“才開言語”。在《慶元三複》中記載，姚自幼“家貧無藝，挨延歲月”，靠爲人放鴨爲生。後因“逐日見傷性命甚多”，“終期見物傷心”，遂欲尋別業謀生。但又“無處可投”，一日，他“偶坐後山准提閣涼亭”，遇一遊方道者，問他爲何在此久坐？姚文宇講明上述緣故，道者曰：“既有如此好心，何不皈依道門，自有超凡入聖之日。”姚文宇欣然依從入教，取法名“普善”，號鏡山。從這位“道者”爲姚文宇所取法名“普善”來看，他肯定也是黃天教徒。道者又勸他可以在路旁“做些點心生意”，既可維持生計，又可濟行人饑餒，自己又處于“半凡半仙”境地，度化他人。姚文宇聽從其勸告，便“日間店中生意，夜則止靜參功。”到萬曆四十一年（1613），即姚文宇36歲時，因羨慕應繼南的教主生涯，便來到缙雲縣吳谷阏應繼南墳邊守墓一年，然後又到各處去求道。但因“人緣未至，人不知信”。直到後來在浙江武義縣逆溪地方，遇到化師普理、普波夫婦，二人拜姚文宇爲師。其後又得到在逆溪靠種靛爲生的同教、福建汀州人李老麻（法名普敬）十兩白銀的資助，使姚文宇得以在普波家中“開堂接衆”。兩年之內，便“道法大行”，收徒3784人。爲了鞏固自己的教權，姚文宇于明崇祯二年（1629）對教內“各方大衆”曰：“我今三世複來，普傳正法，”“今幸人緣已至，正法流通，欲續靈山正派，接續人天。”從而正式脫離了應繼南的無爲教，而自稱“靈山正派”，後來教內自稱“姚祖教”或“姚門教”。姚文宇還對教內的組織，加以整頓，按照“三枝九派”建立了傳教網絡，姚門教從此便以更快的速度，向各地傳播開來。經過姚文宇的多年努力，使姚門教“道法通行明顯，信香遍傳于各方。”衆多的信徒，則爲他帶來滾滾財源，使得姚姓家族“富饒遍傳于各方”。適值明清鼎革之際，各地群雄蜂起。順治三年，據守處州的楊鼎卿父子，以“助饷”爲名，對姚文宇進行勒索。姚文宇的義子金佛壽此時正在楊鼎卿帳下任職，稱姚家“田連阡陌，米爛陳倉，金銀盈床，珠寶盈箱”，更激起了楊鼎卿父子的貪欲。遂把姚文宇押往相鄰的龍泉縣，令他“助饷”。姚文宇不肯，楊鼎卿大怒，即派兵數百，將姚家住宅團團圍住，並將其家財盡掠而去。同年五月二十九日，姚文宇也“被害歸天”。姚文宇故後，教主職位由其次子姚铎承襲。姚铎字孟宣，法名普法，清順治二年爲庶母周氏所生。從清檔可知，姚铎即普法在康熙年間已從慶元遷居浙江溫州的永嘉縣，據乾隆十八年（1753）該教的普棟供稱，“祖師普善（姚文宇）的兒子普法在溫州落了業，那裏有老祖堂。”（注：《朱折》浙江總兵官史弘蘊折，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三日。）所以，乾隆年間姚門教在慶元和溫州永嘉皆有祖堂。姚文宇的發妻夏氏生有一子，乳名長生，順治三年姚文宇遇害時，長生剛滿周歲，隨其母夏氏避難于鐵嶺，旋遷居與慶元比鄰的福建政和縣西表村。（注：《太上祖師三世因由寶卷》《慶元三複》。）後來，這一支姚門教便在閩西北一帶流傳，稱“龍華會”或“老官齋教”，因爲“入會吃齋之人，鄉裏皆稱爲老官”，（注：《朱折》福州將軍新柱折，乾隆十三年二月十三日。）故名，並自認屬于羅教。康熙年間，姚門教的一個小教首陳萬善，回到家鄉江西臨川傳教。他爲了擡高自己在教內的地位，特意把姚姓子孫姚煥一從浙江請到江西臨川。雍正七年（1729）清朝當局查拿羅教，因姚門教自認是羅教，受到查拿，遂改名爲“一字教”。（注：《朱折》江西巡撫開泰折，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所謂“一”字，便是指“普”字。爲了躲避查拿，當時的教主姚文谟便攜妻蔡氏遷居到江西石城縣高田村，投奔在該處居住的同教黃子敬。姚文谟弟兄四人，大哥姚千佑，二哥姚成武，姚文谟行三，弟名姚際媚。乾隆十三年（1748），老官齋教在福建建安、瓯甯舉行反清暴動，被清方所鎮壓。清朝當局從老官齋教被捕者供詞中得知，該教“傳自浙江處州府慶元縣姚普益之祖姚文宇，法名普善。”該教“自明代以來流傳已久，曾經雍正年間查禁而迄今不改。其姚氏子孫仍往各處代取法名，總以普字爲行。每一名送香資三錢三分，愚民奉若神明，姚氏視若世業。”（注：《史料旬刊》第二十八冊，大學士讷親折，乾隆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因此，乾隆皇帝在老官齋教事件平定之後，便下令各地對姚姓子孫及其傳教活動嚴加追查。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即派人前往浙江將姚文宇後裔姚必起、姚家震拿獲，“提解來閩，歸案究辦”。姚家震供出：“江西撫州府臨川縣有已故陳萬善，立有齋堂，後伊族姚煥一即往江西相依居住傳教。煥一已故，生子細妹現存。”（注：《朱折》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折，乾隆十一年十月初二日。）並稱“如今姚煥一、姚細妹、陳萬善都死了，聞得姚細妹還有弟郎，陳萬善還有兒子。”喀爾吉善立即移咨江西，江西巡撫開泰接到咨文後，便派人到臨川縣查核陳萬善和姚煥一等是否果真身死，並令各地嚴加查拿姚姓子孫。不久，贛州府石城縣報稱在該縣高田地方，捕獲了姚煥一之子姚文谟，據供稱：“小的祖居浙江處州府慶元縣，父親姚煥一，乳名細妹，移居撫州府臨川縣。小的祖上原奉羅教，雍正七年奉文查拿，就改爲一字教，又名老官齋。小的法名姚世普英，父親法名普振，父親的師傅叫陳萬善，法名普萬。雍正七年查拿羅教，有同教的黃子敬在石城高田住，小的攜妻蔡氏逃奔他家，就租了黃子敬房子居住。”又供“小的兄弟原有四人，大哥姚千佑死了，二哥姚成武，弟郎姚際媚現住臨川地方。”當局根據姚文谟所供線索，又在石城縣將姚成武、姚際媚逮捕，並于其家搜獲乾隆二年（1737）所立《記名簿》二本，康熙年間抄存破碎《科教心經》一本，刊印殘破《無量佛經》一本。姚成武供稱：“小的祖上都是入羅教的，這畫像是小的高祖姚華卿，法名普緒；曾伯祖姚安福，法名普掌；曾祖姚安慶，法名普器的，因破爛挂不得，收在樓上。”姚際媚供稱：“小的名四妹，父親的乳名叫細妹，土音相同，小的實不是細妹。”（注：《朱折》江西巡撫開泰折，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從姚際媚的供詞可知，姚家震所供姚煥一“養有兒子叫細妹”，應該是姚際媚即“四妹”之誤，因爲浙江口語“細”與“四”讀音相近，大約是錄供者所誤。從雍正七年署理福建總督史贻直所奏，“浙江處州府慶元縣有同教姚細妹一犯，江西撫州府有請經之陳萬善一犯”，可知姚細妹便是姚煥一。乾隆年間，浙江慶元縣雖然已不再是姚門教唯一的的傳教中心，但是，姚文宇的嫡派子孫仍然居住該處，該處也設有該教祖堂。乾隆十三年以前，姚姓教主姚普益、姚正益每年仍到福建建安、瓯甯一帶，爲當地入教者派取法名，“攜回作香火之資”。（注：《朱折》福州將軍新柱折，乾隆十三年二月十三日。）該教一部分遷往浙江溫州府的永嘉，另一部分早在雍正年間就已遷往江西臨川和石城了。嘉慶年間姚姓子孫繼續傳徒習教，如姚瀛松、姚海查及遷居溫州的姚漢揖即姚狄先弟兄，皆繼續傳徒。姚海查又傳其侄姚秉信，把該教傳到江西玉山、臨江、鄱陽等地。（注：《朱折》閩浙總督程祖洛折，道光十三年九月二十日。）江西的這支姚門教，在清乾隆年間與來自北方的圓頓大乘教相會遇。二、吳子祥大乘教的形成乾隆年間，江西貴溪人吳子祥先加入了姚門教並成爲當地姚門教的教首，而且使姚門教發生了新的變化。從檔案史料可知，吳子祥的大乘教來源于姚門教。據嘉慶年間江西貴溪縣大乘教徒張起坤供稱：“原名坤起，又名楊俚，籍隸貴溪縣，自幼唱戲營生。乾隆五十七年，有同班唱戲已故之萬年縣人葉益章，述及向習吳子祥所傳大乘教即三乘教。［該教］起自前明羅姓，法名普仁，傳徒殷姓，法名普能。普能傳徒浙江慶元縣人姚大宇，法名普善，流傳徒衆，稱爲姚祖教。迨吳子祥編造《大乘大戒經》，稱爲大乘教即羅祖教，均以普字派名。”並稱入教時要傳授“五戒”及“十步教法”，供奉天地君親師牌位。（注：《朱折》江西巡撫先福折，嘉慶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供詞中的“姚大宇”實爲姚文宇之誤。由于來自北方的圓頓大乘教傳入江西，吳子祥這一支姚門教便與之融合，改稱大乘教。而這支圓頓大乘教，又是羅祖大乘教與圓頓教融合而形成的。據雍正年間江西圓頓大乘教教主黃森官之父黃廷臣供稱：所傳圓頓大乘教“原系圓頓教”，又名“三皇聖祖教”、“白陽會”。據學者研究，該教“明顯地帶著大乘教與圓頓教混合的痕迹。”（注：馬西沙等：《中國民間宗教史》第七章《江南羅教的傳播與演變》；第340-351頁；第1100頁；第860-864頁。）而圓頓教又是來源于北方的黃天教的支派，（注：馬西沙等：《中國民間宗教史》第七章《江南羅教的傳播與演變》；第340-351頁；第1100頁；第860-864頁。）這也正是吳子祥爲甚麽作爲一名姚門教的骨幹，竟然能夠同來自北方的圓頓大乘教融合的原因。我們知道，姚門教來源于處州缙雲縣應繼南的無爲教，而處州無爲教實際上乃是來自北方的黃天教，只是在應繼南時融入了羅教的因素，並以羅教自居，該教便自稱羅教。所以從應繼南的無爲教到姚文宇的姚門教，皆繼承了黃天教以“普”字派名的傳統。而來自北方的圓頓教（黃天教也自稱圓頓教），也以“普”字派名，絕非偶然。這一傳統後來也由吳子祥的大乘教所繼承，其弟子皆以普字派名。實際上，整個明清時期的秘密教門中，僅有黃天教、圓頓教、應氏無爲教、姚門教和吳子祥的大乘教以“普”字派名。這說明上述教門之間確有密切關系。吳子祥所傳的大乘教也與來自北方的羅維行所傳大乘教有關。據教徒龍海燕供稱：“康熙六年，有素習大乘教之直隸民人羅維行，曾給官給護道榜文，在外傳教。羅維行四傳至江西民人何弱爲徒。”（注：《朱折》雲貴總督伯麟折，嘉慶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而何弱即何若正是吳子祥的弟子，可見吳子祥曾加入過羅維行的大乘教。那麽吳子祥又是如何與羅維行所傳大乘教彙合的呢？我們從龍海燕供詞中已經得知何弱（若）與羅維行之間的傳承關系。再從道光二年（1822）江西巡撫阿霖的奏折中，也可得知何若與吳子祥間的密切關系。據吳子祥之侄媳吳張氏供稱，乾隆四十八年，吳子祥編造《大乘大戒經》、忏及齋單，並用盤裝果供神，名“齋盤”。立有天、地、人、神、聖五等名色，取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之義，祛病延年。並以吃齋念經，期在超凡入聖。隨以聖盤爲首，吳清遠（吳子祥之侄）供聖盤，何樊英之父何若供天盤。（注：《朱折》江西巡撫阿霖折，道光二年七月初十日。）可見吳子祥確實與羅維行一支大乘教有密切關系。所謂羅維行四傳而至何若，應該是指羅維行、黃德輝、吳子祥與何若。但吳子祥並不是單純傳習羅維行的大乘教，而是把它同自己原來所傳的姚門教融爲一體，新形成的大乘教。既具有羅維行大乘教的特色，如誦念“大乘真經”《五部六冊》；以大乘教爲名，並擁有《護道榜文》；同時又具有姚門教的特色，如以普字派取法名，並傳有十步教法等。三、青蓮教的形成乾隆四十九年（1784）吳子祥故後，該教一度沈寂。乾隆五十四年（1789），吳子祥之徒何若因繼續傳徒斂錢，破案後被發往“雲貴兩廣煙瘴充軍。”何若到貴州龍裏縣後，仍然暗中傳徒。“何若到黔，收八寨故民王道林及其妻錢氏爲徒，給經一包又五本，內一本載有榜文。又收龍裏縣袁志禮爲徒，給經十二本，內一本亦載榜文。”（注：《朱折》雲貴總督兼署貴州巡撫伯麟折，嘉慶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袁志禮是青蓮教和一貫道的十二代祖師袁志謙之兄。“貢生袁志禮因子嗣艱難，曾拜何若爲師，吃齋念佛。何若留與經本卷十二本，袁志禮存于家中。”（注：《朱折》雲貴總督兼署貴州巡撫伯麟折，嘉慶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嘉慶二十五年（1820），貴州丹江廳教徒龍海燕欲赴京“懇請換給《護道榜文》”，而被當局盤獲，從而導致王道才、袁志禮等人被捕。經審訊，袁志禮、龍海燕、王道才等人被判“先枷號一個月，滿日重責四十板，遷徙雲南爲民，分別安插，交地方官隨時管束。”（注：《軍錄》伯麟等折，嘉慶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有關袁志謙當時的情況，筆者曾前往貴州龍裏縣進行實地考察。我們在該縣龍山鎮找到了袁志禮、袁志謙弟兄的後裔，1995年已經七十八歲的袁思忠老人。據他說貴州龍裏的袁姓，是明末清初從四川大足縣遷來，如今在距龍山鎮三公裏處的堯缽山牛打場一座小山上，還保存著袁志禮、袁志謙父輩爲袁志禮祖父袁開祺所立墓碑，碑文落款中提到立碑者有袁志謙父輩袁琮等人，並有袁志謙同輩弟兄十人，即袁志道、志忠、志寬、志剛、志和、志仁、志聖、志信、志禮、志謙。其中袁志禮行九，袁志謙行十，與檔案記載袁志禮又名袁九，袁志謙又名袁十相符。關于袁志謙在道光年間的情況，檔案中有三條記載。一是道光七年（1827）四川總督戴三錫在奏報楊守一、徐繼南（蘭）一案時稱：“（道光七年）五月初間，有貴州龍裏縣人袁無欺，來川售賣土綢，亦至楊守一鋪內算命。因楊守一所言多中，袁無欺常往坐談，遂稱相好。袁無欺得知楊守一吃齋念經，即言伊有一種《開示真經》，須供奉飄高老祖並無生老母牌位，每日燒香念誦，可以消災獲福。如能學習，伊肯相傳。楊守一欣然願學，即拜袁無欺爲師，隨給抄寫《開示真經》一部，袁無欺旋即回籍。”（注：台灣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月折包》道光七年六月十六日戴三錫折，轉引自王見川：《先天道前期史初探》，載《台灣的齋教與鸾堂》，天南書局有限公司，1996年。）所謂《開示真經》又稱《禮本》，是青蓮教、先天道的主要經典之一。該經也頗受黃天教的影響，有些段落完全照抄黃天教經卷《普靜如來鑰匙寶卷》。如《開示真經》有關三皈五戒的內容是：“要五戒嚴精，三皈清淨。三皈者，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不墮地獄，皈依法不墮餓鬼，皈依僧不墮旁生。五戒者，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酒肉，五不妄語，此乃是三皈五戒。佛法僧者，皈依佛不是泥胎，不是彩畫，不是泥塑木雕，不是銅打鐵鑄，要皈活潑潑，轉辘辘，有靜有動，常放五彩毫光。圓陀陀，赤灑灑，無新無舊。爲衆生乃爲一尊真佛，自性爲佛。皈依法，不是王法，不是家法，不是邪魔外道法，不是呼風喚雨法，不是邪魔魇鎮法。要皈依明晃晃，亮堂堂，晶辘辘，金輪常轉。悟道之人，蘊空妙法，取經發卷，乃爲真法，自性爲法。皈依僧者，不是人僧，不是尼僧，不是衆僧，不是看經念佛僧，不是走方雲遊僧，不是一切人中僧。要皈依日山日山轉，巍巍妙元元，無塵無垢，無身無體，半虛空放一段光明，乃爲真僧，自性爲僧。”（注：《禮本》（《開示真經》），載台灣林萬傳：《先天道研究》第二編《先天道經典彙編》。）這段經文一字不差地抄自《普靜如來鑰匙寶卷》中的第七分《鑰匙佛如來開悟道修行分第七》。這說明吳子祥、何若、袁志謙一系所受黃天教影響之深。另一條是道光八年貴州巡撫松溥所奏：“袁無欺本名袁志謙，系龍裏縣生員，告給衣頂，常在川省販賣綢布，並爲人看擇風水。嘉慶二十五年，該縣因其外出遊蕩不歸，詳革衣頂。”（注：《朱折》貴州巡撫松溥折，道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三條載于李星沅的《川匪奏禀》。據住在湖南零陵縣秀山庵的青蓮教徒朱帼玉供：“道光十八年三月間，有貴州龍裏縣人袁無欺來庵，自稱秀才，現吃長齋，素知看地，並能坐功運氣，名爲金丹大道，可以祛病延年。”“並稱初入教名爲衆生，遞升天恩、證恩、保恩、引恩、頂航等名目。”（注：《川匪奏禀》陝西巡撫李星沅道光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奏。）另據李星沅奏，“金丹大道與現在查辦之青蓮教，一名龍華會，又名金丹道，亦複名目相同。”（注：《川匪奏禀》陝西巡撫李星沅道光二十五年初四日奏。）據一貫道的《道統寶鑒》所載，袁志謙“姓袁諱退安，道號志謙，又號無欺。”“生于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降誕于貴州龍裏縣。少壯入泮，又補廪膳生員。自受何祖點指教，授以至道，複賜祖位。初開荒于黔滇，複闡道西蜀，日以算命賣蔔遮身，常講三教合一之理。”（注：王見川：《先天道前期史初探》。）在袁志謙所著《無欺老祖全書》中，也明確記載他乃是何若（弱）的弟子。（注：王見川：《先天道前期史初探》。）以上資料表明，乾隆末年，袁志謙在家鄉貴州龍裏曾入何若所傳吳子祥的大乘教，而吳子祥大乘教不僅受到羅教、黃天教及圓頓大乘教的影響，而且受到黃德輝先天道的影響。據台灣學者林萬傳研究，黃德輝在順治年間曾在江西傳金丹道。後來拜羅維行爲師入大乘教，以後又創立先天道，以《禮本》即《開示真經》、《願忏》及《雷俺經》作爲“開教經典”。並“依據乩示編定道統，以達摩爲初祖，自稱九祖”。（注：林萬傳：《台灣齋教：先天道源流考》，載王見川等編：《台灣齋教的曆史觀察與展望》，第114頁。）袁志謙所傳之教，既稱青蓮教，又稱龍華會與金丹大道。袁志謙稱金丹大道當受到黃德輝先天道（金丹道）的影響，在先天道的經卷《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中，多處提到：“金丹大道”。如在《開經偈》中寫道：“金丹大道至極玄，萬法流通在世間。”在經文中也強調：“金丹大道最爲奇，元始臨凡墜玉梯。”袁志謙不僅在教名上受到先天道的影響（稱金丹大道），而且繼承了黃德輝尊達摩爲初祖，黃德輝本人爲九祖的“道統”，並且也誦念《開示真經》等經忏。道光七年五月袁志謙從貴州來到四川，在華陽縣（今雙流）與楊守一、徐繼南（蘭）相遇。據史料記載：“楊守一籍隸新都縣，平日算命營生，買有道教《性命圭旨》及《唱道真言》各一本。茹素念誦，並坐功運氣。道光七年三月間，來至華陽縣屬新街，租得張俊空屋，開設命館。遂有縣民徐繼蘭、蔣玉章、余青芳，往令算命。因楊守一推算頗驗，徐繼蘭等信服，常相往來。”志謙來到華陽後，便與楊守一、徐繼蘭等相識。在楊守一、徐繼蘭等拜袁志謙爲師後，不久袁志謙即返回貴州，楊守一、徐繼蘭便開始在當地傳徒。“是月（五月）二十三日，徐繼蘭等人來到楊守一處閑談，”“楊守一即起意傳徒做會，斂錢使用。先以念經求福之言問探，徐繼蘭等皆以爲然。楊守一即將袁無欺傳授經卷，令其供牌念誦，可以消災獲福，並盛稱其經精妙，誘令徐繼蘭等從伊學習，徐繼蘭等允從。楊守一因寓所窄狹，約定于二十五日在徐繼蘭家拜師做會念經。至期楊守一前往相會，徐繼蘭、蔣玉章、余青芳各送一千文，當拜楊守一爲師。楊守一將《開示真經》及《唱道真言》給予閱看。曾聞供奉飄高老祖系屬犯禁，遂以《唱道真言》爲青華道祖講道之書，用黃紙書寫青華老祖並無生老母兩位供奉，即取名爲報恩會。並將《開示真經》改稱《恩書》，掩人耳目。且引人入會，衆皆允叢，供奉牌位，燒香念經。”徐繼蘭便將《開示真經》照抄一份，同原供牌藏于家裏，常與楊守一等聚衆念經。同年閏五月初十日，楊守一等聚衆做會，傳徒斂錢之事，被地方官員訪聞，前往查拿。徐繼蘭等當時就獲，楊守一因先已出外，聞風逃逸。官府在楊守一家中搜獲《性命圭旨》一本，《唱道真言》一本，《開示真經》一本。在徐繼蘭家搜獲《開示真經》一本，黃紙書寫的“青華老祖”和“無生老母”牌位各一個。奏折中提到被捕者供稱楊守一等所立之教取名“報恩會”，有學者據此認爲“青蓮教”一名稱，可能是官府強加給楊守一等人的“誣稱”。（注：王見川：《先天道前期史初探》。）不過，從《川匪奏禀》中李星沅的奏折來看，袁志謙傳給楊守一、徐繼蘭的教，確屬青蓮教，或稱金丹道或龍華會。至于“報恩會”這個名稱，大約同楊守一等把袁志謙所傳《開示真經》改爲《恩書》一樣，也是爲了“掩人耳目”。總之，在袁志謙時，吳子祥所傳大乘教已經變成了青蓮教或金丹大道。四、青蓮教的流衍青蓮教（金丹大道）形成後，在川楚鄂等省，得到了廣泛發展。鹹豐、同治年間，青蓮教又分裂爲一貫道、先天道、普度道、同善社、歸根道等，成爲中國近現代曆史上的重要會道門的淵薮。1、青蓮教從四川進入湖北道光七年青蓮教被清政府破獲，受到沈重打擊。閏五月初十日，徐繼南（蘭）被捕，楊守一適值外出，聞訊逃逸，不久亦被拿獲。袁志謙在教徒黃金榜幫助下，逃往湖北漢口，改爲“吉姓”，扮作賣綢商客，在漢口潛匿下來。（注：《上谕檔》道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上谕”。）教內骨幹被捕後，大多發遣到“回城”爲奴。其中有些人如陳文海、鄭子青等，因以“鄉勇”身份參加清軍平定張格爾叛亂，事平後被免罪釋回。他們在返回內地後，又故智複萌，“仍複習教”，使青蓮教在川楚鄂等省，又逐漸恢複和發展起來。首先，袁艾等人繼續以“報恩會”的名義，在貴州龍裏一帶傳徒斂錢。在四川南部縣有鄧良玉、謝永先等，仍以青蓮教名稱傳教。道光十三年（1833）九月，湖南清泉人周位掄，拜城步人呂文柄爲師，皈依青蓮教，學習坐功運氣之術，念誦《三皈五戒》、《無上妙品》等經卷。該教仍“以達摩爲祖，有衆生、添恩、證恩、保恩、引恩、頂航名次。”（注：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議》，卷八。）並且尊袁志謙爲十二祖。（注：《朱折》陝西巡撫李星沅折，道光二十年三月初八日。）道光十七年湖南人徐萬昌、張有林拜青蓮教骨幹彭超凡爲師入教，供奉無生老母牌位，並抄藏禮拜表偈忏語，念誦《悟性窮源》等經卷。在青蓮教逐漸恢複元氣之後，教內首領與骨幹李一源、陳文海、彭超凡、林祝官、郭建文等人便商議對青蓮教的組織進行整頓，開始所謂“複興青蓮教”的活動。道光二十二年，李一源在四川約陳文海、彭超凡等商議複教之事，但無結果。次年二月，青蓮教教首、骨幹再次商議其事，決定分別前往各省傳徒。有人提出，必須扶乩判出字派，方好傳徒，事後，衆人相約分別前往湖南善化縣，進行複教活動。（注：《朱折》湖廣總督裕泰折，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陳文海等人來到善化後，在該縣東茅巷地方，以行醫、算命爲掩護，租房潛住。適有江甯人劉瑛來到湖南長沙貿易，販賣雜貨，與素識之湖南人莫光點相遇。莫光點向他談及陳文海等複興青蓮教之事，邀劉瑛入教。劉瑛即拜莫光點爲師入教，莫光點將劉瑛帶到善化縣，與彭超凡等人相見。劉瑛時常幫人扶乩，彭超凡便請他設壇扶乩，定出十七字派。即以“元、秘、精、微、道、法、專、真、果、成”十字，都用“依”字加首，稱爲“十依”。又定“致溫”、“致良”、“致恭”、“致儉”、“致讓”五名，又恐人多不敷使用，又添“克、特”二字，共湊夠十七字派。又分出“內無行”五人，專管乩壇；外五行五人，同五致字爲“十地”。（注：《朱折》湖廣總督裕泰折，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2、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鬥爭同青蓮教的分裂在道光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青蓮教的複教活動中，教首、骨幹之間爲爭奪領導權産生了不少矛盾與沖突。教內形成了以李一源、彭超凡、陳文海爲核心的主流派，同以周位掄、郭建文爲首的非主流派間的生死搏鬥。周位掄是湖南清泉縣人，道光十三年拜呂文柄爲師，學習坐功運氣之術，念誦《三皈五戒》、《無上妙品》等經卷。尊達摩爲初師，至袁志謙爲十二祖。道光十九年，周位掄獨自外出傳徒，他自任“頂航”，號“摘光祖”，先後在江西、湖北、湖南各地傳徒。他向弟子傳授坐功運氣之術，並在各地古廟或雜貨攤上尋覓、收購到許多經卷，如《推背圖》、《東明律》、《風輪經》、《拖天神圖》等，用作傳徒之工具。他不僅傳習青蓮教，而且“奉的添弟會”。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周位掄在湖北漢口“靜坐出神”，詭稱“忽見天有白光，知世人遭劫”，遂制造金冠雲履、仙衣壽帶、黃旗佛冠、七星寶劍等，並且繪畫蘭草，書寫龍虎二字，揚言能“鎮邪驅瘟，可除妖魔”。（注：《朱折》陝西巡撫李星沅折，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十九日。）並編成七十二種“魔道”，“未來三災八難”，名爲《九蓮寶贊》，寫書散布。又宣稱他本人曾得“天書”三卷，書中注明周位掄是“彌勒佛轉世”，將成大道。（注：《川匪奏禀》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李星沅奏。）周位掄的活動，主要是爲了爭奪青蓮教的教主地位，所以，引起了李一源等人的警覺。爲此，陳文海、彭超凡等人與周位掄曾在黃雀樓“談道”，實即辯論。周位掄以陳、彭“道真人假，好講符錄”，彼此不合。李一源等爲了奪取教內大權，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與彭超凡等在湖北漢陽蕭家塘租用當地劉王氏的空屋，“設壇請乩”，將“無生老母”改稱“瑤池金母”，稱漢陽爲“雲城”，所設之壇稱爲“紫微壇”。陳文海又假托“聖賢仙佛轉世”，以達摩爲初祖，袁志謙爲十二祖，徐繼蘭、楊守一爲十三祖。凡有人入教，先給予勸善書本，如《玉皇心印》、《十人二圓覺》、《悟性窮原》、《慈行性理》等。然後供奉香火，傳授願忏語句。每人捐獻功果錢數千文或銀數十兩、百兩不等，所得錢文用作教內人相互接濟。（注：莊吉發：《清代青蓮教的發展》，載台灣《大陸雜志》，1985年5期。）李一源見入教者日多，便與陳文海等商議，須奉一人爲總教主，以鞏固同教人之心。在擁立教主問題上，青蓮教教首間産生了尖銳沖突。葛依元即郭建文聲稱周位掄現有雲履、仙衣、壽帶及《天書》三卷，天書“道理高妙”，且書中注明周位掄是“彌勒佛轉世”，將成大道，故應奉爲教主。而李一源、彭超凡、陳文海等則以周位掄“爲人狡猾”，而湖南長沙人朱明先（彭超凡的表弟）爲人老實，易于控制而欲擁爲總教主。他稱朱明先法名“中立”，道號“化無”，暗號“牛八”，並稱“八牛主是彌勒佛轉世，名叫朱普明”，與教內《開示真經》中“八牛普及”一語相吻合。若奉爲教主，可以便于招人入教。但恐此說仍難以令人信服，便又利用“降壇”，假稱“八牛兒即彌勒佛轉世，未末申初之年應當成佛。”屆時，凡屬教內之“五行”、“十地”及傳道之人皆可“大獲好處”。又摘錄《開示真經》內“萬法流通在世間，金丹大道至極元，八牛普度開群品，丙午丁未大收元。”暗示朱明先即朱中立乃彌勒佛轉世，因而力主朱中立應爲總教主，（注：《朱折》成都將軍寶興折，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但是，郭建文不服，仍堅持立周位掄爲總教主。雙方爭執不下，遂“各行其教”。李一源等依仗勢衆，不許周位掄在漢口傳徒，周也因勢單力薄，恐遭加害而前往臥龍崗避難，並改名爲張利貞。（注：台灣故宮博物院藏《宮中檔》李星沅折，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十六日。轉引自莊吉發：《清代青蓮教的發展》。）陳文海等奪得教權後，便做“龍華三會”，讓朱中立改名“化無子”。教內又規定，以後教內往來書信，均以“雲城”爲暗號，免致敗露。相約以孟家巷爲“紫微壇”，江夏洗馬池爲新壇。又恐朱中立年輕無能，又于洗馬池地方設立“太和公棧”，作爲往來寄住之所，由朱中立和黃文彬照管，衆人僅虛奉朱中立爲總教主，教內實權仍操于李一源等人手中。李一源等爭得教權後，便按照道光二十三年制定的派名辦法，確定青蓮教教首與骨幹的派名及職位。所派名是：元：鄧良仕改稱鄧依元；秘：林祝官改稱林依秘；精：陳文海改稱陳依精；微：李一源改稱李依微；道：劉瑛改稱劉依道；法：彭超凡改稱彭依法；專：柳清泉改稱朱依專；果：範臻改稱範依果；成：安添爵改稱安依成。（注：《上谕檔》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上谕”。）其中彭超凡、陳文海、林祝官、安添爵和劉瑛五人爲“先天內五行”，在湖北掌管“雲城”、“洗馬池”兩處壇事，總辦收圓。後來，劉瑛入教後“因未獲利”，而“改教回去”，由宋朝真改名“宋依道”頂替。（注：《朱折》湖廣總督裕泰折，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內五行”又分別以水、火、木、金、土爲序，上述教首與骨幹又排列爲：水：彭超凡即彭依法爲“水法子”；火：陳文海即陳依精爲“火精子”；木：安添爵即安依成爲“木成子”；金：林祝官即林依秘爲“金秘子”；土：宋朝真即宋依道爲“土道子”。又以李一源等五人爲“後天外五行”，分別排列爲：元：余克明即余依元，號“依元子；微：李一源即李依微，號依微子；專：柳清泉即朱依專，號依專子；果：範臻即範依果，號依果子；真：鄧良玉即鄧依真，號依真子。以夏繼春等五人爲“五德”，以“致”字再加上“溫良恭儉讓”派名：溫：夏繼春改名爲夏致溫；良：謝克畏改名爲謝致良；恭：黃德修即黃克立、黃文彬，改名爲黃致恭；儉：張蔚澤改名張致儉；讓：張俊改名爲張致讓。先天內五行又稱“五內”，職責是“總持壇事”，“後天外五行”與“五德”，構成“十地大總”，職責是掌管各省傳徒之教務。又把全國十八省劃分爲“道家十方”，由“十地大總”，各認一方，再由他們將其徒弟分爲108盤，分散到各地去傳徒。具體分工是：郭建文（葛依元）掌管浙江、福建；李一源（李依微）掌管四川、陝西、甘肅；柳清泉（朱依專）掌管江南；鄧良玉（鄧依真）掌管廣東、廣西；夏繼春（夏致溫）掌管雲南、貴州；謝克畏（謝致良）掌管河南、直隸；張蔚澤（張善即張致儉）掌管山東、山西；黃德修即黃克立（黃致恭）掌管湖北；張俊（張顯猷既張致讓）掌管湖南。在確定了傳徒的任務後，教內骨幹便分頭赴各省發展信徒。不過，由于教內的爭鬥，使得原計劃不得不作部分改變。原來認往浙江的郭建文和認往山東的張蔚澤，因與陳文海爭奪教權發生矛盾，張蔚澤出教，郭建文另立燈花教。遂改由鄧仕良、詹乾元等去浙江，徐惠先到山東，柳清泉、林祝官到江南，鄧良玉到廣西，範臻到江西，謝克畏、徐傳貴、文先覺、鍾大環等到河南，張克廣、彭超凡等到湖南。又決定去貴州傳教者，由雲南派去，去廣東傳教者，由廣西派去，去福建傳教者，由浙江派去，去江蘇傳教者，由江南派去，去安徽傳教者，由江西派去，去直隸傳教者，由河南派去，去山西傳教者，由山東派去。聲言傳教事，須互相照應，接濟銀錢，互相幫助。（注：《朱折》湖廣總督裕泰折，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又繼承袁志謙時在教內設立的“頂航”、“引恩”、“保恩”、“證恩”、“添恩”等教職，“以頂航爲上等，凡入教之人，由添恩遞進”，（注：《朱折》湖廣總督裕泰折，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初六日。）逐步提升。傳徒時，借扶乩禱聖，假托聖賢仙佛轉世，勸人吃齋行善，聲稱如此便可“獲福延年，不遭水火劫難。”信徒要在神像前盟誓，宣稱“後若改悔，定遭雷殛”，並由教首或師父傳給打坐運氣之術。朱中立雖然名義上被擁爲“總教主”，而實際教權仍操在李一源、彭超凡等人手中。朱中立本人並沒有甚麽本事和背景，他本來在家鄉靠種田和小生意爲生，李一源等見他“爲人老實，易于愚弄”，（注：《川匪奏禀》道光二十五年八月初四日奏。）不會同他們爭奪教權，而且他姓朱，可以藉此以“複明”相號召，才將他名義上奉爲總教主。道光二十五年，青蓮教再次遭到破獲。是年，四川簡州、南充等地官府捕獲青蓮教內的彭汝昌等六人，供稱皆“素習青蓮教”。其中的鄭子青乃“楊守一案內遺犯，曾經陝省拿獲發遣，嗣因平定西口外逆回防堵出力釋回，仍複習教。”被捕者還供出“有籍隸南部縣教犯李一源，展轉傳徒，遣令分赴湖北、陝西、甘肅各省傳教。”接著，四川省又拿獲了李一源之弟李會源及其子李覺寬。不久，甘肅省也捕獲了在蘭州傳徒的夏長春等多人，據供皆曾拜李一源爲師入青蓮教。同年十二月，教內骨幹蕭剛等人在陝西被捕，供出“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內，曾在本省（四川）南部縣拜李一沅爲師，學習龍華會，又名青蓮教。”（注：《川匪奏禀》，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李星沅奏。）這樣，便引發了對青蓮教的大規模搜捕，使青蓮教的組織遭到嚴重打擊，在教內地位最高的所謂“十依”或死或逃。據檔案史料記載，“十依”的情況是：鄧依元即鄧依沅在浙江被捕；林一秘即林祝官逃往四川未獲，陳依精即陳文海在湖北被“奏結正法”；李依微即李一源在四川被“奏結正法”；劉依道即劉瑛，在江南奏結發遣；彭依法即彭超凡在湖南未獲；朱依專即柳清泉在江南未獲；鄧依真即鄧良玉在廣西奏結發遣；範依果即範臻在湖南身故，安依成即安天爵在湖北奏結正法。（注：《上谕檔》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上谕”。）其中的“先天內五行”即林一秘、安依成、彭超凡、陳文海和宋依道中，除林一秘、彭超凡二人漏網外，其余三人皆被當局捕獲處決。這便是王覺一在《曆年易理》中所說“歲至乙巳，天開考選，諸佛驚異，無根不前，三星已歸，十地敗焉。”這時，道內便借扶乩的辦法，推彭超凡爲首。“老母慈命，設立沙盤，五行十地，憑乩取全。誰是仙佛，誰是聖賢。誰人扶持，誰人掌盤。一一敘明，皆是神判。水精道高，人神欽羨”。由于水祖（彭超凡）道高而“普度良緣”，即由水（彭超凡）掌道。“戊戊水歸”即戊午（鹹豐八年）彭超凡身故，又由“西乾金祖”即林一秘繼任教主，稱西乾堂。據《還鄉寶卷》記載，林一秘性格柔弱，難以控制教內首領，于是教內再次互爭雄長。同治四年（1865），曾子評脫離青蓮教，另創“圓明聖道”，（注：青華居士：《道脈統宗》，民國九年滇垣同原堂版。）後來發展爲歸根道；與此同時，黎國光即黎晚成，與姚鶴天皆自稱“十四代祖師”，與林一秘相對峙。黎國光一支後來發展爲同善社，姚鶴天一派後來發展爲一貫道。同治十二年林一秘死後，西乾堂分裂成三華堂與西華堂兩派。三華堂由林一秘時的三個首領余道龍、謝道恩和韓道宣爲首，控制了原西華堂的大部分堂口及教內十地、頂航、保航等教職；西華堂以林一秘的義女林素華、林素玉爲首，（注：清宣統三年貴州慶玄庵藏版：《正宗祖派源流全部》“曆代祖派根源詞”。）勢力較小，主要在湖廣、陝甘及四川等地活動。綜上所述，可以看到青蓮教的淵源可以追溯到應繼南的無爲教與姚文宇的姚門教。當清初來自北方的圓頓大乘教和羅維行所傳大乘教進入江西後，與在江西貴溪一帶流傳的一支姚門教相會合，形成吳子祥所傳大乘教。該教後來由吳子祥的弟子何若（弱）帶到貴州龍裏，輾轉傳到了袁志謙。在袁志謙時，大乘教又接觸到了黃德輝的先天道，確定了尊達摩爲初祖及教內道階制度，並將大乘教改稱金丹大道或龍華會、青蓮教。袁志謙又從貴州進入四川，在華陽縣（今成都市雙流縣）傳楊守一、徐繼蘭爲徒。在楊守一、徐繼蘭時期青蓮教遭到打擊，教首非死即逃亡。道光二十三、四年，青蓮教一度得到恢複和發展，但是不久再次遭到打擊，而且內部因爭奪教權而發生分裂，形成了衆多的支派，其中重要的有燈花教、金丹道、先天道、歸根道、一貫道、同善社、圓明教、普渡道等，這些支派成了近現代曆史上的主要會道門。（文章來源：《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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