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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评校花校草，体验校园广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4年版第一卷&说明
本卷选载马克思和恩格斯年的著作以及后来他们为一些著作写的序言和导言。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已经暴露，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开始尖锐。欧洲许多国家还面临反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年欧洲大陆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动摇了旧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反对资本压迫和封建专制，为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开始积极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是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上半期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并开始作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进行活动。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新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把自己的革命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1847年他们参与创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他们亲自参加了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失败后系统地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自己的理论。5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
本卷的首篇著作是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1843年3月到9月期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批判，这对他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后来他自己说过，他的这一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见本选集第2卷第32页）。
在《导言》中，马克思力求指出人类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下获得彻底解放的途径并论证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他指出，无产阶级是能实现这种革命变革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把自己从压迫下解放出来，也就必然推翻剥削制度的一切基础，从而解放人类。这样他就第一次表述了无产阶级作为旧制度的破坏者和新制度的创造者的历史使命的思想。
《导言》阐述了先进理论的革命性作用。马克思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见本卷第9页）；“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见本卷第15页）这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本卷收入的恩格斯著作《英国状况。十八世纪》，是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他在英国期间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写的。他在这篇文章中概述了18世纪工业革命的过程，强调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对生产的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他指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特别是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见本卷第32页），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见本卷第35页）。
恩格斯指出，工业革命使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阶级关系的主要方面也发生了根本变革，以往存在的阶级和阶层解体了，作为它们生存基础的条件和关系破坏了，于是就产生了崭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篇文章不仅提出生产资料是进步的动力，而且还包含不同阶级和政党的利益冲突和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思想。
马克思从1844年起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阅读了许多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批判地研究德国哲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最初成果。在本卷选录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一节中，马克思把德国哲学广为使用的异化概念用来分析社会关系，把它同私有制的统治和由私有制的统治所产生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由此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包含四个基本特征，首先是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化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其次，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工人的劳动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工人在劳动中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再次，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私有制条件下成为仅仅维持他个人生存的手段。最后，人同人相异化。
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一切异化、首先是劳动异化的基础和原因，又是劳动异化的结果，他得出结论说，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结束异化劳动，克服异化才会消除产生私有财产的条件，并由此更加深刻地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别以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见本卷第51页）异化劳动的观点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占有他人的雇佣劳动理论的最初表达形式。在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以后，他已很少使用异化劳动这一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从1844年8月底在巴黎会面以后，由于观点完全一致，结成了亲密的友谊。1845年秋—1846年5月他们在布鲁塞尔为了制定新的世界观，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还写了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中心思想是革命实践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忽视实践作用的缺点，说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是否可知，人们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只能由实践来证明。他还指出，人的革命实践既改变其周围环境，也改变人自身。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提纲》的最后一条即第十一条揭示了新旧世界观的根本区别，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见本卷第57页）
在本卷节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中，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一次得到了比较系统的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生存，为此人们首先需要衣、食、住和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东西，即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物质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他们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同现存的交往形式发生矛盾。这个矛盾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已经变成桎梏的原先的交往形式被一种新的、与更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交往形式所取代。这种新的交往形式一旦不再适合发展着的生产力而成为桎梏，就又通过革命被另一种更进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引起历史上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更替。这种矛盾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它表现为各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
作者还考察了政治上层建筑的领域，特别是国家和法对所有制的依赖关系，揭露了国家的阶级实质，提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他们还阐述了社会意识对物质生产过程的依赖关系，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见本卷第73页）。同时还揭示了社会意识的阶级性，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他们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出了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结论。他们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要废除私有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和阶级本身。为此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本章还概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私有制将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和阶级统治将消失；随着阶级和分工的消灭，城乡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将消灭；劳动将变成自由人的真正的自主活动；个人的才能将得到全面发展。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针对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写的。蒲鲁东的观点反映了小生产者的要求。他不主张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主张取消大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保留小私有制。他企图在保留资本主义基础的条件下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病，并反对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他的观点在当时欧洲一些国家有较大影响，客观上成为新世界观传播的障碍。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也是为了帮助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同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
在本卷节选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这一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蒲鲁东方法论的根本缺点，批评他研究社会现象时所采取的形而上学态度，批判他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杜撰抽象范畴、滥用黑格尔辩证法的错误做法，指出观念、科学抽象、逻辑范畴不应当是思想的随心所欲的产物，而应当是现实过程的反映。马克思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力的内容不仅包括生产资料，而且还包括劳动者本身，同时说明“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见本卷第194页）。马克思批评蒲鲁东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的必要性的错误观点，论述了罢工斗争和建立工人同盟的作用，指出这是促进工人团结、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使他们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的手段。马克思提出了关于政治斗争在工人阶级解放事业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他写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见本卷第194页）。
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与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卡尔·海因岑进行了论战。海因岑经常用大喊大叫的空谈来代替真正的革命宣传，他号召德国人立即举行起义，惩治他认为是万恶之源的君主等等，同时攻击德国共产主义者。恩格斯在《德意志－布尔塞尔报》上发表了两篇题为《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的文章，指出海因岑的鼓动活动非常有害，只能败坏民主运动的声誉，驳斥了海因岑关于共产主义者使民主阵营发生分裂的胡言乱语，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待民主运动的策略，强调共产主义的最近目标是争取民主，并在争取民主斗争中同民主主义者共同行动。他指出：“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见本卷第205页）。
恩格斯驳斥海因岑认为共产主义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的错误观点，指出共产主义是随着生活本身的要求而产生的，它不是教义，而是社会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本卷收入的马克思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所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揭穿了资产阶级关于自由贸易的欺人之谈，指出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是虚假的，是用来欺骗群众的工具，贸易自由不外是资本发展的自由。他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驳斥了所谓自由贸易引起的国际分工有利于殖民地国家的谬论，说明殖民地统治是由资产阶级的剥削欲望造成的，这种欲望既引起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又造成一国牺牲别国而致富的贪心。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和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是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性文件。1847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正义者同盟领导人的要求，加入了同盟，并协助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的代表大会上决定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通过了由恩格斯起草的同盟纲领草案《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同年10月底—11月恩格斯在《信条》的基础上写成纲领的新草案《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11月底到12月初，同盟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又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篇供发表的纲领，这就是《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原理》用问答式形式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说明了无产阶级的产生过程、工人阶级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前提，提出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目的；阐明了共产主义者的主要要求是废除私有制以及废除私有制的途径；根据对资本主义大工业内在矛盾的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代替的必然性；说明了共产主义同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区别和共产主义者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还预言了未来社会的主要特征。
《共产党宣言》是在《原理》的基础上写成的，它吸收了《原理》的基本内容，抛弃了它的问答形式。《宣言》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为一体，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原理，以唯物史观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相作用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宣言》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出自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以来，以往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它着重分析了资产阶级产生、发展的过程，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在不到100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大大超过了以往整个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并说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本身的作用在客观上为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准备了条件。
《宣言》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论证了无产阶级充当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历史使命，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受压迫的劳苦群众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和最重要条件，同时比较明确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见本卷第294页）。
《宣言》奠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础。它强调指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改造社会的必要条件。它说明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宣言》规定了党的纲领和任务，提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见本卷第285页），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见本卷第293页）。《宣言》还指出代替资产阶级旧社会的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本卷第294页）。
《宣言》剖析了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流派，揭露了它们的理论错误和阶级实质，从而划清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与所有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
《宣言》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以及基本策略思想：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并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宣言》庄严声明：“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见本卷第307页）《宣言》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
本卷还收入了后来不同时期写的《宣言》的七篇序言。在这些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尽管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本卷收入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40年代后半期继《哲学的贫困》以后第二部篇幅较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以剥削雇佣工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实质，说明这些关系的对抗性质以及劳动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的根本对立。马克思在考察这种剥削的机制时指出，通过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资本家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工人通过这种创造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见本卷第347页）。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于完成“劳动力”商品这一重要发现。
恩格斯1891年为这本著作写的《导言》不仅证明资本主义为新的社会制度代替的必然性，而且简略地说明了这个新制度的特征。他写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见本卷第330页）。
在本卷中占有很大篇幅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法国和德国年革命和总结这次革命的经验的著作。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第一次用唯物史观来研究法国的整个一段历史时期，卓越地分析了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因、性质和进程，阶级力量的对比，各个阶级的作用以及导致革命失败的因素，进一步阐述并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马克思指出导致革命爆发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经济。他确定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当时上层建筑的现象（首先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和以什么样的形式影响历史过程。他指出革命加速社会的发展，使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直接参加政治斗争，提高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他形象地把革命称为“历史的火车头”。
马克思根据革命的经验，首先是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经验，指出法国资产阶级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势力，而工人阶级成了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可是法国无产阶级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只是通过被资产阶级镇压的起义，才看清了自己的真正作用。马克思说这次起义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见本卷第398页）。马克思还解决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军问题，指出像法国这样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无产阶级只有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样，马克思就提出了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最重要前提的思想。
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并使自己变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还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他写道，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见本卷第462页）。革命的进程表明，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就不可能镇压剥削阶级的顽固反抗，就不可能建立新社会，从而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和巩固胜利。
《法兰西阶级斗争》科学地表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在社会的经济改造中的任务：“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见本卷第409页）这一提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后来恩格斯所说，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等等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见本选集第4卷第509）。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这篇总结德国革命经验的文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日以前写的。当时他们还寄希望于新的革命高潮很快到来。《告同盟书》包含了根据革命经验对共产主义者同盟进行改组的具体计划，是同盟改组的理论基础。
他们预计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的结果很可能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握政权，因此在《告同盟书》中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某些场合可以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乃至资产阶级自由派结成暂时的联盟，但必须在组织上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划清界限，必须保持自己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告同盟书》阐述了不断革命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取得某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后，就希望尽快结束革命，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相反地，无产阶级关心的是革命过程的不断发展和深入。他们写道：“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见本卷第368页）
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是第一部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德国年革命的著作。恩格斯科学地分析了革命的前提和性质、阶级力量的对比、各个阶级的作用、革命失败的原因。
恩格斯指出，革命爆发和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和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见本卷第483页）。他表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规律性。他写道，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向来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却不能持久，在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的阶级对抗就会尖锐化。“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体中阶级对抗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迅速成长，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5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100年还走不完的途程”（见本卷第512页）。这样他就发挥了马克思关于革命是“历史火车头”的思想。
恩格斯以丰富的材料分析了各个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自由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胜利后取得了政权，但它害怕人民，最终背叛了革命，与封建君主和贵族结成联盟。资产阶级的背叛使封建反革命势力复辟，资产阶级自己也失去了政治权力。小资产阶级由于其不坚定性，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怯懦，不敢依靠人民，不敢依靠武装群众的支持，并且迷信议会制的权力，使革命遭到失败。恩格斯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是革命的最彻底的真正的战斗力量，它“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见本卷第569页），但德国的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还没有很好组织起来，不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恩格斯通过对各个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态度的分析，说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不可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恩格斯从革命经验中概括出为取得武装起义胜利而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并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的学说奠定了基础。他指出，“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见本卷第566页），并具体地表述了革命政党在举行武装起义时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以说是《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续篇。它系统地总结了年法国阶级斗争经验，它是马克思为评述法国阶级斗争的新发展，即日路易·波拿巴政变而写的，但正如恩格斯为这部著作撰写的第三版序言中所说，马克思用法国这段阶级斗争历史成功地检验了他最先发现的历史运动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见本卷第583页）
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他根据法国的历史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特征以及各种不同形式，指出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在君主专制下已经形成的军事官僚机器，而是把现存的国家机器看作主要的战利品。“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见本卷第676页）无产阶级则要“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国家机器。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旧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马克思阐明了农民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必然性。他精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状况，指出在资产阶级统治加强的情况下农民日益革命化，认识到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因此，他们“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见本卷第681页）。同时，由于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见本卷第684页）
马克思在革命过程中写的《危机和反革命》、《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这两篇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行径，指责资产阶级自由派掌权后一方面不对封建王朝实行专政，不去摧毁旧的制度，而是陶醉于君主立宪，想充当国民议会和国王之间的调停人，另一方面它又采取专制的措施来对付民主力量，这就使被打垮的反革命势力赢得了时间，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了自己的阵地。由此马克思得出了一个重要的原理：为了保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见本卷第313页），来迅速清除旧制度的残余。
文章说明了德国资产阶级必然背叛革命的原因。马克思分析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同17世纪英国革命和18世纪法国革命的区别，指出当德国资产阶级起来反对封建制度时，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这样，德国资产阶级的前面和后面站着两个敌人：封建势力和无产阶级及其他革命人民群众。德国资产阶级“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见本卷第320页）。因此，“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见本卷第31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关心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在本卷中有关民族问题和殖民主义问题的文章占有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波兰人民反对沙皇制度的起义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的演说，包含有关民族问题的重要思想。他们批判了资产阶级宣扬的“各民族兄弟联盟”这个口号的虚伪性，马克思指出，所谓“各民族兄弟联盟”的实质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一个国家里在资产阶级各个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反对本国的无产阶级，同样，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他们认为民族压迫的根源在于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此要消灭民族压迫，就得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他们还阐述了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在演说中恩格斯提出了“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这一著名论点，指出不把波兰从压迫波兰人的国家解放出来，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就不可能获得解放，并提出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
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第一次用唯物史观并联系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来考察殖民主义问题。马克思严厉鞭挞了英国殖民政策，深刻地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揭穿了资产阶级文明的真实面目，指出，如果资产阶级文明“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它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见本卷第772页）。同时马克思也反对把以往封建制度理想化的思想。
文章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进步的矛盾性质。资产阶级文明发展了生产力，但又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平等和自由。它只是为建设新世界创造物质前提，产生一种能彻底结束各种压迫和剥削的力量，即无产阶级。马克思写道：“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见本卷第773页）
本卷收入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等有关中国的10篇文章充分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多么关心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并高度赞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他们无情地谴责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愤怒地声讨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野蛮罪行；深刻地揭露了沙皇俄国如何利用英法侵华战争从中渔利，掠夺中国的大片领土；热情支持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高度赞扬他们顽强的英勇精神。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太平天国的起义以及中国农民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马克思在谈到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时写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见本卷第695页）恩格斯对中国的前途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写道，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见本卷第712页）。
本卷的最后一篇文章是马克思日在纪念英国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创刊四周年的宴会上的演说。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宪章运动日趋衰落，英国工人对政治活动日益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发表了这篇简短而内容深刻、又鼓舞人心的讲话。马克思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他的革命学说的本质，指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说明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唯一能够改造旧世界的彻底革命的阶级，并对这一阶级的创造性的革命力量充满信心，他说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见本卷第775页）马克思怀着坚定的信念宣告：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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