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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在新西兰中文《先驱报》发表评论文章没有头衔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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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在新西兰中文《先驱报》发表评论文章没有头衔冠冕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在《南方都市报》发表评论文章时通常缀以“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但是，在新西兰中文《先驱报》发表评论文章没有头衔冠冕。这或许说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评论文章远未达到“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的水准吧。举证如下：约1.7万字。有兴趣的可以继续搜索续补。
http://www.chnet.co.nz/ContactUs.asp
2012年6月23日，《先驱报》《如何教育下一代省吃俭用》：一个朋友带孩子外出旅行，退房时，朋友将房间里免费提供的矿泉水，还有没有使用过的一次性拖鞋都装进了行李箱。孩子看到後很生气，对她说：“你这种行为，真的让我好无语。这些东西也要拿。”朋友对此很困惑，矿泉水、一次性拖鞋是免费提供给旅客的，为什麽拿了，让孩子觉得不舒服呢?是不是孩子觉得这是“占便宜”或者“太小家子气”?还有一个朋友也有类似的困惑。每次吃饭，他都有个习惯，将吃剩的打包，可只要有孩子在，就会闹出尴尬，孩子总会埋怨：“打什麽包啊?你看周围其他人打包吗?”他尝试着告诉孩子，要养成节约的习惯，在餐馆点的菜，都是自己付了钱的，没吃完应该打包，不要“大手大脚”。但孩子对他说，这样做，没有“派头”。我觉得，这两位朋友其实在用自己的行动对孩子进行节约教育。但为什麽他们的言传身教效果并不佳呢?这恐怕与孩子所受其他方面家庭教育的缺失和当前社会的财富观、身份观有关。我们不少家庭，现在并不让孩子参与家务，只要求孩子一心学习，学习好几乎就是一切。在这种家庭教育中，孩子很难感受到生活的艰辛、挣钱的不易，也就很容易缺乏对家庭的责任感，消费起来也就大手大脚。所以，当他们看到父母那麽“节约”时，不会有震撼，反而觉得不可思议。而他们所身处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意识。一些家境富裕的未成年学生认为，有“身份”的人就应该“大方”，他们还把节约和大方对立起来。於是，当他们走上社会，开始工作，就很容易成为“月光族”。对此，他们会埋怨生活成本太高，却忘记了自己的大手大脚。最近我到郑梁梅学校参观，得知这所学校获得旅港慈善家郑兆财先生一个多亿元的捐赠。学校领导告诉我，郑先生几乎是裸捐，还曾经为兑现给家乡学校的捐赠承诺，卖掉自己在美国的房产。这样一位对家乡教育十分热心、出手大方的人士，生活上却极为“抠门”。有一次他来校，住在当地的宾馆，离开时，他把宾馆中喝剩的半瓶水也要带走，让接待的人很是诧异。其实，郑先生的这种行为，在很多慈善家的身上都可以看到，只是大家不太习惯罢了。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不铺张浪费，要勤俭节约，这是大家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可是这种好的作风，似乎在逐渐“失传”。对学生进行健康的财富观、消费观教育，由此显得十分迫切，这既需要家庭教育转变方式，同时也需要整个社会为学生的成长提供良好的氛围。
2012年7月31日，《先驱报》（熊丙奇）《大学的“洋博士”情结助推文凭造假》：厦门大学25日公布了对该校教授傅瑾的调查结果：傅瑾应聘厦大，提供的是一份“完全假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文凭，校方认为，“这是一起十分恶劣的主观故意的造假行为”，并解除和傅瑾的工作合同，做辞退处理，同时要求傅瑾本人通过公开渠道，向厦大师生员工、校友和关心厦大的社会各界人士做出“深刻道歉”。客观而言，厦门大学在这一事件的应对上，是十分迅速的。从20日晚网上曝出“厦大医学院教授傅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是假的”消息後到作出处理，前後只有5天时间。这表明，调查清博士文凭造假，其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厦门大学也承认了自己工作的疏忽。据介绍，傅瑾在2004年应聘厦大讲座教授时，提供了假的博士文凭，但是，没有被鉴别出。而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海外应聘者的文凭都必须经过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公证，但是，厦大医学院当时认为，这只是每年一个月的讲座教授，并不是全职教授，因此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程序来审核。2008年，傅瑾应聘厦大全职教授，因傅瑾已经和厦大合作了四年，是厦大的讲座教授，学校没有对她提供的证书等再做进一步的严格审核。近年来，国内高校在招聘人才时，普遍存在“洋博士”情结，都要求应聘者有海外名校的博士学位。在一些学校，招聘到多少海外名校的“洋博士”，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人才政绩。除此之外，在申报国内课题、经费、项目时，“洋博士”以及海外大学的教授、副教授身份也是十分重要的砝码。在这种人才评价体系和政绩指标驱动之下，我国高校不时曝出人才“假引进”，以及引进“假人才”的丑闻，还有的大学主动与被引进的人才一起造假，编造假的海外身份，手法包括“无中生有”，“移花接木”、“锦上添花”等等。厦大以及其他高校是否从中引起反思，既然一个学者的表现，与其学历没有直接的关联――傅的学历为假，但按照学校的说法，工作还是称职的――那麽，大学为什麽在招聘人才时，还“学历至上”，提出非“洋博士”不招或者非985高校毕业生不用，这哪里是招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分明是在学历歧视，这种学历情结，是不是也是学历造假的助推因素呢?
2012年8月28日，《先驱报》（熊丙奇）《“文科无用”的真问题是什麽？》：前段时间，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教授的一条微博引发社会关注。他批朋友的女儿高考选报北大历史系的举动为：“一个文科傻妞就此诞生。”并发出哲人般的感叹：“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大学教授如此对文科的“炮轰”，不引起社会的关注都难。而随後一些机构公布的报告，似乎也进一步印证了“文科无用”的事实，据《广州日报》报道，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1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後就业率最高的专业是工学，最低的是法学，文科类专业普遍在就业率排名中垫後。在我国当前的教育体系中，“文科无用”是有广泛市场的，概而言之，有三方面原因。其一，基础教育围绕高考指挥棒采取“升学教育模式”。在升学教育模式中，学生无论学习文科，还是学理科，目标都只有一个，即考出好的分数，进入好的大学。因此，学文科的学生，没有人文精神，学理科的学生，也没有科学素养。所谓“升学有用，读书无用”。在我国中学，大部分学生选择文理科，都是根据的高考竞争实力，很多学生在长期的灌输教育中，已经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何兴趣和爱好了。其二，高等教育在就业导向下普遍变为“职业训所”。我国现在有2600多所高校，本来按照高等教育的定位，其中有一部分高校应该实施通识教育，关注学生的基本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在这些学校，淡化专业界限，给学生很大的选课空间，可是，由於政府部门强调就业率，所以，几乎所有高校都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哪些学科、专业好就业，就是有用的专业，反之则是无用的专业。进而，哪些课程能给学生就业技能，就是有用的课程，而不能直接提高就业技能的课程，则成为无用的课程。其三，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灌输教育让人文学科吸引力严重不足。我国高校没有办学自主权，无法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开设课程，在这种办学环境中，要开展好人文学科的教育教学，面临诸多困难，而相对而言，自然科学的教学，由於无需涉及现实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经济问题，情况要稍好一些。有关调查显示，大学生不满意的大学课程，更多集中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如果以上三方面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文科无用”还会继续流行。而假如受教育者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完全按照功利的想法，选择学科，那麽，这只会让我国的功利教育更功利。
2012年9月11日，《先驱报》（熊丙奇）《入学测智商是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孩子要想接受义务教育，除了要办齐各种手续，还要进行智商测验，开具医院相关证明――这是来自河南南阳邓州农民工魏双恒的8岁儿子航航在郑州市建设路三小求学时遭遇的难题。不管学校是出於何种用意，其做法都已经违反《义务教育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未成年人保护法》则规定，“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关心、爱护学生，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很显然，学校对学生进行智商测试，并不尊重未成年学生的受教育权，涉嫌歧视。近年来，中国大多数地方已经意识到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的重要性，因此，已经明确提出，除非孩子表现极为特殊(有明显的心理问题或智力问题)，不能对他们进行智商测试，并以智商测试结果来决定是否允许其入校，安排进某个班级。学校以3个问题“5加7等於几”、“在哪儿上的幼儿园”、“爸爸的名字叫什麽”就判断学生智商有问题，是不是太草率，太不负责了，须知，面对陌生人，没有见过世面和接受过学前教育的孩子一时是回答不上来的。如果教育者稍微有爱心，就会站在孩子的角度，痛心他们没有像城市孩子一样接受学前教育，而不是设置障碍，把他们拒之门外。另外，哪怕就是孩子有智商问题，是否将其送到育智学校也值得商榷，我国现在还有特殊教育学校，但教育专家认为，让“特殊儿童”得到更好的发展，不是专门给他们“特殊教育”，而应把他们作为正常学生对待，因此，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取消了特殊教育学校，而是在普通学校中给他们个性化的教育。据报道，这起事件并非孤例，在河南郑州，随着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选择在城市就读，孩子入学时都要经过学校老师的“面试”。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学校是采取这种方式，排斥农民工子女。在倡导教育公平的今天，学校的做法，值得深思。在笔者看来，对此事的处理，不能止於学校接受这名孩子入学，为杜绝这类事情发生，还必须严格依照相关法律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如果是教育部门授意学校采取这种方式，应追究教育部门的责任;如果是学校故意设置这种测试，应追究学校负责人的责任。
2013年1月22日，《先驱报》（熊丙奇）《“死在编制裡”是严重的就业病》：“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这句出自一名没有应聘上环卫工的研究生嘴里的话，最近让一条三个多月前曾引起社会关注的事件，再次引起社会关注――2012年10月中旬，哈尔滨城管局公布：该局457个工勤技能岗位招聘引来1万余人报名，最终缴费成功的7186人中，拥有本科学历的2954人，占41.11%;29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不少舆论觉得很震惊，不理解堂堂研究生为何会为“编制”选择做环卫工人，而且把“编制”看得这麽重，於是又是“可怜”、又是“无奈”。我为这样的“震惊”而震惊，他们似乎生活在火星，一点也不了解我国当前的就业现实。我不认为这是大学生们的不是，而是我国的人才管理体系、社会福利保障出了问题，这是严重的就业病。本来，不管一个人在哪个行业、哪个岗位，享有的社会福利保障应该是一致的，可是，我国行业之间、不同岗位之间的社会福利保障却很不同，这其中，编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有编制的人，与没有编制的人，所享有的福利待遇、社会保障是很不同的。不仅如此，在职称评审、个人发展方面，有编制者，相对没有编制者也有很大的优势。现实给大学毕业生最现实的教育――由於行业间的福利待遇差距，大家都盯住少数有编制、福利待遇稳定的行业、岗位，这也就一步加剧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我国教育与就业形成“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好工作”的链条。虽然环卫岗位不是通常意义的好工作，可是，编制的存在，让其比上不足，比下却有余。在大学生就业难的背景下，大学生争相应聘也就毫不奇怪。这很容易给舆论错觉，认为是职业本身或者劳动者的求职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用人单位会把心思用在如何发挥编制的作用上，而忽视职业本身的建设。如此发展下去，大学生的就业难局面将难以改观，社会也不会因高等教育大众化而提高发展水平。
2013年3月30日，《先驱报》（熊丙奇）《扩招11倍的研究生教育何來质量？》：今年考研国家线26日尘埃落定，但今年考研人数再次刷新记录达180万人，却引人担忧。考研人数20年来疯涨15倍，10年间翻了一番，考研人数已连续9年上百万。与考研人数疯长15倍对应的是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在过去20年间，也疯长了11倍多。这一增幅，是高等教育各个层次中最大的，从1994年到2012年，本专科招生增幅为6.5倍，博士生招生增幅为6.3倍。与当年大学扩招，有很大成份是缓解高中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将高等教育作为「就业蓄水池」一样，研究生扩招，也有将研究生教育作为大学本科生「就业蓄水池」的考量。大学也是乐於扩招的。这不但可以为本校本科生就业提供一条出路，提高就业率，而且，在很多大学看来，开展研究生教育，申报到的硕士点、博士点的数量，是一所学校上水平的重要指标，对於那些以举办研究型大学为目标的大学来说，扩大研究生规模，成为本科扩招之後的一件大事。这也可以说是顺应社会的「学历需求」。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一些用人单位对人才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这种人才观，本来是完全错误的，宣扬学历歧视不说，还制造人才学历高消费，可是，由於人才评价制度未变，强调公平的《就业促进法》未得到有力实施，这种人才观，反而进一步牢固「学历社会」意识，整个社会对高学历的需求更加旺盛。考研人数持续走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想混张研究生文凭，以便今後更好就业。如此发展研究生教育，结果可想而知。作为「蓄水池」的研究生教育，没有给学生高质量的教育，提高学生的质量，只不过是延缓两到三年的就业时间，在大学本专科生就业难之後，随之而来的，就是研究生就业难。那些指望通过读研提高身价的学生，也很快发现自己的梦想破碎，调查显示，研究生的就业情况还不如本科生。至於大学，在做大研究生教育规模之後，却遭遇严重的品牌危机，近年来，针对大学把研究生作为流水线上的产品、导师把学生当成打工仔的质疑一直不断。但就是这样，考研热还是高烧不断，因为考研还是就业的「出口」，社会的学历需求虚火甚旺。我国研究生教育，应该停下扩招的脚步，回到教育的理性上来。要按照教育的规律――明确学校的办学定位、保障人才的培养质量来思考研究生的培养，而不能完全从功利角度来发展研究生教育。
2013年7月6日，《先驱报》（熊丙奇）《中国“好考生”上大学难在哪里？》：被网民称为“中国好考生”的黄子恒，在22日查到的高考成绩仅为290分。这分数距四川省高考三本线还差187分。黄已被共青团四川省委授予“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宜宾市第一中学校党委主任叶欣介绍，黄曾想报考师范院校，学校为此向全国十多所师范学校发了推荐信，“目前还没有回音。”对於大学是否破格录取“好考生”，网友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认为，他的助人为乐，和高考是两码事，道德上要奖励他，但不能把高考录取优惠也作为奖励，否则，助人为乐就变得太功利了,何况，他的行为已经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奖励。有的则认为，学校不能用单一的分数选拔学生，对於这名难得的“好考生“，有必要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其实是网友在一边看热闹发出的感慨。按照现行的高考录取制度，高校在集中录取阶段并没有自主权，不要说黄同学低於三本线近200分，就是低10分、20分，恐怕都难以录取。他获得的“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就算能高考加分，也加分不过10分。关於“好考生”的大学前途之争，反映出中国高考录取制度的困境。这就是，大学并不能按照自己的培养标准录取选拔学生，只能在招生过程被动地等待地方教育考试部门按照学生的考分，结合学生的志愿投档录取。在单一录取制度中，学校就是看中某位考生，也无法做出自主录取的决定，要录取中国“好考生”，须得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出面协调，甚至惊动更上一级部门――这实质是行政招生而非学校招生，就是这名“好考生”最终被录取了，也不是学校破格录取的美谈，而是进一步折射高考录取严重行政化的现实。另外，用单一的分数来选拔学生，也早被舆论诟病，可是，由於集中录取制度不打破，就只能按分数从高到低排序录取学生，人们一边喊着破除“唯分数论”，一边强调分数对於升学、成才的重要作用。这并不利於学校选才，也导致基础教育育分不育人。“好考生”之所以受到网友的关注，是因为这种在“性命攸关”的考试面前，还想着帮助他人的学生，在当今实在太少了，这就是育分育人的结果。所以，高考除了具有选拔的作用，还应该有育人的功能，不要让学生们为了一次考试失去个人、兴趣，甚至摧毁人格、人性，这就需要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把招生自主权交给大学，由此建立科学、多元的评价体系，让学校、学生从分数中解放出来，成为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的合格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好考生”也就不鲜见了。
2013年10月31日，《先驱报》（熊丙奇）《大学里该不该有“豪华””餐厅》：不久前，一组豪华西餐厅的照片在网路上流传开来，这组照片据称是开在中国人民大学内的一家俄式餐厅，被网友大呼“高端大气上档次”，“人大真土豪”!引来很多人围观。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名为“1958”的西餐厅看到食客满座，来消费的多是人民大学的学生。按照菜价，两人吃一餐的花费在300元左右，相当於普通学生在附近食堂半个月的生活费。有学生家长认为，这样的西餐厅开在学校是经济多元化对於学校教育的挑战，因为学生多数花的都是家长的钱，不是自己挣的，这样的高端消费对他们的成长不利。怎样看待大学校园里出现“豪华餐厅”?有人将这和大学的豪华校门、建五星级酒店相提并论，认为这是大学精神的迷失;还有的将这和有的大学将宿舍楼分为不同档次供有钱学生选择联系起来，认为大学不重视平等教育，激化学生贫富差距问题;当然，更多的则觉得这不利於培养学生节俭的消费习惯。而在学校众多的餐厅中，增设一家相对豪华的餐厅――两人吃一餐的花费在300元左右，这在校外根本算不得豪华，就相当於上一次饭馆，只是相对於吃食堂，一顿10元就豪华多了――由校外机构经营，这并不需要学校投入大笔的经费，也没有给学生贴上标签，学生愿意邀约几个朋友到这家餐厅聚餐，和到校外聚餐并没有什麽两样。而且，这家餐厅能否长期经营下去，也取决於其服务品质，如果饭菜口味不佳、价格太高，学生们来了一次，下次就不会在来了。学生们以前也有聚会，只是由於学校没地，而会选择到校外的饭店，而校外饭店的消费水准，不见得就比这餐厅低。很显然，培养学生的节俭意识，与校园里有无高档的餐厅无关，关键在於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意识，懂得合理理财，不能盲目攀比消费、大手大脚。大学的精神，从根本上说，体现在学校的育人细节中，学校是否重视学生的权利，关注学生的需求，努力满足学生的多元需求，同时创造人性化的校园生活环境，这是观察大学办学措施的出发点。在建立人性化的学习环境，满足学生的多元需求方面，中国大学还远远不够。
2013年12月24日，《先驱报》（熊丙奇）《高考英语改革是不是瞎折腾？》：近日，江苏、山东、上海、北京等省市相继传来酝酿高考改革的消息，在各省市透露的方案中均将英语考试作为改革的重点。一时间，关於“英语考试到底该如何改”引起广泛关注。据媒体报导，北京市拟将对高考进行重大改革。其中，最受关注的一项是，高考英语分值将有望减少。改革方案预计於本月底面向社会徵求意见。高考改革，如果不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是很难有改革的效果的。在集中录取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改革”无非是考试科目调整(诸如3+1，3+2，3+X)、考试分值调整(诸如750分、810分、600分以及A、B、C等级)。各地已经推行的高考改革，其实已经给出明确的“试验结果”，这就是，高考改革走科目改革、分值调整之路行不通，中国高考制度问题的根源在於高校没有招生自主权，只能被动接受教育考试部门按学生高考成绩、志愿投来的档案进行录取，这造成中学教学围绕考试转、大学招生以考试成绩为唯一依据，考试成了指挥棒和中心。打破“教招考”一体化，才是改革的出路。如果不打破集中录取制度，所谓的高考改革，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折腾，现在各地就在乐此不彼的折腾中，改革甚至成为一些官员的政绩。而在打破集中录取制度，实施考试、招生分离这方面，国外大学的招生，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成熟的考试、录取模式，这根本不需要我国大学重起炉灶，“艰难”地摸索，只需“拿来”即可。可遗憾的是，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员，总以“国情”为由，认为国外大学实行的考试招生模式，并不适合我国。如果将这归於“国情”，那真实的“国情”是，教育主管部门并不愿意把权力下放，因为如果“拿来”国外大学的申请入学制度，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把办学自主权交给大学，把考试评价权交给社会专业仲介，把选择权交给学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前不久表示，国家层面的高考改革方案仍在研究制定过程中，专家组已经进行多轮的讨论，国家层面政策出台後，有关省份会根据自身情况来制定高考改革细化方案。在笔者看来，国家层面的政策，必须明确考试招生分离，只有坚持这一原则实施高考改革，各地在考试、招生分离的框架下细化方案，改革才有价值。
2014年2月13日，《先驱报》（熊丙奇）《如何看待骆家辉辞任大使》：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接受《男士健康》客座主编林丹穹檬保傅叫度蔚恼嬲蚴侵饕悸堑酱笈难б怠Ｋ担霸诠サ募改曛校颐谴游餮磐及岬交⒍伲俅踊⒍侔岬奖本Ｕ饪赡芑岫院⒆用堑慕逃a生干扰。所以这个决定主要是考虑到我们的大女儿，我们相信她在美国完成她N下的2年高中学业很重要，然后准备步入美国的大学或学院。经过全家的多次讨论，我们决定我妻子和孩子在2013年夏天回到西雅图去，以便让女儿在美国念完高中的最后两年，儿子也在美国上高中。”骆家辉说出的这个原因，让一些网友感觉不真实，因樵谒强蠢矗敖鼋觥币楹⒆拥难б担痛侵安桓纱笫梗翘话咽乱档币换厥铝恕？扇绻t解骆家辉者，则会理解他的这种选择，因樗榱思彝ザ胺牌乱怠保巡皇堑谝淮巍2003年，榱思彝ィ脱≡穹牌绦貉×沃莩ぁＫ嫠呙教澹骸罢庑┠辏业呐丫槲艺飧鲋莩ど矸荩チ颂啾臼粲谒甑目炖郑以僖裁挥欣碛伞⒁裁挥腥蜃约旱娜松Ц憾岜臼粲谒目炖帧５Ｈ沃莩な欠浅Ｖ匾墓ぷ鳎晕依此担鲆桓龊谜煞蚝秃酶盖淄匾⒆拥耐曛挥幸淮巍！倍谛度沃莩ぶ螅驮诩已e买牛奶、做饭、照顾孩子，晚上摇晃著女儿入睡，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他椤俺栋职帧薄Ｆ涫担诿拦僭泵侵厥蛹彝ズ褪乱档钠胶猓灰蚴乱捣泵Χ鍪蛹彝ィ种厥雍⒆拥慕】党沙ぃ馐羌槠毡榈模踔了怠暗辈涣撕眉页ぃ偷辈涣撕弥莩ぁ⒑米芡场币惨坏悴楣Ｔ诼婕一匝壑校桓龊酶盖撞唤鍪羌彝サ木煤途裰е呛⒆映沙さ娜松！Ｖ泄嗌倌暄芯恐行母敝魅嗡镌葡壬疲煤米龈盖祝悄腥俗钣屑壑档耐蹲剩凇逗煤米龈盖住芬皇橹校昧艘蛔槭堇醋悦拦傅雷橹牡鞑椋好拦70%的少年犯出自单亲家庭;60%的强Ψ浮72%的少年瓷狈浮70%的长期服役犯人来自无父家庭;90%的无家可归和离家出走的孩子来自无父家庭;戒毒中心有75%的青少年来自无父家庭;80%的强Ψ傅亩醋陨び谖薷讣彝プ躺姆吲Ｕ庾憧杉盖捉逃闹匾
2014年5月1日，《先驱报》（熊丙奇）《高考改革莫逼更多学生出国留学》：前不久，中国教育在线发蚜恕2014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达41.39万人。对于日益走高的留学生人数，专家呼吁家长和学生理性选择，因为与出国留学热对应的是，海归人数大幅增加，2013年“海归”总数为35.35万人，较2012年增长29.53%，海归的“光环”在消退，就业遭遇擂巍５龉粞芊窠滴拢【鲇谥泄逃母锬芊癯晒Γ凑漳壳敖逃母铮绕涫歉呖几母锏淖呤疲蠢醇改曛泄龉粞枨蠡箍赡艽蠓黾印Ｖ泄某龉粞龋澈笥卸喾矫嬖颍ㄖ泄笱г谑澜绶段谌狈赫;高考一考定终身竞争残酷;中学教育缺乏个性，学生没有选择空间;高等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要让出国留学热降温，就必须深入推进教育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打破高考一考定终身，消除教育歧视，实行各类教育、学校平等发展，扩大学生的选择空间。其中，高考改革尤为关键。调查显示，中国出国留学人数从2007年以20%的增幅递增，而2008年后，中国高考每年弃考学生达到100万左右，这体现出一定的相关性。换句话说，当前的高考制度助推了出国留学。从去年底开始，各地都传出高考改革的消息。教育部透露改革的具体设想，是减少统考科目、文理不分科、英语一年两次考试，在录取时各校结合高考统考成绩、中学学业等级综合评价录取。按照高考改革设想，未来的高考，将有两道门槛，一道是语数外统考科目门槛，以语数外三门总分作为投档分投档，另一道是学业水平测试等级门槛，对于语数外之外的其他科目，大学会提出等级要求，类似物理A化学A等等。按照这样的录取规则，语数外的竞争更加激烈，学生做错一道题，就可能从一本降低到二本，由于科目减少、总分减少，一分之差将有上千名学生，而其他科目以等级计分，也无法让学生轻。对于这样的改革方案，家长和学生们都会分析“后果”，预测自己在这一制度下的前景。而分析的结果，极有可能是从初中起就做出国留学的打算，否则，等待大家的是，不放过语数外一分，还担心等级测试考砸。据笔者t解，有一些家长看到高考改革的设想，已经对未来的改革不抱希望，坚定地选择出国留学。
2014年5月8日，《先驱报》（熊丙奇）《监控之下殴打幼儿为何持续一年》：幼儿园小班21名儿童，在一年时间里均被幼儿园老师不同程度的殴打、恐吓。4月29日，10多名被打孩子的家长拿著孩子的伤情诊断书，聚集在位于朝阳区清苑路的幼儿园讨要说法。朝阳区教委表示，将成立专门的调查组严查此事。朝阳区警方则将涉嫌打孩子的刘姓女老师带走调查。
据报道，幼儿园总园长史燕涛表示，看了监控录像和听了家长反映之后，她作为管理者非常震惊，她说，“我们幼儿园是严禁老师体罚和变相体罚孩子的，但监控录像里这个老师的所作所为，甚至超出了体罚的程度，这是没有职业道德的行为，我们肯定会严肃处理。”教师在一年时间中，连续殴打孩子，幼儿园管理方却失察，这才是真正令人震惊的。道理很简单，幼儿园既然装了监控，那么，平时校方没人察看监控吗?如果没有查看监控资料，幼儿园装监控何用?如果察看了监控视频，园方知道这名教师的殴打行为，但却一直纵容，园方难以推卸责任。对于幼儿园装监控，一直以来存在争议，担心监控被滥用，侵犯学生隐私，后来，鉴于幼儿园安全事件、体罚问题频发，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幼儿园公共场合可以安装监控，以保障幼儿园和幼儿活动的安全，经校方和家长委员会商议，家长可以定期调看监控录像，但监控录像不得随意发亚址秆ㄒ妗＜热话沧凹嗫氐哪康氖俏吮Ｕ嫌锥踩敲矗绞痹胺奖囟ㄊ强⒓嗫氐模杂谟锥敖淌依锓⑸睦鲜ε勾蜓录中荒耆春廖薏炀酰饧嗫匚抟沙闪税谏琛！训涝谝荒晔奔渲校４永疵挥胁炜醇嗫?更令人担忧的是，校方或许早就知道教师殴打学生的事情，但却一直没有处理。对于中国幼儿园教师暴力或者冷暴力对待学生事件，大多是被学校的监控记录在案的。为此，要及时发现教师的体罚行为，合理利用监控有一定的现实作用，但遗憾的是，并没有让其真正发挥作用。
2014年9月25日，《先驱报》（熊丙奇）《不要把处于危机的同学留在危机边缘》：9月22日零时，常德临澧县一中发生两在校中学生不堪学习压力，从5楼跳楼自杀事件。公安机关查明，两名学生均感到成绩与家长、自己的期望值落差较大，遂产生了厌世情绪，俩人相约自杀。这一起事件，更令人伤痛之处在于，同宿舍的多名同学在知道他们写遗书要自杀之后，却把他们留在宿舍之外，没把他们想自杀的事当真。如果周围同学懂得心理救助知识，在这个时候，想办法把他们扶进宿舍，请有经验的老师，进行危机干预，悲剧或可以避免。表面上看，其他同学的处理并无不当――劝说了同学，同学也表示只想吹吹风，可是，如果他们知道对自杀危机进行干预的基本常识，就会明白，当有同学说出自杀念头时，就应该认真考虑他的话，他可能遇到很大的麻烦，正在发出求援讯号。因此，要在这个时候给他真诚的关切，让他说出自己内心的感受，如果有马上自杀的危险，无论如何不能下他，要与咨询机构、老师寻求支持，或报警。以上自杀危机干预知识，是基本的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内容。如果学生接受过心理教育，是应该对此有基本的认识的，在知道同学写了遗书，且把生活用品送掉时，应明白这不是一件小事，必须谨慎对待。留几名同学稳住他，同时报告老师或报警，由老师、警察出面救助。这起事件中的同学，知道情况之后，对他们进行了劝说，可是却没有意识到这两名同学，已经出了大麻烦，他们已经准备把自杀付诸行动，于是，在简单地劝说后，就把他们留在宿舍外的走廊边。当一个人站在悬崖边准备跳下时，适当的危机干预，会把他们拯救回来，这起事件，可惜的是，对自杀干预缺乏了解的同学，把准备跳下的同学，依旧留在危机的边缘而离去。这不能怪同学没有警惕，缺乏爱心，而是折射出心理教育在学校的T乏――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识别危机，怎么处理危机。近年来，针对学生走极端现象越来越的问题，有的学校加强对学生的心理教育，向学生发放危机干预守册，起到了不错的效果，但有的学校虽然表示要重视心理教育，可却并不落地，这表明，意识到心理教育的重要性，切实强心理教育，普及学生心理知识，教给学生基本的危机干预办法，是极为重要的，心理教育的一再缺失，会让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付出沉重代价。
2014年10月7日，《先驱报》（熊丙奇）《大学办学应摆脱排行榜思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10月2日公布了年世界大学排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连续四年蝉联榜首，中国内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进入前五十。该世界大学排名用教学、科研、知识传递、国际视野4个方面的13项指标衡量大学综合实力，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大学排名之一。
每次世界大学排行榜放榜，都会有舆论关注中国大学的排名变化，但在笔者看来，对于大学排行榜，根本不必这么关注，我国大学当前最紧迫的事，不是提升大学排行榜的名次，而是建立形成办学特色、培养创新人才的现代大学制度。不管哪一个大学排行榜，都是制作者以其对高等教育的理解，设置相应的指标、采取不同的权重进行的排行，排行只是从一个角度观察大学。我国有的大学，近年来有围绕排行指标办学的倾向，这把大学变为排行榜中的大学，排行榜看重论文数量、课题经费、师生规模，因此，学校就把办学的主要精力用在抓学术研究上，而不重视追基础的人才培养，我国部分大学，近年来由于在发表论文上有更好的表现，在世界大学排行榜的名次有上升，学校就认为在接近世界一流大学，这只是在排行榜中接近，或者说是在论文、学术研究成果数量上接近，而不是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真的有实质提升。更重要的是，排行榜并不能反映出一所学校的校园文化、管理制度。我国大学在提高论文数量的同时，学校变得更加功利，甚至包括国际化，也走上功利的形式化道路，为增加国际师资搞人才假引进，把派海外交换生，作为国际化的重要指标，甚至在发展留学生时，用短期语言生充数，还出现本土留学丑闻，这和一流大学应该有的校园文化，完全背道而驰，甚至可以说，在排行榜的名次提升时，我国大学却与一流大学渐行渐远。这是因为我国大学，目前还是行政治校，而非教育家办学。学校缺乏基本的现代大学制度，办学决策就由行政领导负责，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学校管理制度，在大学里尚不健全，因此，行政领导就按一些能展示学校办学成就的指标办学，给教师下学术研究任务，而教授们为达到学校下达的考核指标，无论是教育教学，还是学术研究，都变得急功近利，对于教育和学术，在追求功利的目标过程中，逐渐失去理想。这对建设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十分致命的。
2014年10月9日，《先驱报》（熊丙奇）《行政监管管不出诺奖来》：中央巡视组近期对国内一名牌大学的通报中，科研经费的管理和使用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这让高校科研腐败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到底存在哪些漏洞?对于科研经费的管理，我国有关部门出台的管理措施，不可谓不严，可是，有多少得到了执行?而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如果得到执行，也会出另外的问题，比如，明确要求必须按照预算购买设备，可项目根本不需要这些设备(当初列预算，是为了通过立项)，按照预算购来的设备，一直闲置，连开封都没有，科研经费没有被侵占，可却被浪费。在所谓“严格”的行政监管之下，大家所见的是，科研人员把聪明才智都用到对付监管上了。这表明，科研管理制度出了问题。其一，行政主导的立项审批、监管体系，让学术研究掺杂诸多行政和利益因素，在立项时，最终能获得项目的，并非是最有能力开展这一研究的学者，而可能是有显赫行政职务、学术头衔，或与行政关系良好者，在立项通过之后，对项目的监管，也会视与行政的关系而定，研究者只要搞定监管者，再严格的监管措施都只是一纸空文。其二，以资源为导向的科研人员考核、评价体系，让学术研究本就异化为争夺资源的游戏。我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把获得国家课题，作为重要的业绩，因此，把国家课题、经费作为对研究人员的考核指标，这对研究人员是什么导向?我国研究人员，把大部分精力用到申请国家课题、经费上，而在申请到课题之后，就想著怎样把经费折腾出来。如果科研管理制度不变，强化行政监管，只会起到两个效果，一是进一步强化行政的权威，学术行政化的问题更严重，二是从表面上看，科研经费的使用规章明确，但潜规则暗流涌动，行政部门、学校、科研机构和学者结成利益共同体，由于有教育和学术的幌子，相比治理官场的腐败更困难。近年来，一些明显的侵占国家学术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就被视为学术问题轻描淡写处理。最近，新一年度的诺贝尔奖又要颁发，媒体报道4名华裔科学家有望获得诺奖，这再次反映出国人对科技类诺奖的热烈期待。值得反思的是，已经获得诺奖的华裔科学家和有望获奖的华裔科学家，他们的科研，都是在国外的学术环境中进行的，我国当前的科研管理制度不变，投入再多科研经费，也难以给学者全心投入学术研究、做自己感兴趣学术研究的环境，要取得有世界影响的原创科研成果，将十分艰难。
2015年1月20日，《先驱报》（熊丙奇）《布鞋院士和湿鞋院士》：院士只应是最高学术荣誉，除此，当选院士者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特殊权力。16日10时，“布鞋院士”李小文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仪馆举行。一千多名吊唁的人们在礼堂外排了两百多米的长队，在寒风中等著见李小文最后一面。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工程院在官网公布规定，院士如果涉及触犯法律，自被批捕之日起即停止其院士资格，自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生效之日起撤销其院士称号。按照这一规定，涉嫌贪污2000万元、于去年6月被批捕的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宁已被停止院士资格。同样是院士，一个令人尊敬，感动万人;而另一个却身陷囹圄，身败名裂。院士不同的人生际遇，令人嘘唏。李小文之所以受爱戴，在于其如此淡漠名利，“就让我忙到半夜吧，再给我一碗米粥就行”，在今天的院士群体中极为“稀罕”，而在转基因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李宁院士落马，令人遗憾，则在于其没有守住学术的底线，“终于”没有挡住利益的诱惑。无论是因“稀罕”而受人尊敬，还是因没有抵住诱惑而令人遗憾，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即：应该建立怎样的院士制度。李小文院士的稀罕，是因他头顶最高学术荣誉，且拥有最高学术权力，可却看淡名利，过著普通的生活，仍旧“随性”;李宁院士的遗憾，是因他把最高学术权力，用于利益变现。假如院士就是最高学术荣誉，没有任何学术特权，院士不可能用特权去谋求各种利益，那么，获得院士头衔，仍和其他普通学者一样，平等参与学术事务，就不会出现因某个院士不高高在上，和大家一样普通而令人惊喜，也不会让面对利益诱惑的院士“常在河边走”有“湿鞋”的危险。良好的制度设计，不能指望所有人选择道德自觉，而应该抑恶扬善，以制度制约权力和贪欲，对于院士制度来说，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是，院士只是最高学术荣誉，除此，当选院士者没有任何特殊利益、特殊权力，这就避免院士制度制造权力和利益诱惑，滋生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同时制造学术等级、学术特权，进而破坏自由、平等的学术秩序。近年来，中国也在对院士制度进行改革，但都没有触及院士由最高荣誉，变异为最高学术特权的问题。在现实功利的学术环境中，独善其身实在太难。只有剥离院士头衔的特权和利益，让院士回归学术荣誉，稀罕就不再稀罕，遗憾也不再一再发生在院士身上。
2015年1月23日，《先驱报》（熊丙奇）《一份乏善可陈的高校就业率排行》：近日，一份名为「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就业率排行」的榜单，被网友们转发且评论得相当火热。这是人民网教育频道根据教育部直属的75所高校相继发布的2014年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整理R总出的75所部属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率排名。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一直令社会舆论关注，因此，这一就业率排行榜一出笼，就被「疯转」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实事求是地说，这一份排行榜，并无多大价值。首先，单从就业率统计本身看，各高校的就业率就无可比性。把统计时间不同、统计口径不同，且可能有注水成分的数据，放在一起比出高下，会闹笑话。这次各高校公布的就业率，统计截止时间各不相同，比如，北大截至2014年11月15日，复旦大学截至2014年10月31日，清华大学截至2014年12月1日，而排在第一的中国药科大学截至2014年12月31日。众所周知，统计时间的不同，对就业率数据的影响很大。在每年6月31日毕业生离校时，全国的平均就业率只有70%，而到了年底，平均就业率则要高20个百分点。各高校就业率统计的口径也不同，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就业率统计是用就业人数除以毕业生总数，而就业人数则包括签约就业、灵活就业、自主创业、三支一扶、出国留学、升学人数等。不同的统计方式，会导致统计结果不同。其次，就业率无法反映一所学校的就业质量，更无法反映一所学校的办学水平，对于实行通识教育的学校来说，更是如此。就业率只是就业的数据统计，就是统计真实，也只能反映有多少学生已就业，可却无法反映出就业的质量，包括薪资待遇、行业岗位、用人单位评价、职业发展空间等，而这些是就业质量报告更重要的部分。只关注就业率，而忽视就业质量，会引导学校比拚数据，而不重视质量。再就是，不同高校应该有不同的办学定位，对于教育部直属的75所高校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应该实行通识教育，以能力为导向办学，而非以就业为导向办学，用就业率指标来评价学校，会让这些学校转而关注就业，围绕就业开展教学，如此一来，这些学校与实行职业技术教育的学校有何差异?
2015年2月10日，《先驱报》（熊丙奇）《师生同考是行政治校的结果》：1月29日，江苏邳州运河中学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高三年级组第一场模拟考试。特别之处在于，40岁以下的高三年级教师和学生们同场考试，意外的是校方的这一举措引起教师的反感。据知情人介绍，在第一场语文考试中，多数教师交了空白的答题卡。在第二场数学考试中，一位教师甩笔而去。事后，因为交了白卷，一位教师被停课。记者获悉，被停课教师已接到通知复课。校方一名负责人说，这只是根据学校的教学计划进行的一次业务练兵。其实，早在2012年，江苏就有中学要求老师和学生一同参加模拟考试，引发争议。当时虽有部分网友赞成这一做法，但是，几乎所有教师都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这是对教师的不尊重。有人对交白卷抗议的教师行为不理解，质疑他们是担心考不过学生。这根本就是不了解教师职业的表现，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教师在考试中考不过学生，实在太正常。教师和学生的角色不同，对教师可以进行考核，但不能采取让教师和学生同考、答题的方式。师生同考有两大问题。其一，这是用行政手段考核教师，而不是由教师进行同行评价，对于师生同考，教师反应激烈，那么，学校为何不听教师的意见，却要坚持推进?其二，这暴露学校狠抓学生升学成绩、升学率的功利办学本质。前一次师生同考的新闻，发生在中考模拟考中，这一次则发生在高考模拟考。学校此举的意图，是希望通过老师亲上考场，营造全校重视升学迎考准备的氛围。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一直强调，要推进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但现实之中，违背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的做法，比比皆是，教育部门和学校行政领导，总是随心所欲地对教师提出一些要求，折腾教师。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必须切实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让学校有自主办学的空间，不是围绕行政指标、行政考核办学。其次，要在学校内建立现代治理结构，实行民主管理，对于教育事务，要建立教师委员会，由教师委员会进行管理、决策。如果有这样的办学机制，类似的争议现象就根本不可能在学校中出现。在长期的行政治校的环境中，我国中小学早已不是教育家办学，而是行政办学，于是在学校管理，教师评价中，几乎全是行政思维主导，如此继续发展下去，教育家精神难以在学校中出现，学校的功利办学情况会加剧。这必须引起重视。
【注：新西兰《先驱报》应当不发表熊丙奇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的文稿。】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在新西兰中文《先驱报》发表评论文章没有头衔冠冕。其中的原因可能如下：
第一、新西兰《先驱报》编辑对作者头衔冠冕不感兴趣。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好意思要求《先驱报》在文章后缀“作者系”“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之类的尾巴。
第二、新西兰《先驱报》处理版面比较字字计较。宁肯多发表几个有用的字词，也不愿意浪费版面写上“作者系”“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之类的隆
第三、新西兰《先驱报》编辑或许认为新闻评论属于一般公务文种，不需要动用“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的高级人才动笔。换句话说，“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不屑于写如此平庸浅薄的豆腐块文章的。
第四、新西兰《先驱报》编辑对作者身份比较固执死板。没有官方认证不能确认“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身份。再说，从节省稿酬角度也值得忽略头衔冠冕。
俗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有良心的中国人不会在国外媒体发表吐槽中国教育的文章。
2010年12月7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17000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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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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