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落马的贪官中频频出现“通奸”一词,按照早前中纪委的解释，这通奸绝不是普通人的男欢女爱、蝇营狗苟那么简单。中国法律中并没有通奸罪名，只不过党纪严过国法，明确规定：与人通奸属于道德败坏，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可开除党籍。以前很少用“通奸”一词，大多使用“作风腐败”、“道德败坏”、“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还有粗俗一些的干脆用“包二奶”一言以蔽之。 & 在《美女哪去了》的博文中，我写了为什么那么多“美女”愿意与有权力者通奸。其实，我还删除了一段担心影响不好的文字：在目前公权力不受限制，一些贪官污吏把国家权力当成私产作为商品交换利益与肉欲时，我并没有任何道德优势也没有权力去责怪中国为啥有那么多美女对贪官投怀送抱——很简单啊，一个普通的女孩，在利益集团把持了有利可图的部门，固化了“有背景”和“没背景”的两类中国人之后，还有什么比投进掌握大权的贪官怀抱更能平步青云实现“中国梦”？更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践行“孝道”？更能为亲戚朋友开后门办成事而成为一名“有责任心”、令人尊重的人？ & 我写了很多博文，好像义正辞严，但当我真正面对社会现实和一些个案时，却往往无语，有时不得不“犬儒”甚至有些“下作”：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暗中期盼我一些农村来的亲朋好友能够靠上官员，这样她们就能够为父母兄弟，甚至为自己的家乡做贡献，反之，在这个我活了几十年也看得很清楚的社会里，她们除了给“中国制造”贡献完力气和青春后，连户口都得不到，孩子也不能就地读书，难道还有比这更悲催的事？ & 这当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每次回到呆过的地方如家乡，总有亲朋好友难掩失望之情：你如果像以前一样好好做官，现在官职大概也不小了，你能够为家乡做多少事啊，乡亲去城里找你，你也能帮上忙啊……唉，现在，你误入歧途，竟然去反对特权。在相当多的普通人眼中，只有特权能够真正为他们办成事——在这样的环境下，与有权力的人通奸，当他们的二奶，几乎成了实现自我的唯一捷径；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普通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权力的二奶，自愿或者不自愿地与权力“通奸”了！ & 曾经有一位广州的官员很严肃地质问我，普通人有外遇、搞通奸为什么都没事，有些意见领袖与网民自己屁股不干净，眼睛却老盯着官员？我更加严肃的告诉他：你能告诉我哪一个官员通奸包二奶是用自己的工资和正常收入？一查一个准：包二奶搞通奸的官员，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用贪污腐败的钱养二奶，用手中的公权力为二奶、小三家族牟利。普通人通奸顶多算出轨，个人道德有点瑕疵，弄脏了一碗河水，而当官的用公权力与赃款干这事，不但已经是严重犯罪，而且是在把整个中国的道德水准无底线的下拉，是污染了这个国家唯一一条道德河流的水源！ & 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是由掌握权力的人决定的，普通人大多只能随波逐流，根本没力量和胆量抗衡。少数起来抗争的人，甚至会受到那些为了维护这种状况的贪官的打击报复。但即便这样，我也希望任何一位普通人都认真思考一下，也许你已经活得够明白，也能圆滑而熟练应对权力而暂时免遭伤害，但你愿意自己的儿女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对于那些掌握了权力却无所敬畏的贪官污吏，最好问一下自己：今天，你通奸了吗？——中纪委下一个敲的就是你的门，监狱在等着你……而无数的普通百姓，都在看着你们！
对于作为群体的贪官污吏，我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们不但知法犯法、贪赃枉法，且利用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屡屡下拉中国的道德底线，他们是最该为当今社会乱象负责的群体。作为一名以批评为己任的写作者，再怎么讽刺、鞭挞他们都不为过。但说实话，对于每一位落马的贪官，我却对他们不但无法痛恨起来，甚至多少还有些同情。这使得我每抛出一篇冷嘲热讽贪官的博文后，内心深处都有隐隐的不安。 & 这并不是妇人之仁，也不是立场出了问题。这可能和我本人对官员群体的了解有关。无论是我以前的同事还是现在认识的大批官员朋友，我发现那些思路活跃（思想解放？），在工作中积极主动，而且也有相当工作能力的，也往往能同时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风生水起”——自然少不了灰色收入甚至贪污腐败、包二奶。只不过中纪委没查他们而已，一旦敲他们的话，大多数都得进去。 &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落马贪官的工作“事迹”，不难发现这并不只是我个人的感觉。那些风头很足的落马贪官，也确实做了不少事，例如高铁建设者刘志军，虽然贪污腐败严重，但对高铁的建设还是做出了贡献的，不能因为现在进去了，我们就一棍子把他的工作也打死掉，更不能借此否认高铁对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一直都强调，高铁对于中国，就相当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高速公路（对美国经济起飞的作用），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上一个台阶不可或缺。 & 还有被中纪委带走的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估计他的贪污劣迹也会创记录，但不管他是一个会做戏的好演员，还是虚报工作成绩的书记，至少我从一些新闻媒体和广州公务员干部朋友口中了解到，此人工作很卖力，至少比起我了解的内地一些省份的市长和书记们要更勤力，也更卖力。 & 工作很卖力值得表扬。我打心眼里认为，这类官员比那些什么事也不做、混日子的“清正廉洁”官员——更不用说那些自己不做事，还整天对积极做事的干部挑三拣四的官员——对经济发展更有作用，对社会更有益处。然而，卖力工作固然值得表扬，但如果我们发现“卖力工作”的动力不但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呢？这就是很多时候，每当看到一位曾经做出了成绩的官员原来在私人敛财上更有“成绩”时，都让人有活生生吞下一只臭虫的感觉。 & 那么，有没有很卖力地“为人民服务”而又不整天惦记“人民币”的好官呢？这个不能排除，例如焦裕禄和孔繁森，虽然他们的“事迹”有所夸大，但毕竟还是为民做了不少好事的。可生活于21世纪的中国人都心知肚明，这种好干部不但凤毛麟角，现实中几乎只能在历史博物馆里才能看到了。而带我们去博物馆缅怀焦裕禄和孔繁森事迹的大多数官员，不查都像孔繁森，一查个个王宝森。有些号召我们学习孔繁森的官员们贪污受贿的劣迹足足可以让孔繁森从地下爬起来，羞愧地自杀一次。 & 学习孔繁森显然无法防止王宝森，当“为人民币服务”成了官员们“为人民服务”唯一的动力时，贪污腐败势必成为常态，而且经济越发展，贪腐越严重，官员越努力，民众越不满。这个时候，到了我们要更深地思考如何防治中国腐败的时候了。 & 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思考、解决政府公权力的贪腐问题——这两个方面其实都是习总这届政府正在努力做的。 & 第一，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分配优势，更好（不是更多更大）发挥政府管理职能，把社会的还给社会。 & 从政府同社会的关系方面粗略地分，世界上的政府大体可以分为“积极政府”和“消极政府”。“小政府、大社会”自然是消极政府，把社会的还给社会，政府只是服务机构，社会做不到的，再来找政府。 & 而中国则是典型的“积极政府”：本来应该是属于经济的、社会的甚至家庭与个人思想领域的，政府都大包大揽。社会同政府比起来，显得不成比例的“小”，甚至成了政府的“附庸”，全社会为政府存在为政府服务。 & 实事求是地说，“积极政府”不是没有积极的意义，尤其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民众的素质有一定局限性的国家，积极政府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领域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可以拿相同社会制度的越南同中国做比较，越南属于典型的“消极政府”：政府能不干的事，尽量不去做。所以这些年下来，越南的基础建设都搞不好——社会与私营企业没发展到这个程度，你政府不主动带头搞基础建设，不去扒人家的房子修路，谁来搞？但同时，不积极做事的越南党政领导也自然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拆迁的民众不会找他们讨公道，被强征地的农民也不会去围攻政府、讨伐政权…… & 拥有“积极政府”的中国呢，同越南情况正好相反，本来在发达国家由社会与企业甚至个人搞的各种建设项目与工程，到了中国都成了政府的“职能”范围内的事儿，都打上了党和国家的烙印：招商引资、架桥修路自然不错，但同时他们还上房扒瓦、圈地抢钱啊。更有意思的是，你什么时候看到其它国家的政府官员到街上去宣传计划生育，恨不得手把手教民众如何使用避孕套？咱中国官员就干过这事。 & 原本“积极政府”应该发挥政府统筹作用，领导社会朝某个既定目标前进，但拥有过大权力的政府誓言向共富目标“前进”时，政府官员却偷偷向“钱进”了。更可恶的是，民众本来只是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保住眼前一点点的利益，却被上纲上线到反对国家和政府；而反对腐败官员的，甚至被划为敌对分子…… & 而且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改革开放之初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政府部门与公务员系统，现在在百姓中也逐渐沦为“利益集团”与贪污分子的代名词。难怪有些公务员朋友也很委屈，回想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中国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大力介于与带头，中国经济能够如迅猛发展吗？ & 我觉得，任何人都不应该一口否认“积极政府”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贡献，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尤其是社会的扩大，私营经济的发展，公民个人素质提高以及当家作主意识的增强，“积极政府”已越来越不合时宜，开始变成了压制社会（扩大），对付公民（觉醒），发挥的作用不是引导、领导社会致富，而是同社会争富，与民众争权。 & 这个时候，如何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其实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后各国普遍实行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也就是十八大精神中把市场的还给市场，把社会的还给社会，减少政府的干预与审批权力，发挥更好更优的作用！ & 只有政府转变了职能，我们才能谈第二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否则，权力掌握在一个庞大无比的“积极政府”手里，谁有办法同他们抗衡，谁来把他们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第二，就是习总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也是根本解决公权力贪污腐败的唯一最终办法。就是用制度反腐，发挥民主优势，完善体制的权力制衡，允许民众尤其是媒体的监督作用。 & 这些方面我说得太多，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但我说再多都没有用，正如前面说的中国属于大包大揽的“积极政府”，确实在改革开放中积极做了不少好事，但却有越来越多的官员利用政府权力积极做坏事。我说再多他们就是不做，甚至发挥“积极作用”让我说不出来。 & 不过，随着这届政府反腐的扩大与深入，我相信，官员们出来呼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日子应该不会太久了——别以为我在做“中国梦”，你想一下，官员不但也是人，有家庭、子女与亲戚朋友，而且原则上说，还是我们中最精英、最优秀的一批中国人，难道他们认识不到“出来混都是要还”的道理？难道他们看到一个一个人模狗样的同事与领导，前一小时还在台上大谈“清正廉洁”、“执政为民”，随即就被中纪委带走，瞬间成了全国人民唾弃、也注定遗臭万年的阶下囚，即便不会“良心发现”，也会感到后怕吧？ & 好了，我说得太多了，现在只能等。我在等“政改逼官”发展到“官逼政改”；我在等官员们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与子女的前途而主动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在等他们不是为了审查我的文字，而是来认真阅读、思考我的话；我在等官员们终于认识到我这位“为人民服务”的写作者，同时也一直在为他们寻找后路、探索未来……
（本文来源：财经网，作者系知名时评专栏作家）
最近由于俗务缠身，很想暂时既不写文章也不上网。当然网友可以理解为最近敏感的话题太多，如果不想把自己也弄得敏感的话，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不要假装聪明，对什么都来指手画脚一通。真正聪明的作者都明白：有些议题最好绕开来——例如宗教和民族问题，这样你才能永远保持政治正确。
对于我这个业余写手，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虽然网友不停提醒我“你没有权力保持沉默”，可我毕竟不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对不对？我可以突然消失一段时间，我可以借机到世界各地旅游一番，去搞我的国际问题研究，而且，最妙的是，狡兔三窟，我还可以离开东半球到西半球，随着太阳转；也可以离开北半球到南半球，跟着春天跑。再说，又可以和儿子在一起，何乐而不为呢？
不过一来到澳大利亚，就发现问题大得很。原来最近一段时间，这里的电视新闻几乎每天都把西藏、中国人权和奥运圣火当成头条新闻，我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只当没有看到的，也不见朋友，不写文章，不发表议论，可是我的两个儿子却看得清清楚楚。小儿子还可以对付过去，上高中的大儿子就不好办了，而且我感觉到，他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好像他老子是来自一个蛮荒之地，来自一个毫无人权可言的国家，来自一个侵略者的国度，来自一个殖民地宗主国……
躲得过网友，躲不过儿子。一个人可以对全世界隐瞒自己的观点，却绝对不能不对自己的儿子有所交待。我还是不能回避西藏问题——这可是一个集统一与分裂、宗教信仰与民族冲突、独裁与民主于一体的超级大问题。不过，既然是对儿子讲，我就天马行空，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吧。好，让我对儿子讲讲西藏问题。
1）小心老子揍死你！
我的两个儿子从幼儿园到小学都是在美国和澳洲上的。他们都有正规的中文名字。当时孩子出生时，远在湖北的奶奶（上帝保佑她老人家在天堂里幸福快乐！）按照家乡农村的习俗给两个儿子分别分配了小名：大儿子叫“铁蛋”，小儿子叫“铜锁”。奶奶的意思是有了如此“土”的家乡名字，今后无论在华盛顿、纽约，还是悉尼和伦敦，想忘本都难哦。加上，一个铁，一个铜，铜墙铁壁。
可是——别提了，几年下来，他们的中文一塌糊涂，普通话发音比我讲的还不靠谱，倒是英文越来越溜，比那个整天出现语法错误的布什总统都强。我也就只好安慰自己，入乡随俗吧。
既然出国了，就学习西方人养育孩子的办法，不打少骂。在我的记忆中，和上到十年级的大儿子铁蛋只有两次严重的冲突。第一次发生在他上小学的时候，事件经过我都详细记录在《父与子》这篇短文中。当时，铁蛋在学校欺负一名来自意大利的新移民，人家的奶奶找到我们恳求我们管好铁蛋，不要欺负她孙子。我真&的发火了，对儿子动了粗——我想，儿子应该记住了，这一辈子宁肯被别人欺负，也永远不要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人！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三年前铁蛋已经上了初中时。有一天他回到家，说起中国，满脸不屑，甚至使用反华分子们才用的语言“恶毒攻击”中国。我听出来了，他说的不是中国的某项落后或者不良记录，而是表现出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的鄙视与不屑。
我暗自心惊，也很紧张，问他在学校学了什么。原来，他们正在学习一些和人权有关的知识和理念，老师把中国作为一个违反人权的国家举例了。我后来猜想大概是他们的老师传播了一些有关中国的相当负面的东西，加上儿子当时有逆反心理——反对我这个处处强调中国式教育方法的“中国人”。结果，在我多次解说和辩论后，他仍然坚持己见。
要知道，我自己就一直在批评中国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批评中国和中国人，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自然爱护中国，我相信中国可以发展得更好，中国人可以更平等、更自由和活得更有尊严。可我能感觉到，我的那种批评的态度可是和儿子那段时间表现的鄙视中国的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儿子一直不听我说，说到中国就用极其负面和不公平的语言把我顶回来，最后我终于使出了杀手锏。我吼道：别以为这是澳大利亚，老子就不敢奏你，你到镜子前面去看看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就算你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你老子我还是中国人！再敢在我面前说中国人坏话，老子就揍你！
当然后来情况改变了，不知道是儿子懂事了，还是我的“爱国教育”起了作用，铁蛋后来再也不和我讨论中国有关的问题了。
可这次奥运会前夕，当地电视台上突然出现那么多关于西藏、奥运圣火等等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我可就不能靠父威来解决问题了。
2）儿子，我们是少数民族！
如果问我对儿子在美国和澳洲小学读书&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认为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一是他们班上的小朋友的皮肤和头发颜色几乎囊括了世界上各人种的。特别是在华盛顿小学里，儿子拿回一张班上同学的合照，我一看就乐了。十几个小朋友，竟然有四五种颜色的皮肤和三四种颜色的头发，像个人种孩子博物馆。最近澳洲的小学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肤色的孩子，说明澳洲也开始在多元文化的路上大步跨进。
第二点给我很深印象的是，孩子们都是“色盲”。我发现在美国和澳洲的小学里，孩子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对方的肤色。我多次问儿子，你的某某同学是哪里来的？他听不懂。我再问他那个同学的皮肤是什么颜色，他竟然要想一会才能想起来。要知道他们都是每天在一起玩耍的。
我想，这也许就是族群和谐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住在海外的华人最想看到的和谐社会。毕竟，离开中国，我们这些“中国人”就是少数民族！
虽然目前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总数多达两千多万，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华人仍然是少数民族。当我对儿子讲我们是少数民族的时候，我都会把西方一些国家过去排斥华人、歧视和侮辱华人的历史多多少少讲一些。我讲这些当然不是激起仇恨，而是告诉儿子，很多东西都不是想当然的，特别是有些人在灌输白人比黄人优越和更适合民主、自由、尊重人权的社会制度时，我提醒他们：就在不久前，白人们还在疯狂践踏人权——非白种人的人权。
当然我还想让儿子知道，今天这一切也不是想当然就到来的，它是几代人奋斗争取的结果。这些前仆后继争人权的人既包括我们这些被歧视的少数民族，也包括那些各种肤色的人一起游行示威的白种人。
在和儿子讲到我们华人是少数民族的时候，我也告诉了他们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的历史，也就是西方如何侵略中国的。那时西方人以为自己是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代表，用枪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虽然有些人一直在为西方的侵略行为辩护，说是他们给封闭落后的中国带来了文明，但西方的文明却始终没有在中国扎根，倒是在枪炮声中，混乱和屈辱伴随中国达百年之久。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不管是真正落后还是被认为落后的民族，它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轨迹，一些自以为强大和先进的民族如果依仗强权，使用武力来施舍文明和培养一种不伦不类的新文化，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我告诉儿子，有人说美国是民族的大熔炉，我并不喜欢这种说法，也许你们在美国出生和生长的这一代很自然地融进了这个所谓的大熔炉，但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也融不进的，再说，我也不想融进去。
澳洲在霍华德执政时，出现了一个种族分子韩森，她是个炸薯条的，组织了一个党，叫“One Nation”党（一个国家党），听上去就让人气愤，因为这个Nation&也可以理解为民族。我可不和你同一个民族。韩森最终失败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又回去炸薯条了。
我常常对儿子讲，作为一名住在西方的中国人，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说很多“中国人”（华人华侨）都会说，那就是自由和平等，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你可以吃月饼过中国年，可以祭拜中国的鬼神和儒家的孔夫子，这些看似平常的东西，正是你神圣不可剥夺的自由。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以为优越的民族（如白人）和政府居高临下地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生活，你不应该吃油腻的中餐，你不能供奉中国的鬼神，你应该信仰上帝，他们也不能禁止你信奉共产主义……
孩子，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不但是指导政治社会和民众生活的普世价值，也是指导民族和国际事务的唯一标准。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世界各地民族闹独立搞分裂的时候，我们都是使用历史和地理的知识去诠释，或者用文明冲突论去解释，结果越弄越复杂。其实，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的经验中，我们可以总结一条规律：所谓民族分裂的问题，归根结底，也是和人权、宗教自由、人人平等以及民主这些普世价值密切相联的，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欧洲在没有任何压力下，竟然渐渐走向统一；一些生活在一起的民族却因为压迫与不自由而要求独立，都源于此理。
以前华人在西方国家受到歧视和排挤，不是因为我们国家弱，也不是因为华人天生没有尊严和不重视人权，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包括西方强国在内尚未有完全拥抱自由、平等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当一个社会真正接受了人人生而平等，享受信仰、言论、结社和游行等自由的时候，皮肤的颜色不是问题，宗教信仰不是问题，生活习惯不是问题！
这个时候，就是和谐社会了。也就是说，中国要想最终实现和谐社会这个理想，一定是在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基础上的。
3）我真想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
不好意思，让各位海外华人华侨尤其是留学生朋友们看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我对儿子讲西藏。请允许我拉扯一些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你理解西藏。这次回澳洲，我首先要祝贺大儿子铁蛋。为啥？因为陆克文当选澳洲总理了。铁蛋不到18岁，虽然没有选举权，但观察总理大选也是他们学校讨论的内容之一。儿子希望陆克文能够取代霍华德出任澳洲总理。
我也希望陆克文当选，原因是看腻了霍华德，他那个长相看上去地道，可实际并不老实。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对那个种族分子韩森多有包庇。加上他一直限制移民，害得我好几个朋友多等了好几年才能移民澳洲与亲人团聚。
儿子铁蛋可不管这些，他希望陆克文当选的理由涉及到一段澳洲历史。就是澳洲政府主导的把土著人的孩子从他们父母那里弄走的历史事件。当时澳洲政府认为土著把自己的孩子像牲口一样养，不让他们上学，不培养他们过文明生活，于是决定把他们的孩子强迫带走，送到条件更好、更文明的家庭去抚养。
要说清这段历史，确实不容易。从我自己所见所闻来说，我得私下承认，至今都有很多澳洲土著对自己孩子的教育不重视，甚至不管不顾，生出来就把他们放在那里，任其发展，有点自生自灭的味道。当时澳洲政府的决定可能也是有些“有识之士”担心这些土著孩子长大后不适应现代文明，无法立足等。而且让人难堪的是，那些被从土著父母手里夺走的孩子现在都长大成人了，比起那些没有被抢走的土著孩子来说，不但受到了更多的教育，而且也大多事业有成，过得比较富裕。可是——
可是这不能成为一个自以为优秀的种族用如此方式“帮助”另外一个被认为落后民族的理由。历史问题尽管需要结合历史背景来看，但总还是有大原则的。我儿子铁蛋就把握了这个“大原则”，他的大原则是基于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有人把我从你们身边带走，你们说那是对，还是不对？
评判一段历史的标准竟然如此简单，是我们太复杂了，还是有人想故意把它弄得复杂？中国人本身不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西方文明世界看成是愚昧与野蛮的同义词？
霍华德当了十几年澳洲总理，却一直不愿意为“被偷掉的一代”向澳洲土著道歉，他始终认为政府没有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帮助澳洲土著用文明的方式抚养他们的后代——当然，代价是活活分开父母和子女！
好在一个用选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如澳洲，过去的历史也许不都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所有的历史则绝对是由人民来书写的——用手中的选票来书写。这是读中学的儿子铁蛋最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霍华德在这次大选中失败，借用何与怀博士一篇文章的标题来表达，“澳洲一夜变天”——陆克文当选为澳洲总理。陆克文一上任，马上就那段历史向澳洲土著道歉，他真诚地说：对不起。
对不起——只有三个字，但就在那三个字从陆克文嘴里吐出来的一霎那，澳洲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父母们笑了，孩子们也笑了，历史并没有被改变，然而却被拨乱反正和重新书写。没有人否认，如果没有欧洲到来的白人移民，澳洲土著至今还可能生活在沙漠和森林里；没有人否认，白人移民把澳洲这块蛮荒之地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强国。然而，绝大多数澳洲人也同时感到，这句迟来的“对不起”却是澳洲族群和解的真正开始，社会也将更加和谐。
我惊讶于“对不起”这三个字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分量和作用。
前不久加拿大政府也向半个世纪前遭遇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华人劳工道了歉，说了“对不起”三个字。其实，随着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观念的继续推广和深入，我们将会听到越来越多的“对不起”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口中说出来。对于一个权力来自于人民手中选票的政权来说，权力的傲慢已经被谦卑的权力所取代。作为一名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来说，伴随每一声“对不起”的是华人地位的提高和人权更加有保障。
且慢，怎么说到这里我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弱势似的？哈——我可是堂堂的中国人，我们有13亿人，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可怎么倒成了少数民族？难道我要一直等人家来对我们说“对不起”？难道我们没有对不起过别人，或者其他的民族？或者我们自己的同胞？
写到这里，我突发奇想，大家还记得我写过一篇《其实我也可以当省长》吧，那篇文章写到后来，我得出了让人沮丧的结论，在缺乏监督和不民主的体制下，就算我阴错阳差地当上省长，不但不会有什么作为，而且绝对会像现在所有的省长一样，沦落成贪污犯和徇私枉法的罪犯。可是，如果换个体制呢？例如用选票的那种体制呢？
我说过，等到那种体制到来到时候，我就周游中国去。不过现在我后悔了，因为我想去当一回主席或者总统——别误会，我只想当一天或者一个小时的最高国家领导人——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需要一天，甚至一个小时就够了，我要用这一天或者一个小时说出无数个“对不起”：
——对不起，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同胞！
——对不起，所有在这个强权下受到过迫害的中国同胞，包括那些痛失家园、妻离子散，以及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中国人！
——对不起，这个被人民供养的政府，本应该照顾到千千万万个弱势民众，可现在却让他们无依无靠，看不到前途，在无助中静静地消失和死亡！
——对不起，让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居住却需要办理“暂居证”的农民兄弟！对不起，这个政权培养了这么大一批贪污腐败分子！
——对不起，在荒唐的岁月里，这个政权以国家与大汉民族的名义，肆意践踏了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摧毁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把他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迫害他们的宗教领袖……
对不起……
对不起，让你一路看下来，却始终没有看到我谈西藏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我不能谈。
杨恒均&悉尼
我到台湾出差，正好儿子放假，他们一起过来。小儿子今年十三岁，出生于澳洲，不认识中文，学校也从来没告诉他们台湾是怎么回事。他到台湾后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里是否可以看youtube&，是否可以上facebook&？我说可以，我知道他要上youtube看游戏，去facebook&联系同学。他问，这里不是中国吗？怎么就可以了？我说这里是台湾。他说，难道台湾不是中国？我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和中国不全一样。儿子每次回中国大陆都需要给自己的电脑装上翻墙软件，与同学保持联系。这是我们之间有关台湾的第一个对话。看起来，我得给他讲一下台湾。
讲台湾是我拿手的，我对很多中国人讲过台湾，对付一个13岁的学生，应该没有问题，当然，讲台湾就是讲政治，儿子对政治不感兴趣，我唯一看到他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视看的政治事件就是十天前澳洲陆克文再次发动党内“政变”，用投票的方式击败三年前夺取他总理宝座的吉拉德。
用选票分出胜负，就不用打得你死我活
我带他们去的第一站是台湾总统府，小儿子说，这里也叫“总统府”？中国有两个总统？我解释说，64年前，中国有两个大的党派，一个叫国民党，一个叫共产党，当然还有一些小的党派——我还没有讲完，小儿子就打断我说，嗯，就像澳洲的工党与自由党，还有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我说，没错，像美国和澳洲的两个党一样，共产党与国民党都想成为执政党，于是他们就打了起来。
儿子问，怎么打？我说，就像你玩的打仗的游戏里那样打，几百万士兵在中国领土上互相厮杀、血流成河。那场面的宏大与血腥，远远超过了抗日战争。经过三年厮杀，双方加起来死了几百万人，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国民党带领残兵败将退守到台湾岛，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小岛。
儿子“哦” 了一声，疑惑不解地问：死了几百万人？他们为什么不像澳洲的两个党一样，用投票来决定由谁执政？
我说这个问题太复杂了，但不管他听懂还是没有听懂，我还是告诉他：二战结束后，共产党在1946年提出过一份“共同纲领”，希望国共一起执政，还提出要依靠选举，用民主来对付国民党专制。当时的中共虽然提出要搞类似“宪政民主”的联合政府，但也表示要通过议会与选票“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后，显然就不再继续选举。当时毛泽东还说即便选输了，也要参与到政府里去，因为共产党代表人民，任何时候都要执政才行。国民党当然也不是好东西，没有搞成“联合政府”他要负主要责任。大概他觉得自己当时正执政，实力非常强大，一定能赢得内战吧，当然，他们也不相信共产党真会放弃马列学说，改而通过选票搞议会民主。于是就打了起来。
台湾总统府对面，就是“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跨过凯达格兰大道，就是“2.28和平公园”，看了英文介绍，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说他想到澳洲陆克文上台后对曾经遭受过歧视和压迫的澳洲土著道歉。
我说，死了几百万人的内战的结果就是一边是共产党，一边是国民党，两党隔海分治，但折腾远没有结束，一边搞“白色恐怖”，一边搞“红色恐怖”，又用什么抓特务、镇压异己、消灭反革命等种种手段杀害了几百万中国人，受牵连的家庭成员就更是不计其数。两岸还分别出现了象2.28这种对手无寸铁的民众赤裸裸的屠杀。
儿子啊，有错就得改！
儿子说，“白色恐怖”受难者纪念碑与2.28和平公园就是国民党后悔认错后建的？
我说，是的，台湾这边已经逐步反省、认错、和解了，当然前提是多了一个党，叫民进党。2.28原本是屠杀受难者纪念日，现在这里叫“2.28和平公园”，有和解才有和平。
儿子问，哦，海那边的中国人也建了一个“红色恐怖”受难者纪念馆？我说，好像还没有，儿子漫不经心地说，也会有的，都是中国人嘛。
我们第三站去“中正纪念堂”，这里成了“民主纪念馆”，广场也改成了“自由广场”，我给儿子讲前后几次到这里来的变化，以及这里的历史，我说，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后，一直用独裁的手段统治台湾，死的时候把政权传给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蒋经国修了这个广场纪念他的父亲。后来蒋经国在去世前，放松了对权力的掌控，开放报禁党禁。蒋经国的继承人开始了在台湾的民主选举，走上了宪政民主之路。然后，这里就改成了“自由广场”，原本是独裁者的蒋介石与蒋经国，在他们死后地位得到提升。
儿子说，你是想告诉我，有错就要改，对不对？我又做错了什么？我没好气地说，我不是说你，虽然你今天已经喝了三大杯珍珠奶茶（喝得连饭都不想吃），我在说历史。我说，大陆很多人比台湾人更崇拜、推崇蒋经国与蒋介石。他们希望中国大陆也出现蒋经国这样的伟人。
儿子没有听懂。我们继续“台北一日游”。今天的最后一站是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原本以为13岁的儿子对这个地方不会有兴趣，没想到，他从一进去，就看得津津有味，从“玉白菜”、“玉肥肉”到夏商周时的剑、鼎，以及对世界做出贡献的瓷器、茶叶与丝绸，儿子都饶有兴致。当他看到那些铸造技术与工艺水平都相当高的青铜器物与陶瓷下面的年代时，他会停下来算一下距离现在有多久，然后就会说，那时不但没有澳洲，也没有美国，欧洲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当然最后他就会说，如果他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卖掉后就可以把全世界的游戏都买下来。
没想到台湾的“故宫博物院”让我这个老爸脸上很有面子，我对他说，你想想我们的陶瓷器物、茶叶与丝绸，都是怎么来的吧：挖一些土，捏两下，烧一烧，就成了瓷器；在树上扯几把叶子，晒一晒，用开水一冲，就弄出了茶叶；养几个小虫子，用它们的吐出的丝，织在一起，就成了丝绸……儿子，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厉害吧？
我介绍茶叶、丝绸和瓷器时儿子眼中本来有钦佩之色，但到后来，他就笑了，他说，如果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那么利害，为什么北京（去年他去了北京）和台北都有那么多中国人把头发染成黄色，把眼珠也变了颜色？
我一听觉得不对劲，正想教育一下他，他却转身去研究“象形文字”了。看得出，他对墙上的“象形文字”颇感兴趣，研究了一会后，感叹道，如果我们这些“中国人”不是乱搞，破坏古人的文字，他学中文就容易多了。他边说边在那些文字面前扭动身体，猜测着那些文字的意思……老子从来没有看到他这样想学中文！
靠“分裂”维系下来的“大一统”文明？
我说，儿子，怎么样，中国人是最优秀、最聪明的民族吧。没想到，他却狠狠地回敬了我：我们老师告诉我们，上次说自己的民族是最优秀、聪明和勤劳的人是希特勒，他说德意志民族是最优秀的。再说，中国人真那么优秀，怎么会把国家弄成了这么多块？台湾、澳门、香港，嗯，还有我们老师讲的西藏……
很显然，13岁的儿子是和我较劲，并不是在谈政治，但我却对他讲了一通大道理。我问他，你认为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与民族最利害？
他说，当然是说英语的民族，包括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与新西兰。
我说，也许吧，但你知道原因吗？世界上那么多民族与国家，只有说英语的民族最先崛起并保持强大势头不衰，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大英帝国“分裂”了，一下子分出了美国、澳洲、加拿大和新西兰，使得“英语文化”不但没有衰落，而且繁衍出新的文明分支，从大英帝国到强大的美国，引导世界主流长达几百年。
我接着说，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的三个都衰落了，唯独中国延续了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分分合合。统一固然让中国强大，可如果统一在独裁专制、思想一律之下，例如秦帝国，那种统一终究会让一个文明一个民族衰落以致灭亡。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并不是统一，而是分裂。中国文化讨厌分裂，但中国文化与价值理念却是在最分裂的“春秋战国”时得以确立并流传至今；魏晋南北朝又让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化上了一个档次；接下来大清帝国灭亡后，中国陷入南北分裂与军阀割据，却出现了百家争鸣，宪政民主与自由思想就是在那个时候传遍中国的。
不光是在文化与思想领域，就是在政治与经济发展上，“分裂”也实际上维系了中国的“统一”，延续了中华文明。香港、澳门的割让与台湾的分裂，原本是中华民族的不幸与耻辱，但谁都知道，1949年后的28年里，中国大地被蹂躏得奄奄一息，中国文化却得以在台湾、香港与海外华人中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大家还知道，如果当初小平上台后，没有来自香港、澳门与台湾的资金与经验，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有今天的规模……我想说的是，“大一统”本身没有错，中国应该也一定要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但如果是统一在不自由之下，“统一”无异于灭亡。
我本来还想讲下去，但儿子早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于是我纪录下来，可一想，儿子又不懂中文，于是只好贴出来，供14岁左右的青年学子阅读与思考。
［美国前情报人员爱德华o斯诺登7月12日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发表声明，其中说到：“我做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并掀起了一场纠正这种错误行为的行动。我并未汲汲于名利。我并未寻求出售美国机密。我没有与任何外国政府合作以保证我的安全。相反地，我把我知道的事情面向公众公开，因此我们所有人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讨论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事情，我向这个世界寻求的，是正义。”］
这是迄今为止斯诺登表现得最有水平的。斯诺登前后两次声明的表态明显不同，当初他在香港突然站出来，震惊了世界，是以一名揭露美国情报机关侵犯人权，保护世界民众自由，维护受害者权益的英雄形象出现，而这次却是在美国打压、追杀到无路可走时，以一位寻求人权组织保护的受害者出现在公众面前。
斯案分两层面：国家层次，叛国？世界层面：人权？而两者的交叉点，或者说问题关健在于他提到的，是否为了寻求名利而私下出卖这些机密？尤其给那些不自由的国家！把掌握的机密向公众公开，同把相对自由的美国的机密出卖给那些并不那么自由的国家，终将决定斯诺登的历史定位。
斯诺登最大失误在于他声称＂老大哥＂美国侵犯全世界人权，抛出的机密却不足以支撑，给外界感觉他在待价而沽，不但让一些国家迴避，也让大多民众怀疑。如果真为人权而战，请公布你手中所有的机密，这样全世界民众会站在你一边，这是唯一可对付美国、保护自己的办法。千万別站在那几个反自由国家一边！
斯诺登走到这一步，除了美国的强势与强权，以及挑战的不仅仅是美国的秘密情报界，也触及到世界各国政权的敏感部位之外，他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做为间谍，既选择走这一步，事先必须考虑清楚，并应该让自己始终站在人类历史的正确一边。
美国打压甚至追杀，难道作为一名公开国家最高机密的人，不知道这种后果？不能因为美国的打压，为了活命就投靠独裁专制国家。你是间谍，不是普通人，你早该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为了正义，你就应该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只有这样，你才可能置于死地而后生。
世界上为了正义而从黑暗中站出来的间谍肯定不止你一人，对不对？
斯诺登让民众警惕国家权力尤其是情报机关对公民人权的侵犯，功不可没。事件若能从美情治机关侵犯人权延烧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专制国家，那就功在千秋了！美国根据自己宪法与国家利益对待斯诺登，原本应由美国人评判，但美国以更大的强权压其他国家，让斯无路可走，彰显霸权，则激起越来越多民众反感。
斯诺登从高调揭秘，到低调寻求支持，准备收场了。但美国政府也没有赢。斯事件后，美国过分强硬，咄咄逼人。本来，斯诺登叛逃，是违犯美国法律，美国有理由在国际上要求其他国家配合捉拿逃犯，可也许是因为做贼心虚，在国际上先声夺人，例如中国本来已经够低调，香港也让斯诺登走人了，可美国还高调谴责，实在是不给面子。美国过分强硬有可能激起多国联合起来抵抗它。
克格勃出身的普京一方面不会放过斯诺登带来的利好，同时也不会为此得罪美国。他说斯诺登留在俄罗斯的条件是停止继续伤害美国的泄密行为。“不伤害美国利益”这句话从硬汉普京口里说出来，耐人寻味。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的，你想，如果斯诺等继续高调抛出损害美国的机密资料，这些资料一旦公布也就没有了情报价值，虽然对美国公众形象有影响，但对俄罗斯却并没有什么好处。普京让斯诺登停止泄密，一方面给美国奥巴马很大一个台阶下（所以奥巴马才会打电话给他），一方面一旦斯诺登答应遵守不伤害美国而留在俄罗斯，他手里掌握的机密，恐怕会成为俄罗斯情报机关独享的禁脔。
斯迫使愿意帮他的国家必须在两个战场上二选一：一是在人权领域同美国硬拼。有几个国家敢去干涉美国人权从而引火烧身？让美国抓住你人权状况不放？二是在情报战场同美国较劲。对于很多大国，就更不愿意了，你知道过去三年大国叛逃到美国的情报官级别比斯高多少级吗？美都低调处理了，你要捅蚂蜂窝？
所以在斯诺登事件上，各国政权基本是蛇鼠一窝，半斤八雨，都不会太敢出头，真出来喊的几个反而是比蛇鼠还不如的烂货。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各国民众、民间团体与非官控媒体出来呼吁，以公民立场对抗所有国家公权力！
总结：站在世界公民立场，我坚决支持斯诺登，反对美国霸权与一切国家强权；但若闹到必须在国家之间选边，我会谨慎。我支持斯揭露美国侵犯人权，但反感他到人权状态远不如美国的国家去反美。
杨恒均& (综合自杨恒均微博)
& 常有青年来信说他们很纠结，不知该不该考公务员，请我提点意见。我说，如果是想为人民服务，如果想进入后让这个体制的纯洁度高一些，那就去吧，公务员职位 虽说清贫一些，毕竟比较安稳，福利也还可以。可是，如果你是被公务员的灰色收入、贪腐便利与利用脏钱和手中权力包二奶、过奢靡生活，那就要三思了。打开报 纸尤其是互联网，“每日一星”几乎都是与小三、二奶合影的公务员，贪官污吏落马比神舟十号上天还令人振奋。“公务员”都快要沦为“犯罪团伙”的代名词了， 你还往里面挤？
从 我那时大学毕业后比较优秀的才分配进“国家机关”，到现在每年公考的人依然挤破头，不得不说公务员队伍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才。可这批人才，怎么就把 自己弄成了众矢之的？上面对他们喊打——民心向背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语），党对他们会手下留情？下面对他们喊杀——他们的贪污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 死存亡，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
中 国的公务员队伍几乎颠覆了现代文明国家对公务员的定义，中国的公务员不再是一种公职，而是一种商业职位，当公务员就是为了发财。过去三十年，中国发财最快 的群体确实是公务员。一个拿纳税人的钱，管理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群体，却成为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这不但让他们自己，也让执政党与国家陷入了难以摆脱的 困境之中。
公 务员中那部分掌握权力的人贪污腐败堕落到什么程度，恐怕最高层的领导人与普通民众都不那么清楚，现在的媒体能查出的也只不过是皮毛，更不用说允许报道出来 的。以我对体制的了解，恐怕只有两种办法可以解决中国公务员队伍大面积的贪污腐败与奢靡堕落，一个是实行赋予民众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宪政制度，第二个就 是采用毛泽东的办法，发动群众，上下结合，用“文革”的方式把官僚层与利益集团彻底摧毁。第一种方式中国追求百年而不得，第二种方式证明对付官僚集团“行 之有效”，但却给整个国家与民族带来更大的灾难。（见拙文《反腐不靠“文革”靠什么》）
其 他的办法我都不看好，历史也这么证明了。两种“终极”解决办法实行之前，中国的公务员里掌握一定权力的，还会像世界末日要到来似的疯狂敛财，弄得天怒人怨 而死不罢休。他们会继续扫掉绊脚石，靠权力打压媒体与普通人对他们的监督，就像过去一直靠“维稳”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一样。但民心的向背既然关系到党的生死 存亡，中共高层也会想一切办法对付贪污腐败，可如目前的办法主要还是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效果不可能太大。如果走向极端，那就是效仿毛泽东的办法，同群众结 合起来。如果是这样，公务员队伍中落马的还会越来越多，民众自发对他们的监督与揭露也会越来越深入与无所顾忌。
制 度与道德资源消耗殆尽的公务员渐渐沦为“弱势群体”。现在一个普通人受刑受冤枉，大家都蜂拥而上帮他讨公道，可一位官员在双规时莫名其妙死亡，基本上都会 有八成以上民众拍手称快。这次出国，一位外国人同我开玩笑，说现在在海外打中国人甚至把他们杀掉，不会引起大陆中国人的愤怒了。我不解地问为啥，他说，只 要说那是官员的子女就行了。你看，连外国人都知道了，中国人仇官超过了仇外，甚至超过了对犯罪份子的愤怒。
也 许你觉得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高，紧跟党中央，不站错队，又绝不贪污，靠个人才能与努力最终捞到一官半职，反贪腐与你关系不大，可你也要记住，你这辈子最好 不要戴名牌手表，不开豪车，别人外遇被曝光顶多家庭破裂，你则有可能家破人亡。而且，你的孩子已被打上了“官印”：他有经商的才能所以去做生意，但一定会 被说成官商勾结；他立志像父亲一样去当官为人民服务，但一定会被指责为裙带关系；算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把孩子送出国？问题更严重了，因为“裸 官”和贪官一样受到民众鄙视与追骂！
别 以为我在耸人听闻，事实上，如果你上网或者走进民间，同大家敞开心谈谈，你会发现我这还是保守的描述。如何对付贪污腐败？如何拯救我们的公务员队伍？除了 不痛不痒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血流成河的“文化大革命”，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当然有，但那得从制度上入手，从限制权力，民主监督与公民参政议政入 手。可现在抵制向这个方向走的，恰恰是自认为还有机会贪污与享受绝对权力的公务员队伍与一些习惯了奢靡生活的党政官员。
走 出困境，走出恶性循环，中国的前途一片光明，如果讳疾忌医，把这种贪腐当成小疾小病，能压就压，能拖就拖，恐怕有一天，中国民众对中国特色的公务员体制的 失望会从政治、社会向文化、经济与银行金融领域蔓延，中国会在你想不到的地方出一个你根本解决不了的危机，历史会让我们大吃一惊。但愿你那时安好。
原题：公务员已成高危职业？
十多年前我 在美国工作时，曾给北京写过一个帖子，建议当时即将访美的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日程中加进走访唐人街的行程。多年后有北京老友问我，新一代领导人要首次出访， 能不能搞一些新意思？我说：唐人街。唐人街是海外华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还有什么比去这样的“中心”走走更能凝聚海外华人的？可惜的是，迄今为止， 还没有中国领导人出访时去过唐人街。
前年底，我同一位奥巴马团队的美国朋友聊天时说起领导人访唐人街的事。他说，不但中国领导人没去过，美国总统也从来没光顾过唐人街。他问我知道为什么吗。我说当然知道，主要是安全考虑。
第一，历史上的唐人街不但是脏、乱、差之地，也是黑社会三合会、神秘组织与暴力犯罪集团的大本营之一，曾经被美国人称为“法外之地”。有一个美国惯用语“把你丢到唐人街”，意思几乎等同于“把你丢到森林里喂狼”一样。
第二，对海外移民，西方国家最头疼的就是中国人，他们自成一体，看上去有自己的文化与小团体，几乎都是疏远主流群体、自成一体的，但却又千差万别，互相斗得你死我活。西方的情报和警察系统很难渗透华人社团不说，连搞清楚他们啥关系都不可能。
第三，成规 模的唐人街大多在以推崇自由的西方国家里，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某种程度允许公民持枪，造成武器泛滥。一位美国警察曾说过，唐人街的建筑虽然都不高，但中国人 就能把这些不高的建筑弄得复杂异常，他们走进去常常“迷路”。在这种情况下，安全保卫确实是个大问题。别说中国领导人去走一趟，就是美国总统也不敢去啊。
这些都是各 国领导人都不去唐人街的最大原因。你总不能把唐人街全部清场吧？但这看法存在偏见，那天我对这位美国官员做了解释。我说，唐人街以前黑社会猖獗，是源于最 早移民美国的华人受到歧视，为了自保与自救不得不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后来卷入了各种犯罪的黑社会，又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太穷、不太懂西方的法治，西方如美国 在打掉黑手党后，华人三合会基本上也被收拾得差不多了。另外，当今的唐人街同半个世纪前的不一样了，美国、澳洲、欧洲等多个国家的唐人街几乎都成了当地的 景点。还有，海外华人华侨的素质也大幅提高，没有你们想像的那么恶劣。
我说，访问 唐人街具有破冰的象征意义。哪一位最高领导人打破禁忌而首访唐人街，哪位领导人就能得到更多海外华人的支持。但那位官员还是说，美国的“保安力量”很难负 起保卫中国领导人访问唐人街的安全责任。他说，不是他们对美国本土安全保卫没有信心，而是他们实在搞不懂中国人。中国人的餐馆能够大量使用非法移民并让警 察死活找不到证据，藏几个枪手也不那么难吧？
我笑着说， 这也太夸张了吧，中国人在唐人街当场宰杀几只活鱼活鸡恶心一下老外还可以，至于暗杀这类事，可没你们美国人热衷和擅长。说到安保问题，可以采取对行程绝对 保密的办法，突访唐人街，降低风险。结果我话还没说完，他马上笑着打断我：安排中国领导人访问唐人街，总不能一个中国人都不告诉吧？只要告诉一个中国人， 就无法绝对保密。
这只是我们当时随意的聊天，但就在两个月后的日， 刚刚抵达旧金山做连任筹款与宣传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突然现身中国城，在中餐馆逗留片刻，花了一百美元买广式点心，与饭店员工、顾客握手合影。随即离开。据报 道，当时的保安程度之高，整个竞选活动中仅见。媒体得到通知后，没有离开过保安人员的视线，唐人街周围商店被要求临时关门。更有意思的是，全部行程中，唐 人街华人没有一个事先得到通知。全程比美国总统访问战时伊拉克还要紧张。
奥巴马去唐人街做秀的迹象太明显，且又因为保安问题不敢多呆，竟然弄出了一个“买外卖”的滑稽场景，可不要说当地旧金山的华人报纸，就是世界各地的华人媒体也都把这条消息放到了头版，都是正面评价。估计奥巴马一百美元买了不少美国华人手中的选票。
那位同我交谈的美国朋友确实是奥巴马团队的，我没有证据说他当时听进了我的意见，可我确实对中国领导人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虽然这个头彩被美国总统得到了，但我还是希望中国领导人什么时候也能够去唐人街走走，买一次外卖？
近 日同一帮老友聚会聊天，没想到他们谈得最多的是西方的教育。说起美、欧、澳等国的教育质量、大学排名与专业出路，简直如数家珍。听得我这个海外归来的博士 都插不上嘴。席间偶尔有一位说自己不准备送孩子出国留学的，桌子一圈都会用异样的目光盯他一眼，仿佛他是不食人间烟火，只靠宇宙真理生活的外星人。
最早是有权 有钱的人最先送孩子出国留学，后来轮到各行各业的精英与中产，到现在，凡是能够凑足学费与路费的，几乎都在到处打听如何出国留学，到哪个国家留学更容易找 工作与方便留下来。连一些身无分文的读者和农民工朋友也纷纷来信向我查询：有没有办法把我弄出国？放在你箱子里，或者塞在船舱下面，也行啊。
觉得有些疯 了。既然要送孩子们出国，自然都是有理由的。记得多年前曾经做过富人们为啥出国移民的调查，虽然这些富人们说出了多个理由，但最后几乎都承认：移民后自己 的生命与财产会更安全。我们穷人可能无法理解这个理由，但对富人来说，这无可非议。家大业大，可如果私人财产与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你的财产一夜之间可以 充公，你会因为自己的财富而坐牢。这种事每年在中国都有几百起甚至上千起。可是，瞎子也能看到，在那些实行了“宪政”的国家里，剥夺富人财产的事，十年里 发生一两起，还会成为舆论的焦点。可见，聪明的中国富人要比我们的党媒更先发现，“宪政”是资本主义的特产，是用来保护资本家与富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的。
现在的问题 是，精英与中产也开始移民了。问他们为什么要送孩子出国留学，得到的答案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国教育太差劲了。送孩子出国是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例如 许多家长对孩子们学的功课不满意，有些认为孩子在中国太辛苦，一位哥们告诉我，大陆的孩子，要用人生中最宝贵的三分之一时间在校学一些没用的、过时的甚至 有害的“知识”，出了校门还得靠关系才能找到像样的工作，而且，更悲催的是，接下来三分之二的人生里，不但需要忘记，甚至必须克服在学校时学到的那些“知 识”才能混成“人上人”。
因“教育” 这个理由送孩子出国完全说得过去。中国大陆的教育强调灌输“知识”而不是培养能力；教育你相信宇宙真理却不教会你去讲人间的道理；教会你耍小聪明，却培养 不出大智慧。最糟糕的是：教育与现实脱节，学校灌输的那些东西，早就被社会抛弃，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你学的都死活用不上。
但自己一 想，又觉得不对劲。我的这些朋友几乎都和我一样，是中国教育的“受益者”，高考进入重点大学，毕业后进入国家机关与企事业单位，这些年，又都成为中国经济 大发展的“受益者”。虽然比上不足，比下却绰绰有余。这些“受益者”却要送孩子到国外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虽然了解国外学校的排名，但对国外的教育真正了 解多少呢？
他们至少应 该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国家的教育与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秩序分不开。西方教育出来的孩子适合在西方生活与工作，中国教育出来的孩子更适合 在中国生活与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送孩子去西方得到所谓“更好的教育”，难道是为了回到中国来生活与工作？要知道，那样同样是无法适应的。这也是为 什么真正受了西方教育的人，回到中国来几乎都成了废物。在这里，1加1不一定等于2，至于等于几，你得看领导的意思；“普世价值”不一定行得通，上面还有宇宙真理。就凭这一点，几个外国学生能够适应？
我心中的疑 问也就越来越大。好在都是哥们，在我“威逼利诱”，甚至拿出了特工“套话”的绝活后，终于让他们大多数向我说出了实话：不是为了教育，其实他们确实不知道 外面的教育到底哪里好，看到一些不能适应国外生活的“海归”硕士、博士，有些还比不上国内“土鳖”本科生。他们送孩子出国的理由不是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 育，而是让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好的地方”：人权得到保护，自由得到保障。绝大多数父母送孩子出国留学，都不希望他们学成后归国。
这样说我就 明白了。说送孩子出去是因为教育，对很多公务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挡箭牌。中国教育可以批评可以攻击，但如果你直接说送孩子留学只不过是作为跳板，为的 是让孩子今后生活在西方，恐怕就不是教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我问一些朋友，你凭什么认为孩子们到国外就是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你们不是大多数都不 支持我推广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吗？你们送孩子去的国家，同中国唯一不同的几乎就只剩下这两样了
结果我遭到 的是白眼和嘲笑，一些亲一些的哥们就开始对我不客气了：你别以为自己比我们聪明，你以为你在西方住了几天，就比我们知道更多？我们为了孩子大多专门去考察 过西方。只是不象你这么张扬，到处宣扬，把别人都当成了傻瓜。——言外之意，他们对“普世价值”的了解比我还深，只是他们直做不说，一边把孩子送到西方国 家，一边在这里继续赚钱当精英。不象我，看到什么后，就跳起来到处宣传，唯恐有傻瓜还不知道。结果把我自己这个傻瓜弄成了体制的对立者，几乎沦为人民公 敌。
富人们为了“宪政”、精英们因“普世价值”而把孩子往西方国家送，那么，穷人又是为了啥在瞎折腾？其实，如果凑得起一百万（维持孩子读完大学本科四年到找到工作的费用），送孩子出国留学本身就是一项不错的投资。我这20年，从1993年 在香港协助送走某省第一批赴美国留学的省、厅领导的子女至今，对一些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庭有持续的跟踪观察。我发现，只要孩子不是特别的失败，家长咬紧牙 关拿出一百万送他们出国留学的，几乎都得到了相应的“投资回报”。大多孩子在毕业五年内就能帮家长收回“成本”。如果考虑到孩子们从此以后将有尊严低生活 的西方国家（例如澳洲），看病养老等都由政府负担的话，这个投资回报率就远远十倍超过中国房产投资了。
写到这里， 我能够理解那些既凑不够一百万，也没有门路的朋友，包括比较贫困的家庭或者青年人，例如农民工与农民、工人与普通市民，其中一些可能会像往常一样痛斥我文 章中提到的这些送子女出国的家长，甚至骂他们的是裸官，转移资产等等。我想告诉大家，他们并不是你们想像中的那种人，他们都很勤奋，靠自己的努力，以正当 的，以及这个体制赋予他们的不那么正当的途径赚了一些钱，然后想方设法把自己唯一的孩子送到他们认为最安全、最和谐、最能带给子女幸福的地方。这一切，都 是基于他们对“宪政”民主与“普世价值”的认识。
我和他们中 的一些不同之处是，他们一边把子女往外送，一边告诉你“宪政”是骗人的，“普世价值”没有宇宙价值好，我则认为，那些实行了宪政与推崇“普世价值”的地 方，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直坚信中国迟早会超过那些地方的，只要一些人不愚蠢地排斥“宪政”，不践踏“普世价值”。
移民留学大 潮可能还会持续，中央不会也不应该让人家成年的海外子女回国。最后我想对那些没有钱也没有路子的青年人说，福建沿海倒有一些穷人偷渡到美国，最终几乎都取 得了某种成功，可那是冒生命危险的啊，老杨头不主张大家走这条极端的路。其实，还有其他的路子，风险要小很多，那就是：和老杨头一起，把你所在的中国努力 变成一个法治、自由、民主与富强的国家。不用背井离乡去追寻“美国梦”、“澳洲梦”，只需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中国梦”！
祝全国的儿童快乐！希望你们长大后不用去美国、澳洲和欧洲追寻“中国梦”。
5月21日， 《红旗文稿》刊发《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的同时，还刊登题为《西方国家允许“人肉搜索”吗？》的文章。前者引起了不少争论，后者却无人问津。前 者对西方的宪政制度持极端否定的态度，后者则对西方国家不允许“人肉搜索”持肯定态度。两篇文章看似无关，内里联系却相当密切。
《西方国家允许“人肉搜索”吗？》认为 “‘人肉搜索’是一个独特的中国现象”，且这种行为是“多数人的暴力”。 文章引用英国《泰晤士报》、美国《洛杉矶时报》的评论作为佐证，文章举了韩国、日本与欧盟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国家几乎没有“人肉搜索”，还举了一位美国妇女“人肉搜索”情敌而被检控的例子。
作者说： “人肉搜索”为许多中国网友所热衷。从天涯“虐猫女”，到最牛房产局长“周久耕”、微笑局长“杨达才”，再到网络炫富“郭美美”，以及“华南虎照片”、 “死亡博客”等事件，“人肉搜索”越来越显示出互联网的威力和杀伤力。作者最后警告说：在信息爆炸的年代，“人肉搜索”今天是他，明天就是你，这种“多数 人的暴政”如果得以风行整个国家，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受这样的“待遇”。
同为时评作者，我要对作者的写作技巧表示赞赏，但鉴于我正好在他举例的一些国家生活与工作过，且也喜欢时不时拿西方的东西来同中国作对比，我不得不指出此文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
最大的问题 是：作者文中拿来举例的所有国家都是实行“宪政”制度的，没有一个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本人在此不对制度做好坏判断（否则 你可能就看不到这么精彩的文章了），只想提醒诸位这些“宪政”国家的最显著共同点：“宪政”就是“限政”，通俗地说，就是用“宪法”把执政者关进“宪政” 这种制度的笼子里。第二个特点就是：“宪政”是用来保障民众的自由权利的，包括民众的隐私权。
不难看到， 作者举例的所有国家都实行了宪政，而所有的实行了宪政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实行了“阳光法案”，就是官员的财产必须向公众（老百姓与网民）公布。若有隐瞒， 即便没有民众举报和“人肉搜索”，独立的司法机构也会随时介入调查。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最牛房产局长周久耕、微笑局长杨达才”之流的不明财产收入还需 要网民们冒着侵犯隐私以及被跨省追捕的危险搞什么“人肉搜索”吗？
作者也在文 中承认“人肉搜索”在美国并不常见，所以，他标题隐含的判断是：美国因为保护隐私而不允许“人肉搜索”。可惜，这个结论是错误的。美国普通民众对另外一个 普通人的“人肉搜索”如果触犯保护隐私法而造成伤害，可以被控告与检控，但普通民众对官员，例如对周久耕、杨达才之类的，不但可以“人肉搜索”，而且还会 受到宪法的保护，受到舆论的支持与执法机关的配合。
大家可能忘 记了，欧美包括澳洲曾经有官员被媒体与普通网民“人肉搜索”而落马。两年前一位澳洲官员用公款为妻子购买了两张机票，就是被暴露出来，遭到“人肉搜索” 的。当然，还有克林顿，他在白宫里搞的那些性丑闻，都是媒体靠“人肉搜索”揭露出来的。只不过那时没有互联网而已。如果再远一点，还有美国总统尼克松，可 以说就是靠“人肉搜索”后遭到匿名告密而不得不下台的。不错，西方确实颁布了各种旨在保护个人隐私与公民权利的法律，但这些法律绝对不保护中饱私囊、用纳 税人的钱包养二奶的政府官员。
《西方国家 允许“人肉搜索”吗？》的作者以宪政国家为例，对比中国而得出了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最终减少甚至不允许“人肉搜索”，却不提在宪政制度下，不是不允许而 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网民不需要那么辛苦地靠“人肉搜索”去挖出蛀虫、肃清腐败！而在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专政下，你还有比“人肉搜索”更有效的方法挖出目 前已经被撤职查办的周久耕与杨达才？过去五年，中国网民靠“人肉搜索”的办法挖出了那么多贪污腐败份子，连检察院与反贪局都自叹弗如，这难道不应引起我们 的深思，对比一下中西反贪特色而找出制度根源？
我们一些掌 握了一点权力的官员与御用文人，凡是发现西方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就欣然“全盘西化”，匆忙接轨，甚至要“挟洋自重”（不信吗？你看看我写的文章，什么时候 连续引用过《泰晤士报》与《洛杉矶时报》两份外媒？），而遇到可能危及他们手里不受限制的权力时，就立马搬出了特色，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例如有关人士高度推崇西方一些国家的网络实名制，却只字不提西方的“宪政”架构下对实行实名制的网民最牢固的法律保护。就拿这篇文章来说，作者大谈西方国 家不搞“人肉搜索”，却不提西方民众为什么不热衷于“人肉搜索”，这与宪政制度和政治环境有什么关系。
更有意思的 是，作者竟然祭出了“多数人的暴政”来诋毁“人肉搜索”。殊不知，“多数人的暴政”这个短语的最初出现就是西方学者（包括大家熟悉的托克维尔）用来检讨、 反思西方民主制度的。你早就划清了同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关系，鄙视并抛弃他们的一人一票制度，实行的是东方特色的中国制度，又何来“多数人的暴政”？
鉴于作者也 提到了中国网民对一些非官员背景的普通人实行了“人肉搜索”并造成一定的伤害，这里有必要指出，此种情况在宪政民主制度下同样得到了解决。“宪政”一边限 制政府手里的公权力，一边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个人隐私就属于宪法重点保护的。在一个实行宪政的法治的国家，任何人如果用“人肉搜索”伤害了他人，都会被 起诉。更有甚者，即便政府公权力例如警察机关违反宪法规定而侵犯了公民个人隐私，也同样会被诉诸法律，甚至被“绳之以法”。
虽然“虐猫女”、“郭美美”、“华南虎照片”涉及的都是普通公民，但由于他们或涉及残忍虐待动物而失德， 或涉及造假欺骗公众，或涉及有官方背景的公益机构，如果事情发生在西方，如果公权力没有及时介入甚至推三阻四，网民与媒体人绝对有权力、有义务、有责任一 挖到底，而且，不会涉及到侵犯隐私法。尤其是网络炫富“郭美美”，在宪政体制下，一定会被彻查到底，向公众做一个交代！
我想向作者 指出，当你拿“独特的中国现象人肉搜索”去同西方那么多国家相比，并说中国网民搞“多数人的暴政”时，请读一下刊登在同一期《红旗文稿》上的《宪政与人民 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这篇奇文，认真学习并牢记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同志的话：“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 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宪政有政治强权和话语霸权及欺骗性。”“而人民民主制度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真正实现了‘人民主权’原则。”
两位作者显 然都是人才，但两篇文章登在同一期《红旗文稿》上，就有点文搞红旗了。这里我忍不住好为人师一次，如果我是这篇文章的读者，如果我还在体制内为最高决策层 写这类文章，我就会写一篇以此结尾的铿锵有力的文章：西方国家为什么不允许人民搞“人肉搜索”？因为西方“宪政”只属于资产阶级，具有欺骗性！而中国为什 么是唯一一个流行“人肉搜索”的国家？那是因为我们国家实行的不是宪政，而是人民民主制度， 我们真正实行了“人民主权”的原则！在这里，权力属于人民！
可是哥们，人民就剩下“人肉搜索”这点权力了，你还想咋样？靠！
1995年，《财富》一篇断言“香港已死”的文章引起中港两地的恐慌。当时我正在香港工作。作为大陆外派香港中资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比这篇文章更让人不安的。不过，回归后的香港，虽经历了金融风暴、非典、财政赤字、特首信任等种种危机，但2007年回归十周年时，连《财富》杂志都不得不承认：“我们错了”。《时代》杂志说：“现在的香港，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具活力。”
那位写“香港已死”的作者已经死了，香港还活着。但港人应该感谢他，他那篇耸人听闻的文章无异于给北京敲响了警钟。 香港虽不大，但对大陆的意义却不小，尤其关联到台湾，香港就更不能死了。好在这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的优势之一，只要北京执政者有这个意志与意愿，总能维持住香港不死，或者不死不活，哪怕用输液的方式维系它的“活力”。
但过去五六 年，我自己感觉，香港虽然没有死，却在诸多领域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死胡同，陷入难解的死结之中。这也是多位香港朋友给我的印象。政治上，两种极端势力坐大， 从暗中博奕到公开较量：破坏“两制”而要用一国提前改变香港体制的一方掌握越来越多资源，不顾“一国”而要同北京划清界限、另搞一套的也越来越嚣张。2017年“双普选”将近，香港人在兴奋中期待一人一张的选票，却又忐忑不安，担心那选票终将同大陆同胞手中的选票一样，只能投给北京早就挑选好的几位候选人。“港独”、“占领中环”同“爱党爱国”在“东方之珠”进行混声大合唱，听得港人胆战心惊、无所适从。
比政治问题 更复杂也更麻烦的可能还是经济问题。要维系一个生活水平比绝大部分地区高好几倍的城市特区，谈何容易？尤其是大陆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自由度逐日提升，国 际依赖程度也大大提高，香港作为大陆对外的经济、贸易、文化、旅游进出口的地位大大下降。在政治体制十几年不变的情况下，香港的优势还剩下什么？
除了政治死结与经济困局，香港社会渐露的烦躁，与港人日益增加的焦虑，也让我不安。本人先后两次居住香港，过去20年来超过300次往来中港，对香港充满感情。以前做内地公务员时，涉及香港的主要工作是维护香港繁荣与稳定，后来成为自由写作者，几乎所有涉及香港的文章都是唱响香港（见文后链接）。然而，近几年的一些感受却让我有些不安，不吐不快。
香港越来越烦躁。我住在湾仔、铜锣湾一带已经两年多了，前几天早上我突然意识到，我每天早晨几乎都是被不停鸣叫的汽车喇叭声吵醒的，而20年 前我住在同样繁华的尖沙咀一带，却很少听到汽车喇叭声。香港原本是一个优雅的城市，沉静中透出一种挡不住的活力，可是现在呢？活力依旧，但总让我想起了大 陆繁华的旅游景点的公共厕所，繁忙依旧，却总透出说不出的味道。就拿街道情景来说，车祸不但明显多了起来，我上星期竟然两次看到司机因为车祸而吵架。这种 因车祸吵架，不停按喇叭的情景以前只在大陆才有。现在香港的繁华地带，喧嚣已经不亚于北京甚至广州的中心区域，喇叭声声。香港失去了昔日的优雅与沉静，开 始烦躁不安起来。
香港人越来 越焦虑。香港的经济也许只是相对于大陆而有些微的衰落，但却几乎摧毁了一百五十年殖民历史留给港人的那点“自信”；香港以官商勾结的地产商为龙头的经济结 构逐步扩大了贫富差距的鸿沟，没有选票的香港普通打工者并无参政途径；加上蜂拥而入的大陆富豪和高声喧哗、旁若无人的自由行游客， 加剧了原本被政治前途不清、经济前途不明弄得彷徨的港人的焦虑。
这烦躁与焦 虑已经触及到我。在香港这么多年，我一直被香港人的友好与礼貌感动与鼓励，认为这是中国最接近现代文明世界的地方。然而近几年，我明显感觉到港人逐渐失去 了这个唯一可以把他们从形体与内心同大陆人分开的品质。几个星期前，同来自欧洲与美国的朋友聚会，香港服务员看到我们说普通话，明显不耐烦。在招待的过程 中，竟两次说出“你们大陆人……”这种满带不屑的话。几位朋友正好还真都是早年出国的，听到这位港人无厘头地歧视大陆人，实在气不过，纷纷掏出了美国、欧 洲国家的护照，最后告诉他：在美国、欧洲和香港以前的宗主国英国，这件事也是你理亏。这和大陆人无关。
我能理解， 在逐渐失去经济优势的时候，北京放开自由行，让大陆人来香港消费以输血香港的做法，但这种做法也带来了反效果。这些年，中国人四面出击，把孔子学院开办到 世界各地，试图传播党国文化与价值观，改变一下世界，可效果甚微，孔子学院早就沦为外国人免费学习中文地方，而第一代华人如果说还可以在海外为北京唱几句 赞歌，他们的后代几乎“全军覆没”，都在不知不觉中毫无条件地接受了普世价值。
可香港这个 弹丸之地就不同了，几千万人次的自由行游客，来到这个“流着奶和蜜”的地方，散发着人民币，也散布着大陆人特有的价值观。他们用自己的人民币为香港经济输 血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香港人。以前，当我看到路边下班的香港人安静有序地排队等车，我以为这应该是大陆的未来；现在路边等车的队列常常被横冲直 撞的大陆购物部队冲散；以前世界各地来香港旅游购物的五颜六色的族群是香港的一道景色，现在香港人自己都快要成为被大陆游客包围下的一道残败的风景。
在大陆人的冲击下，香港人开始对大陆人失去耐心，也因此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像那些把那点家产与自大挂在脸上、举止粗鲁、我行我素的大陆人。香港人也许还能一眼就认出街上拎着大包小包的大陆游客，我却越来越难以区分哪一个是香港本地人，哪一个来自大陆。
虽然2017年 双普选还没有敲定，但香港目前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依然没变，立法会还有议员站出来否定特区政府的决定，报摊上依然有那么多批评北京与特区政府的杂志与报纸， 六月的聚会还是那么火爆，香港的经济自由度仍然是全球第一……香港显然还不会死，但能否走出政治的死胡同，解开经济与社会的死结？香港的躁动与港人的焦 虑，会把香港引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