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项指多义词的不同概念，如的义项：网球运动员、歌手等；的义项：冯小刚执导电影、江苏卫视交友节目等。
日出生于一位汪姓客商家。1903年官费赴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一度主编《民报》。1905年～1906年与论战期间，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和，产生了积极。1907年随孙中山赴。1910年3月，谋杀清摄政王，事泄被捕，被判处。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领导下，驻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就任非常，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次年任总参议。1922年～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汪精卫反对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召开，汪精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3月孙病危，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病逝后，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 ，汪精卫也于7月15日在发动，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8年11月，等在成立，汪精卫被举为首领。1930年汪联合、、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1931年，汪精卫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汪精卫再次合作。日汪精卫被派遣的义士刺成重伤。1936年后，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蒋介石回后，汪精卫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1937年7月爆发，汪精卫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11月，日本再次发出诱降声明。于是，汪精卫集团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在上海举行秘密谈判，签订《日华协议记录》。1938年12月潜逃，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民政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病逝。
汪精卫的父亲汪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年轻时即到广东当幕僚。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生活清苦。汪精卫十三、四岁，父母相继见背，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幼年失恃，本是很忧伤的事，而“长兄为父，嫂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这种忧伤。从后来汪精卫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他心灵的忧伤。“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1922年，汪请温幼菊画了《秋庭晨课图》，他并为此作以下题图：“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汪精卫通“四书五经”，得中秀才，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如此，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却是书香门第。祖父汪漫亭是举人，当过训导；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其长兄兆镛中举人，当过乐昌师爷。这样的家庭，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在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们一家沿着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二兄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玉峰双秀，珠树三花”。（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追求功名，且有所得，当然儒家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诚。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坚强的因素；也有“温良恭俭让”、“宽”、“恕”等因素。而从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径来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响。
汪精卫的一段教馆经历对其一生影响很大。中秀才之后，二兄病死，汪精卫家庭困窘难熬，只好到广东水师提督家当“子曰先生”。在大官僚家里当塾师，对东家必须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对学员必须摆出正统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样子。教馆的生涯是很为难的，真是“课少父母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这样的生活，磨练得人的性格驯顺懦弱。上述诸方面条件铸就了汪精卫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另一方面则是汪精卫天资高，自幼聪明颖悟，五岁入私塾，八岁“已养成好读书的习惯”，“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学习应制文字，先生谓“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一开始就功名利达，中了秀才，1904年考上留日官费生，1905年参加创建活动，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
加入同盟会
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思想，痛斥、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1906年6月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日语翻译，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随孙赴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主笔之一，与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分会，3月汪精卫在的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1910年1月与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的，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12月与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汪精卫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救我命的是，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谋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1912年1月成立前夕，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身边工作，力劝孙让位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汪精卫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 陈璧君举办了结婚仪式后，8月携陈璧君一起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中山急召回国。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由此孙中山和分手。这一事件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可惜汪精卫没有意识到。1915年12月，称帝后回国参加“”。1915年《小说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卫署名季新的文章，题目是《红楼梦新评》，汪精卫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们读《红楼梦》大抵是用一种先生所谓“考据眼”去读，着重在考证小说中的人物是谁，很少有人从“家庭革命”这个角度去解读它，这篇文章的出现可说是空谷足音，从此红学中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就有了一个“家庭感化说”。1917年回国后参加。1919年在上海参与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任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1925年2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6月26日，由汪精卫持召开了，会上确定了国民党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汪精卫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专门接见了这位领袖。4月归国，任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4月5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联合宣言》，4月18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7月15日在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蒋介石和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9月13日通电下野，12月16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1929年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1931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5月28日成立了，否认的合法性。“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的进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在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二是在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为领袖人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的敌对，所以被推为的主席。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反共，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难堪。汪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第二天，汪想叫、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五月，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实力缺乏，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广州，共产党利用时机发动“”，汪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引退，悄然出国。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进兵，张不听命。汪与张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肇事挑衅，给汪一个下马威。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月间，他批准了“”、《》，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哗然，连他的子女都反对他兼任外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汪精卫听了伤感万分，流着泪说：“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爆发。汪精卫起先不敢公开宣传投降论调。他在7月29日的《》演讲中装出腔调，谈得很豪壮。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里却暗示抗战必败。他说抗战是“跳火坑”，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注：《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页。）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求和”、“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1938年12月，在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策划、与日方、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周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向卖国求荣的道路上去。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早在1937年“”，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但称得上一个好的。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而汪精卫的死忠派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而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汪精卫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运动而谋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奏效。对于这点，他后来转而攻击道：“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魂……我们从前欲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本辩护，为自己承认伪国的罪责开脱。他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他进而《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当日本的侵略战争已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的“责任”，自1943年起，日本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卫也就借此把自己的卖国主义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荣”、“”，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竟然还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说以前的汪精卫真是上当受骗，真是对日本心存侥幸，这时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汪精卫这种不顾一切地效忠于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脸，到这个时期可谓是暴露无遗了。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精卫等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制订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卖国主义政策。汪伪政权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汪精卫集团提出了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项任务：诸如“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义的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协力建设之成功”；2）组织训练沦陷区青少年，竭力向他们灌输“东亚联盟”等亲日卖国的思想，以此作为其推行新国民运动的重点。汪精卫等人在沦陷区各学校强制推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并在南京举办了“青少团训练班”，以东亚联盟和新国民运动的理论作为“训导”的基本内容，同时还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并决定在全沦陷区普遍设立青年团与童子军，进行对汪个人崇拜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在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之下，专门附设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实施法西斯式的训练，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教育与统治的人员。3）利用报刊、、、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鼓吹和宣传东亚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要员们还经常在节庆日子利用报刊和广播大肆贩卖其卖国主义的主张，同时还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汪伪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本开展了“。”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
汪精卫从革命者转变为汉奸的原因主要有几条：（一）汪精卫缺乏民族自信心抗战初期，中国在日本凌厉的军事打击下大片沦陷国土，人民被大量屠杀，军队更是被成建制的歼灭或击溃。必须承认，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战争准备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强很多。日本自认为强大很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公然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同时在国际上“不堪一击，很快屈服”也是列强对于抗战前途的共识。（二）汪精卫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汪出逃河内后，曾发出过全国通电（即艳电）。在通电中汪精卫认为：“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三)日本的诱降日本出于对中国的野心，几乎中国所有政治势力都被日本下过功夫。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这么几家：国民党也就是当权派，领袖人物就是汪蒋等；满清的遗老遗少，立伪满的皇帝是日本情报机关的伟大胜利之一；的遗老们，主要对象是和，但最后他们吴佩孚拒绝后死亡。华北伪政权的，南京伪维新政权的也是北洋余孽，但他们跟汪精卫比，也就是“小字辈”。最后他们还是被紧密团结在以汪主席为核心的伪民国政府里了；地方实力派：，，，等。工作虽做了不少，但最后他们的抗战决心和抗战贡献都很大；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里投降的有，抗战的也不少。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诱降了汪精卫。后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一个就是。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他认为：从清朝开始，中日之间所有战争或争端最后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国的“委曲求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打击在历史上是最大，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经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国的领袖蒋介石也来个扭转乾坤……当汪精卫在南京和日本“共商国是”的时候，“桐工作”正在香港进行。蒋认为要利用日本的心理，不妨跟日本工作工作，一来打击汪精卫在南京的“和平”运动，二来对日本军部的战略有个了解。了解日本军队的意图就等于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因为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政府的内阁陆相一定由日军现役人员担任。不管是谁来组阁，只要你的政策不合军队的意，那么就不给你推荐陆相人选，内阁五相缺了一个，您还怎么组阁？所以当时日本军队对政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日本的和平运动如果真的实现“从中国撤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日中经济互相提携”，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较大的进步。汪精卫与日本媾和，正是基于这一目的，以使中国免遭更大的损失。初，汪精卫和他身边的人在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将汪营救至上海。1940年在南京组建日本扶持的中央政府，取消华北的和下游的的傀儡政权。汪任傀儡政府的兼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3年汪精卫曾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义，参与由日本主导的。年底，汪精卫的健康恶化，3月赴日治疗；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今）医院；遵其遗愿归葬国民党总理之侧，南京西南的。
汪精卫虽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说法。汪精卫曾被派遣的成员刺杀受伤，深陷体内，无法取出，铅毒逐渐扩散，终至药石罔效。日本作家上阪冬子访问汪氏子女后写的书支持病死之说。一说是其妻相信中医，贴了中药膏药，却促使铅毒扩散全身，才造成汪精卫病死。另一说则是汪精卫遭日本军下毒谋杀，但被汪精卫长女惺、女婿何文杰断然否认。何文杰表示汪精卫患的是“多发性脊骨瘤肿”。
中国战胜后，1月21日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奉命将汪坟炸毁，打开棺木时，见汪精卫的尸体上覆盖著国旗。由于使用过，尸体尚未腐烂，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头戴礼帽。墓地原址建造了一个汪精卫跪像，拆除。另外日上午在市区挖出一个汪精卫跪像，上刻有“汪逆精卫”四字。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呼声中，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扒掉此墓。其棺木和尸体被运往火葬场彻底焚化。而当他身处异地，临死前曾说过：“我要回去中国。”
汪精卫年少时满腔热血，以推翻腐败的满清为己志，行刺摄政王载沣。孙中山逝世后，试图在国民党内除去共产党的势力，后来武力清党，欲彻底铲除共产党人，汪精卫却坚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平路线，造成了。而当共产党人开始武装反抗之际，汪精卫亦即当机立断进行扫荡。由这些作为，有一些人认为显示汪精卫有某种「尚和平，顾大局」的思想哲学；亦有人认为，这显示了汪精卫的善变性。从的英雄，变成了遗臭万年的，变化如此之大。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是宁可委屈自己，也要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见是年青时的满腔热血，不能保证以后他不会为个人权力而牺牲整个国家利益。
汪精卫的正面评价主要来自于，他的《真实的汪精卫》一书，替汪精卫做了身后的平反，首先，文中高度赞扬汪的人格，认为他有严肃的生活作风，在国民党任高层时“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其次，汪的行动都比较能贯彻的思想。例如汪在1927年提议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7人集体领导；同年在未得悉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众议贯彻的联俄容共政策。再者，在1931年事变后，汪属于第一批抗日的主战派，欲边作战边争取与日本谈判的筹码，惜苦无军权；后以杂牌军力战不果，于1933年签订。这种屈服的原因并不如在抗战前一般为了确保既得利益，事实上汪的权力只有声望而没有军事基础，他背上污名对他的政治非常不利。后来，汪在被行刺受重伤后，仍然继续宣传和平救国的理念，期间也与日本的主和派接触并谈判讲和条件。在一片对日抗争声中，林认为“这条主和的路比主张抗战的路，艰难得多。”此点在汪兆铭离开时给蒋中正的留书中“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一语可见端倪。但本书争论很大，书中认为在汪统治的日占区，人民生活能较稳定，而且认为因为汪代表国民政府和日本求和，使得日本没有再大举进攻和，这都是他的贡献，而且他站在日本一方，站在美国一方，那么战后无论胜利还是胜利，中国都是战胜国，那就避免了战败国割地赔款的损失，保存了的延续，起码中国还能。汪兆铭政权承认了，但也以和平交涉的方式逐步取消一些各国在中国的，例如3月与日本签约收回、、等八市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国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国租界，十月宣布废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条约》等。在汪兆铭死后，汪的妻子在法庭上为汪的行为辩护：“日寇侵略，领导无力护民，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铁蹄下，这是蒋中正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有那一吋国土是汪先生卖去日寇的？重庆统治下的地区，汪先生从未向一将一兵招降。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生活在敌人枪口下，这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汪精卫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的侵略活动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在军事上，大量策反了国军（近百万），尤其是，组织“”，多次进行清乡，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难。汪精卫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打击其统治区的地下抗日武装（主要中共游击队），使得日军可以抽身进行其他。在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协助日军对沦陷区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强迫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并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以供日军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精卫在学校推广与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发动“新国民运动”，从思想上削弱民众的反日情绪。另外，汪精卫承认伪、的等日本人的，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出卖中国的领土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汪精卫，在他叛国“艳电”中，曾美化日本的侵略，说自己的投降、卖国是为了“和平”和“主权”，把日本侵略说成“日本没有领土要求”。其实，他是为了自己的势力不被边缘化，忍受不了在国民党中失去兵权的现实。想在政治舞台上留下名字，留不下芳名，也要留下骂名。当年汪精卫过高估计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以为落个汉奸的骂名，能换来荣华富贵。没想到没几年他的主子就倒台了。评价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日到成都存仁医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疗的先生，“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 公权”系指史家，陈寅恪和吴宓的诗友。《吴宓日记》在记录此诗时，在诗行间有注，“”后注：“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未肯遗”后注：“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按豫曾为进士。”有了吴宓日记的出版，我们才能明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诗是挽汪精卫的。从“”诗中可以看出：先生把汪精卫和南宋政权的傀儡刘豫是相提并论的。作为一个精神和情感世界丰富而又深邃的诗人，陈寅恪先生对汪精卫的态度又不是简单的谴责，这里面还有惋惜之情，怜才之意。汪精卫的哥哥骂了汪精卫一辈子，被当时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大员十分赞颂。在这一点上，倒是陈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绪更具史家情怀。
毛泽东声讨
日，出席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并发表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演说。这篇演说在建国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改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汪精卫集团于日于日本秘密签订了旨在出卖民族利益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1月，这件事被揭露后，中共中央于1月28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党内指示，指示各地应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于是，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于2月1日召开。在演说中首先指出，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接着，毛泽东列举了日汪反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的行径：“在就闹平江惨案，在就闹确山惨案，在就闹旧军打新军，在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员，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外部的‘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又雇请玄学鬼张君劢提出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雇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作文章骂共产党。”毛泽东在驳斥要取消陕甘宁边区的谬论中，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有十大好处的著名论断：“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私营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毛泽东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借统一之名，行取消共产党之实的假统一，提出共产党以抗战、团结、进步为基础的统一论；强调指出在形势下共产党的根本方针是，决不悲观失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大会还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声讨汪精卫的通电，通电提出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贪官污吏、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等10项要求。建国后，这篇通电以《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叛国“艳电”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1938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日关于调整中日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废除，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之扰乱与阴谋，对苏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 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引提议，伏祈采纳！汪兆铭，艳。
《菊》菊以隐逸称，殆未得其似，志洁而行芳，灵均差可拟。生也不逢时，落叶满天地。枝弱不胜花，凛凛中有恃。繁霜作锻练，侵晓色逾美。忍寒向西风，略见平生志。一花经九秋，未肯便憔悴；残英在枝头，抱香终王坠。寒梅初破萼，已值坚冰志；相逢应一笑，异代有同契。《被逮口占》衔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狱中杂感》其一西风庭院夜深沉，彻耳秋声感不禁。伏枥骅骝千里志，经霜乔木百年心。南冠未改支离态，画角中含激楚音。多谢青燐慰岑寂，残宵犹自伴孤吟。《狱中杂感》 其二煤山云树总凄然，荆棘铜驼几变迁。行去已无干净土，忧来徒唤奈何天。瞻乌不尽林宗恨，赋鵩知伤贾傅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狱中闻温生才刺孚琦事》血钟英响满天涯，不数当年博浪沙。石虎果然能没羽，城狐知否悔磨牙。须衔剑底情何暇，犀照矶头语岂夸。长记越台春欲暮，女墙红遍木棉花。《展堂死而复生》《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闻展堂死事，为诗哭之，才成三首，复闻展堂未死，遂辍作》马革平生志，君今幸已酬。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忽忽馀生恨，茫茫死后忧。难禁十年事，潮上寸心头。落落初相见，无言意已移。弦韦常互佩，胶漆不曾离。杜鑱朝携处，夜对时。岁寒乐相共，情意胜连枝。日日中原事，伤心不忍闻。赋怀徒落落，过眼总纷纷。蝙蝠悲名士，蜉蝣叹合群。故园记同眺，愁绝万重云。《重九登北极阁》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垒块，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自嘲》(一说该诗系伪作)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北宫丸上作》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半月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车轮为薪《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年年颠蹶南山路，不向崎岖叹劳苦。只今困顿尘埃间，倔强依然耐刀斧。轮兮轮兮生非徂徕新甫之良材，莫辞一旦为寒灰。 君看掷向红炉中，火光如血摇熊熊。待得蒸腾荐新稻，要使苍生同一饱。寄感广州之役《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偶闻狱卒道一二，未能详也，诗以寄感》欲将诗思乱闲愁，却惹茫茫感不收。九死形骸惭放浪，十年师友负绸缪。残灯难续寒更梦，归雁空随欲断眸。最是月明邻笛起，伶俜吟影淡于秋。珠江难觅一双鱼，永夜愁人惨不舒。南浦离怀虽易遣，枫林噩梦漫全虚。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凄绝昨宵灯影里，故人颜色渐模糊。《》策策西风万木秋，玉箫哀怨未能收。繁星点点人间泪，聚作银河万古流。《》蓦地西风。吹起我乱愁千叠。空凝望。故人已矣。青燐碧血。魂梦不堪关塞阔。疮痍渐觉乾坤窄。便劫灰冷尽千年。情犹热。烟敛处，钟山赤。雨过后。泰淮碧。似哀江南赋。泪痕重湿。邦殄更无身可赎。 时危未许心能白。但一成一旅起从头。无遗力。《》空梁曾是营巢处。零落年时侣。天南地北几经过。到眼残山賸水已无多。夜深案牍明镫火。阁笔凄然我。故人热血不空流。挽作天河一为洗神州。《忆旧游 · 落叶》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讽零。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槭槭萧萧裏。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豁盦出示易水送别图中有予旧日题字并有榆生释戡两词家新作把览之余万感交集率题长句二首》酒市酣歌共慨慷，况兹挥手上河梁。怀才盖聂身偏隐，授命於期目尚张。落落死生原一瞬，悠悠成败亦何常！渐离筑继荆卿剑，博浪椎兴人未亡。少壮今成两鬓霜，画图重对益旁徨。生惭郑国延韩命，死羡汪踦作鲁殇。有限山河供堕甄，无多涕泪泣亡羊。相期更聚神州铁，铸出金城万里长。《杜鹃花》昏啼到晓恨无涯，啼遍春城十万家。血泪已枯心尚赤，更教开作断肠花。
之一（据说汪于1941年旧历除夕在自家门口贴对联“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开为党为国为民之大业”，结果被改成）：立泯族泯权泯生之宏愿，开伪党伪国伪民之大业。之二（据说伪国民政府成立时，有人在送来的贺联中混杂了一幅讽刺联）：昔具盖世之德；今有罕见之才。之三：近卫，汪精卫，你自卫，我自卫，兄鲁弟卫；陈群，李士群，来一群，去一群，狗党狐群。之四：国祚不长，八十几日袁皇帝；封疆何仄，三两条街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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