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镜率”最高与最低的街名
作者：周峰
在中国，“中山”、“胜利”、“解放”是最常见的路名，“斯大林”、“列宁”以及山东一个县城的名字，也是大城市命名街道的一种选择。
有人似乎为&路痴&找到了借口&&《广州日报》7月9日报道说，在互联网问答社区知乎网上，有用户总结出了一个&出镜率最高的街道名排行榜&，其中&中山路&一度是排名最高的街道名，理由是许多人说&印象里我去过的城市都有中山路&。
其实这样的印象并不准确。据数字地图服务提供商高德地图提供给壹读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各地的街道中，名称中包含&中山&二字的路共有549条，还不到第一名的一半。准确地说，&中山路&在高德地图提供的排行榜上，只能进入Top20。
那么，中国&出镜率&最高的街名是什么？
&解放&反动地名
在回答上面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在街道命名上，哪些关键词比&中山&还热。
排在&中山路&前面的路名，大致分为四类&&
有四个像&幸福&、&光明&、&平安&、&和平&这样祈祷式的名字；
有四个诸如&振兴&、&团结&、&胜利&、&建设&这些口号式的命名。
还有六个命名与提示街道方位有关，比如&迎宾&、&环城&、&滨河&、&朝阳&、&中心&、&广场&路。一般来说，连接城市与机场之间的道路都叫&迎宾路&。
剩下五个街名则带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它们分别是&建设&、&文化&、&解放&、&新华&、&育才&路。
这其中，建设路以1185条的规模，位列&出镜率&排行榜的第二名。相当一部分建设路的修建背景，是在解放之后头20年的一系列五年计划期间。比如山西太原的建设路就是在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开工。
解放路则有821条。据公开资料显示，解放路多是在1949年之后更名而来，而更名之前，许多路原名为&中正路&，也有的之前叫&林森路&（林森曾任国民政府主席），比如重庆的解放路，在1959年之前就叫林森路。
民国时期，&中正路&曾经是国内常见的道路名称之一。上世纪50年代初，《浙江日报》刊登了一封来信，建议给建国前的反动路名重新起名。复信肯定了读者的建议，表示正在研究方案。不久后，杭州市路名变更计划出台，其中最显著的路名变更，是&中正路&改名&解放路&。
随后全国各地&中正路&的&待遇&和杭州大体相同，纷纷作为反动地名被更换，&解放路&成了大多城市的选择。解放之初，上海市对反动地名的&改造&，采用的是&异曲同工&的办法，上海的中正路没有以解放路替代，而是以抗战革命根据地延安取而代之。淮海路和瑞金路也是解放后得名，前者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战役，后者则是红军开始长征前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
而将许多街道更名为中山路，主要集中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以及1945年抗战胜利时。不过，虽然都叫中山路，每个城市这条路的功能却不一样。
南京是最早出现中山路的城市，这条街在南京起到的作用很直接：划出了城市的绝对中轴线&&南京举办安葬孙中山遗体的奉安大典时，从迎灵的码头到安葬的中山陵这条路线，就成了中山路，随后民国政府的各种机关陆续占领这条道路的两侧，催生出了一块城市黄金地带。
在上海，城市管理者命名中山路的意图又不一样：阻隔租界继续向外扩张。
仅仅看一下现在的上海地图，就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山路几乎将整个城市围了起来。这是因为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租界曾不断拓界，作为应对，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围绕租界修了一圈公路，命名为中山路。事实上这个办法也确实遏制住了外国人越界筑路的冲动。
北京曾经也有中山路，位置在天安门两侧，就是现在长安街最中心的那一段。
更多的城市里，中山路都位于传统意义上的商业中心区。所以现在有许多中山路已经发展成了步行街。比如在厦门，中山路就是一条通向大海的商业街。
上海许多街道以山东县城名命名
其实你也可能猜到了&&排名第一的街道命名就是&人民路&。
高德地图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各城市当中有1238条&人民路&。公开资料显示，许多人民路是在解放之后更名的，也有一部分是在文革时期更名的，比如江苏南通、广东广州的人民路。
如果从单个城市来说&出镜率&，每个城市的情况又不一样。其中最独特的要数上海。
前面提到中山路将上海的租界包围起来只是奇特之处之一，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其实在租界内，各条街道都以中国版图内的城市命名，简单来说，就是北边的街道用中国北方的城市命名，南边的街道必定是广州这样的南方城市，诸如此类。
所以俯瞰当时整个租界内的街道，就是一个微缩的中国城市分布图&&据说这也是在这里的外国人想出来的办法，因为租界内各国势力林立，每个国家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命名街道，始终谈不拢，最终就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妥协性决定。
而这样的命名方式，在解放之后也深深影响了上海现在的街道命名。1949年国民党当局迁台之后，这一套街道命名方式也带到了台北，于是，台北街道名称的分布也和上海一样。
再往更小的街道走进去，你会发现上海街道使用山东地名的情况特别多。媒体报道称，上海市区以山东地名命名的街道有四五十条。当然，这种情况主要分布在浦东新区，因为新区之于上海的位置，正如山东之于中国的方位。
更细致的不同在于，很多浦东新区的街道名直接来自于山东的某些县的名字，有些甚至是镇的。比如柳埠路的名称，对应的是山东南部山区的柳埠镇。这种情况在其他一线城市极为少见。
媒体报道说，不少山东人把这一现象归结为山东籍南下干部的故乡情结。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山东积极参与了浦东新区的建设与开发，为纪念这一历史进程，浦东新区很多道路就以山东地名来命名。对于这种猜测，上海市浦东新区地名办相关负责人并不否认，他认为命名过程中确实考虑了一部分山东籍南下干部的感情因素。
洋气的街名反倒在东北
前面说的都是&出镜率&高的街名，也有很多街名，因为各种原因&出镜率&很低&&也就是很少有重样的。
一种是直接以经纬度来命名街道的。
安徽省六安市就以&经/纬+数字&、&方向+数字&的组合命名开发区道路。当地皖西学院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虽然简便，但与六安当地没有联系，最主要的问题是文化底蕴和地方特色缺失。
以&经/纬+数字&命名道路的济南也有类似的困扰。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途经济南市，《南方周末》刊文感慨济南是座&缺乏描述的省会&。路名成了反面教材：&历史的遗迹却很少可以找见，济南人更是将城内的23条道路用经一到经十一、纬一到纬十二草草命名了事。&
另一种很少重样的街道名，是&买&来的。
2003年，成都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在全市实施地名冠名权有偿使用的通知》，尝试对新建的非主干道路等有偿冠名。
冠名的做法很快在四川省流行了起来。据四川省民政厅的媒体公开资料显示，四川省曾有20多个县市区对新建道路进行过有偿冠名。民政厅认为&取得了双赢效果。&
但对此早就有过尝试的上海来说，事情远远没有&双赢&那么简单。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上世纪90年代，上海市开发浦东新区时也尝试过有偿冠名的做法。但实验在两三年后停止，被冠名的道路也陆续恢复原名。原因是被某一企业冠名的道路，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吸引力反而会降低。
同样的问题广州也有考虑，2008年，广州不再允许以企业名称冠名市政道路。除了与上海类似的原因之外，企业破产后，政府还有可能要重新对道路招标冠名。
成都市最终也在2011年后准备放弃当年的做法。今年4月，《成都市地名管理条例（草案）》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华西都市报》介绍，如草案通过，成都市将不再出现带有企业名称的新地名。官方解释是这些名称&很难引起市民共鸣&。
还有一种&出镜率&极低的街道命名，它的出现是历史遗留产物&&比如在辽宁大连、新疆伊宁，现在还有斯大林街。
在大连，有二条斯大林街。一个历史背景是，当年大连旅顺由苏联红军解放。现在，大连的旅顺依然有一条街以列宁的名字命名。而在长春，曾经也有一条斯大林大道，现在已经更名为人民大街。
国务院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下文要求，各地在命名街道时不使用外国城市名。但还是有一个例外：哈尔滨有一条街道叫埃德蒙顿路。加拿大城市埃德蒙顿是哈尔滨的友好城市，在哈尔滨修筑这条路时，埃德蒙顿就已经在自己的城市中重新命名了一条路叫&哈尔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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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来，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出轨率都翻了一番
　　男方一直或经常给女方钱财的，只不过占16％；完全不给的超过一半。但另一方面，有人推算，“二奶”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百万之众的新兴高消费阶层。
　　&中国人的婚外性，实际上是婚外情——随时准备破坏婚姻的“小三”并不多见，因为婚外性的对象多半也是已婚；包养“二奶”的也不多，只有16%的男性会经常给外遇对象钱财；婚外之性甚至连高潮频率都不如婚内之性。那为什么婚外性的比例还不断走高呢？难道真是为了追逐爱情？
&典型的中国式婚外性：不给钱，只谈感情
&2003年，触及婚外恋的电影《手机》票房大热时，范冰冰扮演的武月还被唤做“情人、小蜜”；六年后的夏天，电视剧《蜗居》热映时，人们对剧中女子海藻的称呼，已经变成了“小三”。
&更值得玩味的是，在《一声叹息》和《手机》的时代，人们对妻子一边倒地同情，到《蜗居》和《北京遇上西雅图》的时代，年轻观众开始对“小三”报以理解、包容甚至羡慕。社会舆论或者说价值观在悄然变化，据学者潘绥铭的调查研究，对“做二奶”的女性持同情态度的被访者已经占到总人数的11%。
&学者方刚认为，“第三者”和“情人”在逐渐地去污名化，虽然“小三”的称呼还是有点贬义，但已经带上了调侃的意味。
&而同时，对“婚外性”的社会评价也会随时因突发事件而逆转。2007年，一位女性在北京跳楼自杀，遗书中写满了对丈夫以及丈夫婚外性对象的愤怒与怨恨，这次事件也在网络公共空间中掀起了一场针对婚外性的大讨伐。
&“二奶”是个比“小三”发端更早也更具中国特色的词汇。但潘绥铭调查发现，固定的婚外性行为中，男方一直给女方钱财或经常给的，只不过占7％和9％；完全不给的超过一半。
&但现实中，一些城市的“二奶村”、“二奶街”早已蔚为壮观。有人推算，如果以大陆实际居住着1000万至1500万富裕阶层人士计算，“二奶”已经成为一个拥有百万之众的新兴高消费阶层。大陆地区的奢侈品消费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阶层推动的。
&同时，“二奶”也与“反腐”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政治词汇。过去几年，从雷政富、范悦到刘志军、刘铁男，因为情妇和二奶关系被曝光或被举报而落马的官员不计其数。
1／5的女性有过婚外性
&或许因为婚外性中混杂了太多的情感因素，中国男性和女性的出轨率在短短的十年内都翻了一番。仅仅在接受调查之前的一年中，有过婚外性行为的也有1/7以上。成年女性中有过婚外性行为的比例从2000年的9%猛升到了2010年的21.5%。
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有婚外性行为？方刚对这个群体进行了素描：他们拥有广泛的社交机会，工作单位或朋友圈的性观念相对开明，对可能存在的冷眼不以为然，甚至乐于与之对抗，或者拥有更多隐藏技巧，而且是不会厌倦的逐爱者。
&在潘绥铭看来，目前中国人的婚外性行为，仍以持续时间较长的“婚外性关系”为主，是一种“婚外恋情”，既不是“一夜风流”，也不是“性交易”。方刚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和27位分别有过十位以上性伙伴的受访者有过深度谈话，即使这些经常更换性伙伴的人，也并未把性和情彻底分开，而是“仍然渴望，并且能够拥有爱情”。“受访者虽然行为很自主，观念却很传统。他们的思想并不革命。”方刚因此感叹，无论保守派还是开放派，身心合一才是最好的状态。
&中国的“一夜情”也表现出与外国截然不同的生态。研究者张楠发现，有过一夜情的中国人里，2/5的男性和接近一半的女性其实原来就认识对方。“他们中的很多人会从一夜情发展到后来的‘多伴侣’。”
问及那些人发生一夜情的原因，张楠表示，很复杂，有的是心情不好，有的是想获得不同人之间的性体验，或者想逃避婚姻中的责任以及通过这个过程中获得对自身魅力的认可。
&有意思的是，调查结果显示，有过婚外性行为的男女，其婚内性生活反而更加丰富，质量更高。有受访者说：“每一次的经验都会教我一些‘新鲜’事，让我在家庭里运用。”
那么婚外性对于当事者有什么负面影响？方刚听到这个问题时楞了一下。“如果他/她不能很好地处理，势必会带来心理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对于社会——这跟社会半毛关系都没有，只不过影响了某些人的价值观。”
&一半的受访者家庭、情人两不误
&中国人看起来也越来越擅长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了。在潘绥铭最近的一次调查中，45.24%的受访者表示会“家庭情人两不误”，有1/5的家庭已经切切实实受到了婚外性的威胁，但这些夫妻却仍然没有离婚。
&方刚访谈过的受访者们都表示，背后的议论不会影响他们的个人生活，他们也不会因为担心配偶发现而放弃与其他人的性关系，只是会采取更为小心的措施。同时，他们也并不想因为自己追求的浪漫而破坏婚姻。
&也有夫妻双方都有婚外性行为而“相安无事”的。一位男性受访者对方刚说：“直到现在我和几个网友都保持着多重性关系，大家都是自愿的、秘密的，也不愿意让人知道。我太太现在还有网上的性伙伴，我也不反对。”
&对此，潘一方面感叹中国人的“虚伪”，一方面对“一夫一妻制”这种强调终生专偶的制度提出了质疑。为什么不离婚？不是法律手续的困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顾虑实在太多。不仅有财产分割的问题，还有精神创伤、姻亲关系、再婚贬值以及对抚养权的争夺。
&潘点评说，因此，离婚便利远比离婚自由更重要，其逻辑就是：离婚越难，“脚踩两只船”的婚外恋就越多。“在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早就想清楚这个问题了，表现为离婚和再婚的比例越来越高，一生中多次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在每一次婚姻中双方都可以做到专一。这就是所谓的‘连续婚姻制’：虽然一生是多偶的，但是随时都是专偶的。可是直到今天，在中国，白头偕老都是一种强制的道德评判标准。”
&在潘绥铭和方刚看来，当下的中国，性开放和性保守势力已经旗鼓相当。那些反对婚外性乃至其他非主流性行为的人，并非政府和宗教团体，而是一个个普通人，包括那些内心很渴望性的人。“其中很多人不是真的性传统，就是吃不着葡萄还说葡萄酸。”
&方刚说，这样的“保守势力”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也许一个人会接受婚外性这件事，但却觉得同性恋或者性工作者很恶心，觉得SM很可怕……
&参考资料：
《性之变》，潘绥铭、黄盈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
《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潘绥铭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版
《多性伙伴》，方刚，群众出版社，2012年8月版
《场域与惯习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一夜情”》，张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感谢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院研究助理鲍雨对此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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