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使用快捷导航没有帐号？
查看: 4003|回复: 0
明清以来美洲作物的引种推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以山东为例()
(莱阳农学院 图书馆，山东 莱阳 265200)
《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
【摘要】由于美洲作物具有耐旱、耐瘠薄、高产等特性决定其在中国北方旱作区得以大面积的快速推广。花生、烟草和棉花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对我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形成强大的冲击；甘薯、玉米和马铃薯等高产作物使得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大幅度提高，引起饮食结构的巨大变化。在农业生产工具进步不大，农药、化肥没有出现的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引种推广是当时最为重要的科学技术手段，也是明清时期农业发展，人口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美洲作物的引种推广是明清时期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标志，大土地所有者减少，小土地所有者增加，土地出现分散状态是其必然结果。
【关键词】美洲作物；商品化；饮食结构；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S-09；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6)03-0048-14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王宝卿(1964— )，男，山东省莱阳农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南京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博士生。
Influences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Extension of American Crops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king Shandong as an Example ()
WANG Bao-qing
( Laiyang Agricultural College,Shandong Laiyang 265200)
Abstract: American crops of high yield, which are also able to endure dry and barren soil, were extended in large areas across dry fanning region in northern China. Peanuts, tobacco and cotton were of high commercial values and had a huge impact on traditional Chinese natural economy. American crops of high yield such as sweet potato, maize and potato led to noticeable increase in both grain output per unit area and total output. As a result, the makeup of diet also underwent great changes. When farm tools were not considerably improved and without pesticide and fertilizer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introduction and extension of American crops were the major mean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hich resulted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rapid increase in population. The introduction and extension of American crops symbolized the increas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h less landowner with a large piece of land and more landowner with a small piece of land, subdivision of farmland was an unavoidable trend.
Key words: A
productivity
史学界公认，美洲大陆与世界的交流是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的，原产于美洲大陆的许多作物，应该是通过哥伦布及其以后的商船向外传播的。
明清时期，有二十几种美洲作物先后通过不同方式、不同路线传人我国，随后进入山东，这一时期山东的作物种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原已形成几千年的“五谷、棉麻农耕结构”带来了冲击。经过几个世纪的变迁，又形成了一种新的“粮、棉、油型农耕结构”。这是人口的增加和美洲作物传人、普及的互动结果。人口数量增加需要大量的粮食，导致高产、耐旱、耐瘠薄的美洲作物的广泛传播；由于美洲作物的普及，粮食单产和总产大大提高，使得人口增加成为可能；大量增加的人口，涌现出过剩劳动力，又反过来推动了农业种植结构的进一步完善。两者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使得明清时期粮食作物的生产量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美洲作物引进中国，大多发生在明清时期，其中既有玉米、甘薯、马铃薯这样重要的粮食作物，也有花生、向日葵一类的油料作物；既有番茄、辣椒、菜豆、番石榴、番荔枝等果蔬，又有烟草、陆地棉(美棉)这样的嗜好作物和衣被作物，总数超过二十种。本文主要以粮食作物——玉米、甘薯、马铃薯；经济作物——花生、美棉和烟草为研究对象，分析、考察其对经济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
美洲作物自明清时期相继传人以后，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饮食结构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美洲作物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是经济作物——烟草和棉花；引起饮食结构变化的主要是甘薯、玉米和马铃薯等。
一、美洲作物商品化对我国自然经济的冲击
中国农业在19、20世纪，成为世界商品市场的一部分，国际需求大大刺激了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1](p124)花生作为一种油料经济作物，由于社会需求量比较大，与市场联系非常紧密。特别是国际需求量的加大，价格上升，使农民们的生产目的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自我消费性生产，变成了以市场为导向，以获得最大利益为目的的商品化生产。对原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从某种意义上说，打破了原来封闭式的自然经济的平静，启蒙了我国农民的商品经济的思想。
据吴汝纶著的《深州风土记》(光绪二十六年)记载：“光绪十年许后，花生之利始兴。其物远行闽粤，外国购之，用机器榨油，转售中国取利……亦颇自榨为油，以便民用，其岁入过于种谷。此近年新获之田利，前无古有”。1908年我国花生直接输入欧洲市场，而且出口直线上升，三年之间“以马塞为主要目的地的花生输出已经从九万五千担上升到1991年的七十九万七千担”。1919年《农商公报》第65期，转载《申报》文章——河南之花生生产报道：“……三数年前商人之营运此业(花生)者，获利既丰，随亦设局征收税捐，每年收入亦不下四万余元”。山东烟台海关十年报告()报道：“农民从花生得到的收益，据说比任何其他作物更为有利。用于花生生产的土地占耕地的三分之一。”
20世纪初，花生生产的商品率(％)如下表：
从表中看出，花生用于外地消费的比率相当高，沿海地区的出口率比内地高得多。从以上花生的生产、加工、销售几个环节来看，花生业开辟了一条商品经济的大道，给我国固有的自然(小农)经济，注入了新的经济成分，农村经济出现了新的增长点。花生是重要的出口农产品。
据民国时期烟台海关的进出口记录，可以列出农产物输出和输入的数量概表如下：
从烟台海关的记录数据看出，民国时期烟台港粮食作物如小麦、玉米等出现进口趋势，而花生、棉花等美洲作物总量呈出口趋势，特别是花生和花生仁为出口之大宗。可见经济作物花生、棉花在商品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美洲作物对我国饮食结构的影响
汉代以前，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和黍，汉以后南方以稻米为主，北方以麦、粟和高粱为主，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南宋末年，吴自牧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样必需品，到今天尽人皆知，中国的学童将其当做一种韵律句子来学习，但是这样一句简单的话道出了八百年前，我们祖先的饮食情况。其中的米是主要的食物(南方大米、北方小米)；其中的油，主要是芝麻和大麻榨成的。[2](P63)
明清之际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粮食作物引进与推广，改变了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种类的构成。明清时期正是我国人口高速增长时期，全国人口增加了6倍，而同期耕地只增加了4倍。[3](p288，325)人多地少，耕地不足，给粮食供给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不仅使原来不适于耕种的边际土地得到了利用，也使得人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近代以后，虽然粮食生产南稻北麦总的格局未变，但比重略有下降。相比之下，玉米、番薯等美洲作物的生产，无论从播种面积还是总产量都有相当快速的增长。例如，玉米年间年产量为7319万担，但到年间猛升到了17961万担，增长了1．45倍；番薯年在粮食总产中所占的比重为11．2％，到年上升到l6．2％。[4]
美洲作物传入以前，北方以小麦、小米为主食，辅助以高梁、大豆等。美洲作物传入以后，由于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北方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民国二十四年(1935)《莒县志》记载：“蓣薯，俗名地瓜，乾隆年间来自吕宋，今则蕃衍与五谷等分，红白二种，红者普遍，春夏皆可种，高卜沙地咸宜，今为重要民食。”
民国《莱阳县志》记载：“落花生，俗名长生果。清康熙初，闽僧应元得其种于扶桑，渐传北方。光绪末，又有自外洋来者，颗粒较大，种植尤多，占全境农田约十分之一，为出口大宗。马铃薯，俗名地蛋。其种来自智利国。番薯，粤吴川人林怀蓝得其种于交趾，归而遍种，不患凶旱。百年前始传人北方，名为红薯。其本色也间有白者，本县种植约占农田十分之二，为重要粮食，俗称地瓜。”
汉代以前，我国主要是利用动物脂。芝麻传人中国后因其含有量高，被用来榨油，从而开始了我国植物油生产的历史。到了宋代，油菜和大豆作为油料的价值得到重视，油料作物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明清时期美洲花生和向日葵的传人，为我国油料生产又增添了新的原料，进一步丰富了我国的食用油品种，成为我国五大油料作物种类之中的二种。
花生的油用价值在传入后不久就为人们所认识。如《三农记》说：花生“可榨油，油色黄浊”。另据檀萃《滇海虞衡志》(1799)说：“……市上也朝夜有供应，或用纸包加上红笺送礼，或配搭果菜登上宴席，寻常下酒也用花生。花生是南果中第一，对于人民生活上的用途最广”。民国广东《石城县志》载：“花生，俗名番豆，……可生啖，熟食味更香美。邑西南农人多植之，春种秋收，碾米榨油，出息最巨”。
民国时期河南《通许县新志》载：“花生为新增农产，除本地制油或熟食外，向能运销各地，为出产之大宗”。花生种子含有大量的油分(脂肪)和蛋白质，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81、B6及少量的维生素D、 E。花生仁由于营养丰富，除了榨油或直接食用外，还可以加工制成各种蛋糕、糖果、花生酱等食品。民国22年11月30日《申报》刊登林滢的《花生米》一文上描述道：“花生米有四种制造方法：一、焙制，如干制的椒盐花生；二、油榨花生米，老百姓喝酒时名其曰‘怪酒不怪菜’；三、糖熬花生米，如牛奶花生糖、花生软糖等；四、炼制花生米，如花生酥、花生糕、雨皮花生等。上至老人，下至小孩，在书场、茶馆里，甚至于在路上处处可见津津有味地嚼花生米的人们。中国，是崇拜花生和瓜子的国家，在婚宴喜事中，把花生染红了做‘喜果’，是取他为一种‘吉利’的象征，其余如待客及作祭神用的供品，更是寻常的事情”。社会生活中花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花生油富含有对人体健康有利的不饱和脂肪酸，品质良好，营养丰富，气味清香，是我国广大人民所喜爱的食用油，也是食品加工工业和其他工业上所需要的重要油类。花生饼是花生米榨油后的副产品，其中蛋白质含量高达50％左右，营养价值相当高，其蛋白质中含有人和动物所必需的各种氨基酸。所以花生饼不仅是优质的精饲料，而且也是食品加工工业和其他工业的好原料。花生饼经过加工，可以制成糖果、饼干、酱油等食品，也可以制成塑料或人工合成纤维，用来生产各种工业用品及日常生活用品。①花生饼、花生秸、花生壳则是营养丰富的牲畜饲料。花生饼中富含氮、磷、钾，也是一种很好的有机肥。花生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同时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离不开花生了。
总之，美洲作物的引进使得我国的饮食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使原本由于人口增长带来的食物短缺的巨大压力得到了缓解。
三、美洲作物的引进推广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影响
珀金斯认为，造成单产提高的主要动力是人口增长。[3](p25)笔者认为这个观点不完全正确，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人口在社会相对稳定的汉唐虽然有较大增加，但是粮食单产的增加幅度并不是很大，假如美洲作物在汉唐时期就传人中国的话，可能中国在唐代的单产就达到后来清末民国初期的水平了，人口也可能达到后来清末的人口数量了。所以我们还是认为推动粮食单产提高的真正动力还是科学技术——作物新品种的引进和普及推广。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变革的决定性因素。而生产力诸因素中，劳动力、生产工具、土地以及生产技术等。在明清时期最为活跃的当数生产技术了。
马克思认为生产要素，第一层次，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要素。第二层次是科学力量，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变成直接生产力，它通过改善第一层次两个基本要素的质量并提高其效率实现的。第三层次是生产的社会条件。劳动生产力由多种情况决定，其中包括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即生产关系(结合、组织程度)。②
在其它因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随着科学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会变得更加有效率，同样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会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来满足社会的需求；各种自然资源和自然力也会以更大的规模和更高的效能参加到生产过程中来，成为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社会环境的重要条件。因此，科学、科学技术(工艺及方法手段等)的应用程度就成为决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6](p118)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会有一个适宜的生产关系、社会环境与之相适应。
科学技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其表现形式有很大差别。明清时期主要表现为新种子的引进、应用推广，以达到提高粮食产量，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
我们知道明清以来，生产工具的变革似乎不大(《王祯农书》中的农器谱，记录的农具和《齐民要术》中的农具变化不是很大)，明清时期农具的发展只是局限于锄、镈、镢、镰等小农具的改造上，比起前两次铁农具的发展来，作用显得少得多。[6]珀金斯也认为“在1400年和20世纪之间，随着人口的增加，农具的数量和价值也大致以同等的速度上升。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工具数量的增加并不伴随着它们的质量或品质的任何重大的改变。农具技术一般都处于停滞状态”。[3](附)劳动力密集和土地的紧缺，是问题的关键，问题集中到提高土地利用率上了，而能够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有效途径在当时只有新的作物品种，当时的耐旱、耐瘠薄的美洲作物玉米、甘薯、花生等正好担当此任。可以肯定美洲作物的引进是明清时期生产力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是最为重要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中国农业科学院花生研究所编：《花生栽培》，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3年，第3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53页；第二卷，第44页。
美洲作物作为第一生产力要素反应在两个方面：一是粮食亩产量得到提高；二是开垦了山地、废地，使得耕地总面积增加，粮食总产增加。
(一)粮食单产增加
美洲作物与其他作物的单产情况可以在许多地方志中看出来，民国二十五年《清平县志》收录的农业生产统计数据如下：
不难看出，其中甘薯和花生的单产在常规作物中产量是最高的，特别是甘薯。在适应性方面，花生的适应性也是最强的，几乎所有的土壤都可以栽培。
民国时期，山东有比较完整的统计数据，从中可以更有效地比较美洲作物与传统作物之问的产量差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章之凡、王俊强：《20世纪中国主要作物生产统计资料汇编》，2005年；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贸易统计资料》。
从表中可以看出，山东在民国时期美洲作物中的甘薯单产平均达到1289斤／亩，是其它作物的5-6倍，油料作物花生单产平均达到274.5斤／亩，而同期大豆的平均单产只有131.8斤／亩。
美洲作物的高产是清末民初粮食单产、总产提高的首要原因。
(二)开垦增加耕地
美洲作物引起的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得明清后期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分散成为近现代中国的大趋势。
民国十八年(1929)《单县志》记载在：“自明以来，仍以耕桑为业，而赋税易完。近(民国十八年前后)生齿日繁，人满地少，凡宅边隙地与斥卤弃田，无不垦种。”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的总体人均占有耕地数量从汉代至今呈现直线下降趋势。特别是明清之际出现了从明代人均11.5亩到清代人均2.3亩急剧下降，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况。人均土地占有量的下降对生产力的进步不会有促进作用的，相反会制约生产力的进步。
在这种人口激增，耕地不能继续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的时候，在其他途径都不能有效地解决粮食问题的情况下(如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水利、肥料等)，通过引进新品种，提高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从而达到提高粮食总产的目的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引进的美洲新作物，推广新作物是当时最为重要的科学技术手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洲作物的引进、普及推广是明清之际的农业生产中最高水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后来的生产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地影响。
民国二十五年《馆陶县志实业》记录了当时的农民类别：
佃农者，代耕农也。即贫无田产者代耕种他人之田，俟秋稔时分其收成，是曰佃农。佃农亩数少者十亩上下，多者四十亩以上，秋获后分收地之果实时，地主得十分之七，佃户分其三。其有折半均分者，名为大种地，即丁漕附捐，由地主担任外，至如牲口，种子，肥料所需则由佃户担之。
租农：即认租之农人与出租之地主按田之沃脊协定每亩适中价额按期缴付依限租种之约。此约书立后，承租者即如期付金照约定亩数施以工作，届时径行收获，至岁收多寡与地主无涉。普通价额每亩一元至二元不等，每年按两季缴付，荒则免缴，年限普通为三年，倘价由涨落，期满时另订。其有招租地亩过多独力难胜者，则组合数家通力合作或分租于其它农户，是为包租。
佣农：俗日佣工佣农者即贫农受雇于人而为之工作，有长工短工二种。长工即以年为度，佣农终岁，生活所需均取给于地主，其工作于力田外，或服其它劳役(于采薪饲畜等事)，较佃农尤为勤劳。短工则以日计或月计不等，每届农忙时期，邑民业此者颇多，故城镇乡村多有临时工市，由主佣两方协订佣金额数按日给付收受。
自耕农：即自耕自田，不假手他人也。此皆薄有田产，全家生活与土田相依为命，故对于工作尤勤，而所获岁收较厚。
半自耕农：此项农民可分为两类一者所有田地较多而人工较少，自治一部土田，余一部则分招佃租或出资雇工以勤乃穑事，亦克有秋；二者所有田产不足自给，另租种他人之田以资补助。凡此皆半自耕农也，邑中此类农人颇占多数。
新作物的推广普及使得粮食产量提高成为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民国二十四年《陵县续志》各种重要物品生产量之统计：
全县面积约为二千五百方里，合官亩一百三十五万亩，除碱潦沙滩河流村落宅基地公共场所庙宇道路所占地段外，可供生产之熟地约有三十万零七千五百余亩。每年种植各物所占地亩按百分比：谷(黍稷在内)约占百分之三十合地九万二千二百五十亩，年景丰欠、地质肥脊，平均每亩产量以市斗二石计算，可共得十八万四千五百石；高粱约占地百分之二十合地六万一千五百亩，每亩产量以市斗一石六斗计算可共得九万八千四百石；小麦约占地百分之三十合地九万二-千二百五十亩，每亩产量以市斗一石计算，可共得九万二千二百五十石；花生约占地百分之十合地三万零七百五十亩，每亩产量以市秤六百斤计算，可共得一千八百四十五万斤；棉花约占地百分之五合地五千三百七十五亩，每亩产量以市秤100斤计算，可得一百五十三万七千五百斤；红薯(有种于春地者有种于麦地者，此处指种于春地者)约占地百分之一；芝麻约占地百分之一点五，苜蓿约占地百分之一点五，此数项共合地一万五千三百七十五亩，收麦之后就麦地所种者大概为玉蜀黍、绿豆、黄黑青茶各豆及红薯、杂菜等，故所占亦与麦同计。玉蜀黍约占地百分之十合地三万零七百五十亩，每亩以市斗一石二斗计算，可共得三万六千八百石。绿豆约占地百分之三合地九千二百二十五亩，每亩产量以市斗一石计算，可共得九千二百二十五石。大豆约占地百分之十合地三万零七百五十亩，每亩以市斗一石计算，可共得三万零七百五十石。红薯(此指种于麦地者)约占地百分之五，合地一万三百七十五亩，每亩产量以市秤二千斤计算，可共得三千零七十五万斤。杂菜(水萝卜、红萝卜、蔓菁芥菜等)约占地百分之二，合地六千一百五十亩，产量不齐。(看美洲作物之作用，时间跨度，产量之高可救荒，可补种，可开垦荒山薄地)
光绪三十四年(1904)《肥巴城县乡土志》输出品番薯、长生果每届冬春以牛车肩挑贩运于济南东昌等处，岁约进银万余两(美洲作物在丰年的作用因其产量高可以做经济作物进入市场)。
虽然鸦片战争以前的粮食亩产量存在许多争议，但是，综合自春秋至现代的各位学者的研究分析，对我国历代的粮食亩产量，可以得出大体的走势图如下：[7]
罗伯特．D．史蒂文斯说，在传统农业中，耕种面积的扩大几乎完全取决于劳动力的增加。随着人口的增加，劳动力也同时增加，开垦新地的现象经久不衰。传统农业中，农业技术变化甚微，但农业产量却增加了，究其原因，一是土地面积的扩大，二是因复种指数的提高而导致种植面积增加。[8](p47)史蒂文斯所说的，人口增加，耕地面积扩大，符合我们国家明清时期的特点。他讲的农业技术主要是指生产工具、化肥等，没有考虑到种子在开垦土地中的作用。
在许多丘陵山地种植以前的传统作物是没有收成的，所以许多山地被撂荒，成为废地。只有引进推广新的优良作物品种，象美洲作物中的花生、甘薯等，被撂荒的废地才被利用起来了，这是单纯依靠劳动力多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从图中可以看出，清中后期的粮食亩产量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知道以山东为例，清代中后期人口急剧增加了，耕地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新增加的土地不会是原来很容易耕种的，许多是被撂荒的山地。这些山地干旱，土层浅、瘠薄，其粮食产出量肯定不如平原肥沃的水浇地，而美洲作物与传统作物种植在相同土壤条件的情况下，其高产的特性就会显现出来。
所以明清时期美洲作物传人后，使得增加的劳动力可以使用种子的开垦作用，增加土地数量，综合平均粮食单产可能有所下降，但是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总产绝对增加，以养活迅速增加的人口。
小农经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美洲作物的传入，使得中国的小农生存变得较以前更容易了。
民国二十五年《德平县续志》中，记载了该县清朝的进士孔昭珩作的一首“农家乐”，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当地农民安居乐业的农作、生活的景象，勾勒出小农经济的欢乐和劳动生活兴趣：
欲识农家乐，听余细细传。著意勤稼穑，关心在陌阡。出入各相友，起居各欣然。春日上原野，雨后快耕田。黄犊解人意，驯驰不用鞭。既耕亦已种，长歌三月天。鸡犬声满耳，桑麻绿拂烟。转瞬夏令至，清和景最鲜。熏风自南起，邱中麦回旋。劝农呼布谷，依树听吟蝉。行看苗渐发，荷锄憩陇边。向午时炎热，树下聊小眠。日暮归路晚，当头一月圆。几家祝乐岁，各处祈丰年。百事好，妇子共安全。果腹有黍稻，探囊有金钱也。愿邀宾客也，知祀祖先会。当时闲暇聚，语意缠绵欢饮一杯酒。谈笑七月篇，虽是老农夫，无异陆地仙。说来愁顿解，时时耸吟肩。诗中道出了小农经济的和谐美满。
(三)抗灾能力、生存能力增强、自耕农增加
美洲作物优良的生物学特性和良好经济价值。正是这些优秀的特性决定了其广泛地适应性和普及性。明清以来，农民由于逐渐地接受、认可了这些优秀的外来作物，也使本身的抗灾能力和生存能力大大加强了。许多农民由于有开垦能力强的作物品种，能够开辟原来无人问津的荒山废地，而不必非得去租种地主的地或到地主家做工。如此相反大地主的经营变得越来越艰难了。
清代土地买卖更加自由，城居地主增多，佃农经济独立性进一步增强。
民国二十五年《东平县志实业》：
农业：本邑农业所有耕耨播种耘籽肥田诸法以及各种农用器具，率多恪守数千年相沿之旧习，间有改革亦多本老农之所得，或异地传习之采取，非科学新发明也，然虽株守旧法，近年来，以地价之昂贵，生齿之繁衍，浸浸乎有人多地少之虞。一般农民为环境所迫，颇知奋励。对于垦殖、耕作不惜劳资，务尽地力。故现在农产之收获较之三十年前，无形中已增加不少。是亦农业中之少许进步也(农业的进步主要是种子，美洲作物的引进，其他东西几千年变化不大也)。就农业范围言，综计全县七万多户，十分之九九皆恃田地为生活。即十分之九九不能脱离农业，就中可分为大农、中农、小农、佃农四等。有田地五顷以上至十顷或数十顷者为大农(即大地主俗称大户)，此等农田地每散布各村不在一处。本地主大率不自耕作，招佃分种其田。按亩平分粮粒，坐享地利。亦有自种少许，多数归佃分种者。有田地五十亩以上至三四顷者，为中农。此等农，多自种自田，亦有自力不能全种，招佃分种若干者。有田地数亩或二三十亩者为小农，此等农，田地概归自种。亦有人多地少不能自给，佃种他人之田数亩或数十亩者，是为半佃户。自已绝无田地完全佃种他人之田者为佃农，此等农，又有大佃小佃之分，人丁多佃种顷余亩，或七八十亩者为大佃，大佃需车牛坚肥，农具完备，人力资本均能充足，虽系佃户颇有中农气象。佃种数亩或一二十亩者，为小佃。则资本薄弱，全恃人力为生活矣。本邑佃田习惯有三种。种粮由地主发给，一切耕种锄割及肥田收获之事，地主完全不问，静侯禾稼登场，粮粒轧净晒干，除种平分后，由佃户运送归仓。此种佃田习惯邑内最普通，间有租佃者言定每亩租粮或租钱若干，预立租约，秋收后不问丰欠，照数交纳。又有一种小锄佃田法，凡耕种粪肥车牛运力，皆归地主自营，祗锄割收获等应用人之事，归众佃通力合作，其分粮粒法各种粮食不等，视用人力之多寡而定，大约麦一九(佃户一成地主九成盖种麦人工最省也)；豆二八；高粱谷子三七；等分法。以上二种佃田法，邑内仅有，尚未盛行。近年生活程度日高，各种粮价渐低落，全县人民之生产力，恃此农业产品为大宗，乃输出之。农产品价值日减，输入之诸多日用品价格日昂，以此易彼相差甚钜，农民已不胜大痛，况加以无量数之田亩负担，无休息之建设工作，邑中大农因之破产者，已指不胜屈(山东省大地主不多，并日趋破产之原因之一)，又何怪中农以下之生计，日迫驱，而远徙异域谋食他乡。
《东平县志》详细记录了民国时期，地主与自耕农的生产经营以及相互租佃情况。清代(1888)山东大地主户数及所占土地面积调查情况①：莱州：占田100000亩者1—2户；占田10000亩者，占总户数10％以上。其中，佃农占农户总数的40％，自耕农占农户总数60％。益都县：占田1000亩以上者1—2户；占田500—600亩者8—10户。其中自耕地占全部耕地的90％，出租地占10％。临淄县、临朐县：最大地主占田700亩，户数不详。寿光县：最大地主占田2000余亩，户数不详；其次占田100—200亩，户数很多。淄川县：有田100—200亩者，占总户数8％。
上面英国皇家的调查数据虽然不是很完整、全面，但是仍然可以清楚的说明清代当时的山东相对于后来的民国时期。土地占有情况还是比较集中。大地主所有者较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中国分会哙畸艮》(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89年，23卷，79—117页。
从1934年的调查表可以明显看出，大土地所有者比例下降了许多(我们不做定量的计算)。我们再以民国时期青岛李村为例看看当时的农业生产和土地占有情况，
《民国最近之青岛》(1919)记载青岛附近无大地主，故贫富无大悬殊，一人之耕地不过五百五十三平方公尺(0.829亩)。
据民国十七年《胶澳志》记载：
主要耕作及农民生活耕作以甘薯为主，占李村区农产总价之过半数，小麦粟大豆落花生及梨次之，(李村之地瘠薄之故，所以地瓜适应之)合之其他果实蔬菜二十余种，每年所产总值八九万元，以人口比例之，每人仅得八元四五角，加以其他副业收入稍资补助然为数亦微矣。农民之收支及其生活至为艰苦，李村区内有地三十亩者即称富室。民国四年调查李村全区户数二万零七百五十五户，有地三十亩者仅得三十余户。李村附近被称为沃壤，试就有地二十亩之上流农家一考，究其全年之收支。计上地二十亩价银一千六百六十五元，耕作收入四百五十二元，有零支出三百三十九元，有零支出相抵余银一百十三元。有零即对于耕地投资之纯利可得年息六厘八毫(即千分之六十八)。通常上流农家家族，妇孺恒在十名以上比例。收入全额每人每年得四十五元，每月不足四元。沃壤富室如此，下地贫户可知又就支出言之每人日费不足一角，亦可谓天下之至俭至廉者。
兹就调查如下三表：
上面的数据看出花生、甘薯、玉米等在平常农民生活和生产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反映出传统农业时代，农民(小农经济)生产、生活之概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25年间，山东自耕农的比率增加了6个百分点。这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农民手中的土地正在分化。
毫无疑问，从表16可以发现，全国的情况也与山东(表15)相吻合：大土地所有者的比率在下降，小土地所有者的比率在增加。
另外，大土地所有者，由于农业经营风险大、利润低，有的人已经逐渐在脱离农村，使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民国二十年(1931)《增修胶志》记载：“州之田多归于仕宦与士商之家，散在四乡，不能自种，佃于人。”
变化的原因有多方面的，既有象德国农业经济学家威廉瓦格纳在1926年出版的《中国农书》中所讲的一样，世代子孙分家——诸子均分制的继承习惯，造成的土地分散的原因；①也有美洲作物品种造成的原因。但是从明清耕地数量一直在增加的趋势，可以推测，美洲作物使原来不能开垦或者不愿意开垦的土地，在明清时期几乎全部开垦殆尽。这就说明一个问题，美洲作物使得，原来必须依赖于地主生存的佃农们，依靠美洲作物的耐旱、耐瘠薄、高产、稳产、经济效益高的优点，完全可以脱离原来的东家——地主，自己到山上开辟一块无人耕种的废地或者荒地，自己养活自己甚至全家。
在中国历史上，物质资料的生产水平决定了或是限制着人口的增殖水平，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符合“总是尽生活资料允许的范围繁殖后代”的中国特色的生育文化。因此新作物的引进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是所有因素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其结果是：清代时期，人口规模从一亿上升至四亿。
新作物的生物学特性决定了其优秀的品种和超常的适应性，使得粮食单产提高成为可能，使得开垦丘陵山地扩大耕地面积成为可能，使得技能不高的农民生存变得更容易，使得土地更加分散(许多山地是流民们开垦出来的)，所以新作物，特别是美洲作物成为粮食单产提高的关键因素决定了中国晚清民国时期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也影响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建立了几千年来生存能力最强、生命力最旺盛的小农经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转引自威廉．瓦格纳：《中国农书》第一卷，1942年版，东京，第212—213页。
美洲作物作为先进的生产力直接影响生产关系，明清之际农业产量的提高主要原因是粮食品种资源的丰富——美洲作物的传入，也许美洲作物的传入开始并没有什么经济目的，与后期的西方工业技术设备传入的目的不一样，种子的传人带有偶然性，但是它的扩种却带有很强的目的性。作物种质资源的变化可以作为当时最大的科技进步，也可以作为农业领域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当时农业领域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因素其直接作用使大量增加的人口能够活下来。然而大地主经济的经营受益不是很大，相反地主不断破产，地瓜不会给地主带来比以前的五谷带来的效益更多，况且地主的土地相对要好一些，美洲作物宜于荒地废地，农民对原来好地的依赖性降低了，荒地废地利用起来了，很容易形成五亩地就吃饱饭，有衣服穿的局面——新的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地瓜亩产可达到2000斤，美棉亩产量达到150斤纤维长更易于纺织，木棉纤维短更易于作棉衣的填充物——种子因素直接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新一轮的小农经济的经营、生活方式。这也是我国小农经济有强大生命力的直接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生活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德怀特希尔德铂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4]王思明．美洲作物的传播及其对中国饮食原料生产的影响[J]．中国经济史论坛，2004，(2)．
[5]中国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论生产力经济学[M]．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6]王宝卿．铁农具的产生、发展及其影响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4，(3)．
[7]王宝卿．我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J]．莱阳农学院学报，2005，(1)．
[8]罗伯特D史蒂文斯．农业发展原理[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
Powered by Discuz!
& Comsenz 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