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党史频道--人民网
苏维民四川人民出版社
《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
　　《杨尚昆回忆录》原计划分三册出版，第一册从他的童年写到抗日战争胜利，第二册写在中央办公厅20年，第三册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98年9月杨尚昆同志逝世时，第一册已基本定稿，第二册个别章节已写出初稿，第三册尚未列入议事日程。2001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内容扩展为从童年到建国前夕。　　2007年是杨尚昆同志百年诞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为此几次来向我了解杨尚昆的一些情况。之后，应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料征集办公室之邀，陆续将杨尚昆同志在撰写回忆录期间有关回忆录第二册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在《百年潮》和《中共党史资料》杂志上陆续发表，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　　（四川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苏维民，男，中共党员，1949年3月参加工作，1954年7月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办公室秘书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回到中央办公厅工作，1994年离休。离休后参加了《杨尚昆回忆录》《杨尚昆日记》和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等书的编辑工作。2007年以来，为纪念杨尚昆百年诞辰，在《百年潮》和《中共党史资料》等刊物上陆续发表十余篇纪念文章。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书号：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们本不愿意打却又不能不打的一场战争。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密切关联。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支持朝鲜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也是出于自身安危考虑，不得不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直接武装较量。通过这场较量，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医治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恐美症”。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20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时，拟将这场战争始末列为其中篇章之一。日，他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几位老同志回忆了有关抗美援朝的往事。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毛泽东讲话时，历来不喜欢别人做笔记，更不喜欢录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炒得沸沸扬扬，并且把所谓“秘密录音”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不仅是强加在杨尚昆头上的一大罪状，还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干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些老同志如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兼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回忆录里有反映，当事人刘吉顺（时任中办机要室专职录音员）也发表文章谈自己的亲身经历。杨尚昆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这一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他是怎样评说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的呢？20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同中办的一些老同志共忆往事时，自然而然地说起所谓“秘密录音”问题。
　　1945年10月至1965年11月，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干了20年。杨尚昆曾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体现了毛泽东对我的信任。”然而，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同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Q海瑞罢官R》一文，“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中办首当其冲，杨尚昆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红墙见证--家事国事天下事》
《毛泽东箴言》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演义》
《红墙警卫》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_时政频道_新华网
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
日 08:08:12
【字号 】【】【】【】
　　所谓“秘密录音”事件，本来很简单，但在“文革”中被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成了杨尚昆的一大“罪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两次批评录音工作，后来被称为“秘密录音”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一伙把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炒得沸沸扬扬，并且把所谓“秘密录音”篡改为骇人听闻的“秘密窃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秘密窃听”一案得到彻底平反。关于这个问题，在一些老同志如王芳（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兼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回忆录里有反映，当事人刘吉顺（时任中办机要室专职录音员）也发表文章谈自己的亲身经历。杨尚昆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这一事件最主要的当事人，他是怎样评说所谓“秘密录音”问题的呢？20世纪90年代，杨尚昆撰写回忆录，同中办的一些老同志共忆往事时，自然而然地说起所谓“秘密录音”问题。在书中，他谈到，所谓“秘密录音”，这个问题本来很简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它搞得神秘化了，说是“秘密窃听”，如此骇人听闻，其实只需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秘密录音”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这是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整人不择手段的例子。当然，首先是毛泽东不喜欢录音。但书中，杨尚昆同志坚持认为，录音不但不是他的罪过，相反是一大功劳。录音，就是为了保存党的历史文献嘛！遗憾的是，1961年销毁了大批录音带，由于时间紧迫，抢救下来的东西太少了，不知有多少珍贵史料化为灰烬。
　　办公厅主任的工作像一张麻将牌，就是“听用”，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杨尚昆自1945年10月接替李富春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在中办主任的岗位上默默耕耘20载。谈及中办的工作，杨尚昆说：“打麻将不是有一张可以当做任意一种牌使用的‘听用’吗？办公厅主任的工作也是‘听用’，党需要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杨尚昆在书中回忆说：“毛泽东找我谈话的那一天，正是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日子，文章实际上传达了毛泽东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也正是这一天，中央免去了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对于被撤职的原因，杨尚昆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被撤职后的杨尚昆，从广东到山西，自1966年7月开始被隔离审查，12月25日，被押回北京，开始被无休止地批斗，受尽折磨。就这样，杨尚昆经受了长达9年的“监护审查”，直到日被“解除监护”。
　　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向杨尚昆宣布了审查结论：“杨尚昆同志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曾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现已审查清楚，应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在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但是，这个审查结论留了尾巴。两天以后，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分配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所谓“秘密录音”问题再次进行审查，直到1980年10月中央才正式发文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彻底平反。苏维民　　（作者曾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办公室秘书）
) 【字号 】【】【】
　　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在后发表评论。
只有新华网社区注册用户可以发表评论......热点：　 && & &
杨尚昆披露庐山会议中毛泽东批彭德怀真相
第1页: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第2页:如何评价“三面红旗”问题
第3页:从纠“左”转向反右
第4页: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
第5页: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
第6页:保护“秀才”过关
第7页:庐山会议后的彭德怀
第8页: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
第9页:无私无畏，为党为人民奋斗终生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会后，我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他说，1958年搞“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次日，到达郑州。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我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我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因对庐山承办会议的条件一无所知，决定让我先去庐山，进行安排。这已经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作了简单部署。23日，我直飞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见面后即赶赴庐山，到庐山已是晚9时多了。这时我又得悉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1日。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从读书到形势和任务，从国内到国际共19个问题。会议的开法是先用几天时间座谈以上一大堆问题，有的问题争取形成文件，然后再开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件。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己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爱承诺也爱忽悠，信任与共识难求；有公知更有五毛，盼精英莫成小丑…[]
搜狐时尚文化生活精品
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Alessandra Rich品牌的礼服裙出现在每一个重大活动中…[]
网友点击排行
网友评论排行
文化品牌栏目
面对不断高涨的权利意识，国家赔偿从程序到标准…[]
人人都有隐藏在面具下的灵魂，因为这种复杂，人才如此有意思…[]
这本书源自人大张鸣老师开设的政治史公开课……[]
“男女共浴”、“男女老幼坦然裸浴”成网络热词……[]
近期热点关注
时尚文化中心热点：　 && & &
杨尚昆忆延安整风：柯庆施被康生批斗妻子投井
　　回延安后，孔就找毛主席，说康生一直是宣传王明的，他不但没有反对过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且在列宁学院讲中国革命史课时就以王明这本小册子作教科书；有一次，在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他还带头在祝酒时喊：“王明同志万岁！”孔原跟毛主席谈话后，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这件事是孔原自己告诉我的。像这样去说的不只孔原一个人，从莫斯科回来的还有好几个人也去跟毛主席讲。不久，毛主席让康生离开延安，到晋绥去搞土地改革。
　　康生离开延安时，李富春、邓发和我去找他，问他发动“抢救运动”那些情报的来源，康生的态度仍非常暧昧，只说那个时候还是有材料的。什么材料呢？后来一查，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国民党西安特务站的CC分子陈建中给当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发过一个电报，说中共在陕北地区的一个领导干部，是他的同乡和同学，要何绍南进行策反。这个电报被康生截获了。陈建中也是莫斯科留学生，我担任国家主席时，他到北京来，还见过我。其实，问题不在于他有没有同学在延安。而要看我们的同志有没有接受敌人的策反。
　　康生却不管这些，轻率地断言陕北的党有问题，西北局也有问题，最危险的敌人在上层。更荒唐的是，胡宗南在西安的“反共救国队”有意散布的政治谣言，竟也被康生用作“抢救失足者”的根据。“反共救国队”的队长是梁干乔，广东人，黄埔军官学校一期毕业生，1926年进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夏，因托派问题被遣送回国。
　　他有意制造假情报说：每一次知识分子到延安去的时候，我们都派人进去，一共打进了多少人去等等。康生就把它作为重要依据，在大会上宣布“特务如麻”，“延安的知识分子最少有一半是国民党派进来的”。
　　康生是主管情报工作的，他把这些情报提供给毛主席，毛主席对敌情的估计也严重了，不然康生不敢开大会，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但是毛主席也发现并制止了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如提出“抢救运动”不能发展；结论要有证据；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等。
　　到延安撤退前夕，毛主席逐步发现康生这个人不大可靠。特别是康生在“抢救运动”中一系列的表现，使毛主席认为这个人“左”，用毛主席当时的话来讲：“我们党内‘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就是康生。你们切记，不要相信他的话。”
　　本文摘自《杨尚昆回忆录》作者：杨尚昆
出版：中央文献出版社
(责任编辑：久黑必白)
爱承诺也爱忽悠，信任与共识难求；有公知更有五毛，盼精英莫成小丑…[]
搜狐时尚文化生活精品
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Alessandra Rich品牌的礼服裙出现在每一个重大活动中…[]
网友点击排行
网友评论排行
文化品牌栏目
面对不断高涨的权利意识，国家赔偿从程序到标准…[]
人人都有隐藏在面具下的灵魂，因为这种复杂，人才如此有意思…[]
这本书源自人大张鸣老师开设的政治史公开课……[]
“男女共浴”、“男女老幼坦然裸浴”成网络热词……[]
近期热点关注
时尚文化中心QQ快速登陆
微博快速登陆
微信扫一扫登陆
杨尚昆（资料图）一、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竟然能够迫使位于中共高层权力核心的杨尚昆不得不中止调研计划。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国际或国内的重大事件，因为如果真有，依照杨尚昆的习惯，他会写出来。然而，惹得他一夜未眠、想了一宿的事情，恐怕又非小事。4月27日下午5时20分，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彭真汇报，看来此事非同小可!当晚，杨尚昆又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谈了一下情况”第二天上午，杨尚昆又找到龚子荣、曾三(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馆馆长)、邓典桃(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鉴(时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会秘书长）谈话。4月29日上午，杨尚昆找到叶子龙(时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康一民、土敬先(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三人谈话。下午3时至5时，杨尚昆召集叶子龙、康一民、土敬先、高智(毛泽东秘书）罗光禄(毛泽东秘书）、龚子荣等人，商谈“关于录音问题的情况”至此，方才明白:这些天来搅得杨尚昆吃睡不宁的，正是震动中央高层的所谓“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当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大风，震天动地，下午微雨后风始停，转凉。”可是，中南海的政治气候会有这么简单么?二、从叶子龙回忆录中获知: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毛泽东为何大发脾气?根据毛泽东生前的一些警卫员、服务员的回忆文章，情况大致是这样: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从杨尚昆的日记的注释和叶子龙的回忆录中看，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工作的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个建议。从以后的结果看，最高权力层而似乎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认可了录音的做法的。毛泽东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譬如，有些会议，恐怕中央领导同志是不愿意录音的。这又该怎么办?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比了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问题又来了。既然对毛泽东的录音工作是中办机要室的正常业务，那为什么毛泽东会多次批评录音工作;既然1959年11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的?是谁决定对毛泽东的任何谈话都要录音的?反过来问，对毛泽东的任何谈话都录音的做法，是否符合毛泽东曾经审定的那个规定?三、4月30日上午，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时任刘少奇秘书、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三人写出关于录音问题的报告，杨尚昆看了后，提出修改意见，让康一民再去改正。处理完此事，杨尚昆又找来中办副主任龚子荣谈话。是日下午，杨尚昆找来中共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南海管理局局长赖祖烈谈话。当天，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惟心情紧张，极易疲乏。”看来这几天确实把杨尚昆搞得心烦意乱，又惶恐不安。他一改平时半夜2时睡觉的习惯，当晚12时便上床了。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夕。当晚，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5月3口、4日，杨尚昆两次与康生商谈“录音事件”的情况及其报告;差不多同时，杨尚昆也多次找叶子龙、康一民谈话。也是在这几天，可能是由于心理特别紧张造成免疫力低下的缘故，杨尚昆染上感冒，身体畏寒，直到11日尚未痊愈。5月8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第二天上午，杨尚昆乘火车，再去河北保定调研，16日下午返京。然后，在两天时间内，他接连同汪东兴、康一民、吴振英、曾三、李富春、蔡畅、田家英、罗光禄等人谈话。在5月18日的日记中，杨尚昆写道:“汪东兴同志电话告诉了一些情况，心情不安，看东西也难于看下去。”第二天即5月19日上午，杨尚昆找到龚子荣谈话，“心情特别不安”。下午，杨尚昆主动到邓小平和李富春工作处，“把消息告诉了小平同志，请他考虑如何做法”。究竟是把什么消息告诉了邓小平、又要邓小平考虑什么做法，杨尚昆日记中均未透露。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6月中旬，作为录音事件的影响后果之一，便是中央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6月24日下午3时半，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彭真参加”。在杨尚昆的日记中，震动一时的“录音事件’(又称‘窃听器事件”)似乎就这样过去了。然而，据我了解，历史并非这般轻松。至少有两件与“录音事件相关的事情，杨尚昆的日记中没有反映出来。一是毛泽东于1961年1月底至4月初外出视察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指示汪东兴报告中央书记处查处。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确实是耐人寻味的。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依杨尚昆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不可能不知道以上两件事情。可是，他的日记中却硬是没有。是不是有点蛛丝马迹呢?或许可能吧。譬如，他说5月18日接到汪东兴电话后心情不安，是什么原因引起不安?是头一天通过的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的会议没让他参加呢，还是决定本身的矛头是冲着他来的呢?诸如此类，等等。杨尚昆的日记表述在敏感问题上，常常显得隐晦而曲折，甚至雾中看景，个别的干脆回避。
本文选自《历史学家茶座第二辑》
209552人看过
93030人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