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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不仅标志着毛泽东创立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且创立了全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以后，他在《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使其更加系统和完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获得的理论创造。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则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对新中国的建立及其以后的实践有着深远影响。因此这一理论尽管实践的时间不长，却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为落后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具体途径，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描绘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终达到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没有了阶级和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这是以西欧发达社会为蓝本得出的结论。晚年的马克思把目光投向东方，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果”。[1](P431)恩格斯也认为，对于东方落后国家来说，只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苏俄十月革命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际上就是准备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但在实践中遇到了挫折。列宁看到了直接过渡的不可能，转而推行新经济政策，实行革命的退却，同时开始了理论上的探索。他指出：“我们还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阶段，而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那些特点在大多数国家内是没有的。”[2](P46)而且，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期就愈长。列宁的探索明确了两点：一是由于俄国国情的特殊，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二是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但是列宁并没有说明过渡时期是什么样的社会状态。
中国的国情既不同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封建落后、但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有独立主权的俄国。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3](P1060)是一个主权不完整、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充分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因而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更为复杂。毛泽东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阶级结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在他的心目中，新民主主义社会显然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既有资本主义因素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特殊的社会形态。它政治上实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领导权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始终是这个政权的主导部分，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成功后的当然结果，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需的政权保证。经济上在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土地关系以后，实行国营经济为主体，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集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实质上就是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有民族的形式，更有共产主义的内容，是将来走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保证。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同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4](P675)它的前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存在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补上发展生产力的一课，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前提。即如毛泽东所说：“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5](P1476)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显然是人类有史以来未有过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曾描述过的。它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得出的理论创造。正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中介，毛泽东为象中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具体途径。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国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卡夫丁峡谷”，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即如马克思所说，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果。反之，“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3](P1060)
从马恩的直接过渡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再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探索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轨迹。毛泽东构想的系统而完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就是这一探索的丰硕成果。它既坚持了马恩提出的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肯定成果的原则，又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情出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对中国革命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毕其功于一役”，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固然违背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曾存在过“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试图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次完成或把二者截然分开，也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不了解。正因为如此，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左”、右两种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毛泽东正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进行，但两步决不是民主革命结束后即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进行的两步，也不是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互无关连的两步，而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联系起来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阶段为第二阶段准备条件。而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除了民主革命造成的政权条件外，还需要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造成的社会生产力条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出则正好解决了两个革命阶段的衔接即如何两步走的问题。这就不仅指明了中国革命将来的方向，更指明了近期革命应努力实现的目标。
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国家学说，指导了新中国的建立
马恩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不同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俄国革命后创造了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式，它“是劳动者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所结成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6](P362)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就已提出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后来又有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但是革命胜利后到底要建立的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并不明确具体，直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出现才有了一个清楚的建国目标。
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是一种独特的国家类型，它是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对立物，在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以后出现的。它与欧美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旧式共和国早已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破产。它又与苏联式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不相同，因为“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3](P1055)“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4](P675)这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独特性表现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存，并且还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度发展。但是政治上它是一种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它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础部分，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无产阶级是领导力量。毛泽东后来又进一步把它表述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为它更能体现几个民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实质。同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3](P1062)任何政党、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不采取敌对态度，共产党就要与它们合作，也就是要实行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很显然，这种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不仅与资产阶级一阶级专政、实行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天差地别，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3](P1062)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在当时世界上存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共和国、大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外，也不属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国家类型。毛泽东扬弃了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学说，也不教条地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创造性地构想了一个全新的国家类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的提出，是对世界历史潮流、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正确分析的结果，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在实际中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其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首先，它解决了革命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有了一个明确的建国目标。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的描述，实际上也是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建国大纲，这些内容写进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后，指导着新中国的建立。其次，它为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携手共建新中国提供了政治基础。各民主党派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虽然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主张中国走民主的道路，但他们的政治立场与中国共产党截然不同，他们主张建立的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尽管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使他们的幻想彻底破灭，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使他们明白共产党掌权是大势所趋，但真正使他们靠近共产党并最终和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筹建新中国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政治上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席之地，经济上允许并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短暂实践，其效果是十分显著的。建国初期，由于继续在政治上联合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经济上联合资产阶级发展生产，因此社会秩序迅速稳定，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尤其是国家工业化的顺利发展，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质技术条件，也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
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供了理论来源和实践参照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解决的是如何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决的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从历史进程到理论本身，二者之间都存在着前后相续的继承关系和发展关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生产力标准，是二者一脉相承的共同立足点。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虚上，而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必须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建立起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历史阶段。这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具体实际得出的科学结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实践曾经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后来由于毛泽东放弃了对生产力标准的坚持，过于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和人的积极性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加上国内外其他种种复杂原因，致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过早中断，迈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过急过快。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未实现，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也未得到大的改变。随之而来的二十年的曲折历程，带来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正是从这一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指出我国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还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还处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状态。但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生产力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7]正是这一科学论断的提出使我国从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不再遥远”回到了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如十五大报告所指出：“在中国真正要建立社会主义，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能从主观意愿出发，不能从这样那样的外国模式出发，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论断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某些错误论点出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中国国情更客观、更全面、更深刻认识的结果，是对生产力标准的坚持，也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显然，这两大理论是建立在共同的基石之上。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新的概括和发展，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从政治纲领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这些正是最初作为新民主主义国体和基本政治制度确立起来并在其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实践中得到发展的，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实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从经济纲领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基础、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形式都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与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比较，虽然它们各自的经济成分在性质、地位、相互关系上已经有很大不同，但有两个关键的相似之处，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地位没变，二是灵活地利用各种经济成分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没变，很显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提供了模式的参考和实践的经验；从文化纲领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四有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四有”与“三个面向”是新的时代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特征则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一脉相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更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中提出并被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证明是正确的文化方针，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渊源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发展，不能简单理解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延伸，它不等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加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内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在吸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更是对现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对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解决的是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飞跃的理论成果之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解决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它们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不同历史时期得到的理论成果。二者之间存在着继承与发展关系的关键在于：从一个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国家建立起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主题没有改变，生产力不发达的国情没有改变。立足于同样的国情，要解决同样的历史主题，同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二者之间就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内在的延续性。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理论源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又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提供了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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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在实践中开辟新道路、在理论上获得新认识的历史，其中包含着不断深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历史的经验和发展的趋势都表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伟大贡献。在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党经历了艰辛的探索历程，排除了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在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坚定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打破教条主义束缚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者，是结合中国实际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成功实践者。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崭新实践。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正确把握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使社会主义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摒弃那些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和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用发展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实践，形成了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把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与符合中国国情相结合。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经济状况、发展程度等有着很大不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国家只能根据本国实际，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汲取脱离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教训，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我们党通过实践探索深刻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等等。这些都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得出的科学结论。　　把借鉴他国社会发展模式与保持独立自主相结合。世界各国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经验；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其他社会制度，都有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各国社会发展模式都是该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摆脱了封闭式发展的束缚，也摆脱了照搬照套他国模式的束缚，坚持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与坚持党的领导相结合。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个层面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把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顺应时代潮流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巨大的困难和压力。我们党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动摇，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应时代潮流，坚持与时俱进，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保持着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近代以来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道路，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飞跃，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整个国家实现了由封闭停滞到蓬勃发展的历史性飞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把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统一起来。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准则，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是保障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创造自己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历史主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党始终不渝地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在促进发展的同时，及时地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发展权利的保障和拓展是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体现，而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目的，就是保障和拓展人民群众的发展权利。这将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热情和创造活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不竭动力。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通过改革创新自我完善，焕发社会主义的蓬勃生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实质和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从体制机制上焕发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改革也是创新，创新包含改革。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自觉地把创新作为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和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发展创新文化，激发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党心民心，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已深深融入广大党员的世界观之中，社会主义的价值准则已成为广大群众的普遍意识。尽管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也经历过曲折和失误，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从新旧中国的对比中、从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中、从国内外的对比中深深体会到，我国作为有13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心所向、民心所向，是凝聚全民族、全社会的旗帜。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生机。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宏伟目标，就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部署。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和富强，将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科学发展、共建和谐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道路。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总体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的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压力增大。科学发展观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新要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观在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等方面，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境界。目前，我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包括就业、看病、上学、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在内的一系列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亟待解决，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人民内部矛盾处于多发时期，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一系列新课题。在新形势下，我们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把促进社会和谐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否认社会矛盾，而是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更加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　　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环境。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互信协作的安全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既充分利用世界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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