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ject":"陕西古代天文学发展概况","content":"发信人: yaclear (清一), 信区: Astronomy
标&&题: 陕西古代天文学发展概况
发信站: 水木社区 (Fri Jun 15 13:50:23 2007), 站内 &&&& 　　陕西古代天文学发展概况 &&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无论是陕西地区出现的天文学家，还是陕西地区展开的天文研究，抑或建立在陕的天文机构和天文设施，在中国天文学发展过程中，均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地位。如果视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史为一条历史长河，则许多时期，陕西天文学的发展历程都曾成为这条大河的浩荡主流。 && 　　●雄踞天下之中的形胜之地 && 　　陕西地处黄河流域的中游，历代都城多建于此，其中包括最为强盛的周秦汉唐四代，数度处于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发展峰巅时期的京畿地区。长期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科技的中心，使得陕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悠久的岁月里，历代皇家天文机构，都建有天文台、设有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同时各地优秀人才，也汇集京城，从事天文历法研究，涌现出灿若群星般的一大批天文学家。所以，在长时间里，陕西也是中国古代天文研究的中心。 && 　　陕西关中中部是历代帝王争相建都的形胜之地，其地理纬度在北纬３４度至３５度间。这一纬度大致相当于今陇海铁路所经地带，中国古代天文观测数据多是由此纬度上的长安、洛阳或阳城等地测出。至少自西周以来，这一天文观测区域就形成了稳定的历史传承性，有些朝代即使都城不建立在此，也同样以这里观测的天文数据为准。我们不妨说，陕西长期处于中国古代天文观测的中心区域。 && 　　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星图，均是以这一纬度的观测结果绘制的，即古书中所称的极星出地三十六度的纬度带。中国古代星图上常常绘有二个同心园圈，中间环绕北极的小圈叫“内规”，现代天文学称为“恒显圈”，在观测者看来，圈内绘制的星辰是不没入地下的星；星图外边的大圈叫“外规”，今称“恒隐圈”，在观测者看来，圈外的星辰是不升到地面上的星；大圈和小圈间的星辰则是有出没运动的可见星。这内外二规位置的安排，是由测量者所处的天文观测纬度决定的。后人如欲学习前代天文，如果夜晚所在纬度与星图测量纬度相同，则所见天象与星图也相同，在这一纬度带对照星图文献进行观测是最佳区域。 && 　　为什么古人要选择这一纬度进行天文观测？现代学者认为，黄河中下游是中国古代文明发育最早的地区，中国早期的天文学萌芽可能就率先出现在这里，因此，就形成了天文观测的传统地区。但中国古代学者并不完全如是看待，依传统天文地理学说，这一区域乃是极受推崇的“地中”，“地中”在此并非指的北极南极那样的地中，而是处于不南不北，温凉相宜，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带。正如《周礼．大司徒》所记：“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汇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古代用八尺高表夏至时在阳城测量日影，标准的长度应当是一尺五寸。数千年来，这一纬度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数量最多的地方，也是建都时间最久之处，中国历史上强盛繁荣的历史时期，夏商周秦汉唐宋等时代的都城无不选建于此，如考古发掘出的阳城、二里头、偃师商都、郑州商城，以及丰镐、咸阳、长安、洛阳、开封、商丘等都是，古代科学文化也都是以此为汇集和辐射的中心。天下之中的说法，初看起来，似乎只是指中国古代某一时期疆域的中心，其实并非如是。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一地带，竟正好也处于从北极到赤道的最佳黄金分割点上（３４．３８度）。如阳城之纬度位于北纬３４．４０度，秦咸阳、汉长安城、唐长安城三座都城相距很近，平均中心位于北纬３４．３２度。两相对照，符合若契。我们对古人这种“天下之中”的认识和奇特的选择，真无法说清是有所特别感悟，还是无意的隅然。（图 １ ） && 　　我们知道，地球上可依纬度将全球气候划分为五带，对北半球来说，南为热带，北为寒带，中间为温带。其中温带不冷不热，四季分明，最宜于人类生产和居住。而中国古代所说的地中，更是在其中又进一步选择更佳的纬度，并指出，国家的中心首都，就宜于建在这一地带。实质上，中国古代的都城分布在这一纬度者最多，都分布在北纬３４度至３５度之间。这种特殊现象的出现，不能不让人考虑到与上述建都思想有关。我们可能会注意到，这其中已经暗含有现代同纬度的概念在内。 && 　　所以，陕西在中国古代天文观测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科学院又在陕西西安设立了以授时为主的陕西天文台，同时还展开纬度、天文常数、星表、天文地球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在现代天文研究中，陕西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地位。 && 　　陕西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即传说时期；周秦时期；两汉至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下面分别叙述。 && 　　●迷茫的传说时期 && 　　陕西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活动地区之一，这一特殊的条件，造就出其地上地下存留下为数众多的古代文化遗址，并且也拥有丰富而久远的历史文献和古老绵延的传说。 && 　　中国古代的典籍中，认为历法和天文知识是从无到有发展出来的，马王堆帛书《十大经．顺道》中说：“大庭氏之有天下也，不辨阴阳，不数日月，不志四时。”这是指远古人类蒙昧时期的情况，可能当时人类只有非常简单的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远没涉及天文研究。《周髀》说：“古者包牺神农制作为历，度元之始，见三光未知其则，日月列星，未有分度。” && 　　传说炎帝神农氏最早活动在陕西关中西部的姜水流域一带，那里秦岭高耸，渭水蜿蜒，谷地中具备发展农业的条件优越。炎帝部落曾经非常强大，其文明程度也应当比较高。所以有的文献或言伏羲、神农时便制造出了测量天体的浑仪，对于一个农业部落来说，种植的节令是一定要重视的，大约当时通过观测日月星象而已经有了早期的历法。 && 　　黄帝时代比炎帝稍晚，一般认为其时代距今约五千年左右，黄帝也曾活动在陕西中部。传说中的黄帝对中华民族文明有极大的贡献，中国的天文学也在那时获得发展。据说黄帝出生时即有异象，其母见“大雷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可能当时天空的星象已经有精确的名称，也出现了记月的历法。《史记．五帝本纪》、《世本》和许多古书都称，黄帝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迎日推策。甲子即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从此，甲乙丙丁和子丑寅卯两套记事符号就成为中国古代记录和计算天文的特殊符号，沿用了五千年之久。容成编制的历法，能预知一些天文现象，可知水平很高。或曰：“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著《调历》”，其将古天文学的各支分工说得更清楚。黄帝死后葬在陕西桥山，即今黄陵县的黄帝陵。先秦时代古医书《黄帝内经》中，有黄帝和岐伯对话，说到地球由大气在空中举托着。这种提法，也许是宣夜派的，其出现在《黄帝内经》中，实在令人惊异。这种理论在古代是极为先进的，也可以说是超越时代的。但是，关于黄帝时代的许多材料，是不是可靠，尚存疑问，所以，目前对此即不可信其有，也不能疑其无，只有等待地下的发掘材料来证实了。另一古籍《世本》还提到“后益作占岁”，这大约属于早期天文占卜方面的著作。 && 　　史书记载的尧和舜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大发展的时期，《尚书》中的《尧典》传为尧时的文献，其中有不少天文史料，被研究者视为珍宝，其中所提到的星象，学者们认为就是四千多年前的记录。这一时期，中国天文学已经初具轮廓。 && 　　至夏时，出现了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夏小正》，它可以说是一本“月历”，即按夏历十二个月的顺序，依次记录每个月的星象、气象、物侯、及应当进行的农业活动和政事。星象中包括北斗斗柄指向、昏中星、旦中星、及太阳在星空中的位置等。这些，都表明当时天文学的水平已经不低了。在陕西户县，夏初曾有一个叫“有扈氏”的国家，对禹的儿子启接父位称帝不服，和启展开大战。在这样具有军事经济实力的国家中，可能设有懂天文和历法的官吏。 && 　　这一时期，地下的考古发掘有许多收获，陕西分布有密集的仰韶文化遗址，有些遗址面积巨大，从遗址发现的遗物和遗迹分析，当时人的数学知识、方位测量，几何知识，都有一定的水平。河南省在与之同期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发现仰韶时期已经出现城墙，表明当时文明程度不可低估。还发现有装饰着左青龙、右白虎图案的墓葬，青龙白虎代表方位，正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特征，其出现在六千年前，足以说明当时天文学已经初具萌芽了。在陕西北部神木县较仰韶文化稍晚的龙山文化的墓葬中，还出土了象征天文仪器的玉璇玑。另一些地方则出土有玉琮，这也是一种与天地有关的祭物。 && 　　要探索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萌芽，由于早期文献的缺乏和传说的迷茫，只有在考古方面多下功夫。我国考古工作者和天文史研究专家，从考古材料中搜剔出为数不少的古代天文信息，已使远古的天文显现出一些朦胧的轮廓。考古天文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这一研究，方兴未艾，前途无量。现在，许多考古工作者已经开始重视传说时期的天文材料。陕西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地下一定存有可观的古代天文学信息，是很值得学者关注的地区。 && 　　●学术繁荣的周秦时代 && 　　定都于陕西关中的西周王朝，最迟在公元前１１世纪的文王时期，已经开始了天文观测。文王死时，武王就“制正朔”。在当时的军事行动中，也有“观星望气”之士，用来占断行军作战的凶吉，传为姜太公所著的兵书《六韬》中有许多类似的内容。书中的《龙韬》篇谈到军队的参谋中有“天文三人”，负责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以辅助作战。武王伐商时，就观察到岁星在“鹑火”，《荀子．儒效》篇说：“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非常注意天象。《孙子兵法．火攻》也说到：“月在箕壁翼轸，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这些天文星占理论，那个时代的军事家们没有不重视的。 && 　　出土的许多西周青铜器，被古董家目为至宝。其上往往铸有文字，称为金文。金文中记有年月和记日的干支，还有大量关于月相的记载，常出现的有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传为周人典籍的《逸周书》上也保留有一些月相的记录。在这些名词中，至少后三个词汇与天上月亮的圆缺有关。大学者王国维认为，这些月相是月亮圆缺变化一周的定点四分法记录，有的学者依此结合史料和天象规律，来探求这些金文所记时间的绝对年代与周的历法。 && 　　注重农业的周人，生活在广阔的原野上，当夜幕降临后，周围完全没有现代社会中那些令星月光辉暗然失色的明亮灯火和喧嚣繁乱。人们抬起头来，宁静皎洁的夜空上常常是银河横空，星光灿烂、可以平静地享受“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的情趣。那时距离发明钟表的时代还很遥远，夜间人们经常观看天空中的星星确定时辰。明代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他举《诗经》中的诗句来证明这一观点，其中就有陕西地方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诗句。《诗经》中还记载有“三星在户”，“月离于毕”。毕是二十八宿中的一宿，如此，将天空星区划分为二十八宿在西周时应已出现，并为民间所熟识了。《诗经》中还出现“朔”字，从该字的造字法分析，人们已经非常理解“朔”字的本义就是体现月亮的特殊运行位置。周时的文献中还记录有引人注目的天象史料，如《周易》中提到“日中见斗”、“日中见沫”，有人认为这是对于太阳黑子的记录。《诗经．小雅》中有“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不但记下了这一次日食，而且表明那时已经以日月相会（朔）作为一个月的开始。学者们经推算后认为，这次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即公元前７７６年的９月６日。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认为发生在周平王三十六年，即公元前７３５年。 && 　　为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学术界和科学界都迫切需要一个准确的，有绝对年代的历史年表，可是中国准确的历史记年，只能上推到公元前８４１年，从此向前，年代便混淆不清。这一现象，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不便。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者很擅长利用历史上发生的日月交食和朔望的天象规律，来测验古代历史天象记录的准确性。同时，也善于运用这些天象记录来校正历法的精度。陕西天文台的一名学者，即利用史书中“天再旦于郑”的一条记录，巧妙地推算出这次日全食发生的绝对年代，将中国历史年表中有绝对年代的时间上界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段，也为廓清相关的历史迷雾打下了年代学的基础。 && 　　春秋时期，周王室日益衰败，礼崩乐坏，天子形同虚设，国家原先严密控制管理的天文人才和天文典籍也流散入各国。《史记．历书》：“幽厉之后，……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诸候不得观测天文的旧礼制的堤防也被冲决，各强国纷纷建立天文机构，据《越绝书》卷八，连越国这样的小国，也建有“仰天气，观天怪”的观测台。诸国开展天文观测，并以之预测吉凶，逐步形成春秋战国间天文科学大发展的局面。在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解放环境中，天文学随即步入异彩纷呈繁荣兴盛的阶段，私家天文著作也出现了。齐国天文学者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魏国天文学者石申则著《天文》八卷，这些书虽然都是近于占星术一类的东西，但其无不基于天文星象的观察测量而出，其中包含大量行星运动和恒星位置的知识。从其给出的恒星坐标，证明中国当时已经熟练地运用赤道坐标系了。这一坐标系至今依然为世界天文学中最通用的坐标系。 && 　　早期的占卜和星占都善于从天文学中汲取营养，也同时假借天威，以建树学科。《周易．贲卦》的彖辞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周易．系辞下》曰：“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凶吉。”《周易．系辞上》：“与天地相似，故不违。”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周易．系辞上》说了一句值得人们细细回味的话，那就是“极数知来谓之占”，也就是说，占卜就是“极数知来”。我们知道，历法是人类通过观测计算取得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最早也是最巨大的一项成功，这种成功，必然会激发其它学术对于自然奥秘的追求。从历史环境和前边大量的引文中分析，这里的“极数知来”分明指的是天文与历法的关系，天文学研究对于占卜学发展的鼓励和影响可想而知。 && 　　中国古代的天文台也有称为仪台者。《史记．魏世家》“（惠王）六年，伐取宋仪台。”《索隐》：“郭象云义台，灵台也。” && 　　西周至秦这一历史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文化科学的研究极为活跃，是中国古代哲学和和诸多古典学说奠定基础的时期。周秦时期中国天学理论的发展，对许多学科有深刻的影响，先秦诸子著作几乎都涉及到天与法天的意识，尤其在道家的学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阴符经》云：“日月有数，大小有定”；《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马王堆出土的先秦著作《经法．论》中说：“天执一以明三。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生信死，进退有常，数之稽也。列星有数，而不失其行，信之稽也。”用天文之例来说明事理，像此类文字在先秦时期非常之多，证明当时天文知识的普及。同时，天文学取得的诸多成就，对中国古代哲学体系构建也有深刻的启发。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结论：在先秦诸子学说建立之时，天文学曾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被传统史学认为是周人典籍的《周髀算经》，大约也在此时流传于世。它记录了中国古来的盖天学说，并有许多天文测量和计算的方法。 && 　　地处秦地的秦人，相对于中原各国，早期比较落后，被目为不开化的戎狄。至秦文公十三年（前 ７５３ ），才“初有史以纪事”。记事史官最少也要掌握历法，此时大约也设立了天文官员。秦宣公时，“初志闰月”。秦迁都咸阳后，在咸阳建起一系列法天的宏大建筑，这时的秦，当有了先进的天文仪器和完备的天文机构。许多中原天文人才也可能进入秦地，吕不韦及其众门客编撰的《吕氏春秋》中就有丰富的天文知识。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帛书《五星占》，存有八千文字和二十九幅彗星图，其中相当部分材料是秦时期测量的。 && 　　秦统一中国后，改变了全国历法各行其政的局面，规定全国一律运用《颛顼历》。《颛顼历》行用夏正，以十月为岁首，岁终置闰。它以甲寅年的正月甲寅朔旦立春为历元，这一日天象异常壮丽，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同时在早晨出现在东方。所谓历元，就是历法时间计量的起点。这次《颛顼历》一直延用到汉代，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才为另一部历法替代。 && 　　●两汉时期 && 　　汉初，天下初定，一切从简，汉王朝袭用了秦的正朔；用张苍的建议，采用《颛顼历》。但是，由于古来所传历法的粗疏和运用时间太长，许多地方已经不能与天象合拍了。历法上明明记的当天是满月，而天上出现的却是一弯月牙，令人无法使用。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天文观测有误差而不能修正历法造成的。在历史上，这种历象不合，曾害得孔子在《春秋》中记朔时不敢同时记日，所以，到了汉武帝时，改历的呼声很高。于是，就纭酿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太初改历事件。 && 　　改正朔，意为采用准确的记朔，也就是对历法进行调整。中国古代帝王出于迷信，新建王朝往往标新立异，以示除旧布新，大多以建国号、改正朔、易服色为立国象征。改正朔在这里被注入了时间重新开始，建立一个新时代，或开创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的特别涵义。后来，这一手法被用滥了，一些帝王为了标榜祥瑞不负责任地随意改元，使这一科学手段失去了其本来意义。 && 　　西汉武帝元封七年（前１０４），废《颛顼历》，改用邓平与落下闳等编制的新历，史称《太初历》，因行新历而改是年为太初元年，故有此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 && 　　制定精密的历法，必需对天象进行准确的测量，这次制历，召集专家，在首都长安研制出了新的浑仪，并用以测量。杨雄《法言》卷十说：“或问浑天。曰：落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对这次工作中重要人物的工作进行了评论。 && 　　这一时期，负责天文的汉太史令司马迁写出了《天官书》、《律书》等有关天文学的著作，其后另一史学名著《汉书》也在这一时期完成，其中《天文志》《律历志》等都是天文学史上的重要资料。如《汉书．天文志》记载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年）六月“客星见于房”，是世界上关于变星的最早历史文献。这颗星同时也被西方希腊天文学家依巴谷所发现，但是没有注明月份，也没有标明星的位置，远不如中国记录的准确。 && 　　汉代对于特殊天象非常重视，在《汉书．五行志》中有大量天象记录，但其目的是为了占卜人事。有几位著名的学者如董仲舒和刘歆等，特地将历史上可考的天象异常与当时发生的社会事件进行了对照研究，企图找出其间的规律，但未免陷入牵强附会之中。 && 　　汉代盖天说很流行，也进行天文知识的普及宣传，如在解释盖天理论时说：“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转，故日月实东行而天牵之以西没”。能用推磨这样浅显的比喻来说明不易理解的天体运动，也许是盖天说在世上比浑天说影响大的原因之一。 && 　　当时天文学理论不仅天文学家要掌握，卜筮之人往往也精通其术。《史记．日者列传》中记述了长安市中一位名司马季主的卖卜者，闲时与弟子讲述的是“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分别天地之始终，日月星辰之纪。”并自称其卜时“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 && 　　经过汉末三国的混战，晋室东渡，中原的许多天文图书仪器和天文研究人才也随之南下，陕西的天文观测研究也进入低潮时期。这一时期，一些具有天文知识的外国僧人开始来到中国，如活动在吴国的康僧会就“天文图纬，多所综涉。（《高僧传》卷一）”中外天文知识的交流也会随之发生，康僧会告诚吴主孙皓说：“夫明主以孝慈训世，则赤乌翔而老人见。”其所说的老人，就是中国天文学中的老人星或寿星。 && 　　前赵刘曜都长安时的光初六年（３２３），有史官丞南阳孔挺铸铜仪。义熙十四年（４１８），南朝刘裕攻入长安，找到一架孔挺所造的浑仪，说明这一时期的天文仪器有设置在长安的。但当时这部仪器只有相当于四游仪和六合仪的部分而没有三辰仪。 && 　　后秦时有一名姜芨者，造《三纪甲子元历》。他采用月食的冲来求太阳的位置，比过去用漏壶测中星所推的太阳位置准确得多，从而提高了观测的精确性。还指出日出和日落时光色暗红是地面游气影响，天顶游气少，所以中午时光耀色白。这是对大气选择吸收认识的开端。 && 　　北齐学者张子信，致力于天文观测三十多年，发现太阳和行星的运动也不均匀及合朔时月在黄道南或黄道北会影响到日食是否发生等。他的发现，对隋唐天文研究的飞跃发展影响很大。北朝佛教兴盛，在引进佛教典籍的同时，也引进了印度的一些天文学说。如《续高僧传．达摩流支》曾奉北周建武帝之命（公元５６１－５７８）翻译婆罗门天文二十卷，《高僧传．慧可传》中记有何承天学习印度天文观测法。其中密宗的曼荼罗图上有时还绘有北斗七星。唐不空三藏曾译《宿曜经》。 && 　　●隋唐时期 && 　　隋平灭南方的陈，将南朝历代所传下来的天文仪器图书及天文人才都集中到长安，并对天文旧图进行整理，重新绘制了盖图。由于皇家对天文的重视，这一时期，天文事业获得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 　　经过南北朝时期的混战，北方天文学人才凋零，隋文帝任用周坟当太史令，培养天文观测人员，从此，“太史观生，始能识天官。”而昏暴的隋炀帝也曾附庸风雅，表现出重视天文星历的样子，他别出新裁，教四十名幼稚的宫女学习星象占验，实际上视天文科学如儿戏。 && 　　隋统一全国后，对历法算是比较重视，先使用《开皇历》，由于该历粗疏，改用《大业历》，新历法中考虑到张子信关于行星运动不均匀性的发现，利用等差级数求和的办法编制行星位置表，提高了对行星运算的水平。 && 　　其间，刘焯还完成了更加先进的《皇极历》，但昏庸腐朽的帝王对此根本不予重视，天文学家费尽心血研究的成果受到了冷遇。连同刘焯关于进行一次大地测量来否定传统的“日影千里差一寸”的重要科学建议，也未予采用。 && 　　唐统一全国后，新封建君主励精图治，相继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兴盛局面。天文学也获得大的发展。涌现了诸如李淳风、一行、梁令瓒等一批杰出的天文学家。 && 　　李淳风曾奉旨撰《晋书．天文志》和《隋书．天文志》，这两种著作对中国唐以前的天文学概况进行了记录和总结。两志中也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古代天文理论。 公元６３３年，李淳风制成一架浑天黄道仪，这是一架极为复杂的天文观测浑仪，由一层又一层的圆环组成，在这架仪器上，可以直接读出天体的赤道、黄道、和白道三种坐标。李淳风还完成了《麟德历》的编制，并于公元６５５年颁行。这一历法吸收了《皇极历》一些优点、并又有新的改进。 && 　　一行是受到外国天文学史研究者高度推崇的唐代天文大师，他和另一天文学者梁令瓒改进了张衡的水运仪象，内装有精巧的机械小人，会按时自动击鼓撞钟进行报时，这一件仪器被后世誉为世界上最早研究制出的自鸣钟。他们还把李淳风的浑天黄道仪改进为能调整岁差的仪器。一行最著名的天文活动是在世界上进行第一次子午线实测，这次实测的最初目的是校验古说“日影千里差一寸”。 && 　　一行在大规模天文测量的基础上，编制了《大衍历》，这部历法非常先进，成为后代历法的典范。 && 　　唐代的诗人、文学家柳宗元对天文也很有兴趣，他认为宇宙是没有边界的，也没有中心，而是“无青无黄、无赤无黑、无中无旁”的。这种认识，把中国古代宇宙观向前大地推动了一步。 && 　　唐代天文学发达，研究天文的风气浓厚。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宣明历》和《符天历》，这些历法，都要在天文观测的基础上，研究运算才能建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盛行研习天文而形成的人才济济之局面。 && 　　●宋元明清时期 && 　　有唐覆灭，中国的都城自长安东迁后，陕西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迅速衰落，天文学也随之一蹶不振，与前一历史时期相比，几无可言之处。中国古代天文学研究的皇家御用性质，使得陕西地方上即便出现了有关人才，也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得“蜂蝶纷纷过墙去”，到京城等地区寻求发展。 && 　　宋代理学家张载在其著作《正蒙．太和篇》中讨论过有关天体运行和天体形成问题。他认为：一年中间昼夜长短的变化，是阴阳二气的升降使大地升降所致。一日中间天体的东升西落，是大地乘气左旋的结果。他提出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宇宙到处充满了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入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 && 　　这一时期，陕西民间活动的天文研究者，也写出一些天文著作，但由于条件所限，实际天文观测工作则不易开展。这些著作，大都是对历史上的天文文献和星占类资料的研究和整理，真正的天文观测和记录很少，天文研究成就不大。 && 　　中国有传统的修志习惯，陕西一些地方志中，记录有一些天象，这些东西，多以灾异或祥瑞面目出现，但也并非全无用处，有些内容现在看来仍具有特殊研究价值。如日食，在地面上有日食带，不在这些地区的人就看不到，据各地县志记载的同次日食有无和不同，可补正史记录的不足，解决一些学术上的疑难。国内外对于卷帙浩大的中国古代地方志中这类天文材料已经日渐重视，但倘若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则工作量也是巨大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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