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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是如何影响社会稳定的?
日 17:54:12
中国社会学网 作者：
提 要 恐怖主义主要是一种有政治目的的突发性的非法暴力或暴力威胁活动,不同程度地影响社会稳定。本文着重分析了恐怖主义对社会稳定的三大影响：恐怖主义是一种心理战，它以暴力为手段、以传媒宣传为中介制造恐怖气氛，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损害社会安全感，影响社会人心稳定；恐怖主义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矛盾斗争，它激化社会矛盾，危害政治首脑生命安全和社会政治安全，容易引发政治危机，甚至酿成动乱与战争；恐怖主义是一场经济破坏战，它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耗费政府和社会大量的反恐支出，提高了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
关键词：恐怖主义 社会稳定 影响
恐怖主义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由来已久，但只是在2001年美国“9·11”恐怖事件之后，人们才引起重视。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人们已经越来越充分地感觉到反恐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正确认识恐怖主义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但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恐怖主义问题，更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开展反恐怖斗争，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一、恐怖主义是一种心理战，它以暴力或暴力威胁为手段，以传媒宣传为中介制造恐怖气氛，严重损害社会的安全感，影响社会人心稳定
对于什么是恐怖主义，国内外莫衷一是，很难达成一个完全一致的意见。[2]虽然如此，根据国际社会的有关法律、政策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人们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共识：即大多把暴力（或暴力威胁）、政治目的、恐惧气氛等列入恐怖主义的基本要素之中。据此，大体可以将恐怖主义定义为一种旨在制造恐惧气氛的、有政治目的的、针对非战斗目标(主要是平民目标)的非法暴力活动。恐怖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恐惧性，是打心理战，即主要以暴力（如爆炸、绑架、暗杀、劫机）或暴力威胁为手段，以传媒宣传为中介来制造恐惧气氛，对更为广泛的社会大众造成心理压力，使其产生恐惧、害怕、担忧心理，产生不安全感。一般而言，“恐怖分子的真正目标不是受害者，而是公共意见。”[3]恐怖主义从形式上而言，是对具体目标（人、物）的暴力攻击，但其实质主要不在于消灭这些实际的具体目标，而是在于影响更为广泛的社会大众，影响社会的反应，或影响国家的政策。
恐怖主义的恐惧性或恐惧气氛的形成，主要应归因于恐怖主义暴力（暴力威胁）的突发性、象征性、难以预测性，以及传媒的宣传。由于恐怖主义在何时、何地、针对何人何物、以何种方式而发生，都带有很大的突发性和难以预测性，而正是这种突发性或对受害者而言的难以预测的偶然性增加了人们的忧虑，担心自己随时可能成为突然发生的恐怖事件的受害者。而恐怖主义的象征性就是恐怖主义往往攻击具有某种政治、经济、文化象征意义的对象（目标）。一方面，恐怖主义打击对象往往是有所选择的，另一方面由于任何人、任何人（物）对于恐怖主义而言都可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因而实际上恐怖主义打击的对象是几乎不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恐怖主义正是通过这种广泛的象征性目标的攻击活动来发出某种信息，制造恐惧气氛。“恐怖主义比较高的有效性，是由于它的象征性。因此，恐怖分子常常企图使其选择目标的象征价值最大化。”[4]一方面，恐怖分子攻击一些有影响的特殊目标，是因为恐怖分子认为其具有某种政治、经济、文化象征价值;特别是攻击政治领导人、外交官、宗教领袖、国家与政府的标志性建筑物等名人要物,不但可能起到消灭特定的名人要物的直接作用，而且具有很强的象征性（如改变某种现行政策）。另一方面，打击普通的平民目标往往比打击名人要物更具象征性与恐怖性，因为人们往往倾向于与自己类似的人认同，打击名人要物未必能使普通人感到恐怖，而打击普通的平民目标往往更能使芸芸众生感到不安全，或造成严重的物资破坏与经济损失，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利，导致人们不但会为自己的安全担心，而且会自己的家庭、亲属、朋友的安全担心，担心他们成为恐怖分子攻击的下一个受害者，加剧社会的恐惧与不安气氛。正因为这样，对于恐怖主义而言，普通目标往往比名人要物更具象征价值。事实上，透过世界恐怖主义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当代“恐怖主义是没有饶恕的斗争，没有什么是被排除在外的，并且在大多数恐怖分子看来，任何目标都是活该被打击的对象”。[5]当代恐怖分子已经越来越将毫不相干的无辜平民及普通公共设施作为打击的主要目标，在城市购物中心、写字楼、公共广场、地铁站、火车站、飞机场、码头、海滩、游览圣地、学校、居民住宅区等普通平民集聚的地方，到处都不时有血腥的恐怖事件发生，严重危害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加剧了社会的恐怖气氛。以色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不少专家都不无深刻地指出:恐怖主义打击的目标与恐怖分子不满的真正原因的相关性越小，其行为就越具恐怖主义性质，恐怖效果就越大。[6]当代恐怖主义已经越来越朝着针对无辜平民目标的滥杀无辜的群体性“象征性价值最大化”的方向发展，这样有着不安全感的政治领导人特别是普通民众无法预测，恐怖主义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可能针对自己而发生，因而难以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恐怖活动的攻击。所有这些，就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普遍担忧与不安的恐怖气氛，形成并增加了人们的恐惧感，使公众感到这几乎是对他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威胁——不但使那些容易成为恐怖分子攻击的重点或特定人物感受到安全威胁，而且使那些间接或偶尔成为恐怖活动攻击目标的普通平民也缺乏安全感，影响社会人心稳定。
更突出的是，恐怖主义不是一般性的暴力或暴力威胁，而更多的是一种旨在扩大社会影响的非法政治暴力，它内在地需要宣传。寻求使恐怖主义的效果或恐怖分子“事业”影响的最大化，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即宣传性或宣扬性是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暴力和宣传有很多共同之处。暴力是通过强迫来达到改变行为的目的，宣传是通过说服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恐怖主义是这两者的联合体。”[7]恐怖主义是暴力的宣传，宣传构成了恐怖主义的重要的结构性链条，“没有宣传的恐怖主义，就如打空包弹的武器一样。”[8]从根本上讲,恐怖主义的直接目的就是要通过具体的恐怖事件来制造令人恐惧的社会气氛，因而恐怖主义的实际效果大小常常取决于它在多大规模上使公众感到焦虑、担心和不安全，而这除取决于恐怖活动本身的残酷性、规模性等外，更多地要取决于它能引起多大的社会注意力、扩大其影响力，即公众是否知道，知道的范围有多广。恐怖主义问题专家研究发现: “恐怖主义是戏剧”，“恐怖主义的目的是打击那些看戏的人们，而不是戏中的实际受害者”，或者简单地说其目的是“杀一儆百”，因此它“需要很多人来看，需要很多人来听”。 “恐怖主义，当它使普通市民大众深切感受到的时候，其效果最大。” [9]1985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则提出了著名的“宣传是恐怖主义的氧气”的观点，强调宣传对恐怖主义的重要性，批评了西方传媒对恐怖主义的不当宣传加剧了恐怖主义的泛滥与社会的恐怖气氛。[10]正因为如此，恐怖组织大都非常重视宣传的作用，不少恐怖组织更是深谙此道，拥有操纵传媒或引起传媒注意的技巧，懂得如何有效地将假话、夸张、政治主张与所遭受的痛苦、挫折、贫穷的事实等有机地编制在一起，以赢得新闻传媒与社会大众的怜悯与同情。一些恐怖组织甚至本身还有专攻新闻传播学的大学生参与其中，帮助他们制定有关的宣传与公关技巧，以扩大影响。这样，恐怖事件透过传媒的大肆宣传，实际上就使更多的民众陷入对恐怖主义的担忧和恐惧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纳入恐怖主义的潜在牺牲品范围之内，从而增强了恐怖主义的威力，加剧了人心的不安。[11] 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一方面，恐怖主义的暴力危害已经相当严重，各种血腥的恐怖暴力事件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安全。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至1997年，全球跨国恐怖事件共造成4万人伤亡，其中约1万人丧生。2001年“9·11”事件是迄今为止最为严重的恐怖事件，造成3千多人丧生。2002以来，每年都有三四千人在恐怖事件上伤亡。[12]恐怖主义的暴力已经不同程度地打击了世界人民的安全感，令人感到恐惧。另一方面，恐怖组织巧妙地利用电视等现代传媒对恐怖事件的大肆宣传，确实大大地加剧了暴力的恐怖性，并扩大了恐怖事件的政治影响。在这方面，1972年9月德国慕尼黑奥运会期间绑架人质的恐怖事件，是现代史上的最突出的早期例子，全世界约有8亿人通过电视传播目睹了这一血腥的恐怖事件，使人们深深地感受到恐怖主义的血腥威胁。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后，美国等西方媒体的地毯式的集中宣传，全世界数十亿人看到了这一前所未闻的恐怖事件，血淋淋场面的反复播放实际上也加剧了事件的恐怖效果。“几个月期间,媒体完全浸沉于‘9·11’事件及其后果之中”；“几乎每一条新闻，都在谈论恐怖分子袭击事件及其对各个方面的影响”，“大媒体不折不扣地再现了那些令人目瞪口呆的景象，这对公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3]这种过度的宣传报道，不但让美国各地的人民为恐怖袭击的血腥暴力场面所震慑，而且也使世界各国的人民震惊不已，亲身感受到恐怖事件的恐怖之处，加剧了社会的恐怖气氛和人心不安。据民意调查，早在年期间，84％的美国人已把国际恐怖主义作为对美国的“重大威胁”，远超出任何其他威胁因素的重要性。[14]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人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更加担心了，恐怖主义已成为美国人生活中挥之不去的心病。车臣分离主义分子不断制造的恐怖主义活动也对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投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特别是日发生在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的别斯兰人质事件（造成包括约150名儿童在内的至少339人死亡，700多人受伤）对普通民众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安全压力。
总之，由于恐怖主义的突发性、象征性、难以预测性和传媒的过度宣传，恐怖主义对社会稳定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使社会陷入恐怖气氛之中，严重影响了社会人心稳定。恐怖主义问题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恐怖主义不能仅从暴力角度来定义，而且要从宣传的角度来定义。这两者是联合在一块起作用的。”[15]恐怖主义是“心理战”,而不是军事战；“导致恐怖主义的乘数(放大)效应的最重要因素,是它对人们产生的远远超出事件本身的心理效应。”[16]因此，要正确认识恐怖主义对社会稳定的危害，并有效地开展反恐怖斗争，就必须认识到“今天的恐怖分子施加的最大威胁在于他们制造的恐惧气氛”这一最基本的问题[17]。有了这一认识，就可能正确评估恐怖主义的威胁，就可能在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和报道恐怖事件之间保持适当平衡；没有这一认识，对许多事情的认识就可能不到位，反恐也可能事倍功半。
二、恐怖主义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矛盾斗争，它激化社会矛盾，危害政治首脑的安全，影响政治稳定，容易引发政治危机,甚至酿成动乱、国家分裂和国内国际战争
“恐怖主义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18]是社会矛盾斗争的一种歪曲形式。恐怖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各有关国家内部的政治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经济矛盾、文化矛盾等各种矛盾尖锐化或畸形化，在于国际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或畸形化。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是当代恐怖主义的两大重要原因。据统计，全世界的恐怖主义组织有近60％与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因素有关。[19]不过，“一切历史冲突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 [20]，恐怖主义暴力最为深刻的根源往往还在于经济利益矛盾。马克思主义历来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恩格斯指出：恐怖主义大体都是“无济于事的残暴行为”[21]；列宁早在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前，就反复强调必须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并强调恐怖手段“是极其不恰当的”，“实际上达不到目的”，相反它只“会把人引入地狱” [22]。恐怖主义是社会矛盾斗争的一种歪曲形式，它不但无助于矛盾的解决，反而会加剧各种社会矛盾，危害社会秩序，影响政治格局和安全，有的甚至酿成动乱与战争。特别是恐怖主义组织和恐怖分子往往阴谋暗杀各国政治首脑，对世界各有关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生命安全造成程度不同的现实威胁，容易引发政治危机，对其国家的政治稳定构成现实危害。如果一个国家事前没有关于国家和政府最高首脑交接班的法制化的明确制度规定，一旦最高首脑被暗杀（包括大规模爆炸袭击）身亡，不但会使该国丧失一位最高领袖，而且会使国家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因为，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的主要危机来自继承人问题”。[23]而此时，该国不得不突然面临同时进行推选新的最高首脑、治理丧事、打击恐怖分子的多重紧急任务，其中最紧急最棘手的问题在于，最高权力真空的危险从空而降，而由于缺乏产生最高首脑的法制化的明确制度规定，如何推选新的最高首脑、谁是最合适的新的最高首脑都是未知数，充满了不确定性，往往导致人们很难在恐怖分子刚刚造成的恐怖气氛中迅速形成共识，难以迅即紧急地推选出新的最高首脑。特别是如果有国内国际政治势力参与暗杀该国最高首脑，那就很可能使国家陷入政治纷争、政治动乱甚至战争的灾难之中。
从民族国家内部层面看，恐怖主义已成为一大公害，全球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着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例如，在中东地区，民族国家内部的恐怖主义相当普遍，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危害了国家的政治安定。例如，在黎巴嫩，在年长达16年的时间内，爆炸、暗杀、绑架、劫持人质等各类恐怖活动泛滥成灾，社会陷入长期动荡不安之中。恐怖活动不但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也使黎巴嫩总统贝·杰马耶勒（1982年）、勒内·穆阿瓦德（1989年）、总理拉希德·卡拉米（1987年）以及数十名部长、议长与政党领袖惨遭暗杀，使国内的政治矛盾、宗教矛盾越来越复杂化，致使国家长期陷入内战和动乱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恐怖主义仍是危害社会秩序与安全的一大问题。在阿尔及利亚，1992年以来国内恐怖主义泛滥，反政府的暗杀、爆炸活动持续不断，不但使许多军人与政府官员死于非命，而且也使大量的普通市民、商人、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外国游客等无辜平民丧生，社会秩序一度荡然无存。恐怖主义更加剧了国内的政治与宗教矛盾，并使国家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加剧了国内的经济矛盾与经济危机，并为新的恐怖主义的滋长提供了土壤，导致国家陷入持续数年的动荡不安之中。在埃及，恐怖主义不但危害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使总统的生命安全遭到不时的威胁。例如，1981年总统萨达特被宗教极端分子暗杀于阅兵式上，危害了埃及谋求国际安全环境的努力。穆巴拉克出任总统后，恐怖主义仍持续不断，不但多次危及总统的安全，也使大量的平民百姓和外国游客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成为危害社会秩序与政治安定的一大祸害。在土耳其，库尔德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不但危害土耳其国内的正常社会秩序与稳定，也对其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造成很大的现实压力。
在拉美地区，极左恐怖分子或毒品恐怖分子的恐怖活动对不少国家的政治安定与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危害。例如，在秘鲁，“光辉道路”和“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等组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恐怖活动，不但使国家的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往往也加剧了国内的经济矛盾与经济危机，严重破坏国家的政治安定。在哥伦比亚，毒品型恐怖主义和极左型恐怖主义都相当泛滥，不但直接危害了哥伦比亚国内的安全与社会秩序，而且也使哥伦比亚的国内政局充满变数，陷入动荡。特别是恐怖主义势力暴力手段与金钱收买两手并用，如经常暗杀或威胁政治领导人（总统或总统候选人），公然枪杀或暗杀警察、法官和政府官员，或用巨额金钱贿赂政府、警察与法官，向各级国家机关进行渗透，致使政治腐败问题严重，国家的行政与司法活动的独立性受到侵蚀，在一些地区恐怖主义势力或其代理人有时甚至成为政坛的主导力量，操纵了地方政治、经济事务，也使政府的反恐怖主义行动难以奏效。[24]
在西欧地区，因民族、宗教和政治矛盾而引发的恐怖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就比较突出，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社会政治秩序。例如，在英国，“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爱尔兰防卫协会等组织实施的大量恐怖活动，不但导致北爱尔兰地区的长期动荡不安，社会秩序混乱，而且也危害英国其他地区（如首都伦敦）的社会秩序与安全；不但使大量无辜百姓遭殃，也危及政治领导人的安全。在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红色旅”、“红军派”、“直接行动”、“黑秩序”、“黑手党”等极左、极右或民族分离主义组织的恐怖活动，都对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与危害。在西班牙，长期以来，“埃塔”分离主义的恐怖活动时有发生，不但危害巴斯克地区的稳定与秩序，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西班牙的国内政治斗争。[25]近期最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 “3·11”马德里大爆炸的政治影响非常，在3月14日的全国大选中，在“3·11”事件之前民意调查中一路领先的执政党人民党被最大反对党工人社会党击败。这一选举结果，一方面反映了恐怖事件对西班牙民众的巨大心理影响，另一方面更反映了西班牙民众对人民党政府执行亲美路线、支持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以及在真相未清的情况下把矛头指向“埃塔”等做法的不满情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3·11”恐怖事件（“基地”组织策划）成为了西班牙国内政治斗争格局变化的导火索，民众用选票把人民党政府赶下了台。
在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冷战结束后，民族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对有关国家的安全与主权统一构成了严重威胁。例如，在俄罗斯，车臣分离主义分子的恐怖活动不但危害车臣地区的安全与社会秩序，而且危害首都莫斯科等地的安全与社会秩序，并对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构成现实威胁，并两度引发了国内战争。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宗教极端势力的恐怖活动也迅速蔓延，危害了各国的社会秩序，并对各国世俗政权的政治统治构成了现实的危害与挑战。
在南部非洲地区，恐怖主义也是破坏社会秩序与国家政治安定的一大祸害。例如，在莫桑比克与安哥拉,20世纪80年代恐怖主义与战争交织在一起，使国家秩序荡然无存，政治动荡不安。在卢旺达，1994年4月卢旺达总统与布隆迪总统的座机在卢旺达首都机场上空遭袭击的恐怖事件，不但致使两位总统遇难身亡，而且更成为卢旺达国内图西族与胡图族之间百万人丧生的种族仇杀战的导火索，对国内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危害与破坏。
在南亚及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也对不少国家的正常社会秩序与稳定构成了现实危害，有的还酿成了持续的内战，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也遭到挑战。例如，在斯里兰卡，泰米尔分离主义分子1983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恐怖活动，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加剧泰米尔人与僧伽罗人之间的民族矛盾，社会动荡不安；有时甚至使国家陷入局部战争的状态，对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构成威胁。国家的政局也因恐怖主义而动荡不安，政治领导人不但生命安全经常遭受威胁或危险，包括总统在内的不少政要惨遭毒手，而且也经常由于恐怖主义问题而面临被其他党派或政治势力所轰下台的危险。在印度，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不但危害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往往还加剧印度教、锡克教之间宗教矛盾，并威胁到政治领导人的安全（如1984年10月英·甘地总理被锡克教极端势力暗杀）。在巴基斯坦，穆斯林什叶派与逊尼派极端分子之间的恐怖活动也是对巴基斯坦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构成了一定的危害，而有时并渗杂着政治势力的幕后支持或策划，更容易酿成严重的政治事端或冲突（如1988年8月齐亚·哈克总统被暗害）。在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主义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不但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也使国家主权统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面临挑战。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祈祷团”和“自由亚齐运动”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也对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构成了现实危害。[26]
从国际层面看，历史中影响最大的恐怖主义事件是日发生在萨拉热窝的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被暗杀身亡，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事件发生后，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本已紧张的矛盾迅速恶化，而英国、法国、俄国三国组成的协约国与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三国组成的同盟国之间的本已紧张的矛盾立即全面加剧。日，在德国的支持下，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7月28日奥匈向塞尔维亚正式宣战，奥匈军队迅即开进了塞尔维亚。与此同时，外交斡旋虽紧锣密鼓但迅速相继失败，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大战持续四年三个月，使各国人民遭受空前灾难，约1000多万人战死，约2000万人受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700亿美元。从当代国际关系层面看，由于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矛盾）、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矛盾、谋霸权与求和平的国际政治矛盾、南北经济差距悬殊等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造成国际恐怖主义屡打不止，并形成了国际恐怖主义与反国际恐怖主义斗争日趋加剧的恶性循环，激化了国际矛盾，影响了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秩序。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恐怖主义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一种歪曲形式，采用恐怖主义的主体不但有处于弱势地位的，也有处在霸权或强势地位的国家或组织。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自1947年成立以来，在国际上从事或支持发动了大量的恐怖活动，有的也为其自已的解密文件所证实。[27]这样，在当代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中，美国的角色是最为独特的：一方面，它在暗中策划或从事某些国际恐怖活动；另一方面，它又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受害者（“9·11”事件是最严重的案例），并在到处开展反恐怖主义行动。据统计，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全世界平均每年有1/3以上的国际恐怖主义事件是针对美国目标的，平均每年发生的反美国际恐怖主义事件超过180余起。一方面，它的霸权主义扩张政策是滋生国际恐怖主义的政治根源；另一方面，它简单地“以暴易暴”的军事反恐政策不但没能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反而又加剧了国际政治矛盾，成为新一轮反美国际恐怖主义的诱因。2001年“9·11”事件不但引发了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而且也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尚武军事反恐政策更加突出。美国在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问题上的这些矛盾的多重角色，反映了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其客观后果往往不但无助于国际安全与和平，反而容易激化国际矛盾，加剧国际紧张局势，致使国际恐怖活动此起彼伏。又如在中东地区，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相互攻击性的国际恐怖活动持续不断，致使中东成为国际安全形势最为紧张的地区之一，国家间矛盾常常因恐怖活动而更加恶化，并对对方国内的政治产生相当直接的影响，从而影响地区安全与国际安全。无论是在以色列国内，还是在巴勒斯坦方面，搞恐怖主义的极端势力长期以来一直都客观存在，力量不可低估，而同情甚至支持极端势力的力量更是相当不菲，从而直接影响双方国内的政治斗争与权力分配格局。据专家研究发现：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反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对以色列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政治选举有着显著影响，几十人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也许可以决定未来谁将成为以色列的总理。因为如果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频繁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以色列人就可能支持对巴勒斯坦人与对和平进程持强硬态度的人。反之，则可能支持与巴勒斯坦讲和的人。[28]总之，恐怖主义的社会政治影响不可小视，它不但直接危害社会秩序和国际安全，而且加剧国家间的矛盾，影响公民的政治态度，可以成为制约两国推动和平进程的严重障碍。
三、恐怖主义是一场严重的经济破坏战，它造成极大的物资和金钱损失，耗费政府和社会大量的反恐支出，增加了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
恐怖主义虽然主要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对社会秩序与国家安全构成直接的现实危害，但恐怖主义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并进而危害社会的稳定。
首先，恐怖分子敛取了巨额钱财，对国家的财产与经济构成了直接危害。“金钱是恐怖主义的驱动力，没有它,恐怖主义就无法运转。”[29]现代恐怖主义往往需要大量的钱财作支撑，恐怖主义行动的准备需要很多钱，后勤需要钱，武器需要钱，情报需要钱，恐怖分子的活动也需要钱。因此，恐怖分子总是想方设法地难过各种渠道与方法敛财，或是通过绑架、勒索、抢劫、收保护费、从事毒品生产与走私、制造与走私假币等违法犯罪活动方式，或是通过建立掩护公司、社会福利机构、接受国内外的捐款等表面“合法”方式为掩护敛取钱财。“今天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巨大的商业”，[30]特别是制贩毒成为当代恐怖组织敛财的重要途径,对经济的危害也尤其严重。国际恐怖分子本·拉登堪称当代恐怖分子的“首富”。据估计，其个人财产超过2.5亿美元，其家族拥有的财产达数十亿美元。本·拉登自1990年以来建立了实力堪与国家相比的庞大势力网络，控制了大批企业、银行与文化慈善机构，其海外银行每年资金交易额高达400－600亿美元。在哥伦比亚，两大主要的恐怖组织的收入每年多达9亿美元，毒品犯罪与恐怖主义犯罪合二为一，严重危害了哥伦比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在秘鲁，“光辉道路”组织从贩毒活动中每年都敛取了几亿美元的巨额钱财，其中仅收取保护费就超过每年1亿美元。在斯里兰卡，泰米尔分离主义恐怖组织有遍布全球的活动网络，每年敛取了几千万美元的巨额钱财。在英国，1971－87年北爱尔兰恐怖组织通过违法犯罪活动筹措的资金约为1亿美元,八十年代晚期以来更增加到每年万英镑。在西班牙，1975－87年“埃塔”恐怖组织筹措的资金超过1.34亿美元。在意大利，“红色旅”等恐怖组织在年期间筹措的资金超过6千万美元，八十年代初每年接近1千万美元；而危害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兼具恐怖组织与黑社会特点的意大利黑手党的敛财活动，通过贩毒、绑架与掩护性商业活动，其财产已超过3100亿美元。在俄罗斯,从事恐怖活动的民族分裂组织和黑社会组织每年收入数千亿美元，其中黑社会组织每年收入超过2000多亿美元。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组织、黑社会组织融为一体，危害极为严重。在中东地区，巴勒斯坦一些从事恐怖活动的激进组织每年的收入都在几千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在土耳其，库尔德恐怖组织每年筹措的资金收入超出8千多万美元。在日本，邪教恐怖组织奥姆真理教，在年6年间,其资产扩大了250倍,高达约10亿美元。1995年东京地铁毒气恐怖事件事件后它虽遭日本政府的打击，但仍有相当的奖金实力。在美国，世界各地恐怖组织每年都在此筹措了数千万美元的活动资金，如巴勒斯坦一些恐怖组织每年从美国筹集的资金高达1千多万美元。[31]
第二，恐怖主义造成的直接物资财产损失极其严重。据统计，1985年以来全球恐怖分子炸机事件造成的直接物资财产损失超过200亿美元。在秘鲁，“光辉道路”组织在年9月（其头目古兹曼被逮捕）期间，恐怖活动造成的直接物资财产损失高达200－210亿美元。在斯里兰卡，1983年7月发生大规模恐怖活动以来的几年时间内,恐怖活动使11300家企业与10万间房屋被毁,直接物资财产损失高达20亿美元。在英国，年期间因北爱尔兰问题而引发的恐怖爆炸（含纵火）活动，直接物资财产损失超过17.34亿美元；进入1990年代，危害有时更加严重，其中1993年恐怖事件造成的直接损失就达15.8亿美元。[32]在意大利，年恐怖主义造成的直接物资财产损失至少4.64亿美元。在西班牙，“埃塔”等组织的恐怖活动在1973－87年期间造成的直接物资财产损失超过4.07亿美元。在美国,1993年2月纽约世贸中心大厦爆炸案直接物资财产损失约10亿美元；1995年4月俄克拉荷马州联邦政府大楼被炸，直接物资财产损失高达7.5-10亿美元；[33]2001年“9·11”恐怖事件造成四架民航客机、世贸中心双子塔楼等被毁，直接物资财产损失可达近千亿美元。
第三，恐怖主义对旅游业的危害非常突出。旅游业是对安全因素极其敏感的产业，恐怖主义对其的影响，既立竿见影，又可持续很长时间。[34]在旅游业已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的今天,恐怖主义对旅游经济的危害日发严重。例如，受恐怖主义的影响，全球年损失国际旅游收入230亿美元；西欧年共损失国际旅游收入高达217亿美元；哥伦比亚年损失国际旅游收入约35亿美元；秘鲁年损失国际旅游收入约21.5亿美元；埃及年损失国际旅游收入至少55亿美元；黎巴嫩年损失国际旅游收入损失约56亿美元；斯里兰卡年损失国际旅游收入损失7.2亿多美元。在以色列，恐怖主义对旅游业的影响甚至有时比战争而严重，自1970年以来损失的国际旅游收入数数十几亿美元，其中至少损失5.4亿美元。[35]就个案而言, 恐怖事件的影响也很严重，有时一次严重的恐怖事件动辄就造成旅游业数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例如，日美国环航公司劫机案，导致180万美国人改变和取消了他们预定的旅游计划，仅此一项就使欧洲与地中海地区国家损失国际旅游收入16.8亿美元（不含空中交通费）[36]。日,埃及恐怖分子用冲锋枪屠杀外国游客的卢克索恐怖事件,致使埃及旅游业损失10亿美元的收入。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旅游业遭受沉重打击,美国大陆航空公司一周内损失2亿多美元，有的航空公司被迫倒闭；美国国内机票预订率三周内下降了45.2%，国际机票预订率下降了27.5%。据估计，美国遭受的旅游经济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37]不但如此,恐怖事件还使欧洲和其他地方旅游业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2002年10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爆炸事件严重打击了印尼旅游业，年估计损失旅游收入数十亿美元，其消极影响还波及东南亚地区，且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第四、恐怖主义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人们的投资与消费信心，严重影响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恐怖主义有巨大的威慑破坏作用，一些恐怖主义威胁或恐怖事件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严重危害经济稳定与发展。例如，在斯里兰卡，1983年7月以来由于恐怖分子扬言在茶叶（斯三大出口商品之一）中投放了氰化物，致使买主与用户恐慌，导致茶叶出口大幅下降、损失惨重；恐怖活动还使外资纷纷撤离，经济危害严重。日，美国驻智利大使馆接到匿名电话威胁，称在一些水果中投放了毒药。3月13日，美国政府在智利出口到美国的水果中发现两颗葡萄内有微量的氰化物，决定对智利水果禁运。虽然在智利的抗议下美国在第5天取消了禁运令，但智利还是蒙受了3.4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另外，欧共体等国家虽然没有禁运,但决定要对其进行检查，也影响了其出口。据悉，整个事件给智利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其GDP的2％－5％(约为5.2亿-13亿美元)。[38]日,埃及的卢克索恐怖事件不但打击旅游业，而且对股市造成了严重危害，引起埃及股市的大幅震荡。卢克索事件发生后，当天埃及股市便一泻千里，仅成交54万股，不及事发前一日成交额的8％，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破坏损失。2001年“9.11”恐怖事件, 造成纽约股市关闭数日,严重动摇了投资者信心，全球股市普遍暴跌或下挫，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如从9月12日起，全球股市反应强烈，东京日经指数也急剧下挫，跌破了万点心理大关并创1984年以来的新低；香港恒生指数开盘后急挫，跌幅达12％，收市时仍跌923点，创32个月来的新低；亚洲其他股市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挫，新加坡、汉城、马尼拉等地股市的跌幅在4.07％－7.42％之间。而受爆炸影响休市的纽约股市17日重新开盘后，道琼斯指数一路下跌，到20日已经下跌了1229.30点，跌幅达12.8％。恐怖事件引发全球油价大幅上涨，对亚太地区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造成重大打击。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报告指出, “9.11”恐怖事件使发展中国家经济损失严重，从而使全球生活在赤贫状态的人口增加1000多万；世界经济2001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因恐怖事件而下降1个百分点，经济损失达3500亿美元。[39]日（星期六）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恐怖大爆炸，不但严重危害印尼经济，而且影响东南亚的经济增长，不少投资者纷纷逃离印尼及其周边地区，旅游业损失惨重。10月14日，雅加达综合指数重挫10％，接近4年来最低点；马来西亚和泰国股市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亚洲外汇市场上，印尼盾迅即贬值。据亚洲银行专家称，巴厘岛恐怖大爆炸可使印尼当年GDP增长下滑0.5个百分点；对2003年GDP增长的负面影响会在0.5%至2%之间。[40]
第五、恐怖主义迫使政府和社会加强安全支出，耗费了大量的反恐怖资金，增加了经济交易成本，挤压了国家用于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资金，增加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的成本。随着恐怖主义在全球的滋生与蔓延，世界各国都不得不加强反恐怖工作，反恐怖支出不断攀升。无论是开展反劫机、反劫持工作，还是开展反爆炸、反袭击工作，无论是防范一般性的恐怖活动，还是防范核、生化恐怖主义和计算机恐怖活动，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反恐资金，加强安全防范与检查设施与程序，增加经济交易成本，增加了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如在美国，恐怖主义等暴力犯罪的日益严重化，不但使政府的安全支出大幅增长，也使民间（私人）的安全支出急剧攀升，远超过政府的安全支出。20世纪80年代美国警察部门安全支出已高达每年140亿美元，而民间部门的安全支出则更高达每年210亿美元。不但如此，民间安全支出的这种增长态势还在继续，20世纪末估计为每年500－600亿美元的庞大规模。[41]而仅从政府反恐专项资金的投入情况看，在英国，每年中央与地方政府都要支出反恐资金数亿至十数亿美元，仅统计年就支出97亿多美元；在爱尔兰，年政府反恐怖支出达32亿多美元；在西班牙，1975－85年政府反恐怖支出共计44.568亿美元；在联邦德国，1970－81年政府反恐怖支出共计26.967亿美元；在俄罗斯，2003年度除拨出反恐怖专项资金30亿卢布外，还有140亿卢布用于车臣重建及反恐；在以色列，1967－78年政府用于反恐怖的资金共计292.7多亿美元,年均支出24.4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14%；在土耳其,政府每年的反恐怖支出约60亿美元。[42]在美国，自1972年成立反恐怖主义办公室以来，美国政府有数十个部门负有反恐怖职责，耗费反恐怖支出每年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其中年支出近400亿美元。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支出的反恐资金就高达650亿美元。[43] 更为突出的是，由于恐怖主义的压力，美国每年都投入巨额的资金进行反恐技术研发。据统计，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反恐技术研发投入资金高达920亿美元，而私人企业的投入比政府的投入要高1倍（2004年达到1870亿美元），加上其他方面投入的资金，2004年全美反恐技术研发投入总计高达3010亿美元；2005年全美国反恐技术研发投入更高达约3120美元（其中美国联邦政府投入980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3.6%（其中美国联邦政府投入比2004年增长8%）[44]。世界各国这些巨额的反恐怖支出，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恐怖主义影响的严重性。
总之，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旨在制造恐怖气氛的非法暴力活动,其对社会稳定的消极影响是相当突出的。这种影响不但表现为它严重影响人们的心理安全和社会的安全感，而且表现在它激化社会矛盾，危害社会秩序和政治安全，甚至酿成动乱与战争；恐怖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造成各种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挤压了国家用于发展经济社会事业的资金，增加了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本。
就我国而言，恐怖主义对社会稳定的现实危害并不太突出。但在国际恐怖主义泛滥的今天，对恐怖主义的危害也决不能掉以轻心。当前，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危害最主要来自新疆、西藏等地“东突”、“藏独”民族分裂势力、宗教狂热势力及其境外势力。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受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及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的影响，国外“泛伊斯兰主义”、 “泛突厥主义”等极端思潮及其恐怖主义活动泛滥的影响，特别是西方一些国家敌对势力的公然或暗中纵容或支持，我国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区面临着日趋严重的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狂热主义的恐怖主义活动威胁，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安定团结和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危害。
新疆境内外的“东突”分裂主义是以“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为理论基础，并和新疆极端民族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西方国际敌对势力妄图将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的政治阴谋与需要的产物。它的核心思想是“东突厥斯坦独立论”，企图通过制造讲突厥语的、信伊斯兰教的民族同其他民族之间的相互对立，鼓吹新疆“独立”，妄想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
“东突”分裂主义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从历史根源上看，它的最初出现乃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英、俄等帝国主义一手造成的。所谓“东突厥斯坦”，并不是一个纯地理名称，而是19世纪帝国主义列强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和“泛突厥主义”过程中的出笼的，体现了帝国主义和其他反动势力阴谋将根本不属于 “突厥斯坦”（历史上突厥人居住与生活的地方）的我国新疆（西域）从中华民族大家族中分裂出去的侵略意图，带有明显的肢解我国领土的意思。因此，“东突厥斯坦”这一称谓，历来就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唾弃与谴责。新疆解放前的半个世纪，新疆民族分裂主义是新疆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外的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罪恶活动，多次制造了叛乱与暴力恐怖事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新疆境内外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在西方一些国家的敌对势力纵容或支持下，加紧进行政治宣传与恐怖主义活动，民族分裂主义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业已成为危害新疆社会稳定与安全的主要危险。从近十来年的情况看，不但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大量增多，而且活动更为频繁，他们大肆进行跨地区、跨国界的串联活动，国内外相勾结，大量向新疆境内偷运反动宣传品、枪支弹药；在不断加强政治蛊惑性宣传和政治渗透，伪造历史、攻击与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鼓吹“仇汉”、“排汉”与“反汉”情绪，破坏汉族与维吾尔族间的团结关系、大肆煽动民族分裂主义情绪的同时，也大肆发展宗教组织与宗教势力，与我争夺对宗教的领导权，利用宗教活动和披着宗教的外衣大肆进行政治、宗教渗透，利用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朴素的宗教情感，阴谋煽动群众闹事，非法干预正常的行政、司法、教育工作，并阴谋开设地下经文学校，有的甚至向学校渗透；大肆煽动宗教狂热，培训宗教狂热分子等恐怖分子，鼓吹所谓的“伊斯兰圣战”，加大了恐怖活动的力度，疯狂地制造暗杀、投毒、爆炸等血腥的恐怖活动，严重危害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东突”分裂主义势力制造的恐怖主义活动具有强烈的有组织、有预谋、血腥性和国际化特点。例如，在新疆境内外的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在资金筹措、武器采购、行动实施、事后逃匿等各个环节在事前大都进行了精心策划与预谋。它们不但往往利用在境外的分裂分子筹措资金与采购武器弹药，而且在宗教狂热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以及外逃分子、出国无业人员中物色人员，将他们送到阿富汗、伊朗等国境内的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基地接受恐怖主义活动训练，而不少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则在中亚地区进行各种恐怖主义的准备与行动策划活动。这些境内外的民族分裂分子相互勾结，伺机暗杀我新疆的党政军干部，在食物中下毒，制造爆炸活动，谋害无辜群众与爱国宗教人士，以期制造声势、扩大影响，谋求新疆问题的“国际化”,努力投靠西方敌对势力怀抱,寻求其更直接的干预与更公开的支持,为最终实现新疆独立、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服务。1994年，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在新疆制造了近十起爆炸事件。1995年，在新疆，政法机关破获了民族分裂组织数十起，查获枪支弹药数万发（支）。1996年，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组织的活动更为猖獗，制造了数十起暗杀、爆炸等恐怖主义事件。日，新疆全国劳模、人大代表卡吾力等两家遭12名暴徒武装袭击，卡吾力夫妇等3人受重伤，卡吾力的儿子等一家4人被杀害；5月12日，新疆政协副主席、喀什伊协主席阿荣汗阿吉遭暴徒袭击，阿荣汗阿吉及其儿子被砍成重伤；8月27日，一伙民族分裂分子持枪闯入喀什地区叶城县红格勒乡政府，杀害了值班的副乡长等6人，打伤2人。1997年，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更为嚣张，比较突出的暴力与恐怖主义事件至少有：2月5日在新疆伊宁市发生骚乱，同月25日恐怖分子在乌鲁木齐市的公共汽车制造爆炸案，恐怖主义活动向中心城市发展的特点明显，危害与影响更趋严重。1998年仅新疆喀什市就发生了23起系列投毒案，叶城县发生了15起系列爆炸案；1999年在喀什市泽普县又发生了诸如“8·23”、“10·21”、“ 10·24”等一系列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恐怖暴力事件。此外，还有不少的恐怖主义活动阴谋计划在实施前被我国政法机关破获。特别要指出的是,1999年发生在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危机与战争,更使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与恐怖分子看到了“希望”,他们明确提出了所谓的解决新疆问题的“四化”方针，即利用“人权”使之国际化，使“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冲突扩大化，实现民族单一化和斗争的武装化与暴力化；更加大了分裂主义的政治宣传活动与恐怖活动的力度，危害更趋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年，“东突”势力在新疆制造了200余起恐怖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宗教人士等160多人丧生、440多人受伤。[45]2002年以来，在国际联合反恐的大背景下，“东突”势力的恐怖活动有所收敛，恐怖活动大大减少，但在新疆仍然零星有小的恐怖活动发生。日，新疆公安机关捣毁“东突伊斯兰运动”在新疆帕米尔高原山区建立的恐怖活动训练营地，击毙恐怖分子十八名，捕获十七名，缴获自制手雷二十二枚，半成品手雷一千五百多枚；这次反恐行动遭遇恐怖分子的武装反抗，也导致我当地公安民警一人牺牲一人负伤。[46]日，境外“东突”分裂分子阴谋策划实施炸毁一架由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飞机（未遂，肇事者被当场发现后控制），企图破坏我奥运会的顺利召开。[47]这充分说明新疆反恐怖斗争的任务是艰巨的、复杂的和长期的。
西藏分裂主义是由新老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一手策动的,而西藏反动统治者及其追随者等分裂主义分子则是外国侵略势力阴谋割取我西藏领土的内应力量。事实上，自19世纪英国侵略我西藏以来，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纵容、怂恿与支持，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新中国成立后，在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西藏顽固坚持农奴制度的农奴主与国外的反华势力继续勾结在一起，于1959年公然宣布“西藏独立”，发动了背叛祖国的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平息了叛乱，达赖喇嘛随之逃亡国外，成立所谓“流亡政府”，继续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四十多年来，达赖集团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不但从事了大量的旨在分裂祖国的政治宣传活动，而且组建了实施恐怖暴力活动的武装力量，不时派遣分裂主义分子入藏进行政治蛊惑性宣传和宗教渗透活动，而且阴谋实施恐怖暴力破坏活动。
更为严重的是，八十年代末以来，西藏境内外的分裂主义势力在美国等西方一些国家的纵容或支持下，进一步全面加大分裂主义活动的力度，分裂主义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达赖集团不但继续在国外大肆进行分裂祖国的政治蛊惑与宣传，建立大功率的电台，对西藏和其他藏区不停地进行“藏独”宣传，歪曲历史，恶意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企图挑起藏族群众与汉族群众与干部的对立与仇视情绪，制造民族隔阂与紧张气氛；而且开始将“西藏独立”的幻想寄托在年轻的“藏独”分子身上，利用各种手段拉拢与腐蚀青少年和年轻的僧人出境，大肆对其进行“藏独”教育，或对其进行恐怖活动的技术培训，将其培养成“藏独”的骨干力量，并将其派谴回藏，阴谋进行政治、宗教渗透活动。不但如此，达赖集团还加紧实施恐怖主义活动，以破坏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扩大国际影响。如果说，以前达赖还宣称自己是“非暴力主义者”，在实施恐怖暴力活动方面还有所顾忌与限制的话；那么八十年代末以来，达赖在加紧政治蛊惑宣传等分裂主义的政治活动外，已经越来越倾向诉诸恐怖暴力手段，在境内外实施的恐怖主义活动明显增多，破坏性越发严重。1987年以来，在拉萨等地发生的多次暴力骚乱和不时发生的爆炸等恐怖主义事件，就是达赖集团一手挑动与策划的。例如，日，西藏分裂主义恐怖分子炸毁了西藏拉萨西郊的川藏、青藏公路通车纪念碑，此外还在拉萨等地多次制造恐怖爆炸事件。不但如此，除对我驻外使领馆（如驻印度大使馆）进行恐怖袭击活动外，西藏分裂主义分子还在国外阴谋制造劫持外国飞机飞往中国境内的劫机事件,并以此威胁中国政府答应其政治要求。例如，日，4名恐怖分子在英国伦敦国际机场劫持一架外国客机，以炸机和人质安全作威胁，迫使飞机改飞进入中国境内，公然要求我国政府释放同年3月在拉萨制造骚乱与暴乱的犯罪分子及其头目、勒索5000万美元的赎金、并立即解除在拉萨市的戒严令（后被我特警部队全部抓获，未造成人员伤亡）。
应该指出的是，日藏教佛教领袖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后，达赖集团以为时机成熟，更加紧大肆进行各种分裂主义的活动。达赖一方面迫于及待地在班禅转世灵童问题上进行各种非法活动，破坏宗教教规、违背历史定制，并于1995年在国外擅自宣布他圈定的儿童为“班禅真正转世灵童”，再一次暴露了达赖集团的反动本质；另一方面加紧向藏区寺庙进行渗透活动，并阴谋策划与制造恐怖爆炸事件，气焰甚为嚣张。1995年12月，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们不但有效地粉碎了达赖集团的阴谋，圆满完成了十世班禅的转世工作；而且决定在藏教佛教的寺庙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加强了对藏教佛教活佛转世的管理，在各方面都给予了达赖分裂主义势力以坚决的打击，从而有力地维护了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稳定。但是，也应该看到，达赖分裂主义集团并不甘心失败，在美国等西方敌对势力的怂恿与支持下，更是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主义活动及其恐怖破坏活动。目前，达赖集团一是在加速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企图谋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进一步的支持和包括联合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注”；二是打着愿意谈判的旗号，变换手法提出所谓“高度自治”和 “一国两制”的模式解决“西藏问题”，大肆进行歪曲宣传，欺骗国际舆论，企图掩盖其分裂祖国的政治实质目标；三是打着所谓“人权”、 “和平”、 “民主”、“宗教自由”等旗号，继续向西藏和其他藏区进行政治、宗教渗透；四是进一步加强与“民运分子”、“台独分子”和境外其他分裂主义分子的勾结，沆瀣一气，阴谋分裂祖国；五是加紧利用年轻的“藏独”分子阴谋制造恐怖暴力事件，以制造恐怖气氛，破坏我民族团结的安定局面，扩大国际影响，吸引国际视线与国际关注，直至寻求国际干预，为最终实现其分裂祖国的政治目标服务。日，达赖集团阴谋策划实施打砸抢烧破坏活动，呼喊反动口号，大肆纵火，造成200余处民宅、店铺被焚烧，50多辆车被焚毁，13名无辜群众被烧死或砍死，数十名武警官兵、公安民警受重伤，手段极其残忍，罪行令人发指。[48]总之，达赖集团的分裂主义及其恐怖活动乃是危害西藏社会安定与民族团结的主要危险。
此外，旨在报复社会的极端分子、各式邪教分子也是在我国内制造恐怖活动的肇事者之一，并且越来越成为引发恐怖活动的严重隐患之一。随着经济与社会利益关系的多元化发展，受封建残余与资产阶级腐朽思潮的影响，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消极的社会现象。极少数人由于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或由于缺乏对事物发展的科学认识，在思想上走向片面、极端以致反动，将不满情绪指向政府或社会；于是就出现了极个别极端分子诉诸恐怖主义活动以报复社会的案件。例如，日晚，发生在北京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前的爆炸案，就是此类恐怖分子所为，旨在报复社会、扩大影响、发泄对政府与社会的不满情绪。不但如此，随着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关系越趋复杂化，一些人思想上陷入混乱，有的人则因此陷进各式各样的迷信组织或邪教组织的泥潭之中，导致迷信与邪教组织沉渣泛起，是引发恐怖破坏活动的重大隐患与诱发因素，从多方面构成对人们生命财产与社会安全的严重危害。例如，1996年江西发现了打着基督教旗帜的邪教“蒙头派”，福建出现了“观音法门”、“呼喊派”，湖北出现了“旷野窄门”、云南出现了“新约教会”，陕西出现了“门徒会”等各式邪教组织；1997年以来，五花八门的邪教组织活动范围几乎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1999年以来“法轮功”组织大肆在全国制造事端，并围攻中南海，在天安门广场制造自焚事件,严重危害政治稳定、危害社会安全与人们生命安全。目前，邪教势力的活动虽然遭到有效遏制与打击，但是必须看到与邪教组织的斗争是长期的，决不可有毕其功于一役的麻痹思想。
总之，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国际敌对势力阴谋“西化”、 “分化”我国的战略与野心不会发生变化，以各种借口支持或怂恿西藏、新疆等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的政策不会发生变化，由于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宗教狂热势力、敌对势力以及其他极端分子（如邪教分子）还会继续活动或出现，恐怖主义对我国社会稳定的危害不容忽视。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特别要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式恐怖分子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或社会目标，已越来越趋向于制造更强烈的恐怖气氛与轰动效果，引起国内外的关注，扩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恐怖分子具有越来越多地将恐怖主义活动引向大中城市等人口密集地区的发展趋势，滥杀无辜的倾向日趋严重。例如，日，恐怖分子在乌鲁木齐市的公共汽车上制造了血腥的爆炸事件；3月7日，恐怖分子竟然将恐怖主义活动引向首都，在北京西单商场前的22路公共汽车上制造了爆炸事件，影响极坏。日，犯罪分子在石家庄市针对民宅进行多次爆炸活动，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伤。这一事件虽然属于个人报复性刑事案件，但由于客观上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因而具有个人恐怖主义活动性质。而日，犯罪分子在北京某两所大学制造的爆炸案件（造成9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造成财产损失人民币22万余元）[49]，虽然属于个人所为，但具有明显的报复社会的性质，属于个人恐怖主义活动。这些爆炸案件都在公众中制造了恐怖气氛，并企图在中心城市造成恐慌气氛，其对社会稳定产生了现实危害。目前，我国公安部和各地都已建立了反恐怖机构，投入了不少精力进行预防与打击恐怖活动的斗争。因此，无论是否发生大的恐怖事件，恐怖主义实际上已经对我国社会稳定构成了不同程度的潜在和现实威胁。特别是为了保障北京奥运会的安全，我国也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来预防恐怖主义，确保举办一个高水平、有特色的平安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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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博士，特约研究员（北京100084），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内刊》、《政治学研究》、《欧洲 （研究）》，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管理世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中国政治》、《中国外交》、《国际政治》，《现代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 《光明日报》、《法制日报》和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东方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发表出版著作一百多万字；曾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授予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曾获得第二届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奖。
[2]国内外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有数百种。参见胡联合：《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问题的主要理论分歧》，《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年6期和拙著《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Alex P. Schmid and Albert J. Jongman( eds.), Political Terrorism ( Amsterd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88)，pp.5-6.
[3]Neil C.Livingstone,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Lexington Massa-chusetts:D.C.Heath and Company,1982），p.130.
[5]Neil C.Livingstone, op.cit.,p.127.
[6]Benjamin Netanyahu, Fighting Terrorism(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1995), pp.7－8; Michael Connor, Terrorism (Boulder,Colo.: Paladin Press,1987), p.9.
[7]Donna M.Schlagheck，International Terrorism （Lexington , Massachusetts: Lexington Books,1988）, P67．
[8]Stephen Segallar,Invisible Armies: Terrorism into the 1990s(London :Michael Joseph Ltd, 1986)，P.11.
[9]David Calton and Carlo Schaerf（eds.），International Terrorism and World Secuirity（London:Croom Helm (Ltd),1975）,P.16,P.15; Neil C.Livingstone, op.cit., p .131.
[10]参见Brigitte Lebens Nacos, Terrorism and the Media（ New York:Columbia Univ. Press,1994）, p.53．
[11]胡联合：《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西方传媒因素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6期。
[12]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Patterns of Global Terrorism：；胡联合《第三只眼看恐怖主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93页。
[13]（美）迈克尔·帕化蒂《反恐陷阱》（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第18页、19页、35页；另外，“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因“美国之音”一度“宣传失误”而撤销了“美国之音”代理台长惠特沃恩和国际广播局局长康尼夫的职务。
[14]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ume 24(2001), p.170.
[15] Alex P. Schmid and Albert J. Jongman, op.cit.,P.108.
[16] 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 Volume 24, P.171.
[17]Cindy C. Combs,Terror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Jersey:Prentice-Hall Inc.,1997), P.234.
[18]Neil C. Livingstone, op.cit.,P.159.
[19] 参见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第29页和4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第81、51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第56页。
[22]参见《列宁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第447页；《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290页。
[23]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17页。
[24]Richard Clutterbuck, Terrorism in an Unstable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p.111-117；David E. Apter(ed.),The Legitimization of Violence(Washington Square,N.Y.: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7)，p.61.
[25] William Gutteridge(ed),Contemporary Terrorism(New York: 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1986)，,pp.135－166； H.H.Tucker(ed.),Combating the Terrorist(New York:Facts on File,1988)，pp.122－147。
[26] Richard Clutterbuck, op.cit., pp.130－131.
[27]Alexander George(ed.),Western State Terrorism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P.17.
[28]Avishai Margalit ,“The Terror Master ”,The New York Review , Sep. 7, 1995.
[29]Christopher Dobson and Ronald Payne, The Terrorists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1982),P.102.
[30]Walter Laqueur, The Age of Terrorism(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7)，p.98；Cindy C. Combs, op.cit., p.115.
[31]Rachel Ehrenfeld, Narco-Terrorism (USA:Basic Books, INC, 1990),pp.118-129; James Adams，The Financing of Terror (Sevenoaks, Kent:New English Library, 1986) ,pp.131-136；Harvey W. Kushner (ed.),The Future of Terrorism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 SAGE Publication,1998),p.49.
[32]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Vol.21 , pp.331-361;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Vol.20 ,pp.281-316.
[33]Edward F. Mickolus,Todd Sandler,and Jean M. Murdock,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 the 1980s,Vol.2, (Ames: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pp.419－420.
[34]Abraham Pizam and Yoel Mansfeld(eds.), Tourism , Crim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Chichester:John Wiley and Sons,1996)，pp.159-160.
[35]Yoel Mansfeld,“The Middle East Conflict and Tourism to Israel,1967-90”, Middle Eastern Studies，vol 30，pp.646-667；Abraham Pizam and Yoel Mansfeld, op.cit.,p.166.
[36]Lawrence Howard（ed.）， Terrorism（ 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 1992），p.114；and Bussiness Week,April 21,1986, pp.27-28.
[37]美国政府为了挽救民航业，布什政府提出了援助民航业的一揽子紧急计划，包括50亿元现金和100亿美元的信贷保证。参见（美）迈克尔·帕伦蒂《反恐陷阱》第10页。
[38]Edward F. Mickolus, Terrorism, (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97),p.75; Edward F. Mickolus, Terrorism, (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93), pp.316-318.
[39]转引自新华网日，《人民日报》日。
[40]参见《光明日报》日。
[41]Robert O. Slater(ed),Current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Basingstoke,Hampshire: Macmillan Pr.,Ltd,1988)，P.265.
[42]Terrorism, Vol.11, pp.169-180;Grant Wardlaw, Political Terrorism, 2nd ed. ( Cambrige: Cambrige Univ. Pr.,1990),P.58；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er 3 1989；Richard Clutterbuck, op.cit.，p.203。
[43]2003年3月，美国以反恐怖为名单方面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实际上已不是真正意义的反恐怖战争。但从美国方面看，无疑是带有反恐怖色彩的，美国为此付出的资金代价（到2004年9月支出高达1364亿美元）自然比阿富汗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参见/world//content_1957629.htm。
[44].cn//.html.
[45]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cn/chinese/zhuanti/224386.htm。
[46]中新网乌鲁木齐日电，又见/7488217.shtml。
[47]参见《新疆日报》日。
[48]《人民日报》日，或.cn/rmrb/html//content_.htm。
[49]参见人民网， .cn/GB/kejiao/40/2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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