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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寄卖 打开奢侈品销售“草根”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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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薇的寄卖店
　　顾客在叶薇的寄卖店内挑选二手商品
　　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逐年提高，奢侈品越来越多地走进寻常百姓家。然而，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而言，即便是在代购、免税店等渠道让奢侈品价格大打折扣的情况下，对于动辄上万元的服饰鞋包仍然只有望而兴叹。近日记者了解到，有人从中看到商机，通过回收、寄卖二手奢侈品等方式，为奢侈品销售打开了一条“草根”渠道。
　　个体模式
　　月盈利超5000元　打造二手高端商品中转站
　　5年前，叶薇投资了2万元，在解放碑一幢写字楼里开了家40平方米的寄卖店。
　　“我刚开始做的只是一般服饰产品寄卖，结果发现一般产品价格很低，卖出去了也提不到多少佣金。”叶薇昨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除去房租、水电、人工成本外，一件普通二手商品卖出去以后赚到的佣金，难以维持店面的日常开支。
　　于是，去年7月，叶薇决定转型，寄卖高端品牌服饰商品。
　　在店内，记者看到，货架上满是衣服、鞋帽、饰品，皮包等。叶薇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店里的货物有800件左右。“我们现在采取的操作模式是，卖主把闲置高端二手商品拿过来登记，我们根据原商品销售小票、商品商标和材质等信息鉴定无误后，双方协商一个销售价，然后放在店内寄卖。卖出去后，我们抽取销售价20%的佣金。”叶薇说。
　　“正价品牌商品价格太高，一旦过时，淘汰了也比较可惜。我从两年前开始寻找二手商品寄卖店，价格便宜，而且品质也能保证。”一位正在店内购物的消费者对本报记者说。
　　据叶薇介绍，目前店内的二手高端商品价格非常“亲民”，多数在原价的5折以下。
　　但这样的操作模式面临的一大问题是，一旦商品销量严重低于寄售量，将让寄卖店沦为废品站。为解决这一问题，保证寄卖物品流通性及质量，叶薇决定，只接收九成新以上的品牌商品，每件另收1元手续费，寄卖时间缩短为一个月，一个月内没有卖出的物品，卖主必须及时领回。“寄卖店最关键的就是要货物多、选择余地大、价格便宜。”叶薇说。
　　叶薇介绍，目前寄卖店的生意已经比较稳定，月盈利通常在5000元以上，“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二手高端商品中转站，买卖双方都能从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公司模式
　　再获3000万美元融资　做一站式奢侈品服务商
　　2007年，多年从事传统贸易的李日学在聚会中发现，类似“花几万元买的东西用起来并不合适”、“朋友送的东西没法用，又不好再转送别人怎么办”等问题日渐增多，这让他萌生了做二手高端商品寄卖的念头。
　　2008年7月，投资上百万元的寺库寄卖项目正式启动，网上商城和线下体验店先后开业。和叶薇一样，李日学也是从寄卖普通二手闲置商品开始的。
　　“很快我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李日学昨日在采访中表示，一方面普通商品寄售价值太低，另一方面，过于丰富的寄售品种在流通和品类管理方面也面临巨大挑战。一年后，他租下了北京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店铺，转型成为一家专门经营二手奢侈品寄卖的公司。
　　“寄卖二手商品，首先需要解决如何取得顾客信任的问题。”李日学介绍，首家线下体验店开业时，该公司三位创始人就已经获得了国家鉴定估价师资质，并设立了寺库奢侈品鉴定评估技术中心。此外，李日学还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数据库系统。在寺库寄卖的商品，按国际通行的奢侈品分类标准，使用程度从新到旧被分为N、S、A、AB、B五个成色等级，N级是全新品，而B级使用和磨损的程度最大。
　　“但定价权最终还是掌握在顾客手中，鉴定中心的定价师只会帮助顾客对二手商品进行全面分析。”李日学介绍，线下体验店集高端商品展示、交易、鉴定、保养于一体，不仅配有专门的鉴定服务柜台，还有奢侈品养护中心。
　　李日学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寺库的线上年销售额已破亿元，90%以上的收入来自寄卖商品。寺库还推出了网上寄卖服务，用户拍摄4张照片上传到网站，鉴定师鉴定通过后，将商品邮寄过来就能完成寄卖流程。
　　记者还了解到，就在不久前，寺库刚刚获得第二轮3000万美元的融资。李日学的发展规划是，将寺库发展成一个对品牌商、贸易商、经销商和个人开放的工厂，从鉴定、保养、维护等多方面入手，打造一站式奢侈品服务提供商。
　　市场分析
　　国内二手奢侈品增长规模　或高达20亿欧元
　　二手奢侈品的市场究竟有多大？国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今年5月发布的《中国奢侈品消费市场调查报告》预测，未来10~15年，全球奢侈品市场40%、近200亿欧元的增长将来自中国内地市场。而行业内一般认为，二手奢侈品将占这一市场规模的5%~10%。也就是说，届时，国内二手奢侈品增长规模将达10亿~20亿欧元。
　　市商委最近发布的《重庆市旧货流通行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显示，我市的旧货市场潜力巨大。预计在未来几年内，仅二手家用电子产品就可年增975万台，服装等日用品随着消费节奏加快，闲置也会越来越多。
　　“在强劲的市场需求面前，尽管二手奢侈品市场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未来的增长空间及潜力依然非常大。”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昨日在电话中告诉本报记者。
　　薛胜文认为，在重庆经营二手奢侈品买卖的前景非常广阔。首先是区位优势明显，重庆属于西南片区两大中心城市之一，商业比四周城市相对发达，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能力及欲望都很强；其次，重庆消费者一直走在时尚潮流的前线，奢侈品品牌无疑会受到广泛关注；第三，在奢侈品从销售到售后维护的各个环节，重庆的人才资源都非常丰富，完全具备经营二手奢侈品买卖的潜力和条件。
　　专家点评
　　稳定的货源和技术鉴定是经营难点
　　“目前，中国内地市场大约有500家经营二手奢侈品的公司，但多数都处于创业初期，规模较小、市场知名度不高。米兰尚品、润物寄卖、寺库寄卖、V2奢侈品等二手奢侈品零售店相对成熟，寄卖模式是其成功的关键因素。”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表示。
　　薛胜文告诉本报记者，从事二手奢侈品买卖，需要具备三大条件：一是必须要有稳定的货源，在数量上也要形成一定规模，因为货源是进行买卖的基础；二是店内必须要有专业鉴定师对商品进行真伪辨别，以100%保证二手商品的品质；三是店铺所处区域要具备奢侈品买卖的市场空间，愿意出售或购买二手奢侈品的人群必须存在。
　　“这三大条件中，如何保障货源的持续性以及货品的可信赖性，是难点中的难点。”薛胜文坦言，很多刚进入这一行的创业者，惯常的做法是扩大业务范围，在寄卖的同时，从事奢侈品鉴定、维修和保养业务，从而多方面实现盈利，“否则，单靠寄卖获取佣金这一种模式，势必会承担很大的经营风险”。
　　本组稿件由记者&任忠君&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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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大的“” “推门走进会议室，如果你是男人，别人看你穿的鞋，如果你是女人，就看你手上的包。” 这是陈小枚(化名)经常会遇到的情景。“为什么要拥有奢侈品？这就是原因。”
　　被放大的“”　　“推门走进会议室，如果你是男人，别人看你穿的鞋，如果你是女人，就看你手上的包。”　　这是陈小枚(化名)经常会遇到的情景。“为什么要拥有奢侈品？这就是原因。”　　四年前，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陈小枚，从济南来到上海，进入一家咨询公司工作。现在，她拥有两只“高级包包”，一只爱马仕，一只LV。　　他她女鞋2010年新款被放大的“，她上班的地方在高档写字楼，平常也要参加一些客户组织的酒会。这让她迅速认清了形势：“不要穿得让人觉得你是一个newhand！(新手)”最近，她正打算去买一双Ferragamo(菲拉格慕)的女鞋，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酒会等着她。　　陈小枚说，身边的女伴也有去买A货的，也有节衣缩食两个月去买一件巴宝莉风衣的。不过，她认为“LOGO”的阶段已经过去，现在流行的是“圈子文化”，“要跟着你所在的圈子走。”　　黄四维介绍说，就在去年，几乎是一夜之间，表盘超大的沛纳海品牌腕表悄然兴起。这个原为意大利皇家海军制作精密仪器和腕表的品牌商，在中国采取的就是圈子营销的策略，甚至吸引了一批原来劳力士、欧米茄的佩戴者。　　“这就是圈子的力量。我知道的温州的一个圈子，如果不戴一块百达翡丽的表，是不好意思出门的。”黄四维说。　　美国著名文化家保罗·福塞尔在《格调》(《class》)一书中介绍，在，皇室贵族血统是“的阶层”，企业主则组成了“高级阶层”。一定程度上，皇室贵族承担着引导传统奢侈品的消费，而“高级阶层”和“有产阶层”则会，以“拥有奢侈品品牌而”。　　显然，这种“”在中国被放大了。黄四维打了一个比方：“总经理用一个LV，过几天，副总也用上了，再过几天，秘书也用上了，再过几天，普通职员也用上了，最后，他发现前台都背LV上班了。这时候，总经理就觉得自己的LV不是LV了，最得意的是前台，我都背总经理级别的包了！”　　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评论是：“奢侈品就是始终把人维持在乞丐状态，却给他做的错觉。”　　英国《经济学人》最近说，“日本人曾经被认为是最盲信的消费群体，而现在中国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他们接受那些并不十分了解的知名品牌，并以自己的理解去消费它们。”　　不过，陈小枚认为自己不在此列。“这尚在我的承受极限之内，虽说有些功利性在里面，可我对于奢侈品的历史和文化毕竟有所理解。”不过，她也承认，身边有些女伴为此受累。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奢侈品的消费主流群体过于年轻化，集中于25到45岁之间，平均比欧洲的奢侈品消费者年轻了15岁，比美国年轻了25岁。　　资深人石述思为此感到担忧：“用这种超过自身能力的消费来励年轻人，我们担心，自己国家未富先奢。”　　“中国特色”　　除了年轻人，奢侈品在官员圈的流行程度，也非常具有“中国特色”。　　一家曾随机抽取该市法院年间审理的100件受贿案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官员过年时收受的礼单中，轿车与房子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列第一的是“小件奢侈品”。　　曾有报道，登喜中国区总裁瑟里加尔曾说：“登喜一直是广受中国商人和官员喜爱的品牌。”　　奢侈品经销商吴越(化名)说：“时代在进步，可是大家实在想不出一种彼此认可、能保值，同时对送礼者和被送礼者的品位都褒的东西。想来想去，奢侈品是现阶段理想选择。”　　每年的春节期间是吴越生意最好的时候。他说，一般购买者和特殊买家的买法是不太相同的。一般购买者，大多都会精心挑选，有的还会和吴越讨论一下奢侈品本身在欧洲的流行趋势。而特殊买家则将商品按照价格分等级，15万左右是一级，8万左右是一级，5万左右又是一级，每一级买几个，包装要精致，价格标签一定要贴在醒目处。数好数量，直接交钱走人。　　近几年，吴越的生意越来越好。他总结为自己店里的东西符合潮流：低调而奢华，LOGO不明显。　　有评论说奢侈品在中国的历史是：“在市井买卖中充当货币等价物；在交易时充当润滑剂。”　　而李庆星并不认同这个观点。“站在的角度，中国最缺乏的是制度，而不是找到一个的对象，把它骂一顿。奢侈品无罪，被异化的奢侈品可悲。”　　一定程度上，奢侈品来到中国后被异化了，在一些“中国特色”的掩映下，绽放出一丝妖冶的。　　奢侈品症候群　　“随着财富传递到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N代，类似欧洲这样的贵族阶层诞生了，　　中国的奢侈品市场也许会更加健康发展。”　　中国周刊记者周昂报道　　伦敦的高档酒商对来自中国的客户印象深刻。首先，钱不是问题。某位中国富翁可以用13万英镑拍走一瓶拉菲——拿去喝掉了。第二，中国人的品味很“独特”。即便是6000英镑一瓶的1982年法国红葡萄酒‘武当王’，中国人也会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甚至加入可口可乐，让口感更甜。而一个真正的爱酒人，常常会将一口酒翻来覆去地品味，死活也不咽下去。　　这是英国的报道，似乎也正是当下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一个缩影——当人们可以轻易买到奢侈品时，真正意义上的奢华却离他们越来越远。　　来自中国的豪客　　他她女鞋2010年新款2005年8月，国际顶极私人物品展在上海隆重举行，包括豪华房车、跑车、游艇、私人飞机、时装、珠宝、名酒以及各类房产、高尔夫俱乐部、私人会所等在内的，全球最、最奢侈、最昂贵的商品集结在中国。中国消费者没有让他们失望，三天之内花掉了2亿元。而这一标志性的事件，也成为了中国奢侈品消费提速的起点。到了2010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总额已经位居全球第二。　　这一进程是伴随着新富人群的井喷一向前的。根据法国里昂证券亚太区市场最近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因为中国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造就大批年轻富豪。身家10亿元人民币的富豪从2000年的24人增加至2010年的1363人，平均年增50%。　　这批富豪是当下中国奢侈品消费的主力之一。他们突然之间腰包鼓了起来，却不知道通过怎样的方式“由富及贵”。用胡润的话说，“中国新贵和传统的欧洲贵族没有可比性，因为后者的历史很长，经历了好几代人，而中国的富豪的年限还很短。这就造成他们一时无法适应自己的有钱身份。”　　此时，购买奢侈品便被视为解决问题的一种简单途径。事实上，一个阶层、分化越明显的地方，这种特征便表现得越强烈。　　“对他们来说，奢侈品是身份的象征，这些人算是比较初级的消费者”，周群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而一个成熟消费者，通常会在对品牌的娴熟上，根据个人的品位和实际需求来购物，这被称为“体验性消费”。　　周群曾经在一家奢侈品门店中工作过很长时间，迎来送往各种类型的消费者。他说，一般而言，一个有经验的销售会在每一位顾客刚一进门，便通过其衣着、神态，判断出其大致的收入水平及社会地位，将其引领到某样符合其定位的商品前。在这其中，暴富者往往是最好识别的。一个简单的例子是，这种人有时刚一进门，就会点燃一支香烟，旁若无人地吞云吐雾。而通常，一个奢侈品门店应当是绝对的禁烟区，以维持优雅的购物。不过，鉴于这些不优雅的顾客都是大客户，店里最终还是预备了一个上等烟灰缸，以备不时之需。　　某些富人习惯大大咧咧，好像只有一个人存在。在试用一条时，他们会旁若无人地把自己的解下来，换上一条新的，然后微微点头。　　他们钟爱的奢侈品也往往是大众认知程度较高的商品，例如LV、GUCCI(微博)等。他们相当“宽容”，新款旧款也无所谓，对价格也不；他们也非常“苛刻”，必须带有高度可辨识的大大的LOGO。这样他们才会满意，觉得物有所值。　　周群曾经遇到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一次，一位煤老板来购物，“问他买什么，他说买名牌呗。那买易威登吗？他摇了摇头，很坚定地说，不要易威登，我要LV。”(易威登是LV的中文名)　　周群绷住嘴角的肌肉，没有笑出来。　　对于销售而言，新贵常常让他们看笑话，但他们又很喜欢这样的顾客。“如果很懂行的那种人，会说这个是哪年的款，我不喜欢、不适合我，而他们(暴富者)则会说这个好这个好，我就要这个，他们不会多问，也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懂。很快就会掏钱走人。”　　周群也否认了的一个传闻，即奢侈品门店会因为顾客的品位达不到其要求，而雪藏什么产品。“有钱当然就卖”，他坦承。　　别人都在买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他们与奢侈品的第一次接触的原因更加简单——因为别人都在买。　　任媛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员。这位来自中产阶层家庭的女孩，对于奢侈品最初的概念，只是在时尚上一篇关于LV的介绍，这个在欧洲有着150年历史的牌子，留给她印象最深的，是每款产品后面那串数字的长度，“哇，真贵！”　　当来到英国留学时，任媛很快发现，奢侈品在中国同学中间相当受欢迎。一开始流行的是饰物、钥匙夹等小物件，后来包包、衣服也开始进入大家的生活。那时，不管是LV还是GUCCI，大家都会买经典款，也就是印了很多LOGO在的。她说，在那样一个狭窄的圈子里，既然身边的人很多都有，“看久了以后你也想买了”。　　2003年，她购买了人生中的第一件奢侈品，那是一个LV的皮包。她说，虽然那个时候LV在欧洲的售价还算便宜，但300多磅的价格也要折合四千多人民币，而且还是入门款。不过，总觉得这个东西带上以后“感觉比较好，比较有面子”。　　而此时，和她同住一室的女孩已经是购物达人了，“有时候两三个月就买三四个LV的包”。任媛回忆，由于英国学校的学费是分期付款，这位室友甚至将后面的学费挪用来买奢侈品，钱花完了，再小心翼翼地向家中求援。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万里之遥的。薛佳妮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的第一件奢侈品，也是一个款式很简单的LV包包，浅色的，印满了LOGO。　　关于这个品牌的历史和内涵，她坦言，自己当时并无了解。“那会有这个包的人很多，满大街都是，就买了，就是从众心理，觉得看别人背着挺好看的，”她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时她“拿着那个包一个月都觉得特美”。　　然而，过了一年，这个包就被打入冷宫，扔在家里没有再用过。直到某一天，薛佳妮东西的时候发现了，拿去二手奢侈品店卖了2000多块，折合原价四分之一。　　据某机构的报告，世界上奢侈品消费的平均水平是个人财富的4%，而中国的一些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人，却用40%甚至更大的比例去追求奢侈品，由此也成为了中国奢侈品消费的另一支主力。　　不过，尽管他们将奢侈品视为自己时尚、品位的标志，但在购买奢侈品时，却往往冲着人们最熟悉的名牌一拥而上，而很少关注真正受到业内推崇的有品位的商品。在某种意义上，很多初涉奢华的年轻学生、白领与暴富群体一样，都在依靠奢侈品追求“身份的认同”。　　反观欧洲，奢侈品与社会地位紧密相关的时代已经远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1年英国的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拍摄婚纱照时，凯特身上穿的Reiss品牌白色小洋装，不仅是要价不到万元的英国成衣，而且是2009春秋季的礼服裙。那根本就不像是一个王妃应有的奢华。　　N代之后　　2007年，任媛去法国旅行时，见到了那幅传说已久的景象——在巴黎的奢侈品门店，中国人拥挤着、大声嚷嚷着，“想找个导购给你服务都很难”。她坦言，当时这一幕，对她的冲击很大。她后来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觉得“我背的是一个心态，品牌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　　当她进入广东省一家事业单位，成为一名新的中产阶层后，这个念头便更加强烈了。她说，奢侈品买久了以后，就更在乎实用性，样子也更加重要，总之，更倾向于挑自己喜欢的去买，而不会一味追求牌子。“有的名牌包很重，也就不见得实用。”对现在的她而言，流行才是挑选商品的主要标准，“像ZARA，H&M这种牌子，样子流行，投资又不会太大，今年买了，明年就算不穿了也不会觉得可惜。”　　她说，她现在基本不买大众认知程度较高的奢侈品牌，即便买，也不会挑印满LOGO的产品。　　薛佳妮则开始追求一种低调的奢华。她说，几年下来，奢侈品带给她的物质刺激已经越来越淡，当初买LV高兴一个月，“现在买个新包高兴一天就完了”。由此，她买奢侈品也更加注重个人的感觉，“喜欢的一眼就看上，如果没有一眼就看上，宁可不买”。然后，跟导购仔细去沟通这个款式的优点和缺点，或者一个包包应该配哪款相应的钱包。　　同时改变的还有过去的从众心态。她坦言，自己绝对不会为了追求便宜去二手奢侈品店里买东西，也不会为了购物而节衣缩食，“我觉得用不起可以不用，真真实实的最好。”　　奢侈品的中国，一批奢侈品症候群已经开始走出LOGO迷恋，变得更加成熟，新旧消费者呈现出犬牙交错的情形。　　对此，胡润的判断是，“随着财富传递到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N代，类似欧洲这样的贵族阶层诞生了，中国的奢侈品市场也许会更加健康发展。”　　不过，在新富及从众者源源不断地涌现的当代中国，的奢侈品消费何时成为主流，还没有人能给得出答案。　　(文中人物为化名)　　最不该拥有奢侈品的人　　按照的正常收入，大部分人应该没有能力购买奢侈品，　　用奢侈品，对于官员来说，简直就是自招。　　中国周刊记者闫小青报道　　戴包包、名牌主任、时尚、烟票局长、天价烟局长、奢侈品博物馆……这些都是给那些落马官员的称谓。　　奢侈品显然在中国的一些中流行，一些官员因为奢侈品而下马，还有一些官员在查处后被发现拥有大量奢侈品。　　名牌　　“皮鞋要经常保养，买支几百块的滋润霜擦下嘛。”　　重庆沙区办官员丁萌，在给审理他受贿案件的女检察官“上课”。此时的丁萌囚服里穿着一件800元的耐克T恤，这是他档次最低的衣服。　　“我的西装没有1万元以下的，我喜欢的是意大利的诺悠翩雅，像几千块的金利来、堡尼等，我是不会去看的，最贵的一套是卡沃奇的，4万多……穿这些名牌我自己都感觉一身轻松，工作起来办事效率都要高些！”　　丁萌一点也没有吹牛，办案人员在他的家中搜出了200余双名牌皮鞋，100多件名牌衣裤，全部都是Armani、Versace、Coach这样的世界品牌。　　“1000元以下的鞋我认为是垃圾，看都懒得看。”是丁萌的“成名”豪言。　　2009年，经法院审理查明，被称为“最时尚”的丁萌受贿161.4193万元。这些不正当财产，大都用于丁萌消费的奢侈品。　　和“时尚”绝配的就是被誉为“名牌主任”的林啸。　　1970年出生的林啸大学毕业后，在台州市规划局工作，一直做到了高级工程师、注册规划师。2004年，林啸出任台州市建设规划局桥规划管理处主任。　　这个年轻的主任热爱奢侈品，这一点圈内的朋友都知道，房产业老板也知道。　　2006年中秋节前夕，一位房产公司老总打电话约林啸到中盛百货会面。林啸挑了三万元的衣服，那位老总买了单。每年春节林啸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服饰购物券，也有一位老总曾经直接送来六千块的LV钱包。对于这些房产公司，林啸都会在验收上给予关照。　　2007年底的一天，桥某集团房地产公司的黄总经理给林啸带了一只价值5万元的诺基亚VERTU2008款的手机，说是借给林啸玩。此后，林啸每次将手机归还，这位黄总都会再送上一款新的高档手机“借”给林啸玩。　　“一表人才的林啸，每天穿戴名牌，生活过得过于奢侈。”这是林啸给身边朋友留下的印象。最终林啸也被检察机关锁定目标，经查处六年。　　这样的例在太多。　　十年前被记者揪出一身世界名牌的沈阳市长慕绥新；酷爱奢侈品，打扮光鲜入时的国足队长蔚少辉；为一掷千金，香车豪宅名牌包随便挑的雷渊利。显露在书里的奢侈品消费，是官员落马不正当财富的最好证明，而这些黑色财富背后，躲藏的是衍生出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　　的　　在接受法院审理的时候，林啸为自己。　　林啸说自己只是接受一些朋友送的小礼物，是一种“礼尚往来”。案发时从他身上搜出的手机也不过是朋友借来玩玩的，不能算是受贿。　　体育大学的李满春教授曾说：“就奢侈品本身而言，只要有实力，消费并非不可。但奢侈品与扯上关系，则是值得的。”　　“官员的不正当财富，真正的来源是其手中的。建立在基础上的，权钱交易使得公共财产被不公平分配。”消费社会学专家王宁认为，上的“礼尚往来”根本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你手中，谁会和你礼尚往来？”　　王宁说：“落马官员身上，总能发现这样的特征，他们掌握着关键的，他们的背后有一张的大网，既得利益者通过这张大网攫取公共财富。”　　家里犹如奢侈品博物馆的江润黎说：我担任国土规划局局长后，送礼的人越来越多……我从开始的心跳到不以为然，开始在生活上追求穿戴，追求名牌，直至到了的地步。”　　拉江润黎下水的就是需要通过她拿到土地审批的市原国土局局长罗亚平。　　罗亚平在开始自己赃款的计划之初，就在寻找自己的伞，同为女干部的顶头江润黎无疑是最好的目标。　　罗亚平知道江润黎喜欢奢侈品，为了求得，罗不停给江送去商场购物卡。办案人员到江润黎家办案时发现48块劳力士等名牌手表、253个LV等手提包、1246套高级名牌服饰和600多件金银首饰。　　江润黎是罗亚平后，第一个被咬出来的官员，如今已经，但是罗亚平却没有结案。　　“谁又知下一个被她咬出的官员会是谁？”不少人怀疑，罗亚平建立起的网应该还有更大的，忌惮于这样的，罗亚平案才会迟迟悬而未决。江润黎的“奢侈品博物馆”，不过就是这个看不见的网中，被在阳光下的一个角落。　　不透明的财富　　王宁说：“官员财产的不公开、不透明，促生了里特有的‘黑色消费’”。　　黑色消费原特指吸毒行为。王宁将官员的奢侈品消费划归到黑色消费行列，则是因为购买奢侈品财产的来源不、不透明。　　王宁说：“价格高昂的小件奢侈品，成为了官商文化里权钱交易的新型工具。”但是，无论形式如何隐蔽，都改变不了黑色财产的事实。“现在的官员把财产藏得更深。”　　天价烟局长周久耕后，很多习惯了天价烟的官员们不再把烟盒地随手一放了。他们学会了“韬光养晦”。更有甚者，把天价烟装进普通烟盒偷梁换柱。　　王宁介绍，在广州，官员出门一改往日的奢华。“官员现在成了演员，在公开场合，他们收起了LV，改背价格便宜的安全包，不开豪华车，出门一切从简。只有在私人场合，官员们才敢把奢侈品拿出来，在小范围内互相欣赏。”　　有了因奢侈品而落马的，官员们的享受不再为人所知。但是，周久耕们不再戴名表，不再抽天价烟了，就真的没有天价烟局长了吗？　　三个月前，一块价值17.9万元的手表把市国土资源局顺义副局长拉下了马。　　事实上，掌握的人不恰当地拥有大量奢侈品，本身就是对的。　　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是政坛著名的“铁蝴蝶”。1986年5月，由于马科斯，伊梅尔达随丈夫马科斯仓皇出逃，她穷奢极侈的生活公之于众。　　据当时的检察官清点，马科斯夫妇住处有3000余双各式女鞋，足够举办一次鞋展。在伊梅尔达美国的时候，由于手头拮据，她将一双缀满水晶的金银双色高跟鞋拿到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出售，拍出176万美元。　　马科斯夫妇出逃后，新将马科斯寓所辟为“马科斯博物馆”，作为揭露前总统穷奢极侈的实物展览。　　者与国家经济整体水平不相符的享受，本就是个自招的理由。　　“群众对于官员使用奢侈品的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他们没有其他渠道去了解官员财产的来源是否公平。”王宁这样解释把奢侈品作为反腐工具，甚至偶有误伤的情况。“实际上，奢侈品仅仅是冰山一角。”　　但是除了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没有渠道了解自己的是否被侵害，自己创造的财富是否被少数人攫取。奢侈品无奈才成为官员财产公开的消息树。　　全国代表、重庆律师韩德云已经连续六年提交公务员财产公开立法议案，于个人的而言，可谓屡败屡战；于制度的变革，则是屡战屡败。　　王宁说：“用奢侈品诠释落马官员的不正当财富是管中窥豹。但官员财产一天不公开，奢侈品就要多充当一天监察御史的角色，去那些财产来源不明的官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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