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婚时代：18个媒人说一门亲&彩礼要三斤三两百元大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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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恐婚时代：18个媒人说一门亲 彩礼要三斤三两百元大钞 　　剧中父母为了给未来儿媳凑够三斤百元面值人民币的彩礼而将钱用水浸湿。这来自时下冀南农村一些地方索要“新三金”彩礼的现实。《恐婚时代2》剧照
　　18个媒人同说一门亲事，彩礼要三斤三两百元大钞 　　冀南农村青年婚恋现状调查 　　有2000多人的河北省曲周县李于子口村，22～26岁的未婚男青年有近30人；鸡泽县赵庄村也有村民2000人，同一年龄段未婚男青年也有30多人……而在这些村庄同龄的未婚女青年却寥寥无几。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位于河北南部的邢台平乡县，邯郸曲周、鸡泽、广平、馆陶等县采访时发现，“找媳妇难”已成为农村男青年的普遍困惑。 　　曲周县李于子口一位40多岁的热心妇女告诉记者，临近各村以至临近各县都是如此――这两年每个村都有20多个找不着对象的小伙子，“条件还都不差”。 　　冀南农村普遍出现的“找媳妇难”，已不仅仅是让父母和本人头疼的“家务事”。 　　有鸡泽县赵庄村村民告诉记者：“我们村支书和村主任一开会就为这事发愁！”而当一位鸡泽县的妇女向曲周县的朋友打听是否有适龄姑娘的信息时，这位朋友立刻笑着“警告”她：“你可不能挖我们村的墙角啊！” 　　有媒体报道，隆尧县更有村委会向所有村民承诺：只要把女儿嫁到本村，奖励2000元；只要把本村或外村的女青年介绍给本村的男青年，奖励介绍人1000元。 　　记者发现，由于“找媳妇难”引发的专业媒人“不择手段”谋利、女方对彩礼“狮子大张口”，以及暴露出来的农村传统婚恋观念令人堪忧。 　　四五个小伙子排着队跟同一个姑娘相亲 　　“19岁时，对于相亲找对象，感觉就和看偶像剧一样――要找个自己喜欢的‘女神’。” 馆陶县农村青年李建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1987年出生的他“相亲史”始于19岁。 　　后来由于20岁外出打工，婚姻大事被暂时“搁下”。3年前，24岁的他在父母的催促下返乡加入相亲大军。此时李建国发现，与7年前已经不同，这两三年间在农村找个媳妇已非易事。 　　经过3年“几十次”相亲，27岁的他如今再也不敢奢望“女神”。 比李建国小两岁的妹妹如今已是一个5岁孩子的妈妈了。“现在我找媳妇的基本要求就是――女的。”他强调，“只要女方不挑我，我肯定不挑女方。” 　　曲周县25岁的农村青年郭威，面对记者“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的问题时，一脸嗔怪地反问：“现在还能轮到男方挑？” 　　这两年，冀南农村的女青年可谓“不愁嫁”。“今天离婚带着孩子回娘家，明天就有小伙子和媒人登门提亲！”采访中，有多位邢台、邯郸一带的农民这样告诉记者。 　　媒人安排四五个小伙子依次和同一个姑娘相亲，在邢台、邯郸一带农村已是“见怪不怪”。李建国告诉记者：“我和姑娘聊了会儿，想问她要个电话号码，她却说等跟后边的小伙子都见完了再说！”对于这样的相亲，李建国坦言：“感觉像是求职面试！” 　　邯郸、邢台一带农村，大部分青年在外打工，每年打工青年返乡过春节时，是农村青年见面相亲高峰期。而去年腊月，郭威只和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孩见了面；今年正月一次亲也没相到。 　　“根本就找不到可以相亲的女孩儿！”他无奈地表示。 　　为什么最近两三年当地男女比例出现如此差距？ 　　其实，“媳妇难找”早在郭威读村小时就已初露端倪。“我们一个年级一个班。”他回忆说，班里30多个学生中，“男生是女生的两倍还多”。 　　有农民告诉记者，当地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第一胎为男孩的夫妇是不允许生二胎的，而第一胎是女孩的还会允许生二胎。在他看来，正是这样的政策导致了如今农村人口出现男女比例失衡。 　　一名曾在鸡泽县小寨镇计生部门工作过的人员告诉记者，因为需要干农活，加上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人偷偷对胎儿做性别鉴定。“一查出来是闺女就做流产了，这一拨净小子。你打听吧，哪个村都是！” 　　对于农村 “找媳妇难”的成因，一些在外打工的男青年则补充说：由于收入、房子等现实问题，男青年很难在打工的城市中解决恋爱婚姻问题，出外打工的女青年则多了在城市结婚成家的选择。 　　邯郸市广平县人民法院吕善平法官告诉记者，如今“找媳妇难”已导致农村一些地方早婚现象重新“抬头”。曲周县李于子口村党支部书记李文芳也对记者证实：“在当地，男方超过25岁，就意味着找对象更难了。” 　　已进入“危险区”的郭威还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没结婚。“一家四口人整天就为这事唉声叹气！”由于找不着媳妇，郭威家所住的村子这两三年每年仅有一两家办喜事。去年一年，30多个适龄未婚男青年仅有一人成功“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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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网 版 权 所 有 ，未 经 书 面 授 权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by .cn. all rights reserved山东菏泽订婚需要3斤3两百元大钞 市民称订不起
来源：中国广播网
　　中广网菏泽4月14日消息（山东台记者孙波）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按照民间习俗，结婚前先订婚，通常男方要给女方送去订婚礼金。而目前在山东菏泽订婚礼金水涨船高，某些地方订婚要“三斤三两百元大钞”，市民大呼订婚订不起。　　近日，在山东菏泽某论坛上，一篇题为《跟菏泽鄄城女孩订婚，订不起》的帖子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发帖人称，弟弟订婚，按当地订婚礼金的“行情”是“四万四”或者“六万八”。有网友跟帖订婚礼金要论斤秤，需要三斤三两人民币，相当于大约13万6000元。记者经过核实，在菏泽鄄城某些地方确实如此。面对如此高的订婚礼金，不少市民表示，价太高，订不起。绝大多数市民明确提出反对，认为婚姻应以感情为基础，不能受金钱的束缚。　　据山东菏泽市婚庆行业商会秘书长杨通分析，礼金水涨船高主要是攀比心理在作祟，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越有这种风气，女方想用高礼金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从根本上还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应该从根本转变这种思想，要有一种健康的价值观，正确面对这种习俗，从感情上出发是对方的经济情况和能力而定，订婚礼金应该回归理性。
(责任编辑：UN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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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婚时代：18个媒人说一门亲 彩礼要三斤三两百元大钞
　　剧中父母为了给未来儿媳凑够三斤百元面值人民币的彩礼而将钱用水浸湿。这来自时下冀南农村一些地方索要“新三金”彩礼的现实。《恐婚时代2》剧照
18个媒人同说一门亲事，彩礼要三斤三两百元大钞
冀南农村青年婚恋现状调查
　　有2000多人的河北省曲周县李于子口村，22～26岁的未婚男青年有近30人；鸡泽县赵庄村也有村民2000人，同一年龄段未婚男青年也有30多人……而在这些村庄同龄的未婚女青年却寥寥无几。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位于河北南部的邢台平乡县，邯郸曲周、鸡泽、广平、馆陶等县采访时发现，“找媳妇难”已成为农村男青年的普遍困惑。
　　曲周县李于子口一位40多岁的热心妇女告诉记者，临近各村以至临近各县都是如此——这两年每个村都有20多个找不着对象的小伙子，“条件还都不差”。
　　冀南农村普遍出现的“找媳妇难”，已不仅仅是让父母和本人头疼的“家务事”。
　　有鸡泽县赵庄村村民告诉记者：“我们村支书和村主任一开会就为这事发愁！”而当一位鸡泽县的妇女向曲周县的朋友打听是否有适龄姑娘的信息时，这位朋友立刻笑着“警告”她：“你可不能挖我们村的墙角啊！”
　　有媒体报道，隆尧县更有村委会向所有村民承诺：只要把女儿嫁到本村，奖励2000元；只要把本村或外村的女青年介绍给本村的男青年，奖励介绍人1000元。
　　记者发现，由于“找媳妇难”引发的专业媒人“不择手段”谋利、女方对彩礼“狮子大张口”，以及暴露出来的农村传统婚恋观念令人堪忧。
　　四五个小伙子排着队跟同一个姑娘相亲
　　“19岁时，对于相亲找对象，感觉就和看偶像剧一样——要找个自己喜欢的‘女神’。” 馆陶县农村青年李建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1987年出生的他“相亲史”始于19岁。
　　后来由于20岁外出打工，婚姻大事被暂时“搁下”。3年前，24岁的他在父母的催促下返乡加入相亲大军。此时李建国发现，与7年前已经不同，这两三年间在农村找个媳妇已非易事。
　　经过3年“几十次”相亲，27岁的他如今再也不敢奢望“女神”。 比李建国小两岁的妹妹如今已是一个5岁孩子的妈妈了。“现在我找媳妇的基本要求就是——女的。”他强调，“只要女方不挑我，我肯定不挑女方。”
　　曲周县25岁的农村青年郭威，面对记者“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的问题时，一脸嗔怪地反问：“现在还能轮到男方挑？”
　　这两年，冀南农村的女青年可谓“不愁嫁”。“今天离婚带着孩子回娘家，明天就有小伙子和媒人登门提亲！”采访中，有多位邢台、邯郸一带的农民这样告诉记者。
　　媒人安排四五个小伙子依次和同一个姑娘相亲，在邢台、邯郸一带农村已是“见怪不怪”。李建国告诉记者：“我和姑娘聊了会儿，想问她要个电话号码，她却说等跟后边的小伙子都见完了再说！”对于这样的相亲，李建国坦言：“感觉像是求职面试！”
　　邯郸、邢台一带农村，大部分青年在外打工，每年打工青年返乡过春节时，是农村青年见面相亲高峰期。而去年腊月，郭威只和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孩见了面；今年正月一次亲也没相到。
　　“根本就找不到可以相亲的女孩儿！”他无奈地表示。
　　为什么最近两三年当地男女比例出现如此差距？
　　其实，“媳妇难找”早在郭威读村小时就已初露端倪。“我们一个年级一个班。”他回忆说，班里30多个学生中，“男生是女生的两倍还多”。
　　有农民告诉记者，当地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第一胎为男孩的夫妇是不允许生二胎的，而第一胎是女孩的还会允许生二胎。在他看来，正是这样的政策导致了如今农村人口出现男女比例失衡。
　　一名曾在鸡泽县小寨镇计生部门工作过的人员告诉记者，因为需要干农活，加上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人偷偷对胎儿做性别鉴定。“一查出来是闺女就做流产了，这一拨净小子。你打听吧，哪个村都是！”
　　对于农村 “找媳妇难”的成因，一些在外打工的男青年则补充说：由于收入、房子等现实问题，男青年很难在打工的城市中解决恋爱婚姻问题，出外打工的女青年则多了在城市结婚成家的选择。
　　邯郸市广平县人民法院吕善平法官告诉记者，如今“找媳妇难”已导致农村一些地方早婚现象重新“抬头”。曲周县李于子口村党支部书记李文芳也对记者证实：“在当地，男方超过25岁，就意味着找对象更难了。”
　　已进入“危险区”的郭威还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没结婚。“一家四口人整天就为这事唉声叹气！”由于找不着媳妇，郭威家所住的村子这两三年每年仅有一两家办喜事。去年一年，30多个适龄未婚男青年仅有一人成功“脱光”。
[责任编辑：“三斤三两”，“称重”爱情？
　来源：　
　　作者：斯涵涵
　　有2000多人的河北省曲周县李于子口村，22～26岁的未婚男青年有近30人；鸡泽县赵庄村也有村民2000人，同一年龄段未婚男青年也有30多人……而在这些村庄同龄的未婚女青年却寥寥无几。近日，记者在位于河北南部的邢台平乡县，邯郸曲周、鸡泽、广平、馆陶等县采访时发现，当地彩礼要三斤三两百元大钞，“找媳妇难”已成为农村男青年的普遍困惑。（3月24日中国青年报）
　　“三斤三两”彩礼，是冀南农村娶媳妇的新价码，怪异的数字后面是异化的婚恋观。为了三斤三两100元面值的人民币，女方狮子大开口，男方父母将100元面值的人民币，一张张用水浸湿，然后再用抹布擦干，为的就是过秤时，使人民币能更“压分量”。一来一往之间，是男女双方的“彩礼大比拼”，，也是当下农村男青年择偶难的缩影。
　　“三斤三两”彩礼好似一面镜子，照出农村适婚男女的严重失衡。千百年来的重男轻女封建思想，加之近几十年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很多人偷偷对胎儿做性别鉴定，是女孩就流产，导致现在农村男性大大超过女性。曾经的荣耀沦变为当下的苦恼，青年人正常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后患不容小觑。
　　“三斤三两”彩礼也照出婚恋观念的畸形。农村女青年“供不应求”，构成吊诡的“交易市场”， 女方不仅索要钱物，而且还对房子、汽车，甚至对男方父母年龄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于是就有了18个媒人同说一门亲、出租车、饭店、烟摊和媒人形成相亲“产业链”等怪象，使得本已稀缺的“资源”更加紧张，也使得本就入不敷出的农村经济发展雪上加霜。而春节回家几天就相亲订婚结婚，更使农村青年的婚姻稳固度充满不安全因素。据悉，农村青年中的离婚率有不断提高之势。 “闪婚闪离”与时下农村青年“结婚草率、离婚草率”的现状不无关系。而目前涉及婚约财产纠纷的案件也逐渐增多，呈上升趋势。有的为追回婚约财产甚至引发了恶性事件，影响社会安定。
　　“三斤三两”彩礼还照出城乡间的巨大壕沟。虽然邢台、邯郸一带农村青年在北京、天津等城市打工的不在少数，但绝大部分男女青年还是回乡谈婚论嫁。穿着时尚、熟悉网络的他们在恋爱婚姻的途径、方式上还保持着传统的落后的相亲方式。不是他们不想在城市安家，而是由于收入、房子等现实问题，男青年很难在打工的城市中解决恋爱婚姻问题，随着城镇化的高速发展，现代农村的荒漠化日趋严重，新一代农民处于去留两难的困境之中。对此，我们的城市、我们的社会当有何种反应？
　　“三斤三两”彩礼何以“称重”爱情？宏观而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微观而论，没有适婚对象的择偶难是令当事人困惑的，也是整个社会应该予以强烈关注的。当农村男女双方以彩礼作为唯一标准，完全物化的婚约是对幸福婚姻的扭曲和误读，是对真爱的违背，也是将自己和对方人格的矮化，与现代文明发展格格不入。彩礼之高、成婚之难，不是冀南农村的家务事，而是关乎家庭稳定、社会安宁的大问题，需要公民个体和整个社会都要做出反思和努力。（斯涵涵）[责任编辑:宋雅娟]
一周图片排行榜
　　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刘月、李鉴修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丰子义
　　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唐任伍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健、孙代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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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中父母为了给未来儿媳凑够三斤百元面值人民币的彩礼而将钱用水浸湿。这来自时下冀南农村一些地方索要“新三金”彩礼的现实。《恐婚时代2》剧照
18个媒人同说一门亲事，彩礼要三斤三两百元大钞
冀南农村青年婚恋现状调查
　　有2000多人的河北省曲周县李于子口村，22～26岁的未婚男青年有近30人；鸡泽县赵庄村也有村民2000人，同一年龄段未婚男青年也有30多人……而在这些村庄同龄的未婚女青年却寥寥无几。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位于河北南部的邢台平乡县，邯郸曲周、鸡泽、广平、馆陶等县采访时发现，“找媳妇难”已成为农村男青年的普遍困惑。
　　曲周县李于子口一位40多岁的热心妇女告诉记者，临近各村以至临近各县都是如此——这两年每个村都有20多个找不着对象的小伙子，“条件还都不差”。
　　冀南农村普遍出现的“找媳妇难”，已不仅仅是让父母和本人头疼的“家务事”。
　　有鸡泽县赵庄村村民告诉记者：“我们村支书和村主任一开会就为这事发愁！”而当一位鸡泽县的妇女向曲周县的朋友打听是否有适龄姑娘的信息时，这位朋友立刻笑着“警告”她：“你可不能挖我们村的墙角啊！”
　　有媒体报道，隆尧县更有村委会向所有村民承诺：只要把女儿嫁到本村，奖励2000元；只要把本村或外村的女青年介绍给本村的男青年，奖励介绍人1000元。
　　记者发现，由于“找媳妇难”引发的专业媒人“不择手段”谋利、女方对彩礼“狮子大张口”，以及暴露出来的农村传统婚恋观念令人堪忧。
　　四五个小伙子排着队跟同一个姑娘相亲
　　“19岁时，对于相亲找对象，感觉就和看偶像剧一样——要找个自己喜欢的‘女神’。” 馆陶县农村青年李建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1987年出生的他“相亲史”始于19岁。
　　后来由于20岁外出打工，婚姻大事被暂时“搁下”。3年前，24岁的他在父母的催促下返乡加入相亲大军。此时李建国发现，与7年前已经不同，这两三年间在农村找个媳妇已非易事。
　　经过3年“几十次”相亲，27岁的他如今再也不敢奢望“女神”。 比李建国小两岁的妹妹如今已是一个5岁孩子的妈妈了。“现在我找媳妇的基本要求就是——女的。”他强调，“只要女方不挑我，我肯定不挑女方。”
　　曲周县25岁的农村青年郭威，面对记者“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的问题时，一脸嗔怪地反问：“现在还能轮到男方挑？”
　　这两年，冀南农村的女青年可谓“不愁嫁”。“今天离婚带着孩子回娘家，明天就有小伙子和媒人登门提亲！”采访中，有多位邢台、邯郸一带的农民这样告诉记者。
　　媒人安排四五个小伙子依次和同一个姑娘相亲，在邢台、邯郸一带农村已是“见怪不怪”。李建国告诉记者：“我和姑娘聊了会儿，想问她要个电话号码，她却说等跟后边的小伙子都见完了再说！”对于这样的相亲，李建国坦言：“感觉像是求职面试！”
　　邯郸、邢台一带农村，大部分青年在外打工，每年打工青年返乡过春节时，是农村青年见面相亲高峰期。而去年腊月，郭威只和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孩见了面；今年正月一次亲也没相到。
　　“根本就找不到可以相亲的女孩儿！”他无奈地表示。
　　为什么最近两三年当地男女比例出现如此差距？
　　其实，“媳妇难找”早在郭威读村小时就已初露端倪。“我们一个年级一个班。”他回忆说，班里30多个学生中，“男生是女生的两倍还多”。
　　有农民告诉记者，当地农村计划生育政策规定：第一胎为男孩的夫妇是不允许生二胎的，而第一胎是女孩的还会允许生二胎。在他看来，正是这样的政策导致了如今农村人口出现男女比例失衡。
　　一名曾在鸡泽县小寨镇计生部门工作过的人员告诉记者，因为需要干农活，加上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人偷偷对胎儿做性别鉴定。“一查出来是闺女就做流产了，这一拨净小子。你打听吧，哪个村都是！”
　　对于农村 “找媳妇难”的成因，一些在外打工的男青年则补充说：由于收入、房子等现实问题，男青年很难在打工的城市中解决恋爱婚姻问题，出外打工的女青年则多了在城市结婚成家的选择。
　　邯郸市广平县人民法院吕善平法官告诉记者，如今“找媳妇难”已导致农村一些地方早婚现象重新“抬头”。曲周县李于子口村党支部书记李文芳也对记者证实：“在当地，男方超过25岁，就意味着找对象更难了。”
　　已进入“危险区”的郭威还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没结婚。“一家四口人整天就为这事唉声叹气！”由于找不着媳妇，郭威家所住的村子这两三年每年仅有一两家办喜事。去年一年，30多个适龄未婚男青年仅有一人成功“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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