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批“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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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林”也罢，“批孔”也罢，“批林”跟“批孔”联系起来也罢，反正孔子已经死去那么多年，林彪也已葬身异国。　　江青为什么拿出那么大的劲头，批判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孔子和林彪？　　王洪文的话，泄露了江青的“天机”：　　“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那势头，真的有点像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斗谁呢？　　只要细细琢磨“江青写作组”抛出的“大块文章”，字里行间，已经点明了！　　日，《人民日报》所载“唐晓文”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一文中，特意指出：“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冠，并代行宰相职务。”他把孔子写作“宰相儒”。　　当年，江青们在批《海瑞罢官》时，说吴晗“借古讽今”。如今，江青们倒真的在玩弄借古讽今！　　“宰相儒”指谁？不就是影射周恩来！国务院总理，据云“相当”于“宰相”！江青们玩弄的政治把戏，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　　发表在1974年第四期《红旗》杂志上、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一文中，有一段对孔子的“形象化”描写：“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这不是明显地影射周恩来！　　文章咒骂孔子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其实是影射周恩来。　　日《北京日报》所载“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特意描写了孔子“端起胳膊”，更明显影射周恩来。文中用一连串的话，指桑骂槐，攻击周恩来：　　“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　　“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尤其是知道毛泽东写了两首诗批判他，郭沫若有点顶不住了。出于无奈，这位一代文学巨匠，史学名家，不得不写两首七律给毛泽东，承认错误。　　呈毛主席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劣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视归趋。　　这简直是一首“忏悔诗”!郭沫若竟然把“批林批孔”运动比作了“春雷惊大地”!　　郭沫若在另一首诗中则称：“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珠。”　　即便郭沫若这么步步后退，江青仍不放过他。　　已患癌症的周恩来，承担着繁重的工作担子，又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重负,他自己也终于病情日见严重。　　日，周恩来病重,住在医院检查病情。15日下午病情稍好,周恩来就出院。当天晚上回家，在床上批阅积压的文件，达四小时之久。　　江青得知周恩来病了，大喜，求见毛泽东，想请毛泽东再为“批林批孔”运动作指示，以便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　　不料，3月20日，毛泽东致函江青拒见并发出了严厉警告。此信全文如下：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19）74、3、20日&（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毛泽东清楚表明：“批林批孔”他赞成，批“周公”他反对。江青仍一意孤行，因为周恩来已是她最大的“权力障碍”，非打倒不可。　　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地加重着：　　4月28日，发生缺氧病状；　　5月19日、23日、25日，相继三次发生缺氧病状。　　可是，他的工作是那样忙碌，三个月内由他亲自接待、会谈的外宾有：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乔森潘，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英国前首相希思，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　　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统计，从1974年1月至6月1日，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外，工作日子达一百三十九天，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的有九天，工作十四至十八小时的有七十四天，工作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左右的有五天，连续工作三十小时的有一次！　　周恩来沉疴在身，如此忙碌地工作着，还要遭受江青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终于，在日，周恩来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解放军三○五医院。　　从此，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办公，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岁月。　　江青知道周恩来住入医院，越发得意。6月22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跟一个姓周的妇女谈话时，她要那个妇女改名“周克周”。江青说：“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周’，克制他那个‘周’！”　　他那个“周”是谁？周恩来！
(责编：雷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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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重大决策之二十六
【作者】 安建设
１９７４年，中国大地上再次掀起一场政治风潮，这就是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操纵下，这场运动打着批判林彪、孔丘的幌子，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企图重新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骨干。然而，江青一伙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批林批孔”成了他们阴谋败露并最终破产的拙劣表演。
“批林批孔”一开始，把持宣传舆论大权的“四人帮”就千方百计地拔高这场运动的“现实意义”，同时竭力扩大运动的规模和范围。按照当时“权威”报刊的说法，“批林批孔”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为贯彻党的十大精神进行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后来，“批林批孔”还被说成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与“批林批孔”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本文试图就这场运动的背景、过程及相关的几个问题，作一些初步的考述。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就表示要批判孔子及其思想。在红卫兵“破四旧”的狂潮中，康生等人怂恿北京一些高校学生前往山东曲阜“讨孔”，孔林、孔庙等处的大批珍贵文物遭到空前劫难。尽管如此，“批孔”问题并没有正式提出来。
毛泽东明确提出“批孔”，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
１９７１年秋，作为“文化大革命”产物的林彪集团一朝覆亡。这个事实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顺从党心民意，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同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各个领域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也普遍展开，并取得初步成效。但从１９７２年下半年起，对深入批林感到威胁的江青等人开始频频向周恩来发难，竭力阻挠批判极左思潮和落实政策的工作。这年１１月底至１２月初，双方的分歧终于明朗化，并由毛泽东出面“裁决”。毛泽东认为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的这个结论，反映了他对林彪事件后党内外日益增长的种种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倾向的担忧。作为这场“大革命”的发动和领导者毛泽东来说，他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能允许从指导思想上批评和否定“文化大革命”。
由于毛泽东对林彪问题的“定性”，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被迫中断。然而，维护与怀疑、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两种思想观点的分歧，实际上仍然存在。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也是清楚的。
１９７３年５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针对社会上“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进行了批驳。他提醒说：要注意上层建筑，注意抓路线，要读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①
基于这些认识，毛泽东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问题。
从这年下半年起，“批孔”已成为毛泽东经常关注和谈论的话题。他不仅留意这方面的研究文章、论著，还多次表明自己“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的观点，并且还把“批孔”同批判历史上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批评现实当中的某些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
７月初，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作了一次重要谈话。他借批评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为由，用尖锐的口吻告诫说：“将来（有人）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同时，他再次讲到“批孔”问题，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②。８月５日，毛泽东又向江青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泽东还当场读了他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表明他在评法批儒上的观点。其中有“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的句子。他之所以作这首意境、手法都不同从前的七律，并非是要跟诗友郭沫若过不去，而主要是借题发挥，用诗的形式表达他当时的政治意图。
以上毛泽东发表的这些言论，反映了他继续坚持九大以来的路线、方针的态度。在他的心目中，“反修防修”不仅是过去的头等大事，也是当前和将来的头等大事。而毛泽东赞同“法家”、鄙视“儒家”的见解，除了历史的因素外，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现实当中种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苗头，特别是针对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许多做法和认识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在揭批林彪集团的同时，再次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应当指出：虽然这时毛泽东一再提出要注意“抓大事”、“抓路线”、“抓上层建筑”，但他并没有认为应在中央的方针、路线上强调和贯彻“批孔”的意图，或者需要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批判运动。例如，在他就“批孔”问题发表多次谈话后定稿的十大政治报告（报告稿由张春桥执笔，政治局讨论修改，毛泽东最后审定）以及十大期间通过的其他文件中，都没有出现“批孔”的内容或相关提法。这一方面是由于讨论十大文件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否定了江青关于评法批儒的“建议”，另一方面，毛泽东显然也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到“迫在眉睫”和“压倒一切”的位置上。
然而，“四人帮”一伙却抓住“批孔”问题不放。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了许多“批孔”、“批儒”的文章，蓄意渲染，大造舆论。这类文章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借古喻今，夸大“批孔”、“批儒”的“意义”，竭力把批判儒家的“孔孟之道”引导、定位到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上来。正是在这种“批孔”、“批儒”的喧嚣声中，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起对周恩来、叶剑英两位老革命家的攻击，并且使用了“投降主义”、“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等污蔑性的说法。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不遗余力地借“批孔”来打击老一辈革命家，还有一个重要的“缘由”，就是这时正在筹备中的四届人大。江青等人认为这是他们攫取更大更多权力的机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同年９、１０月间连续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主持筹备工作的周恩来估计四届人大最迟将在年内举行。但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没有料到，他们预定召开四届人大的时间表还是过于乐观了。由于情况的不断变化，特别是“四人帮”的严重干扰，使得原来计划当中的许多工作都不得不一再推延。
以上中共十大前后的一系列事件，构成了“批林批孔”运动发生的重要背景。
文章来源: 中国网
责任编辑: 苏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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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飚在粉碎“四人帮”的日子
　　对耿飚同志，我习惯叫他“耿部长”。耿飚是在中联部干过大事、为我们党立过大功的人。老中联部人没有不晓得他的。他1971年来中联部，1979年离开进入中央，在中联部足足干了8个年头。耿飚在中联部这8年里，正是党和国家最危难的时期。他光明磊落、浩然正气、坚持原则、巧于周旋，机智果断地干了许多大事，其中影响最大、最令人难忘的，要数在1976年党与“四人帮”的斗争进入尖锐化的关键时刻，他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我就是在那场斗争中，被抽调到他身边工作，后又随他到中央宣传口工作了一年有余。20世纪90年代耿飚写回忆录时，再次把我找去，协助他整理进驻广播事业局、控制电台、电视台的那场斗争。这样，我在他身边工作的时间虽只有一年多，但断断续续的“时间跨度”竟达十余年。在耿飚百周年诞辰来临之际，追忆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难忘岁月，不仅可寄托我对他的思念，而且对于有兴趣了解和研究那段党史和国史者，或有参考价值。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1/view-304554.htm　　 　　拿着华国锋“手令”，掌控电台、电视台 　　 　　关于这一事件，耿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已有较完整的回忆。这里，仅就人们关心的几个问题，将我所知道和记得的事情，作简要回忆和记述，并就有些问题谈谈个人的认识和看法。 　　(一)耿飚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重视回忆和整理这段历史?这首先是因为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也是耿飚个人历史上很值得记载的光彩一笔。据我所知，日他将办公室从全国人大搬到家里，开始了离休生活，有时间和条件来回忆整理过去的事情了。所以90年代初，他把我找去，开始做这项工作。决定做这件事情时，他还在自己景山前街的寓所搞了个小型“座谈会”，除了我和他当时的秘书蔡华同外，还请了有关的当事人来参加，我记得至少有张香山、邱巍高等同志。耿飚说，如果不抓紧，时间久了，许多事情就忘记了。此外，他想尽快将这段历史的“正版”弄出来，因为他对各种报刊和书籍中有关“耿飚占领电台”之类的文字很不满意。他说，许多东西是胡编瞎说的，严重违背了历史事实。譬如有文章讲，耿飚“带”了一个营的兵力去占领电台，哪有这回事?守卫电台、电视台的警备部队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根本不需要我带部队去进行军事占领，也不必用别的部队去替换原来的部队。守护电台、电视台还是原班人马，只是加强了领导，派去了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员邱巍高、警备一师的副师长王甫。如果是从外面“带”兵进去，不必说一个营，就是一个排、一个班也会察觉出异常来。再说，所谓“占领”也是不妥当的误传。当时广播事业局虽然和其他新闻单位一样被“四人帮”所控制，但是广大干部群众是听从党的领导和不满意“四人帮”的。我们进驻后，广大干部群众很配合、很高兴，就很能说明问题。当然，“四人帮”在宣传舆论阵地经营了十多年，会不会有他们的余党、死党、亡命之徒要狗急跳墙呢?这是不能不防的。电台、电视台的传播速度那么快、传播范围那么广，影响非常大。一旦出了事，就会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所以必须高度警惕，加强控制，包括要采取一些特殊的军事措施和手段，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无论如何，这同战争年代打仗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二)华国锋与耿飚是怎样相知相交、相互信任的?有人说是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了耿飚，如果所谓“推荐”是指叶剑英向华国锋讲述过耿飚“可信任”之类的好话，那可能是可信的。因为在1946年北平军调处工作时期耿飚就曾是叶剑英的部下，叶对他很了解。28年后，在1974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俩又同是“四人帮”的攻击目标。1974年农历正月初二的“1?24”军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整叶剑英的；正月初三的“1?25”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通过中联部一个造反派的发言又整了耿飚。这使他们的关系更亲近更紧密了。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叶剑英被靠边站，到西山去“养病”了，4月耿飚夫妇到西山去看望了叶剑英，这表明他们是心心相印、志同道合的。 　　但是，如果说华国锋对耿飚的了解，完全是凭叶剑英的推荐，甚至说是“叶帅点的将”，那就未必符合实际情况了。华国锋本人对耿飚早有了解，知道耿飚与“四人帮”不是“一路的”。记得耿飚曾对我说过，周总理曾就他1974年主持“1?25”大会时出现造反派发言攻击耿飚一事“表示歉意”，而耿飚的回答是：“这件事和你无关，不过这倒对我还有好处”。周总理听耿飚这么说就惊奇地笑问：“有何好处?”耿飚解释说：“整他”就是“帮他”同“四人帮”划清了界线。“过去有些老战友对我有误解，不理睬我，以为我跟‘四人帮’是一伙的，那次大会后明白了真相，反而同我更亲近了”。我认为，“四人帮”整耿飚，也“帮助了”华国锋认识和了解耿飚。日华国锋看过《耿飚将军()》画册之后，曾给耿飚夫人赵兰香题词，题词说：“根据我平时的了解我已内定在将‘四人帮’隔离审查后，拟派耿飚同志立即进驻新闻舆论宣传各单位”。这里，华国锋亲笔书写出“根据我平时的了解我已内定”这么明确肯定之语。足见华国锋对耿飚的充分信任。这说明，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让耿飚担负进驻广播事业局、接管控制电台、电视台等任务，是华国锋“自主内定”的。要说“点将”。也是华国锋自己“点的将”。 　　(三)华国锋与耿飚首次深谈：为什么必须删除“按既定方针办”。1976年国庆节过后的10月2日晚上，耿飚突然接到华国锋打来的电话，要他去国务院会议厅东厢房会议室商量事情。耿飚到那里时，外交部的韩念龙、刘振华两位副部长已经先到了。 　　华国锋让他们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说：“你们都来了，好!想和你们商量解决一个问题。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9月30日已去联合国，10月4日要发言，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看用什么办法把他的发言稿中‘按既定方针办’那句话去掉，时间还来不来得及?”耿飚说：“因为时差的关系，纽约比北京晚12小时，所以离发言还有两天时间，完全来得及。”研究的结果是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副部长走后，耿飚就问华国锋，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不应该这么说。日晚，毛主席会见外
宾，等外宾走后，我向他汇报了各省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讲话时发音已不太清楚，他怕我听不清，就用铅笔写了几张字条给我看，其中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时的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4月底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可以利用这句抽象的‘临终嘱咐’随心所欲，呼风唤雨，进可以击人，退可以护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政治资本了嘛!” 　　耿飚听了这番解释，明白了“四人帮”搞这种把戏的险恶用心：是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一个印象，似乎毛主席对他们有“临终嘱咐”，这样，他们既可以捞到政治资本，又可以把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当成“上方宝剑”，今后他们不论搞什么阴谋诡计，都可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如果有谁反对他们胡作非为，阻挠他们实施阴谋，他们还可以用这把“上方宝剑”来打击之，反诬别人反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这样，就给他们篡党夺权开了方便之门。可见，当时“四人帮”所控制的舆论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是居心叵测，用心险恶的。临走时，华国锋对耿飚说：“近日有事要找你，你在家里等着。” 　　(四)华国锋派车接耿飚到他的住所继续深谈：相互交心交底，信任有加。10月4日下午华国锋派车接耿飚到他东交民巷的临时住所，接着10月2日的话题谈下去。华国锋拿出毛主席4月30日会见外宾后就他谈到国内问题时所作的指示，因怕他听不清而写给他的那些字条(“国内问题要注意”、“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等)，一张张地给耿飚看，并相应作些解释。接着，他们交换对形势的看法，分析“四人帮”近来的动向。总的看法是“他们要动手了”，在上海、在北京都有行动迹象。一闹起来，就会有单位、有人跟着他们走。于是华国锋问耿飚：“你们中联部怎么样?”耿飚说：“中联部不沾边。有人想整我，但中联部还是我说了算。”华国锋听了耿飚的回答欣慰地笑了。接着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耿飚出于军人出身的习惯，不由自主地突然站了起来，立正回答：“保证完成任务!”华国锋笑着拉耿飚坐下，然后说：“别着急嘛!你知道是什么任务?我还没有说咧!”耿飚说：“我已感觉到了，什么任务都不怕。”后来华国锋说：“具体任务以后会向你交代。最近这些天你就呆在家里，哪里也不要去。要我亲自打电话才算数。”耿飚说：“我懂了!” 　　耿飚被接到华国锋家里进行的这次交谈，是相互交心、交底的一次深谈。这次谈话之后，双方信任有加。华国锋拿出那些字条给耿飚看，进一步向耿飚证明自己是毛主席所信任所指定的“合法接班人”，耿飚更支持华国锋。华国锋向耿飚打听中联部的情况，耿飚简短的回答“不沾边”、“还是我说了算”，也让华国锋更放心地将任务交给耿飚去执行。 　　(五)耿飚怀仁堂领命，驱车去广播事业局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10月6日晚20时左右，耿飚家的红机电话铃突然响了。他立即接起来，听得很真切，是华国锋的声音，让他坐自己的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耿飚坐的红旗轿车直奔中南海西门。一到院里感到气氛很紧张，岗哨不少，他直奔怀仁堂。到怀仁堂后，他见叶剑英与吴忠(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华国锋和邱巍高在谈话。邱巍高比耿飚早到了一会儿，看样子是在等耿飚。 　　耿飚到后，华国锋和叶剑英立即向耿飚交代了具体任务。华国锋说：“你和邱巍高到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叶剑英郑重嘱咐耿飚：“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问耿飚：“你要不要带支手枪?”耿飚说：“手枪不必带了，但是须要有你的手令。”华国锋说：“好!”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耿飚想，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驻扎着北京卫戍区警备一师的两个连一个营部。邱巍高作为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去，中间还隔着好几层。于是他提出从警备一师再找个领导人，这样又将一师副师长王甫找了来。 　　耿飚领受完任务已经快21点了，然后直奔广播事业局。他让邱巍高坐他的车子一起走。到广播大楼已近22点了。进了大楼就直奔邓岗的办公室。他们带了10名战士站在门外，然后叫邓岗开门。当时邓岗像是要准备睡一会儿的样子，因为他来开门时衣服扣子都没扣好。他看这么晚了，又来了这些“不速之客”，显得有些紧张。为说明来意，耿飚把华国锋的手令掏出来给他看。邓岗看完手令不说话，一直思索犹豫。耿飚就对他说：“你要给姚文元打电话请示，也可以。”他似乎明白了耿飚话中之意，连忙说：“没必要了。”耿飚接着说：“那好，请你把领导班子的人统统找到你办公室来，就说有事要商量。” 　　在邓岗打电话召集领导班子人员的同时，耿飚请邱巍高和王甫带着另外10名战士去掌握电台的播音室。他们立即在直播室和机房门前加强了岗哨。邓岗召集来的广播事业局核心小组成员有11位，在这个会议上，耿飚把华国锋的手令念了一遍，要求大家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工作做好。23点40分，邓岗又召集各部门领导的紧急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 　　接着，耿飚给华国锋打电话报告：“已经控制住了，领导人都在我这里，你放心。”话机里传来了华国锋喜悦的声音：“好!干得漂亮!” 　　电台要害部门控制住之后，还必须一刻不停地按新要求正常运转才行呀!想到此，耿飚就对邱巍高、王甫说：“光靠我们三人是不行的，还必须加人!”邱巍高接着说：“要找人，我们只有武的，没有文的，还是从中联部找人吧!”于是，耿飚立即打电话到中联部，把张香山和冯铉两位副部长立即请来，后来义找来了一些其他同志。这些进驻的同志，按耿飚的布置，主要任务是与电台的同志们一道，审查播出前的节目胶带。最要紧的是，播出内容中绝不能泄露有关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这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今后节目中不能再出现“按既定方针办”之类的提法等。 　　10月6日晚上的事，第二天在电台内部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全知道了。由于“四人帮”太不得人心，电台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对粉碎“四人帮”的行动衷心拥护。个别人思想很紧张，但表面上是正常的。因此控制电台和电视台、接管“四人帮”在这一领域的领导权，总的说来比较顺利，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大决战中的这场重要战役，就这样悄悄地取得了胜利。 　　 　　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宣传口”，由耿飚统管全国宣传舆论工作 　　 　　在“四人帮”被逮捕的第三天，当时我还在河
北固安中联部五七干校劳动，部里派去一辆车，直接将我接到人民大会堂。耿飚见我二话没说，就直接向我布置任务。他说：已经将那四个家伙逮起来了，你在这里的工作要特别注意。首先是防止有关“四人帮”被逮的消息泄密出去造成混乱。送来审查的东西，原来的口号和提法一概不要动，要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实际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察觉出异常来。二是如果还有“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等字样和提法的，一律删除。那几天耿飚行迹不定，我和他的机要秘书高春明，吃住都在人民大会堂里，这里是耿飚当时的工作“据点”。我们的心情和工作都较紧张，一听到电话铃声，就急忙接听。这样一直工作到10月14日公开宣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说明党已完全控制住了全国的局势，粉碎“四人帮”的“特殊时期”已经结束了，我们高兴得欢呼起来。 　　粉碎“四人帮”10天后，中央政治局召开重要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宣传口”，以便统管全国的宣传舆论工作。这次政治局会议耿飚出席了。据他回来说，会议确定中央宣传口由他负总责，人员编制由他挑选决定。他还向我俩交代了“搬家”的任务。他说，看来人员还要增加，还要有几个懂行的领导来，这样，我们的工作“据点”得由人民大会堂搬到钓鱼台去。接着，我与耿飚的秘书高春明就迅速地由人民大会堂搬到钓鱼台17号楼办公。 　　17号楼是钓鱼台比较大的一座楼。我们进驻前，是江青看电影、打乒乓球、看戏、开会的地方。除卧室、工作室，还有大小会议室、放映室等。我们进驻时，江青用过的有些东西还在。跟她的放映员聊天，会讲到许多江青看电影与别人不同的一些苛刻要求的“故事”。譬如说，江青看电影和别人不同，看到她喜欢的地方，她叫停，就得停下来，要倒过去再看一遍，就得倒过去。有时看了一半，说累了，要休息一下，又得停下来。讲到江青，总不断有人叹息说：真难伺候! 　　不久，又增加了几位宣传口的新领导来此办公。他们是朱穆之、华楠、王殊等同志，据说是耿飚提议中央决定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也是宣传口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他不来宣传口办公。宣传口除增加这几位领导同志外，还调来一些懂宣传业务的同志，我记得有王揖(《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他为宣传组负责人)、沈容(曾任珠江电影制片厂厂长、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和从国防大学调来的李开轮、郭集耀(他们是长期搞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的师级干部)。中联部除了我和高春明早就跟耿飚从人民大会堂搬过来之外，后又增调何凤栖来这里工作。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因时间长记不清名字了。 　　我记得中央宣传口成立不久，就把群众看厌了的样板戏停演了，同时解放了几部老的电影，如《东方红》、《洪湖赤卫队》、《海霞》等，结束了8亿人口看8部样板戏的历史。那“洪湖水浪打浪”的优美歌曲迅速在群众中重新传唱起来，给1976年这个大灾之年带来了大灾之后的大欢乐。又过了一段时间，又解放了一批电影，其中《甲午风云》这部片子，在社会上引起一点猜测和轰动。这种效应，与其说主要是剧中主人公邓世昌爱国爱民的凛然正气深深地打动了群众，不如说剧中“邓大人!邓大人!”的亲切崇敬的称谓，使人联想到“邓小平同志”，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期盼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情感。那年的冬天气温并不比往年温暖，但粉碎“四人帮”是顺乎党心民心的，人们在劫难之后看到了希望，心里感到特别温暖。神州大地，到处是一派“冬天里的春天”的充满希望、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 　　但美中不足的是，报纸上仍然在宣传“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又令人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及今后的走向抱观望态度。10多年后，我协助耿飚整理回忆录时，他写给我的一张纸条勾起了我对当年的回忆。我帮他整理回忆录时，他有时想加点什么东西，就写到纸条上寄给我。其中有一张纸条是他记录当年群众关于1976年各个月份特点的一段顺口溜：“悲痛的一月，壮丽的四月，恐怖的五月，灾难的七月，忧虑的九月，狂喜的十月，观望的腊月。”这说明耿飚很重视当年这些反映群众心声的语言。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特别注意群众说的“观望的腊月”的涵义，那就是群众在“观望盼望”着邓小平什么时候能复出!这也反映出耿飚当时对邓小平的态度和心情。 　　关于耿飚在宣传口的工作，我认为有两件事是关系重大、非常重要的，而我对它们的印象也特别深。 　　一是关于当时的宣传方针上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宣传口在揭批“四人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宣传上强调“抓纲治国”，“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具体来说就是批“四人帮”。“治国”嘛，因为被“文化大革命”折腾了10年，到处很乱，国家需要“治一治”。当时人们是同意这一口号的。但是对同时还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些不太理解、想不通。我曾向耿飚私下反映过，我说，现在人们的心思是希望邓小平早点出来，“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人们看《甲午风云》爱听叫主人公邓世昌为“邓大人”，其实是联想到邓小平，盼着“邓大人”早出来工作。“批邓”这个口号如果继续喊下去，邓小平怎么能出得来呢?我建议在宣传上是否要考虑逐步减少直到最终停止这个口号。耿飚听后对我说：“你还年轻，宣传上不能急，我们中国是只大船，船大了转弯要慢，快了会翻船。其实我也很希望小平同志早出来的，但有些工作还必须先做好。”近见《耿飚将军()》画册中的《日记摘录》有这样的记载：日星期日，晚回家换衣服后回宾馆，与陈云、王震、王铮、萧劲光等谈大局。两天后，即3月15日星期二，21：00访叶帅建议邓早日出仕，对“四人帮”早作结论，重大问题将外地人员召回一起决议。这说明，耿飚当年对我说的“有些工作还必须先做好”，也许就是指这些工作吧，这证明他当年确实在忙于做这类工作。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的一切职务，这是大快人心之事，也是包括耿飚在内的许多同志努力的结果。 　　二是关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问题。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首次提出“两个凡是”。在钓鱼台办公的中央宣传口的几位领导耿飚、朱穆之、王殊等，事前根本不知道这篇社论的事。是上面组织人写好，经汪东兴审定，通知中央宣传口安排发表的。当时中央宣传口归汪东兴管，耿飚他们能不发吗?据查证，在《耿飚回忆录》中说到此事时，他承认当时认识上有局限，按组织原则，布置新闻单位发表了这篇社论，并承担了责任。这说明耿飚敢作敢当，没有推卸责任为自己辩护。但是实际情况是，耿飚是不同意“两个凡是”的。我这么说，绝没有要为耿飚等辩护的意思，只想据实说说公道话。我清楚记得，耿飚曾对我说：毛主席曾说过“我们要一边倒，倒向苏联”，这句话也属于“凡是”之列?今天也要坚决执行吗?显然不能这么搞嘛!他让我找一些毛主席的相关思想或语录给他，他要在宣传口每周的碰头会上说一说。后来他确实在碰头会上说了，许多同志都可以作证的。至于对上面要求进一步宣传“两个凡是”的问题，耿飚“传达”下去了，但既无具体要求，更无检查，总的看是不积极的，有些无可奈何的样子。 　　最近看到了一些史料，说明耿飚是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耿飚将军()》画册中的《日记摘录》记载有关“两个凡是”：“日星期一，奉命登‘两个凡是’社论，我很不赞成(成员会议上表示)。日星期五，王震、姚依林来访。质问为什么登‘两个凡是’，我告实情并说明反对。”2000年6月耿飚逝世时的《耿飚同志生平》中也明确指出：“他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呼吁尽快让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我认为这都是符合事实的。 　　1977年10月中央宣传部恢复，中央调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任中宣部部长。于是中央宣传口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而宣告解散，而耿飚也不再管宣传舆论工作了。此前的几个月我已估计到这一趋向，曾主动向耿飚提出想回中联部的愿望，他考虑之后同意了我的要求。后来耿飚离开中联部，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部长等职。虽然90年代耿飚找我帮他写回忆录，但我对他的认识和了解仍基本“定格”在中联部、“定格”在粉碎“四人帮”前后。作为耿飚的老部下，作为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员，就以这篇文章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以表达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之情。 　　 　　(责任编辑　刘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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