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密码:*
当前位置： >
试论90年代台湾文学中的海洋题材创作陈思和
一：一点说明
　　本论文的最初构思是以研究台湾文学中环保意识的发展为主线，顺便也论及海洋题材的创作--当然，是从环保意识的角度来展开论述的。可是当我进一步阅读了有关材料，尤其是蓝波安的创作以后，觉得海洋题材的创作在台湾文学中有较为复杂的涵义，非环保意识所能涵盖，而且它的审美内涵也是独树一帜的，与西方文学中的海洋题材的审美传统很不一样，形成了有意味的对照，以证明世界性因素在东西方文学中的不同存在形态。再者，我觉得海洋题材的创作在台湾文学中还属于起步阶段，并未形成真正的成熟风格和真正的大家之作，但在理论倡导上也缺乏对文学的真正感知，如理论研究不能与创作实践形成有机的互动关系以促进文学形态的成熟，反可能导致创作的误区。鉴于以上几个因素，使我对海洋题材的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以致修改了论文的原来论题，集中讨论有关海洋题材创作的几个问题。
　　 二："海洋文学"的概念探讨
　　本论文将研究对象规定于90年代的海洋题材创作，以示它是从以往文学创作中的海洋题材持续发展而来，并显示了时代的特点。我注意到近年来台湾文学批评中屡屡出现了"海洋文学"的概念。我认为，这个概念的提出有利于推动作家创作海洋题材的自觉和形成必要的文学思潮，但同时也应该防止过早用这一概念来割断与以往海洋题材创作的联系，使之完全成为90年代社会思潮的新生儿。以我的比较保守的观念而论，任何文学创作一旦被社会思潮所利用都可能会成为流行物的符号，即使流行一时，也不可避免产生文学的异化，终究受影响的还是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价值。所以，我还是用比较谨慎的"海洋题材创作"一词来解释我所面对的文学现象。但我并不放弃使用"海洋文学"这个概念，希望台湾文学中的海洋题材创作获得足够发展并形成了成熟的美学特征以后，这个词仍然可以成为这一创作现象的最好的概括。
我缺乏足够的资料来确定台湾文学创作中"海洋文学"一词的最初提出时间。据政治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简义明的硕士论文所记载，东年的《海洋台湾与海洋文学》一文中论及到"海洋文学"一词，是作者所看到的第一篇论及这个名词的文章。东年的文章发表于1997年8月出版的《联合文学》，当他论及"最近的有关海洋文学的创作"时，列举了杜披云的《风雨海上人》、夏曼?蓝波安的《八代湾的神话：来自飞鱼故乡的神话故事》《冷海情深》、廖鸿基的《讨海人》《鲸生鲸世》和梁琴霞的《航海日记》，这些关于海洋题材的文学创作都是在90年代问世的。但东年指出："出版家和文评家，很容易就将自己经手的书贸然冠以'这书开启了台海的海洋文学'这样隆重的赞词，一者因为有关海洋的写作在中国和台湾都得来不易，二者因为台湾没有条件来培养专业的文评家，以维持持续的观察。"读其语气里不无抱怨之意，似含有讥刺提倡"海洋文学"的书商与文评家的无知与盲目。似乎是为了提醒人们的文学史知识，东年又特意罗列了90年代以前的台湾文学中关于海洋题材的创作，尤其是已故诗人林耀德在1987年主编的《中国现代海洋文学选》，所收集诗人与小说家的作品数量不少。但东年还在提醒读者"我们一定还忘了谁的作品"，当然是有遗忘的，因为东年没有提到他自己的创作，而据有的研究者认为，"东年堪居台湾海洋小说的首席，前有汪启疆等作诗，后有廖鸿基等为文，传递海洋生活的真实经验与感动。"或可以说，汪启疆的诗、东年的小说与廖鸿基的散文（也包括他的散文体小说），可以构成台湾海洋文学的主要代表线索。
　　如果我们关注台湾文学史的话，似乎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早在1975年创刊的《大海洋》诗刊的创刊号上，有朱学恕撰写的题为《开拓海洋文学的新境界》的创刊词，提出了海洋的四大特性：一，多彩的人生，情感的海洋；二，内在的视听，思想的海洋；三，灵智的觉醒，禅理的海洋；四，真实的水性，体验的海洋。虽然说的是海洋特性，但其所提炼的海洋境界，也包含了审美境界，似乎可以看做是对"海洋文学"的最早的美学定义。由此也可证明，台湾文学中的"海洋文学"的概念，至迟于1975年就提出了。
　　但是值得提问的是，1975年和1987年都不是隔得远久的年代，为什么于今已经不被人们所注意？为什么直到90年代以前，四面环海、可以说是日日见海的台湾文学家们似乎没有"海洋文学"的自觉，而90年代以后"海洋文学"突然冒出水面？还有一个材料可以说明这一点：1998年底在高雄市举行的"海洋与文艺"国际会议，所收在论文集里的十九篇论文中，关于现代台湾文学（包括新马诗歌）中海洋题材创作的占十篇左右，其关键词和使用的主要概念中，与海洋有关的是：海洋书写、海洋意象、海洋诗、海洋美学、海洋小说等，而直接使用"海洋文学"的地方则很少，只有一篇主题有关"澎湖文学"的论文的关键词中提到过这个名词，但并未加以展开讨论。这十来篇论文中也没有论及90年代被列为"海洋文学"的代表作家的创作，换句话说，90年代的"海洋文学"虽然被出版家和文评家所热炒，却还远没有进入学术界的视域。由此可见，东年所抱怨的出版家和文评家以"海洋文学"来标新立异于文坛不无道理，事实上，90年代的"海洋文学"的提出洞耸贝姆缙胄畔擞氪车暮Ｑ筇獠拇醋飨嘁斓哪诤
从文化的背景上看，90年代"海洋台湾"口号的提出，包含了对台湾经济发展与民族性格重新定位的政治抉择，其中较为明显的意识是批判原来国民党政权出于军事对抗而采取的严厉海禁政策，希望发展海洋经济、塑造海洋性格等等。"海洋文学"似乎应和了这一政策而被传媒广泛宣传，逐渐显现出某种文学创作的思潮。但吊诡的是，文学始终无法跟随政治思潮运转，文艺有自己的规律，作家有独立的审美倾向，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承担兴亡大事。在我看来，90年代文学创作基本是在一种知识分子精英被去势的状态下展现的疲软与无奈，只能是在多种取向与多元价值的缝隙里寻找生存的理想和价值观，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在民间确定自己的岗位，重新捡拾起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空间。像自然写作、海洋文学等文学主张的提出，多少是与这种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自我调整有关，也显示了台湾90年代文学的真正特色。
更进一步说，由陆地文化向海洋文化转型并不仅仅是台湾人的个别意愿，而是与世界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制的确立，加剧了对海洋的争夺、控制与重新分配有关。即使原来采取闭关自守政策的中国大陆，一旦实行改革开放也自然而然地将重心移向沿海地区，推行其沿海发展战略措施。早在80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以后，学术界进一步讨论的是文化如何适应这种经济领域的转变，就有人提出过"黄土文明"与"蓝色文明"的对立概念。90年代大陆学术界正式将海洋文化确定为一门学科，以培养专门研究人员来对应"21世纪是海洋世纪"的预测与挑战。但我以为，一切出于大国利益争夺而推动起来的所谓"海洋世纪"，无非是人类已经把陆地上的一切自然资源掠夺、摧残殆尽，开始将贪婪的目光与手爪转向海洋资源的一个悲壮信号。请允许我读一段有关"海洋世纪"的宣言式的论述，选自中国大陆的一本较新出版的《海洋文化概论》的教科书："......20世纪末叶以来，人们的'世纪末'感觉与心态日益加重：人类的人口越来越加大、环境越来越恶化、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陆地资源越来越减少、食品生产和供应越来越捉襟见肘......21世纪怎么办？难道人类只能在21世纪束手待毙？人们这才把目光重新投向海洋：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70%多的区域是海洋！那里是一座天然的浩大的可供我们人类无量（尽管有量）宝库！我们人类的祖先诞生于海洋、发展于海洋，我们有必要'重返海洋'；而'重返海洋'并不能一味向海洋索取，'杀鸡取卵'，只有强化和端正海洋意识、海洋观念，以法治海，以法治洋，使海洋'人文化'，才是21世纪的根本上策。"为了保持写作者的原始心态，我连这段话的标点符合也一个未改，就是想说明在我们（人类）面对海洋时产生的何等可怕何等贪婪何等霸道的真实心理。回到几个世纪以前，这样的贪婪与霸道心理直接孕育了西方殖民主义这一怪胎，开始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最可耻的西方向东方殖民地掠夺的血腥历史，现在地球上的土地、森林、河流、荒野几乎被所谓的发展"文明"破坏光了，21世纪来临，所有地球上的人类（我们）一起朝海洋进军了。大海无言，鲸鱼不会兴起反人类殖民海洋的运动，但最终的结局是什么还不令人心悚骨立么？
我还发现，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对所谓"海洋文化"的概念的解释都是来自黑格尔《历史哲学》一书。黑氏把人类文明假定为三种形态：高原地区文明、平原流域地区文明和海洋沿岸文明，而西方的殖民主义文化正是他所勾勒的"海洋文明"。他面对大海抒发豪情，写出了被后人津津乐道的海洋文明的"宣言"："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黑格尔洞察力相当敏锐，在描述"海洋文明"的同时已经预言了它的海盗性商业性的文化性格，而这样一些文化性格在黑格尔时代或更早些的西方文化发展中曾经是被有机地统一在殖民文化里，许多以海洋为题材的西方文学作品，也常常被作家体现为人 / 自然、文明 / 野蛮、征服者 / 报复者等对立模式，展开恐怖血腥的故事情节。但是在21世纪来临的今天，虽然这种文化性格被许多人用来当作鼓励民族性格重塑的参照，事实上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像中国大陆和台湾这样的后发性地区已经失掉了重新充当殖民主义掠夺者的可能性，世界性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构成了与海盗式的掠夺海洋意识的理性对抗与互为制约的新机制。任何民族都是世界的人类村中一份子，它的性格塑造不能不受到世界关系的制约与影响。因此，虽然90年代"海洋台湾"或"海洋文化"等社会思潮可能会助长"海洋文学"的发展，但从根本上说，台湾作家对海洋题材的开掘并没有完全按照社会思潮的运作方式，而是仍然依循着文学创作的审美规律逐渐走出自己的面貌与格局，他们歌颂渔民在大海里为生存搏斗中与自然界构成的血肉相连的关系，歌颂大海养育万种生命奇迹以及呼吁人类对海洋的保护等等，既是传统海洋题材创作资源的延续，又吸收了时代的文化信息，展示出独特的美学追求。
　　 三：几个相关论题的讨论
　　90年代海洋题材创作的叙事特征
90年代海洋题材的创作量并不多，传统体裁的利用也不多。在七八十年代我们可以读到大量描写海洋抒发诗人情怀的诗歌，像痖弦、郑愁予、汪启疆等人的诗作，还有更早期的诗人覃子豪的《海洋诗抄》，应该说是台湾海洋题材创作的颇为雄壮的开幕；80年代东年的海洋小说在台湾文坛上独树一帜，那些交织着西方现代意识对人性的深入解剖与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传统的海洋小说文本，虽然有重人事而轻海事之嫌（海洋仅是背景的陪衬），但在缺乏海洋题材传统的世界范围内的华文文学中，其表现的海洋生活仍然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可以说是第一流的海洋文学。但在90年代被一些"出版家和文评家"推崇的"海洋文学"作品，基本上不包括诗歌与小说等传统形式，大量文字表现为散文、小品、游记、随笔、日记、甚至是科学报告等，总称为"散文体"的文字，即使小说（如廖鸿基、夏曼?蓝波安等人的作品）形态也都是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和抒情色彩，与传统小说中一贯强调人性斗争（如康拉德的水手题材小说）或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如麦尔维尔的《白鲸》所营造的艺术氛围）的情节小说不太一样，因而似也可以称之为"散文体"小说。前面所引的研究者称汪启疆的诗歌、东年的小说和廖鸿基的"为文"作为台湾海洋文学的三大代表，我觉得此处的"为文"即指"散文"，以示与东年式的小说的区别。当然例外的也有，如王家祥的小说《鳃人》，带有科幻想象的色彩。
　　当然真正的区别并不在于形式，与叙事文体的改变相比较，作家叙事立场的改变则带有鲜明的90年代文学的时代特征。80年代台湾解禁前后的文学创作中，作家体现出一种与中国大陆新文学传统血肉相连的现实战斗精神，集中表现为对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与对人文理想的终极关怀。作家的立场是社会的，在场的，刺刀见红的；如东年的海洋小说，海洋只是作家所熟悉的生活场景，船舶漂流在茫茫大海上显得封闭孤立，其所上演的一幕幕血腥事件也就有了高度的寓言性质，更加具有人性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象征意义。而在90年代所出现的海洋题材创作中，这样一种直面现实人生的战斗精神明显萎缩，作家似乎主动退离了原先的立场转而从事更加专门的、职业的论述工作。于是，环境保护工作者、科学研究工作者、渔民生活体验者和海洋生活观察者、航海游行家都自然而然成为"海洋文学"的主要作者，他们的身份已经超出了职业的文学工作者，他们的作品自然也并非体现出纯粹的文学家的叙述立场。这种叙述立场我用一个词来说明，姑且称之为"民间岗位意识"，它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是民间的而非官方的，第二，是有专业岗位的，如环保、海洋科学、渔民作业等，第三，它是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即知识分子不再冲锋陷阵充当为民请命的角色，而是通过疏离社会政治与强调有专业的发言，来履行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这样一种文学叙事立场的转变，在台湾80年代的环保文学（主要形式是战斗性最为强烈的报导文学）到90年代的自然写作（其主要形式改变为专业性观赏性抒情性的散文和科学小品）的转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90年代创作海洋题材作品的主要作家几乎都有自己的社会职业身份。《航海日记》作者梁琴霞的身份是旅行者，随笔《看海的人》的作者贾福相是科学工作者，《鳃人》作者王家祥是环抱工作者，夏曼?蓝波安和廖鸿基都是自觉返回故乡当渔民并写作，感受着真正的大自然的美好与自由。廖鸿基的生活道路最为典型，他从事过政治活动，也有相当的成绩，但是"那种热血与共的兄弟情谊不再，拿捏不定的人际关系，对人、对事日夜累积的挫败，让他觉得原本柔软的心已经僵硬得不自有所感动，他再一次地'想逃'"。显然他以中年之身退出政界返回故乡当渔民，与渔民们一起出海捕鱼，是寄托了人生极高的理想。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走"讨海"的路，是"为着鱼还是为着海"的时候，他回答："为着鱼是生活，为着海是心情"。把日常生活需求与人生的精神境界完全融为一体。同样，夏曼?蓝波安本来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原住民知识分子，但他自觉拒绝了现代社会给他安排好的道路（正如他在小说里所写到的，这些生活道路也是大多数原住民所向往和争取的），返回故乡过着近于原始的潜水射鱼的劳动生活，因为贫穷和危险，他的选择连家人也不能理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离开庙堂返回民间耕读，（如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只是表示了清介狷狂的个性，但在价值取向上庙堂与民间是相一致的。而在现代社会，离开庙堂而返回民间工作岗位，热爱一种真正与自然为友的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则是表明了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根本性变化，即他们通过非国家权力性质的民间化专业化的创造性劳动来重新介定生活的意义，创造新的理想社会。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反映在文化的角度上，相应地表达了作家主动疏离主流的社会政治，置身于文化的边缘，以追求人性与社会的完美和谐。与8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斗争的态度不同，这些作家基本上对现实社会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在官场 / 自然、主流社会 / 原住民、陆地 / 海洋、政治 /
科学等对立范畴中，自觉选择了后者作为安身立命之地。所以，我觉得台湾评论界关于"海洋文学"的理论炒作有意与"海洋台湾"的社会思潮相联系未必能准确解释这批作家的创作意义，甚至是违背了作家们从事创作的美好初衷。
　　其次是强调有专业的发言。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对社会的责任与使命感，只是他们改变了发言的方式，不再是士大夫奏章式的发言，也不再是广场上的偶像演说，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用专业的语言影响于权力机构的决策部门或表达出社会的良知力量。对于"海洋文学"的作家来说，他们的专业具有双重涵义。首先，他们拥有海洋资源、海洋生活方面的专业知识，在90年代的"海洋文学"的文本中，过去知识分子亲临海边或乘在船上面对大海抒发豪情的叙述模式几乎没有，在他们笔下，"海洋"是专业的海洋，科学的海洋，而非"人文化"的海洋。《航海日记》是一部作者参加环球航海旅行的日记体实录，记载了大量的海洋奇观，对于作者所见到的鸟类鱼类，不但做详细介绍，还惟恐读者没有身临其境不能产生感性认识，特意附录了许多作者手绘图画。《鲸生鲸世》是作者策划实施的《花莲沿岸海域鲸类生态研究计划》的成果，不但详细记录了作者所参加的"寻鲸小组"在海面上观察鲸类生存状况，还有图片摄影等资料作附录。贾福相的海洋散文则更像是关于海洋的饶有趣味的科学小品。即使像廖鸿基的《讨海人》《漂流监狱》《来自深海》等散文小说集，详细实录渔民的讨海生活，不仅是各种捕鱼知识，连吃饭、睡觉、方便等最日常的生活方式，都有生动的记载。夏曼?蓝波安的小说集《冷海深情》更是自觉地用自传体小说形式保存了达悟族的风俗、禁忌、信仰、生活方式等原住民文化。正因为海洋在他们的笔下是作为客观的科学的对象出现的，海洋的自在形象就格外突出，这大约是90年代海洋题材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其次，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所谓作家们的专业发言还包含第二层涵义，即这些文本既然是以文学的形式书写的，就不能不含有另外一层专业性语言，就是文学性和情感性的特殊体现。"海洋"既不能是人文性要素的任意修饰物，又必须能让作家传递出真正的独立的人文情感。这涉及到一系列"海洋文学"的美学境界的创造，本文在第三节还要做详细的探讨。
　　环保意识与海洋题材创作的关系
从"海洋文学"的创作意识来看，与环保构成了比较复杂的关系。90年代以前台湾的海洋题材创作中并无环保意识。但随着70年代台湾经济开发的大规模发展，文学界出现了以报导文学为主的环保呼吁，有意思的是，最初的呼吁声恰恰与海洋有关：马以工的《九孔千疮》《破碎的海岸线》和韩韩的《沧桑历尽--写我们的北海岸》等，都是以保护台湾北海岸的自然风景为主题，拉近了环保运动与海洋的关系。廖鸿基的《鲸生鲸世》应该是90年代环保文学的代表作。虽然这是一本自然生态的实录性著作，但自始至终贯穿的是人与鲸类的亲近原则与对滥捕鲸类的控诉。在廖鸿基的散文创作中也有保护鲸类及反对海洋污染的现实关怀。如在《我们的海洋朋友》一文针对了一场"鲸类保育研讨会"上渔民代表要求开放捕杀"海豚"的呼吁，驳斥了海豚破坏鱼获资源的说法。《塑z海豚塑z》批判了陆地污染对海洋环境的破坏和塑料制品仍进海里对水族生存的威胁。这些都具有明显的环保意识。我比较同意作家陈映真对文学中的环保意识（即"环境意识"一词）的理解，他不认为一般的自然写作都可以算环境文学，只有与现代生态学知识与意识相关--认识到自然巧妙均衡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社群生存所寄之根本，并认识到如果不立即展开为了缓和和挽救各种生态环境危机所必要而广泛的、构造性的变革，人类即将遭受的大自然的报复，使现代文明之基础从根崩解。这样的环保意识自然是充满了现实的抗争精神，与七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整体上的精神状况相符合。但随着9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立场的转变，随着民间岗位意识的逐渐确立，现实的环境保护运动也逐渐消失了战斗的激情，转化为更加专业性、更加文学性的自然写作，对动物、山林、沼泽、土地、海洋都有生动感人的描写。从文学精神上说，由环保文学到自然写作是一脉相承，并有了90年代的时代信息。从这一文学精神出发，某些90年代的海洋题材创作自然也可以归类到自然写作。自然写作者所谓的"自然语言"，依我的理解，就是描绘大自然的各种物体的专业性语言，由于作家自觉站在民间岗位上，将"自然"作为专业研究对象而不是主体感情的抒发对象，创作中的人文因素就淡化，自然的科学状态就突出。这与90年代的海洋题材创作中一部分散文作品（如《航海日记》《鲸生鲸世》等）基本上是相吻合的。
　　但问题似乎还是没有解决。台湾的海洋小说的内涵远非单纯的环保意识所能涵盖。首先是90年代的海洋作家已经不能满足于站在大海边抒豪情写壮志，他们大都是将生命投诸于海洋，追求的是把大海当作家园。他们写海洋离不开写渔民的生活。尤其是廖鸿基与蓝波安都是自觉选择了讨海人的生活方式，不可能不靠在海里捕鱼为生。如果从生态的意义上说，在茫茫大海里捕鱼的人也是生态中的人，就与海洋里的其他鱼类动物一样，遵循着生存的法则。廖鸿基在他的作品里生动地描述了虎鲸是如何捕食鬼头刀鱼，而鬼头刀鱼又是如何凶残地捕食鲣鱼和飞鱼，强食弱肉就是海洋世界的自然生态。获奖小说《三月三样三》描写了黑鲭河豚如何与渔民争食鱼获，把鱼民辛苦钓到的鱼全部吞噬干净，让人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但直接体会到的不是把自然界的争夺上升为人生事业成败的境界，而是叹息渔民在海洋里劳作的辛酸与无望。"两百年前捕鲸，是人与鲸战，是一场公平的战争，有时鲸胜，有时人胜，有时两败俱伤。......"公平的战争就体现出悲壮的美。所以，当有人问廖鸿基的渔民老师的海ゲ"钓鱼是把快乐建立在鱼只痛苦挣扎上"时，海ゲ衔"这是多么无聊的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朴素的自然观念，海洋题材的文学创作才会出现像《白鲸》、《老人与海》等惊心动魄地描写人鱼搏斗的艺术经典。其次是，文学创作归根结底是要表达人的意志和人的理想，"环境保护""热爱动物""土地伦理"等理想的设定，本身仍然反映了人类在现代社会中为了更合理的生存的自我制约。如果一旦离开了人的主体精神而侈谈自然至上，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有的评论者推崇廖鸿基从"鱼血"书写转向保护鲸类的写作，我认为这是很片面的鼓励。下面是廖鸿基的散文《鱼血》中的描绘："......尖刀拔起，像拔开了火山口的栓塞，血浆泉涌喷出，腥风血鱼如浪花纷飞。像是终于吐出了郁积在胸膛里的一口怨气，鱼不再敲打船板，静静地躺在大片血泊中。我常常想问海ゲ庖坏毒烤故遣腥袒故侨蚀取"于是有研究者就责问：这是否符合自然写作者遵循的"土地伦理"？我想，一个酷爱和平的作家并不妨碍他惊心动魄地写出战争暴力的残酷与血腥，只有充分认识生态的残酷竞争真相的人才有资格来讨论如何保护生态。尽管作为渔民一员的廖鸿基身上的鱼血可能会"即使相隔三公尺外也会汩汩散逸的血腥味"，这不妨碍他成为最热心和最有效的海洋环境保护者，因为在作家发出"这一刀是残忍还是仁慈"的提问时，他已经具备了伦理上的觉悟。
　　我没有研究过土地伦理的全部著作，但就有限的介绍中，我觉得这一理论与19世纪的安那其主义的生物互助理论有密切的关系，是由对达尔文的生物互竞论的反动而来。它所提倡的"土地是社群"的伦理观念，核心思想是主张"土地是由动物植物土壤水和人类共同组成的社群，人类是其中一个成员，必须与其他成员互赖共生"。这是带有多么强烈的乌托邦色彩的理论假定。土地上的万物是依循了自然生存规则自由生长，它们之间的"互赖共生"远不是人类乌托邦所设想的相亲相爱，而是通过食物链上的有机环节互为依赖地共"生存"。片面强调对某种动物的绝对保护都会带来对其他动物的伤害，如鲸鱼是海洋里最高的消费者，如果强调绝对性地保护所有小鱼不被吞噬，那庞然大物鲸鱼只好饿死。依照生物互助的理论，互助只是同族同类的生物圈里的生存原则，而不是对其他生物圈的规则。同样的道理，人类捕鱼也是一种高难度的生存搏斗，集中体现了人在惊涛骇浪中的勇敢与智慧。如果承认人是生物圈里的一个成员，那也应该承认人类为生存而从事的狩猎活动同样存在着一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文学应该表现甚至歌颂人类这样的带血腥暴力的人生经验，并从中感受到人性的悲壮和美丽。如果以为捕杀动物的不道德而取消了对渔民生活的歌颂，片面强调专业知识的书写而忘记了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表现人与人性的思想感情，那么海洋文学创作就有可能都成为《鲸生鲸世》这样的科学知识的普及读物，文学性仅成为一种修辞作用。当然后者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如果片面强调了这一点，那以文学创作的特质与人性研究的深度而言，所谓的"自然写作"会因为缺乏科学思想指导和文学艺术作用而失去它应有的战斗性和感染力。
　　但是一旦这些暴力场景置于当代资本主义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和掠夺自然资源的背景下，意义就不一样了，破坏了海洋生态的大型捕鱼活动尽管也是反映了人类的某种生存要求，但从根本上说是毁坏了人类合理生存的客观条件，在环境保护的角度看来，都将陷于不仁不义的罪恶之中。禁止海盗式的捕鱼是与保护渔民合理捕鱼相辅而成的，有没有这种辨别能力也是衡量一个作家良知的标志。在廖鸿基歌颂渔民的篇章里，我们也看到了他对于滥捕滥杀鱼类的海盗行为的抗议（如《凋零海洋》），甚至在小说《一起》中直接写了讨海人为保卫捕鱼的合理性而进行的抗议斗争。某种意义上看，这正是80年代陈映真先生所积极倡导并殷切期望的环境文学的主题。
　　本题讨论之所以要以廖鸿基的创作为例，是因为我认为他的作品代表了目前台湾海洋题材创作的最高水准，但并不是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前景。他的创作主流是以《讨海人》《漂流监狱》等描写渔民生存处境的作品，而不是因为参与了一次科学调查活动而带来的副产品《鲸生鲸世》，如果作者因后者获得的赞扬和诱导，而逐渐放弃对海洋生活的艺术感受与艺术表现而一味陶醉于所谓"自然写作"，那是很可惜的，无论于台湾的海洋文学还是于他个人的写作事业。
　　海洋题材创作中的原住民文学因素
这个问题因达悟（雅美）族作家夏曼?蓝波安的创作而起。"兰屿人的海洋经验里，有神话故事，有歌谣咒语，有祭仪禁忌，有男人吃的鱼，有女人吃的鱼，有独木舟、鬼头刀和阿尼肚。海洋的律动，就是雅美社会的结构和律法；飞鱼的去来造就雅美人独特的价值世界--他们才是真正的海洋民族。"原住民的主体是生活在山地与海洋，其文化早已经是被主流文化挤压到边缘的弱势文化，相对习惯于描绘平地社会中的人事纠葛和历史兴衰的汉文学而言，原住民对山地与海洋的理解又有别一层意义。比较夏曼?蓝波安与廖鸿基的海洋题材创作相当有意思。两人的经历有相似的地方，都从事过反对派的政治活动，夏曼?蓝波安在80年代投入了反对核废料储存兰屿的运动和原住民的运动，后来他们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出于对政治的厌倦与觉悟，主动回到家乡跟随父老学习捕鱼，成为出色的渔夫，并深深地热爱海洋与渔民的生活方式。廖鸿基的创作从书写"鱼血"到呼吁保护海洋鲸类，反映了自己从事的捕鱼生涯与现代环境意识之间的矛盾，他是通过对海洋环境保护等工作来解决这一矛盾的，从意义范围而言，仍然属于现代主流文化圈；而夏曼?蓝波安似乎是直接站到了现代主流文化的对立面，他在回顾自己的生活道路的转变时说："我虽然还没有拿出一件好作品，但是回乡之后，由于神话故事的影响，和实际参与传统文化的工作和生产，使我的社会地位不再局限于反核领导者了，现在族人一谈到'夏曼?蓝波安'，就知道我会抓鬼头刀鱼，也是一个潜水射鱼的高手，对于后者的界定显然比前者更令我喜欢，也是我所追求的标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里表达了夏曼?蓝波安的"自我界定"：他的社会地位显然不是指汉文化主流社会中的"社会"，而是对兰屿人的渔村"社会"而言，他在反核领袖与射鱼高手的地位之间毫不含糊地选择了后者。这无疑是表明了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变化，当然不是说，反对核废料的运动与兰屿人关系不大，而是说明了在更多的达悟族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海洋里的射鱼高手比社会运动领袖要高得多。我想受过现代教育的夏曼?蓝波安以后也不会放弃任何反对损害兰屿岛环境的行为的运动，但这些运动只能是在汉人为中心的政治圈里进行（包括90年代以后颇为热闹的原住民运动），而经历了真正的大海洗礼的达悟族人夏曼?蓝波安已经参透了其中有限的意义。他信仰的已经是另外一种文化哲学和生活原则，两者相比，在他心目中正如井蛙与海之差别。所以当他加盟于海洋题材创作时，虽然用的仍然是汉语言文字，给文学带来的是一整个异质文化的信息。
　　在航海事业不发达的时代里，人们对海洋的想象力不外是神秘莫测的海外奇谈，传统文学作品里大海的意象通常是人们逃避陆地社会的人事纷争的理想净土，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所谓"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都是把海洋理想化进而虚幻化，使它成为不真实的世界。随着近现代文学中海洋研究和海洋创作的发展，文学描写的范围也从海岸、海上、海底步步深化，也步步神（奇）化。这里的"海岸"即指作者站在海岸边上观察赞叹大海，或写渔民的生活故事，创作意识仍然没有摆脱陆地文化与人事纠葛的主题；"海上"即指把描写场景放在飘泊海面上的船舶生活，如渔民捕鱼劳作、海员的远洋生活、海军的战争生活等等，世界名著如麦尔维尔的《白鲸》、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康拉德的《青春》、维克多?雨果的《海上劳工》等，以及台湾文学中的汪启疆东年廖鸿基的海洋题材创作均在此列。唯有以"海底"为主要场景的创作极少成果，一般国外文学中都局限于科学幻想小说，很少有写实领域的突破。夏曼?蓝波安的创作《冷海深情--海洋朝圣者》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空白。这种创造性的突破取决于达悟族人独一无二的原始的捕鱼方式：潜入海中用鱼枪透射鱼类。海底射手与山地猎手用同样的方法捕获大自然的生命。奇妙的海洋世界真正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艺术世界中的人物不再是万物的主宰，而是海底世界的一个狩猎者，他匍匐于海底礁石上，与各种鱼类共同地构成一个互赖共生的社群。这幅海底艺术图景不仅从美学意义上改观了传统海洋题材的内涵，而且由于人潜海底而带来的人与自然的新的关系，在文化哲学上也创造人类崭新的宇宙空间。
　　夏曼?蓝波安作品体现出来的一整套的达悟族人的文化观念，给海洋题材文学带来的创造性的贡献，既是审美的，也是文化的。达悟人文化中崇尚飞鱼，以飞鱼为中心形成独特的生产方式与文化信仰。在〈飞鱼神话故事〉里，我们可以读到非常严肃的内容，即民族的口传史诗详细介绍了雅美族长与飞鱼首领之间的立约过程，让人想到西方基督教文化里上帝与摩西的立约。飞鱼所立的公约，其实是达悟族人长期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天文、节气、海洋和鱼讯的规律的认识。换句话说，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立法，通过飞鱼的宗教信仰来建立达悟人的文化规范。我读过一本有趣的书，是通过对中国的妈祖崇拜与古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POSEIDON）的比较，来讨论中西海洋文化的区别。作者的结论是：在西方海神波塞冬的身上，体现出西方海洋文化的冒险、征服、掠夺、欺诈、霸权的特征，反映了欧罗巴人种个性阴暗的一面；而在中国百姓的妈祖信仰上，人们则看到中国海洋文化的特征--和平、自由、平等、共存的文化精神。妈祖崇拜属于汉文化的范畴，与飞鱼崇拜的达悟族信仰比较，似乎后者有更进一步的海洋文化的特征：即不是单方面地强调渔民的自我保护，而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双向交流与选择（人选飞鱼和飞鱼选择人）来建立一组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原则，以致使自然成为人类取之不尽的生存资源；同时人也必须在自我约束（防止贪心）中索食于自然。正如夏曼?蓝波安所说的："所谓的'迷信'是维系社会之秩序，平衡生存环境之生态，保持与自然界共存共依之亲密脐带。"这种人类向海洋索食的原始宗教文化，在今天的环境保护角度来看，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
　　应该看到，夏曼?蓝波安虽然是一位原住民作家，但他受过正规的汉文化的教育，并且是汉文化为中心的社会成员之一。因此他的生活道路与价值取向的选择，仍然可以看作是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位朋友问我：像夏曼?蓝波安的创作在90年代获得成功，是否与你所说的知识分子民间岗位意识的价值取向有关。我认为在90年代的多元格局下，知识分子的民间化的价值取向本身是多层次的。在国家范畴以内，非政治权力机构的空间谓之民间；在文化的范畴以内，被主流社会文化所遮蔽的弱势空间谓之民间。虽然同属于华夏文化圈内，但在汉文化为中心的强势文化覆盖下，原住民的文化必然是属于弱势的"民间"。民间就像是大地，大地虽默默无言而藏污纳垢，然而四季兴替，万物生长，生命力却生生不息。它需要知识分子用特定的专业（如文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动物学等）来解读它和关注它，并弘扬光大开去。夏曼?蓝波安非常明白自己民族的文化处境，正如他所期望的："弱势文化要能在经济、政治强大的中华民族里生存是件不太容易的事，加上执政者有意无意的在削弱少数民族之文化发展。尤其是生存在兰屿岛上的雅美族，其危机的迹象，正如外来干涉文化日日的抢滩而日日的走想穷途末路，我除了呼吁雅美青年自重外，希冀执政者能予以扶植、辅导相当重和；使雅美飞鱼文化之精髓能在日渐焕发光明的华夏文化里头能绽放出其微弱的光。"其民间岗位立场非常明显。
但是，我们所讨论的原住民文学因素给台湾海洋文学所带来的原创性特点，只是就美学和文化学的意义而界定的。文学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它必须与现实生活所显现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并产生对现实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夏曼?蓝波安以自己对民族的觉悟，返身回到兰屿岛上去过原始的本色的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但这样一来，他的行为不能不与现实生活中巨大的物质的文化体制发生根本性的冲突。作为一个诗人与作家，浪漫主义的生活态度基本制约了夏曼?蓝波安的行为方式。比如他在一次座谈中讲述了他在海底与鲨鱼和平共处的一系列故事，虽然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用自身的经验得来的感受和海洋哲学，但正因为我缺乏海洋知识，我无法断定那天他遭遇的鲨鱼是否已经饱食了鱼类或正在追踪有血腥的猎物而暂时不把人类列入食物，否则，如果鲨鱼等性习凶暴的鱼类都不伤人的话，为什么达悟民族会在世代捕鱼的劳动经验中产生如此多的恶灵禁忌？而其中许多禁忌（如不能捕丑陋的鱼类，不能捕太大的鱼类等）分明是在与鱼类的搏斗中获得的惨痛教训。正因为如此，将这种对海洋的浪漫主义推向现实生活时，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事实上，从夏曼?蓝波安的自传性的小说作品里我们不难看到，在现代社会的物质经济方式以及强势文化的渗透下，现代达悟族的文化观念也必然地会发生变化。作家多次坦言，他舍弃都市里的现代生活方式而举家回到兰屿岛，就是为了维系古老的民族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从而也是满足他内心对大海的冲动与迷恋。可是现实的状况是，包括他的父母在内的家人都希望他回台北"赚钱"而不要沉浸在对海的迷恋中，他的孩子也因天天吃鱼而不觉其美味，新鲜的鱼心并"没有麦当劳的炸鸡块好吃。"当然，我要说夏曼?蓝波安的家庭不愧是达悟族的好家庭，全家人其实是为了满足他的生活信念与对海洋的迷恋，忍受着与现代生活脱节的贫困的生活。但对夏曼?蓝波安本人来说，他终究不是心安理得的，于是，他也想到了"赚钱"："是的，我要赚钱了。我不担忧离开家人，但我很万分恐惧离开我的海洋。为了不要听到家人对我的余逻脒丁Ｎ遥ㄓ心闷鸨世葱葱┱饧改暧牒＝哟サ母邢胗肷罹槔捶笱芗胰恕"事实上，原住民文学是用汉字来表述，并以汉人为潜在读者的。问题就在于当主流社会无视原住民文学存在的时候，靠描写原住民的生活经验是无从"赚钱"的，可是一旦原住民文学成为主流社会所关注的公众主题时，其结果又如同环境保护等运动一样，不能不被纳入主流社会机制，成为它的运作的一部分。原住民极为丰富的文化传统与生活经验强势文化面前仍然是个"他者"的标本，有被展览与观赏的危险。这与夏曼?蓝波安返回家园的初衷似乎是相违背的。
　　当然，指出原住民文学在当代社会的两难境地，并非要贬低原住民文学在当代台湾文学中的地位。之所以要作出这样的意义限定，我主要是想说明，夏曼?蓝波安的海洋题材创作并不是作家重返兰屿岛的全部意义，而其他的文字以外的意义，是需要结合达悟民族的历史与未来的发展，由他的社会实践来进一步证明的。
　　 四：几句简单的结语
与人类文化艺术的传统相比，海洋题材的文学创作总是占着微小的数量，但由于它进入了一个神奇的、少为人知的世界而又总是得到人们的关注。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虽然在庄子的时代就开始了对海洋的文学性的观察、描述和感叹，但与欧美文学史上的海洋名著相比毕竟缺乏力作。1990年代的台湾海洋题材创作是个刚刚展开的主题，或可以说，它是从1990年代以前的海洋题材创作发展而来，又融汇了世界性的海洋文化潮流，将是得风气之先的文学思潮。但也因为它仅仅是刚刚展开的主题，艺术创造上还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的余地，因此，我怀者真诚地希望来关注它和研究它，希望能在下一世纪里读到真正有东方海洋文学特点的史诗性的艺术巨著。
原载：《学术月刊》11期
阅读数[4757]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