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的核心是什么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我国现阶段的核心任务,其中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是这一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部分西方国家的政策思维中,曾存在一种“高新技术产业短视”,即仅强调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研发,而忽视了传统产业中丰富多样的研发活动。本文以一种系统性的视角,强调传统产业对于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性,指出两者紧密的互动关联是国家创新系统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实践工作中,要深刻理解国家对于发展创新转型的深刻含义,在促进各领域自主创新的同时,要加强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有效联结,从而同时解决两个领域创新发展的目标。
  一、传统产业与高新科技的互动是国家创新系统的核心动力
  自20世纪中叶以来,高新技术产业,或者说研发密集型产业,一直都是各主要国家工业政策的重点。随着对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以及“知识经济”等概念的普及,高新技术产业往往被认为是一个经济体获得长期竞争力的发动机。但是,在经济实践中,传统产业或者说中低技术产业依然是现代工业经济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例如,在OECD国家中,狭义上的“高新技术产业”只占其国民价值增量的3%(Hirsh-Kreinsen等,2005),即便加上汽车等“中等技术行业”,这一比重也不过是8.5% (OECD,2003)。甚至根据OECD国家以R&D强度(即R&D投入相对于生产总值)为5%比例以上的“高新技术产业”标准来看(OECD,1986),不少被发达国家政策制定者纳入“高新技术”范畴的产业也没有能达到这一标准;由此OECD调整了划分方法,并增加“中高技术产业”和“中低技术产业”两大类(OECD,1994)。而对于我国来说,虽然在政府统计口径中高新技术产业的工业产出相比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占18%左右,但所列产业中仅有“飞机和航天器制造业”的R&D强度达到4.9%,而平均值则只有1.48%。
  传统产业虽然从整体上的研发强度不如高新技术产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产业中的创新不重要,更不意味着传统产业技术能力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不大。丹麦、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是依靠如纺织和食品工业等传统行业(von Tunzelmann,1995);在年间,OECD国家中的家具制造业保持了年均4.5%的增长率,是这些发达国家中增长第二快的工业( Hirsch-Kreinsen等,2005)。而德国在金融危机中经济总体相对稳定,以及美国在危机中试图重振制造业的努力,都说明了传统产业技术能力在提高人民福利和增强国家竞争力方面的重要性。
  一般统计口径中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往往是按照最终产品形态进行分类,而并不是按照技术活动的本质进行分类。高新技术产业中往往包括大量传统的生产活动,传统产业中也会包括大量涉及高新技术的研发活动,例如风力发电机叶片的生产与大部分复合材料的生产加工更为接近;而计算机的组装过程中所应用到的计算机技术并不一定会比汽车设计过程中所应用的更多;今天的纺织工业在提高极细纤维的可纺织性尝试中依然需要高强度的科研投入;今天的食品工业则广泛地利用了生物技术、精密加工、计算机及电子化技术等等(von Tunzelmann和Acha,2005).
  更重要的是,传统产业技术进步与高新技术活动是密不可分的,高新技术活动的创新必须跟传统产业紧密结合起来,才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1)传统产业是高新技术活动作用于经济整体发展的基础平台
  首先,传统产业在国家经济中的绝对高比重,意味着高新技术活动必须要与占经济总量80%-900/0的传统产业产生紧密关联,否则它们对经济整体发展的贡献就非常有限。从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看,不同时代重大的“高新技术”对工业发展的根本意义在于它们更新了已有的工业,使已有工业的技术与组织方法获得了结构性的提升。例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蒸汽动力以及自动化机械的发展革新了纺织工业的生产手段,促使工厂制代替了散工制;到20世纪初期,新的化工技术作为当时的“高新技术”又为传统纺织工业带来了人造纤维技术,随后塑料的发明又被用于生产合成纤维。这些源自纺织工业外的“高新技术”在不同的时代都大大地促进了纺织工业的加工范围、加工方式和组织方法。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如果把高新技术仅仅等同于“高新技术产业”,那很有可能会对技术进步的理解带来显著局限。例如,今日的计算机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一个狭义的“计算机工业”所能代表的范畴,而把半导体技术仅限于晶圆生产和芯片设计同样会极大地低估这一技术和众多产业的密切关联。
  (2)传统产业是高新技术活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平台
  高新技术自身的持续性发展也离不开传统工业,因为高新技术往往需要投入高昂的研发费用,因此必须要能为广泛的工业部门所应用才有可能获得足够的财务回报来实现创新过程的持续;否则高新技术将无法在实验室内或者在狭窄的产业空间内得到可持续发展的金融支持。例如,生物技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被人们寄予厚望并投入巨资。发展这一技术的初衷是为了发展生物制药工业,但收益并不如人意;只有当生物技术开始为农业、工业工程以及环保工程等行业应用时,巨大的投人才有相对合理的回报(Robertson等,2009);换言之,如果没有对农业、工业工程等传统行业的扩散,生物技术很有可能仅会停留为一种“华而不实的新鲜玩意”,或者停留在抽象的科学发现和原型技术的阶段。
  (3)传统产业是高新技术创新活动发展的基础平台
  就技术创新发生发展的机制而言,创新是技术提供者和应用者之间不断互动的过程( Lundvall,1988;von Hippel,1988)。高新技术必须得融入到具体而复杂的应用环境中,与下游厂商以及用户做深入的互动,才有可能发展出足够的复杂性来适应各种精致而多样的技术需求,否则高新技术仅能是抽象的科学原理或外延简单的技术原型。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由于生物技术在农业等领域的互动与经验积累,由于计算机技术在机械、物流等行业的应用和探索,才使得这些高新技术从最初的科学原理和技术原型发展到今天的复杂应用、形成各种不同的专业门类并获得成功。因此,传统产业不仅为高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应用市场和金融回报,同时它还形成了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的“聚焦机制”,引导了高新技术活动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技术与应用的平台( Rosenberg,1969)。因此,一个国家传统产业技术的持续升级,也很可能会形成向高新技术产业横向跃进、从而带来相关的高技术供应部门的繁荣。例如瑞士等欧洲国家从纺织业发展到印染业、再到化工业、最后到制药业,或者从机械工业发展到先进工程行业,都是这样成功的案例(von Tunzelmann和Acha,2005)。
  总之,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创新问题上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它们的互动构成了国家创新系统发挥效用并不断发展的核心动力( Robertson等,2009)。只有高新技术与更广泛的产业活动结合起来,相关的高新技术创新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同样,传统产业只有不断实现对新技术的适应性采用,才能推动自身的增长和结构性变迁,为后续的创新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平台。这种互动构成了国家创新系统发展的动力,而两者各自的发展问题也不能割裂开来解决。
  二、线性创新模型与“高新产业短视”
  既然不能把对创新的强调仅限于狭义上的高新技术产业,那么片面强调少数高新技术产业的思维是从何而来的?这种思维沿袭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二战后特定时期的政策方针,而它并不符合创新发展的规律和经济实践。其中,1945年美国战时科学与发展局主任布什( Bush)递交给美国总统关于战后科技发展与美国竞争力关系的报告,对这种政策思维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如Hirsh-Kreinsen等,2005)。
  1945年布什报告及其后美国政策、科学、军事与工业界的一系列相关的调整,是科技与工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这些努力强调了科学进步对美国赢得战争以及建设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③,延续并发展了美国在战时依靠科技投入来赢得力量的做法,确立了美国战后的产军学研紧密结合的体系。今天人们通常所指的“高新技术产业”,如电子工业及医疗卫生工业等,大部分都是布什报告中美国政府所应特别强调的新兴产业( Bush,1945)。但这份报告也被人们认为是创新的“线性模型”在政策实践中的重要起源,后者已广泛地为学者们所批评,认为它与技术及工业的发展实践并不相符,更不应该用于指导发展政策(如Nelson,1959;Nightingale,1998)。
  创新的线性模型认为科学发现可以直接导致技术创新,而技术则自然带来工业发展。在1945年报告中,布什认为进步依赖于新的科学知识,而基础研究则引领新的知识;后者被认为是“科学资本”,是工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Bush,1945)。从当时的历史阶段来说,布什对基础研究的强调有其合理性,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长期依靠于从欧洲学习并引进新知识和新技术,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变成一片废墟,令这种模式丧失了可持续性。因此对基础研究和前沿科技的强调,事实上是因为美国必须得转变模式,补上为本土绝大部分工业供应新知识新技术这一环,这是维持其高速发展的根本。
  应该说,布什及其追随者们的政策思想恰好符合了美国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如果推广到更一般性的背景则是存在严重问题的。从广义上来说,知识是社会与工业长期发展的核心推动力;但“线性模型”的问题并不在于知识是否重要,而在于对知识如何产生、科学发现如何有效地工程化与商业。化这些机制的认识。这一机制牵涉到复杂的、系统性的技术因素、组织因素、制度因素和国际竞争因素,以至于整个创新过程都充满了不确定性( Rosenberg,1996),人们无法准确地预知某项创新是否会成功、在什么时候成功、以怎样的方式成功等等。例如,布什强调了电子工业作为科学推动型高新产业的重要性,但晶体管刚开始被发明时,人们认为它只可能对于提高助听器的效果会有帮助( Rosenberg,1996);也即是说,晶体管的绝大部分功用并不是它的发明者最初所能预料或者计划的,而是在脱离最初的基础研发后被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为了不同目的开发出来的。还有大量的科学发现,纵使人们作出大量的努力,但也依然无法把它们成功地大规模商业化。例如,燃料电池发明于1839年,在过去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它在不同的时代里作为清洁和便携的动力模式被人们反复尝试,但依然没有被有效地大规模商业化。
  科学发现并不会自动转变为工业创新。事实上,直接由科研组织进行“工业化活动”推动商业化的成功例子也是少有的。这并不是说科学发现或者高新技术突破没有意义,而是说创新--从知识的生产到其有效的工业化--其本质带有不确定性,其过程有积累性。创新是一个连续积累的过程,往往需要与产业链、消费者多方互动;创新需要多种不同形式、来自不同主体的投入,还需要组织集体性的战略性学习,而不仅仅是个别科学家、发明家的科学发现或发明创造(Schumpeter,1934;Kline和Rosenberg,1986;Pavitt,1994).
  同时,大量的创新活动所涉及的并不一定是新知识,而很可能只是对旧知识的首次应用,或者对旧知识的新组合。例如,电动车的框架在19世纪末已经发明,人们今天在电动车上所做的各种创新是把电动车的设想与各领域内的技术进行结合,不断完善以追求获得更好的效果。因此,创新并不必然依赖于科技发现以及前沿技术发明( Rosenberg,1985;Mokyr,2002)。
  因此,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与“线性模型”的描述并不相符。在实践中,同样也有不少成功获得创新发展的国家并未出现过由“线性模型”主导的科技政策、或者采用过由“高新技术产业”驱动的工业政策,如日本在二战后显然是采取了一种以复合性的工业需求为中心驱动的模式,并以此来动员资源和社会参与( Freeman,1987)。事实上,美国自身的工业发展实践也并不是按照“线性模型”展开的。例如,美国在二战后最关键的新技术之一计算机技术,就没有直接由实验室变成大众化消费品或者工业设备。相反,计算机技术是在满足军事和科研的短期目标后,由各种各样的工业机构和研究主体在不同的工业领域中通过漫长的开发过程逐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者从基础研发和军事项目中获得了一定的知识溢出,但它们在竞争中的研发投入和互相学习才是计算机技术演化发展过程的主体(Langlois和Mowery,1996;Mowery,1999)。即便如此,经济学家们抱怨,计算机这个自二战结束后的“明星技术/产业”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都没有如人们所期望的对生产率增长产生显著的贡献( Solow,1987)。而只有当计算机技术被拓展为大量与其最初(作为计算导弹弹道的大型仪器)的实验室形象截然不同的应用(如收银机、驾驶培训器和个人桌面电脑等等),在包括传统产业在内的广泛领域得到普及后,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才得以爆发出来( Rosenberg,1996)。
  “线性模型”之所以错误地把所有的知识都归因于由科学发现,与二战结束时布什及其追随者为科研部门争取更多经费、强调科研部门在整个国家中的重要性的意图是分不开的( Mowery,1998;Blanpied,1999;Fagerberg,2005)。如果创新发展所需的知识都归因于基础科研,那么实现创新发展的政策手段就应当是投入大量的研究经费,或者支持基于科学的高新技术产业( Science-basedindustries);正因为“线性模型”无法解释复杂的创新机制和创新过程,因此它的支持者们往往片面夸大那些简单易测量的变量对于整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如R&D投入、科技人员比例以及专利等等,而并不论及组织、制度等变量,更不关注高新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 Pavitt,1991)。因此,对“线性模型”的支持就成了对这些常见指标的支持。最后,这种“高新技术产业短视”片面地把大项目、高R&D投入、高科研人员投入或高专利申请量当作了“成功的创新”本身( Nelson,1977)。
  尽管如此,创新的“线性思维”依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而为不少西方政策制定者吹捧。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的崛起使得不少西方经理人青睐这种指标化的发展计划;而美苏军事对抗,尤其是苏联20世纪50-60年代在人造地球卫星等太空探索等重大科技项目上的领先,使得科技领域的“战争”主宰了西方国家的政策思维;而后,新兴的“美一欧一日”角逐又使得“高新技术产业短视”继续赢得市场,尽管这一政策思维的缺陷早已为大量学者所认识到(Hirsch-Kreinsen等,2005;Lundvall和Borras,2005)。
  三、传统产业中“非正式R&D”的创新
  在高新技术产业中,“正式R&D活动”,即通过雇佣科学家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来开展对新技术、新产品的探索,往往占据技术进步活动的主体;而这些活动往往可以通过R&D经费、科研人员投入、薪产品数量和专利申请等指标来体现。但这种衡量方法却无法简单套用于传统产业。尽管在传统产业中依然存在相当可观的“正式R&D活动”( Heidenreich,2009)⑥,但一些“非正式R&D活动”往往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尝试着总结几点如下:
  首先是干中学经验的获取,即传统产业企业通过掌握技术、使用技术以及开展各种开发性互动活动来实现经验的积累(Jensen等,2007)。传统产业是产品与技术框架的主导设计均已相对稳定的产业,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规模成本,或来源自对特定市场的适应性,而这些领域的竞争力往往与一线实践操作者的经验密切相关。要增强干中学的效率,就需要把更多的实践人员纳入到企业有战略有计划的组织学习之中,例如一线的工程师、工人、管理人员等等;这需要向一线实践者投入更多的资源,授予他们开展学习的权力并开展有效的组织整合(Lazonick和West,1995)。日本制造业中在车间层面的优势,正是来源于对一线实践者的学习投资,并建立起有执行力的生产系统( Lazonick,1990)o
  其次,通过适用性技术发展活动来导入并吸收其他领域的新技术,也是传统产业技术升级的重要途径。当然,传统产业对外来新技术的关注与源生这些新技术的产业的研发活动是存在区别的:在后者人们更关注创新本身的技术特性并推动技术轨道的发展;而在传统产业中人们更致力于发展所引入的新技术在自身已有的生产系统中的适用性,这往往需要它们开展对新技术的调整和改善工作,发展相应的辅助性技术或辅助性设备( vonTunzelmann和Acha,2005)。例如,家具制造业和服装业并不推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但它们却会致力于发展特定的计算机技术应用来实现设计、制造与管理的创新;建筑装修等产业的主体活动不是推动化工及材料科学的新发现,但它们却同样可以通过对化工及材料新技术的适用性创新带来在质量与环保领域的突破。传统产业对高新技术的适用性引入,往往可能是通过引入相关的研究人员、开展对外并购、开展对外合作、或者购买技术服务等多种不会体现为“正式R&D活动”的形式展开的。
  再次,与设备供应商的合作也是传统产业获得新技术的重要途径(Robertson等,2009)。大量传统产业都属于“设备供应商驱动型”产业( Pavitt,1984;Rosenberg,1963),即由核心供应商以设备的形式,为传统产业企业提供新的技术,例如通过更先进的机床设备提供自动化技术或材料科学技术,通过信息处理系统提供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等等。但必须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单纯购买设备就可以完成技术学习。由于传统产业高度依赖实践者的经验,因此纯粹以交钥匙工程实施的设备引进就传统产业企业的技术学习而言往往并不成功(Robertson等,2009);相反,它需要传统产业企业与设备制造商之间紧密互动,才能把设备所附带的新技术跟传统产业企业内生的技术积累结合起来,形成企业特定的设备体系,从而发挥后者自身的技术能力。
  综上所述,“非正式R&D活动”在传统产业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高新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扩散也主要是通过这些“非正式R&D活动”来实现的。“正式R&D活动”当然也可能会对传统产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我国目前的确在制造业中普遍存在着研发投入不足的现象。但如果我们在具体实践中曲解了国家发展自主创新的战略目标,一味要求传统产业专注于“正式R&D活动”,或否认“非正式R&D活动”的重要性,就有可能会违背传统产业技术进步的规律,甚至有可能会打断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之间的联结,从而影响我国自主创新的国家系统的有效性。
  四、政策建议:转型时期的传统产业创新
  传统产业依然占据我国工业经济的绝大部分比重,提供了绝大部分的就业机会;只有传统产业成功转型,才能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持续提高。但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性远超于此,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活动在技术创新周期中的动态关联是国家创新系统的核心动力机制;传统产业发展转型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完善并提高创新系统的有效性的问题。为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必须要正视传统产业技术进步的模式与形态,并强调高新技术活动与传统产业之间的关联。
  但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产业转型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被普遍推广之后,发展中国家往往以建立大规模的外向型生产能力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战略。这种战略的技术与市场两头在外,使得相关制造业往往缺乏与本土高新技术活动以及本土需求的关联;同时,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往往自身研发投入和研发经验均不足,更难以独立完成复杂的产业技术升级的使命。因此,当全球产业链发生结构性变化时,这些低成本制造业就可能会因为同时失去技术来源和海外市场两个支柱而陷入困境。
  更值得重视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活动往往也呈现“两头在外”的现象,即技术来源、技术交流以及应用市场都在海外,例如我国不少生物制药企业曾经一度热衷于通过为国际大药厂提供试验服务来获得收益。这种结构同样也使得高新技术活动与本土规模庞大、多样性丰富的用户与潜在合作者脱钩,不利于它们长期持续的成长,不利于它们抵抗结构性风险的冲击:更不利于国家创新系统的整体效率。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在于增强发展我国创新系统的“系统自愈”能力,即通过建立或者加强本土高新技术活动、传统产业以及本土用户需求之间的链接,使得本土的技术创新系统既面对全球开放、又在本土具有“高新技术产生一各产业扩散一各产业应用一产业盈利一再创新”这样的动力机制。政府可以在建设这种联结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建立特定的中介或行业机构以增加两个方向上信息的供给;可以通过支持具有通用性的适用技术和设备来为特定传统产业的创新升级带来技术外部性;可以通过提供财税激励以促进高新技术活动更关注本土传统产业应用,也激励传统产业企业主动寻找本土高新技术支持;还可以通过表彰与推广成功案例的经验来激活更广范围内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互动。
  综上所述,要想实现我国传统产业的发展转型,政府应当摒弃创新的“线性模型”的影响,避免片面强调高新技术产业、片面强调“正式R&D活动”的错误,正视传统产业中多类型的技术学习模式。传统产业创新转型升级,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仅限于传统产业自身的问题,政策决策者应当把建立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活动之间的互动联结看作是现阶段转型发展的核心任务,大力加强在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自愈”能力,从而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向内需拉动与创新发展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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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中经网数据有限公司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地区是
广州 B、北京
上海 C、上海
广州 D、北京
读我国四大地理区域图,完成下列要求:(1)受地理位置、地形地势等因素的影响,四大地理区域自然环境差异较大。其中气候较为干旱的是_____,冬冷夏凉的是_____,水热条件最为优越的是_______,平原面积较广的是_____(以上均填序号)。(2)①、③两区域中,农业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的是_____,②、④两区域中农业生产方式以种植业为主的是_____。(以上均填序号)(3)根据图中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界线来判断,四大地理区域中,大部分位于季风区的两个区域是_____,大部分位于非季风区的两个区域是_____(以上均填序号)(4)图中的广州、武汉、北京、哈尔滨四城市中,年降水量最多的是_____,平均气温最低的是_____,气温年较差最小的是_____,纬度较高的是_____。(5)区域①与②的分界线是C,该分界线划分的主导因素是_____和_________。(6)界线A确定的主导因素是_________________,区域④与其它地区的分界线是依据_________________来划分的。(7)我国许多大江大河发源于__________地区(填序号)。(8)③区域自然环境的突出特征是_________,制约该地区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_________④区域自然环境的突出特征是_________,制约该地区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_________。(9)③地区的植被变化,由东向西依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造成这种景观差异的主要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
我国耕地主要分布在
A.东部平原地区
B.西南地区
C.高寒荒漠地区
D.西部的半干旱地区
我国的耕地主要分布在 (
A.西北内陆盆地边缘
B.湿润和半湿润的平原、盆地、河谷和低缓丘陵地区
C.新疆、东北边缘地区
D.秦岭—淮河以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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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带主要分布在哪A沪宁杭地区B京津唐地区C珠江三角洲地区D长江三角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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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答案B原因如下:北京、上海已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以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形式分布,大多依附于大城市,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初步形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等各具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带.产业开发侧重点不同,其分布规律:1.沿海地区以智力资源和技术力量为依托,侧重科技园区型高新技术产业.2.沿边地区依靠国家开放政策和沿边的地理优势,开发以贸易导向型的产业.3.内地依靠优势资源和工业基础,多发展与军工有密切关系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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