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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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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说写城市里面有一个人叫自清，他家里有很多书，因为他是一个读书人，但是他的妻子对他不太满意，因为家里面的书太多了，过道上都堆满了书，一再说要把这些书卖掉。他很不愿意卖，因为卖书也得不了几个钱，当废纸一样卖又很可惜。他还有一本书，很薄，是当年从另外一个城市买回来，所以他很不愿意卖。但是他妻子一直很有意见，刚好这一次街道来通知，给贫困山区的中学捐一部分书，妻子就有理由了，就把家了一部分书捐出去了，就捐到了西部的乡村去。
自清平时有一个习惯，他有很多的笔记本，他会记很多买东西的笔记，比如说买一个香皂，买一条鱼，他从70年代一直记下来，记了很多本，而且很厚。记了很多以后就成的一个生活的记录，一个时代的见证，比如说以前买的东西跟后来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开始比较穷，买不起这么好的东西。现在生活变化了，买的东西不一样了，买的东西价钱也不一样。以前买一条鱼几毛钱，现在变成了几十块钱或者十几块钱了，就记了这样一个东西的笔记捐上去了，他最新的一本笔记本也捐走了，捐到了一个乡村中学去了。乡村就通知学生把这些书领回去，结果有一个学生来晚了就领到一本笔记本，拿回去给他爸爸。
他爸爸是一个农民，叫王才。这个王才看的这个笔记本以后，就很生气，他说这哪里是一本书呢？这是一个人买东西记的流水帐。他就去找校长，校长一看，也没有办法，别的书都要完了，就没有书了。后来校长的办公台上一本教育的理论书，就说把这本书给他。后来王才想想，这个笔记本不错，也是金装硬壳的，也就把它拿回家去了。王才的儿子很好玩，他的儿子叫王小才，王小才就很好奇，就拿来读，因为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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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传统思维模式是我国教育的大事
●要使知识充满活力,不能使知识僵化,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
●人类的悲剧在于，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人缺少经验，而那些有经验的人则想象力贫乏；愚人没有知识却凭想象办事，书呆子缺乏想象力但凭知识行事。而大学的任务就是将想象力和经验融为一体。&&& ――怀特海
关于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很多学者曾从文化、制度和体制等不同的角度探讨，但鲜有人从我国传统思维模式的角度进行反思。楚渔在《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一书中，对我国传统的思维模式进行批判，并认为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许多学者认为将思维模式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及对其的作用作为一个命题提出，意义重大，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本报选登部分内容，《寻求传统思维转化的契机》一文发表沪上部分学者就此话题所作的深入探讨。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而科学的思维方式的产生又呼唤思维科学本身与时俱进。
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像遗传基因一样，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行为以及由此而构成的生活方式。对传统思维模式进行反思，并对其进行改造，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从哲学的角度看，科学发展观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科学的思维方式不是完全抛开传统思维，而是对传统思维模式缺陷的扬弃，是批判继承和创新发展的统一。要用创新的思维去解读科学发展观，研究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只有在正确理解了科学发展观，并让科学发展观成为整个社会成员普遍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时候，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发展的科学性、全面性、人本性、和谐性。
“社会学的核心并不是知识，并不是关于社会的知识，而是得到知识的手段和方法”
对于中国人思维模式的特点，很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和探讨，但可惜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书斋式的。
现代思维虽然也需感性、悟性和灵性的平衡，但更需要清明的理性。从总体上看, 分析性、精确化的理性思维在中国并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和高度重视。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论很多是一些定论。多数情况下不去说明结论是如何得来的，不论证其是否合理。
西方的传统多是告诉我们事情的因果关系和来龙去脉。西方文化重视理性分析，讲究使用各种工具增强对世界的明晰的认识，探究各个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告诉人们结论和结果是如何得出来的，能讲清楚用何种方式，过程是什么，根据是什么。因此，探究事物的方法很容易被延展和扩大，人们很容易用同样的方法去演绎、探究别的事物。
美国密西根大学著名教授谢宁于2002年10月21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说：“我认为社会学的核心并不是知识，并不是关于社会的知识，而是得到知识的手段和方法。”
“他们失去了探索和思辨的能力”
中国一些媒体有不少报道讲述中国的留学生离了书本，啥都不会。《青年参考》2009年3月20日有份报道《中国留学生啥形象，五名老外说说看》，文中有一个小标题说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失去了探索和思辨的能力。”文中说及一位美国人塞缪尔?利波夫毕业于哈佛大学，现攻读麻省理工大学博士学位。此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他经常和中国的留学生打交道，塞缪尔对中国留学生的思辨能力表示担忧，他尖锐地指出：“在哈佛读书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佼佼者，他们之中很可能会出现这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如果连他们都丧失了探索和思辨的能力，一个国家该怎样不断前进发展呢？”这样的评论或许过于偏激，但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教育模式的某些弊端，值得我们深思。
实际上，我们的填鸭式教育，从学前儿童就开始了。几岁的孩子，正是活泼好动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儿童探索未知世界，拓展自己的智力空间的黄金时期，但却被我们的家长们逼着去学这个年龄段不该去学的东西：识字、英语、弹琴等（个别孩子特别喜欢干这些事的除外），这在某种程序上阻碍了孩子们拓展智力空间的能力。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儿童教育家，制定了一整套的扼杀孩子天性的教育方法，把儿童未来的潜力和智力从小就扼杀在摇篮里。
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儿童是“喜新厌旧”的典型，一件玩具，一般小孩喜欢的时间不会超过几天，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小孩子好奇心极强，求知欲也极强，熟悉的东西他就会不屑一顾，这是孩子的天性，孩子的本能。这个时期正是孩子开拓视野、探索世界的时期，小孩子和小动物在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小猫小狗为什么喜欢打打闹闹，就是为了探索世界、拓展智力，培养未来的生存能力，人类的小孩子也是一样的。而我们的大人们为了所谓“不使孩子输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拼命地逼着孩子去学一些东西，从小就扼杀了孩子的探索和思辨的能力。如我们的一些家长逼着孩子去学什么钢琴，为了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结果如何？有几个愿学的？就是迫于家长的压力，学了一点钢琴，又有几个孩子稍大一点愿去弹钢琴的？孩子在学前被家长逼着去学一些文化知识，上学之后有几个真正爱学习的？多数都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学习成绩大幅下降，无数的事实在那里摆着，而我们的家长们都视而不见。其实，多数家长思维过于僵化，思维僵化的结果就是和群居动物般随从性或跟风性，只要周围的人要孩子学什么，自己也要孩子学什么。我们的家长，从来只关心孩子考多少分，几乎没有几个家长告诉孩子该如何去学习。同样，我们的家长只关心孩子能否考上名牌大学，几乎没有几个家长关心孩子应该学什么专业。其实，选对专业比考上名牌大学更重要，可我们的家长没有几个真正操心孩子将来从事什么职业。
“博学不等于智慧”
近代世界知名的大数学家同时也是大哲学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指出：生命智力的发展是有一定周期的。智力发展要经过三个阶段，即智力发展的三节奏：第一是浪漫阶段；第二是精确阶段；第三是综合运用阶段。怀特海认为：浪漫阶段大致延续到13或14岁；从14岁到18岁是精确阶段；从18岁到22岁是综合运用阶段。这三个阶段大致是：从学前阶段到小学是浪漫阶段，从初中到高中是精确阶段，大学是综合运用阶段。怀特海认为；浪漫阶段是儿童开始体验世界、认识世界、发现世界的阶段，这个阶段儿童将形成关于世界的基本“图式”，这关系到儿童的思维模式是以继承为主或以创新为主。所以，在浪漫阶段的体验对儿童一生的发展非常重要。在此阶段“人们所讨论的题目具有新奇的活力；它自身包含未经探索的因果逻辑关系，也以丰富的内容为探索者提供了若隐若现的机会”。在此阶段中，儿童能体验到一种兴奋，因为他们“从接触单纯的事实，到开始认识事实未经探索的关系的重要意义，这种转变会引起某种兴奋而浪漫的情感，本质上就属于这样一种兴奋”（这就解释了孩子为什么“喜新厌旧”）。
&怀特海指出：“一个儿童在青少年浪漫期所形成的特点，将决定理想和想象如何塑造与丰富他未来的生活”。而这个“重要的浪漫阶段的内容像洪水一样涌向儿童，将他推向精神世界的生活。”所以，怀特海强调：“浪漫必须加以培养，因为浪漫毕竟是我们要得到的那种和谐的智慧中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怀特海这种学说，得到现代儿童脑神经学说的支持。
我们来看看这组大脑神经元网络图（引自1998年出版的卡特的著作《心智地图》，英文版，见下图）：
左图是新生儿大脑的神经元连接状况，可称为“疏松”。当儿童发育到六岁左右时（如中图所示），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表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可称为“密集”。最后，大约在十岁以前（见右图），儿童的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再度变得“疏松”，但这是经过了学习和构建了对世界的基本想象方式之后的疏松，故而，可称为“间苗”。
这样，儿童大脑在六岁的时候，大约已经获得了超过成人大脑两倍的神经元数量。在其后的“间苗”期间，儿童的认知结构、情感结构、人格结构，这三类基本的、决定了人生命运的心智结构，就开始“定型”――除非发生特别深刻和震撼性的个人事件，否则这些基本结构不会有很明显的改变。用中国民间流传的看法表述，就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依然记得自己儿童时期的“特异功能”，最常见和典型的是“看见声音”和“听见色彩”。脑科学研究表明，儿童在十岁以前的“间苗过程”中，视觉区（枕叶）和听觉区（颞叶）交界处尚未定型，这使得许多儿童具有音乐天才和绘画天才的那种对声音和色彩的直觉能力。随着“间苗”过程接近结束，我们便逐渐丧失了这些“特异功能”，成长为普通人了。
由此可见，我们原本可以拥有强大得多的直觉能力，却因为自然演化和生存压力，不得不放弃。
古希腊的思想家赫拉克利特认为：博学不等于智慧。怀特海也认为：“没有浪漫的冒险，至多你只能得到缺乏创新的死板的知识，而最坏的情况则是你轻视概念――根本无知识可言。”
怀特海还认为，教育的三个阶段包含自由和纪律两方面的基本要素，他指出：“通往智慧的惟一的道路是在知识面前享有自由，但通往知识的惟一途径是在获取有条理的事实时保持纪律。”智力发展是从浪漫开始，进一步走向高层次的浪漫。所以，“教育的开始阶段和结束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自由，但是有一个纪律占主导地位的中间阶段，这时自由从属于纪律。”怀特海在此肯定自由在教育中的作用，因为能带来兴趣和快乐。没有兴趣也就没有学习的积极性。爱因斯坦曾说过，兴趣比责任心更重要，怀特海也说：“兴趣是专注和颖悟的先决条件。”因此，没有兴趣就没有进步。怀特海同时也指出，纪律也是必要的，因为纪律有助于知识的获取，使思维有条理，过分强调纪律是有害的，不加区别的纪律只能使大脑变得麻木不仁。因为活泼的思维习惯只能在合适的自由气氛中产生。“青年人天生渴望发展和活动，如果用一种枯燥的方式将受纪律束缚的知识强加给他们，会使他们感到厌恶。”“纪律应该满足对智慧的一种自然渴望。”因此，“惟有通过享有广泛的自由才能得到这种纪律。”因而儿童的纪律性不应是外界强加的，应该是通过自我约束而培养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纪律，只有这样，自由和纪律才能发生内在的联系与有机结合。
反观我们社会的整个教育理念，对于孩子，我们中国的家长和老师，加在孩子身上的负担太重了。从小就被强行灌输那么多的知识，其结果是使知识僵化。因此，我们主张：孩子在上学前应该充分地让他们玩耍，不要强加他们任何不必要的知识，使儿童在玩耍中充分地扩展他们思维的自由空间，开发智力，增强儿童大脑中各方面功能的神经元。上小学时应该是半玩半学习，在玩中学习，在学中玩；到十岁左右，尽可能多地保留更多的神经元，使各方面功能的神经元在儿童的未来发挥作用，发挥潜在的智商功能。
怀特海是在80多年前提出的这一套教育理论。根据皮亚杰的儿童心理构建学以及美国科学家对儿童大脑神经元的研究成果，证实怀特海的这套理念是正确的。怀特海非常反对他称之为教育中的“呆滞的思维”。因此他认为“要使知识充满活力，不能使知识僵化，这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纵观我们中国人的教育理念和学校的教育方式，离怀特海讲的这个“核心”仍有一定距离。因此，我们国家的教育需要进一步改革。
“人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通过培训改变的”
尼斯贝特通过实验证明，人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通过培训改变的，我们的教育应该更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想象力、创造力。
教育改革的话题太广泛，我们在这里不想一一论述，而仅仅集中强调一个方面，即在教育中加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是极重要而且是不可缺少的。在当代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所有的甚至某一专业领域的已有的知识全部掌握。一个人只要有了基础理论，学会了获取知识的方法，形成科学的思维模式，就能够熟练掌握需要的知识并能提升，这样才能有首创精神。
因此，我们学校应该从小学开始就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在中学时应开设形式逻辑课程。我们认为形式逻辑是所有逻辑学说的轴心，没有形式逻辑的基础，辩证法也不可能学好。黑格尔指出：“从事这种形式逻辑的研究，无疑有其用处，可以借此使人头脑清楚，有如一般人所常说，也可以教人练习集中思想，练习作抽象的思考，而在日常的意识里，我们所应付的大多是些混淆错综的感觉的表象。但是在作抽象思考时，我们必须集中精神于一点，借以养成一种从事于考察内心活动的习惯。”黑格尔又指出：“学习的人通过逻辑学所获得的教养，在于训练思维，使人在头脑中得到真正纯粹的思想，因为这门科学乃是思维的思维。”对于形式逻辑的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中，要理论联系实际。没有逻辑思维，什么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或者别的什么思维，都不可能发挥真正的功效。逻辑思维必须是轴心，是基础。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建立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基础上的；没有经典物理学，就不可能产生相对论。
最后以罗素的话来结束。
逻辑学似乎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所以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门科学，而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普遍方法，对科学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它为识别和证明提供标准，应该被视为影响科学研究的工具或手段。亚里士多德在谈到逻辑时所使用的希腊语“工具论”正说明了这一点。――罗素数学思维_图文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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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象思维方式
取象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这种思维方式是指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事理的思维方法。它发展形成于《易经》 ，是易学文化精神在现代思维方式中极具价值的部分。其本质是一种比附推论的逻辑方法，与整体思维互补并具有模糊性等特点。这种思维方式与抽象思维、形象思维、顿悟思维有联系又有区别，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思维方式是从古至今普遍地被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运用着的又颇具神秘色彩的一种思维方法。
在过程中离不开，以想象为，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核心是以具体事物为载体，靠想象去推知抽象事理，其本质是独具中国的一种直接推论的。它起源于原始时代，发展形成于《》。 原始人处于人类文明的史前期，他们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已经具备了原始的取象思维能力，其思维水平如同孩童一样，头脑中只是存有特定的实物的物象，所使用的词都是他们所接触的实物，在他们的语言中，没有包括同一性质的物群的种属词汇，也没有表示一般概念的语词。例如，他们只有这个人、那个人的有所指的概念，而没有“人”的一般概念；只有不同种的某一棵的概念，而没有“树”的一般概念。随着思维的发展，他们逐渐地把某些专用名词移用到相关的物类，表示物类的共同性质，由此产生了表达取象思维的用语。其特点是语言中尚没有这个语词，而找一个与之相近的、在某方面有关的实物表示出来。例如：“像石头”表示“硬”、“像太阳”表示“热”、“圆”等等。这里“硬的”、“热的”、“圆的”等表示抽象的语词，是从他们印象最深的石头、太阳这些实物中抽取出来的，这是取象思维的初始阶段。取象思维的初始阶段，就已表明人类思维已经进入到了简单的比附推论的阶段。比附推论是取象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在《易经》中得到了发展、完善，使之逐步成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
《易经》中的卦象是其推测所占之事吉凶的主要依据。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等等，并试图以
取象思维方式
此表现出万物的变化，进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卦爻辞也大多运用取象思维方式来阐释抽象道理。如《困·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这是说一个人被石头绊了一跤，伸手又抓在蒺藜上面，回到家中，又不见了妻子，故筮遇此爻凶。这是把人处坎坷境地，又依靠坏人，必无好结果的抽象道理，寓于对具体事物的表述中，使人由具体的事象联想到抽象的事理，而有所感悟。
又如《乾》卦写龙隐龙现。 卦写井谷射鲋。 《大壮》卦写羝羊触藩等等。通过对“”等具体事物的描述，意在阐释与之有一定相关的抽象事理，即不是为了说明“龙”等具体事物本身，而是通过对这些具体事物的描述，启发人们想象，去悟知出一个抽象的事理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取象思维方式。
取象思维的本质是一种比附推论的逻辑方法。所谓比附推论是指通过想象，由具体事物直接推知一个抽象事
取象思维方式
理的逻辑方法。除上述分析外，又如《易经·大过》九二爻辞：“枯杨生，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这里将自然界的枯杨生，与人间的老夫娶少女联系起来，取其相似点，进行想象，然后比附推论出“无不利”的结论。意在告诉求卦者，所占问之事将大吉大利。 《易经》设卦观象，通过想象这一媒介，比附推论出“意”，象及卦爻辞是可见的，而“意”是不可见的，不好说清道明的，对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人们只要运用取象思维方式便可得到，这正是“得意忘象”、“得意忘形”、“得鱼忘筌”的思维秘密所在。所得的“意”便是事理，所忘的“象”、“形”便是所选取的具体事物，而其思维过程是比附推论，思维方式是取象思维。
取象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与整体思维的互补，二是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取象思维与整体思维的互补，建构了《易经》的思维框架。《周易》古经，以它特有的表达形式，充分注意
到了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世界，把人和自然看作是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八卦及六十四卦是构成这一整体的基本框架。在这里，人和自然是处在完全统一的结构之中的，这一整体观与取象思维方式互相补充，也就是说，在取象思维过程中，有整体思维，而整体思维赖以形成的基础又是取象之辞及卦象和卦的排列组合，而这当中也离不开取象思维。例如《乾》卦，以“龙”为具体取象物，通过龙的“潜”、“见”、“跃”、“飞”、“亢”等不同处境的描述，揭示了事物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这里取象思维和整体思维是互补的，缺一不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得意忘象”是指“意”尽得而忘“象”；“得鱼忘筌”是抓到“鱼”而忘“筌”，尽得的要求就是全面、整体地去把握，可见，有而且只有整体思维的互补，才是提高运用取象思维所推知事理可靠程度的根本保证。
取象思维方式的模糊性，是指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所推知的事理具有很大的歧义性，因为它不具备必要的叙述，以致于见仁见智，公说婆说，甚或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模糊性又是因为靠想象这一媒介而造成的。如上述“枯杨生*,”与“老夫得其女妻”之间的所谓联系，完全是靠想象得来的，靠想象把自然界的反枯为荣现象和社会生活中的“老夫得其女妻”联系起来，推论出“无不利”，其模糊性可谓大矣。
抽象思维方式
因为方式是按照概念、、等思维形式逐级构建的，也就是在概念的基础上构成判断，在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推理。由已知的东西出发推得新的知识，它具有间接性和概括性。如“金属”、“铜
抽象思维方式
”、“能导电”是三个概念，分别组成(1)金属能导电，(2)铜是金属，两个判断，再由这两个判断组成如下推理：金属能导电，铜是；所以，能导电。
从中可见，抽象思维中前提真实，推理过程合乎规则，就能得出一个必然性的结论。上例的逻辑结构可概括为：“所有M是P，S是M；所以，S是P。”这里“M”一般指称为“中项”。它在前提中至少要周延一次，这是抽象思维方式得出正确结论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这些内容，取象思维方式都不具有，这些是取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区别的根本所在。因为取象思维方式的所谓前提是一些具体事象，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能靠想象这一媒介去推知一个事理，没有论证过程，所以结论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提高结论的真实性或可靠性，只能靠人们的和。如果说抽象思维方式能训练人们思维的严密性，那么，取象思维方式却只能提高人们的想象力，培养人们的悟性。
形象思维方式，又称，是文学艺术创作者从观察生活，吸取创作材料到塑造艺术形象这整个创作过程中所进行的主要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形象思维要遵循认识的一般规律，也就是通过实践由感性到理性，逐渐对事物本质进行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形象思维不脱离具体的形象。但必须要舍弃那些纯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东西。作家、艺术家的思维是在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入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之后，选取并凭借种种具体的感性材料，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伴随着强烈的感情和鲜明的态度，运用集中概括的方法，塑造完整而富有意义的形象，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凡此种种，表明形象思维与取象思维的区别是明显的。虽然它表面上与取象思维一样，都有“具体的形象”，也都要“通过想象”等等，但本质上却不同，主要在于形象思维是不脱离具体的形象，通过想象、联想和幻想去塑造完整的艺术形象。例如鲁迅在谈自己创作“阿Q”这个艺术形象时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所以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金隐铭?小说全编桂林：漓江出版社，）鲁迅先生点明了是“依了自己的觉察”写出来的，目的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这些正如上述一样，其创作过程运用的正是形象思维方式。从“阿Q”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熟悉程度、理解程度，以及鲁迅先生所具有的丰富的艺术修养和创作经验，所以他能够舍弃那些纯粹偶然的、次要的、表面的东西去塑造出“阿Q”这一完整的艺术形象。而取象思维则不然，它是建立在生活经验及对具体的事物的感受而生发出来的一种思维活动方式，一种推论的逻辑方法，其“想象”的事物的两端或有联系，或无联系，有的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说，取象思维方式重在通过具体事物，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抽象的事理，而形象思维方式主要是通过塑造艺术形象、达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二者的区别可见一斑。
顿悟思维又称“灵感”，是指人们在认识某一事物或思考某一问题，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时候，由于某种偶然因素的启发，答案突然在头脑中产生，这个思维过程便是顿悟思维。例如躺进浴盆的瞬间，看见水
取象思维方式
溢出水盆而顿悟出浮力原理等。顿悟思维方式的产生及完成过程，必须以思维者具有足够的思考养料的储备为前提，方可对某一问题在百思不得其解时而突然有所领悟，否则是“悟”不出什么东西的。
虽然取象思维方式与顿悟思维方式在进行思维活动时都要有想象，都要去悟知，但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顿悟思维方式的成功运用，能使思维者有所发明或创造，所以，有人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创造型思维。其结果是令人“茅塞顿开”；而取象思维方式运用的结果，不会有什么发明创造，因为取象思维所比附推论出的事理已被事先定在了所取之象的框框之中，虽然它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仍然有一个范围，只是人们对它理解的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对于“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诗，人们可以比附推论到爱情上去，也可直接用到从事等的人身上，去赞美那些敬业爱岗、勤奋努力的人们，其结果是让人们心遇神悟，感到妙不可言，所以取象思维方式是一种“体悟”而不是“顿悟”。
象征是文艺创作的表现手法之一，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或感情。如鲁迅先生的小说 ，结尾用夏瑜坟上的花圈象征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又如的散文《白杨礼赞》中的“白杨”象征革命根据地的军民等等。可见，象征一般说来，是在艺术创作中以某一特定的具体现
《白杨礼赞》
象，表达作者的思想或感情，而“特定的具体形象”的本身，是一个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东西，如上例中的“花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它的含义是特定的，再加上限定“坟上的花圈”，便启发读者联想：这需要有人为纪念来送花圈到坟上，再由“夏瑜”的坟，想到后继有人，所以说：“夏瑜坟上的花圈”象征着“革命者的前景和希望”。这个解释，说明象征要放到具体的中去，联系作品的主题，让读者把握其象征手法。离开具体作品，单独一个命题也可运用象征这个语词，如“长城象征着中华民族”等等。这样明说的“象征”没有歧义，因而能得到人们的。象征虽然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但其发生的思维方式的支点，认为是取象思维方式。因为象征的过程中具有“具体物象”并“靠想象”、“比附推论”出一个结论来等要素，而这些恰是取象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从这点出发，认为象征是取象思维方式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取象思维方式反映了中国人善于含蓄、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及其对客观事理阐释的思维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充溢着中国人对朦朦胧胧的美感的偏爱，在中国古代、、、、、等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甚至在今天仍然影响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各民族人民的思
维方式。这是易学文化精神及其在现代极具价值的重要部分。限于篇幅，本文仅举古诗当中和现代语言中运用取象思维的例子，说明如下：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诗经·硕鼠》 )
这首诗根据硕鼠不劳而获的属性，通过想象，以艺术形式比附推论出剥削者如同硕鼠，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的可鄙形象。
又如《无题》中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千百年来被人们公认的咏唱爱情的佳句。欣赏这句诗的难点在于“春蚕”、“蜡炬”、“吐丝”、“成灰”，与爱情的关系，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人们通过想象，能得出“到死丝方尽”，“成灰泪始干”似乎与爱情的生发、相恋时的情境，亦或某些心愿等等有相似的地方，让人们比附推论出结论：我爱你到永远。
取象思维方式在现代诗文中也多有运用，如大家熟知的：“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这里的“旧船票”、“你的客船”所蕴含的深意，只能从取象思维方式这个角度去分析，去解读，才可体悟出其妙来。
现代语言中的“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其中“脚上的泡”与“自己的过失”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但靠想象，却能比附推论出：“自己的过失是自己造成的”这一结论。这句话可用在责己、责他等，并显得温情、委婉、含蓄。其他如：
(1)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2)卸磨杀驴，过河拆桥。
(3)一针不缝，十针难补。
(4)烧香找不到庙门。
(5)不给马吃草，却让马儿跑。
例句(1)取象的具体事物是“猫”，不管它的颜色如何，只要能“抓住耗子”，便是“好猫”。这句话表面上是说“猫抓耗子”，而实际上是让人们通过想象去比附推论出一条的事理：要重实际。这样，通过想象，体悟出那些只可意会的东西来，是准确把握、使用、理解这句话的关键，这正是取象思维方式的妙处。
从中，可以看出取象思维方式在运用过程中所取之象与推论的结果——事理之间，不是靠普通逻辑规则建立起来的，其所谓的因果联系，只能靠想象，这种推论方法，具有感悟性、直观性，这是取象思维方式的玄妙之处。从“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来看，取象思维是建立在经验知识基础之上的，所取之象大多是人们所熟知的生活经验，这是对《易经》所取之象的超越。又由于得到了现实生活经验的支持，人们对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感到陌生，并能够接受它，娴熟地运用它，其中的逻辑支点便是它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来，让人们体会到它合乎常理。运用取象思维方式，极具活力而独具魅力，是易学文化精神在现代思维方式中最具价值的部分，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睿智，思维表述简练、寓意丰富、余韵绵长，耐人寻味，几千年来，这种思维方式始终被人们喜爱着、运用着。
取象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一，发展形成于《易经》，是《易经》留给的宝贵的重要方面。取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形象思维、顿悟思维是不相同的，它们之间具有并列关系，它理应是中国思维模式家族中重要的成员之一。弄清楚取象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对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解读《易经》、掌握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理解中国语言的特殊功能，尤其是赏析中国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探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