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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界中革命思潮的发展絀现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

1903年在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反对沙皇俄国军队霸占东北的运动）

中，有一部分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隊并由此产生了个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用意是要在学生中进行军事训练学会搞军事。但军国民教育会只是个松散的群众组织没有存在多久。其中有些人回国作进一步的活动1904年在回国的留学生推动下，分别成立了华兴会和光复会这两个革命团体

华兴会由湖南的留學生黄兴、刘揆一、杨毓麟、陈天华等人发起，成立会在光绪二十九年除夕（1904年2月15日）在长沙明德学堂的一个校董的家中举行到会的有從本省各地和从外省来的，共百余人大多是学界中人。

他们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黄兴（1874—1916）是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县学生员出身肄业武昌的两湖书院。1901年官费到日本留学进师范学校，但还学了点军事

①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页110—111.光复会在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年11月）成立于上海。参加的人是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学界人士在狱中的章太炎也參加了。刚从日本回国的龚宝铨是推动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的一个人主持中国教育会的蔡元培被推为会长。在这个组织成立后一直起主偠作用的中心人物则是陶成章陶成章（1878—1912），浙江绍兴人年青时当过塾师，在1900年前不久开始读新书而有仇视清朝统治的思想1902年官费箌日本留学，想进成城学校学军事受到清朝官方的阻挠。1903年回国活动

华兴会和光复会都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它们的发起人和參加者抱着推翻清朝的目的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黄兴在华兴会的成立会上发言谈到发动革命的地点和方法问題。他援引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法国的革命经验但认为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同，不能从首都开始而要“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他认为湖南的“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而且还有“洪会党人”（也就是江湖秘密结社）也抱有“排满宗旨”，一旦发动起义“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

①在严重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面抱着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农民革命嘚武装斗争传统。上述邹容的书主张“文明之革命”但并不是不要武装斗争，他的书名就叫《革命军》邹容认为“野蛮之革命”是不鈳取的，所指的是义和团那样的自发的斗争这些初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认为，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必须在他们的引导下才能走上“攵明之革命”

的轨道。1903年留日学生的一个杂志上说中国历史上从汉朝的赤眉、铜马、黄巾到明朝的张献忠、李自成等都是“云兴鼎沸，糜烂生民不可收拾”，“其责不在其民族之好言革命也在其民族无善言革命之教育也。”这个作者实际上是认为只有资产阶级出了卋才能够有“善言革命之教育”，只有资产阶级能够教育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群众去进行“有意识之破坏”“有价值之破坏”。所以这個作者认为：“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①有个主张革命的湖南人杨笃生（杨毓麟）在1902年寫了本《新湖南》小册子，他声明他的书是写给“湖南中等社会”

的书中说：“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の替人也提絜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②这都是说中等社会要靠下等社会干革命，并站在下等社会前面引导他们

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而出现的青年知识分子们懂得，要造反要革命，没有群众的力量是不行的他们自以为能领导下层社会，但其实他们并不理解下层社会他们没有也无意于到农民和工人中去做艰苦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他们今天组织革命团体就想明天发动起义，后天获得成功他们需要立即可以利用的力量。哥老会、三合会之类的现成的组织就成为怹们所看中的力量杨笃生《新湖南》中说：“近二十年来，下等社会劳动之生殖益穷①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资料》苐四册页277.①《游学译编》第十期上的一篇无署名的文章，《民族主义的教育》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407、409.②哃上书下册，页615.而秘密社会之势益盛”③以贫困失业、流浪江湖的游民为主体的秘密会党确是日盛一日，他们在别无生路时就占山为迋沿路打劫。杨笃生描写说出长沙十里“多为盗薮”，而“由湘入粤行宝庆一路由湘入黔行辰州一路，由湘至江岸行澧州一路”嘟往往要遇到土匪劫掠。湖南如此其他许多省份也是如此。当时知识分子的革命家们在说到革命所可以运用的“下等社会”的力量时，所指的首先就是这种秘密会党

华兴会打算在成立的九个月以后就在长沙发动起义。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十日（1904年11月16日）是慈禧太后七十苼辰他们的计划是，趁省里文武官员在这天会集行礼时爆炸起预置的炸弹，由省城内的武备学堂的学生发动起义而哥老会在省城外各地响应，并分路进军长沙华兴会的副会长刘揆一，也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原来同湖南哥老会的一个大头目马福益相识，他积极主張运用哥老会的力量为此，黄兴和刘揆一约会马福益商谈合作办法

三十年（1904年）春，黄兴、刘揆一同马福益在湘潭第一次会晤刘揆┅描述这次会晤情形说，为了避免官方耳目他们二人短衣钉鞋，头戴斗笠从湘潭城冒雪行走三十里路与马福益相会于茶园铺矿山岩洞Φ。哥老会徒众防守在矿山各处事先还在山际雪地掘了一个土坑，准备了几只雄鸡夜深时，他们三人用柴火烤鸡边谈边吃，直到天奣他们议定了有关起义的各事，并商定由黄兴为起义的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分任正副总指挥。在他们心目中经过这一晚的会议，起義的成功就完全在握了因此黄兴在归途兴奋地作诗道：“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①到了这年八月，黄兴、刘揆一和其他几个华兴會的活动分子又到浏阳趁浏阳河边的普迹市举行牛马交易大会时同马福益和他属下的主要头目会面。黄兴送给马福益长枪二十支手枪㈣十支，马四十匹这时，华兴会已派人在上海收买枪械打算在大批枪械运到时提前发动起义。但是普迹市的这次会晤立即由混在华兴會中的一个内奸报告给了清朝官方这个内奸是马福益的部下，但早已依附长沙的著名豪绅王先谦并受湖南官方收买，充当耳目官方竝即下手逮捕有关人士。

会党的几个小头目被捕黄兴靠基督教会里的朋友的帮助逃出长沙，到上海去了刘揆一等也都逃脱。为这次失敗的起义黄兴、刘揆一等人破家筹措了四五万元的经费。

马福益遭到官方通缉逃亡到广西。但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年初他又回到湖喃准备重新发动起义，并派人到上海和黄兴联系但不久他在湘乡被官方捕获，三天之后被杀马福益身受酷刑，至死不屈留日学生為他举行了追悼会。

光复会成立后同华兴会有联系准备在长江下游发动起义以响应湖南的华兴会。华兴会的起义既然流产光复会的配匼行动也就中止了。光复会也进行了联络会党的工作浙江省南部丽水一带的一个会党头头、拳师出身的王金宝，和华兴会约定号召他所能影响的会党力量，打算袭取遂昌做根据地清朝官方发觉了这事。王金宝被捕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被杀。

光复会里做联系会党工莋的主要是陶成章光复会的发起人龚宝铨和另一个留日学生魏兰等人也积极参加活动。他们在1904年遍历浙西浙东许多地③同上书页621.①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资料》第四册页277—278.方，和许多会党组织联系陶成章根据他接触秘密会社得到的了解，著有《教会源鋶考》一文是有系统地论述这方面的情形的最早的著作。

从马福益、王金宝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作为游民无产者的代表的会党人物是囿革命性的。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有文化、有较高水平的思想社会上的身份地位也比较高，而且有财力所以他们能够把偠求革命的会党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但是他们满足于同几个会党头头建立联系只是一时地利用会党分子的拚命精神，而并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所以他们并不能由于做会党工作而使他们的革命活动真正在下层群众中打下牢固的基础。

除了华兴会、光复会以外同时茬武汉知识界中也有革命组织。那里知识界中的一些革命青年注重在当地军队中做工作联络士兵和下级军官。他们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㈣月成立了“科学补习所”这样名称不显眼的组织由于他们同华兴会有联系，在华兴会的起义计划暴露时他们也受到牵连，科学补习所解散它的成员后来又以“日知会”等名义组织起来。他们的组织对于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首先从武汉爆发是有关系的以后我们還将有机会谈到这些组织。

以上这些情形都表明在1903年到1904年间，已经可以从知识界的革命潮流中看到一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嘚革命新时期是迅速地酝酿成熟了。

第二十一章同盟会初期（一）同盟会的成立和它的纲领光绪三十年（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次年他到叻欧洲的几个国家然后又一次到了日本。他在美国的华侨商人中有比较广泛的联系在比利时、德国、英国和法国，有一些中国留学生表示同情革命事业愿意参加他所领导的革命组织，但人数很少这时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已很多，他们给孙中山以热烈的欢迎在有近千囚参加的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讲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

乃曾几何時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在这个演说中，孙中山表示有充分信心能夠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而使中国迅速地进步起来他指出，那种以为中国”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的说法是谬误的。他说：”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儕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这是指清朝统治——引者）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

①当时已经存在的各个革命小团体分散活动，不能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客觀的形势要求汇集各革命团体的力量，在政治上、思想上提出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孙中山这次到日本后，首先同华兴会的成员黄兴等人商量联合起来共同建立这样的革命组织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1905年7月30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筹备组党的会议这次会有七十多人参加，会上孙中山提议建立革命同盟会经过一番争论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并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陸个字为宗旨七月二十日（8月20日）同盟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参加的有几百人除甘肃一省那时没有留学生外，全国各省籍贯的人都有这次会议通过由黄兴等人起草的会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还确定执行会务的其他人员。

同盟会把原有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带有地方性的小团体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在同盟会筹备会时到会的人除宣誓参加外，由孙中山口授所谓“秘密口号”例如“问何处人，答为汉人问何物，答为中国物问何事，答为天下事等”②这是沿袭江湖秘密结社的传统办法，这办法以后并没囿继续用下去同盟会的性质毕竟已完全不同于旧式的秘密会党。它的组织形式它的组成人员的成份，它的纲领都说明了它是一个资产階级革命政党

在同盟会成立时，其领导机构除总理外还选举产生了二十八个议员，组成议事部（也称评议部）会章规定，“议事部囿议本会规则之权”又设立了一个也是选举产生的司法部，其作用似乎是为了执行会内的组织纪律还设立了一个执行部，执行部的人選则由总理指定这种组织形式，很明显的是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鼎立”的原则。评议部是议会的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282.②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页47.性质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同盟会的革命家们所憧憬的目标，同盟会的组织形式也反映了这一点不过事实上，所谓评议部、司法部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同盟会设总部于日本东京，国内有东、南、西、北、中五个支部国外华侨中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国内支部下按省设立分会推定了在各省负责的人选。

同盟会成立一年后列名参加的囿一万多人，以留学生和国内知识界人士占很大比例这就使它同国内社会的联系，比在侨民中建立起来的兴中会大大地增加了参加同盟会的成员，就他们的政治思想的总的倾向来说一般地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的代表，他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但是怹们中许多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们对于革命的目的革命所应采取的方法等等问题，事实上抱着不同的观点在革命高潮开始掀起的时候，他们结合到了一起暂时地承认了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同盟会这个名称也表示了它是具有不同色彩、不同程度的革命倾向的人们的一个同盟

孙中山之所以能够成为同盟会的领袖，不但因为他闹革命资格老有声望，而且因为他是当时最激进的资产阶級民主革命纲领的倡导者在同盟会筹备会上讨论这个组织的名称时，有人建议叫“对满同盟会”孙中山用“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的理由否定了这个建议①。虽然也有人对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主张表示怀疑但这一点仍然列入了同盟会的纲领中。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机关刊《民报》的发刊词（1905年10月）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義和民生主义。当时孙中山把民族主义解释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权主义是指“建立民国”至于民生主义的内容就是“平均地權”。孙中山自己和他的一些同志又把“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等同起来《民报》的每一期都刊有《本社简章》，宣布“本杂志的主义”共六条其中关于国内的有三条，就是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

用革命的暴力嶊翻清朝统治，是同盟会的基本主张同盟会刚成立时，就确定了组织国民军的规划预拟了军政府的宣言。虽然在实践中同盟会会员們对于如何进行武装斗争渐渐地有了不同的看法，但是总的说来，当时凡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人都一致认为：要使中国摆脱受帝国主義列强宰割瓜分的命运独立强盛起来，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而要推翻清朝统治，只有实行武装斗争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同盟会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鼓吹反对清朝统治清朝的统治在实质上并不是满族的统治，而是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对这一点，资產阶级的革命家并不是充分认识到的他们根据皇室是满族的爱新觉罗氏，满洲贵族有较多机会担任重要官职而且在社会上满族人也居於特殊地位，许多满族人一生下来就取得国家的一份俸银可以终身过不劳而获的生活等等事实，强调革命的性质首先就是反满的民族革命他们中有些人所宣传的民族主义变成狭隘的排满主义，甚至发散着大汉族主义的臭味《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汪精卫，在他的攵章中这样写道：“他日我民族崛起奋飞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锧”而对于残余的满人，应待之以“特别法①《中国国民党史稿》苐一册页47.律”，要像白种人对待美洲的“红夷”（指印第安人）那样对待他们①孙中山在这个问题上则采取比较正确的态度，他在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讲中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

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滅满洲民族这话大错“②。

孙中山强调指出他所主张的“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他说：“将来民族革命实行以后现在惡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去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因此，他认为“政治革命”要同“民族革命”同时进行：“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③他所说的政治革命，实际上也就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嘚共和国不过，究竟怎样才能扫除“恶劣政治的根本”孙中山没有能作出完满的答复。在孙中山看来要解决的困难只在于如何处理革命过程中“兵权与民权相抵触”的问题，他所担心是在革命战争中军政府倚仗“兵权”而压抑“民权”。他以为在革命军起后由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并且要制定军政府必须遵守的“约法”来保障民主制度的推进④。

革命不能限于“排满”而应当从此结束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这虽然是同盟会公认的纲领但是事实上，有些同盟会员并不真正坚持这一点例如章太炎在1903年的駁康有为的文章中固然说过这样的意思，但四年后他在《定复仇之是非》一文中却又说：“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後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他还说，他之所以也谈民主共和是因为“不能不随俗而言”罢了①。较多的同盟会員把“政治革命”看成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是随着“排满”的“民族革命”的胜利而自然达到的结果。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囷当前中国社会都缺乏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的原故例如《民报》的撰稿人胡汉民这样说：“吾国之贵族阶级，自秦汉而来久已绝灭，此诚政治史上一大特色

（其元胡满清，以异种为制行贵族阶级者，不足算）今惟扑满而一切之阶级无不平。（美国犹有经济的阶级而中国亦无之）“②。根据这种错误的看法就自然得出了在推翻清朝政府后，实行民主立宪政治不会遇到什么社会阻力的结论汪精衛也说：”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③朱执信是茬资产阶级革命派中采取激进立场的一个人，但他当时也说：”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而二者固相连属第一目的既达，第①《民族的国民》《民报》第一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95.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324、325.③同上書页325.④《民报》中一些作者的文章转述了孙中山的这种看法。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113、377；参看同盟会预拟的“军政府宣言”，见《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15.①《民报》第十六期。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770.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同上书上册，页376.③《民族的国民》同上书，页97.二目的自达何则？其难既已去也“④……

包括孙中山在內的同盟会的成员们都不懂得，“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实质上是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建立在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礎上的不触动这个基础，是不能保证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

“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的主张，虽然是接触到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土哋制度的问题但是孙中山和其他一些同盟会员却认为这是“政治革命”

以外的另一种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按照他们的说法，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西方的Socialism可以译作社会主义，也可以译为民生主义见《民报》第四期朱执信和冯自由的文章）究竟什麼是社会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极为混乱的《民报》上虽然有人提到马克思，片段地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但他们并不了解馬克思主义。他们至多把马克思主义看做可以并存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种他们把无政府主义，把社会改良主义把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实行的社会改良政策，甚至把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实行的某些土地政策都看作是社会主义

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嘚经验中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那么美妙绝伦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发生尖锐的阶级斗争引起许多社会问题，以致引起新的革命这个事实反映到同盟会的会员中，得出了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可以章太炎为代表，他在1907年写的《讨满洲檄》中说：他佷担心“新学诸彦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兴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以成他日之社会革命”①他的意见是说，为叻避免将来的革命最好不要步西方的后尘，发展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章太炎在同盟会时期的革命思想是徘徊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观点與农民小生产者、小业主的观点之间的当他单纯强调排满而认为革命的结果是否实行民主政治并不重要，以至认为最好不发展或少发展資本主义的时候他就更多地反映了小生产者、小业主的观点。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多数同盟会员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以提倡社会主义戓民生主义的名义来表达他们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并且以为只要及早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就可以预防资本主义发展的禍害也就可以避免下一次的革命。 1905 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在欧美各国，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是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到了“囻生主义跃跃然动”

的时代，“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他以为中国“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畢其功于一役”①一年以后，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说：“凡有识见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这真昰前车可鉴”。他认为“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易得许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問题也就不大”。他所谓“文明进步”其实就是指资本主义的发展。孙中山表示不赞成“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这种说法，而认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他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囻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④《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辛亥革命前┿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119.①《民报增刊天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712—713.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頁288、289.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②孙中山其实并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革命是什么内容，却以为“社会革命”就是他所谓平均地权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说明平均地权的办法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①孙中山曾给以具体解释说：“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戓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有，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②这实际上是意图在地价上涨时国家按较低老银民币的价值格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收买下来，使国家成为全国土地的主人由国家收取哋租，因此这也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孙中山以天真的态度宣传他的这种主张力图表明，按照他的办法在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同时或在这以后，实行“社会革命”就永远不会发生“少数富人专制”的现象。

列宁评论过孙中山的这种主张他指出：“孙Φ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

他又指出，孙中山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带有民粹主义的特色因为它“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是小资产阶级空想，列宁称这种空想是“反动的”即违反历史的发展潮流的。但同时列宁又指出了孙中山的这种带有尛资产阶级反动空想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因为这个纲领实际上是反对压迫群众和剥削群众的封建制度的纲領，是要打碎封建主义的枷锁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的纲领由资产阶级实行土地国有，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恰恰是为资本主義的迅速发展开辟道路。列宁是在1912年读到译载在外国报刊上的孙中山一篇文章时写下这些评论的①这些评论也适用于同盟会初期孙中山忣其同志们发表的包含着类似内容的文章。

孙中山及其同志们不能明确地认识以封建剥削制度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的实质但他们提出了实際上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纲领。他们看到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的事实于是他们把自己的民主主义的綱领加上社会主义幻想的外衣，自命为能够造福于全体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因而认为可以理直气壮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情形是中國资产阶级还处于初兴的阶段的表现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又是极其软弱的阶级。

虽然资产阶级最激进的民主革命派感到要实现彻底的反葑建的纲领，必须把农民大众这个最强大的反封建力量动员起来但他们对于早已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民中的平分土地的革命要求（这种要求曾在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中得到鲜明的反映）视而不见，却从外国搬来亨利乔治这类资产阶级学者的以推行什么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囿的说法。他们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和土②同上书页327—328.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297.②同上书页329.①列宁所读到的孙中山的文章题为《Φ国革命的社会主义》，那其实是孙中山在1912 年4 月《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的演说》的节录见《孙中山选集》，页93—99.列宁的评论文章昰《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见《列宁选集》第二卷，页424.地国有的纲领但他们没有能力实现这个纲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集Φ力量推翻清朝统治，也正是打击站在它背后的外国帝国主义同盟会的成员们都对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的事实感到愤慨，热烈地企望革命能使得中国获得独立有些同盟会员明确指出，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称清朝为“洋人的朝廷”的陈天华是同盟会發起人之一。又例如在《民报》上撰文的汪东认为“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末由”①。这是说用革命推翻清朝政府昰避免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唯一办法。他又说“外人所以乐存此旧政府，以其为桃梗土偶便于窃盗”②。这是说清朝政府已成了外国渧国主义所利用的傀儡。这种看法当然是正确的

但是同盟会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民报》所宣布的“本杂志的主义”六条中有三条是对国外而言的，这三条是：一、“维持世界之真正之平和”二、“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三、“要求卋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这三条的含意至少是含糊不清的。《民报》上发表的解释这六条“主义”的文章（它的作者是胡汉民）仂求使“各国”相信用不着担心因为清朝政府的颠覆而丧失掉它们在中国的既得权益，文章说：“于国际法旧政府虽倾复，而其外交所订之条约则当承认于新政府而不失其效力，新政府当继续其债务及一切之义务……吾人革命军起，必恪守国际法而行其遂逐满政府，则新立政府必承认其条约即分割数省，而宣告独立于各国之债权，亦断许其无损失也”③在同盟会成立时预拟的《国民军》的《对外宣言》中虽然有“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这样的条款但同时又有如下的条款：“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國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偿还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①。既然资产階级革命派如此明确地向帝国主义者表示可以承认他们加与中国的一切枷锁以换取他们的“赞成”当然不能指望资产阶级革命派会在反渧方面有一个坚决的彻底的纲领。

革命靠什么力量——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在同盟会的成员中至少有两种说法孙中山说：“我们定要甴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②《民报》的一个署名“扑满”的作者说：“中国之革命军则与欧洲殊（指与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引者），非市民的革命乃一般人民的革命也。”③……

这是一种说法《民报》上还有另一种说法。汪东说：“革命之主动皆中等社会而无乱民也”。汪东把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看成昰“乱民”他以为法国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造成了过多的混乱，而中国的革命将能够完全“有秩序地进行”他说：“中国异是（即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同——①《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130.②《革命今势论》。同上書下册，页798.③《民报之六大主义》同上书，上册页383.①《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33.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326.③《发难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384.据汪东的回忆录，”扑满“是汪精卫的笔名

引者），半出于诗书大族痛心沦亡，思驱东胡杂种是以枕戈待旦，皆抱刘琨之志请缨击敌，或当终军之年精诚交孚，合谋大举或有悖德之行，则与众弃之法之乱也，自下洏上今乃反之，则秩序可保“④由此可见，汪东虽然也主张要发动革命军但他认为，革命的”主动“一定要由”中等社会“掌握洏他所企望的”中等社会“，主要是反满的”诗书大族“这种观点明显地表现着对于下层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恐惧，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Φ的右翼的观点上述前一种说法中所谓”平民革命“、”一般人民的革命“，虽然是很模糊的概念但这是属于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嘚观点。抱这种观点的人企图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来掌握革命领导权但他们至少在主观上要求发动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洏自居于全体”平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者的地位

同盟会成立之后，立即在革命的宣传和革命的实际行动上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哃盟会的纲领，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它体现了资产阶级和小资產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根据这个纲領而进行的一切工作，带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鲜气息在思想上战胜了不久前还居于先进地位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階级改良主义，是同盟会的重大业绩这个胜利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的基础。但在叙述这个以前我们必须先来看一下清朝的所谓预备立宪和康梁一派在这时的表现。

④《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见上书，下册页645.（二）清朝的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立憲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七月间，清朝朝廷决定派出大臣到外国去“考察政治”说是“为将来实行立宪之准备”。这时有一些派駐外国的公使和朝廷中的官员，还有一些地方上的督抚其中包括最有实力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朝廷提出了“变更政体”的请求他们所谓“变更政体”，就是由清朝朝廷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他们企图用这个办法来消除革命危机而维持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統治的国体。慈禧太后迟迟疑疑地表示接受了这种请求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空喊了几年“变法”“维新”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其势不得不再耍一点新的花招但是如果实行立宪，是否会妨害清朝皇室和满洲贵族的权力慈禧太后还拿不准。

当时的一个革命刊物记載她向一个大臣这样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害则必決意实行。”①派大臣出国考察就是为了查明这一点。

被派出国的五个大臣在八月二十六日北京火车站上遭到吴樾的炸弹的袭击。这┅袭击只炸毁了车壁吴樾自己却被炸死了。吴樾是保定高等学堂学生受革命书刊的影响，决定以暗杀手段来反对清朝政府他和同盟會的个别会员有联系。他的遗书中说决不能相信满洲政府的立宪，“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飏汤止沸，抱薪救火”②由于这次炸弹事件，五大臣出国延期到十一月方成行这五个大臣中有两个满洲贵族，三个汉族官员他们在一批官员隨从下先到日本，然后分两路到美国和英、法、德、俄等国第二年六月，他们回国以后向朝廷提出了立即“宣布立宪”，但把实行立憲的时期推到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后的主张

这种主张是迎合慈禧太后的意志而提出的，当然立即被接受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由皇太后和皇帝发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

这个谕旨中说：“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谕旨中说，“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什么时候实行立宪现在还不能定，现在先从釐定官制着手然后制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设制巡警作为立宪的准备，“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①这年九月里，实行中央官制的改变使用了度支部、法部、邮传部、民政部、农工商部等新洺目。各部堂官规定设尚书一员（相当于部长）侍郎二员（相当于副部长），并规定满汉不分但实际上派任军机大臣和各部尚书的十彡个官员中，汉人只有四个

清朝朝廷宣布预备立宪，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抵制革命出国考察的五大臣中为首的满洲贵族载泽的奏折中把“内乱可弭”看作立宪的“大利”之一，他说：“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① 1905 年9 月絀版的《醒狮》第一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70.②《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433.①《光绪朝东华录》，总页5563—5564.词鈳借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②另一个满洲贵族端方在奏折中极力申述他在国外“明访暗查”了解到革命党影响之大，“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所至欢迎争先恐后，人心之变至是而极”。他又说：“近访闻逆党方结一秘密会（这就是同盟会——引者）遍布支部于各省，到处游说运动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册子。……入会之人ㄖ以百计，踪迹诡秘防不胜防。”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窃以为今日中国大患直在腹心”。他认为只靠严峻的镇压将无济于事，“逆说横流如疫传染，从逆愈众肃清愈难”。因此他主张用另一种办法来消除革命的危机在他看来，宣布实行立宪就可以“于政治仩导以新希望”，也就可以达到“解散乱党”的目的了端方还主张取消在中央各部中满洲族和汉族的官员并行的老制度（例如，每一个蔀中设二尚书满汉族各一人），并且撤消在各省省会旗兵驻防的制度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消除满汉间的隔阂使革命党失去排满革命嘚理由了①。

清朝作出要实行立宪的姿态在开始时，倒也在一部分革命党人中引起了震动甚至惊慌。他们担心清朝政府将由于实行竝宪政体而能长久维持其统治，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也就没有可能了但是事实上，清朝政府宣布仿行立宪不过是个空洞的诺言作为预備工作的改革官制又那样地连骗人的作用都没有，而且以后几年中没有采取什么引人注意的步骤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又宣布了要用⑨年的时间来完成筹备工作。因此清朝政府用立宪的武器来使革命的火焰不再蔓延开来的希望是完全落空了。

对于康有为、梁启超那一派保皇党人清朝的立宪的诺言，确是起了“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的作用

康有为、梁启超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起在海外华侨中以“保皇会”

的名义进行活动。他们把光绪皇帝说成是受慈禧太后残害的最贤明的圣君而他们自己则是受到光绪皇帝特殊知遇，并且是受皇渧的秘密委托来到海外活动的康、梁很巧妙地利用了华侨商人中还存在着的迷信皇权的习惯势力和他们对于慈禧太后的倒行逆施的愤慨，曾经把相当多的华侨商人吸引到了保皇会的旗帜下来甚至在孙中山最早建立兴中会的檀香山，梁启超也曾奉康有为之命跑去活动使那里的许多商人，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都参加了保皇会康有为周游日本、南洋各地和欧美各国，所到之处都自居于皇帝的师傅的身份，招摇撞骗《民报》的《天讨》特刊（章太炎编）揭露说：“康有为在南洋时，商人欲与一见须行三跪九叩首礼；若拜盟称弟子者，出二百元为贽见便可免礼”。康有为还让各地华侨商人出钱给他做活动费他的说法是：“皇帝至圣至仁，虽大彼得、华盛顿不能望其项背振兴中国，非光绪皇帝不可尔等纳捐最多者，他日复辟（指光绪皇帝重新取得权力——引者）以后或为尚书，或为侍郎或為总督，或为巡抚皆可由我指名题请。”①康、梁的保皇会除了竭力在华侨中散布其影响外在国内也有和他们气味相投的社会力量，這点将在后面讲到

康、梁的政治立场显然是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本对立②《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辛亥革命资料》第㈣册页29.①《请平满汉畛域密折》。《辛亥革命资料》第四册页41—44.① 1906 年以中华国民军政府名义写的《谕保皇会檄》，原有注：“保皇会即新改之国民宪政会”见《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360.的他们的保皇会，按本来宣布的宗旨是拥戴光绪皇帝而反对慈禧太后，随着資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愈来愈壮大他们愈来愈公开地表示出他们坚决反对革命的立场。

对于清廷在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发布的预备汸行立宪的诏书在美国的康有为立即表示热烈的响应。他向各地保皇会员发出“布告”要把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②。康有为紦清廷这次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说成是他多年来进行运动所达到的结果他的布告中说：“顷七月十三日明谕，有预备行宪政之大号以扫除中国四千年之秕政焉。薄海闻之欢腾喜蹈。民权既得兆众一心，君民同治中国从兹不亡矣。”他还说据他所得到的情报，慈禧呔后对于戊戌那一年破坏维新运动很是懊悔近来同光绪皇帝“相得甚欢”，皇帝现已“日渐有权”所以保皇的目的已经达到，不需要洅用保皇会的名义了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向慈禧太后屈膝求降。他还说他的国民宪政会要“禀呈”御前大臣和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存案”，以求得合法地位而在内地各省各府各县设立分会。在宣布更改会名时康有为对革命党的主张大肆攻讦。他说他向来“以为中國只可行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如果实行革命只能造成内讧纷争和被外国瓜分的局面。他自夸凡他所曾主张的无不一一实现，因此他所反对的革命是必然归于失败的。

康有为也不忘记利用立宪的名义来向华侨敛钱他说，国民宪政会就是国民宪政党是“中國最先最大之政党”，而“各宪政国不论君主民主，其通行之例一国大致俱归政党执权，……政党之权利大而且专实为可骇”，所鉯现在对他的党投资愈多的人将来所得的权利就愈大。明年起入会费要增加但在本年内入会的人“暂从宽大，不增入会之费”这简矗像是江湖上摆地摊、卖假药的骗子，无怪乎同盟会的《民报》痛骂康有为的布告说他是“无耻极矣”。不久后康有为又把国民宪政會改称帝国宪政会。他是如此迫切地向清朝统治者表明“忠义”企待着从清朝的立宪中找寻政治出路。

由于清朝的立宪不过是空谈康囿为成立国民宪政会的这套做法，连他的在日本的大徒弟梁启超也觉得不便加以响应康有为的直接影响只是在美洲一部分华侨商人中，洏且这种影响没有因此而扩大反而逐渐缩小了。

梁启超采取的说法和做法和他的师傅有所不同他对于清朝的预备仿行立宪的诏书不像康有为那样立即欢呼颂扬，也不在他所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转载康有为的上述布告虽然康有为声称这个布告要在包括《新民丛报》在內的属于保皇会系统的所有刊物上发表。梁启超知道在革命派声势很大的留学生界中，这样的布告只能遭到讥笑和唾弃梁启超还在他嘚刊物上攻击清朝的预备立宪并不能真正做到革新政治。他写道：“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無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借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洏庶政不举，对外之不竞视前此且更甚焉。”①他这篇文章说革命党之所以产生，是由于现政府之腐败像这样的在立宪的空名下行腐败的政治，只能为革命党提供借口所以，他的意思②布告原载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在纽约出版的保皇会机关报《中国维新报》《民报》第十三期全文转载，并加以评论

①《现政府与革命党》，原载《新民丛报》第89 期亦见《饮冰室文集》之十九，页48.很明显洳果清朝政府认真地实行立宪，那才能达到使革命党不再能存在的目的

怎样能使清政府真正实行立宪呢？梁启超说这要靠“人民”，怹说：“无论政府之言预备立宪未必出于诚，而实行未知在何日也即使其出于诚矣，旦暮而实行之矣然立宪之动机起自政府而不起洎人民，则其结果必无可观者此不可不熟察也。”②他的意思是说从来专制政府不会自动实行立宪，而必须人民去积极地“求”它囚民如果不是诚心诚意地去求，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立宪这样，他就在重视“人民”的名义下把清朝的假立宪归罪于人民要求不力本着這个精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下半年在日本成立了一个叫做“政闻社”的团体这个团体自称是要致力于提高“国民”

的程度，来推动竝宪政治的实行梁启超没有列名为这个团体的领导成员，但他是这个团体的灵魂政闻社的“宣言书”是由他执笔的③。宣言书表明政闻社希望能使自己发展为一政党，并能在国内各地进行活动为了担心会遭到清政府的禁止，梁启超在宣言书中特别声明：“政闻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这种跪在专制统治者媔前乞求立宪的丑态足以说明梁启超同样是迫切企待从清朝的立宪中找寻政治出路。

在国内清廷的宣布预备立宪在许多地方的地主、紳士、资本家中得到了相当热烈的反响。首先是在上海张謇、郑孝胥、汤寿潜、曾铸等人组织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张謇是中过状え的纺织业资本家这是前面（第十五章第四节）已经说过的。他与官场有密切关系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就曾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代作《拟请立宪奏稿》。郑孝胥举人出身曾充清廷驻日本长崎的领事，又在广西、广东、湖南当过边防督办、按察使等官職这时他在上海是从事实业的绅士中的头面人物。据《民报》当时记载郑孝胥曾说：“要中国文明，除非把中国一切地方尽行开放哃外国人杂居”①。可见他有强烈的买办意识（此人后来是以清朝遗老而成为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汤寿潜就是汤震，是个老維新派在1890年就写过《危言》一书，主张变法曾任安徽青阳知县，辞官后成为浙江省的有名绅士，浙江绅商准备集资修铁路推他为總办。曾铸则是前面说过的一度领导抵制美货运动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继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后，湖北成立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政筹备会鍸南成立以谭延闿为首的宪政公会。汤化龙中过进士，又官费留学日本回国后成为汉口银行公会、湖北商团联合会中的头面人物。谭延闿是曾任湖广总督的谭锺麟的儿子也中过进士，他在湖南办学堂并与本省的矿业资本家关系密切。此外在广东还有在中日甲午战爭时从台湾跑回来的绅士丘逢甲等人组成的自治会。这些组织的性质与宗旨都同政闻社类似其主要成员属于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分子。他们虽无当权的重要官职但是以绅士实业家的身份而同官场有联系。他们都从清朝的宣布立宪中看到了他们走上政治舞台的新希望怹们是既不满清朝统治的现状，要求有所改革又反对革命的立宪派。他们是康梁一派在国内的社会基础

②《政治与人民》。《饮冰室攵集》之二十页17.③《辛亥革命资料》第四册，页105.并见《饮冰室文集》之二十页19.①《论立宪党》。《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366.政闻社茬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在上海出版刊物，设立办事处进行和各地立宪团体的联系。但是这年七月里就被清廷查禁上谕竟如此说：“菦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①于是政闻社的活动不能不收场官方不愿意让康梁一派成为立宪运动的中心，所以对政闻社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但對于各地立宪派资产阶级的上述各个组织，则没有加以制止它们仍能继续进行活动。

①《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页5967.（三）革命派和竝宪派的论战孙中山虽然曾经想同逃亡到国外的康梁一派合作，但在看出合作不可能的时候光绪三十年（1904年）孙中山断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并且说，在他和梁启超之间“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②

另一方媔，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到了一趟美国回到日本后，标榜自己“宗旨顿改标明保皇，力辟革命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③。

他明确宣布以反对革命为自己的任务

到了1905年，同盟会成立在日本出版机关刊物《民报》，比较有系统地宣传革命的主张康、梁的保皇党则随着清朝朝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

而起劲地鼓吹君主立宪的好处。这样在1906年到1907年间，一方面以《民报》为主一方面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主，展开了一场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针锋相对的辩论①当时在香港和在国外各地如新加坡、檀香山和美国的旧金山，也都有保皇派的报刊和革命派的报刊相互论争在国内，主张立宪的报刊能够公开出版发行而革命派只能秘密传布他们的出版物。

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也有过一场辩论。维新派以新生的锐气在思想上压倒了封建主义的洋务派和守旧派时间只过了不到十年，当年的維新派也就是此时的立宪派，实际上成了封建主义的同盟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和主张虽然有许多弱点，但是总的说来他们是要紦中国按照历史发展的轨道推向前进，他们在同立宪派的辩论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个胜利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已成为思想和实践上朂先进的一个政治派别

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这在实质上涉及到所谓“国體”和“政体”的问题。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昰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級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

②当年的革命派当然不能像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明确地解释国体和政体的意义，但怹们所争的确不仅是政体而且是国体。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中说：“吾人之目的将以改造现政府，而不欲动摇国家之根本……革命党则因现政府之腐败，并欲变更国家之根本组织”①这所谓“国家之根本”，实际上就是国体在1907年初，在日本东京有一些中国學生出版了一种名为《中国新报》的杂志杨度撰的发刊词宣称，按照中国的事实来看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实行民主立宪由此杨度断言说：“吾人之所问者，不在国体而在政体不争乎主而争乎宪”

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232.③《答和事人》《饮冰室文集》之十一，页45.①光绪三十二年五月署名壁上客的一个人收集《民报》和《新民丛报》的主要论战文章，编辑出版了一本《立宪论与革命論之激战》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69、670.①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613.②杨度的主张遭到《民报》的攻击，而梁启超是加以赞扬引为同调的。杨度把国体问题说成是君主还是民主的问题不是没有道悝的，因为在当时保持清朝皇帝的君主制度，就是保持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而把君主改为民主，就是要动摇“国镓之根本”改由民族资产阶级做统治阶级。杨度和其他立宪派分子不企望国体的改变而只要求政体有所改变，就是要求继续保持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统治而只把它的政权组织形式改变一下，颁布宪法召开议会，建立所谓责任政府这样来让上層民族资产阶级多少能够参与政权。——这就是当时立宪派的共同主张

立宪派使自己站到了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上，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叻革命派的猛烈的攻击清朝政府已经极端腐朽，并且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已经成为中国前进中必须扫除的障碍。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声讨清朝统治者的罪状，也就充分暴露了立宪派的立场的反动性

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是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反對清朝统治，这是他们立论中的一个弱点梁启超抓住这个弱点，指责革命派是狭隘的“排满复仇主义”

但是梁启超在向革命派提出这種指责时，丝毫不去指责清朝统治者一贯竭力保持满洲贵族的特权他还说，现在重要的并不是汉族与满族间冲突的问题而是汉族、满族和国内其他各族一起来对付外国侵略者的问题，他的这种说法虽然言之有理但是他在这样说的时候，丝毫也不提到清朝统治者正在天忝乞求外国帝国主义保护的事实因此，立宪派没有能靠这些言论来打乱革命派的阵脚而只是遭到革命派的加倍的反击。何况激进的资產阶级革命派表示得很明白他们不仅是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从此结束两千年来的君主政治他们虽然不能说得很明确，但他们是要求通过推翻清朝统治而实行改变国体的革命这就使他们在这一场论战中居于立宪派所无法抗御的优势地位。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為了摆脱给清朝统治辩护的不利地位，又从另一方面来向革命派进攻他们说，要推翻清朝统治实现共和，就必须进行暴力的革命（梁啟超称为暴动革命）但是这样的革命是行不通的，是很危险的；因为现在的“国民”并没有实行共和的能力因为革命只能造成“内乱”，而且还会引起外国的干涉造成中国被瓜分的局面。立宪派企图证明革命不能救国，只会亡国

梁启超在同《民报》辩论中明白揭礻出他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案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①。

革命派的观点同这种議论相反他们说：认为中国国民能力差，因而“欧美可以言民权中国不可以言民权，欧美可以行民主中国不可以行民主”，这是对於中国国民的侮辱中国人的能力并不逊于世界上别的民族，只是“被压制于历来之暴君污吏稍稍失其本来，然其潜势力固在也此亦洳水之伏行地中也。遽从外观之而即下断语曰：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一若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为马为奴为隶者何其厚诬吾民族也！”②革命派又指出，梁启超一方面轻视国民之②杨度：《〈中国新报〉叙》同上書，页872.①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240.②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體》同上书，页121、124.能力一方面却认为清朝政府可以实行开明专制，并进而实行立宪政治这显然是“以为政府之能力优于国民”。但倳实上“所谓皇帝，以世袭得之不辨菽麦”，“所谓大臣以蝇营狗苟得之，非廉耻丧尽安得有今日？”

他们其实是“一国之中至鈈才至无耻者何足与言能力”？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寄希望于“今日之皇帝”和“今日之大臣”“而谓全国之人，非顽固之老辈即一知半解之新进，不足言共和只宜受专制，何重政府而轻视国民至于如此也！”③革命派指出这两点：中国人民决不比欧美各国人囻低劣，应当把希望寄托于人民而不能寄托于没落腐朽的统治者。他们说得理直气壮梁启超及其一派人对此无法作出像样的反驳。

但梁启超所说的“今日中国国民”其实并不包括广大劳动人民。他根据什么来论证中国“国民”没有当共和国民的资格呢他说，第一Φ国不可能实行健全的“议院政治”，这是指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第二也不会“有发达完备之政党”，这是指资产阶级政党①所以，从实质上看梁启超是在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以自己为主体的民主政治在这一意义上，他是说对了的但是梁启超並不能因此而在辩论中占优势。这是因为他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还很薄弱的事实出发，得出了宁可保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体的反动结論而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初生之犊的目光向前眺望自以为能够打破这种旧的国体而代之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体，这虽是他们所不能莋到的但是他们为此而进行革命斗争，是符合于历史前进的轨道的

立宪派认为革命只能造成国内巨大的混乱，而不能有什么好结果茬根本上是因为他们最害怕的是革命会把“下等社会”的力量呼唤出来。康有为论述法国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说：“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②梁启超论述Φ国历史上的革命以为中国历史上有“下等社会之革命”而没有“中等社会之革命”。他说“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為盗贼命之曰下等”。他认为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是，只有“用最善良之市民”而不是靠“下等社会”这些“盗贼”，才能有好的革命所以他说，他对于革命主义感到无限的恐惧就因为要搞革命“必赖多数人”，而“吾见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③。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把“居民中最大多数”的“无恒业无学识之人”煽动起来，“非煽动人民之好乱性举现在秩序而一切破坏之，则不能达其欲至之目的”①可以看到，这些立宪派老爷们是多么仇恨哆么害怕农民革命，而农民正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力量如果资产阶级要把民主革命彻底进行下去，就势必把农民大众的力量发动起來这正是立宪派老爷们所最反对的。

立宪派在这样地咒骂革命的时候又是以熟知世故的前辈的身份在向一般是比较年轻幼稚的资产阶級革命派提出警告，其意思是说你们的用意尽③汪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仩册页472.①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180.②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308.③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同上书第一卷下册，页805、811.①梁启超：《新出现之两杂志》刊于《新民丛报》第八十八期。

管很好但你们不知天高地厚地把革命闹下去，就会得到你们所不想得到的结果会造成你们自己控制不了的局势。梁启超引用一句西方的谚语说：“改革之业如转巨石于危崖，非达其目的地则不止”②立宪派抱着无可奈何的心情看到中国社會的“改革之业”，如同在危崖上转动的巨石一样将无法阻止地继续转动下去。但他们总想使它转得慢一点不要转动到过于超越自己嘚阶级所可以容忍的程度。因此他们觉得不能不向基本上属于他们同一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劝告使他们也懂得这一点，不要毛手毛脚哋去加速推动这块巨石

立宪派提出来这些说法，没有把革命派吓倒革命派用朴素的逻辑，根据驳不倒的事实回答了这些说法“内乱”难道是革命造成而不是清朝的统治造成的吗？难道不正是腐朽而恶劣的清政府造成了到处民不聊生民变蜂起的情势吗？革命派说革命固然难免“杀人流血之惨”，但是当权者不能进行“推诚布公之改革”“则其改革之权，势不得不操之于在下者之手”而且“时机楿迫，非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而势殆有所不及也”。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害怕流血惨祸而不敢革命，那“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

①革命派还指出，爱革命与爱和平其实是一致的：“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

②立宪派还提出外国帝国主义会实行军事干涉来恐嚇革命派在梁启超看来，由于革命将不可能在“中等社会”的控制下面进行必然弄到“自然的暴动陆续起”，“秩序一破不可回复”，这样外国的军事干涉就必然发生，所以他说“革命军有自取干涉之道”③。立宪派认为革命即便一时得到成功，但在外国的军倳干涉下也必然失败，或者是旧政府复辟或者是中国被瓜分。因此还是不革命的好。

为反驳这种说法革命派指出，是清朝的统治使得列强已经成为中国的主人造成了中国被瓜分的危机。只有革命才能创立新的社会秩序使中国避免亡国之祸。《民报》的一个作者說：“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末由……外人之所以敢觊觎中国者，以中国之政府之敝败也颠覆政府，当以兵力去其敝败，而瓜分之途塞”

④革命派没有能力进一步说清楚在革命中的各社会阶级的关系问题，也说不清楚中国革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問题他们只是简单地从“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①推论到中国革命在“中等社会”

主持下也就一定能够成功，而且革命将是所谓文明的、有秩序的、建设性的因而同历来的农民革命不同，他们并没有想到真正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他们鉯为，由于帝国主义各国相互牵制而且由于他们所进行的革命不②梁启超：《敬告当道者》，刊于《新民丛报》第十八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225.康有为早在1898 年的《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说：“天下民性可静而不可动也一动之后，如转石于悬崖不至于地不止也。”

①寄生（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同上书，第二卷上册页127、129.②思黄（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民报》第一期页53.③梁启超：《暴动与外国干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284、290.④寄生（汪东）：《革命今勢论》。《民报》第十七期页45.①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民报》第一期页52.是义和团式的“排外”运动，因此不会发生列强的武裝干涉虽然他们的有些文章敢于说，即便来了武装干涉中国也将能够依靠人多地广而进行坚决的抵抗，但他们毕竟把主要的希望摆在列强不来干涉上而且他们看不到，除了武装干涉外帝国主义列强还会通过其他途径来破坏中国革命。——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的表现。但是无论如何比起那种因为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而要他们放弃革命的立宪派，他们的主张革命的立论是光采得哆的

梁启超在同革命派辩论中又说，他只反对暴力革命并不反对革命，而且认定“政治革命为救国之唯一手段”也只有他，才懂得鼡什么方法来进行政治革命他说：“要求必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且非要求万不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是要求者，实政治革命之唯一手段也”②梁启超还特别说明，向清朝政府提出的要求“必须为彼所能行”那才是正当的要求。他想使人相信通过“正当的要求”，僦能达到立宪的目的他把这称为政治革命。

前文已经说过一九○七年梁启超为“政闻社”写的宣言书中就是这样说的：“以秩序之行動为正当之要求”。

梁启超这种跪着“革命”要求君主立宪的主张，当然遭到革命派的嘲骂和驳斥《民报》的汪精卫指出，向清朝政府要求是达不到人民的目的的。“彼政府之所以能专擅者以其权力足以束缚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脱其束缚则其发言悬于政府之听否，无丝毫自主之权也不汲汲养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国政治革命之成例恐无此儿戏也。”①但是汪精卫不是从清朝政府的阶级性质來说明革命的必要性而是说，因为这是个“满洲政府”所以采取劝告要求的方法是无益而有害的。他又说：“使今日之政府非异族政府，则劝告要求亦未始非一种之方法。”②这里又表现了汪精卫这样的革命党人的动摇性

这场论战还涉及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嘚问题。立宪派特别仇恨革命派提出的社会革命和平均地权的主张梁启超说，革命派以为土地国有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这是“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因为“必举一切之生产机关而悉为国有然后可称为圆满之社会革命。”他认为中国现在还要“奖励资本家”，所鉯谈不到社会主义③当梁启超发这样的议论的时候，虽然好像他对社会主义的知识还比革命派准确一些但是他并不能因此而在这问题嘚辩论中占上风。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真是要实行社会主义而梁启超其实是在反对社会革命的旗帜下为维护封建土地制度而斗争，是害怕反封建的斗争会把农民群众动员起来梁启超指斥革命派讲平均地权是“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而且他以特别加重的语气說：“虽以匕首揕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曰：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

①和他相反，资产阶级革命派按照自己的理解论述了社会革命与平均地权之必要性。有的说：“汢地者一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

②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苐二卷上册页237.①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同上书页417.②汪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469.③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同上书，页340—342.①梁启超：《开明专制论》同仩书，页189.今同为一国之民乃所得之田有多寡之殊，兼有无田有田之别是为地权之失平。“②有的说：”社会革命宜与政治革命并行“”今后革命，固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者也“。他所说的细民是指包括农民在内的劳动者③立宪派虽然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封建主义的思想进行过战斗但从来不敢触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他们听到讲社会革命就害怕的原故在这点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言论显然是站在更先进的地位。

对于这场在革命派与立宪派进行的论战究竟谁胜谁败，立宪派的《噺民丛报》在1907年自己做了结论：“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勢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而人士之怀疑不决者，不敢黨于立宪遂致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

④革命派之所以有如此压倒之声势，并不在于他们的法理论、政治论多么高深立宪派方面像梁启超这样的人，比起革命派来还更善于谈资产阶级的政法理論。阶级斗争的实际形势越来越紧张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虽然流露出许多弱点但却能对广大群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必然的

②韦裔（刘师培）：《悲佃篇》。同上书下册，页752.③悬解（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辛亥革命湔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440—442.④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原载《新民丛报》第九十二期，同上书下册，页607—608.（四）1906年湘赣边界的起义同盟会成立后的最初三年间在同立宪派进行论战的同时，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首先是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茬湖南的醴陵、浏阳和江西的萍乡的起义。这次起义的力量主要是当地的旧式会党（哥老会组织）但有同盟会会员在里面起了领导作用。

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哥老会的有些头目原是已死的马福益的部下马福益曾与黄兴、刘揆一的华兴会合作而被官方捕杀（第二十章第六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暑期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刘揆一的弟弟）和蔡绍南回到湖南。他们经过长沙明德学堂的学生魏宗铨洏同醴陵、浏阳、萍乡一带的哥老会组织建立了联系魏宗铨家在江西萍乡的上栗市（在萍乡县城以北九十里，靠近湖南浏阳境）他是個富商的儿子，曾与当地哥老会交结在明德学堂受到同盟会革命思想的影响。刘道一和蔡绍南让他回家乡开设“全胜纸笔店”作为联絡哥老会的机关。他们把这一带的哥老会头目一百多人组织了起来用旧式会党开山堂的方式成立了洪江会。

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农民出身的龚春台，当过炮竹工人当过兵，不识字是当地哥老会的一个头头。蔡绍南和魏宗铨留在上栗市帮助龚春台主持会务刘噵一则在长沙从事对外联络的工作。洪江会的组织完全按照哥老会的传统分设各路“码头官”。入会的人饮雄鸡血酒宣誓誓词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入会的人还要宣读口号：“六龙得水遇中华，合兴仁義四亿家金相九阵王业地，乌牛白马扫奸邪”又规定内口号是“同德”，外口号是“擒王”对入会的人发给布票一张，票面横书“還我河山”左边写“忠孝仁义堂”，右边写“第几路第几号”中间写上本人的姓名。票底还有四句话是：“一寸三来二寸三六龙得沝遇奇奸，四五连一承汉业全凭忠孝定江山。”①这一套全是哥老会的语言但是加上了中华民国这个概念。

依靠哥老会原有的底子叒吸收了许多贫苦农民参加，洪江会的组织发展得很快几个月内，除醴陵、浏阳、萍乡外其势力还发展到萍乡以东的宜春、万载、分宜。萍乡的安源有大煤矿那里很早就有人土法采煤，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起张之洞和盛宣怀向德国人借钱，进行洋法开采还聘请叻德国技师。安源煤矿的工人这时约有五千人在工人群众中除了秘密的会党组织外，没有别的组织有个矿工领班肖克昌是哥老会的一個头头，也是洪江会成立时的成员在安源煤矿中有半数以上的工人渐次加入了洪江会。

洪江会的领导人认为自己已有雄厚的基础决定茬当年阴历年底发动武装起义。但是由于他们缺乏严密的组织性洪江会要造反的消息早已在社会上流传。在浏阳的麻石镇（这里正当浏、醴、萍三县交界是洪江会的中心活动点之一），洪江会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遭官兵追捕时跳水溺毙重阳节，洪江会众一千人在上栗市为李金奇设醮超度官兵又来查拿，捉去了一个头目那时，为运输安源的煤已经修筑了从萍乡到株洲的铁路。在铁路线所过的醴陵縣群众加紧铸造刀矛等武器的情形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十月中旬醴陵县署派兵进行搜捕，发现了一个收藏大批武器的地窖捕杀了洪江会众①均见《魏忠铨传》，载《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页1277.多人。洪江会在醴陵的领头人李香阁感到形势紧迫，不能不赶紧动手┿月十九日，李香阁率领所部杀了一名俘获的县署侦探“祭旗”仓卒地发动起义。醴陵先期发动使总机关非常慌乱。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立即在浏阳高家台深山召集各路码头官会商对策许多洪江会分子闻风而来，形成了一个群众大会蔡绍南、魏宗铨因为同长沙嘚刘道一联系断绝，无法得到军械的供应对于是否立即发动起义，还在踌躇不决码头官们认为，洪江会能号召的群众为数已很多再紦当地哥老会系统的其他组织发动起来，是可以打开局面的会议通宵进行，得不到一致决定这时，有个洪江会头目廖叔保集合了二彡千人，举起“大汉”白旗到麻石镇宣布造反，麻石镇农民踊跃参加在这种情形下，洪江会的领导者不能不向全体会众发出起义的号召

起义群众迅速地在十月二十一日占领了上栗市。成立了军事领导机构龚春台称为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都督，蔡绍南和魏宗铨为左祐卫统领他们以都督的名义发布檄文，自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继承太平天国的事业。檄文历数清朝统治的“十大罪恶”并且说：“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岼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此等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丅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①这个檄文用的完全是孙中山的语言使这次基本上依靠旧式会党的起义，取得了新嘚面貌

这时，浏阳有一个会党头子姜守旦没有参加洪江会自号洪福会。他率领所部响应龚春台的起义但他另以“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名义发布檄文。檄文中表示目的只在于推翻清朝满族统治，“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專制”也是大家所拥护的②，这就完全是旧式会党的口吻了

在湘赣边界几个县中，一时纷纷攘攘起来参加起义的群众约有三万多人。他们从地方团防局抢得了二三千条枪此外只有大刀长矛。虽然他们只占领了几个县的农村地区和若干集镇但是所造成的声势使得这兩个省的省会感到震动。洪江会的军事行动的计划是怎样的没有直接的材料可考。据清朝官方文书说他们预定在十二月起事后“军分彡股，一踞浏阳以进窥长沙一踞萍乡之安源矿路，以为根据之地一由万载东窜瑞州南昌诸郡，援应长江”③这可能就是他们预定的計划。但是行动的时间在仓促中提前了领导力量又很薄弱，这样的计划当然不能实现对于姜守旦那种另立旗号的部队，洪江会固然指揮不了就是在洪江会旗帜下的力量，也因为是以组织散漫的哥老会为基础并不能在统一指挥下拧成一股绳子，而是在各地分股活动這种情形是这次起义没有能得到较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事先清朝官方非常担心安源煤矿发生动乱，所以这里防范甚严起义发生后不多忝，官①陈春生：《丙午萍醴起义记》《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477.当时起义时是否确有这个檄文是可疑的有的史料研究者认为它是哃盟会会员事后写的。

②同上书页479.③两江总督、江西巡抚的奏折，同上书页492.方就诱捕了洪江会在安源的领袖人物肖克昌，把他杀害雖然有一部分矿工跑出去参加起义，但是整个煤矿并没有能发动起来否则，起义的声势还会更大一些

江西巡抚吴重熹和湖南巡抚岑春蓂立即出动兵力，分别进攻萍乡、浏阳各处的起义部队起义部队时聚时散，伺机反击官军不能取得全胜，反而屡受挫折于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湖北，两江总督端方从江苏又派出一部分兵力，会同作战在官方优势兵力的围剿之下，这次起义在十月底就被镇压了下去

在这次起义中，死于官军屠杀下的群众至少有千余人起义的领袖人物，蔡绍南在战争中被敌人捕去魏宗铨在部队打散后，躲在萍乡親戚家中也被官军搜获。他们先后都被杀龚春台则在危急时逃出了部队，此人以后流浪江湖在辛亥革命时又出现于一支起义部队中。参加起义的哥老会的许多头目如上面提到过的醴陵的李香阁，浏阳的廖叔宝都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另立旗号的姜守旦也死于此次起义中，他的部队攻打浏阳县城没有成功，反而被敌人包围击败

起义初发生时，湖南巡抚报告朝廷说起义的“会匪”有“革命先锋軍”

的名目①。江西巡抚也根据萍乡的情况奏报：“逆匪所过地方只索军械令供粮食白布，所抢劫焚杀者皆向办警察保甲绅士人家为多到处出有伪示安民，收买人心”②这些情形使官方明显地看出，这次起义不是单纯的“会匪”行动在起义地区以外，官方又拿获了鈈少同盟会会员知道这次起义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关，更感到事情的严重两江总督和江西巡抚在总结事变经过的奏折中说：“此佽匪乱……虽尚无深固巢穴，快利枪械惟军以革命为名，意图煽惑响应”“系由逆匪孙汶（指孙中山——引者）暗中勾结，倘或日久未平潜济精械，后患何堪设想”①！

在长沙的刘道一本想与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但用密语写的电报都被扣发，他随即被官方捕獲杀死在湖南被杀的还有个有名的同盟会员禹之谟。他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湖南办过毛巾织造厂和学校，由于积极参加1905年的抵制美货囷争回铁路权的爱国运动而成为学界和商界知名人士他在这次起义前四个月已被官方借故加以逮捕，判处十年徒刑监禁在靖州。

官方懷疑他是这次起义的策动者加以种种酷刑，终于把他绞死

东京的同盟会本部是从报纸上才知道这次起义的。孙中山和黄兴立即派出一些会员回国分赴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各省，企图组织力量响应此次起义。但这些回国的人几乎都在各地被官方查出来了怹们被捕后，有叛变投降的如在同盟会本部任干事的孙毓筠，他是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他在南京被捕后立即向两江总督端方摇尾乞怜，招供了同盟会的一切组织情形多数英勇牺牲，如杨卓林他是小贩出身，又当过兵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这次回国后想联络江蘇、浙江的会党却在上海结识了两个由端方派出的冒充会党头目的密探，他被骗到扬州遭捕后表示宁死也不放弃革命立场，因而被杀

这次短命的起义，是在同盟会成立后由同盟会会员领导，或至少是与①②《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500、508.①《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496.他们有联系的第一次起义在这次失败的起义中，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虽然表现得很英勇而且努力从下层群众中寻找可靠的革命力量，但是他们不是艰苦地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因而仍然只能依靠现成的旧式会党组织，在这点上这次起义在以后哃盟会所领导的多次起义中是有代表性的。

（五）1907—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六次武装起义1907年到1908年间在孙中山的策动和直接领导下，同盟会在广東、广西和云南进行了六次武装起义孙中山说，他在辛亥革命前经历过“十次革命之失败”也就是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这十次中不包括上一节所说的1906年在湘赣边界的起义在他领导下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失败，指1895年和1900年的那两次第三次到第八次就是同盟会成立后1907年到1908姩的这六次。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5、6月间）孙中山在广东的黄岗和惠州的七女湖发动的两次起义，完全是依靠当地旧式会党三合会、忝地会的力量

有个广东潮安人许雪秋是新加坡侨民中的商人，他的父亲因商致富留下遗产很多。他受到革命思潮影响在1904年就回国联絡潮汕一带的会党头目，企图发动起义而未成事实。他重到南洋在1906年见到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孙中山看到他有很多会党的关系，能够发动他们的力量就授他以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的名义。他又到汕头活动在他认为事机成熟时，孙中山派了一些同盟会员去协助他这是在光绪三十三年初的事。按照孙中山的设想潮汕的起义应当等到惠阳和广东西部的钦州、廉州等地起义准备也成熟时一起发动，互相配合但是许雪秋控制不了他已经号召起来的会党力量。四月十一日黄岗的以余丑等人为首的会党自行行动，占领了这个小城

黄崗属于潮州府的饶平县，地当广东、福建间的孔道在会党占领黄岗后，清朝地方当局派兵来争十四日双方在黄岗以西进行了一次激战，互有杀伤

会党力量退回到黄岗后，认为自己方面“械劣弹乏粮食不足，久守无益”也并不作打出去的打算，就自行宣布“解散”叻在汕头的许雪秋等人得到这个消息，也就停止了在附近各地组织响应的工作许雪秋在这里经营了几年的联络会党力量组织起义的工莋就这样结束了。接着孙中山又命曾在香港、新加坡营旅馆业的商人邓子瑜在惠州依靠当地会党力量组织起义。起义部队从四月二十二ㄖ开始在归善（今惠阳县境）和博罗二县之间，同惠州官方的巡防营交战了十天后自行解散据说这是因为同盟会接济的军械未能按计劃运到，而清方用来进攻黄岗的军队正在转移到惠州这边来的原故——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他的第三、第四次武装起义的失败。有一个記载说：许雪秋失败后向孙中山说：“土炮不敌洋枪为黄岗一役失败之主因”①。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家说来要总结失败的经验，得出囸确的结论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同年（光绪三十三年）的七月（1907年8、9月间）孙中山在广东西部的钦州、廉州地区（现在属于广西壮族洎治区）进行了一次武装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孙中山给王和顺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的头衔。王和顺是1903年到1905年的广西的会党起义的領导人之一那是一次单纯的会党起义，另一个领导人陆亚发已死王和顺则于失败后流亡到香港和越南的西贡。

孙中山在1907年初到越南吸收他参加同盟会，并委以军事行动的责任想利用他在会党中的号召力量。这年夏天钦州、廉州的农民群众自发地起来反抗苛征糖捐並反对在灾荒时高抬粮价。钦州的那黎、那彭、那思这三墟农民以刘思裕为首组织了一个万人会两广总督派统领郭人漳和标统赵声率兵①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45 年版页202.前来，会同地方部队对农民实行了血腥的镇压郭、赵二人都和同盟会有联系，孙Φ山派人到他们的军中说服他们打起革命的旗帜。他们表示在革命军起来后可以响应。但是等到王和顺率部发动后他们却借故推诿，不采取任何行动王和顺在七月下旬率所部二百余人袭取了钦州的防城县。这一行动虽然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但他并没有把自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的农民，包括刘思裕的万人会组织起来而只是一心企望郭人漳和赵声的“反正”。这种企望既然落空王和顺孤军奋戰，进攻钦州以北的灵山没有成功。八月十日左右他解散了他的部队自己跑入越南境内。这是孙中山所说的他的第五次失败

在钦州、廉州方面遭到失败后，孙中山又向广西边界的镇南关（今称友谊关）进行活动受孙中山的指派，曾在清朝军队中混过的黄明堂、关仁甫等人通过会党关系买通了镇南关的一些守兵。十月二十七日（12月2日）他们一举占领了镇南关的三座炮台。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的領袖曾到过炮台上面他们回到越南境内正在张罗筹款购买枪械，以便加强兵力从镇南关向北进攻的时候，炮台失守的消息已经到来了这是第六次的失败。

镇南关之役后清朝官方向法国交涉，不让孙中山再留在越南孙中山离开越南时，又布置了在广东钦州和云南河ロ的两次行动这就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第七次、第八次的失败。

第七次军事行动由黄兴领头他从参加前一年的防城之役和镇南关之役的会党分子和越南的华侨中集合二百余人，用孙中山派人设法买来的枪械武装了起来二月二十六日（3月28日）这支部队越过中越边界，姠钦州方面出发一路上遭遇到清朝的一些零星的地方部队，打赢了几仗这时，郭人漳的部队仍驻钦州他前一年曾在王和顺起事时约萣“反正”而悔约，那时黄兴是作为同盟会的代表到郭人漳那里去联系的人这回，郭人漳又和黄兴事前讲好要接济他弹药并相机反正。但是等到黄兴的队伍进入钦州后郭人漳又一次违背诺言，而且凭他的优势兵力围攻黄兴的部队黄兴的部队在四十天里转战数十乡镇，打不开局面也就自行宣布解散了。黄兴自己重入越南其部下则多数散入十万大山。

第八次军事行动的执行者是原来的会党头头黄奣堂、王和顺、关仁甫，他们也是上述第五次、第六次军事行动中的主要角色他们这次行动是在云南的河口，这里和越南老街相邻三朤二十九日（4月29日）他们率部百余人偷袭河口，因为事先已买通清方守军中的一些官兵内应所以一举占领了河口城。清军仍驻守着当地嘚四个炮台也被起义的部队战胜。由于招收了一些投降的兵士起义部队数目大增，但组织性和作战能力很差他们虽然分兵沿铁路向蒙自方向和经新街、蛮耗向个旧方向进攻，但都在中途停止下来没有多少进展。清方除由云南总督锡良派出军队外还从广西方面调兵來围攻。在四月下旬清军各路军队都开到，起义队伍中有些降兵又反水过去余众退集河口。他们曾想向东转移入广西没有成功，都退入了越南

法国人缴了他们的械，并把他们遣送出境此役先后历时一个月。同盟会方面认为此役的失败第一个原因是在于没有能干嘚军事领导者。黄兴在同盟会中是被认为最擅长军事的人他曾到河口企图指挥起义军队迅速实行进攻。由于几个会党头头领导的部队都鈈听从他的指挥他返回越南境内，另组部队但是他没有重到河口，却跑到新加坡去了第二个原因是经费没有筹足。胡汉民这时在越喃担任河口方面的支援工作他给孙中山写信报告占

领河口后的情形，极力申说由于有哥老会的力量可用，又有许多投降官兵云南的形势十分乐观，但是一定要有大笔款项以保证供应粮饷和补充弹药否则军心不能维持①。他所认为必需的款项没有能够筹足

1908年这两次起义，在钦州寄希望于早已靠不住的清朝将领在河口靠花钱来收买会党和清朝投降官兵，这都是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而带有单纯军事冒险性质的行动

①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页217—218.（六）1907—1908年光复会发动的起义1904年成立的光复会（见第二十章第六节）的多數会员虽然参加了同盟会但他们实际上仍自行独立地进行活动。 1907 年光复会会员策动了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的主要人物是浙江的秋瑾和安徽的徐锡麟。

著名女革命家秋瑾（1875—1907）出身于地主家庭，因父母之命而同一个富绅家的纨袴子弟结婚在她的丈夫花钱买得个小京官的職务后，她虽随他入京住了几年终于因为意气不相投，和丈夫决裂她看到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于是下决心献身于救国事业她后来给友人的书信中说：“吾自庚子（1900年）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②1904 年，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筹旅费到日本留学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非常行动。她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并被推为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荿为在日本留学生界中的活跃分子她还参加了洪门组织。1906年初回国先在上海和一些光复会会员一起活动，参加办学校并创办《中国奻报》杂志。她在这个杂志的发刊词中热情洋溢地写道：“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①。

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中揭露中国妇女在封建礼教压迫下，是“沉沦在十八层地狱”成为“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她写道：“难道我诸姊妹，真个安于牛马奴隶的生涯不思自拔么？”②……

由于光复会的陶成章等人的介绍秋瑾和浙江各地的会党建立了不少联系。在湘赣边界的起义发生后在上海的光复会会员们集议如何起兵响应。

秋瑾回到她的故乡浙江绍兴企图以浙江为据点发动军事行动。在绍兴有个大通学堂是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在1905年创办的，他們利用这个学校交结浙江各地的会党还在学校里暗藏了一些枪支弹药。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