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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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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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时的角度来追溯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作为管理思想源头的古典管理理论和紧随其后的行为科学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管理问题进行研究,基本触及现代管理的基本问题,同时,也为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清理两大理论流派的内在精神,并探求其内部相关性,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两大理论流派的追忆,而在于为现代管理提供新的视角。鉴于此,从比较的视角探寻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所内蕴的管理精神,并探究行为科学理论对古典管理理论的超越,对于现代管理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
　　古典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时期。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技术的先进与管理的落后成为突出矛盾而存在,一些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为解决这一矛盾而提出一系列管理观点。从理论体系建构上而言,主要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和厄威克与古利克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系统化研究。其理论基本特质在于,以&经济人&为前提假设,旨在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物质刺激和科学的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古典管理理论的诞生标志着管理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存在,也标志着管理由经验管理向科学管理的转化。
　　行为科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加剧了劳资双方的矛盾,古典管理理论时期所确立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方法日益显示出局限性,行为科学理论应运而生。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界定行为科学理论,主要包括确立和大规模发展两个时期。在确立时期主要包括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巴纳德的社会系统理论、西蒙的决策理论。在大规模发展时期主要包括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为代表的个体行为理论;库尔特&卢因的团体动力理论和以布莱克与穆顿为代表的组织行为理论。此外,行为科学理论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激励理论,主要有&赫兹伯格的激励因素-保健因素理论、阿特金森的成就需要激励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弗鲁姆的期望机率模式理论、波特-劳勒的期望机率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凯利的归因理论、斯金纳等人的强化理论等等。&[1]其理论基本特质在于,以&社会人&为前提假设,&以组织中人的问题为中心,从动态的角度和社会心理方面研究人的因素对行为组织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2]其中,特别注重从心理学角度对人际关系、工作满意、工作生活质量、组织的激励措施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行为科学理论弥补了古典管理理论的一些不足,凸显了管理的人本色彩。
　　二、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的研究方法比较
　　1.经验性研究转向实证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主要是一种经验性的研究,其一,在古典管理理论之前,管理学正处于萌芽阶段,一些学者只留下了关于管理只言片语的观点,并没有留下经典的文献,因此,没有大量的文献供其翻阅。其二,无论是泰罗,还是法约尔,他们的管理观点主要是来源于自身的管理实践。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源于一种&实验&,而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来源于一种&体验&。从理论建构的角度来讲,他们应用的是经验归纳法,是一种描述性理论,属于经验型研究范畴之内,难以对复杂的管理实践作出全面的解释和预见。行为科学理论融入了大量的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其理论建构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通过理论假设的相关条件,建立理论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结论,然后再通过对结论的检验,由此展开理论分析,从而建构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行为科学理论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而心理学研究在本质上是属于实证研究范畴之内。所以从经验性研究向实证性研究的转换促进了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发展。
　　2.客体性研究转向主体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其旨趣一般都在管理的客体方面,如工作条件、工作行为等标准化方面,以及对组织结构的科学性探讨等。即使涉及人的问题,也是抽剥人的主体性,将人置于客体地位进行关照和对待,使人只是作为提高效率的工具手段而存在,忽视人的主体性价值。行为科学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影响组织效率的决定因素,探求人的社会属性和多方面的需求,侧重于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出组织应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提高人的主体性价值。因此,从客体性研究向主体性研究的转换进一步提升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
　　3.局部性研究转向系统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作业效率和生产环节层面,如泰罗主要探讨作业层次的管理,主要局限于车间的范围之内;法约尔虽然视角高于泰罗,但其主要专注于企业内部的高层管理研究;韦伯侧重于组织结构的体系设计,都带有明显的局部性特点。行为科学管理相对于古典管理理论更加系统,开始关注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巴纳德开创了社会系统研究的先河。尽管行为科学理论在系统研究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局部性研究向系统性研究的转换大大地丰富了管理研究的视阈。
　　4.静态性研究转向动态性研究。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管理原则、管理程序、组织结构、组织制度等问题的研究,是一种静态性研究。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从人的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组织的关系层面介入组织管理研究,关注组织的动态因素,属于动态性研究。从静态性研究向动态性研究转换说明了管理研究方法的丰富,视野的开阔。
　　三、行为科学理论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研究内容超越
　　1.人性研究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的建构是以&经济人&为前提的,认为金钱的刺激是提高效率的唯一内在动力。诚如泰罗所言:&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雇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3]也就是说,任务与奖金构成了古典管理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在古典管理理论看来,工人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激发工人提高效率的手段则是金钱。梅奥通过霍桑实验,明确提出&社会人&的概念,认为人不仅要求物质利益,而且还要求作为组织中的一员而存在,需要得到友谊、安定和归属感。后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学说,赫兹伯格的双因素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都从不同的层面对人进行了多维度研究。因此,相对古典管理理论的人性研究来说,行为科学管理的人性研究更为充分,大大丰富了人性研究的视野。
　　2.管理原则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主要致力于管理普遍原则的探讨,无论是法约尔的十四条管理原则,还是厄威克与古利克所总结的目标原则、权责相符原则、职责原则、等级系列原则、控制幅度原则、专业化原则、协调原则、明确性原则,都是从静态组织体系建构上来说的。西蒙曾指出&对几乎每个原则来讲,都能找到一个同样似是而非,并且可接受的矛盾原则。&[4]因此,可称之为&谚语&。行为科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组织理论的原则,如人格尊重的原则、相互利益原则、人性激发原则、人人参与原则、相互支持原则、协调统一原则等。这些原则是从动态的角度来把握管理中的基本问题。对于管理而言,这些管理原则的探索有利于管理有效性的实现。
　　3.组织视阈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研究视野完全是封闭的正式组织内部,如泰罗专注于作业现场的管理,法约尔局限于企业内部管理,韦伯从组织的角度来追求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设计。在行为科学理论时期,梅奥在霍桑实验中发现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而且意识到非正式组织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巴纳德进一步发挥了非正式组织的理论研究,对非正式组织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因此,相对于古典管理理论而言,行为科学理论时期的组织状态更加开放,而且组织视阈相对完整。
　　4.决策模式的超越。古典管理理论的决策模式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认为决策者可以认识复杂的环境,能够制定出可供选择的全部备选方案,并能考察出每一可供抉择方案所导致的全部复杂后果,从而做到决策&最优&或者&最佳&。西蒙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有限性出发,认为人的理性只是在&给定&环境限度内的理性,是&有限理性&。因此,决策者作出的决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只能是&有限理性&,追求的也不可能是&最优&或者&最佳&决策,而只能是&满意&的决策。相对而言,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更为一种理性、科学的决策模式。
　　总之,从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比较分析研究中,可以看到,古典管理理论侧重于从&制度&层面来解读管理,而行为科学理论侧重于从&人本&层面来解读管理。虽然二者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分别触及现代管理的两个最为基本的要素,即制度与人。从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来看,其核心与目标在于实现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的统一,即制度与人本的统一。因此,从比较视阈对古典管理理论与行为科学理论进行研究,并寻求二者的整合路径,对于现代管理理论发展与实践操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唯有如此,才能对管理理论形成更加科学与理性的认识,从而发挥其在管理实践中的指导作用,实现其管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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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陈平：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实验中的局限
研究经济的物理学家，别号“眉山剑客”
关键字:&经济学新古典主义中国转型转型实验匈牙利科尔奈不稳定性复杂性非均衡转型萧条
【近日，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发表《》一文，科氏继&挑起&苏东国家极右翼话题、在给庆祝休克疗法胜利的主流派泼了冷水后，迅速转向渲染中俄威胁，进而鼓吹继续对中国实行冷战时代的遏制政策。对此，经济学家陈平特撰文《 》对该文进行了评价。
陈平教授还特意赐稿本文于观察者网，进一步回应科尔奈的观点。本文为陈平教授2006年发表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文章，其中专门批评了科尔奈的&软约束&理论，并希冀年轻一代经济学家学会用历史实践和国际比较来检验互相冲突的经济学理论，而非用逻辑或信仰来决定经济学理论的是非。】
内容提要：&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凯恩斯革命的新浪潮。他们否认大萧条的基本教训，无视历史的多样性和经济的复杂性。他们自上而下设计的自由化与私有化政策，导致苏东（前苏联和东欧）经济在过去十余年间的大幅下跌。中国和苏东转型实验的比较研究，促使我们重新检验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例如均衡学派与非均衡演化学派关于经济波动本质的争论。转型萧条的惨重代价，使我们加深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误区，例如价格的线性供求理论、预算软约束理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趋同理论。中国基于学习、创新和分散试验的新经验，将使经济学超越均衡优化的古典规范，去探索非均衡演化的复杂经济学。
关键词：不稳定性，复杂性，非均衡，转型萧条
中国理论经济学界最近有一场争论：中国的经济学究竟应当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指导。笔者提醒争论双方一个简单的事实：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制定的休克疗法（又称华盛顿共识）在苏东（以下作为&前苏联和东欧&的简称）的推行，付出转型大萧条的惨重代价；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摸着石头过河，不拘泥于任何教条的中国改革取得了平稳转型和飞速增长。当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实不难启发我们：无论是斯大林时代定型的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都不足以指导中国当代的改革与发展。今日中国已经不是五四时代的中国。&全盘西化&（苏俄化或欧美化）也好，宣传启蒙也好，都不能取代中国人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分析消化前人各个学派的有益成果，创新和发展世界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应当提上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的议程。
本文着重讨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两大流派-&均衡学派和非均衡学派&两种世界观之间的主要冲突。我们用大萧条和转型经济的社会实验来检验西方两大学派的理论基础。我们希望把传统学派之间的站队之争，改为实践经验与学术流派之间的开放对话，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界能参与世界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变革。
一、忽视大萧条的历史教训给苏东转型带来的严重后果
西方即使主流经济学中也存在不同的学术流派。中国目前广泛翻译、介绍、和使用的美国经济学教科书，主要反映的是西方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一家的观点，极大地淡化甚至忽视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熊彼特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观点。他们之间的重大争论之一是关于市场经济周期的本质，对此他们持有互相冲突的观点（陈平，2004；Chen，2005）。
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学派认为，由于供求力量的自我修正机制，市场经济是自身稳定的（马歇尔，1964），经济波动主要被外部冲击所驱动（Frisch，1933）。相反，非均衡学派认为市场经济的波动像有机体的新陈代谢，生命节律是内生的（Schumpeter，1939）。创新和科技进步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其经济特征表现为创造性毁灭和技术更替。在政策上，均衡学派只注意恢复对均衡的短期偏离，而非均衡学派关注的却是中长期的经济波动机制和结构性变化。
就方法论而言，经济科学类似于天体物理，自然实验才是检验理论的主要舞台。作为现在经济学史上划时代的自然实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动摇了古典经济学的信念，催生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研究了非自愿失业、金融市场的内生不稳定和政府在管理经济的波动与增长上的作用，在经济学上做出了革命性贡献（凯恩斯，1997）。
可惜，凯恩斯革命只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领域里取得部分突破。凯恩斯的弟子们受时代方法论局限的影响，在经济理论上并没有实现凯恩斯的梦想：即发展出非均衡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从方法论上来说，均衡经济学抽象掉历史（非线性）和多样化（多均衡）的发展过程，所以较易于做数学模型。这让新古典经济学在战后很快占领了西方经济学的学术阵地。
20世纪5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古典均衡理论，系统构造了一个自由放任经济学的乌托邦。建立在完全市场、完全竞争和优化行为基础上的微观经济理论，没有给技术创新和市场不稳定性留下任何的研究空间。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只有唯一稳定均衡解。金融理论的有效市场假说声称股价总是对的，排除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的涨滞问题，给卢卡斯领导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提供了回潮的机会。他们在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理论的旗号下，发起了反凯恩斯革命（卢卡斯，2000）。卢卡斯用简单到违背概率论大数原理的数学模型，干脆否定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制造了一个理性预期的自相矛盾的神话（Chen 2002）。他声称失业是工人在工作和闲暇之间自愿作出的理性选择，自然无需政府干预。同时，交易成本理论否认制度演化中的路径依赖和多均衡可能。因为根据科斯定理，最优制度能通过产权的自愿交易建立，与初始条件是否合理（例如财富分配是否差距过大）无关（科斯，1994）。华盛顿共识的具体政策是反凯恩斯革命在后冷战时代的新浪潮。它不仅否认了社会主义实验的重大成就，也否定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经验。
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一样是经验科学，而不是哲学或神学的分支，那么我们的问题是：经济理论的真伪能否通过政策实验来检测？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正在经历的转型经济，为检验各派经济理论提供了极好的历史机遇。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或者休克疗法，其理论基础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讲授的均衡理论（Williamson，1990；Sachs，2005）。按照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苏东的物质、科技和人力资源比中国丰富得多，不难推测苏东的经济增长速度会比中国快得多。中国有着人口众多、资源贫乏、保守文化、和集权历史的沉重负担。到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投资者仍然对中国望而却步。然而十余年的休克疗法之后，苏东经济出乎意料地大幅下滑。规模空前的转型实验在苏东与中国之间出现的巨大差异令人震惊，再次引发了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质疑（World Bank，2002）。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90年代的转型经济有几个特点与大萧条时期有所不同。首先，转型之前和转型之中并没有发生战争、天灾、或国际经济危机。其次，转型过程中经济产出的大幅度下降，也并非以股票市场的崩溃或银行危机为前导。第三，苏东与中国的不同经济表现主要源于它们的经济政策；前者以自由化加私有化政策为主导（Sachs，1994；Williamson，1990），后者以分散试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发展为特点（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Chen，1993）。相比之下，大萧条期间各国的政策没有明确一致的理论指导。这些特点使我们对转型实验的分析远比大萧条简单明晰。
下面我们先观察数据和案例。为了避免不同统计标准造成的争议，本文讨论的数据，采用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按国际标准校正过的统计资料。与国内的统计数据比较，本文对中国经济的估计应当是保守而非高估的。世界各地区在不同年代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参见表1。
我们看到：第一，在20世纪70－80年代，尽管发达国家，苏东经济增长都明显放缓，但苏东增长速度仍然高于欧美发达国家，文革时期的中国稍逊东欧，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浪潮的动力主要来自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危机。第二，80－90年代苏东和中国越南间的增长态势互易，苏东是转型萧条，中国和越南则是持续增长。中国在过去20年间的增长率为全球之冠。
二、大萧条和转型萧条的有关数据
大萧条和转型萧条中的主要事实参见表2和表3。我们看到转型萧条的破坏程度和持续时间比大萧条更严重。波兰经济学家发明了一个提法&大大萧条（The Greater Depression）&来描写苏东的经济衰退（Kolodko，2000）。萧条的严重性可用主要经济指标从波峰到波谷的下跌幅度来测量，恢复期界定为恢复到上次波峰水平的年份。不同时期采用的不同指标主要取决于当时能利用的统计资料。
注：这里，各国真实GDP主要参照联合国统计，最新数据参照美国中央情报局World Factbook。
转型国家中，只有中国的贫困人口在转型过程中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迅速下降。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数据，中国2001年的贫困人口为10%，仅高于起点最佳的匈牙利（1993年为8．6%）。
波兰2003年的贫困人口为17%，俄国2004年为18%，乌克兰2003年为29%，格鲁吉亚2001年为54%，塔吉克斯坦2004年竟达64%。不同转型路线对大众收入分配而言的效果，无法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来解释，却不难用基本的政治经济学常识来理解。
我们对转型萧条的严重程度深感惊异。美国大萧条期间工业产出下跌约47%，真实GDP下降了大约25%，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水准花了14年。英国相对较轻，工业下降了16%。中国困难时期真实GDP下降了32%，持续时间只有5年（1959－64）。保加利亚、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塔吉克斯坦等5国的转型萧条持续了16年以上，目前GDP仍低于转型之前的水平。真实GDP的跌幅，从波兰的18%，俄罗斯的43%，乌克兰的61%，到格鲁吉亚的73%，差别很大。从整体上说，转型萧条的破坏程度要大于大萧条。
我们不禁要问：苏东转型萧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最清楚的回答来自于最简单的案例：统一后的东德。
三、非均衡世界中的货币强权和不平衡贸易
一些经济学者把转型萧条归咎于&坏的政治学&而非&坏的经济学&（Roland，2000）。例如，萨克斯认为西方援助不足是俄国不能保持币值稳定的主要原因（Sachs，2005）。我们发现，其实德国统一的经济政策与效果，已经为寻求苏东产出下跌的直接原因提供了明确线索：原有劳动分工网络的瓦解起源于汇率机制的突变。换言之，价格体系的背后不仅仅是简单的弹性供求关系，还和相应劳动分工体系下较具刚性的政治经济结构息息相关。
彻底推行休克疗法的完美例子不是波兰，而是东德（Kolodko，2000；Burda，2006）。波兰经济学家很快意识到休克带来的只是痛苦而非治疗，在私有化导致大批企业破产与大量工人失业后，立即放慢了大型企业私有化的速度，从而在东欧较早地结束了转型萧条的困境。
表面上，东德转型的条件比任何其他苏东国家都优越。1989年西德统一东德后，西德向东德全盘输出了自己的产权和法律体系，同时西德也向东德提供了历史上最大的财政援助，每年有大约800－900亿欧元（相当于东德GDP的20％）的财政资金从西德注入东德并持续至今，这比美国二次大战后马歇尔援助下的西欧和历史上任何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外援都要多。为了获取东德人心，西德政府决定，东德居民持有的东德马克可以1比1的比率兑换西德马克，这远高于黑市上的真实汇率，给东德居民一笔飞来横财。与其他转型的苏东国家相比，东德几乎不存在通货膨胀，汇率贬值，以及其他东欧国家面临的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危机。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后进地区的经济增长应该只是简单的向先进地区靠拢的收敛过程。用哈佛经济学家巴罗主张的宏观经济的要素指标测量，东德的工资率，消费比率，生产率等经济指标，收敛到西德水准的速度实际上远远快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测，然而，与新古典的理论预言相反，东德宏观经济状况的实际进展却举步为艰（Burda，2006；Barrow，1992）。两德统一的16年后，不但东德的经济增长甚慢，失业率仍在继续上升，西德资本也不愿意投资给没有法制和语言障碍的同胞东德，东德人才与移民大批外流。
在历史上最好的外援条件下，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个东德奇迹来验证均衡经济学的收敛理论和产权假说呢？2004年笔者在东德耶拿访问时，当地经济学家向我们介绍了著名的蔡司（Zeiss）光学仪器公司的历史，我们得以实地观察东德转型的案例。蔡司公司由于保持了科技创业的传统，没有多数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技术老化问题。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到现在，蔡司的光学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始终是最先进和最具有竞争力的。出乎意料的是，两德统一后东德蔡司公司突然失去了90％以上苏东的市场分额。因为两德统一货币后，所有的交易须用西方的硬通货付款，无形中打断了苏东的老顾客以货易货或用卢布进行交易的传统。结果东德的蔡司公司不仅立刻丧失了传统市场，又因为无法迅速打开西方市场，而被迫重组并大批裁员。更出乎西方经济学家预料的是，西德注入东德的大量资金，不仅没有带动东德经济，反而拖累了西德经济。因为东德居民手中飞来的西德马克，买的是西德的时尚商品而非东德的老式产品。东德企业在丧失传统苏东市场的同时，还失去了国内市场，从而加速破产。失业急剧增加使东德居民暂时兴奋的购买力持续萎缩，同时来自西德的外援用于社会救助的比例远大于技术更新的投资，人为政策抬高的东德工资又降低了东德对外资的吸引力，造成一系列恶性循环。西德政治家的良好愿望陷入低增长的均衡经济陷阱，连累了欧盟的经济发展。
回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史，硬通货（美元，马克，或英镑）的积累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缓慢的学习和竞争过程。外汇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并非仅由经济因素决定，还包括不对称的金融强权的影响。在本国金融实力还无法与国际金融强权抗衡时，用国家外汇主权管制外汇和外贸，是在不平等的国际竞争条件下，给国内企业创造学习和成长空间的重要手段。休克疗法的倡导者鼓吹自由化的好处是减少西方外资进入的阻力，从而加速苏东向西方收敛的赶超过程。但结果却首先是经互会贸易体系的垮台和东欧企业的过度倒闭，引发一连串的宏观经济危机。不但外资踯躅不前，而且内资外逃的规模远大于外援的流入，在短短几年间就瓦解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工业化留下的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
再看中国走过的路程。中国的外汇双轨制从1980年4月开始，维持到1995年1月，持续约15年。在中国，开放竞争是一个逐渐适应的演化过程，而非迅速平稳的均衡收敛过程。中国的国际贸易在1980年有18亿美元的赤字，到1994年转为54亿美元盈余，2000年外贸出超上升到241亿美元；相应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979年的8亿美元逐步上升，1994年为516亿美元，2000年达1656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双轨制能够在1994年成功并轨，前提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使外贸由赤字转为顺差（图1）。1979年到1994年的15年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为26％，是同期GDP增长率9.5%的两倍多。相比之下，波兰经济学家观察到的苏东是：&贸易自由化进程越快，初次冲击效果越大，随之而来的衰退就越深。&（Kolodko，2000）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认识到国际金融中过度资金流动的危害性，因为金融自由化加剧了金融市场上的国际投机活动。新古典货币理论中，货币和汇率在一般均衡的乌托邦世界中只被视为交易手段。在远离均衡、垄断竞争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硬通货实际上还享有与政治经济强国相关的市场强权（Goodhart，1998）。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早在90年代中就曾和笔者讨论说，中国用劳力赚来的外汇去进口先进技术的做法，比俄国用资源换取外汇来稳定金融市场要精明得多。
均衡经济学片面强调价格的供求关系，忽略经济结构的重要性。但是人首先是生物而非机器。众所周知，在演化生物学中，生物结构例如细胞和遗传基因在生命演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机体中选择性开放的细胞膜相当于生物系统中的麦克斯韦妖精，为维持开放系统中的耗散结构，它只允许有益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通过，而阻挡有害的物质流和信息流入侵（普里高津，斯唐热，1987）。如果缺乏生物膜的保护作用，在远离均衡的情况下，没有任何生物能在多变的环境中维持内部稳定的活的机体，这是机器和生命之间的基本差异。在政治经济学里存在许多类似的生物边界或细胞膜的选择开放机制，例如国界、户籍、考核、标准、信用、签证、外贸与外汇管制等制度。
美国的高关税一直持续到二次大战之前，西欧和日本到20世纪60和70年代才逐渐放松外汇管制。发展中国家要仔细研究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不能轻易地相信西方理论的说教。在这里，政治经济学的常识又一次比均衡经济学美丽的模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世界是非均衡的，绝大多数经济交易背后的谈判地位和权力是非对称的。博弈论与交易成本论中的平等博弈平等交易是数学的理想而非生活的现实。
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市场的提倡者以为自由化政策比外汇管制更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然而实际上任何长期投资者首先关心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苏东早熟的汇率与贸易的自由化导致宏观不稳定性，引发的不是外资流入，而是资本外逃和资产剥离。开放竞争的方向决定之后，时际的把握和战略的选择就成为竞争胜败的决定因素。
四、复杂动力学，路径依赖，和学习空间
假如均衡理论正确的话，建立产权和价格放开后，经济体系应当顺利转型和稳定增长。苏东迅速自由化的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螺旋上升，货币不断贬值（见表4、表5）。
这里的汇率以美元为参照衡量。所有的汇率根据基期汇率重新标度，中国、德国以1980年为基期，其它国家以1991年为为基期。
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2002.
假如采用联合国的汇率数据计算，俄国从1990年到1998年按1990年度美元计量的GDP总值下降了43%，但是同期卢布相对于美元的汇率贬值了13860倍！这是汇率均衡理论（例如购买力平价理论）无法解释的事实，只能由政治经济学中金融强权的博弈来理解。由于没有民族企业强有力的竞争制衡，苏东国家原有的大型国企和国有银行，几乎全部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只有俄国用立法保护了本国的大型企业，但因没有事先打破大型国企的垄断，又让国家资源落入私人寡头之手，并未造福社会。
表4和表5显示中国转型的特征是低通膨率和相对稳定的汇率，和苏东的情况明显不同。我们的理解是路径依赖和学习空间的存在使经济转型的模式大不相同。
（一）货币政策的约束条件和恶性通胀产生的路径依赖
一个值得深思的观察是所有低通膨率的转型国家，像中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20世纪前半段都遭遇过恶性通货膨胀。中国在内战以及中欧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恶性通胀的集体记忆，构成对这些国家政府货币政策的严厉约束，即使这些国家面临领导更替亦不敢忘记恶性通胀的历史教训。相比之下，前苏联在计划经济下有价格长期不变的历史，恶性通胀在前苏联各国并无贴近的先例。这说明历史因素构成政府行为的&路径依赖&（David，1985），均衡论忽视历史，以不变应万变犯下历史的错误。
（二）价格双轨制下的复杂模式：生产周期和迂回生产
中国从1984年起，对企业放权政策下产生的工农业商品的价格双轨制，曾经在国内外引起过极大的争议。大家知道，双轨制的短期代价是套利所导致的投机和腐败行为，以及政府为稳定支付的价格补贴。弗里德曼在1988年会见中国领导人时，提出砍蛇尾多次不如一次的说法，建议中国迅速实行价格并轨。结果&价格闯关&的信息刚一披露就引发群众的抢购风潮。社会动荡促使中国立即放弃全面迅速的价格并轨，转而按市场实际分散决定价格并轨的进程，结果避免了东欧式的螺旋通涨和生产下降，应当说得远大于失。
由于产业结构大不相同，改革过程中实际形成的价格动态大相径庭。产出增长引发的价格并首先发生在副食品市场，例如蔬菜，肉类，和水产品市场。副食品价格在一开始确实有所上升；但是几个月后，随着副食品供给的迅速增加，价格很快稳中有降。基础原料（如粮食、棉花等）长达十年间价格管制时松时紧，价格没有完全放开，以防止价格的大幅波动。工业产品的价格放开后，消费品和奢侈品的价格有所下降，但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放开要慢得多。能源、公用事业、教育和卫生等部门的产品价格虽然一直在严格的价格控制之下，价格变化的趋势仍然是持续上升，原因是这些部门建设的周期长投资大，供给的增加始终赶不上社会需求的快速增长；同时中国民众又不能接受价格完全放开后，在获得公益服务上过大的贫富差距（见图2）。
要理解价格动力学在不同产品市场上的多样行为，首先要明白一个重要的市场机制是：不同产品有不同的生产周期。蔬菜和肉类的生产周期只有几个月，电站的投资周期是几年。价格行为的复杂性也可以用劳动分工下迂回生产的程度来理解（Hayek，1935）。尽管粮食棉花与蔬菜肉类的生产周期长度相似，但是粮食和棉花除了居民消费之外，还用于工业原料。库存周期和期货市场的存在给粮食&棉花市场带来复杂的连动关系，包括期货市场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所以，粮食棉花市场的价格波动比蔬菜肉类市场的更大、更持久。实践表明，中国在粮食和棉花市场上的价格改革几经反复，比其它农产品市场的改革慢得多。
中国和苏东在工业结构之间的差异，也可以部分解释为承包制对农业和工业的不同效果。家庭承包责任制对中国以家庭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生产有显著成效，但对前苏联的集体农业效果很差，因为苏联集体农庄采用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农机零部件的供应维修体制一旦运转不灵，农民积极性就无法发挥。同理，中国工业企业的承包制改革的效果也不如农村。劳动分工网络的复杂性，这是产权理论有意忽略，但复杂经济学要着重研究的领域。
从经济理论而言，中国价格双轨制的实验，否定了新古典的简单供求均衡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支持奥地利学派尤其哈耶克关于迂回生产下的价格发现理论（Hayek，1935），以及现代的经济复杂性理论（陈平，2002）。由于工业为农业提供种子、肥料和水电等要素投入，当代农业经济也已高度工业化，不同产业网络密切相关。粮食、棉花和基础原材料的供应链远比终端消费品长，所以其价格变动的周期和摆幅也大。如果供求曲线的均衡点只有单一交点，而且价格调整的时间滞后趋于零，市场的价格机制在外部冲击下可以迅速回归稳定。然而，如果非线性的供求曲线存在多个交点（多均衡态），恢复均衡的时间滞后又不短，市场价格的动力学将不能保证价格波动必然趋于稳定，反有极有可能陷入混沌和复杂周期的持续振荡（Chen，2005）。正因为存在经济动力学的复杂性和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中国&摸石头过河&的改革用分散试验，经济特区，和价格双轨制等方法，分散了改革试验的风险，给企业和政府改革创造了学习空间。
与中国渐进的价格放开政策相反，同样面临短缺经济的苏东国家，不是用发展生产的办法来缩小价格波动的差距，而是用一夜间全面放开价格的办法实行转型的跃进。结果高通胀使居民几十年的储蓄化为乌有，国民真实收入下降导致经济萧条。然而，休克疗法的拥护者却辩护说，价格均衡消除了短缺经济下排队的时间浪费，他们却无视经济萧条带来的两极分化和绝对贫困化。一般均衡理论在制定政策上的严重误导可见一斑。须知价格机制不仅是微观的供求关系，而且受制于宏观的周期波动和利益集团的冲突！
产权学派也即制度经济学的趋同学派认为，演化等价于均衡与优化（Alchian，1950；Sachs and Woo，2000）。他们以为只要保障产权，各国制度的演化必然向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制度趋同。然而，转型实验的结果清楚地表明，演化的方向有可能是发散而非趋同的，因为它不仅取决于自然历史条件，而且还和人为的政策选择相关。与苏东的转型萧条相比，在宏观稳定发展的前提下，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增。按中国的统计数据，改革26年来，扣除价格因数，中国的真实GDP增长2.7倍，城乡居民储蓄增加54倍。演化的不同路径如何能用趋同的均衡论解释？
五、简单片面的均衡思维和互相矛盾的经济政策
表面看来，华盛顿共识为转型经济和发展经济提供了一张完整的政策清单，实践中我们却发现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着冲突。我们在这里讨论两个例子：微观效率与宏观效果的矛盾，以及产权理论与公司金融理论的冲突。
（一）微观的预算硬约束和宏观的信用紧缩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把预算软约束作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主要原因（Kornai 1986；科尔内，1988）。于是，苏东国家纷纷在转型过程中不加区别地削减政府给亏损企业的援助，原以为可以刺激企业提高效率，结果没有提高效率，反而加速国企的倒闭。
从模型来看，科尔内的软约束理论完全符合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框架。但仔细分析，严格意义上的预算硬约束只存在于没有技术进步和信用市场的封闭经济，这正是完全市场假说的致命弱点。
在工业社会中，鼓励技术更新和结构调整的预算软约束以各种形式广泛存在，如银行信用、风险资金和银行破产法（崔之元，1999）。美国破产法的第11章，就由法院下令限制债权人的要求，给陷入财务困境的公司以重组和生存的机会。美国20世纪70年代国会授权贷款挽救美国三大汽车公司之一的克莱斯勒公司（Chrysler），20世纪90年代美联储出面组织金融集团挽救著名的长期资本投资基金（Long-Term Capital），这些都是美国对大企业采用预算软约束的著名例子。在经济转型中强制实行预算硬约束所导致的信用紧缩政策，与大萧条时期实行的货币紧缩政策，给可以挽救的企业雪上加霜，带来宏观经济的连锁反应。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信用紧缩是影响产出下跌的重要因素（Calvo and Coricelli，1992）。
中国正是在所谓的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技术进步，反映在以两位数字增长的制造业出口。从产权学派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产权都不清晰，效率应当低于私有企业。但是，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信用资格不足的中小企业也难于取得商业贷款，所以政府要出台补贴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初期，地方政府持有的公司股份，有助于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缩短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当然，预算软约束也可能用于延缓不良企业的破产兼并过程，从微观企业来看这也许并不优化，但算宏观大帐，让亏损企业分批关闭比让大批企业同时破产造成的社会共振损失小的多。
有人认为，中国和苏东转型的巨大差距主要来源于两者经济结构的不同。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没有国有企业的铁饭碗，所以比苏东享有社会保障的工人和集体农民，更能适应市场化的竞争（Sachs and Woo 1993），这只有部分的道理，因为比中国农民更穷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中国式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农民并非没有社会保障，进城农民找不到工作可以继续回乡耕种集体土地。
中国不少机关干部在改革开放中勇于下海，因为原单位可以留职停薪。从金融工程的角度观察，中国在预算软约束下的渐进市场化，得益于社会主义国家条件下的金融体制创新。如果国有企业或乡镇企业在新产品市场上取得成功，就用股份制的办法承认新兴的企业家和经理人的贡献；如果企业改革失败，让国有银行承担了主要的改制成本。中国发展投资创新型而非消费补贴型的软约束，目标不是为了选票维持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而是政府分担了技术换代过程中的学习风险与创业风险。当然，预算软约束下必然要付某种社会成本，其形式之一就是中国国有银行累积的不良贷款。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化可以使社会负担极小化，从而达到最佳的社会效率，其实不见得。苏东预算硬约束政策下造成的转型萧条，日本试图维持土地泡沫导致的十年停滞，和美国维持私营部门高额利润形成的巨额财政赤字，其社会成本可能都高于中国的转型成本。我们认为，中国以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是凯恩斯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而科尔内主张的预算硬约束是新古典反凯恩斯革命在转型经济中的变种。中国和苏东转型经济的不同结果表明：宏观经济环境对微观企业和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远大于微观基础论所谓的理性预期和自愿选择。
就宏观经济学而言，预算软约束理论无视世界经济史的常识。如果多数国有企业的生存全靠预算软约束下的政府补贴，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必然比市场经济国家高很多。然而历史数据显示：持续的预算赤字和恶性通货膨胀的例子发生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拉丁美洲，也包括一次大战后的欧洲，而非计划经济国家。科尔内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得失的分析是以偏概全。
通过对转型经济的观察，我们支持演化经济学家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比较分析，不支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论与产权趋同理论的立场。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动力来源于技术和组织创新，因而具有内生不稳定性，开放经济中&创造性毁灭&表现为持续的经济周期和不断的金融危机。相比之下，社会主义体系要比资本主义稳定。计划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缺乏竞争的激励，而是闭关政策所造成的技术停滞和组织老化。
（二）公司金融理论和产权学派的矛盾见解
产权学派声称私有产权是市场有效的基本条件。然而，公司金融理论的MM（Modigliani-Miller）定理表明：在竞争市场上的公司资产价值与债务结构无关，也就意味着与产权结构无关（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从公司治理研究的角度观察，缺乏私人大股东的国企和股权分散的私企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影响上市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是科技、管理、公司战略和规模经济等，所有制形式的影响并不显著（陈平，2006）。已有的历史经验表明：过度的国家所有制，例如前苏联几乎完全的国有制，会妨碍技术创新；中小型私有企业是多数国家创造就业的主要力量，大型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同样具有竞争力。涉及公共产品的大型企业，私有化的效果并不确定（魏伯乐，2006）。换言之，我们认为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所有制的多元化，而非私有化。
历史上看，劳动分工发展的过程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导致创业者产权的分散化与社会化。一个典型案例是美国大规模生产汽车的龙头企业――福特汽车与通用汽车――的产权演变史清楚地显示：技术更新和营销模式变动的压力是导致创新决策多元化与产权分散化的原动力（刘昶2006）。美国资本社会化的一大发明是老百姓分散持股的退休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取代私人大股东成为大公司主要的资产所有者。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大型国企的改革方向应当是社会化而非私有化（史正富，2006）。中国出口产业低劳力成本的秘密在于中国的混合社保体系的低社会成本，大量农业人口的社保依靠集体土地，而非私人基金或国家财政。如果中国在农业人口占极大比例的情况下实行东欧式的集体土地私有化，其直接后果将是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成本急剧升高，基础建设和出口增长显著放慢，长期后果可能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恶化而非改善，例如印度式的城市贫民窟和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流民暴动。保加利亚的土地私有化把产权归还给二次大战以前的地主，导致农民杀种牛拆农机，使大量土地抛荒，耕种回到畜力时代。
六、结论：从静态均衡到复杂演化的经济观
对经济学家来说，大萧条和转型萧条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两起自然历史实验，曾经催生并将继续启发新的经济思维。我们需要一个更一般的理论框架，来研究经济更新演化的复杂机制。
斯蒂格利茨尖锐地批评华盛顿共识不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Stiglitz，2004）。罗兰指出用演化观点研究制度的重要性（Roland，2000）。萨克斯也认识到：经济像人体一样是复杂系统，&经济学者需要像医生诊断那样&研究病史的资料（Sachs，2005）。这些观察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出均衡思维的简单性和局限性，启发我们重视经济复杂和历史演化的重要性。
第一，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其本质是缺乏技术革新的静态原子模型。完全竞争的完美市场是远离工业社会的小农经济模型。要理解复杂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条件下市场竞争的动态机制，可以借鉴理论生物学的非线性竞争模型，去研究非均衡的系统变迁（陈平，2002）。
第二，经济周期的历史经验和转型经济的严重教训表明，不是宏观涨落的微观基础，而是微观行为的宏观环境，对经济增长和波动有重大影响。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证明技术革新的创造性毁灭是产生经济周期的根源。宏观经济的微观－中观（金融中介和产业结构）－宏观的三层次模型，比目前流行的微观－宏观的两层次模型，可以更好地理解结构调整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地位（Chen，2002）。
第三，开放经济中的社会演化和制度变迁是像生物演化一样的分岔过程，不是交易成本和产权学派所描述的封闭系统中的收敛过程。在复杂劳动分工的条件下，不能只靠看不见的手，必须培育对市场和政府的&纪律之手&（disciplined hand）。现代科学和世界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揭示出混合经济中市场部门、公共部门及非营利非政府的民间部门之间，合作制衡的重要性。不能忽视片面发展私有经济或国有经济历史教训。混合经济的发展规律应当成为新政治经济学和演化制度经济学的中心课题（崔之元，1999；史正富，2006）。
第四，均衡趋同的世界观难以理解转型经济的分岔和大国的兴衰。从复杂科学的角度观察历史，社会演化的动力学存在复杂性和稳定性之间的消长权衡（trade-off）关系（Chen，2005）。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研究劳动分工的历史经验和未来发展，有助于我们看清中国在21世纪国际新秩序中的可能地位（陈平，2004）。
总之，均衡经济学忽视了市场不稳性和经济复杂性的两大根源：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多样性（即数理经济学的多均衡态）和社会风潮影响下的集体行为。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和达尔文对演化生物学的贡献标志着演化论在人类思想史上带来的革命（恩格斯，1972）。用复杂科学的方法和演化经济学的观念研究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有助于我们超越均衡经济学的局限，打开更广阔的历史眼界。
陈平，2002：《劳动分工的起源和制约－从斯密困境到广义斯密原理》，《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2期。
陈平，2004：《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陈平，2006：《私有制的神话和多种所有制的现实：德国蔡斯光学仪器公司，美国大学联邦信用社，和学生之家的案例研究》，载于史正富，刘昶编，《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上海世纪高教出版社。
崔之元，1999：《看不见的手的范式的悖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恩格斯，1972：&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人民出版社。
凯恩斯，1997：《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译，商务印书馆，第2版。
科尔内，1988：《突进与和谐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的思考》，经济科学出版社。
科斯，1994：《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陈郁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昶，2006：《从福特公司的个案看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演变》，载于史正富，刘昶编，《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上海世纪高教出版社。
卢卡斯，2000：《经济周期理论研究》，朱善利等译，商务印书馆。
马歇尔，1964：《经济学原理》，朱志泰，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
普里果金，斯唐热，1987：《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史正富，2006：《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载于史正富，刘昶编，《民营化还是社会化：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上海世纪高教出版社。
魏伯乐等编，2006：《私有化的局限》，王小卫等译，上海世纪出版公司。
Alchian，A，1950，&Uncertainty，Evolution，and Economic Theor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58（3），211-221.
Barro，R.，1991，&Eastern Germany&s Long Haul，&Wall Street Journal， May 3.
Burda， M.C.， 2006， &What Kind of Shock Was It?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Eastern Germany after Unification，& AEA 2006 Annual Meeting.
Calvo， G. and F. Coricelli， 1992， &Stabilizing a Previously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Poland 1990，& Economic Policy， Vol.14， PP175-208.
Chen， P.， 1993， &China's Challenge to Economic Orthodoxy: Asian Reform as an Evolutionary，Self-Organizing Process，&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4， PP137-142.
Chen， P.， 2002，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the Laws of Probability Theory: the Principle of Large Numbers v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rbitrag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49， PP327-344.
Chen， P.， 2005， &Evolutionary Economic Dynamics: Persistent Business Cycles， Disruptive Technology，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Stability and Complexity，& in Kurt Dopfer ed.， The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Chapter 15， PP.472-50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David， P.A.， 1985，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75: PP332-37.
Frisch， R.， 1933， &Propagation Problems and Impulse Problems in Dynamic Economics，& in Economic Essays in Honour of Gustav Cassel， George Allen & Unwin， London.
Goodhard， C.A.E.， 1998， &Two Concepts of Money: Implications for the Analysis of Optimal Currency Area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4， PP407-432.
Hayek， F.A.， 1935， Prices and Production， Routledge， London.
Kolodko， G. W.， 2000， From Shock to Therap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Kornai， J.，1986，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Kyklos， Vol. 39（1）， 3-30.
Modigliani， F， and M.H.Miller， 1958， &The Cost of Capital， Corporation Finance， and the Theory ofInvestment，& Amer. Eco. Rev. Vol.48（3）， PP261-297.
Roland， G.， 2000，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Politics， Markets， and Firms， MIT Press， MA:Cambridge.
Romer， C.D.， 2004， The Great Depression， Britannica Encyclopedia， Chicago.
Sachs， J.D.， 2005， The End of Povert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Sachs， J.D. and W.T.Woo， 2000，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olicy Reform， 4（1）.
Schumpeter， J.A.，1939，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McGraw-Hill， New York.
Stiglitz， J.， 2004， 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 Consensus， 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
Williamson， J.， 1990，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John Williamson ed. Latin
America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2， Transition， the First Ten Years， Analysis and Lessons of Eastern Europe and Former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经济研究
责任编辑:李楚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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