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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出版社经典案例以及排名数量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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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新书发布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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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新书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会议室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科研处和凤凰出版社主办、翁同龢纪念馆协办。来自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翁同龢纪念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历史所、近代史所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发布会并做了发言。以下是发言纪要：
倪培翔（凤凰出版社副总编辑）：姜小青社长、总编辑因病不能前来，委托我代表凤凰出版社向与会专家表示感谢，向文学所的高度重视表示感谢。我社与文学所有很深的渊源，80年代文学所的许多专家学者帮助我社创办了《古典文学知识》，90年代《文学遗产》也在我们出版社出版了五年，今天来，和许多新老朋友相见，非常高兴。这套丛刊现在初见规模，我觉得其最大的一个特色在于稀见，许多资料都是稀见的稿本、钞本，具有首次挖掘整理性质，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相信会大有帮助。另外，这套丛书的整理者以六七十年代学者为主要阵容，代表了新的学术队伍的成长。这套丛书还得到了方方面面的支持，老一辈专家袁行霈、傅璇琮、王水照先生等都题了辞。尽管我们出版社是企业和上市公司，但我们社的宗旨是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服务大众，贡献学术，出版这样的书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今后我们还要紧密依靠各位专家学者，共同做好学术。我今天主要是倾听专家学者的意见，来学习的，不多赘言了，谢谢大家。
竺青（会议主持人，《文学遗产》副主编）：倪总的话我也有感慨，1991年《文学遗产》面临停刊危机时，当时江苏古籍出版社（即今天的凤凰出版社）伸出援助之手，使这份历史悠久的古典文学唯一的学术刊物能够迎来今天，迎来创刊六十周年的值得纪念的年份，因此我们编辑部对凤凰出版社和当年的责编姜小青、倪培翔表示感谢。凤凰出版社这几年在学术界的口碑很好，出版了一批文史哲领域很有影响的学术丛书与学者个人专著。因此，倪总刚才讲“贡献学术”，我想是不夸张的，也确实是做到了。
张剑（《丛刊》主编之一，《文学遗产》副主编）：三句话，三个不容易：一是编这套书不容易，从选题策划至稿钞本获取，从组织协调到整理出版，一言难尽，另外我们原来四位主编，还先折掉了一个张晖；二是出版社不容易，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出版社花费这么大精力，装帧精美，又如此重视，不容易；三是各位师友能来支持不容易，杨早、郑永晓、李超还都参与了整理，潘建国先生还为其中一种写了序，学界各位的支持不容易。这使得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将这套丛书编下去。以下我念一下徐雁平、彭国忠我们三个合写的一个通稿：
《丛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重大规划项目，旨在通过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这样的累积性工作，整合近现代诸多稀见而又确有史料价值的文献，包括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序跋汇编等，为学界提供阅读和研究的便利，多层面、多角度地呈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肌理与血脉、骨力与神韵，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与伟大复兴提供有益的借鉴。
《丛刊》重视整理那些辨识不易、流传稀少、整合困难的稿钞本文献，尤其重视日记和书信，第一辑即收入莫友芝、翁曾翰、杨芾、汪荣宝、贺葆真、邓华熙、王景禧、许炳榛、张维兰等人的日记和俞樾的书札，提供了大量具有丰富意味的历史细节，以期使那些被忽略、被遮蔽的“流年碎影”重新映入人们的视野，让书写在故纸里的文字活起来。
《丛刊》所收文献本身蕴含的复杂况味，固然值得认真关注，而这些文献更深广的价值，还存在于和其他文献的比照关联中。如《莫友芝日记》的出版，将与之前面世的《曾国藩日记》、《张文虎日记》、《能静居日记》一起，促进人们对晚清最大的幕府——曾国藩幕府更加完整、细致的了解。《贺葆真日记》记载了64位北方桐城派作家的事迹，可补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的若干不足，是研究北方桐城派的重要文献。《白雨斋诗话》系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从陈廷焯的稿本《骚坛精选录》和其他著述中辑出其论诗之语而编成，与《白雨斋词话》恰成双璧，据之可以更加系统地考察陈廷焯诗学观及晚清诗学史。《徐兆玮杂著七种》中的《黄车掌录》是中国第一部古代小说资料集，也是红学史上研究的首部资料汇编稿；《新书目录》是目前所知时间最早的晚清翻译小说目录，较阿英《晚清小说目·翻译之部》（1954）早出近半个世纪。总之，《丛刊》的陆续出版，将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逐步推动近现代文献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体系，为近现代社会文化演变整体观的形成打下坚实的文献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应“注重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深刻认识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丛刊》是对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的笃实践行，因此应该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彭国忠（《丛刊》主编之一，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近现代史是离我们当下最近的过去史，也是最让当代中国人感慨、失望、唏嘘不已的一段历史。五千年的深厚积淀，不但一朝被清空为零，甚至变成了一个负数；五千年的悠久骄傲，转眼间变成了任人嘲笑的落后、挨打！那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那样一种惨痛的屈辱和教训，成为中华民族记忆中永远抹不平的一个痛。生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可以懵懂不清，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人却不能颟顸冥顽。不管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不足，还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些微成功、进步，都是今天国人发愤图强的鉴戒。
但是历史不总是政治史，不总是朝代兴衰史，它还是芸芸众生的个体生活史，更是草芥小民的鲜活生存史、情感心灵史。当我们惊诧于金源铁蹄南下、赵宋君臣岌岌、戚戚于一隅之时，竟然还有辛稼轩笔下那几个住在低小茅檐下快意生活的一对翁媪和他的三个儿子，一家人过着羲皇上人一样的日子。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致力于构建中国近现代遭受屈辱、遭受侵略的历史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关心一下那些被常规镜头遗忘的角落呢？
20年前，我在图书馆古籍部整理线装书时，不经意中发现一张夹在发黄书叶间的民国时期上海某酒楼的婚宴茶厅，细读之下不禁为之诧异半晌，对历史有了一定程度的感触体验，对历史的看法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也许正是那不经意的一次邂逅，让我们认识到历史的丰富性和现实性，认识到历史叙述的多面性和不确定性。也正是那一次与现代史的亲切接触，促使我接受她的召唤，加入到近现代稀见史料的发掘、整理队伍中，以期更近地接触她、感受她、还原她、再现她。做近现代史料的整理，其实是诠释我们对近现代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是追逐我们心中一个朦胧的梦。
刘跃进（文学所党委书记、《文学遗产》主编）：《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策划与编纂，我自认为还是比较了解的。它首先由我的两位年轻同事张剑与张晖（我常常称他们为文学所很有学术潜力的“二张”）发凡起例，并列入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重大规划项目。我们的老朋友凤凰出版社总编辑姜小青先生给予支持，得以按期出版。今天，我首先是以读者身份参加这个会议，同时又代表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和《文学遗产》编辑部发言。为什么还要强调我的后两者身份呢？因为我的下列想法，已不仅仅属于个人，也属于我们这个学术群体。这是一种学术上的共识：
第一是近现代的意义。近现代连接着古代与当代，连接着中国与外国；近现代又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很多内容曾被遮蔽、也被挖掘、并反复讨论。近现代史与我们当今的生活密切相连。想要深入了解现代中国的一切，就必须了解近代历史的发展。文学研究所不仅恢复了近代文学室的建制，其他研究室，包括现代文学研究室、台港澳文化与文学研究室、当代文学研究室、古代室的学者，都有学者专门研究近现代文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在很多年前就近现代文学研究作为组稿的重点。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还与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多有交叉重合，就是想把近现代文化研究推向深入，结出硕果。《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就是其中的成果之一。
第二是对所谓“稀见”的理解。过去的研究，关注大家名家、关注重要作品，这当然很重要。毕竟，文化的主流，都是通过这些大家名著体现出来的。但是，如果没有细节去支撑，这种主流文化终究会显得干枯乏味，缺乏历史感。从这套丛书看，所谓稀见，编者更加注重日记和杂著。这些作品，个人化、私人化色彩比较浓重，可以从若干不同的侧面反映时代的浪花，隐含着很多不为认知的信息。《文学遗产》常常会在来稿中，不经意地发现很多很价值的史料，会给学术研究带来意外的收获，也给我们读者带来惊异。
第三是对“史料”的评价。我们知道，就史料谈史料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学术研究如果没有史料支撑，就不能称为学术研究，很多所谓的研究成果，只能说是学术创作，它的基本特征就是脱离史料去探究史实。这里，我想重复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过的话。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达着的史料。”他从三个方面论述的史料的价值：（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退步。“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些话也可能有些过犹不及，但是在学术研究上强调史料的价值，永远不会过时。我甚至说过一句话：“谁绕开史料，学术界将来一定会绕开他。”
当然，史料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里牵涉到一个史料与史识的问题，胡厚宣先生对此有过很好的比喻。他说，如果说史料是建筑材料的话，史识就是建筑构图。没有材料，再好的图纸也盖不成房子。当然，没有图纸，再好的材料也只是材料。我的已故同事张晖曾编过一本介绍黄侃学术的《量守庐学记续编》。他后记里提出了一个很有学术意趣的话题：即学术研究是贵在发明，还是贵在发现？黄侃主张贵在发明。他对十三经注和疏都非常熟悉，常常会在寻常材料中发现不寻常的内容，提出独到的见解。在他眼中，王国维似乎更重在发现。今天，我们硬要区分发明、发现的孰是孰非，也许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学术既要贵在发明，更要贵在发现。王国维说“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但是这种发现绝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建立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得出来的。这一点，已经被学术史反复证明，几乎没有疑议。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出版，不仅仅是对近现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这套书出版，对于扭转当代浮华不实的学术风气，也具有重大的推进意义。
周绚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对于这套书，我这里有三个意思要表达： 一是刚才跃进兄和国忠兄也讲过，历史的私人记忆与公共媒体、政治这种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我们几年前策划过一套“人与岁月丛书”，是当代带有私人记述性质的书，这套书的定位，我特别强调，当我们关注正史关注时代时，正史记载往往留下的只是数字，比如张謇出使西域带走多少人回来多少人，但是落实到个人遭遇时，这些东西往往被正史所忽略。那么日记、笔记、个人杂著中保留的大量细节，可能会补充正史所忽视的时代现场感和感受；我们前几年还出过华东师大陈大康、刘永翔等先生整理的《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里面有一种是《侯歧曾日记》，清兵南下，侯家遭难的直接原因是藏匿了陈子龙，相关文学史对陈子龙的描述都很有诗意，激昂抗清，慷慨就义，但进入历史记忆与侯歧曾日记中的陈子龙形象是与我们正常的理解与想像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也利用各种史料比如地方督府对处理侯案的不同态度，以及对朝廷的奏报是怎样写的，侯氏如何反应等几重史料对比起来看，会发现很多东西。因此我相信，这套丛刊的出版，从学术角度看，会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二是学术界对于史料的评价与态度，整体上是重论文轻史料，这种倾向对于我们学术能力的侵蚀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这几年接到很多稿子，有些教授，理论著作一大堆，但一碰到文献就问题多多。很多研究结论，就如跃进兄刚才讲的，是创作的结果而非研究的结果。文献的整理需要耐下心，没有文献的基础整理，学术研究往前走是有问题的。我们这几年的近代文学研究为什么多停留在概念层次上深入不下去，原因就是对文献挖掘得不够。我们刚刚出版的陈大康教授的《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他做了十几年，大量排比挖掘大量原始材料，可以颠覆我们对近代小说史已有的许多结论。因此，从文献学角度看，这套丛刊的出版，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三，做为出版界的朋友，我想表达对凤凰出版社的敬意。我刚参加完一个会议，古籍办表示有的出版社东一榔头西一棒，无长远规划，什么意思呢，就是出版一定要有战略，要有一个长期的想法，可能会带来一些当下的困难，但坚持做下去，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凤凰出版社这几年在古籍整理方面做得很有成绩，不像有些出版社跟着小钱跑，放弃自己的优长，等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加大对古籍投入时，他再想回来，已经没人、没想法了，也没大家的认可度了。上古、中华、人民文学号称古籍出版界的三足鼎立，但高克勤说是两家半，因为我们人文社是半家，我们只有文学没有历史。上古、中华对宋以前古籍整理是强项，我们人文社这几年的规划则是要以明清诗文为核心，为什么呢，明清史料的空间大，再一个，有一个核心就有一个好处，你的编辑会长期在一个时段文献中训练，编辑的提高也很快，这样编辑也很快会成为很专业的人物，对书稿的质量对未来出版界的建设都有好处。因此这套丛刊如果坚持做下去，效果会非常好。
竺青：绚隆兄对古典学术研究、古籍出版的弊端讲得非常透彻。我倒觉得和其他几家出版社相比，人民文学过去的优势是古代戏曲小说，能否以此为中心去规划，我们会下讨论。再一个，大康兄的近代小说编年搞了十几年，过程我们都清楚，是否也开一个首发式，请学术界的朋友来研讨研讨？
刘玉才（北京大学教授）：这几年我也在做这方面文献整理的计划，有许多想法比较一致。张剑他们做得更早，走到了前面，而且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已经列出了五辑的书目。我个人看法，一是近现代史料的挖掘整理确有意义，特别是这些史料不便于使用，也不容易看到，我们有必要用自己的力量将其整理发布出来。现在我也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合作整理国家图书馆藏未刊稿本，开始想法比较简单，是想为我们不定期的刊物《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扩大一些稿源，后来陆续翻看了一些他们的藏品后，发现里面可挖掘的东西很多，考虑到国家图书馆的这些藏品对学者来讲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因此我与陈红彦主任联合申报了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图书馆藏未刊稿整理与研究”，计划是以日记、书札、金石题跋、杂著为主要内容，进行整理研究。凤凰出版社姜小青社长对此很感兴趣，也许将来可以和张剑兄他们的这套书形成一个系列，成为出版社的一个重要品牌。二是我看到张剑兄他们这套书里的整理者有日本国文学资料研究馆的陈捷先生，日本等国家藏有许多与中国近现代相关的稀见资料，相比国内这些资料反而容易得到，《丛刊》是否可考虑将之纳入进来，如中日学人交往的资料等。我与陈红彦主任主持的项目主要围绕晚近学术史，重点清理近代学人的日记、书札、题跋、著述等，因为未刊稿的范围很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力有不及。我看《丛刊》目前并未对之加以区分，将来是否可以考虑加强主题性，把相近的内容放在一起。三是我们两个项目之间有交叉，可以互相沟通交流，避免重复，如我看到《丛刊》里列有赵宗建的《旧山楼日记》，赵宗建的东西在国图收藏的较多，除了日记，还有书札。四是我们整理的这些文献材料，一般是稿钞本，字体的辨认是一大困难，在图书馆工作的人见得多了，可能好认一些，但对一般整理者来说就有相当难度。国图方面有一个设想，通过整理名人日记信札，做名人手札的手迹数据库，还可以有辨伪的功能，但困难很多。目前，《丛刊》在字体辨识方面，要多加注意，保证整理质量。
竺青：玉才兄讲到稿钞本的校勘整理，是古籍整理中的困难部分，也提醒《丛刊》在整理者的选择上，要费一番心思。
潘建国（北京大学教授）：今天我从一个读者和史料使用者的角度，谈几点感想。近现代史料浩如烟海，尽管之前大陆与台湾都曾出版了不少大型丛刊，但正像前面周绚隆先生所讲，较为偏重正经正史，而张剑等、徐雁平、彭国忠他们的这套丛刊，则偏向日记、信札等私人化、细节化、现场感较强的史料，可以弥补之前出版的不足。刘跃进先生也提到，学术研究的基础是史料。近代研究我个人稍有接触的是近代文学，这个领域尽管论著发表数量可观，但仍有很大空间可做。而新空间的开拓与新史料的发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必须做好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才可以延伸出新的学术问题，也可以对旧的学术问题产生大的推进。我看了一至五辑的目录，可说是琳琅满目，如果都能陆续出版，相信对近代文史研究会是一个大的推动。不说别的，高校的许多硕博士生就可以从中找到论文选题，或者有一个好的资料依托。因此,我希望这套丛刊不止于五辑，而是一直进行下去。
第二个感想，刘玉才兄提到稿钞本整理的不容易，我想使用过稿钞本资料的人都是身有同感的，学者并不是都精通书法，或者并不诸体皆通，古人日记、书札书写比较随意，多用草书或行草，辨认不易。张剑先生他们深知其中困难，但鉴于影印本不便利用，仍知难而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大图书馆曾影印过《缪荃孙日记》，但研究界对之利用不充分，这与当年未出整理本有关系。虽然整理稿抄本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会犯很多错，但其学术意义更大。从读者角度，最好前面是整理，后面是影印，不过这牵涉到出版成本问题，有些信札以及篇幅不大的日记，是否可以考虑这种办法。我特别钦佩张剑他们做整理本的学术设想，当然，如何提高释文的准确度，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个感想，我看了一至五辑的整理者，乃以青年学者居多，大型史料整理或大的学术项目，除提供最终的学术成果之外，其意义还在于培植一个学术团队。整理这些日记信札，第一次可能会犯不少错讹，但做第二次就会减少很多，特别是你还在做同一个人的未刊稿，你已经对他字体和书写习惯有一定了解，辨识准确率会大幅提高。通过这个大型史料丛刊的整理与出版，会培养出一批熟悉稿钞本文献、又能利用这些文献展开深入研究的学术团队，这是可以期待的。
这套书第一辑十种，我粗粗翻了一下，有些技术上的小建议，也一并提出：一是日记最好附人名索引，第一辑中除了张剑整理的一种，其他都没附，我建议最好都编制索引，将来丛刊出到一定规模，还可以编一个通检，这对提高这批史料的使用效率会有大帮助。第二个小建议，书前所附书影，多为黑白，是否可附少量保真度较高的彩色书影，以便鉴赏和利用。
总之，作为一个读者，非常感谢张剑他们的团队和凤凰出版社，合作推出这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史料丛刊，相信它一定会对近代文史研究产生积极而又显著的推动作用。
俞国林（中华书局古籍学术中心主任）：本来我们顾青总编也来，但集团临时召见；凤凰社的姜小青总编也没来，传说中的“三青”，今天只见到一青（竺青）。我这里说五点：第一，张剑兄他们这套书，从一开始做的时候，我就比较了解。他做《翁心存日记》前后两三年，完成后就说要编这么一套书；我当时忙于他务，这套书最终落在了凤凰出版社，我觉得也很合适。第二，张剑兄做《翁心存日记》整理时，我们沟通很多，体例的问题，包括刚才建国兄也说到的索引问题，还包括大小字的处理问题等，张剑兄都汲取了我们的建议。索引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同类的书很少有索引，尤其是人名索引，特别麻烦，上百万字的书，编索引往往要一两年，如果整理者不做，由编辑来做的话，出版社承担不起这个成本。现在中华书局的近代人物日记整理，都倾向做索引。第三，关于这套书的印制，我觉得不要十种统一都印一千五千册，有的可以多印点，比如《俞樾函札辑证》可能要的人会多一些。另外也可以单用一个书号，包装部分函套合订本。第四，中华书局对近代重要人物的文集、日记比较关注，我们可以和上古、凤凰等相互配合，共同丰富近代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希望张剑兄他们的丛刊能够在五辑后，再出六至十辑。第五，这套丛刊所列前五辑的书目中，所收人物有些活到六七十年代，如赵尊岳活到1965年、叶公绰活到1968年，这里不仅牵涉有著作权问题；收不收，可以再考虑。
张廷银（国家图书馆《文献》常务副主编）：前面几位学长的发言我深有同感，对史料于文史研究的价值感受愈来愈深切。我自己也做了一些工作，参与了一些日记、书信的整理，如潘建国兄刚才提到的《缪荃孙日记》，已经整理完，做为《缪荃孙全集》的一部分，将由倪培翔先生他们的凤凰出版社出版。同时还整理并由俞国林兄出版了《管庭芬日记》，现在正在进行《王伯祥日记》的整理工作。文献的整理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确实需要一个过程和磨炼。我认为文献研究一方面要坚持传统的版本、目录等题目，另一方面则要积极发掘史料，为文史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文献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史料学。因此，我们《文献》杂志对于日记、书信、题跋和诗文集的批点都较为关注，这是我们刊物的一个特点，也做为对学术界的一个贡献。对于《丛刊》，我有点小小的建议，即在整体注重日记和书信的基础上，是否可同时考虑注意对某些人或某些事件的系统发掘整理，这样能够对某人、某事件有一个完整了解，如《贺葆真日记》和王达敏先生要整理的《贺培新诗文集》就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国家图书馆藏有不少贺家的捐书，贺涛的诗文集的稿本在国图，还有贺培新的藏书目等等，如果能够将贺家资料综合整理出来，会增进对这个家族了解的整体感。
林存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室副主任）：非常荣幸也很高兴参加今天的盛会！张剑兄早就跟我谈及从事和出版《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一事，虽然我主要做清前期的政治文化与学术史研究，但当一周前拿到这套书，则非常感兴趣，大致浏览并仔细翻阅了几部与学术有关者，很受启益。这里简单谈三点感想：一是这套丛书的组织与整理，立意很好，而且很高，体现了贯通的精神，比如在处理近代上限上不拘泥于以1840年作为分界点，这样就观照到历史的连续性，从而以更广更高的视野展现了各种历史面向的演进脉络。二是在取舍上，非常注重日记、函札、文集等。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大家在研究中往往强调一个学人的专门著作，这固然重要，但其日记、函札等，却能更细更丰富地反映他们的思想、生活、交往面貌，通过这些文献，可以更好地收到知人论世、观世评人的功效。三是这个团队甘愿为学术做奉献的精神很值得赞扬。张剑兄说了三个不容易，其中谈到做这套书不容易。之所以不容易，一是在版本选择上，稿钞本十分难得；二是草书非常难识读，需要整理者具有扎实的功底和学养。张剑兄等务为其难，不仅体现出他们坚实的文献功力，而且为学界同仁利用文献提供了很大便利，实在令人钦佩。另外，有两点小建议：一是考虑到整理者们所付出的巨大心血，而稿费却偏低，如何解决这两者间的不平衡，提请出版社领导若条件许可看看能否适当提高一些。二是建议将这套书持续地出版下去，若能做成50辑、100辑的规模，其意义将更加突显、更有助于学术发展的推进；同时，若能更多地吸纳从事史学、哲学的学者参与这个项目，将文史哲有机结合起来，这套书的影响力和获益面就更大了。最后，刘书记也在，我觉得你们这套书是否可考虑纳入到文学所创新工程项目中去，以便将其打造成学术精品，创立一个新的学术品牌。
竺青：林先生提出了两个非常好的建议，一是建议搞近代史的学者进入这个整理队伍；二是建议提高整理者报酬，我也是身受其害者之一，长期被绚隆兄“残酷压榨”，你们出版社的两位老总都在这儿别装着没听见，回去要好好考虑增加稿费。要承认学者们的艰辛劳动，不比搞阐释学容易，甚至更费劲儿。
刘跃进：这还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评价体系问题，现在搞文献整理、古籍整理不被评价体系重视，最近这几年社科院好多了，在评奖时还设了古籍整理奖，但一般进不了一、二等，多是三等奖。现在也有媒体在，我们能否呼吁改变一点，一切都要从史料做起，连这个都不做，上来就三级跳搞阐释，能做好吗？这是观念的问题，还真不是钱的问题，钱只是一个末端，反映到出版界，反映到评价等级，包括职称的评价等，都不算成果或不算重要成果。
马忠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档案馆副馆长）：张剑、彭国忠、徐雁平几位先生主编推出这套书很不容易。我自己参与做过两部日记，一是合作整理《张荫桓日记》，二是协助许恪儒先生整理《许宝蘅日记》，在这个过程中，既备尝艰辛，也感受到愉悦。刚才刘跃进老师讲，古籍整理在学术评价中地位不公正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大家应当一起来呼吁，改变一下这种情况，让更多的学人能够投入到文献整理中去。
刘跃进：我插一句话，咱们可以写一篇文章，习总不是讲弘扬传统文化吗，我们就写一篇《弘扬传统文化先从读懂古籍开始》。
马忠文：因为兴趣的关系，这套丛刊中我只看了有关莫友芝、翁曾翰、邓华熙、贺葆真、俞樾的几本，我感觉到整理者对俞樾信札的疏证特别见功力，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显然有充分的学术积累，对读者非常有益。从整体上看，我有这样几个想法：
第一是如何理解“稀见”。一般说来，稀见史料似不宜收奏牍，拟出版的计划中收有一种奏牍，其实这种官文书，有些是幕僚写的，多是冠冕堂皇的话，不能反映作者内心的真实想法和情感，很少有私密性，可能谈不上稀有；第二是收不收刊本的问题。既然是稀见文献，一般有刊本的可以先不收，如郭曾炘的诗文集，收入侯官郭氏家集，比较常见，不妨以后有条件再整理，目前的稀见文献还是只收稿钞本（原稿，或者影印本）为宜，这也是“稀见”的明显特点。第三是篇幅和规模。稀有的东西，篇幅一般不会太大，所以大部头的诗文集似不宜收入，如赵尊岳、叶公绰、叶楚伧的文集，量比较大，大部分内容可能早就公开发表过，谈不上稀见稀有，此类文集可以单独一个系列出版，不一定要收入这套书中。我觉得“稀有”的特点反映在某种程度上，大约是能够带着“窥私”的心理去看的东西，如日记、书信等。所以，就像刚才几位老师说的，这套丛刊可能不止出五辑，那么，目前的定位一定要准确，与众不同，要反映出自己的特色才能立得住，才能受到读者青睐。我觉得可以把重点放在小人物上，放到地方精英之类的名流或者学人层面，搜罗一些不太受重视的非主流人物的日记、书信整理出版，这本身就很有意义。一些已经刊行的影印本资料中，就不乏这样的内容。如已刊的《近代史所藏清代稿抄本》就收入李盛铎、李滂父子的存札，诸如李盛铎晚年的政治交游，李滂出让乃翁藏书的细节等，都在存札中有反映；还有梁鼎芬的友朋书札、梁敦彦家书，反映了清末民初的社会生活与学术思想，都可以整理。现在影印本大套书，定价动辄上万、十几万，读者个人根本买不起，一般的小型图书馆也很难齐备，有志者恰恰可以根据这些影印本将其精华部分整理出来，嘉惠学林。第四，整理工作中的文史结合问题，刚才纯阳已经提到过。今天到会的诸位学者多是文学、文献专业的，大家对近代史料学的重视，真的很让我们这些历史学者感到钦佩，今后可以吸收史学工作者参与。
对于目录中拟议的整理项目，也可以提几点建议，比如整理张佩纶日记，要注意最近张氏后裔捐给上海图书馆的一批未刊资料，其中包括一些日记，数量可能不大，整理者最好能够利用。还有，依靠影印本也不是毫无问题。中华版《汪荣宝日记》整理者在核对北大图书馆所藏原稿时，发现影印本边框外有少许漏拍的内容，可见整理时能够找到原稿核对最好。
赵稀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台港室主任）：对于文献整理我是外行，今天来主要是友情支持张剑兄。文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主要从理论角度说几句。当代的史学观已经有一些共识，第一：历史就是文本，我们现在看待历史的方式和以前的差别非常大，我们以前觉得有一个客观的历史，在后现代的史学观里，历史就等于文本。福柯是悬置本体论的，他对于历史是否存在，或者说事物是否存在并不关心，他关心的问题是历史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存在，这个方式就是文本，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主要就是文本记载。由此引出第二点，即建构的历史观。面对这样一些文本，每一个不同立场的学者会有自己的组织叙述方式，同样的文本，历史叙述的方式是不一样。按照知识权力这样一种观念，我们容易看到的是一种主流史学观，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大叙事。只有当大量相反资料出现时，正史或教科书的叙事，才可能出现裂缝，以至瓦解。
张剑他们这套史料，是“稀见”史料。所谓“稀见”，乃是我们不常见的材料，它可能是对于构建正史我们习以为常的历史材料的颠覆，什么样的史料，就有什么样的历史观，这批史料的意义自然不同寻常。另外，这批史料侧重于个人日记等，是个人史，是生活史，这是当代史学的兴趣点。个性的历史，意义不在于我们在其中能够找到补充历史主流叙事的材料，相反，个人的历史恰恰可以让我们寻找不同的历史方式，看到鲜活的东西。最后，丛书中有些书不完全“稀见”，不过是对于手抄本、影印本的整理校勘，这种做法意义也很大。用简体横排标点，让普通读者也可以看懂，这样就大大扩展了社会阅读面。
王达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近代室主任）：我讲三点感受。
第一，我非常佩服丛刊主编不凡的学术眼光。他们作为文学研究者，把史料对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并做了切实的工作。在座的刘跃进老师一直非常强调史料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但总体来说，文学研究领域对史料的重视还很不够。最近三位历史学家在讨论国史研究何去何从时，非常强调抢救、发掘、整理、编辑、出版史料和以此为基础研究具体问题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若无这些积累，就无法对宏观的、整体的历史作出描述。其中一位史家在提到文学研究者时说：“一些从文学领域转到史学领域的，最敢写史。”而这些著作由于缺乏对史料的尊重和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因而是不能看的。张剑他们把重视史料的意识和行为推到文学研究领域，意义重大。他们尤其重视日记、书信的史料价值，我特别同意。就对精英的研究而言，余英时分别利用胡适和顾颉刚的日记，发表了经典性成果，别开生面。就对大众的日常生活研究而言，一些普通作者的日记所提供的史料尤其珍贵。欧美的新文化史家，特别重视通过档案，呈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日记和书信，也可视为档案的组成部分。对日记、书信史料的利用，有助于改变目前文学研究中所谓以文本为主的研究之不足。
第二，我对这群年轻的文献整理者表示敬意。老师们都提到了一点，稿本整理、辨认很不容易。我整理过张裕钊的手稿，简直被整死了。刚才有位老师说，从整理文学中得到了乐趣。我整了几年，经历更多的是痛苦。首先资料搜集就极难，要遇到很多障碍；其次就是好多草字、篆刻难以辨认。严复说他搞翻译时，“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有些时候，我也是一字之辨，旬月踟躇。一次我将不认识的字集中起来去请教我的太老师吴小如先生，一请教就是三个小时，把吴先生都累病了。我们这代人和下一代人多无草书和篆书功力，工作起来是何等艰难。但这么多青年学者，知难而进，肯花时间做这么不容易的工作，能不叫人佩服？他们的整理水平也值得尊重。第一辑中，有几本著作做了索引，有几位整理者写的前言很精彩，《俞樾函札辑证》做了注释，这些工作很值得称道。
第三，我从读者角度郑重表达自己对主编和整理者的感激。《莫友芝日记》对于我编纂张裕钊年谱、冯志沂年谱和研究曾国藩帮助很大。《贺葆真日记》我曾读过影印本，这是研究北方桐城派的宝库。雁平的整理本清晰、明快，规模也小，比起影印本来，我更愿意使用。可惜没有索引，用起来不大方便。
郑永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信息室主任）：我也谈三点。第一点是文献学、史料学上的意义，各位老师谈得已经很多，我就不多说了。我本人不是做这一段的，为什么也乐意帮张剑、雁平、国忠他们敲敲边鼓呢，因为我觉得清代是一个学术集大成的时代，不管你做汉学还是宋学，你做先唐，还是唐宋元明，都应以清人或近人的东西做为起点之一，做前面的也应该看看清人的研究如何，在此基础上再往前推进。这套书不仅对近现代研究有意义，对研究之前的文学和历史也有意义。
第二点是大约2010年前后，在美国，在西方，有一门交叉学科，叫文化组学，他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文化学与基因学组合而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它特别重视文本的作用，注重采用新技术手段去挖掘和利用数据，像探讨基因一样，看看能给我们提供多少信息。我们这套丛书提倡做索引，将来出版的规模如果很大，利用新技术手段将这些索引做一些处理分析，有可能发现我们想不到的信息，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第三点我作为一个作者来谈一点感受，我在第二辑中承担了一种张金吾的《爱日精庐文集》，通过点校这本小册子，我就想到平时我们怎样弘扬传统文化，这些清代后期、近代的藏书家，他们离我们很近，我在点校张金吾文集的过程，真切感受到张家几代人做为藏书家前赴后继的精神，夫妻之间、朋友之间的互相支持，把所有的时间和家产都用到这方面，这种精神令我非常感动，我就想，从文化传承精神这种角度，这套书也是有意义的。我们弘扬传统，不仅要从政治上，而且要从细节上，其实在很多细节上，古人做得令我们很感动，很受教育。我觉得张剑、雁平、国忠他们这套书做得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我也愿意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
竺青：永晓兄的发言其中一点，我是特别同意的是，就是古人文化精神的传承问题，通过这套书通过日记等等都能看得见。
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这套书给我很多教益，这两天我也认真地在看，有两点感受。第一点是这套书的学术价值值得关注。刚才各位老师都谈得很充分。有一个细节对我触动很大。我看《贺葆真日记》，对于我做唐宋古文研究很有启发。贺葆真记述他的父亲贺涛每天教授古文的内容，今天教了什么，第二天又教了什么，过了一个礼拜又教了什么。这个教授古文的顺序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比如，他先讲一篇欧阳修的，再讲一篇韩愈的，然后又讲一篇曾国藩的，这个顺序我读起来非常陌生，我很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显然这个顺序有他授课的深意在里面，体现了贺涛对古文脉络的理解。如果不看日记的话，这个内容是根本不可能体会得到的。他可能会列一个书单，把他认为重要的作品列出来，但是这些作品用一个什么样的次第，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来讲，只有看日记才能明白。可见这部日记对于理解古文之学是何等重要。当然这套书的学术价值，绝不限于这个小小的角度了。
第二点，也是最触动我的，我觉得这套书作为文献整理来讲，是在走精品路线。我们现在的古籍整理，是在一个大量的电子化的时代在进行。电子化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可是也有很多问题，有那么多电子化的文献在那里，很多整理显得很泛滥，只是简单地把这些材料收集过来，或者说罗列在那里，堆砌在那里，按一个简单的主题，把他们海量地堆放在那里，这也是一个很不好的趋势。我觉得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他们这套书，是在电子化时代，还时时注意到精品化，就是说要体现一种研究的深度，学养的学度和对文献理解的深度。他们做的很多工作是电子化无法取代的，是人才能做的，必须建立在学养、学识，还有非常真诚的努力之上。我拿到这套书，首先注意到《俞樾函札辑证》，整理者张燕婴对俞樾书信的收集，特别尊重手札，刻本中有的，也以手札为本。另外作者对书信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编年，看上去字数不多，但为了给这些作品编年，整理者要关注与作品相关的很多资料，比如说与俞樾交游的人物，其文章中提到的许多信息，都要注意到。另外整理者显然对俞樾有很深的了解，比如俞樾一封信里提到了《金刚经》，他用《金刚经》来说文章的写法，整理者就注意到，以往有人就评价俞樾经常把儒家经典与《金刚经》合起来讲。她说这个特点我们就可以参看这封书信。要做这些工作的话，得有多少工夫在后面。另外，如《贺葆真日记》，整理者徐雁平的前言，也体现出他对晚清桐城派方方面面、周周边边相关人物，还有他们的著述的了解，特别是其中有一节，他说贺葆真与姚永概，他们日记中互相提到对方的情况，互记不均等。这背后的工夫也很细致。另外像《白雨斋诗话》，背后是二十多年的工夫，整理者彭玉平1989年就注意到了陈廷焯的《骚坛精选录》，经过二十多年，把他的思考，最后以这样的一个体例呈现出来。他不仅把《骚坛精选录》中的批语给辑录出来，而且把陈廷焯其他的有关著述中与诗相关的论述，也挑出来，根据他对陈廷焯整体的理解，进行编排，然后汇录，最后还写出了一个很有深度的前言。这个前言非常长，很有深度。还有张剑的《莫友芝日记》，也是在长期研究基础上进行的。这套书确实体现了文献整理的精品路线，都是行家里手在做这个事情。还有与之相关的问题是，我们不能用古代文献整理的方法特点去看待近代文献，因为古代文献整理有一个复杂的版本系统，而近现代稀见史料本身的版本系统并不复杂，工夫要大量用到文献周边相关的文本，像《俞樾函札辑证》。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套书为近代文献精品整理树立了一个榜样。希望能够一直保持下去，保持精品化的路线。
王秀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评论》副主任）：十几年前，我也曾做过近代文献整理，但最终半途而废。在哈师大图书馆里发现了郑孝胥的海藏楼诗2卷，后又发现另2卷，我用了约三年时间，把它整理出来，那个时代是手写的，写了厚厚一撂。后来又做了郑孝胥传和郑孝胥年谱，放置了几年，耽误了出版，结果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海藏楼诗集》出版了。郑孝胥日记里的一些诗这个诗集里没有收，很多诗可以在日记里一一找到对应。郑孝胥的经历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其日记和诗集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张剑他们这套丛书出版后，近代文献的呈现，已经由点及面，渐成规模，确实能够嘉惠学林，功德无量。整理文献很枯燥，难度很大，尤其是近代的一些人物，他们偏爱写生僻字、异体字，又多草书，加大了整理的难度，但张剑他们的团队给了我们信心，他们用整理出土文献的态度和精神来整理近代文献，让我们充满期待。
李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科研处处长）：各位专家好，今天我是作为丛书的整理者之一来谈一点儿自己的感受的。非常荣幸加入了张剑兄他们这个近现代稀见史料的整理团队，整理稿本的工作我以前做的不多，辨识字体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这一次也是我自己成长的一个经历，也因此给张剑兄添了不少麻烦，在这里也向张剑兄表示感谢！
　 在整理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工作虽然辛苦，却也趣味横生。所谓趣味，更多的是源于一种感动。我整理的这套《联语粹编》，看似是一本才十几万字的小册子，却是编撰者倪星垣的心灵倾注，一生心血凝结于此。倪氏好挽词，他记录的不仅有民国名人，更多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短小精悍，臧否人物，感慨人生，都蕴涵其内，对于了解时人对政治、对生活的态度不啻是个独特视角。和平年代出版一本书似乎是件很容易的事，但倪氏生活的年代却没有这样简单，他的书稿两次在兵荒马乱中或丢失或被毁，但都没有打消他要编成这样一本集子的念头。而此书的影印出版更是历尽磨难，倪氏临终前托付给他的弟子，弟子也穷困潦倒而无法付梓，再次转托给朋友，半个世纪之后才得以问世。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让倪氏有如此持久的信念，正如他在《自叙》中所言：“余之喜楹联，嗜挽词，自幼至老，仆而复起，未尝厌倦者，皆由于性之所好，用志不忘云尔。”今天，我也想借作者的“性之所好”，“用志不忘”来给张剑兄他们编辑这套丛书的艰辛做个注释。
王忠良（翁同龢纪念馆馆长）：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当我知道张剑兄他们有这个活动，我也积极要求参加这个会议。因为第一，这套丛书中有一部《翁曾翰日记》与我们纪念馆有关，另有几种也与我们常熟有关，与翁同龢研究有关；第二要感谢张剑兄对翁心存研究的推进，2004年我们举办过翁同龢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以后该怎么展开，是否已经终结，如何开始，张剑他们的研究表示翁同龢及其相关研究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91年翁同龢纪念馆建立以来，已经20多年了，我感觉到纪念馆的定位以前较偏，只是限于历史研究和接待参观，我觉得是不够的，经过努力，现在纪念馆有了一个大的发展，我这里做一个广告，今年我们纪念馆办了一个松禅书院，以书院的形式提供一种服务，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同龢讲堂，以学术沙龙的方式举办活动，通过这种形式，希望在座的专家学者，可以借助松禅书院这个平台，加强项目的合作，包括发布会、学术会，只要是文化活动、学术活动，我们纪念馆都全力支持，我们也借此机会把翁同龢纪念馆这个品牌做大。
樊昕（凤凰出版社编辑）：这套书大约是三年前张剑兄与我，还有雁平老师在南京一家饭店吃饭时提到的，当时我很感兴趣，回去汇报给领导，领导也很支持，我们就初步把这个项目确定下来。张剑兄他们的工作非常有成效，大约一年时间就把第一辑所有稿子交到了出版社，我们就分配给各位编辑去做，我个人主要做两种，一是《俞樾函札辑证》，一是杨早的《扶桑十旬记》，另外一种《清代两代金石书画史》我是从二校样开始接手的。从编稿情况和内容看，这套书确如刚才各位专家所讲，涉及到了晚清人物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我想到了一个宣传语：“晚清士大夫的家国记忆与生活图景”，我不知道这样的概括是否准确，但大概有这两个方面的意思，我编《俞樾函札辑证》时，就看到俞樾在其公开著述之外看不到的东西，丰富了我们对他更为细节上的认识。现在第一辑已经出版，第二辑我们回去后雁平老师即能交稿，明年这个时候可以出版，那个时候，彭国忠老师的第三辑也能交稿，这样连续滚动，五辑做完，这套书一定能初见规模和成效，我们也希望能够做成一个长线品牌，十辑，二十辑，三十辑这样一直做下去，共同推进这一事业。
竺青：以上共有二十位专家学者和出版社同行就这套丛书的选目、编辑、整理、出版、发行各个环节做了很好的建议和评价，张剑兄跟我是同事，这些年他从家族文学研究到近现代史料的研究与整理，尤其是日记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做出了明显的成绩，我个人十分钦佩。最后我想引用他们这套丛刊总序中的几句话，既做为我个人的意见，我想也可以做为我们今天这个发布会、对这套丛书整体的认知：
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最后，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对这次发布会的参加和支持。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张剑、徐雁平、彭国忠主编，凤凰出版社，2014年3月版。收录：《莫友芝日记》、《汪荣宝日记》、《翁曾翰日记》、《邓华熙日记》、《贺葆真日记》、《徐兆玮杂著七种》、《白雨斋诗话》、《俞樾函札辑证》、《清代两代金石书画史》、《扶桑十旬记（外三种）》
刘跃进研究员
倪培翔副社长
周绚隆副总编
彭国忠教授
张廷银常务副主编
俞国林主任
刘玉才主任
潘建国教授
林存阳研究员
马忠文副研究员
王忠良馆长
王达敏研究员
郑永晓研究员
刘宁研究员
王秀臣副主任
刘京臣博士
记者陈国华先生
记者王勉女士
记者杜羽先生
记者孙妙凝女士
林日波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