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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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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陈奎德：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本文所探讨的文革中萌芽的自由主义，与人们常说的文革中出现的异端思想，二者的概念应当有所厘清和区隔。文革中的异端思想，宋永毅与孙大进已有专书研究，同时也有其他研究者的一些文章对此作了论列，这里不再赘述。
　　笔者想强调指出，当年在中国大陆，即使是异端思想，绝大多数也属于一般政治光谱的左半部分，即，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它们多数应被归类于左翼思想的范畴。这一点应当不难理解，思想的出现有其精神土壤，它与其时代的精神氛围相关，具体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它与当年官方马列毛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有关，也与那个时代全球性的社会主义思潮泛滥有关。有鉴于此，中国的思想者很难从非左翼的思想库中攫取思想养料。在这方面，当时中国人赖以思索的精神资源是极为单一和贫乏的。
　　有鉴于此，应客观看到，即使是当年中国的那些勇敢的异端思想，如湖南的&省无联&思潮（代表作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武汉&北、决、扬&、北农大附中伊林?涤西的思想、五一六思潮、清华四一四、北京中学的四三派人物，大学中的&极左派&，上海反对张春桥和周恩来的红革会和支联站，山东鲁大主义兵派中的&十月革命小组&等等，基本上都没有逸出左翼思想的范畴，大多不属于自由主义的范畴。
　　即在当时的中国，自由主义固然是异端，但多数异端却并非自由主义。
　　自由萌动
　　本文要强调的是，即便在上述极为艰难贫困的精神环境中，自由主义的幼苗仍然在文革中的大陆萌动了。这是一桩精神的奇迹，也是自由主义赋有超绝顽强生命力的见证。
　　文革中自由主义萌动这一精神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连接毛氏中国与后毛时代之间的鸿沟的精神枢纽。它是催化中国近二十多年来的变迁以及即将降临的更大变迁的精神动力。它是跨越1976年四五事件到1989年六 四事件到九十年代自由派新左派之争直到21世纪中国转型的隐形桥梁。它是中国纳入世界主流文明的精神轨道。
　　探索中国文革期间萌芽状态的自由主义，受限于两个基本困难，一是此类思想深埋于地下，未曾公开化，原始资料严重匮乏；二是在当时的资讯以及精神条件下，浮出水面的此类思想往往隐藏在官方话语之中，殊难剥离、梳理与整合，大多是只鳞片爪，漫无系统。但是，即便如此，有心人倘若仔细抽丝剥茧，寻绎踪迹，仍然可以看到一条时隐时现的自由 思想潜行的脉络。
　　文革里萌芽的自由主义，渊源于自由主义与基本人性的契合，渊源于对中国当年物质与精神恶劣状况的反应，渊源于外部思想的闪电击中精神荒原产生的激荡。具体而言，是由于两大基本因素的刺激，一是自发的因素，二是来自历史的精神传承和域外零星思想的传入激发。
　　自发的因素，植根于对苦难现状的怀疑和否定，植根于在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下的个人利益的直觉，植根于在普遍恐惧下的换位思考，导出妥协的需求和权利的觉醒。简言之，源于人性本能的反弹。
　　历史的精神传承和域外零星思想的传入，则因为以外来思想资源对照现实，引发了深度的心智共鸣，扩展为广泛的理性思考，从而得出了自由主义或近似自由主义的思想成果。
　　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全面讨论文革中自由主义萌动的全貌，只拟从如下几个关键性的脉络和人物切入，描绘并阐述其概貌。
　　1）对等级制和血统论的反弹：人的尊严与众生平等&&&个人&的发现&&人道主义、人性论的破土而出&&人权理念&&遇罗克《出身论》[1]的核心。
　　2）对失败的公有经济的反弹：触目惊心的懒人社会和赤贫状况&&从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2]&&顾准的思考&&杨小凯等（关于产权）的思考。
　　3）对秩序失范、对国家恐怖主义的反弹：从革命民主主义到法治主义&&法治观念的萌动&&李一哲大字报[3]。
　　4）对政治迫害泛化的反弹：人人自危&&囚徒困境&&权利法案（含产权问题）&&宪政思想&&普遍宽容&&从杨曦光到杨小凯的心路历程[4]。
　　一、《出身论》：文革中国的人权论
　　众所周知的遇罗克《出身论》，虽然使用了一些当时流行的语言，但他与当时那些洋洋大观的&理论体系&都不相同，它们之间在根本上毫无关系，他的思考带有根本的性质，即：人道的性质，人权的性质，平等的性质，自由的性质。他思考的出发点与当时时髦的思想根本上不在一条轨迹上。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拨开其 文章表面的文辞，拨开他自称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出身论》就是当年中国的人权论，就是赤色烈焰遍地炙烤的中国大地底下喷薄而出的清凉自然的自由主义言说。因此，虽然缺乏严谨的自由主义的学术语言包装，但遇罗克，在思想上是当之无愧的应归属于1957年以及1949年之前的中国自由主 义脉络之中，他是他们的毫不逊色的精神传人。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流行的两幅对联，被称为&血统论&。
　　在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三十年间，共产党实行着一种堂而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级贱民制度&&成分论：国家政权以阶级出身对国民进行等级式划类。&出身&，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人们心上，阴霾、流血永无止期。中国人，无论长幼，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分 成了三、六、九等。而那些先天的&贱民&，从识字开始，就对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有一种天生的抗拒与恐惧。在一生中，他们遭遇了无数障碍：参军、招工、&提干&、求偶、进大学&&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在众人面前，他们总是保守沈默，不愿谈说自己的亲人，甚至回避 自己。渗透一切的国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强力灌输下的日常生活，学校、单位，街坊&点点滴滴，早已教会了他们认明自己的身份：即，异类，卑贱者，准专政对象的下等身份。等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就又多出了一个称谓：&狗崽子&。他们的一生无所期待：没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没有爱与被爱的权利，没有写作发表的权 利，没有发展自己兴趣和施展自己才能的权利，&&只有绝望，只有看不到头的黑暗的隧道，漫长无尽。正义、平等、自由、良知、爱情，事业，幸福，对他们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一划分及其造成的社会氛围，从50年代至60年代逐步强化，至文化大革命初期达到顶点。从半遮半掩的档案 内部划类，走向赤裸裸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麻五类&等公开的侮辱性分类。这种出身歧视导致的最极端后果，则是发生在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的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甚至吃人。
　　在这种恐怖和高压的氛围下，遇罗克的长篇文章《出身论》破门而出，笔锋犀利，逻辑谨严，情感充沛，严正抗议并激烈批判出身歧视，激起了广泛的反响。激发出了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贱民&们的权利意识。
　　遇罗克在《出身论》中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虽然在其文章中，他所使用的术语还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和马克思主义痕迹，但其文的核心宗 旨，清晰明确，是呼唤平等与尊严，是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笼罩一切的极权国家，统治者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的。阶级路线、阶级斗争是他们窃取政权的理论基地，也是他们在统治权术上&一抓就灵&的通灵宝玉，万万动摇不得的。由于这个根本原因，&血统论 &虽然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但那只是层权力搏斗中的权宜之计。有鉴于此，人们注意到，到后来，&血统论&的始作俑者，一律无事，全部豁免。但《出身论》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了，文章很快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大毒草&，而作者遇罗克也终于因此而以身殉道。
　　在对待《出身论》的根本立场上，当时中共内部激烈权斗的两派&&文革派与反文革派&&实际上并无二致。
　　遇罗克最主要的思想贡献，就是在铁桶一般的封闭中国大陆内部，开启了当年的异端思想&&人权意识，这是自由主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当大批的黑五类及其子女，仅仅因为出身而死于无妄之灾时，当遇罗克自己也饮弹死去时，《出身论》的出现和传播，在中国历史上践踏人权最黑暗的年代，竖立起了中国人权意识的 里程碑。
　　二、顾准：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观念之兴
　　经济学家和思想史学者顾准的思想 贡献，首先是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神圣不可侵犯的条笼罩一切的时代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实施市场经济，今天看来，也许是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在四十年前的毛泽东中国，在毁弃私有制的信条笼罩一切的氛围下，却是石破天惊之言。此外，他也是第一个在中国提出市场经济必须要有上层建筑法律体系相配套的人。他在研究葡萄 牙、西班牙现代化起步早于英美，却被英美远远抛后的历史教训时，已经内含现在人们常论及的&要好市场经济，不要坏市场经济&这一重要主张。换言之，对顾准而言，首先是一个市场经济有与无的问题，其次还有一个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的问题。他的思想之触角，不仅涉及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私有产权的问题， 同时也模糊的意识到了英美的普通法体系与欧洲大陆法律体系、拉丁语系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的不同作用。
　　作为思想者，在文革的艰困条件 下，顾准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过自己独立思考而获致的见解。这些见地，在今天也许并不那么惊世骇俗，也许其中还有其不确切不规范之处，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封闭的中国，可谓石破天惊，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诸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希腊罗马那样，发展出来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共和制 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中国共 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取得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赢得真正的进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长期困扰中国知识份子的问题。顾准抓住了它们，陷入长期的孤独的思考，并对它们一一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顾准暗夜中的独立探索，其思想特质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以致不能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所理解。他是一位孤寂的先行者。然而，不容否认，他的思路，却为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开掘了思想的先河。
　　三、李一哲大字报：法治主义的滥觞
　　&李一哲大字&是文革中第一农业篇对民主与法制的探讨，在实质上，它主要涉及了自由主义关于法治的一些基本思想。这一思想成果，是在批判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后获得的。
　　李一哲大字报是批极左的，虽然其术语还带有中共话语系统的特点，但其核心，是从西方民主法治观念出发的。李一哲大字报是文革后期对纷纷乱世、对运动无休无止、对人人自危的社会状况的厌倦情绪的反映，在当时颇得人心，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它为结束文革作了思想准备，也开启了随后的&四五运动&、&民主墙运 动&的先声。
　　七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关键的转折时期。经历了六十年代后期的政治社会动乱和经济萧条，特别是一九七一年震惊全国的林彪事件，许多当初文革的热情参与者对现行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和独立的民主思潮实在是自那一时期产生。七九到八一年的民主墙运 动不过是七十年代的运动从地下走向公开的结果。
　　下层人民政治反抗与上层领导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是个非常微妙但又非常重要的问题。个中 妙处，存乎一心，局外人极难体会。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共产党高层有意于改革或比较温和的一派经常将下层人民的不满情绪作为自己的政治筹码，而下层运动的活跃分子在经历过文革之后总能通过某种方式与上层之间建立 一定的联系，同时也不断地利用上层之间的矛盾来争取更多的活动空间。&李一哲事件&是个典型的例子。王希哲描述了当时主政广东的赵紫阳如何采取了迂回的方式，以开展大规模批判李一哲的方式，使大字报广为流传，使作者们获得意料之外的影响力。直至今日，这种上下层间的微妙关系，仍然在中 国的民主运动的策略及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大规模的政治迫害的愤怒以及对当时社会分配不公平的不满，成为了七十年 代民主和抗议的基础。这也是将&李一哲集团&结合在一起的因素。在七九年获得平反之后，随着共产党上层路线的变化、改革的开展，&李一哲集团&便也出现了无法挽回的分裂，大字报的三位作者也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途。
　　然而，李一哲大字报所激起的思想波澜，它对中国法治主义崛起的贡献，将长久留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成为该世纪中国人的精神遗产之一。
　　四、从杨曦光到杨小凯：从革命民主主义到自由主义
　　1968年，杨小凯的《中国向何处去》，横空出世，风行全国，震动京华。不胫而走的异类文章，使他遭受了十年的牢狱之灾。《中国向何处去》带有南斯拉夫 理论家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级》的思想烙印，也混杂有马克思早期思想以及马关于巴黎公社的原则等因素。是文革中革命民主主义的代表作。
　　但是，随着他对文革反思的深入以及其他思想资源的影响，随着杨曦光更名为杨小凯后，他后来写道：&我在文革时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选举官员、取消常备军、取消高薪等等。而实现这种民主的手段却是激进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国的新特权阶级，砸 烂旧的国家机器。&&然而他经过长期苦思力索，成年后，他已认识到&革命民主主义与现代民主政治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东西&了。他的思想基地已然转换到自由主义了。如果粗略地说，当年他关注的价值核心是社会平等和大众民主的话，那么，后来他的价值重心则变成个人自由，变成权力平衡了，换言之，如何实现 宪政成为他政治思考的中心。这一转折与他对西方政治史、中国历史以及对文革的长期思考有关，同时，也与他对经济学的研究有关。
　　作为一个文革的亲历者，他认为文革把&人民&的土匪本性一面暴露无疑，因此中国社会才在文革后期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反革命情绪&。
　　文革中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各种派别&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的崛起和衰落，恐怖气氛蔓延全国，人人不能自保，任何人都无法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最后就连写进党章宪法的毛的接班人天天被祝祷&身体永远健康&的林彪也死于非命。这使绝大多数人醒悟到：反对对他人施加政治迫害，同时也是对自己人身安全 的保障。于是，对制度性的人身权利保障成为健在的强有力的社会心理。这二者，只有宪政制度，只有法治，才可能办到。在这方面，杨小凯领悟很早，他是倡导中国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他赞扬英国的光荣革命，强调权力分立与制衡，提出设立人身保护法案，取消反革命罪，禁止任何政治迫害，修改宪法，实现政教分 离；他十分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指出后发国家不应该只学先发国家的技术，也应该学习制度。杨小凯提倡宪政的两大理由是，第一，为了经济改革，为了好的资本主义、避免坏的资本主义。第二是，专制制度是建立在不断的政治迫害之上的，唯有实行宪政才能结束政治迫害。
　　杨小凯在以后谈到政治秩序 的重要性时，已经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口吻了：&从中国孔子的学说到当代政治学都指出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比生产力发展的确更重要。英国的发达是因为自光荣革命建立代议制、两党制，内阁制后三百多年没有政治动乱，美国的发达也是因为她有民主制度保证其二百年长治久安。中国不要有二百年不断政治动荡而中断，不要任 何政治家去强调经济为中心，经济一定会世界第一的。但政治不动荡非有结社自由，政党自由，自由选举这一套民主制度不可。从这里而言，唯生产力论是极端错误的。而建立一个公正和禁止任何政治迫害的法治和民主的社会才是长治久安和经济发达的根本大计。&
　　他后来指出：&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 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是一种政治学中所说的革命，它的特点是，原有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原有的政府和共产党瘫痪，社会处于半无政府状态。政治是在军队，各派政治派别之间玩出来。由于共 产党的政治控制已处于半瘫痪状态（除了军队以外），自由结社自然会发展出自由的意识形态。
　　这就是一九六八年初一种被称为&新思潮&的 非官方意识形态发展的背景。这种新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北京中学的四三派人物，大学中的&极左派&，上海反对张春桥和周恩来的红革会和支联站的人物，武汉三钢派中的北斗星学社，山东鲁大主义兵派中的&十月革命小组&，湖南省无联等等。这些新思潮的代表人物虽还没完全摆脱中共意识形态垄断权的阴影，但他们宣称中 国的政体不民主，形成了特权阶层。山东十月革命小组一位人物指出&炮打司令部&应该形成一种制度，群众组织应该容许反对司令部，不论其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这种新思潮的发展说明，只要结社自由成了事实，思想和言论自由就不可扼止。如果不是中共一九六八年用残酷的暴力把造反派镇压下去，自由的思想就 会从自由的结社发展出来。我认为结社和政党自由比言论自由重要得多。一旦结社自由，就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有了一个独立于共产党而共 产党又吃不下的政治组织，共 产党的专制政治就不可能存在了。&
　　五、突破时空的精神交流
　　1966年以前，中共当局出版了大约1，041本专供高干阅读的图书。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分为两类：一类是灰皮书，大都属于政治、法律和文化的范畴，主要是西方作者或苏联东欧各国的&修正主义者&所写；另一类是黄皮书，主要是文学读物。由于这两类书有特定的封面颜色，因此人们简单地称之为&灰皮书 &和&黄皮书&。
　　在&文革&的动乱岁月里，大量这样的图书散落到普通人手里，它们很快就在学生中间成了&抢手货&，这些书籍给地下读书运动的兴旺增添了素材。
　　下面列出的书是一份十分独特的书目，不仅中国现在的大学生未必知道其中的书名，当时西方国家的知识份子也未必全都读过，但&文革&时期中国地下读书运动的活跃成员们却十分熟悉它们。
　　&灰皮书&中有10到20本在地下读书活动中特别受欢迎。其中包括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特加?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与未来》，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分析》，弗里德 利希?A?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亚当?沙夫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马迪厄的《法国大革命史》，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拉扎尔?皮斯特腊的《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等。&黄皮书&中最流行的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年回忆 录》和《解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让?保罗?萨特的《厌恶及其他》，阿尔贝?加缪的《局外人》，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萨谬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等。
　　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书目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些书的大多数作者，如托洛茨基、吉拉斯、赫鲁晓夫、爱伦坡、西蒙诺夫、萨特和索尔仁尼琴，实际上都是曾被共产主义运动称为&革命的叛徒&或&修正主义者 &的人。他们曾经是激进的革命派，觉醒之后又开始反对革命。这种转变，在二十世纪思想史上，是一桩相当普遍的现象。
　　作为自由主义的精神源头，上述精神养料中，以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影响最深，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传布最广。它们促成了中国当年的少数先知先觉者对共产极权制度的深度批判以及对现代民主宪政的基本认同。
　　笔者作为一个中国人，记得自己在中国大陆看到《通向奴役的道路》的中文版时是1969年，其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走向&复辟&的阶段。当时的一批& 内部发行&的所谓&灰皮书&、&白皮书&和&黄皮书&在极小的圈子内流传，当然要靠极高的直觉极大的精力极广的联系网路才能搜寻到此类书籍。一获此书，笔 者竟然废寝忘食，反复研读，浮想联翩；对照当时中国之社会状况，惊叹作者预见力之惊人；同时在猜测中国共产党高层何人有此眼力和胆魄，竟然敢于在六十年代批准（在内部）出版此书？
　　这些书籍的传布，像野火蔓延，影响了整整一代敏感、痛苦、 寻找出路的年轻人。这些影响对于激发或强化中国这一两代人的自由主义萌芽，有着不容低估的催化作用。这些人在1977年之后恢复高考制度后，相当一部分进 入大学深造。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变迁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思想、学术和社会政商界的中坚力量，成为中国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主要推动力。
　　因此，在文革&瓦釜雷鸣&的时代，自由主义的声音，虽然若隐若现，纤细微弱，不成交响篇章，不为时流看重，然而，从后来的演变看，说它是历史的先声，是未来中国的精神种子，是绝不夸张的。
　　注释：
　　[1]遇罗克：《出身论》，载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
　　[2]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亦凡书库，1992年出版；
　　[3]&李一哲大字报&：指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在广州街头出现的署名李一哲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李一哲是三位作者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的合名；
　　[4]杨小凯：《中国宪政的发展》，是杨小凯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举办的中国宪政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参考文献：
　　1.宋永毅、孙大进：《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
　　2.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
　　3.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美国，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出版，1997年；
　　4.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
　　5.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 责任编辑：徐书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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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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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4页
我们做事要“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是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说的。我们的革命就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工作，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
――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1～182页
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
――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7页
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4页
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7页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3页
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负有领导全国人民将中国带向前进的责任。正如大家所了解，中国社会将经过新民主主义建设走向社会主义，这必须在工人阶级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实现，其他民主阶级是无法实现这个领导的。
――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第496页
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周恩来《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
长期的革命斗争证明，中国共产党指出的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道路。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37页
我国近代历史中，人们曾经长期争论过的一个根本问题――中国的出路是什么，是资本主义呢，还是社会主义？对于这一个问题，五年以来我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已经作了生动的解答。五年以来的生活充分证明，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我国应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41～142页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力量，在于它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善于把全国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并且把这种智慧表现为统一的意志和有纪律的行动。不但在过去，而且在今后，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能够有效地处理国内和国际的复杂事务，都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党的领导。这是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根据实际生活所共同承认的。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64页
共产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最革命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当它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时候，它要利用一切可能，组织和领导广大人民，为准备和进行革命、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当它取得了国家政权以后，它要组织和领导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继续同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一直到共产主义世界的实现。这些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雄心壮志。它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人民的事业，经历各种曲折，绕过各种暗礁，用不屈不挠的斗争来实现这种雄心壮志。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的革命政党。中国人民不论在革命年代或者建设年代，都对我们党表示最大的信赖。人们清楚地看到，只有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有可能从贫穷变成富强，从落后变成先进，才有可能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95页
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邓小平《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56年6月、12月），《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48页
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看来，普遍真理有这样一条，就是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能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呢？不能。如果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不实现社会主义，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就不要存在了。
――邓小平《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日），《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59页
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0页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至于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数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当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也犯严重错误，甚至出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种严重曲折，固然有主观的原因，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这种影响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用扫帚扫光。有长期封建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意的发展，也都有过重大的曲折和反复（英、法出现过反革命复辟，德、日、意出现过法西斯统治）。但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用自己的力量比较顺利地战胜了林彪、“四人帮”，使国家很快又走上了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6～167页
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6页
因为有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千难万苦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党也犯过严重错误，但是错误总还是由我们党自己纠正的，不是别的力量来纠正的。就是粉碎“四人帮”，也是由我们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来实现的。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
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我们党同其他几个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要坚持下来。但是，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7～268页
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第62～63页
中国人民为了解放自己、建设国家，在一百年中找遍了各条道路，考验了一切领导集团，中国人民是最后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
――陈云《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国家建设》（日），《陈云文集》第2卷，第288页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在国家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是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作出的正确选择。
――江泽民《新中国四十年历史的基本结论》（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69页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如果不进行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人民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不可能把黑暗的中国变成光明的中国。如果新中国建立以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不可能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如果今后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像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这种资本主义，只能是原始的买办式的资本主义，只能意味着中国各族人民再度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总之，正如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江泽民《新中国四十年历史的基本结论》（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67～68页
在现代中国，共产主义者是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因为共产党人代表了中华民族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民主革命时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坚决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富强。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奋不顾身的精神和大无畏的气魄，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国家自主的理想，使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的东方巍然屹立，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岿然不动。
――江泽民《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日），《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173页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内忧外患，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抗争，但都没有成功。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并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中国人民才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并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复杂的国内外条件下，中国始终保持团结统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根本原因就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江泽民《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23、224页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长期斗争中反复比较和选择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为了改变自己的悲惨命运进行了不懈努力，做了各种探索。从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没能把中国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况中解救出来。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不搞社会主义，中国要有今天这样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局面和国际地位是不可想象的。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我们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发展中得出的一个真理性认识。
――江泽民《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19页
八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自己事业的核心力量，选择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选择并成功地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就没有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胡锦涛《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努力奋斗》（日），《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837页
历史昭示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
――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54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日），《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下同），第8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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