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巴菲特最敬佩的“股神”是谁？
　　沃尔特?施洛斯(Wer Schloss，)。他不是很多人眼中的股神，但他是“股神”巴菲特眼中最伟大的投资人之一。他曾经为价值投资之父本?格雷厄姆工作将近十年。　　巴菲特2006年致股东信，专门重点讲到沃尔特?施洛斯：　　最后我想谈谈我在华尔街的一位老朋友，沃尔特?施洛斯，他去年已经90岁高龄。从1956年至2002年，他的投资都非常成功，而且除非他的基金赚钱，否则他一分钱手续费也不收。Wer没有上过大学或者商学院。他只有1间办公室，直到2002年才扩到4间。他没有秘书，事实上没有任何员工，只有他的儿子帮他。　　他们从来不靠内幕信息，确切地说，内幕信息至少离他们有1英里远；选股票就靠设定几条标准。1989年父子俩接受采访，被问及投资理念，回答“我们尽量买便宜的股票”。听到这些，什么现代组合理论，技术分析，宏观判断和复杂模型，都歇了吧。　　我第一次向公众推荐沃尔特?施洛斯是在1984年，那时主流商学院盛行“市场有效理论”，即认为股票价格不会明显被错估，所以仅仅利用公开信息，投资者无法超越市场平均水平。无数本来前途无量的年轻人就被灌输了这样的思想，而另一边沃尔特却继续用事实说话--跑赢大盘。市场有效理论反而帮助了沃尔特，就像如果你从事航运业，而你的竞争对手都被教育说，地球不是圆的，而是方的。从这个角度讲，对沃尔特的投资者来讲，他没有上过大学，是件好事。　　巴菲特在The Superinvestors of Graham-and-Doddsville这样形容沃尔特?施洛斯：　　他真的知道怎样找到“比卖给私人投资者价格低得多”的股票。他持有股票数量比我多得多，他对公司所处行业的性质等，没有我关心得多。我也影响不了他。不过这是他的优势之一，因为没有人影响得了他。　　著名价值投资机构Tweedy Browne的Christopher Browne在被问及应该如何挑选基金经理的时候，也提到了沃尔特?施洛斯的例子：　　我们知道每一个账户一般分配给基金经理的时间不过数年，但我们还是要做长远打算。了解谁会成为接班人很重要，了解潜在接班人的薪酬状况也很重要。这里有一点，在投资领域，工作地点往往不是跳槽的主要因素。不过有些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我记得几年前，沃尔特?施洛斯到我办公室来，给我一张单子，上面写着40年的投资记录和年复合收益率20%。他是独一无二的，我还记得当时把这个提交给我的投委会，告诉他们，即使10年前我们遇到沃尔特?施洛斯，他很可能也不符合我们对基金经理所谓“标准”，那意味着我们错过了后面十年年复合增长10%的机会。Wer当时已经超过70岁，而且他手下没有任何人，连电脑都没有，唯一的参考资料还是每次从我这里借的Value Line杂志。　　1998年沃尔特?施洛斯参加了Jim Grant投资论坛，演讲题目是“我的华尔街六十五年”，开场时他先讲了一个笑话。“我有个朋友，在精神病院当医生，他请我去给他的病人讲讲投资。我应邀前往，刚讲了几句，一个坐在前排的病人，站起来冲着我喊，‘闭嘴，白痴，坐下！’我顿时傻了，问我的朋友该怎么办，他说，‘那你就坐下呗，这是他这几个月来说的最明智的一句话’”。　　在那次演讲中，沃尔特给大家介绍了他眼中的“价值投资之父” 本?格雷厄姆。格雷厄姆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聪明的他将自己的理念应用于投资，他定下的规矩是，有回报他要提取50%，而出现损失，他也会承担50%。不过，1929年的市场也让他损失惨重，投资者纷纷赎回。1946年，Graham-Newman基金成立10年，表现一直很好。主要原因是格雷厄姆二战前买入很多规模和盈利一般的二线公司，这些公司不用缴纳超额盈利税，因此战后反而经营和股价都表现很好。　　两个小例子可以看出本?格雷厄姆的原则性。　　1、曾经有人给他推荐未来业绩很看好的公司，他说这不是我们的风格。他所倡导的价值投资并不是预测企业未来几年的盈利和增长。哪怕机会再确定，他也不会买。　　2、价值发现。二战前，市场热捧波音公司，认为其前景巨大；二战后，很多人都认为公司没有前途，于是本?格雷厄姆得以在20元股价买入(当时账面价值为40美元)。当时没有多少人会专门在股价跌时买入，本?格雷厄姆已经在这样做了，不过他不愿意用逆向投资形容自己，他认为自己是在买入价值。所以你要教育你的投资人，除了浮盈，也要习惯浮亏，而且越跌越买。　　他从来不用电脑，但坚持每天早上读报，唯一其他参考资料是Value Line杂志，最喜欢看“表现最差股票列表”，找到理想标的后买入一些(股价较账面价值有折价，债务少最好没有，管理层有一定持股比例)，然后让上市公司将财务报表邮寄到自家信箱。每天工作时间坚持上午九点半到下午四点半。1956年自立门户后，将近50年(2003年基金清盘，专门为自己理财)年复合收益率16%。难怪，Forbes杂志曾在封面说，听Schloss谈“简单”的价值投资对现代人是一剂“补药”。　　Q:你和巴菲特等人都曾师从Ben Graham，今天你们也成为非常成功的投资人，你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A:都不抽烟，呵呵。我想我们都很理性(rational)，即使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我们也不会很情绪化。当然，巴菲特是这方面做得更极致些。而且我们都很诚实，我们知道有些人赚了很多钱，但别人并不愿意投钱给他们，因为他们人品有问题。　　Q:Tweedy Browne偏定量，而巴菲特偏定性，你呢？　　A:我不是很擅长判断“人”，我更喜欢跟数字打交道，除非上市公司离得很近，否则我不会去调研。我会从公司是否愿意分红，来判断管理层是否为股东利益着想。因为我们很小，所以我们不会去约见管理层，除非你是富达(Fidelity)，否则他们怎么会听你的呢？在基金规模小的情况下，还是同数字打交道更容易些。　　Q:买卖原则？　　A:不要着急卖。如果股价已经到了你认为合理的价格，那你卖掉可以。但如果因为已经涨了50%，别人劝你要锁定利润，你不要急着卖。至少卖之前要重新评估一下公司，要考虑当时市场的情绪(点位)是否对股价构成影响，人们是不是特别乐观？买股票时，根据我个人经验，买在过去几年的历史低点总归会有好处。你看到股价从125跌倒60，你认为有吸引力了，但可能三年前低至20，这说明这公司股价确实很脆弱。　　Q:你自己经历了很多次经济衰退(18次)，还包括二战后的市场，历史在重复，还是你也在改变？　　A:市场呈现两极分化，一方面有些股票跌去50-60%，而有些股票创了新高。人们总喜欢买入表现很好的公司，而不喜欢那些表现糟糕的公司。有些人也许在想，如果我现在卖掉这些差的公司，还可以抵消一些要缴纳的盈利税，不得不承认很多人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卖股票，所以股价总是会比“应该”跌得更多。　　以前的价值投资我们会买入股价跌到“流动资本以下”的公司，但现在这一条很难适用。现在的原则是买入股价被“打压”的公司，股价在历史低位(而不是创新高)的公司。当然我们得弄明白，其他投资者为什么不喜欢它们，是因为没有业绩，还是因为季报比市场预期低了一点点，我们愿意与市场不同，因为我们不认为一个季度表现很重要。　　Q:你的投资很分散，这是为什么？　　A:巴菲特曾说我这样做是为愚蠢进行对冲，我告诉他我们不会对公司盈利进行预测，而我们买入的又是些二线公司，我知道这里面一定能出来不错的公司，但我并不知道是哪个，所以只能每个先买点。一定要买，哪怕只有一点点，这样你才会记住它。遇到真正喜欢的公司，随着股价下跌，还会继续买。　　Q:很多人由于贪婪，撑不了你这么久，你的秘诀是什么？　　A:很多人本不应该来这个市场，由于贪婪，才有他们的出现。我们有自己的潜在买入名单，当这个名单由50只减少到3只，我知道市场很危险了，也没有那么便宜了，于是是时候彻底撤出了。再说市场几十年前哪有那么多CFA.　　Q:给年轻人什么忠告？　　A:对自己要坦诚，不要让情绪左右你的判断，要明确自己这辈子要什么，不要因为华尔街赚钱就做这行。要与受人尊敬的人和好人打交道。
巴菲特最敬佩的当然是我！！
电商物流高铁孕育大牛股 0320---
600059古越龙山﹙沪港通标的股票第33位﹚是国企改革股，是我国黄酒行业龙头。拥有4只中华老字号、2只中国驰名商标、2只中国名牌和26万吨(5.2亿斤)原酒储量，平均酒龄9年左右，其中最早生产年份为1928年。年产优质绍兴黄酒14万千升，主要产品古越龙山、沈永和、女儿红、鉴湖牌绍兴酒是中国首批原产地域保护产品，其中古越龙山是黄酒行业首只中国驰名商标、黄酒行业首只中国名牌产品、中国行业标志性品牌和唯一钓鱼台国宾馆国宴专用黄酒，早在1915年美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就荣获金质奖章。公司产品畅销全国各大城市，远销日本、香港、东南亚、欧美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进驻卡慕全球3000家免税店的“中华国酒”专区，享有“国粹黄酒”的美誉。近年来，公司市场占有率、覆盖率不断上升，目前公司借道“酒快到”布局O2O市场，黄酒产销量始终保持行业第一。最近傅建伟董事长在回答记者时说，古越龙山在香港酒楼的占有率达到92%左右，五星级酒楼甚至更高，比如香港半岛酒店，50年古越龙山每瓶售价是2万港元。光“古越龙山”品牌价值就值42.03亿多元。公司总股本8亿，目前总市值60几亿元，仅5.2亿斤窖藏陳酒就值230多亿...
湖南株洲股友
在中国股市赚钱， 也许比在赌场赚钱更加困难。我相信大家不会反对我这样说。这20年，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受到了股市的巨大伤害， 需要心理调解，也呼唤政府改善股市的规则。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官员和财经演员不应该继续怂恿可怜的老百姓当炮灰。那样做很不道义。　　任何市场都有失败者，但是中国股市的失败者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20年来，中国股市的高估值是千千万万股民补贴有特权上市的公司的一个血腥的过程，越早结束，对老百姓越好。　　　　另一个方面，多年来地方政府的欺诈也伤害了大量股民。地方政府的欺诈有多种形式，对社会道德和股市文化产生了致命的打击，比企业家的欺诈具有更大的杀伤力。中国A股市场本身就是一个投机型市场，价值投资的理念在这里根本行不通。散户要想在这个畸形的市场生存，只有精选个股，短线操作。百度搜寻十万到一千万的时盘懆作！成功从改变自己的策略开始。　　(1)地方政府为了扶持本地的公司到证券交易所上市，不惜在税收，环保，资金和土地等方面给这些公司开小灶。他们甚至帮企业设计如何做假帐，比如伪造前几年的销售额，利润和实际缴税额。这种做法有很多恶果：破坏公平竞争，浪费纳税人的钱财，鼓...
做人之本！
股神在中国并不适用，外国的楼房是要交房产税的，而中国暂时还没实行，在中国还没实行住房登记制的时候，楼价的泡沫给推高，很大部份的投机资金滞留在楼市中，而现在中国的楼房供过于求，不流入股市，投资渠道会变得非常狭窄，因此，沪港通只是引火点，真正推动股市上涨的还是国内的投机资金，股市上3000点不是梦。
辽宁本溪股友
那是王者为王
给大家推荐一个安卓app，名字叫爱股客。它提供了一个双底选股器，每天晚上公布k线做双底的股票。另自带模拟股市，虚拟股市以及一个股票日记本。各大app下载点都有下载。
沃尔特施洛斯
辽宁铁岭股友
终于弄出一篇好文章.继续努力
抱歉，此帖子已不存在。
散户要想在这个畸形的市场生存，只有精选个股，短线操作。！成功从改变自己的策略开始。
广东广州股友
什么也不要想.就拿着工商银行就行.一直到十五元.
广东潮州股友
巴菲特最敬佩的当然是我！！
我还想睡你呢了女王！呵呵！
巴菲特最敬佩的当然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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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接替巴菲特？
英国《金融时报》
在过去几十年里，凭借建立经营范围从牛仔靴到铁路货运的大型集团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沃伦o巴菲特(Warren Buffett)赢得了投资者的信任。在上周末发出的一年一度的致股东信中，巴菲特再一次要求股东信任他。
81岁的巴菲特说，董事会已经选择“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管理能力和个人品格也倍受赞赏的人”，在未来某一天取代巴菲特成为CEO。不过被称作“奥马哈圣贤”(Sage of Omaha)的巴菲特并未透露此人是谁。
巴菲特透露，时机成熟时，会进行“无缝”交接。他还补充说，在他供职过的19个企业董事会中，“伯克希尔的董事们在继任人上投入了最多的时间和精力。”他还说公司“还有两名优秀的后备人选”。
这一天的到来或许还需要很长时间。伯克希尔股东惠特尼o蒂尔森(Whitney Tilson)称，巴菲特家族有长寿的传统，他认为在未来五年中巴菲特会继续掌舵。
然而因为巴菲特的独特角色，继任问题对伯克希尔的未来至关重要。巴菲特能拿到其他CEO拿不到的生意，比如去年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在需要资本和信心的双重提振时，就向巴菲特发出了购买优先股的邀请。被卖给给伯克希尔的企业都知道，巴菲特通常不插手管理，而且也很少转手再卖掉它们。
巴菲特在致股东信中写道：“这种（出售企业的）情况在我们47年的历史上只发生了两次，我们现在拥有的公司没有一家身处困境，需要考虑出售。”
去年，当时呼声最高的继任人大卫o索科尔(David Sokol)被人曝光，在伯克希尔收购路博润(Lubrizol)之前，买入了路博润的股票。随后索科尔引咎辞职。现在外界猜测的继任人选集中在几个内部人士身上。
掌管着伯克希尔再保险部门的阿吉特o贾殷(Ajit Jain)，曾多次被巴菲特表扬是一个工作狂加天才。周六巴菲特致股东的信中说：“从1985年开始，阿吉特建立起了一个总保费340亿美元、承保利润颇丰的保险公司，其他任何一家保险公司的CEO都没有取得过能够与此相媲美的成绩。”
然而低调的贾殷所在部门的员工相对较少，从赢得大单生意、具有丰富操作经验方面看，他可能并非接替巴菲特的最佳人选。
价值投资人、伯克希尔公司前投资者维塔利o格兹尼尔森(Vitaliy Katsenelson)说：“我更担心的是谁能替代阿吉特。阿吉特即有才干，又自律，这两点对于再保险业务的成功要重要得多。”
巴菲特作为首席投资官的角色，将由托德o康姆斯(Todd Combs)和泰德o韦斯切勒(Ted Weschler)填补。巴菲特说：“他们每人在2012年都会管理几十亿美元的资金，但在查理o芒格(Charlie Munger)和我不再掌管伯克希尔后，他们每人都有管理整个投资组合所需的头脑、判断力和品格。”
外界注意力转向了北伯林顿铁路公司(Burlington Northern Santa Fe Railroad, BNSF)现年52岁的负责人马特o罗斯(Matt Rose)。2009年达成的BNSF收购交易，是伯克希尔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宗收购案。巴菲特曾在当年的致股东信中对这笔收购津津乐道，称该公司还有“一项额外优势，因为它是由值得信任和崇拜的马特o罗斯经营的。”
巴菲特对托尼o奈斯利(Tony Nicely)也不吝溢美之词。在奈斯利掌管Geico公司的18年时间里，他把这家财产及意外险保险公司，转变成了占美国市场近10%份额的大型企业。不过他已经67岁，恐怕年龄让他不再适合占据头把交椅。
关注巴菲特的人士也注意到，在今年的信中，巴菲特在写道他和查理o芒格(Charlie Munger)“身体仍然很健康，而且喜爱当前的工作”后，紧接着就开始赞扬路博润公司CEO兼董事长詹姆斯o汉姆布瑞克(James Hambrick)。
他说：“詹姆斯是一位有纪律的买家和出色的经营者。我和查理都很希望拓展他的管理权限。”
丹o麦克拉姆上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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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内第三次来到奥马哈。
看上去，这个普通的、看不到有任何特色产业的美国中部小城一切照旧，从不急于跳出轨道去获取某种变化，一年中唯一的沸腾，如你所知，来自于全球巴菲特迷们在每年五月初的“朝圣”之旅。测量四年时间之变迁，外貌不足据，数字最直观：169亿-218亿美元，美元。前一组数字是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年的净资产收益，后一组是哈撒韦股票在年的每股账面价值。
两端数字的中间是全球经济危机这一大折腾，如此看来，巴菲特宝刀未老，干得不错。
还有另一组未经确认的数字—伯克希尔股东大会每年参会人数都在创新高，我记得2007年我第一次去时，这个数字是不到三万名；今年据会议方宣布，参会者已逼近四万了。不过我略感奇怪的是，多装进一万人，这个名叫Quest Center的体育馆也并没被撑爆，现场座位还是不多不少的满满当当。想来还有不少股东在场外活动。事实上，很多人之所以每年来，除了想聆听巴菲特和芒格两位老人家最新的教诲，还因为，这是一个价值投资界众信徒们难得的年度聚会。有的人甚至会更看重后者。信徒们借此可以交流投资经验、扩大巩固投资社交圈—这是股东大会被巴菲特光环遮盖的、不常被媒体们注意到的另一重价值。其实巴老早说过多次，每年的股东会都是资本界的“伍德斯托克”。而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就是这样，主角除了台上的表演者，还有散落在四野的狂欢者—台上台下共同制造出饶有意味的景观。
人人心中有个巴菲特
关于5月1日当天的股东大会内容，巴菲特和芒格的俏语机锋，还需要我在这儿转述更多吗？不用了吧。
一则是因为信息传播手段进化神速。三年前博客已兴盛，但Twitter刚成立一年，估计那时很少人用Twitter做大会现场直播。现在不止英文“推”在现场翻飞，本刊在内的多家媒体也在微博、微博等用中文“推”。此情此景，真让传统媒体记者如我情何以堪。二是中国人、中国媒体在这三年内到现场去的数量年年在长，围绕巴菲特股东大会，已有大量的中文报道与信息交流。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多位中国企业家在大会结束后凑在一起讨论巴菲特的场景。
中欧商学院今年已是第三年组织CEO班学员来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而该项目的始作俑者就是自2007年起每年必到的中证万融投资公司董事长赵炳贤，股东大会完后，他觉得不过瘾，强烈建议大家坐下来讨论一番。十来位中欧学员们在希尔顿酒店外的露天咖啡馆坐定没多久，同来参会的段永平和赵丹阳也应邀前来。
一阵寒暄后，段永平刚落座，就被问“心得”。常年生活在美国的段永平，观察角度好像是跟国内来的企业家有些不一样，他开口说，“你们发现没，这几万人里面没啥黑人，‘我转了一圈就见到六个黑人’；其次是老人特别多，像我们这样40多岁的就是年轻人。”阿段说他在加州以前有个英文老师，每次授课几十块一小时，很普通那种，后来发现人家1970年代起就是巴菲特股东，不显山不露水，但一开口讲“价值投资”，理解深着呢。段永平想说明什么呢？围绕着巴菲特的投资社区是老龄白种人社区？意味着该社区的保守、主流化？
这时赵丹阳在旁边说了一句话，引起众人接下来的热烈讨论。他说，“我每来一次股东大会，就会更强烈地冒出一个问题或者印象：中国能有巴菲特吗？”
段永平几乎不假思索地答：这只是个时间问题。顿了下，段又说：再说“中国巴菲特”是什么定义？中国产生不了巴菲特，是说中国没有好企业可买吗？这可能会是个问题。但“中国巴菲特”也不一定只买中国的企业啊。
我在旁边数了数，在座的起码有三位被媒体戴过“中国巴菲特”(简称“中巴”)帽子：赵炳贤、赵丹阳、段永平。而他们现在正在论证“中巴”的存在可能性。有意思。
这时赵炳贤发言了，他认为“中巴”的定义取决于此人跟巴菲特的投资思维框架是不是一样的。赵认为，巴菲特投资思维有三个关键词：能力圈、护城河、安全边界。“这三个词是一环套一环。首先，选择的企业必须在自己的能力圈内。巴菲特说，如果我半天看不明白一家企业，那么我不会看它半个月。普遍认为，比亚迪是个唯一的例外，是不在巴菲特能力圈内的，但他是被芒格说服投的。第二，是护城河概念。所投的企业都要有壁垒，且护城河要越来越深、越来越宽，河中最好还有鳄鱼。只有有护城河，巴菲特才能把除资本运作之外的事项全都授权被投企业总经理去管理；只有有护城河，巴菲特才能预测该企业未来10年、20年的现金流。高科技企业恰恰是没有这样的护城河。第三，通过护城河，算出投资的安全空间。比如巴菲特当年投资中石油时，算出内在价值是1千亿美元，算完了之后查市值是330亿美元，那么他投资的安全空间就是670亿美元。这时他就知道可以买了。
熙可集团CEO朱云逸发问：老赵，你研究那么多年巴菲特，到底巴菲特的哪些手法是中国没法用的？你在运用巴菲特这一套时碰到什么困难？
可能是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富于挑战性、很实在，赵炳贤开了个玩笑回避了，“我觉得我只有一件事比巴菲特有比较优势，就是我比他小了33岁。”
朱云逸接着抛出他的看法，他觉得以巴菲特思想去做实业，是有可能的，但像巴菲特那样去选股票，不太可能。“中国信息环境跟美国不一样，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不可信。”
段永平再次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长时间来看，中国美国(的环境)都一样。
深圳同创伟业的郑伟鹤也不太同意朱的观点，“我是做给上市公司提供服务的律师出身，我的感觉是中国现在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比美国还严。”
段永平接着解释为什么“中国巴菲特”是可为的呢，他说，研究巴菲特其实就一件事：不懂不做，只要你这么做，就叫价值投资。
刚刚提出巴菲特三个关键词的赵炳贤立即反对：“你这是把巴菲特思想片面化。”
段不觉得。他说，这就跟参佛一样，有时参透了就一句话。“巴菲特跟我（吃饭时）也是这样说的，价值投资的根本准则就是don’t do what you don’t understand。”
但什么叫“懂”呢？你怎么知道你“懂”了？的郭为对此提出疑惑：中国大多数企业不都是蒙着做事的吗？而他们偏偏成功的还很多。懂与不懂是在变化过程中，要完全追求精准的“懂”是不可能的，难就难在这个“度”在哪儿。郭接着说，今天巴菲特讲的都是绝对真理，当一个事物变成绝对真理时，就不是企业家能决定或应该讨论的了。
这时段永平跟赵炳贤—两个巴菲特的忠实拥趸齐声反对郭为：你对巴菲特的理解绝对偏了。
“巴菲特反正不可复制。”郭为跟朱云逸持相似的观点。
段永平：“不能复制巴菲特不意味着不能学他。”
赵炳贤：“在中国用巴菲特模式需要跟中国国情具体结合，模式相同，但具体手段不一样。”
郭为被逼着做出了某种极端的假设：“你能想象30年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内出现像今天这里这样的场景吗，一家公司市值做到2000亿美元，四万股东来听一个企业创始人的话？”
这时段永平有点让步了，“如果你说要学成这样才叫复制巴菲特，那么中国大的投资和商业环境在那摆着，是不可能产生巴菲特的。”
朱云逸感叹：学巴菲特是很痛苦的过程。“巴菲特如此独特，他拥有欲望却又超越了欲望。耐得住寂寞，富有之后还是那么老实地坐在这个小镇上，玩投资游戏。不可能再有人像他这样。”
段永平又按捺不住了。他觉得这样的人为什么不可能再存在？巴菲特也不是天生就修炼到家的，巴菲特把投资玩到炉火纯青时也是到他70岁以后。“我就特别不愿意别人说他是‘股神’，一说是‘神’那就没法学了。如果说学他就是非要学他买个小房子，那就走偏了。我们今天来，是想长得跟他一样，还是来学他的原则？他的理性？”
就在众粉丝们热烈“开战”期间，被巴菲特投中的比亚迪董事局主席王传福也现身咖啡馆。但是他似乎对这样的论争没有太强的参与愿望，只含笑静听了一会，然后又被媒体拉到一边做采访去了。
当天晚上，中欧团在奥马哈有名的Gorat牛排馆进晚餐时，中欧的许小年()教授谈了他对巴菲特关乎“地利天时人和”的理解。
“地利。只有在奥马哈这个地方巴菲特才能过简单安静的生活、保持简单的思维方式，他去华尔街就完了。这就跟庙为什么要修在深山老林里一样。
“天时。巴菲特赶上美国战后经济发展与创新，赶上美国公司的全球化。看上去他投的都是传统产业，比如可口可乐，但传统产业随着公司全球化走向海外，所以它的生命周期得以延长，所以巴菲特能捏着传统产品不放。巴菲特跟盖茨能成为好朋友，这事看上去偶然，但本身有象征意义，他们成功的根源在于他们都依附于创新。而美国式的创新是建立在整个体系的完备基础上。我教过上千个企业家学生，我可以说，我们中国不乏创新人才与能力，但在中国，你们只是好老总，而在美国，你们人人都可以成为创新家。
“人和，巴菲特简单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他构建了自己和谐强大的团队，你看今天台上他跟芒格两人就像说相声一样，两人的合作到了神交的地步。”
跟朱云逸类似，许小年对于后人欲“成为巴菲特”这事表现得比较悲观。他说，巴菲特的商业模式很难复制，因为他不是传统的投资组合理念，而是集中持股、长期持有，如果一般人像他这样去选股，是做不了像伯克希尔这样大的规模的，因为一上数量的话，企业的复杂性很快就会超过投资者的理解。而巴菲特能做到，除了其投资与商业天赋，是因为他坚持过着一种简单的生活。
在股东大会最后，巴菲特老搭档、也是巴菲特式哲学重要来源的芒格回答了一个问题。某股东代表问：你们的根本人生准则是什么？芒格答了句类似的话：务实，以不同于他人的方式来做事，这符合我们的性情。恪守本性，对于我们更加有效。我们把这称为人生的根本算法。
高盛：替罪羊？
在巴菲特股东大会召开的几天后，我在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问教授罗伊·史密斯：在美国金融改革势在必行的背景下，你对SEC近日拿高盛开刀是否有所预料？
75岁的罗伊教授于1960年代-1980年代期间一直在高盛工作，离开高盛时，他已是高盛的国际资深合伙人。罗伊哈哈一笑，说：“你有没有拿这个问题去问巴菲特呢？”
巴菲特在股东会上对高盛的强烈辩护已世所皆知了(据说在巴菲特发言第二天，高盛股票一改多日颓势，日涨3%)。显然，巴菲特对于他当天的发言是做过精心准备的。在开场前的电影里，他再一次播放了他当年为所罗门兄弟丑闻而在国会前作证的录像，“公司亏钱，我还能理解；破坏公司的声誉哪怕一丝一点，我决不放过。”接着，像商量好的一样，他的老朋友，《财富》杂志记者Carol Loomis问了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如何看待高盛当下面临的窘境。
参加了三届股东大会，很少见巴菲特为一件事这么穷根究底地去解释与说明。在数分钟的陈述中，巴菲特的核心观点是：媒体对高盛这笔交易的报道有误导；这笔交易有四个输家，高盛自己也是其一，最大的输家固然是接受高盛投资建议的荷兰银行，但是它并不值得多大同情，因为你自己要去评估债券的风险、可能得到的回报，以此做出判断，而不是看交易对手是谁；伯克希尔会继续持有高盛优先股，这些股票每秒钟都在为伯克希尔进账15美元，并且，巴菲特会力挺现任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
话说Stern商学院的罗伊怎么回答我那个问题的。他首先自承“我是有利益在里面的”，“因为我是高盛的股东，所以我的立场跟巴菲特一样”；然后指出，SEC起诉高盛，明显是一个政治化举动而非法律问题。他说，一般来说，SEC调查一家公司，会先跟公司个别沟通，先让公司内部有一个准备或考虑，而不是像这次这样突然宣布。“这是SEC第一次这么激烈地对华尔街采取行动”，“一定是受到有关命令，以向高盛起诉警告其他的银行。”
在金融危机中，高盛曾经是“大到不能倒”的典型，布什和保尔森把最丰厚的援助（100亿美元优先股投资）给了高盛。但仅仅大半年的工夫，去年6月，高盛就还清了财政部的这笔投资及23％的利息。“高盛不觉得自己欠政府什么”，而且其高管在2010年初继续享受高达4500万美元的分红，这一点可能让力促华尔街反思并进行改革的奥巴马政府相当恼怒。
“跟政府斗很难。SEC起诉，会把一个对交易问题一窍不通的大陪审团带到法庭上。高盛要辩护的环境对它是非常不利的。”据此，罗伊认为，高盛到最后一定是跟SEC在庭外取得和解。
在事发初期相当强硬为自己否认辩护的高盛，在5月的头几天，已表现出了姿态的缓和，比如，同意支付45万美元了结SEC去年对它的另一起“裸卖空”指控。
“政府代替老百姓告高盛，有时要找一个替死鬼。”罗伊说，他还接着解释，“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不惟高盛老合伙人，即将参选纽约州检察长的Eric Dinallo也承认，高盛在交易中的行为可能违反了法律精神与商业道德，但是不是从技术上就一定非法，还不能确定。
但无论如何，高盛作为一家穿越了100多年岁月的投行的商誉，在此役中受到较大伤害。高盛受到的另一重挑战是：经济危机后，在美国弥散开来的“反犹”情绪会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它。长期以来，高盛这家由犹太人创建并控制的投行，因其强大的募融资和游说能力，跟华盛顿有深刻紧密联系，以至于有犹太人控制华尔街乃至美国的说法，当然，在公开场合，一般人不会直接将高盛与犹太人划上等号，但无形中，高盛就是犹太人在华尔街与美国势力的化身。在经济危机、金融改革的背景下，反犹势力很容易与讨伐华尔街的力量结合起来，共同指向高盛。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犹太人的某种民族记忆：他们是两千年西方社会每一次大危机的“替罪羊”。
这是一个更暧昧的解读了。还是回到商业，回到巴菲特股东大会现场。到巴菲特在阐述完高盛问题，并习惯性地问芒格有什么补充的时候，芒格基本上同意巴菲特的观点，但却流露出了一点小小的异议，或者说是提醒。他说，商业的标准不应该建立在是否“合法”的基础上。他说，“在你应该做和你能做的事之间有一大块地带，它们是不受法律约束的。我认为，公司不应该在那附近活动。”芒格此话在现场赢来掌声。
巴菲特：2008年10月我曾公开呼吁“买入美国”，现在看来是不太成熟的，那时也许还不到买股的时候，更好的是拥有债券和现金。但从10-20年长期走势来看，我一定推荐买股票(包括美国公司股票)而不是债券或持现金，它能带来真正的回报。
巴菲特：如果大家以捐赠的方式来学习像我一样去“逃税”，那再好不过了。
巴菲特：与其去改变旧组织的文化，不如你用新文化去建立一个新组织，因为前者非常困难。我们只收购我们喜欢的公司，用了几十年时间才做到这样，后来在所罗门，我试图改变它的文化，结果恐怕连A-都没做到。（芒格补充：要改变某组织的文化失败率是100%。）
芒格：保守帮助美国得到成功，比如二战中的美国。而现在政府的信用不如以前那么好了，因为信用被用得太多了。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情况，希腊危机只是一个开始。政府大量地利用它的信用去搞借贷，这对文明世界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面对的政府信贷危机，在有生之年必然出现。
巴菲特：我们完全欣赏民主政体，但像印度那样民主政体带来的经济决策瘫痪让我们非常不舒服。
(本文来源：
作者：李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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